在未来，计划经济是否能够实现？
从历史经验来看，20世纪的计划经济体，例如苏联及其东欧阵营，在早期确实取得过一些令人瞩目的成就，比如快速的工业化、基础教育和医疗的普及等。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能够调动全国资源去攻克某些技术难题或完成大型基建项目。想想当年苏联在太空竞赛中的表现，或者中国早期的大炼钢铁和“两弹一星”，这背后都有计划经济模式的影子。
然而，历史也告诉我们，纯粹的计划经济也暴露出了不少顽疾。最突出的问题在于信息的传递和处理。一个庞大的经济体，其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分配，涉及成千上万种商品和服务的供需关系。传统的计划经济依靠纸面上的统计报表和层层下达的指令来传递信息，效率低下且容易失真。想象一下，一个中央规划部门如何准确掌握全国所有农民对化肥的需求量，或者所有家庭对冰箱的期望款式？这种“信息黑洞”导致了严重的资源错配，比如生产过剩（积压的商品堆积如山）和短缺并存（某些必需品却到处找不到）。
另一个重大挑战是激励机制的缺失。在计划经济下，个人或企业的收入和晋升往往与完成计划指标挂钩，而不是与实际的市场需求或创新能力。这容易导致“只要完成任务就行”，而不是“如何做得更好”的思维定势。缺乏竞争和利润驱动，创新动力自然也就不足。人们容易满足于现状，而不是去冒险尝试新事物。
此外，计划经济在应对复杂多变的消费者需求方面也显得力不从心。市场经济的魅力在于它能通过价格信号，快速反映消费者偏好变化，引导企业调整生产。而计划经济下的生产往往是固定的、滞后的，难以迅速跟上瞬息万变的潮流，导致产品单一化，无法满足个性化需求。
那么，在未来，计划经济有没有可能重新焕发生机，或者以一种新的形式实现呢？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
第一个可能性：数据驱动的“智能计划经济”。
如果我们假设未来的信息技术能够做到极致，比如传感器网络遍布生产、流通、消费的每一个环节，实时捕捉海量数据，并且人工智能能够高效处理和分析这些数据，那么理论上，一个高度精准、动态调整的计划经济是有可能出现的。
想象一下：
超精细化需求预测： AI能够分析全球范围内所有社交媒体、电商平台、甚至是家庭消费记录（在确保隐私的前提下），预测出未来一年、一年内、甚至一周内对特定商品和服务的具体需求，包括数量、质量、款式、甚至地理分布。
自动化资源配置与生产调度： 基于精准的需求预测，AI系统可以自动向生产单位发出指令，精确调配原材料、劳动力、生产设备等。生产过程本身也可以高度自动化，机器人按照指令精确生产。
动态价格与分配调整： 如果出现某种资源的短缺，AI可以根据预设的规则，在一定范围内调整“价格”（或者说，在分配上有所倾斜），引导人们在非必需品上的消费，或者鼓励生产单位增加该类产品的生产。
去中心化的协同计划： 不一定是高度集权的“一言堂”计划，而是可以通过网络连接所有生产和消费主体，让它们在统一的AI平台下进行协同计划和信息共享，形成一种分布式但又统一协调的计划体系。
这种“智能计划经济”听起来很像科幻小说，但它建立在对未来技术潜力的设想之上。如果能够解决数据采集的全面性、准确性、及时性以及AI算法的可靠性、伦理问题，并且建立起一套能够有效激励创新和应对“黑天鹅”事件的机制，那么这种高度优化的计划模式并非完全没有实现的可能。
第二个可能性：混合经济模式的强化。
历史也表明，纯粹的市场经济和纯粹的计划经济都存在局限性。更现实的未来，可能是现有混合经济模式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
在混合经济中，市场是资源配置的主体，但政府会通过宏观调控、产业政策、社会保障等手段来干预和引导。未来的“计划”可能更多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战略性产业和公共品的计划： 对于关系到国家安全、长远发展或公共福祉的领域，比如能源转型、关键技术研发、气候变化应对、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等，政府可能会制定更具前瞻性和指导性的“计划”，并投入资源来推动。这是一种战略性的引导，而不是对所有产品的微观控制。
周期性经济波动的宏观调控计划： 政府利用大数据和预测模型，更精准地预测经济周期的走向，提前采取财政和货币政策，平抑经济波动，避免衰退或过热。这是一种基于“计划”的相机抉择，而非固定计划。
平台经济下的“软计划”： 像亚马逊、阿里巴巴这样的巨型平台，已经具备了强大的数据分析能力和对供应链的控制力。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形成了“平台内计划”的雏形，能够影响其生态内的生产和销售。未来，这种由大型科技公司主导的、以数据为基础的“软计划”可能会在特定领域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社会目标驱动的资源分配： 例如，为了实现碳中和目标，政府可能会通过碳税、补贴等方式，引导企业和个人减少碳排放，这可以视为一种基于社会目标的“计划性”引导。
挑战与顾虑：
即使是“智能计划经济”，也并非没有潜在的风险和挑战：
权力集中与滥用： 任何形式的计划经济，尤其是高度中央化的计划，都可能导致权力高度集中。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衡机制，这种权力很容易被滥用，导致腐败、不公，甚至压制个人自由和创造力。
数据隐私与安全： 前文设想的数据驱动计划，需要收集海量个人和企业数据。如何确保这些数据的隐私和安全，防止被滥用或泄露，将是巨大的挑战。
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即便有再先进的AI和数据分析，也很难完全预测和应对所有未知的突发事件（如自然灾害、新型病毒）。过于僵化的计划可能难以迅速调整。
创新与活力的损耗： 即使有了智能化的规划，如果个体或企业的自主性和激励机制不足，长期来看，经济的活力和创新能力仍可能受到限制。
总而言之，纯粹的、像20世纪那样依靠层层指令的计划经济在未来实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它在应对复杂性和变化性上存在根本性的缺陷。
然而，如果我们将“计划经济”理解为一种通过先进技术（特别是AI和大数据）实现的、高度数据驱动的、能够精准预测和优化资源配置的经济协调方式，那么它在理论上是有可能实现的，但会是一种与过去截然不同的形态。 它更可能以一种“智能计划”或者“数据化协调”的形式出现，并与市场机制相互融合。
更现实的未来，更可能是现有混合经济模式的深化，政府将在战略性、公共性领域扮演更强的“计划”角色，而市场在日常经济活动中继续发挥主要作用，但会受到越来越强大的数据分析和宏观调控的影响。最终，经济的形态将取决于技术进步的走向，以及人类如何平衡效率、公平、自由和安全等价值。
网友意见
谈谈我对中国和计划经济的未来的看法。我认为中国应该积极进行21世纪新信息技术条件下的计划经济试点。
1 在国内可以选一些特殊的城市或者行业做小规模的试点。最好是一个新城或者新行业，这样可以避免既有的利益集团的干扰，而且可以从根子上采取全方位的21世纪新信息技术布局。我不知道雄安有没有这个打算。
2 中国应该谋求在国外利用发展中国家进行较大规模试点。
这个需要国际局势的改善和中国一带一路等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建设初步取得成就。国际形势的改善主要是中美竞争的烈度要降下来，不然中国恐怕没有太多的精力来操作这个事情，试点就容易搞不好。所谓一带一路等开发发展中国家的工程取得初步进展，指的是有若干国家在中国的带动下经济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中国已经获得了非常良好的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信誉。到了本世纪中叶是可能实现这些国际条件的。
3 在对外国进行21世纪新信息技术下计划经济试点的时候，要有财政转移支付的觉悟。也就是说如果试点出现了问题，财政上要帮这些国家托底。财政可以是中国自己的财政，也可以是（最好是）以中国为核心的某个经济体系内部的全体系财政。这是重大的经济实验，舍不得砸钱恐怕是不行的。
4 外国实验的目标是要打造出富裕程度不亚于欧洲富国而和谐程度甚至超过欧洲富国的原发展中国家。比如说柬埔寨能不能达到荷兰的生活水平？不可思议是不是？但如果把时间点定在21世纪末呢？柬埔寨算是投共比较坚决的国家，如果他踏踏实实跟着中国干将近百年也达不到发达国家前列，我觉得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色其实还是有一点让人失望的。而如果要弯道超车，又假设欧洲没有出现经济特大危机或者战乱，那就不能用常规的方法去竞争，很大程度上需要采用新的经济体制。为什么一定是经济体制创新而不仅仅是技术领先？因为技术会扩散，柬埔寨能用上的技术，我想荷兰也能用上对不对？所以在荷兰先发优势已经那么大技术又容易扩散的情况下，要让柬埔寨通过百年之旅追上荷兰，非搞新经济体制不可。
好，以上是我对计划经济试点的看法。要不要搞市场经济试点？不用专门搞，其实世界各国都在搞了。要不要进行混合经济的试点？实际上中国自己可以认为也一直在搞21世纪新信息条件下的混合制经济。所以这两个方面的试点都不是问题。真正有趣的是计划经济试点，而计划经济试点在中国是不能铺开来大搞的，因为中国出乱子了没人救。所以只能在个别行业个别城市搞，即使个别行业个别城市搞成了，大规模进一步推广之前还可以用其他国家作为中间实验对象。
我上面讲这一通不是意味着我倾向于未来搞计划经济。我其实没有预先的倾向性，我只是觉得这个事情是值得试点的。最后采取以计划为主还是以市场为主，要看试点的结果。我倾向于这么一种观点：人类不见得要采取计划经济，但人类应该用计划的方式来决定自己是不是要采取计划经济。我把这个思路称之为“二阶计划经济”。
计划经济本质上只是一种“工具”，而不是一整套“模式”。
实不实行计划经济，也从来不是个单纯的“技术可行性的问题”，而是权利问题。
如果没有相匹配的权力架构做基础，那么单独使用“计划经济”，无异于完全市场经济下的寡头垄断，而且还是全方位的绝对垄断，比财阀还财阀。
在谈论经济模式时，绝对不能忘记的一点，是经济资源与社会权利是相对应的，通常来说，有多少经济资源，就连带着有多少权力，权力从来不是无根之水，不是单靠几句法律条文就能维系的。
如果没有相应的权力架构（以及思想基础和资源均衡）作保障，那么“计划经济”无异于“精英集团”对“普通大众”的单方面压榨。
就像外卖和快递员们日常面对的那样，派送路线的优化和每单派送的时间标准，无疑是大数据“优化”后的结果，几乎在数据上做到了“极致”“高效”，但这种“优化”，对于外卖和快递员这些具体执行者来说，体验往往极差，甚至只能疲于奔命。那么，这种大数据优化后的“极致”“高效”精确计划，究竟是为谁服务的？
完全的“计划经济”，客观上等同于完全将经济资源以及权力交由一个或若干个“精英集团”，此后只能祈求这个“精英集团”“不忘初心”，并始终稳定的提高自己的管理水平。但历史一次次证明，这种“祈求”，最后只能变成“乞求”。
具备计划经济要素的“会计王国”古已有之，并非完全的现代创作。
如果单纯只是调配一国一城的战略资源的话，那么每个时代的对应“算力”，也都是足够的。
但最后这些原始的“会计王国”或人浮于事，或干脆破产倒闭，都是因为权力架构本身出了问题，导致“特权”依托于“资源”的集中而不断蔓延，权力的大网铺天盖地，不论何时何地何事都要各种“管管管”，最后上下权利完全失衡，一方面“精英”们口含天宪衣食无忧日日歌舞升平，而底层人微言轻只能节衣缩食日日“感恩”，希望自己被砍得晚些或者被砍的时候别太疼。
而资源相对分散且各地区（集团）缺乏共同利益的国家，“算力”的充足，只会导致更有效地“各自为政”甚至“分崩离析”。
即便是上世纪现代计划经济的“失败”，本质上也不是因为“算力”和“技术”的不足，苏联解体前的“算力”本质上也是足够应对当时苏联的资源和人力的（想想上世纪苏联的理工教育和数学水平），只是当时的技术相对现代而言略显“原始”（无纸化办公和个人电脑的普及尚不存在）。
但内部的权力争夺和特权的存在，使得本该局限于“战略资源”的“经济权力”，逐渐蔓延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权力的触手无处不在，管理范围无所不包，但最后“管管管”到连维持起码正常生活的日用品产量都出现了问题，连带着科教和文化领域也跟着一起倒退甚至崩溃。
然而，鼎盛时期的苏联，尽管轻工业质量上相对西方拉跨，但在产量上无疑是发达国家和世界大国的水平。可随着权力架构的逐渐瘫痪和名存实亡“没有精神”，苏联人曾经有过的吃喝不愁，业余时间充足且精神食粮丰富的好日子，反而随着苏联国力在“统计数据”上的“发展壮大”逐渐远去。
经济发展的驱动力，最根本的还是靠“消费者”的主动需求，而“消费者”能拥有主动需求，是因为他们起码有相应的经济资源作为这种“需求权”的保障。
而计划经济本身最大的作用是在一定时间内将关键的战略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即，从长远角度着想，把资源放到那些投资量大，短期经济回报小，且涉及公共权利稳定，对于稳定社会总体发展而言更被需要的地方）和维持国家对经济的“调控能力”。
全盘的计划经济，本质上不会创造出“新需求”，更多只是在不断适应和完善“已有的需求”，对“新需求”亦步亦趋，短期内或许不会出现问题，甚至相对于市场经济，可以更快速地满足一些社会上的基本需求（像是就业和生活物资配给）。
但日积月累到十几年、几十年的程度，随着“精英集团”“百万漕工”的利益形成，维持有效信息的“计划经济”框架，会随着人性而逐渐坍塌，只剩一个空架子，甚至出现“需求”和“供给”完全脱节的情况，就像苏联晚期那种部队不缺好坦克，但居民却缺少好汽车；特供商店里啥啥都有，但普通百货商店则货架空空的情况。
所以感觉，单纯从技术可行性的角度考虑“计划经济”，而不考虑相应的社会资源分配和权力架构，那么这种“计划经济”究竟是在满足大多数人的生存和发展权益，还是只在满足某个、某几个精英集团甚至“终产者”的个人权益，应该不难看懂。
服务于所有人的“未来计划经济”，也只能在资源分配均衡+权力架构均衡且高效透明+算力充足且不断增长的基础上才可能真的实现。如果未来的“计划经济”只谈其中的一个两个要素，却刻意忽略另外的要素，那么无异于“耍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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