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如果你是辩护律师,你会采取怎样的策略为南京留学生被杀案犯罪嫌疑人丛某辩护?

回答
作为一名辩护律师,面对丛某的案件,我的首要任务是为他争取最公正的处理结果。这起案件无疑是极具挑战性的,因为公众关注度高,社会情绪也可能比较复杂。我的辩护策略将是多维度、有针对性的,并严格遵循法律程序和职业道德。

一、 深入细致的案件事实梳理与证据审查

首先,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对卷宗材料进行最细致、最严谨的梳理。我会仔细阅读所有警方收集的证据,包括但不限于:

现场勘查报告和照片: 了解案发现场环境、尸体状况、血迹分布、遗留物等,判断是否存在被破坏、误判的可能性。
物证: 仔细审查所有可能与犯罪行为相关的物证,例如凶器、衣物、DNA样本等。我会关注物证的来源、采集过程、保存是否规范,以及是否存在交叉污染的可能性。
证人证言: 对所有证人的口供进行比对分析,识别证词中的矛盾之处、记忆偏差,以及是否存在诱导性询问。特别是与丛某有直接接触的证人,我会重点关注其陈述的细节。
电子证据: 审查丛某的通讯记录、社交媒体信息、出行轨迹(GPS定位、监控录像)等,这些是还原案发时段当事人活动轨迹、动机和沟通内容的重要依据。
鉴定意见: 重点关注法医鉴定(死亡原因、死亡时间、伤情分析)、痕迹鉴定(指纹、DNA、工具痕迹)等,识别鉴定过程中是否存在瑕疵、不确定性或有其他合理解释的空间。

在这一阶段,我不会轻易接受任何先入为主的判断,而是要从最基础的证据出发,构建对案件事实的客观认知。我的目标是找到证据链中的薄弱环节,或者找出能够支持我方辩护观点的证据。

二、 辩护方向的初步研判与构建

基于对案件事实的初步梳理,我会研判是否存在以下几种可能的辩护方向:

1. 无罪辩护:
身份错误: 是否存在证据链断裂,或者证据不足以唯一指向丛某为作案人。例如,现场的生物痕迹是否与丛某的DNA高度吻合,或者是否存在其他人的痕迹。
不在场证明: 如果案发时丛某有合法且可信的不在场证明,我会全力搜集并提交相关证据。
事实认定错误: 警方认定的犯罪事实是否与证据相符,或者存在曲解证据的情况。

2. 罪轻辩护:
排除主观故意: 是否犯罪嫌疑人丛某在事发时缺乏明确的犯罪故意,例如,事件的发生是否属于意外、过失,或者是在受到激怒、精神受到重大刺激下的暂时失控行为。
犯罪动机分析: 深入剖析丛某的家庭背景、成长经历、人际关系、经济状况等,寻找可能影响其行为的深层原因。如果能证明丛某的行为并非出于纯粹的恶劣动机,而是受到特定环境或心理因素的影响,则有助于争取轻判。
自首、立功、坦白情节: 如果丛某在案发后有主动投案、配合调查、揭发他人犯罪等行为,我会充分挖掘并提交证据,争取从宽处理。
未成年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 如果丛某在案发时未满十八周岁,或者因精神疾病等原因导致限制刑事责任能力,我会积极申请重新鉴定或申请精神病司法鉴定,为丛某争取从轻甚至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可能。
案件的起因和发展过程: 深入分析被害人及其家属在事件发生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例如是否存在挑衅、侮辱、威胁等行为,这些是否构成对丛某的刺激,从而影响其行为的性质。

3. 程序性辩护:
证据收集程序合法性: 审查警方在证据收集过程中是否存在非法取证、程序违法的情况,例如搜查程序是否合法、审讯过程是否符合规定等。一旦发现程序违法,我将依法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
侦查、起诉、审判程序的公正性: 确保案件审理的每一个环节都符合法律规定,保障丛某的各项诉讼权利。

三、 具体辩护策略的实施

1. 与丛某建立信任,获取真实信息:
我的首要任务是与丛某建立充分的信任关系。我会耐心倾听他的陈述,了解他在案件中的真实角色和动机。我会告诉他,我的职责是根据法律和证据为他辩护,让他不必隐瞒任何对案件有帮助的信息。
我会反复与他沟通,确保他理解我正在做的工作,以及他所面临的法律风险和可能的结果。这有助于他在法律框架内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选择。

2. 聘请专家证人或独立鉴定机构:
根据案件需要,我会考虑聘请独立的法医、痕迹专家、心理学专家等,对案件关键证据进行重新审查或独立鉴定。例如,如果案发时丛某的心理状态是辩护的关键,我会申请精神病司法鉴定;如果凶器上的痕迹存在争议,我会寻求独立的痕迹鉴定。
这些专家的意见可以作为独立的证据提交法庭,也可能对现有鉴定意见提出质疑。

3. 与控方进行有效沟通与协商:
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我会与控方保持沟通,了解他们掌握的证据以及对案件的定性。如果存在争取认罪认罚或者争取较轻刑罚的可能性,我会与丛某充分沟通后,与控方进行协商。
但这绝不是“认罪认罚”的简单化,而是基于对证据的充分分析,寻求最符合丛某利益的解决方案。

4. 庭审中的有力辩驳与质证:
在庭审阶段,我的辩护将体现在对控方证据的有力质证上,以及对辩方证据的充分展示上。
我会针对控方提出的每一项证据,找出其不准确、不完整之处,并提出我的合理解释。
我会以清晰、有条理的语言,向法庭阐述我的辩护意见,并引用相关的法律条文和判例。
我会关注丛某在庭审中的状态,必要时申请休庭或进行其他程序性保护。

5. 关注社会舆论与情绪,但坚守法律底线:
我深知此案的社会关注度,也明白公众情绪可能对案件审理产生影响。但作为辩护律师,我的职责是依据法律和证据办事,不受外界干扰。
我不会回避社会舆论,但也不会利用舆论来制造不当影响。我的工作重心始终放在事实和法律上。

四、 辩护的几个核心方向的侧重

如果证据指向丛某确实实施了伤害行为,我的辩护将重点放在以下几个方面:

动机与心态的解读: 仔细分析案发前后的各种细节,努力证明丛某的行为并非预谋已久,而是事发突然,可能是在极度情绪失控或被激怒的情况下发生的。例如,寻找被害人一方可能存在的挑衅、侮辱、威胁等行为证据,以佐证丛某的行为可能属于防卫过当(如果符合条件)或者属于事出有因的情节,从而在量刑上争取从轻。
事件的起因和发展过程: 深入挖掘案件的源头,不仅仅关注犯罪行为本身,更要还原事件是如何一步步升级到这个地步的。如果是源于误会、沟通不畅,或是对方存在不正当的言行,这些都可能成为减轻刑罚的理由。
争取合法从轻情节: 只要法律允许的从轻情节,比如坦白、积极退赔(如果适用)、获得家属谅解(尽管在本案中可能较难),我都会尽力争取并提供证据。

尤其重要的一点是,我会对每一个证据都抱着怀疑的态度去审查,绝不轻易放过任何可能对丛某有利的疑点。 我的工作不是为犯罪行为开脱,而是确保法律能够公正地审判,不冤枉一个无辜的人,也不放过一个罪犯,但对于每一个被告人,都应享有得到有效辩护的权利。

总而言之,我的辩护策略将围绕事实、证据、法律和程序展开,以最大化地维护丛某的合法权益,力求在复杂的案件中为他争取一个最公正的审判结果。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需要极大的耐心、细致和专业素养。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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懒得去找判决书和证据了,以丁大龙律师的回答中介绍的案情为事实基础:


法律之外的办法就是造舆论导向了,比如当前的热度就是用“中国人的命不如外国人”炒作起来的,我不相信这种诛心的话题是自然产生。而且网友这两年只限于性侵和未成年人两个敏感点容易被煽动,对阶级矛盾已经没以前那么盲目了,这个舆论导向一开始就没抓住关键,学学人家于欢案的舆论导向是怎么造谣的。

法律之内的办法,首先要看这个案件都有哪些足以导致死立执的因素,然后看有没有办法去否定或推翻这些因素:

1、持刀刺要害,且击打头部。

说明主观上追求剥夺生命,而不仅仅是伤害。罪名是故意杀人罪,不是故意伤害罪。前者更容易死刑。

相应的,要尽量从证据里面找主观只是想伤害的线索。

2、预谋。

专门去买刀回去杀人。这已经不是一时情绪上头了,而是预谋犯罪。

相应的,要从证据里面找有没有可能否定这一推断的线索。

3、卑鄙动机。

因为极其轻微且自身有过错的矛盾而杀人,属于卑鄙动机,适用死刑时也会考虑。

相应的,要从证据里面找被害人一方有过错,甚至是激化矛盾的线索。

4、有暴力前科和他罪,说明刑罚的改造效果不明显,潜在的人身危险性大。

相应的,要找这人也有温柔乖巧一面的线索或依据。


其次,要找从轻量刑的相关依据,常见的包括:

5、赔偿谅解。

6、精神病人。

7、认定犯罪的证据存在问题。

8、道德上的情有可源之处。


没研究过证据内容,只是按一般此类案件的情况来说,1-4足够死立执了,想要推翻也很困难,裁判文书网上类似案情判死立执的不在少数。想改死缓,有较小的机会,但主要看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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