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有可能率先开启大航海吗？
首先，我们得承认，历史的滚滚洪流最终将“大航海时代”的桂冠戴在了欧洲人头上。哥伦布的远航、麦哲伦的环球，以及之后无数欧洲探险家的足迹，彻底改变了世界的格局。但如果我们站在一个假设性的角度，回溯那些错失的可能，中国人并非没有具备“率先”的潜力。
要成为“率先开启大航海”的国家，需要具备几个关键的要素：技术、经济、政治意愿和时代契机。让我们一项一项地来看看中国在这些方面的情况。
技术：郑和宝船的辉煌与潜在的瓶颈
提到中国的航海能力，几乎无法绕开郑和下西洋的壮举。明朝永乐年间，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七次远航印度洋，最远抵达非洲东海岸。那时的中国，在造船技术上无疑是世界领先的。郑和的宝船，规模之庞大，技术之先进，甚至让当时的欧洲人难以想象。他们掌握了精密的罗盘导航、坚固的船体结构、能够远距离航行的风帆技术。仅仅从建造巨型远洋船只的能力上来说，中国已经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想象一下，如果当时中国政府的战略方向稍有不同，这些停泊在港口的巨舰，是不是有可能朝着更未知的远方启航？他们的航海家是否有可能在漫漫大西洋上，而非印度洋的季风中摸索方向？从技术层面来看，理论上，中国并非没有这个能力。甚至可以设想，如果将郑和舰队的规模和航程在后续继续保持和发展，再过几十年，当哥伦布还在为资金发愁时，中国的船队或许已经在地中海沿岸探寻贸易机会了。
然而，历史的“如果”总是带着一丝遗憾。郑和下西洋虽然辉煌，但其性质更多是一种政治宣示和朝贡贸易的延伸，并非为了建立长期的海外殖民地或开辟全新的贸易路线以牟取巨额利润。并且，那之后的明朝，出于巩固国内统治和“海禁”政策的考量，对海洋的开放态度逐渐收缩，大型远洋船只的建造和维护也逐渐停滞，甚至出现了技术上的倒退。这种政策上的转向，可以说是错失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时代契机。
经济：庞大的国力与有限的商业驱动
中国在明朝时期，国力强盛，经济繁荣。国内有大量的白银流入，手工业发达，人口众多，为远洋航行提供了物质基础和人力资源。但与欧洲不同的是，中国的经济体系更多是以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为基础，虽然商品经济也在发展，但其驱动力更多是国内市场和官僚体系的需要，而非像欧洲那样，由新兴的商人阶层和对财富的强烈渴望所驱动。
欧洲的航海，很大程度上是商业利益的驱动。香料、黄金、新的贸易伙伴，这些是点燃欧洲探险家热情的重要火种。商业的风险与回报被高度关注，资本的运作也更加灵活。而中国当时的经济重心和发展方向，更多是围绕着帝国自身的稳定和内部的繁荣，对于开发海外市场以追求大规模商业利润的动力相对较弱。即使有利润，也更倾向于通过传统的朝贡体系和官方贸易来完成，缺乏那种足以支撑大规模、高风险、高回报的私人性质的探险活动。
可以想象，如果中国出现了一批像富格尔家族那样雄心勃勃的金融家，他们看到了远洋贸易的巨大潜在回报，并且能够获得政府的支持，那么情况可能会截然不同。但当时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经济体制，使得这种“商业驱动型”的航海很难成为主流。
政治意愿：是“怀柔”还是“征服”？
政治意愿是一个关键变量。郑和下西洋，虽然展示了强大的国力，但其目的并非殖民掠夺或大规模的商业扩张，更多是一种“怀柔”和“展示”的姿态。它更像是皇帝向世界展示“天朝上国”的威仪，而非开启一段以利益为先导的征服之旅。
相比之下，欧洲国家在地理大发现时期，其政治意愿是多重的。除了对财富的渴望，还有宗教传播的使命感、国家荣誉和军事竞争的驱动。他们需要新的殖民地来补充国内资源，为本国经济服务，并与其他欧洲国家形成竞争优势。这种带有侵略性和扩张性的政治意图，与中国传统的“内向型”发展模式形成了鲜明对比。
如果，仅仅是如果，中国在某个历史节点上，能够出现一位像曼努埃尔一世那样，将海外探索视为国家战略核心的君主，并将其与国内的经济政策和军事力量紧密结合，那么开启大航海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比如，将郑和的船队转变为一个持续性的探险和贸易机构，鼓励私人资本参与，并为他们的海外活动提供法律和军事支持，这或许就能打开另一条历史的道路。
时代契机：错过的窗口
历史的发生往往是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欧洲之所以能在那个时期率先开启大航海，也得益于他们自身的一些有利条件：奥斯曼帝国崛起导致传统陆上丝绸之路受阻，迫使欧洲寻找新的海上通道；文艺复兴带来的思想解放和科学技术进步（例如印刷术、火药、航海仪器的改进）；以及当时欧洲各国之间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使得任何一个国家在海外取得优势，都可能打破整个欧洲的力量平衡。
中国在明朝时期，虽然国力强大，但相对而言，其地缘政治环境要比当时的欧洲平静许多。内部的稳定和对外关系的处理，更多是建立在朝贡体系之上，缺乏那种迫切需要通过海外扩张来解决的外部压力。这种相对的安定，反而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主动向外寻求未知领域的动力。
反思与可能性：
所以，要回答“中国人有可能率先开启大航海吗？”这个问题，我认为，从纯粹的技术和国力层面来看，中国在明朝时期 具备了相当的潜力，甚至可以说在某些方面已经走在了前面。然而，历史的“率先”并不仅仅是技术和力量的比拼，它还是一场关于 战略方向、经济模式、政治意愿和时代契机 的综合较量。
中国错失的，或许不是技术能力，而是那份 持续的、以商业利益为驱动的、并伴随有强烈扩张欲望的探索精神。这份精神，在当时的欧洲得到了空前的释放和发展，并最终将世界推向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但我们也要辩证地看待，也许，如果中国真的在那个时期开启了我们所理解的“大航海”，以中国的文化和影响力，它所开创的将是另一种模式，一种与欧洲式的殖民主义截然不同的“航海时代”。这其中的可能性，已经超出了我们现在能够简单描绘的范畴。历史就是这样，充满了无数的岔路口，每一个选择都可能导向一个完全不同的未来。中国人有没有可能率先开启大航海？历史给我们的答案是“否”，但细细审视，我们也能窥见那份曾经触手可及的“可能”。
网友意见
不请自来，我想这个问题最核心的点应该是这样的，怎么样的社会共同体，会将航海作为一种核心策略进行实施？或者再问得深入一些，在前工业化时代里，刺激航海业发展的原动力是什么？
对此我们需要考察一下历史上那些以航海业而称著的民族，比如较早的腓尼基人和希腊人，先看看腓尼基人
位于地中海东岸黎凡特海岸的腓尼基人是著名的航海民族，在古典时期，腓尼基商船队的足迹可以说遍布地中海各地，并且在地中海的各个角落都建立了自己的殖民地，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日后与罗马争霸，诞生过杰出军事家和统帅汉尼拔的迦太基。很多人心中航海是一项浪漫而伟大的事业（嗯，答主曾经也这么觉得，因为小时候玩大航海时代2被洗脑了），但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在古典时代，包括航海技术在内的各项科技根本没法与后来相提并论的年代里，他们为什么要出海？安安静静地待在自己家里难道不好吗？难道为了磨砺自己，不惜押上自己的性命去接受大自然的挑战吗？
这显然是天方夜谭，因为事实上，腓尼基人之所以一批批地扬帆出海，到遥远的世界里去寻找新的居住点，最大的原因是，黎凡特海岸的农业环境，已经养不起更多居民了。而且，由于腓尼基人的定居点是位于地中海和沙漠之间的狭长地带，因此他们也无法去开垦新的田地以增加农业产量，且事实上，要养活腓尼基的诸多城邦，都要依靠长期与埃及的食品贸易才能维系。综上所述，一来腓尼基的诸多城邦都是仰仗海上贸易来维系基本生计，二来黎凡特海岸的人口承载量在古典时代有极限，在超过极限的情况下部分人口必须出海去寻找新的落脚点，因此发展航海技术也是势在必行了
接下来再看看希腊
希腊的地理环境虽然和黎凡特海岸有很大差异，但是两者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共性，也就是缺乏内陆方向的纵深，希腊所有适合居住的地区，都是沿海丘陵和山脉下，一些小的水系所形成的小型临海平原，只有这些地区是适合稳定农耕文明的
因此希腊本土的人口承载量也是有极限的，一旦超过极限就会出现粮荒，也就会迫使部分人口进行出海的迁徙，最初的一波迁徙是由希腊本土（Continental Greece）向爱琴海的彼岸进发，于是提洛岛（著名的提洛同盟金库所在地），希俄斯岛（荷马的故乡），克里特岛，罗德岛（这两个岛太有名了），莱斯博斯岛（著名女诗人萨福的故乡，“女同性恋”一词的来源），以及爱琴海东岸的小亚细亚地区，成为了希腊移民最初的落脚点
然而爱琴海上的诸多小岛显然不可能承载起过多的人口，而小亚细亚本身的地理结构，也是沿海丘陵下，一些小型水系形成临海平原的结构，因此伊奥尼亚（Ionia）和爱奥里亚（Aeolia）地区的人口承载量同样也会逐渐达到极限，从而循环着腓尼基人和希腊本土曾经的历史。以Phocaea，Miletus，Ephesus等小亚细亚城市，以及Sparta，Corinthe等本土城市为代表，希腊人同样扬帆出海，到地中海的各个角落去寻找自己的落脚地。其中就包括了马赛（由Phocaea的移民建立），叙拉古（今意大利锡拉库萨，由科林斯人建立），塔兰托（由斯巴达移民建立）等一系列遍布地中海的定居点。这也算是答主对早期希腊殖民开拓史的简述
把航海作为自己事业的社会共同体，往往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有限的农业体量，缺乏纵深从而无法进一步开发的土地环境，相反，对于那些农业环境优越的社会共同体来说，他们并没有发展航海业的必要性。腓尼基人和希腊人完成了了不起的伟业，不过他们的了不起，放在当时的历史大背景下，是一种很无奈的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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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主题，中华文明从整个共同体的层面上来说，起码在古典时代是缺乏从国家层面发展航海技术基础的
中华文明的核心区是千里沃土的农耕区，是辽河，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江等大河流所共同构筑起的超大型冲积平原，这样的地理环境，也令历代中原王朝从本质上就缺乏向大海拓展自我的必要，从而也缺乏国家层面上支持航海技术发展革新的动力。事实上，中国社会的契约形式，从一开始就是典型的农耕式契约，而中华文明历来拓展疆域的方式，也是从自己的边界循序渐进，而跨海征服这样的案例并不多（当然，也不是没有，比如对台湾的经略，而且答主后面也会提到这点）
不过，中华文明最大的特点在于，地域广大所产生的多元性，因此在中华的区域里并不是没有具备航海传统的地区，那就是沿着浙闽丘陵一带的浙东南，福建以及粤东地区，其中尤以闽南地区和潮汕地区最为称著
关于福建，我在自己的上一个答案里就已经有过阐述了，福建地区的地理环境，在中国的沿海地区是非常不理想的，但是却具备了发展航海业得天独厚的条件。当时在这点上未及详细阐述，在这个回答里算是得到了进一步补充的机会
简而言之，福建的地理环境，和人类历史上一切将海洋作为生命线的社会共同体，比如腓尼基，希腊，北非的阿拉伯地区，意大利半岛，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日本，是有共性的，即缺乏足够的纵深去开垦新田地，因此能够承载的人口总量达到极限，或者急需进行贸易市场扩大的情况下，就要向大海释放出多余人口。。。因此福建人和潮汕人，从很早开始就有下南洋的传统，这种传统和腓尼基人，和希腊人是类似的，一部分人远涉重洋，去一片新的天地寻找自己的新家，还有一部分人同样过着四海为家的生活，走遍天南地北地做生意，因此中国早期的航海业发展，闽文化居功至伟
也同样因此，南洋各地在西方殖民者到来之前，就已经形成了星罗棋布的华人聚居区，而这些聚居区由唐朝而始，历经宋元明三朝，都有数百年的历史了。可以说，南海之于福建人，潮汕人，几乎就如同是地中海之于腓尼基人和希腊人那样——下南洋，其实是为了生存下去。。。
我前面提到过，经略台湾，是中国历史上罕有的跨海征服案例，一者是郑成功收复台湾，并且驱逐了荷兰殖民者，二者则是施琅率领水师击败郑氏政权，并且将台湾纳入了大清的版图。值得注意的是，郑成功和施琅，都是福建泉州人！（当然，更严格地说，施琅是晋江人）也就是说，中国近代化之前最著名的两位海军将领，其实都是出自闽南，这也是福建和潮汕地区航海业在中国独树一帜的必然结果
然而，中国有扬帆出海传统的地区，在近代之前也仅有东南沿海这一隅，尽管东南沿海一带在唐宋时期就已经发展出发达的造船技术，但由于中华文明本身固有的农耕特性，国家层面上并没有海上扩张的需求，因此类似于葡萄牙，西班牙王室对航海事业的热衷，不可能出现在中央集权王朝时期的中国。郑和下西洋只是宣大明之威，结好万里以外诸国的天朝上国之举而已，远远称不上是国家层面上不遗余力支持航海事业的例子
最后还是想说一句，海权不是必然的，即便在开启大航海时代的欧洲亦是如此，比如说法国，事实上直到工业革命之后，法国才真正开始重视对海洋的经略，而且这种所谓的重视，也只是把海权视作陆权的婢女罢了。。。
至于我们中国，近代化之前，长期以来海权连陆权的婢女可能都做不了，中华文明显然完全缺乏开启大航海时代的先决条件
微信公众号：追忆的撒马尔罕城（zhuiyi_samarq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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