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集中办大事」的能力上，中国真的比美国强吗？
中国的“集中办大事”能力：优势与特点
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模式赋予了其在某些领域“集中办大事”的独特优势：
1. 强大的国家主导和动员能力：
政治体制优势： 中国共产党拥有高度集中的权力，能够制定长远战略，并有效地调动全国资源来执行。这种“自上而下”的模式在需要大规模、统一行动的项目上表现尤为突出。
资源集中与调配： 国家可以通过计划、投资、法规等手段，将大量的资金、人力、技术和土地资源集中投放到特定领域，如基础设施建设（高铁、港口、机场）、大型科研项目（载人航天、探月工程）、能源项目（三峡大坝）以及应对突发事件（疫情控制）。
社会动员能力： 在国家号召下，社会各界（企业、个人）能够迅速响应并参与到国家重点项目或行动中。例如，疫情期间的封锁措施、核酸检测的普及，以及对重点工程的建设支持。
规划与执行的连续性： 通过五年规划等机制，中国能够设定长期的发展目标，并保持政策的连续性，这使得大型项目能够在一个相对稳定和可预测的环境中推进。
2. 效率与速度（特定领域）：
项目落地快： 在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中国展现出了惊人的速度。例如，高铁网络的快速扩张，几乎是在十几年间就建成了世界最大、最先进的高铁系统。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土地征用、审批流程的集中化和高效化。
重大决策执行力： 面对国家层面的重要战略或紧急事务，决策链条相对较短，执行起来阻力较小。
3. 统一的国内市场和标准：
国内统一市场： 中国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这为推行全国统一的标准和政策提供了基础，减少了跨地区协调的复杂性。
技术和产业标准制定： 在一些新兴技术领域，国家可以主导制定行业标准，并集中资源推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中国的局限性：
信息不对称和决策风险： 高度集中的决策模式可能导致信息传递的失真，增加决策失误的风险，并且一旦决策失误，其影响范围可能更广。
地方执行偏差与效率： 中央的决策在地方层面的执行过程中可能出现偏差，各地政府的执行能力和优先级也会有所不同，导致“集中办大事”的效果并非处处均等。
创新活力与多样性受限： 过度集中的资源和指令性计划，有时可能抑制民间和地方的创新活力和多样性，因为它们可能不符合“统一规划”的要求。
对环境和社会成本的忽视： 在追求速度和规模时，有时可能会牺牲环境可持续性、劳动者权益等社会成本。
缺乏透明度与问责机制： 高度集中的决策过程往往伴随着较低的透明度，这使得公众难以监督，也可能导致责任不清。
美国的“集中办大事”能力：优势与特点
美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模式则表现出另一套“集中办大事”的逻辑，其优势和特点与中国截然不同：
1. 民主协商与分散创新：
联邦制和分权制衡： 美国是联邦制国家，权力分散在中央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同时，三权分立（行政、立法、司法）和党派竞争也构成了制衡体系。这使得任何“大事”的推进都需要跨越多个权力中心、利益集团和公众的协商、妥协和批准。
市场驱动和私人部门主导： 在许多领域，特别是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的某些部分（如航空、通信），美国更依赖市场力量和私营企业的积极性。国家的作用更多体现在制定规则、提供基础研究支持、以及在某些关键战略领域进行引导和投资。
分散的创新体系： 美国拥有蓬勃发展的大学、科研机构和大量充满活力的初创企业。这种分散的创新生态系统虽然缺乏统一指挥，但能够产生丰富多样的想法和解决方案。
公众意见与社会共识： 任何重大政策的推行，都需要经过广泛的公众讨论、媒体监督和议会辩论。虽然过程漫长且充满争议，但一旦形成社会共识，其执行的合法性和可持续性通常较高。
2. 应对全球性挑战和突破性创新：
全球资源整合能力： 作为世界领先的经济和科技强国，美国能够吸引和整合全球顶尖的人才、技术和资本，用于解决全球性问题（如气候变化研究、疫苗研发）。
颠覆性技术的孕育： 美国的创新模式特别擅长孕育颠覆性的、改变游戏规则的技术。例如，互联网、个人电脑、智能手机等都源于分散的、自由的市场探索和科研。
关键时刻的国家动员： 在面对重大国家安全危机或全球性挑战时，美国也有能力进行一定程度的国家动员。例如，二战时期的“曼哈顿计划”（原子弹研发），虽然耗时耗力，但体现了国家强大的资源调动能力。冷战时期的太空竞赛也促使美国集中资源与苏联竞争。
3. 法律和制度的保障：
健全的法律体系： 美国的法律体系相对健全，能够为项目提供明确的法律框架和保障。
透明的审批与问责： 尽管审批过程可能繁琐，但其透明度较高，且有相对完善的问责机制。
美国的局限性：
效率低下与决策缓慢： 分权制衡和协商过程导致重大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往往非常缓慢，容易受到党派政治、利益集团游说和法律挑战的影响。
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 相较于中国，美国的国家级基础设施建设（如高铁、部分城市交通系统）显得相对滞后，这部分原因在于资金来源的复杂性、审批流程漫长以及私人部门在某些领域的投资意愿不足。
社会分歧加剧政策推行难度： 社会高度多元化和政治极化，使得就重大议题达成共识变得越来越困难，也阻碍了“集中办大事”的有效进行。
长期投资的不足： 政治周期性导致政府倾向于短期政策，对需要长期、持续投入的战略性项目（如基础科学研究的持续支持）可能存在不足。
对比总结：
效率与速度（短周期、大规模项目）： 在“集中办大事”方面，中国在 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化动员 等领域展现出更高的效率和速度。这得益于其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强大的国家动员能力。当需要迅速完成一个体量巨大、目标明确的项目时，中国的优势非常明显。
创新与适应性（长期、颠覆性项目）： 在 科技创新、颠覆性技术突破、应对复杂未知挑战 方面，美国的 分散式、市场驱动和自由探索 的模式可能更具优势。它能够孕育出更多样化、更具颠覆性的解决方案，并且在应对复杂和不确定性强的任务时更具韧性。
长期战略与稳定性： 中国的五年规划和长期战略可以确保某些领域的发展具有连续性。而美国则更多依赖市场信号和持续的科研投入来驱动长期发展，但政策的连续性有时会受到政治更迭的影响。
社会成本与可持续性： 中国的“集中办大事”模式有时可能忽视或暂时压制了对环境和社会成本的考量，以追求速度和规模。美国的决策过程虽然缓慢，但通常会包含更多的公众参与和对社会成本的讨论，尽管这也可能导致项目推迟或失败。
结论：
很难简单地说中国在“集中办大事”的能力上“真的比美国强”。
如果“大事”指的是在短时间内、以最高效率、调动最大国家资源完成一项明确的大型工程或社会动员任务，那么中国无疑具有更强的能力。
如果“大事”指的是在复杂、不确定环境下，通过广泛的社会协商、分散式创新和市场力量孕育出颠覆性的技术或长期的战略性突破，那么美国则可能表现出更强的潜力。
两者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中国的模式在执行国家意志方面更为高效，而美国的模式在激发个体创造力和应对复杂未知方面可能更胜一筹。哪种模式更适合“办大事”，取决于具体是哪种“大事”。在当前全球格局下，两国在不同领域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也都在不断学习和调整自己的模式。
网友意见
有钱就好说，美国资本过剩的时间比我们开始搞工业化还久得多。
第一个例子是前段时间看的，为统一国内铁路轨距，美国于188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对南方铁路公司铁路网的1.8万公里5英尺铁路进行轨距改造，包括铁路和车辆，耗时36小时，改造之前的准备工作不到4个月。
背景1：1880-1890是美国铁路建设的黄金时代，年均建设铁路里程约1.18万公里，其中1886年至1890年，年均建设铁路里程1.24万公里。
背景2：1886年5月，芝加哥的二十一万六千余名工人为争取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而举行大罢工，经过艰苦的流血斗争（干草市场暴乱），终于获得了胜利，是今天“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由来。
PS：wiki词条Track gauge in the United States和5 ft and 1520 mm gauge railways里也提到了南方铁路轨矩5英尺至4.9英尺转换是在两天内进行的，有关资料可以The Day The Gauge Changed搜索。当日更换轨距铁路总里程问题wiki部分词条存在一些矛盾，5 ft and 1520 mm gauge railways词条称18500km为实际使用5英尺规矩的铁路里程，wiki引用文献The Days They Changed the Gauge来自于southern.railfan.net收录的南方铁路系统公司（the Southern Railway System）《Ties》杂志1966年08月文章。南方铁路系统公司（今并入诺福克南方铁路公司）的前身南卡铁路运河公司是文中提到的改轨的南方诸铁路公司之一。
第二个例子是二战美国航空工业的扩张：
1938年当年美国飞机工业交付的军用飞机总数是900架。整个飞机工业雇员总数为36 000人，在劳动力数量上甚至还排在针织袜业之后。
1942年末，飞机工业顺利完成高速挡切换，当年生产飞机47 675架，1943年时，飞机月交付量已经超出了政府要求速度，全年生产飞机85 433架。到1944年飞机工业产量的巅峰时刻到来，超过200万名雇员为战争提供了95 272架飞机！
其中福特在底特律附近新建的柳树峦工厂，1944年生产的机体重量达到9200万磅，大致与日本全年生产的飞机机体总磅数相当，或者是德国、英国、苏联一个国家的一半，这还是由于生产的B24性能已经开始落后，该厂从1944年8月到达产量顶峰开始奉命减速生产。
在规模迅速扩张的同时，美国航空工业的技术水平也从战前的二流飞跃至战后的世界顶级，虽然其中有相当部分来自敲英国人竹杠和战后的德国战利品。
第三个例子是加州调水
更详细的技术细节，可见《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调水工程综述》上、下。
该工程是南水北调之前世界调水距离最长的水利工程，惠及加州一半人口，调水距离达900公里，调水量52亿立方米，高差最大约1000米，部分调水路段在73km距离内提水扬程达914米。1951年获得许可，1957年开工，1973年完成主体工程，包括18个水库，15个泵站（总扬程1150米），5个水力发电厂和870公里渠道，续建项目持续至1990年。其中水源水库之一的奥洛维尔水库（2017年溢洪道出问题的那个），坝高264米，1968年竣工至今为美国第一高坝；埃德蒙顿泵站为当时世界第一高扬程（587m）抽水蓄能泵站（当然现在已经不是了，现在单级抽蓄第一是日本的葛野川）。
需要注意的是，除中央河谷工程的公用部分（圣路易斯水库、奥尼尔水库及之间166km渠道，罗斯福新政时建设）为联邦政府、州政府按45%-55%比例分摊外，78％的建设费用是通过特别债券筹集的。州政府为债券提供担保，并通过立法保证工程征地的公益性（防钉子户大招）。
干渠外的供水体系是有用水户组成的30个（后来是29个）用水户委员会来自建的，值得一提的随着渠系的老化和水资源的进一步紧张，这些用水户委员会之间、委员会与用户之间的矛盾近年加剧了。
自工程立项起，由于工程规模和投资巨大（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50亿美元），争议颇多，在最初议会决策之后，1960年又举行了加州全民公决，580万参与投票的选民中，赞成票只比反对票多了17多万张，这一调水计划以51％对49％的微弱优势获得通过，可以说所幸1956年加州水灾之后该工程由于防洪效益获得了部分水源地北方居民的支持，否则就可能夭折了。
1、曼哈顿计划
2、阿波罗计划
美帝真要疯狂起来，他自己都害怕，世界第一人家当了100多年了。中国现在世界第二才几年？中国的神舟和嫦娥不过是美国几十年前双子星计划和阿波罗计划的翻版。
自由经济是给别人洗脑用的。美帝核心的东西从来没有自由过，甚至资本主义本身就是国家意志的产物。
摘录几句曼哈顿工程的细节
曼哈顿工程在克林顿镇地区征购了54,000英亩土地，由政府按居民产业的全部价值支付征地费和搬迁费。
（这是多大地方，多少拆迁费？）
当时已经研究出几种分离铀235和铀238的方法：化学家尤里（Harold Urey，氘的发现者，1934年获诺贝尔化学奖）在哥伦比亚大学进行气体扩散试验，劳伦斯（Ernest Lawrence，回旋加速器的发明者，1939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第103号元素以其命名）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进行电磁分离试验。
格罗夫斯最后决定只在橡树岭建造气体扩散厂（代号K-25）和电磁分离厂（代号Y-12），两厂相距约27公里。
（两个厂一起上，想蘸红糖蘸红糖，想蘸白糖蘸白糖）
电磁分离厂（Y-12）建在橡树岭的东南部，占地825英亩，动力设备由通用动力公司承包，阿利斯-查尔默斯公司生产磁铁，威斯汀豪斯公司生产操作箱和其他部件，斯通-韦伯斯特公司承包建筑施工。整个工厂在1943年2月开工建设，同年11月投产，建设费用达3.04亿美元。它是克林顿工厂中工人最多的（战时雇员最多达8.2万人）
这个规模的厂子（825英亩，8.2万人）9个月投产啊！当年1美元购买力折合现在15-20美元左右。这个执行力差吗？
Y-12工厂至少需要约12万吨铜。1942年美国全年铜产量为300万吨，但是其中绝大部分用于更紧急的军事项目了，最后格罗夫斯想到了美国财政部的白银。经过一系列协商，美国财政部同意提供4.7万吨银币，以及3.9万吨银锭。在严密的保护下运到美国金属精炼公司铸造为短银条，道奇铜制品公司把这些银条做成导流带、磁铁线圈以及类似的各种部件，最后交给阿利斯-查尔默斯公司制造电磁铁。
什么是土豪，看到没？如果必须用金做导线，美国也拿得出来。
有人建议将K-25厂几百英里长的工艺管道全都用镍制造，生产管道设备的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经过计算发现，这样的话全世界的镍都不够K-25工厂所用。最后格罗夫斯找了新泽西州的一家小公司，给每个管子都镀了一层厚厚的镍。为了确保安全，在几百英里的管道中一个气孔都不能有，而且这些管道在投产前都经过了外科手术级的清洁工作，格罗夫斯为此又建立了专门的焊接和清洗车间……这样，在投产之前，K-25工厂已经花了2亿美元。
几百英里管道外科手术级清洁，怕了没？
除了建设钚工厂外，另一个紧迫的问题是为迅速涌入汉福德的上万名工人建设生活和福利设施，包括住宅、办公楼、工厂的总务和后勤机关、实验室、医院、仓库、商店、教堂、红十字会、储蓄所、供热厂、变电所、围墙、下水道、水塔……还有几百公里的专用公路、铁路和配电线路。这些基础设施的施工由陆军工程兵负责，汉福德工厂还从全国各地招募了好几千名妇女从事文书、打字、速记、事务员等工作，因此为她们建立了服装店和美容沙龙，每天傍晚还有一趟专车运送妇女们到70公里外的帕斯科镇，妇女们可以去那里采购、理发、看电影，或是参加帕斯科海军航空兵基地的定期舞会。。。
美发沙龙都是战斗力，你想过没有？
全盛时期的美国如果搞起集中力量办大事，是能战外星人的！
其实这个问题本身是有点问题的。
中国和美国不是一个固化的概念，中国也并不是一直都是一党专政，而美国也不是时刻都是民主协商的。所以从政体上来说到底哪个更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上来说，并不是特别的合适。就像目前最高票举的二战的例子，二战的时候中国也面临比美国更大的事情，甚至是灭国的危机，其集中力量的能力相较之下却弱爆了，，，，，
可是，问题在于那个时候我们伟大的党还在山区发动群众呢。所以呢，要不我们比较一下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的时候两国集中力量的能力？
事实上中美两个国家的各自的优势是非常明显而有差别的，中国的优势是人口，而美国的优势是资本。大体上可以这么说，在各自的优势领域，中美两国都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或者说达到中美这样体量的巨型国家，都具备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否则国家早解体了。
所以结论是：
中国具有集中人力办大事的能力。
美国具有集中资本办大事的能力。
两者不在一个维度，且两国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不会存在一个公平的比较方式。
幻觉吧。
工业国基础就是集中办大事的能力。
只是怎么比较强弱，大家更倾向于看结果。
毕竟人们的量子力学发展不太好。
是的，这个问题上，中国确实比美国强。但是，在是否花了冤枉钱这个问题上，美国却比中国强。
美国参众两院，有一个常设组织，叫做“拨款委员会”，一切重大项目要花的钱，都得经过这个委员会审批，它效率上肯定是比不上我们，但可以确保尽量少花冤枉钱。
呃，我们呢，实在不想讲太多，区别在于我们一把手可以凭个人经验或喜好来决定花不花这笔钱，美国是一群人决定要不要花这笔钱。就这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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