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所在的城市出土了/诞生过/现存有哪些文物？哪件/些文物可以代表这座城市？

河南省焦作市：

汉·“山阳”铭文陶罐：二级文物。高18.4厘米、口径13.3厘米，侈口、圆唇、短颈、丰肩、腹下收、平底，其肩部阴刻“山阳”八组苍劲古朴的隶书铭文。1987年发掘于市区河南轮胎厂扩建锅炉房施工现场的山阳故城附近之马作汉代古墓群。此罐目前为“山阳”地名来源最早的实证文物。

战国时焦作始称“山阳”，秦时为长信侯嫪毐的属地。

汉高祖三年（公元前205年），置山阳县，属河内郡（“三河”地区之一，梁惠王云“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即此）。后废山阳县，降为山阳城。

东汉末年，魏王曹丕废汉献帝刘协，封其为“山阳公”，山阳城为其食邑（今焦作市山阳区新城街道墙南村附近）。

现存山阳城故城东北修武县古汉村有汉献帝禅陵。

附 汉山阳城遗址（2006年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今貌：

附 汉献帝禅陵（位于河南省焦作市修武县方庄镇古汉村南，2013年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补充：如果不考虑地名来源实证文物的话，河南省焦作市最具代表性的文物为近百座各式汉代陶仓楼，其中部分精品现藏于中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和河南博物院。

下为焦作博物馆部分展出文物：

不装了，我是曲沃人我摊牌了（狗头 ）

晋侯鸟尊认得不，我们县出土的！晋国第二位君主晋侯燮父墓（M114）出土，目前是山西博物院的logo。

咱就是冲着这个文化熏陶才学的考古（骄傲脸）。

一、发掘历程

1、作为天马遗址发掘的第一阶段，被誉为“夏商周考古第一人”的邹衡先生带着北大考古队，在我县（山西省曲沃县）从1979年到1989年十年间先后进行了7次发掘，搞清了曲村-天马遗址的基本面貌，并在2000年出版了《天马——曲村（1980-1989）》这部巨著（二手售价目前在5000～8000元）。

2、第二阶段从1992年开始，至2007年发掘结束。

92年因盗掘露出，北大联合山西省考古所开始进行抢救性发掘，同年，晋侯稣钟被盗，流落至上海，被上海博物院马承源先生收购回国。

92年下，M8（晋献侯）大部分遭盗掘，甲字形大墓，为此次发掘中规制最高，晋侯稣钟流落至上海

93年上，再次钻探，探明两排墓葬，南北两排各7座，主要发掘两座大型墓M31（晋献侯夫人）、M32（晋厉侯夫人），三座小型墓。M31随葬大量佩玉是本墓的特点，如，玉、石覆面、六璜联珠玉饰等，为研究西周晚期葬玉制度提供了重要材料。

93年下，第四次发掘（被评为94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主要发掘M64、M62、M63（晋穆侯、夫人、次夫人）以及附属的20余座祭祀坑以及打破大墓的2座汉墓。64、62、63 号墓是一组以 “ 邦父” 为中心的夫、妇、次夫人合葬墓。64号墓出土的 “ 楚公逆” 钟为探讨晋、的早期交往提供了线索。63号墓出土的铜方座筒形器、鼎形方盒造型奇特, 有“杨姞” 铭文的铜方壶是首次出土的杨国铜器, 同墓出土的大盆玉器, 如玉马、伏牛、鹿、膛娜为西周玉器中的精品。其中的次夫人墓随葬品数量巨大，出土玉器在整个墓地中最为精美。出土随葬品4280件，仅玉器一项就近800余件。其玉组配是整个墓地最大的玉礼器组合，还有不少是象征权利的重器，仅各式玉戈多达12件。这批珍品集中反映了西周晚期晋国玉器的制作技术和艺术风格，令人叹为观止。

94年，第五次发掘，本次发掘了晋侯及其夫人墓5座：33（晋厉侯）、91、92（晋靖侯及其夫人）、93、102（晋文侯及其夫人），祭祀坑20余座，汉代墓葬1座，五座大型墓葬除33被盗掘遭破坏外，其余均保存完好。

眼花撩乱了不是，还没完，重磅还在后边！鸟尊要来了！！！

2000年9月，接曲沃县文物局电告，审理一起盗墓案件中获知，曾有一盗墓团伙与1998年春在晋侯墓地范围内盗掘大型墓葬一座……时任曲沃县文物局局长的孙永和将此情况立即报告北大考古系领队李伯谦先生，后经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联合发掘、出土青铜器铭文证实，此组墓葬就是晋国第一位国君——晋侯燮父及夫人墓。

发掘面积400平（10x10探方四个）清理大型西周墓两个：M114、M113（晋侯燮父及其夫人墓），以及打破这两个墓葬的西周墓五座。发掘期间还组织力量在晋侯墓地范围内进一步钻探，进一步探出周代墓地和车马坑多座。

至此，晋侯墓地上，年代最早的一组墓葬终于“水落石出”。

随着2007年发掘的结束，大量车马坑的出土，决定在原址基础上，对墓葬现场连通车马坑一起进行整体保护，决定建立晋国博物馆，与2014年建成竣工，也是我去过的第一所博物馆，在后来追寻考古的路上种下了一粒种子。

二、考古人的努力与无奈

1986年，突然发生事故，香港古董商闻讯后，乃于北京、广州等地古董商合伙来到天马-曲村，分别住在天马-曲村周围的诸村中，长期在此收买古物，以此引诱农民盗墓。1986-1991年，盗墓规模越来越大，每天至多五六千人，由晚上盗墓发展到白天盗墓。他们的盗墓是有组织进行的：配备有枪支、炸药，发明有盗墓大型探铲（比我们在田野用的要大好几倍）。他们把天马-曲村遗址划成若干大方块（如同我们发掘用的探方）每一块分配给某村某些人盗掘，彼此不至发生矛盾。
曲村是个大村，全村共有七八千人，当时男女老少齐动手，附近各村也来参加盗墓。一时人山人海，热闹非凡。盗掘出的古物，马上由古董商收购，三两天之内就可运至香港，海关无阻。由于香港古物太多，一下子古物市场价暴跌，所以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先生能以廉价购回“晋侯稣钟”等物。农民因买古物而大发横财。不少农民盖起砖瓦新房，生活水平大大提高……
——邹衡《我亲身经历的两次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1995年3月至6月，山西在全省组织开展了春季“严打”斗争，晋侯墓地被盗案中，36名不法分子被逮捕，包庇、参与其中的政府官员被依法处理，10名罪犯被枪决，成为当时的“文保第一案”，恶性盗掘才被遏制。

1996年，天马——曲村遗址被评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工作从此得到大大改善。

从1992年到2007年，在发掘过程中，其中晋侯夫妇墓被盗8座，陪葬墓被盗9座。苦苦寻找的“晋国踪迹”原来就在身边，考古人员没有发现，反倒是盗墓贼先打开了大门。或许这是那个时代的困局：考古发掘引来盗墓贼，而盗墓又指引了考古发掘的方向。田建文回忆说，那些年“全国考古十大发现”有一半以上都是盗墓贼盗墓后开始的抢救性发掘。

身为曲沃人，我对我的家乡拥有的悠久文化感到分外自豪，可也因疯狂的盗墓行为感到深深的痛恨、羞耻。在历次发掘中，考古人总是晚于盗墓，甚至是高估了人性，秘而不宣，但仍旧未躲过逐利的眼睛。如果说有一天我们没有了文化，那就是我们亲手毁掉了自己的文化。

三、结语

首先，晋南地区作为华夏文明的核心区域，多发现，多文物的情况历来受到史学家的重视，在这一基础上，今后还应多做些工作。

其次，文化的影响力不是立竿见影的经济效益，它是潜移默化的，种下什么样子的种子就开出什么样的花。有一次南京博物院龚良院长在讲座上谈到：“……博物馆的能力，能让上次来穿拖鞋、大声喧哗的人下次再来，能够不穿拖鞋，也算一种成功……”很多时候我也讲不清楚考古的意义，可我们每次下工地的时候在想：能够让三两个村民、小朋友们明白一点点，读书是有用的、高尚的、不为功利的，也是一种贡献。毕竟我就是看到邹衡先生的蜡像后才在长大后做了学考古的决定。

第三，欢迎大家来山西玩，多关注山西的文化遗产，支持山西的文化保护！

ps.晋国博物馆的9组19座大墓，以及规模庞大的48匹马，105辆车全部在原址基础上保存了下来，全部在一个大厅内，场面很壮观！！大家一定要去看呀！！

以上图片主要来自山西博物院官方微博、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微信公众号（考古汇），水印已注名。

我所在的河南省鹤壁市于上世纪30年代从浚县辛村卫国贵族墓地中(今属河南省鹤壁市淇滨区庞村镇)出土了康侯簋，该簋是成王封康叔于卫时器。

《史记·卫康叔世家》曰：“复以殷余民封纣子武庚禄父，比诸侯，以奉其先祀勿绝。为武庚未集，恐其有贼心，武王乃令其弟管叔、蔡叔相武庚禄父，以和其民。”之后不久，武王病死，成王继位，周公摄政，管叔、蔡叔联合武庚发动叛乱，史称“三监之乱”。东方不稳，为巩固新生政权，周公率军镇压，三年平定。诛武庚，杀管叔，放蔡叔，封文王幼子康叔封于卫地，镇抚殷遗民。卫国成为当时西周王朝稳定东方局势的主要国家之一。

此簋见证了卫国的建立，见证了周公平定三监之乱，见证了康氏以封国得姓。

然而此簋在1931年前后出土，不久后便流落海外，1977年被布鲁克·休厄尔捐赠给大英博物馆。

铭文：王来伐商邑，诞令康侯啚于卫，涾司土疑暨啚，作厥考尊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