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中有哪些文明浩劫?

“日本人进城后，一年年过来都是苦大仇深。” ——王秀英口述自传

采访时间：2016年10月16日、10月29日、11月19日 采访地点：南京市白下区武学园

采访人：贠彤、胡雨玭、王婧赟、李文睿、汪沛 整理人：胡雨玭、高昕宇、李雪晴

我亲眼看到的日本人

抗战的时候，我二姑妈的女儿逃去了中国台湾。那时候社会上逃难的多。我们那时候穷，没有钱逃。我讲的那个二姑妈的女婿是军人，后来去了中国台湾。他们去台湾后和别的地方的亲戚基本上没有来往了。他们就回来了一次，已经有三四十年了，现在在不在都不知道了。 我们知道日本人进来是因为他们的飞机来轰炸，一个炮弹丢到高家酒馆，就吓得老百姓跑到大方巷的难民收容所了。日本人在其他地方打仗我们看不到，日本人进城了才知道日本人打来了。日本人没进城的时候，我躲到难民区里头，等他们进城，一直都在难民区里。高家酒馆是一条街，有店有住家，就在新街口沈举人巷那边。金陵饭店后头就是高家酒馆。那时候高楼很少的，高家酒馆那边比武学园这边房子好就是了，像我们住的武学园这边都是棚户区了。

日本人进城以后，杀人放火、奸盗，日本人进城就奸你人，杀你人，杀娃。才进城的那几天奸盗抢淫，把小娃用刺刀刺死。一进城的时候就到处找败兵，只要看到你手上有老茧，就说你是败兵，用绳子拴着到江边杀了。大屠杀，杀死多少人啊，大方巷那个河里都是死人。哪怕你穿的衣服不对，日本人都说是败兵，就拉走杀了。杀人都是一个理由，就是杀败兵。

日本人进城的时候中国人害怕日本人啊，我们住到难民区里头，日本男的弄个竹竿就把中国男人赶走了，因为中国人害怕他们。女的在脸上抹灰。那时候从难民区回到家里，要生活啊，我们一个邻居，她比我大几岁，脸上涂上烟灰，日本人就说你的脸坏了。他看出来是女人，但是后来也没什么事情，逃过一难。

躲进难民区逃难是因为有华小姐（明妮·魏特琳），那个美国人，我们叫她华小姐。她那时候救了多少女人哦。一直收到她学校里，日本人就不敢进了，那是安全区，她在门口守着门。那时候就华小姐对中国人是爱护的，办难民收容所，把像你们这么大的人（指采访人，编者注）收到里面，不给日本人侵犯，这是真的。 蹲难民区的时候，我们一家人还在一起。妹妹、哥哥都在，都在难民区里头。在战争里没失踪的兄弟姐妹现在生活都蛮好的，就哥哥不在了，妹妹在。哥哥八十几岁死了。当时南京人都是往难民区里跑，在里面都是打地铺，住的条件很差。也都是自己弄饭吃，自己从家里带锅去。去挖野菜吃，就是那种野苋菜，没人种的，还有枸杞头，也是野菜，都拔来吃。这些菜就在旷野上找，大方巷那个空地上就有。我住在难民区没有多少天，过几天就回自己家了，回来就好点了，反正生活是苦的。生活可怜哦，摘点马兰头，吃糊糊，弄点米在里头煮煮，这样子吃。

在难民区还算安定，日本人不敢抓你。不过，男同志有些还是被他们抓走，到后来才晓得被杀害了。离开难民区以后，日本人把我们武学园封起来，要放火烧我们。封起来的这段时间有吃的，就是那时候，二哥王菊华害病死了。 日本人来难民区抓人的时候，我的哥哥，就是后来从城墙逃回来了的那个，他拿件衣裳盖起来了，不出去，因此逃过了。大哥哥跟日本人走了。我伯伯卖菜的，背上有老茧，日本人说他是败兵，旧社会做生意不是扛担子嘛，磨的。扛过枪的人背上也有老茧，有老茧日本人就说是败兵，就把伯伯弄走了，还有脑门上有帽子箍的痕迹的人也一样。

说起日本人我就恨，人家说日本人好，我就说日本人不好，我亲眼看到的，他怎么能好呢？让你家破人亡，死的人多呢，河里头都是的，马路上到处都是死尸。死尸嘛，家属都只能靠认衣服来认人，泡得不像个样子，哪个能认出哪个？只能认你的衣服，穿什么衣服，这个人就是哪一个。大哥哥和大伯伯被抓走以后，我奶奶和我大妈就去找她们被杀的儿子和丈夫，我奶奶找不到，就去找衣服，看哪个是，就这样也没看到。

日本人占领南京的时候，我们就做小生意，卖米。那个时候我们中国人可怜哦，日本人连米都不给进城，米就收在柴火里头弄进城来。日本人那时候对我们多厉害，我一想起日本人来就恨。 卖米没有小铺子，就在门口摆个盆。没有人抢卖的米。日本人不给你米吃，中国人可怜，偷偷弄点米进城，有的摆在柴火里进城的，有人揣在身上进城的，就偷偷弄进城来，就在门口卖，弄个盆。当时卖米的人不多。 做生意卖米的时候没有人抓。你摆摊子日本人不管的，不用躲开他们卖。就是日本人不给米进城，那你吃什么呢？ 要是偷运米被查到就倒霉了。他就拿刺刀戳，戳通了，人就躺倒了。被抓到运米，有的时候往你嘴里灌水。日本人厉害了。我妹妹经常弄米回来，她看到的。米是去乡下买的，再偷偷运进城卖。在中华门外买。有人专门卖，她们就买。卖的就是吃的米，中熟米。因为全家没有生活来源，就靠这个。我没有看过日本人查人，但我妹妹她们看过，拖米进城的都是看到过的。我妹妹比我小，把米偷偷弄进来。遇到日本人被逮住，你就倒霉；逮不住，你就逃过这一关，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对小孩也是这样的，不是每个人都查的，就是刚进城的几天乱，后面好一点。但日本人缺德，他们晚上有的时候穿个纱布出来，拿个毛巾兜着，不穿裤子，到处跑，在街上走，我们看到了就害怕。

那时候生活困难，就自己煮饭吃。穷呢，就什么东西都马马虎虎。就把什么萝卜切下来，摔烂了，自己做萝卜饷。

我们躲难的时候，什么马齿苋都当作食粮吃，那时候穷哎。家里头没有人，大伯伯走了以后，家里生活来源就没了，只有摘那个野苋菜，摘那个马兰头，在家烧着吃。在战争期间也没受什么伤，因为小，家里男人又没有了，就躲在家里。 日本人败的时候也是一败如水，直接撤走了。 日本人投降以后，可能我结婚了，记不清了。二十岁结婚了，结婚以后还是穷。我做小生意，老头子在人家烟店里上班，卖香烟。旧社会，我和老伴是经别人介绍认识的。结婚第二年就有孩子了，二十一岁生了大女儿。那时候的生活一般化，后来有了孩子，孩子们也可以上学了。

我是回族人。回族人不吃猪肉，其他没有区别。战争时期没有宗教生活。日本人走了以后，因为那时候中国人穷得很，社会穷，也没有东西补贴穷人。

最好的就是解放军

新中国成立了那是最好的。 解放军进城了。最好的就是解放军，借你一块瓦就还你一块瓦，借你一个盆要还你一个盆。那时候，我们老百姓都赞同解放军，说解放军好，不拿人一针一线。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就进厂了，针织内衣厂，“工农兵”厂成立以后就进了那个纺织厂，给工农兵做衣裳。新中国成立后工作是八小时制。像我们那个机器摇纱，把头支起来，机器自己滚完了就一手掐下来，再轮一次。

1953年我就入党了，那时候在工厂里头，我们苦大仇深，入党早。后来就这样子慢慢过日子。那时候我是先进工作者、班长，任劳任怨，天天起早贪黑也不计报酬，家都不管。我丈夫在家带孩子洗衣服。他也工作，他在印刷厂工作，都是八小时工作，下班之后就回来带孩子，孩子也上学了。孩子们读完初中之后就直接工作了；我的丈夫在彩印厂，后来我大儿子也去了；大女儿在新街口友谊照相馆工作，给相片着颜色，一个儿子在铁合金厂，一个小女儿在小营制药厂，基本上没有换工作，都一直干到退休。

现在就想着新中国好

我1978年退休，退休以后在社区里参加各项活动。平时还会参加伊斯兰教协会的斋月活动，现在老了不去了，早几年都去的，去了二十几年了。平时我还听社区的健康讲座。还有北京新华社来采访我，去年还有美国记者采访我。

我现在九十二岁了，跟着小女儿过。我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大女儿都七十一了，有五个孙子。第四代有一个小女娃儿了，小儿子的，小孙子生的女儿，我有第四代了。儿子、女儿都有劳保。一个在彩印厂，一个在化纤厂。这个小女儿在南空，那是一个药厂，南京空军部队的药厂。孙子孙女都大了，都结过婚了，孙子的大女儿都十二岁了。我的老伴走了，走了有二十几年了。 我的腿脚还好，就是有过两次脑梗，上个月刚好，才出院的。平时就在路口卖水果摊子附近的地方走走，我们老太坐在那里玩。到了冬天呢，就在那里晒晒太阳。现在我耳朵也不聋，眼睛也马马虎虎能看见，还能写自己的名字。

现在就想着新中国好，过去穷哎！解放了，有劳保，有份安定生活就满足了。纪念馆还有个援助协会，中秋节也慰问我们的，每年看病报销都有补助。

“大哥的遇害是全家人永远的痛。”

——王长发口述自传

采访时间：2016年10月5日、10月23日、11月20日 采访地点：南京市八宝前街

采访人：贠彤、胡雨玭、王婧赟、李文睿 整理人：王婧赟、钟周哲、李雪晴

全家人永远的痛 日本人没来以前不是用飞机来轰炸嘛，死了不少人。那时候我们躲到沧波门那里，那是临时的，在城外。我们听到飞机在炸南京，后头他们才来的。国民党就要守卫南京，是唐生智负责的，但是他没守住就跑走了。当时国民党在日本人来之前就动员老百姓说，现在打到哪里了，你们赶快到难民区去，日本人来了要杀人放火，我们一起住才安全，还有一些善会也参加了动员。老百姓那时候都是分散的，还没去成立一个难民区，成立难民区是有美国人在支持、帮你，出于人道主义保护老百姓。难民区在宁海路、大方巷那里，过去的人都知道，他们在那边喊你一起去。他不是喊你一个人自己去，是喊你全家一起去。但是有人去了，有人就舍不得，你不肯去他也没办法。

那时候我十三四岁，全家一起到了难民区。当时在难民区里好，地方很大。我们在里面待了大概有好几个月吧，等安定下来才回来。我们住的难民区的房子，都是当时旧社会南京政府官员住的房子，很大，因为里面住的人少，国家就号召老百姓一起住过去，带个被单，带个穿的衣服，也来不及把家具带去，就睡地下，打地铺。在里面的生活嘛，都没得好吃，没得买，没得生意可做，很混乱，只能靠难民区里的组织，比如发救济粮食，救济你十斤米八斤米。我们走之前自己带了锅灶，拿点柴火，在那里烧菜做饭。我那时小，一般躲在难民区不出来，也会了解情况，比如日本人在哪里在哪里。日本人占领南京之后我们一动都不敢动，他们一走到路上，大家都不敢出去啊。也有的胆子大的，不怕。

日本人来了以后就到处杀嘛，特别是年轻人死得多，日本人看见年轻人就杀，没有理由的，国民党的兵也死得多。像我们南京人晓得在什么地方躲啊跑的，兵都不是当地的，能往哪边躲啊？他们又没有家，走也没走掉，没走掉就东跑西跑，所以日本人来了看见就枪毙，看见一个就杀一个，这也是规定。就是给个下马威。当时满街都是死尸，下关死的人更多，都是红十字会来收尸。还有老百姓也死了，有的舍不得走留在家里被炸死了，有的在难民区没得吃、没得用就偷偷地回家拿，这样就给打死了，不然能死这么些人吗？

当时我们住在大方巷，靠着难民区的边界，日本人是不准进来的，但是他们偷偷从边界进去找女人，可能要“慰安妇”啊，这在他们的国家里是不稀奇的，是公开的。我们中国哪里有？他们日本人打仗到中国来没有“慰安妇”，打仗“慰安妇”不能跟着跑，他难道不找吗？他到一个地方就强奸中国人嘛。找不到，就到难民区找。他来的时候不直接说，说去给我洗衣服，给我做事。当时日本人就住在三牌楼，是以前国民党的军政部，国民党跑了空下地方，他们就住在那里头，现在还有那个楼。他们把抓到的人带进去给他洗衣服，我也去那里做过小工、打杂，吃吃弄弄，他不把中国人当人，喊你怎么样，你不这样他就打。日军侵占南京的第二天，我和大哥王长富、二姐王秀云偷偷跑出难民避难所，想回家看一看。刚走到太平南路，就看见成群的日本兵在街上纵火、烧杀、抓人。我们兄妹三人立即转身逃跑，在逃跑过程中，大哥为掩护我们两人，我们亲眼看见大哥被日本兵抓走了。同一天，我和二姐虽然侥幸逃回难民区，但仍被日本兵抓到日本军营，逼我们做苦工。干活时，我们常受到日本兵的拳打脚踢、怒吼、扇耳光，身上伤痕累累，总是提心吊胆地干活。二姐主要是帮日本兵洗衣服、做饭。我年龄小，干点零活。我们在日本军营干了三四天后，才放我们回家。二姐回来后，老是哭，问她后，才知她被日本兵强奸了……大哥被日军抓走后，一直未回家，全家人到处寻找、打听，总不见踪影。后来听知情人说，大哥与一批年轻人被日军抓走后，押到江边一处空地遭机枪扫射，全部遇难，后又浇上汽油灭尸后，全扔进江中。大哥遇难时，大约十九岁，大哥的遇害，是全家人永远的痛。

等外面安定一些以后，我们就回家了。不像日本人才来的个把月乱得哟，这以后就好些了。日本人自己也开始在南京做生意。老百姓安定下来也是该开店就开店，该做生意就做生意的，做工匠的还是少的，没钱的都是做些小生意，我们家也是。那时候老百姓都穷苦，而且人口多，都五个孩子、四个孩子、三个孩子，不像现在都是三口之家。那时候摆摊做小生意，都卖点小吃小用的东西，哪里好做生意就拿去哪里卖。米嘛，吃一点买一点，买个三斤五斤十斤。

回家以后，在路上如果看见日本人都要规规矩矩的，要跟他鞠躬，点头哈腰，他挡在那里你就得跑到后头去，前面不行。你走路不能跑，一跑就要打。如果你不跟他鞠躬，他看你就杀；你不喊他，就让你低头用枪管子打你。看到他就要点个头，你不点头人家就要骂你，喊你“八嘎”。日语我们也学了些，吃饭叫“米西”，“撒有拉拉”是再见，谢谢你是“阿里嘎多”，在这里八年，这些都是经常用的。实际上我们也不跟人家打交道，我们是做小生意的，但是有的人开店就要学日语，你不会日语就听不懂啊。一些小店做日本人生意，比如西装、百货，都要翻译，日本人会喊他帮忙讲价钱、讲名字。

我参加过共产党地下党的工作，是朋友介绍的。当时我们在大会堂那里做地下工作，去之前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组织者才跟我们讲是共产党，时间长了也就了解到是什么事业什么想法，过去怎么样现在怎么样，就是那些，我在那七年一直跟着我的朋友。参加共产党，组织也要了解你各方面的思想情况、家庭情况，都得了解清楚了。我们经常夜里起来塞传单到门缝里面，没人管的时候就偷偷地贴传单在电线杆上、墙上，宣传这个事。还要秘密开会，讲讲有什么情况什么情况。组织里的人联系都是单线联系，因为害怕出事，一出事，人一找不到，不就是被抓起来了嘛。我们有三个人一起，一共有十几个人，都是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有代号暗号，不固定的，一对上就接上线了。被国民党抓到的人就拉到雨花台，就是“红颈子”，什么叫“红颈子”？就是枪毙。之后共产党要挺进大西南，到重庆去，介绍我做地下工作的朋友也去了，我没有跟他们去。因为那时候我二十三四岁，刚结婚，我老伴当时二十一岁，在南京服装厂，也是南京人，我们一起在家门口认识的。当时我们还有一个孩子，像我们这种有了孩子的人就没法走了。因为要跟着去重庆才能入党，所以我也没有入党。 参加工作以后，因为家里有好几个孩子，负担大、事多，也再没有入党，但是在工厂里我还带头读报，开会我也都积极参加了，还是小组长呢。我们只要按章办事，不做坏事就行。

后来，日本人就投降了，他们败退的时候有汉奸跟着，集中在一道，也有人管的，还讲究人道主义，他害怕中国人打他。当时就在那个大礼堂签字的，报纸上都登了，上面就写日本人投降了，我们要自力更生了，不要怕了，要做生意，个人生活自理，自谋工作这样的。那时候中国社会就是这样子，没有办法的。日本人走了之后，慢慢就好了，因为日本人对你肯定是不客气的，他们走了以后大家胆子大了，不怕了，开心了，生意自由了，生活也改善了，东西有得买了，慢慢地各方面都改善了，安定下来了。

日本人走了以后，国民政府、善会开始给生活困难的人补助。慢慢地也成立了一些办事处，单位也会给予补助。补助之前会了解情况，调查你家几口人啊，几个人工作啊，多大啊，有没有残疾人，看看是什么原因需要补助，不同的家庭情况不一样。一般一个家庭平均十块钱一个人，达不到就要补助。那时候补助钱嘛，给个三块八块也是好的，不像现在一百两百也不稀奇，有的也补助米。一般一个季度补一次，但也不固定，有时候分年分月补助，得看政府和善会的情况，过年过节就多补点儿。当时我有五个孩子，虽然我有工作但拿的钱少，就给我补助个十块八块的；等孩子大了出去工作了，有赚钱的能力了，补助就少了。总之，补助都是要看情况的，不是随便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住到了羊皮巷这里的三五二一厂的宿舍，现在住在这里的都是下一代了，我们那时候的工人至今健在的都八九十岁了，有的已经过世了；有的拿着拐杖，不能走路的；像我还能跑跑。当时三五二一厂是一个军事工厂，属于综合后勤部管，都有代号。1950年，经朋友介绍并且通过考试，我就在里面当上了工人，生活虽然苦一点，但是有工作就有固定工资。到十岁才退休，那时候小孩都定职了。在里面主要是打缝纫机，生产一些军用品，解放军什么东西都要，衣服啊、鞋子啊、帐篷啊等等这些装备，都要靠我们工人来做。在里面一天工作八小时，中午和礼拜天都有休息，这都是国家规定的福利。工厂里男的多，女的少，差不多三分之一是女工。工活的分配要看你的能力，会做就多做，不会做就做副工，打下手就是了。当时工厂还有评级，一共八级，级别越高评上的人越少，我是六级；其他还有评模范和先进生产者，模范是最高级，拿的钱更多，一年评一次，我被评上了先进生产者。

我经常和孩子们讲过去的事情，教育他们不要忘本，因为他们不了解过去的情况，所以告诉他们要不怕苦、不怕累，好好学习，天天进步。共产党两万五千里长征，吃野草，多苦啊。苦的人多了，哪个不想好啊，我跟他们讲这是命运，人比人气死人，出身不能由自己，幸福生活要靠自己创造，命运由自己选择。像你们都还年轻，苦点没关系，老了苦了才是真的苦。旧社会穷没办法，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苦得不得了。过去的衣服，老大的给老二，老二的补一补给老三穿，再补一下给老四，穿的衣服缝缝补补的。现在，还有几个穿破衣服？一般家庭都是一个、两个孩子，一长大了就换一件，都把孩子当成了宝，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有点不大好。 时代不同了，形势不同了，新社会国家好了，人民也富了，又加工资，所以我们不要忘了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新中国、不改革的话就更苦，这也是规律。生活条件好了是必然的，但是心不能坏。现在父母送你们读书上学工作，花了多少代价培养你们，你们就不能再不好好学习，再吊儿郎当的。不要贪吃不要贪穿，也不能都靠父母，要尽自己的能力。一定要向好人学习，助人为乐。好人有好报，不要做坏事，知法、懂法、守法。不要骄傲，不要自满，要谦虚，不要爱面子。你好了，父母也高兴，爷爷奶奶也高兴，成了家之后儿女也高兴，多好。你们也要经常对家里其他的年轻人教育说理，对父母不要忘恩负义。

我现在知足了，什么都不要烦，要什么有什么，要多活两年，享受幸福晚年。我现在心态好，有些人碰到一点鸡毛蒜皮的事，气得要死，不好。你看我没有一点坏毛病，各方面好，也不抽烟吃酒，也不想钱，也不打扑克。我们从小都听大人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老人说要学点手艺，不要贪吃不要贪穿，我都记得呢。过去的酸甜苦辣都过去了，我以前没得吃没得穿，现在有工作有钱拿，不用人家养，能做贡献就多做贡献，能做到的就尽量做，要做好事不要做坏事，过个幸福晚年。

2014年，我参加了公祭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活动，这个活动就是要回忆过去，不能忘掉日本人南京大屠杀的罪行。到现在日本人那边还贼心不死，什么参拜神社啊，还在争钓鱼岛，报纸我天天看，这些我都忘不掉的，所以下一代千万千万不要忘了。 再打仗就会家破人亡，国家也有损失，老百姓也有伤亡。我们现在就希望和平，希望生活改善。

“那时候，没有一家不死人的。”

——余昌祥口述自传

采访时间：2016年10月30日、11月5日、11月27日 采访地点：南京市建康路桃叶渡小区

采访人员：谢卓弈、王雪郦、齐婉音 整理人员：谢卓弈、齐婉音、汪鸣谦、曹林

人还没死，家人把他勒死了

我家从祖父那一代开始，清末的时候就从武汉到南京来了，那时候做小生意。我是在南京长大的，就住在现在中华门外的大报恩寺后面。我四岁就在那里住，一直住到1967年，单位给了我一套房子，我就搬家了。现在那个老房子还在，因为我一个人不能住了，那里只好空着，就在朝天宫西街，黄鹂新村。 我的亲生父亲叫余必福。因为舅舅家没有男孩子，我四岁时过继到舅舅余必文家里。舅舅住在中华门外大报恩寺的后面，那时候叫宝塔山；外婆家也住在宝塔山。而我自己的父亲住在西街。生活上靠我舅父收猪肉皮过活，猪皮从馆子里收回来是潮的，等晒干了再卖出去，那时候就做这个小生意来维持家庭生活。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才十岁，日本人在南京烧杀掠夺的这些事情我都看到了。我住在宝塔山那个地方，我家是4号，还有一个2号，跟我们是门对门的，隔一个小巷子。日本人来的时候是1937年12月13日。他们来的时候，看见了人，远的就用枪打，近的就用刺刀捅。当时我在门缝里看，不敢出去。2号里面住着四个中央军，来了两个日本人，他们跑进去，一个人一手拖一个，四个人就被拖出来了，鬼子用刺刀往人脖子处捅进去，再一搅，血就一喷。正好我在门缝里看到了，吓得我跑掉了。我跑到我们家后面的扫帚巷，有个王全胜粮行，下面有个地洞，那个地洞通到秦淮河，像个桥洞子一样，一直通到里头，下面铺了一层板。大概有三十四个人住里面，都是老弱病残和妇女。我看到日本鬼子戳死了人，非常残忍，就跑到后头去，因为后门通到粮行，我就躲到里头去了，非常害怕。 为什么我知道有这个地洞呢？因为之前为了防日本人轰炸，政府做了一个防空洞。我们躲下去，用板铺在地下，正好日本人来了，没有地方去，只好又往那里头跑，躲在那里面。我们家门口的人都说，这个地方是个好地方，能藏人，洞口封闭得好好的。有个老太专门在外头看过，外头是看不出来有这么个地方的，所以大家就一起下到地洞里了。 那个地洞相当大，我们铺的板又长，人靠人打起铺来睡地上，一家一家的。我们几十个人在里面，上面有个小门下去，用一个板把洞口挡着，上面铺上稻草，铺上被单，有个老太专门在那儿看着，像看门一样，我们就在里面躲一躲。那是个排水沟，再加上几十个人，吃喝拉撒都在里头，生活的确不好过。米问题不大，我们的上面就是粮行，好几百担米堆在那里，地下水是淌着的。在里头不好烧不好弄，就拿着米来煮稀饭吃。小菜的话，我们扫帚巷里有一家“东来酱腌”，酱菜多，就弄点酱菜下去。那个稀饭煮出来以后都不能吃，因为洞里几十个人在下面，气味相当重。我们在岔道的旁边挖了一个坑，用滤过的水来烧稀饭。但是稀饭烧出来以后，小便什么味，它就什么味，气味相当大。几十个人每天就在那里坐着，你不管我，我不管你。不光是难受，有些人都在哭。什么时候受过这种罪？从来没受过。就这样过了一些日子。

但过这种日子还是小事。上面有几个人，包括我舅父，他们都在上面不肯下来。他们都是三十几岁的人，认为男的没有问题，但实际上日本人来了以后不客气的，他让你把衣服揭起来，看看有没有枪支什么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用刺刀捅进去了。我的舅父被他捅了七刀，打了两枪，肠子都出来了，腰间腿上都戳。戳了之后，日本人看到他好像还在动，就补了两枪，一枪打的手心，他一挡，就打穿了。第二枪把牙打脱落了，没打到脑袋瓜子，还算不错，但还是打昏过去了，他认为自己死了。到夜晚的时候，流血流多了，嘴也干，想要喝水，到处找水没有，最后摸啊摸地回到家里面。我家离粮行大概不超过两百米，绕一个小巷子就过去了，但就这点路，他爬回家，爬了两个小时。没有什么水，就用淘米的那种小缸，过去住过中央军的每家都有，弄点淘米水喝。喝好以后进门，就跑到房里的床头底下，过去床都有帐子，躲在里头，一直躲到第二天早上。他肚子饿了，又想吃饭，肚肠子流到外面，又没办法了，又爬到地洞里面喊开门。起初人家不肯开，为什么不肯开，有个跑下去的人，说舅父已经死了，在上面的六七个人都死了。舅父后来也跑到这个地洞里去了，在这个地洞里待了一个多月，和我的舅母在一道。他牙都被打矬了，又不能吃。稀饭喂了一点，我舅母把小菜嚼碎了以后再喂他吃，他才能咽下去。要活命啊，没有办法，不吃又不行。

在上面的人，一行有七个人，实际上死了五个人，那个跑掉的，姓方，三十多岁。他过去是做电工的，弟兄俩都是做电工的。衣服一脱，两个膀子的肌肉相当发达，日本人就戳这个膀子，胸口戳一刀，胳膊又戳一刀，他疼得吃不消，就跑到地洞里去，日本人在后头追，他跑得快，从洞口跑下来了，然后那个老太赶紧把帘子扒扯扒扯，把那个洞口堵严，要不然底下几十个人都会被发现。我们都是老弱病残和妇女，都没办法。实际上，这个人下去之后就死掉了。虽然没有伤到要害的地方，但是肌肉里神经都戳断了，疼到吃不消，又哭又叫的。他说，你们要是不把我弄死的话，我反正要死掉了，那我就喊，一喊被上面的日本人听到了，下面的几十口人都跑不掉。其他的群众也讲了，我们这里有几十口人，要是让他喊，不行的，这一喊是要被听到的。万一这样，我们这些人不要活了？他自己也要死了，不死也吃不消，再救也没有意义了。后来他嘴里冒血，膀子上也流了一摊血，搞得大家都没有办法。最后是他自己家的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用绳子把他摁着勒死的。这是我亲眼看到的，多惨啊！人还没死，家人把他勒死了。假如有医院去的话，这条命也许还可以救回来，但那时候哪会有医院？什么也没有。没办法，只能硬是把他勒死在那儿。

另外，那个地洞里蛮热的，再加上人又多，我们就穿个汗衫。有两个小孩子，都是两三岁的小男孩。两家子，一家是回教，在扫帚巷里开个小餐馆，夫妻两个带小孩子。另外是我们后头一家，姓洪，我在底下就靠着他们，因为底下都是板铺着，一个挨一个地靠着。两个小孩在里头闷着，又好动，在里面闷得难过，一天到晚挤在一起，你靠着我，我靠着你。他们又哭又闹，旁边有个岁数大的就讲：你的小孩这么闹下去，这一喊，上面日本人听到的话，我们都要没有命。他们的父亲和母亲，就用小孩盖的小被单把小孩子的脸一捂，爸爸就坐到头上，妈妈就坐到腿上，把两个小孩子硬是捂死了。母亲看他腿又蹬，就坐在腿上，人最后一口气劲大，那点大的小孩子也是。母亲坐在他腿上，刚坐上去，他一脚就把她蹬远了。父母开始肯定是不同意、不想做的。但最后没有办法，父亲心狠一点，母亲是不同意的，那姓洪一家的母亲一直在哭，又哭又闹，到底是自己的小孩子，两三岁了，舍不得，我当时就哭了，这好好的都是在做什么？！那时候我岁数稍微大些了，十岁多了。我要是小一点，不也一样给这样子捂死了？！但没话可说的，因为不是为了你一个人的性命。

他们死后，因为下水道向下，在洞口的地方还有个小岔道，所以就把死人、死小孩子拖到洞口旁边，摆在那个小岔道里面。一个大人，两个小孩子，就死在那里了。最后，这个事情出来了。在第二年，人家来通下水道，发现里面有骷髅。骷髅就是两个小孩子。那个电工，他的家人舍不得，等后来没事了，就把尸体拉出来，放到门外，弄口棺材埋了。那两个小孩子没人管，尸体已经变成骷髅了。第二年，家门口有人不晓得，就跟别人讲，说地洞里还有骷髅。我说有多少个？两个？是两个小孩子。他们就问我，你怎么晓得？我说我当时在底下，我怎么不晓得？

没有一家不死人的

这就是地洞里的情况。我在地洞里面和我的祖母待了十几天。祖母那时候有七十岁了。我们当时就听下来的人讲，原来那一批到南京的日本人，就是无恶不作、烧杀抢掠、奸淫盗抢的人，调走了。又换了一批人来了，没有这样乱杀人了，社会上也平静一些。剩下我和我祖母两个人，在里头待不下去了。在里面没法吃，稀饭、小米粥能有什么味？又听说，他们对年纪大的老太和十二岁不到的小孩子管得比较松，在上面问题不大。我祖母讲，干脆我们上去算了。于是我就和我的祖母上来，住在邻居老太的房间里。那个老太也生病了，假如我们不去，那个老太就死了，她又不能烧火，也不能弄饭。还有另外一个老太，也在地洞里，就是儿子被勒死的那个，她也上来了，跟我们住在一起，五十多岁，岁数还不大。那个房间里面住了三个老太，再包括我，都是从地洞里面出来的。上来以后的生活很艰难，没有办法，就从粮行里挖点米来。我又没多大劲，用个小筲箕，顶多十来斤米，就这样弄回去，和我祖母烧稀饭吃。 我的父亲住在西街，小市口靠铁路那个地方。家里的人，有姐姐、妹妹，还有我的母亲，她们到农村去了。我家正好有个老邻居，他家在扬州，就把我母亲带到那边去了。只有我父亲一个人在家里。日本人到每家去翻东西，到处翻，好的东西就带走，搬不动就到附近找人抬。我父亲一个人在家里看家，日本人在家里拿东西，拿不动了，叫我父亲把它抬过去，一直抬到西街下面，送到日本人住的那个地方。送到了之后，我父亲就被日本人杀掉了。杀掉后连尸体都没找到。那我怎么晓得我父亲被杀掉呢？因为我上来以后，就要到西街下面去看看他。我看见房子被拆掉了，走到西街里，看到一个更惨无人道的事情。一个妇女，肚子开了，一个小孩的头在外头，一个孕妇给日本人用刺刀捅的。我当时吓得立马哭出来了。没有办法，我到下面几家看看。家里房子还在，没人了，碰到一个年纪大的老太，她说：“你在这儿喊爹，喊爹，你爹死掉了，被日本人拖去杀掉了。”我这时候才知道，我父亲已经给日本人杀害了，尸体都没找到。哪个人弄呢？没有人弄！那时候，抛尸一直抛到第二年的五月份。12月13号的事，到第二年五月份，尸体也一直摆在这里，人们走过来走过去都能看到，太多了，天热尸体就有气味了。马上就要烧，一烧连房子都烧掉。因为尸体都在家门口，家家有死人。这些死的人不一定都是外人，家里的户主也死了。过去有保长、家长，在地方上稍微有点名气的人，组织红十字会的人出来，用竹席把尸体捆起来，抱起来带走，也没有地方埋，都是抬到雨花台旁边，找个空地。那个地方以前菜地多，就在那里埋掉了。我之前看到的四个中央军，12月13日死的，一直到第二年五月份才被收尸，而在我家门口有个井，就把他们一起扔在井里了。

有一天，两个日本人跑到我们住的地方到处看。我们一般都不敢乱跑，看了之后，他就喊我出去，我就出去了。我出去了之后，他们就进去了。那个五十多岁的老太，看上去也比较少壮的，他们就去强奸她。那个老太被强奸过以后，她犹豫，不敢待在那儿了，就进城到南边去，躲起来了。还有另外一个老太，也是住我门口的，扬州人，也有六七十岁了。我们没菜了，她就带着我，到现在晨光厂后湖边上的那个地方，以前那里是菜地，去挖点菜来；没米了，从粮行里头弄一点就行了。日本人来了之后，我们度日子，就这么过。

我舅舅、舅母在里面等了一个多月，实在等不下去了。我舅父的肠子慢慢蠕动蠕动又回去了。他光在那里不行，浑身的伤，还是想看看大夫去。听别人说，可以到难民区去。所以我舅舅、舅母两个人，清晨从中华门出去，跑到难民区去了。难民区在汉口路，是一个学校，过去的大学就在那里。我听我舅父讲，住在难民区里面还好，每天三顿饭还有得吃。日本人常常来骚扰他们，但是有美国人在，日本人看到有外国人在这里，就晓得不能进去。要是进去的话，里面都是妇女、儿童，他们什么事做不出来？住了一两个月之后，舅父的伤渐渐好了，他又回到雨花路我们住的这个地方。过去我舅舅家里是做猪皮生意的，收过来的潮猪皮，晒干了再卖给人家，就靠做这个生意，养活一家四口，祖母、舅母、他和我。

我的姐姐和妹妹被母亲带到扬州去了。邻居说，你跟我们去吧，我们家在扬州的农村里有一大家子人呢。所以母亲就跟他们一直在扬州住了，住了半年多才回来。他们家里条件还是挺好的，都是一些老邻居，关系搞得蛮好的。等我母亲半年后回来，看家里人都没了，也没有办法。给日本人杀的也不是一家子，我住的那一条街，巷子里面，没有一家不死人的，都死在家里面。他们认为女同志走了之后，问题不大，男同志留在家不要紧。但日本人不管这些事情，特别是男的，他杀得更厉害。母亲住了半年多以后再回来，家里面还是这个样子，没有办法。

日本人什么事情做不出来？

在雨花路上，日本人住在晨光厂里，过去我们喊它三〇七厂。特别是放假的时候，礼拜天，他们就出来花天酒地。喝得醉醺醺的，从长干桥、中华门那里回来。看见女的就拖，就强奸。对于这些事情我们就觉得，像畜生一样，日本人什么事情做不出来？现在想想当时的生活，真不容易过。

当时中华门的桥被炸了半个，过去那里是水路码头。下面是竹排和木排，上面的尸体堆成山。哪来的这些尸体呢？都是中央军。日本人的炮就架在雨花台。这些人不能过去，桥都炸掉了还怎么过去？城门也关了。就在那个桥柱下面，净是尸体，特别是木排下面。他们都被日本人杀害的，手都是绑着的，看着就觉得惨无人道。我看惯了，当时是害怕，以后也无所谓了。

三〇七厂后面有一块菜地。扬州那个老太，经常带我去弄点菜回来。在菜地上就看见一个人跪在那里，五花大绑，没有头。讲不好听的，当时脑子已经有点麻木了。后来那个人被别人推倒了，要不然死人没有头跪着多难看。推倒了要好些，但还是五花大绑地绑着。南京的尸体到处都是，到五月份有人来通知了，问家里有人没人，这个地方还有没有你家的人啊，没有的话一烧，把房子也烧掉了，最后尸体才处理掉。日本人是不管的，他们杀过人就算了，才不管这些事情。

一般来讲，我出来的时间里，很少碰到日本人，他们都在三〇七厂里，外头很少，我们看不到。要放假的时候，街上日本人就多了。平常也有，但很少。他们不像过去那样，看见人就杀，但是人见到他们，也跑得远远的。我自己有一次在中华门，在桥口，我往桥下面望。日本人在里面喝酒，喝醉了回来了，看见我一把抓住，抓着我往底下带，要推我下去。我当时有一种感觉，怎么有人抓着我？他抓住我，我就往后退了一下，要不然我就栽下去了。那桥很高，桥下面全是死人。最后我没被他推下去。他哈哈哈笑着跑了。我吓死了。基本上从那以后，我看见日本人都离得远远的，遇上他们更伤脑筋。

还有一次，我在雨花路玩，来了一个日本人，一把抓住我，嘴里“小孩”“小孩”地喊，抓到我，他就把我带走了，带到西街下面，铁路旁边有个尼姑庵，我被他带到那里去了。我说：坏了，去了以后，我就伤脑筋了，有什么办法啊，又走不掉。我到那边以后，进了尼姑庵，在大殿那边碰到一个女的，有三十多岁。她看到了，就往我们这边走来。然后日本人就把我摆到旁边的小椅子上，让我坐着，说“不要跑的”，喊我不要跑，然后他到里头去了。实际上那个尼姑庵里还有不少女人，也是日本人搞的，在那里对她们做坏事。我在那个地方，那个女的问我怎么到这里来的。我说我在大报恩寺门口玩，他把我拖过来了，没办法，只好坐过来了。然后那个女人眼泪就掉下来了，说：“你赶快走，你要不走，你给他拖到哪里去呀？你家里还有没有人啊？”我说我还有奶奶在家里呢。她说：“那你赶快回家吧。”我就往家奔。走到西街那边，谁晓得那个日本人又追来了，他跟在后头追，一路追过来。正好我走到之前讲的那个小孩子头在外面的孕妇那儿。我一跑跑得绊住了，往后面一下子跌坐下去，滚在地上，趴在死人身上，看不清楚，过去也没路灯，没什么东西。然后我就跑回家去了。结果日本人就追到我家里去，到底他们跑得比我快些，我慢些。我到家以后，我祖母也回来了。她说：“你到哪儿去了啊？”我说我被日本人带去了，我要不跑掉的话还待在外面。最后我就回了家。

日本人来到我家附近。我们有个姓洪的老邻居，他对邻居说，他家里面也有个小孩。他想他家里面的小孩子，就把我拖到那里。后来日本人又敲我家的门，敲敲门进来，他对我望望，说：“你跑什么？”意思是叫你不要跑，你非要跑。这个日本人，过去到南京来过几趟，所以几句南京话他还是能讲的，我就跟他讲讲。最后日本人就走掉了。这样子还好，他没有向我下毒手，但以后我看到日本人，就离得远远的，我不想再找麻烦。

日本人来了一个多月以后，我们才真真实实地在家里面生活，以前都不稳定的。日本人跟你不客气，这批走掉了，那一批又来了，在家里翻东西。个把月以后，像这样的事情就少了。虽然日本人还是经常有，过来过去蛮多的，但是不怎么骚扰人了。日子比较稳定点。但是看见他们，我们都还是离得远远的，还是害怕的。那时候日本人控制着一切，老百姓很多事情是受限制的。走到城门口，日本人站岗，你要不对他鞠个躬，他就甩你一个嘴巴子，这边用枪把子在你身上戳戳。年轻的女同志，有意识地用点锅沿灰把脸擦擦，用老头帽把头套起来进城。要不然你进城都受罪，那些人像畜生一样，所以我们对这个蛮注意的，一般女同志不出去，免得找麻烦。

一直到日本人投降之前，骚扰还是有的。他们住在晨光厂的周围，三三两两的，四点钟以前在大街小巷到处转。我看见他们来了都跑远一点，那些女同志都跑得远远的，不沾边。他们不管你的事情，就不要再去招惹他们了。我有时候出来玩，我家舅父就讲：“要注意一点噢，看见日本人你离远一点噢。”我说我晓得，基本上都是这样子。

罪魁谷寿夫伏法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了。那时候报纸上有，传得也多。有些人都是岁数比较大的，他们晓得看报纸，就说出来了，我们就晓得日本人投降了。投降的那天，雨花台那里热闹得很，老百姓一起出来了。日本人投降了，当地人一下子要出头了，再不受日本人迫害了，所以都很高兴。 我亲眼看到过谷寿夫在南京被枪毙的情景。他是在南京受到审判的，侵略南京他是个主犯，是个头儿，审判完就枪毙。他是在雨花台快上坡的地方被枪毙的。那时候汽车开得相当慢，我们就追在后头看。 谷寿夫被枪毙以后，南京人都欢呼，都讲小日本还有今天，给老百姓出了一口气。 那时候看的人特别多，追着汽车跑到雨花台看去。街上热闹得不得了，雨花路这一条街上的老百姓一起去了。谷寿夫被打死之后，那时候有地保，就是专门负责收尸的人，把他两条腿、两个膀子一绑，弄个竹竿子一套套上去，抬了就走，抬了就埋去了。老百姓老早把坑挖好，就在雨花台旁边的地方，不是在雨花台里面，是在外头，那地方以前都是菜地。

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出去以后，大街小巷的人都知道了，日本人投降了，我们不受日本人罪了。日本人自己也不像之前那样嚣张了，不敢在外面跑了。他们也害怕，也怕有人报复他们，就躲在那个地方不敢出来了。后来一批一批地撤走，从三〇七厂出来，我们在雨花路上看到过，在扫帚巷这边也看到过。他们没有像过去那样嚣张了，垂头丧气的。

我是在1948年结的婚，老伴和我是在一个院子里从小一起玩大的，青梅竹马，就住在西街那里。1937年每天都是飞机轰炸，说日本人要进来了，这些女孩都很危险，所以岳父、岳母都把工作辞了，就带着他们一家回老家去了。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在地质局工作的岳父为我在财政局里找了个工作。我老伴开始是家庭妇女，到了“大跃进”的时候，我老伴参加扫盲，上夜校，做了居委会干部。1958年之后就由人介绍到长乐路的东方玻璃厂工作了，她对工作也是很积极的，临退休前还入了党。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生活就慢慢变好了。小孩子慢慢大了，都出去了，工作的工作，结婚的结婚，负担变得小多了。家里就只有我跟我家老太婆两个人，有时候我喜欢喝点酒。老太婆就跟我讲：“你喝酒，我就想买个钢琴怎么样？”我说：“你想买钢琴，那买就是了。”一万多买了架钢琴。我家老太婆比较肯学习，她对钢琴根本就不懂，但她喜欢弹，买了个钢琴天天弹。那时候电台里有一个退休的女教授天天教，她就跟她学，就这样，她把钢琴学会了。 退休以后我们岁数也比较大了，地方上照顾得还是蛮好的。像我现在，每个月额外要给我几十块钱，这钱够吃够喝了。现在钱多了出来，加上还从地方上拿钱，每月有四千多。以前刚退休的时候才拿一千多，这几年来每年都加点儿，特别是退休人员，工资每年都要加几百块钱。我又不管钱，什么东西都交给儿女们，管吃就行了，日子过得还是蛮好的。

青年人要牢记历史，为国家多做贡献

我被认证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当年，就被邀请去了日本。日本的友好团体每年都会邀请两名幸存者去，我们去了长崎和熊本两个地方。在长崎的市民演讲厅我还给他们讲述了我当年的经历。这个过程中有些事还是蛮感人的：有的九十多岁的老爷子说他是当时侵略的老兵，承认了历史，表示十分抱歉；还有个中学生说他的爷爷当时是到南京杀中国人的，他讲他们也都是有良知的日本人，不是鬼子，但是外界的媒体不承认，使得日本很多后代都不了解真相。我们在日本参观了原子弹爆炸纪念馆，当时还有小学生采访我。我还参观了长崎的资料馆，是民间组织自己创办的，馆长是一个叫高实康稔的老爷子，和我一般大，退休前是长崎大学的历史教授，他用来建资料馆的贷款还没有还清。纪念馆里存放了许多他们自费筹资收集的照片，很多我在南京也没有看到过。在那里我也讲了自己的经历，后来馆长还和我家大孩子说，我是历年来讲得最好的，他们准备把我的经历做成资料放在资料馆里。我走的时候，他还送了一块表给我做纪念。 以前，只要纪念馆里有活动通知我去，我是一定会去的。公祭日之前特别忙，经常有各种采访，一个月能有个好几趟。有的是到家里面来，有的是到外面去，那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采访团队，有澳大利亚的、西班牙的、韩国的、日本的、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的，等等。其中，澳大利亚的采访后来还拍成了电影，里面有我的录像。当时，录像的时候下着大雨，我还是自己一个人“打的”去的。后来录像的那个人还跟我说，我讲的那一段，当时他们悉尼市里的领导、老百姓看了都流泪了，当然也包括我们驻澳大利亚领事馆的官员——就是躲在地洞里面的那些事情，太惨了！ 我自己平时也常常去纪念馆转转，以前我就住在朝天宫，乘上公交车，一直坐到纪念馆门口下。我走后头的六号门，也不用排队的，那些门卫都认得我了，一说老爷子来了，就把我放进去了。我就去看看那个“哭墙”，那上面有我亲生父亲的名字。第一次看到我父亲的名字的时候，我就哭了，直掉眼泪。后来通过了解才知道，我父亲的遇难资料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就有了。1946年审判日本人的时候，我的养父去作证，一个姓顾的国民党记者当时记录的，资料上还记录了当时我们家的生活状况，是赤贫，十分地贫穷。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养父也常常去讲他的遭遇，他是真正本人受到伤害的幸存者。但是现在不行了。我主要就是腿不能动，要是能动，还是要去的。

我住在朝天宫的时候，除了纪念馆的工作人员，也经常会有其他的公益团体来拜访我。我记得有一位日本女士，叫松冈环，是个退休小学教师，每年都会来我家拜访我。她是专门研究南京大屠杀历史的，每年都会带着日本的民间团体到南京来，拜访我们这些幸存者，还请我们吃饭。 我去过日本，日本的人民还是不错的，非常有礼貌。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们出来玩，带着个翻译，有个小姑娘推着自行车跟在我后面走，那个翻译就跟我讲说老爷子你让一下，让她先走。我回头，让了一下以后，小姑娘推着车子就过去了，走到我前头又停了下来，回过头，向我鞠个躬。因为她认为我给她让路了，这就非常地有礼貌。有一次碰到一个开车的，离我还有几米远，他就停下来，摇下车窗，招手示意让我先过街，我喊他走，他也不肯，等我过去了，他才把车子开走。 我们国家强大了，就有了话语权，能表达自己的想法，现在的中国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我们从不侵略他人，但也不会再让他人来欺负我们。侵略者总是会付出代价的，就像日本，在二战中被我们打败，损失惨重。

如今，之所以我愿意站出来回忆这些往事，就是因为当年日本做的那些残忍的事情，烧杀掳掠，桩桩件件，都是我亲眼看到的，清清楚楚。我不会捏造事实，也不会放大我们的悲痛，我只是要将我所经历的讲述出来，告诉大家，不要忘记曾经的伤痛和耻辱。对于外来的侵略者不要抱有幻想，只有我们自身强大了，才不会受人欺侮。我希望年轻人能牢记这段历史，像我老了，已经没有多大能力了，年轻的、有能耐的人，就要尽自己的力量，为国家多做点贡献。能做到的就要做到，能帮到的就要帮到。

“大屠杀遇难人数我说不止三十万！”

——路洪才口述自传

采访时间：2016年11月20日、12月4日 采访地点：南京市白下区五福巷

采访人：郭玉荣、周文文、李新蕾 整理人：郭玉荣、周文文、李新蕾、王立

惨祸几近灭门

1937年我五六岁，那时候家庭状况没什么好转，还是和以前一样，不一样的是家中的人少了。日本人侵占南京的时候，是从东边，从上海苏州那边过来，所以就有好多东边的难民往南京涌，过去叫“跑反”。听他们讲，日本人无恶不作，烧杀抢掠什么都来，大家都很害怕。后来我们自己就谋划怎么办，因为生活不下去了。日本人往西边走，到这来，那我们怎么办？我们也要投亲靠友啊，找地方躲啊、跑啊。 我们当时十个人，这么大的队伍，吃住行都是问题。我奶奶是小脚，她不能走很久的路。我母亲怀着大肚子，快临产了，她也不能走，因为说不定哪一天就生产了。我妹妹小，才两岁多一点，她也不能跑。我父亲叫路怀正，他就找公公、婆婆、奶奶、母亲商量：怎么办呢，我们到哪去呢？大家统一了一个思想，就是根据当时的情况分析，认为凶多吉少。怎么办呢？总要想办法跑一跑，就想一家留一个根：路家留一个根，我公公、婆婆家留一个根。所谓留一个根就是留一个男的。那么我们家五个人，我五六岁了，能够走得动。我公公、婆婆家有一个大舅舅，比我大十岁，大概十五六岁，他也能够走。最后就确定，由我父亲带着我和大舅舅跑反逃难，出去躲起来。那么家里老的老小的小，怎么办呢？于是我奶奶留在家里头，看着那两间草房。那时候所谓的家产就是房子，里面基本没东西。然后我母亲带着我公公、婆婆，还有两个小舅舅和我妹妹，事先在菜地里，挖了一个大坑，上面用芦苇啊、门板啊盖起来，盖起来以后上面再盖上土，这样就弄了一个地洞。除了我奶奶，其他人包括公公、婆婆、妹妹、母亲，还有两个小舅舅，就躲在地洞里，认为这样就安全了。

当时很乱，妇女、女孩都搞得蓬头垢面，用锅灰涂在脸上，弄得很脏，就是为了防止日本人侵害。男的就尽量躲起来。日本人来以前飞机就已经开始来侦察了，我们没逃以前就躲在花园里头，花园里只有一个竹林，其实躲在里面也没用的。但那时候我们还是小孩，玩心重，就以为很好玩。 日本人来的前两天，我们跑到了哪里呢？跑到了沙洲圩，就是现在的沙洲巷，雨花台区的沙洲巷。那时候沙洲圩范围很大的，包括现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那个地方，都叫沙洲。那一片芦苇地，人很少，很荒凉，只有很多芦苇。我们因为家里做芦苇生意，所以对芦苇还比较熟悉，认为那个地方好躲，像那个沙家浜一样。然后我们和父亲的几个朋友就躲到芦苇里头去了，以为这样日本人就找不到了。

到了第二天，忽然有一个农民看见一个日本人背着枪，他害怕就跑，一跑就跑到我们这个躲藏地，日本人就来找，就搜查。一搜没找到他，而看见我父亲，就把我父亲捉出来，捉出来以后把他绑起来，用刺刀把他的棉袄刺穿，说他良心大大的坏，不是好人，你看到我们日本人就怕。大概是这个意思，我不懂日语。这个时候我舅舅就抱着我哭，说无辜啊，跟我们毫无关系啊，怎么就绑起来了，就求饶。巧的是，有两个日本人骑着马，就喊这个背刺刀要枪杀我父亲的人，到一个什么地方去，要赶快走，很急的样子，那个日本人就没有枪杀我父亲。我们就收拾着行李赶快走了，这个地方不能待了，被日本人发现了一个窝，就要连夜走。 后来我们跑到一个小山区，那时候日本人没有顾及那个地方。我们就夜里从田地里面走，白天不敢走。就是夜里面也会听到枪声，就是“呜——啪——”。那时候路上没有东西吃，所以在没出来以前，就在家买好什么小麦啊，炒一炒，炒煳了，磨成粉，叫炒面，用水冲一冲就可以充饥。还有一种，就是煮饭的锅巴，平时吃饭后把那个锅巴晒干，晒干以后我们带出来。几天以后东西就吃光了。吃光了怎么办呢？又饿，又没有力气，连水都没得喝。那时候农民地里头有萝卜，我们看到萝卜就拔两个，充充饥。那时候到了一个村，名字我记不得了，我们住在山区的一个农民家里，也是借住。给一点钱，其他就没什么。他们也是看我们可怜，有空的地方，堂屋啊，锅灶旁边啊，就让我们住在那里。后来过了两三天，家里有个邻居，他也跑到这儿来了，就告诉我父亲：路老四啊（我父亲排行老四），你家出事了。我父亲当时一听就躺在地上昏倒了。

当时我奶奶看着两间房子，日本人来了以后看见我奶奶，就问——大致意思是——你们家这么大房子，怎么没有人，人都到哪里去了？我奶奶又不会说，又回答不了。他就一把火把房子烧掉了。烧掉了以后就到外边找，一看有一个土堆，这个土堆跟平常的土堆不一样，上面都是新土，也没有多少草，这明明是一个藏人的地方，就把盖子掀开。掀开以后，大人小孩在里面哭着、喊着、叫着，在里面一塌糊涂。日本人就喊他们出来，谁敢出来啊。日本人来气了，就开枪。这里面六个人，等于七条生命，就打死了。为什么说是七条生命？因为我母亲大着肚子，快临产了，走不动路。日本人主要是对年轻人，特别是男的年轻人，他担心是中央军，是国民党军队里面的人，是抗日的。我奶奶年纪大了，老态龙钟的样子，也就侥幸逃过一劫。我在山区的时候正发高烧，父亲没办法，就把我和我大舅舅两个人带回来了，怎么回来的已经回忆不起来了，那时候属于昏迷状态。回来以后奶奶把这个过程跟我们说，说完以后就把我们带到那个地洞去收拾。

收拾以后我们就发现，买不到棺材。因为那时候死的人太多了，就在我们转龙车南边一点点，一个小山坡上，堆的全是尸首，有的有棺材，有的没棺材，有芦席裹的，有麻袋裹的，有纸盒子裹的，有棉被裹的。我父亲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棺材，就把我母亲埋到那个小荒山上，其他的就直接在地洞里给埋了。为什么这样做？一是买不着棺材，一是找不到地了。在小荒山上埋了以后，我母亲的坟墓都找不到了。为什么？当时乱得一塌糊涂。你今天看是这个样子，明天就变了。山上小野狗啊、野猫啊偷死尸，是很常见的现象。现在我母亲坟墓找不到，1949年以前就找不到了，太乱太乱了。

国民党政府对我们这些幸存者没调查过，慈善机构也没调查过，日本人说南京大屠杀的遇难者人数没有三十万，我说不止三十万！我们这些散户很多，不是被集中屠杀的。集中屠杀的地方大家都很重视，慈善会也去了，国民党政府也来统计。但我们这些散户没有被统计，我们邻居全家被斩尽杀绝的多得很。像我们还是幸存的，还能诉说家里面的情况。有的人家全家都死了，找谁去报这个案呢？所以其实是不止三十万的。

中国人是仁慈的

回来之后，我们临时用芦苇搭了个棚子先安顿下来。那时候虽然鼓楼医院就在难民区，但我们都不知道。我不知道还有情可原，可父亲他们也都不知道——没有文化也不懂什么叫难民区，交通、通讯也很落后，人与人的交流闭塞得很。当时就只能盖个房子还住在这里，又继续干我们的老本行。日本人来了以后，我们的生活还是老样子，开荒、打芦苇、做鸡毛掸子，其他的就没有什么事了。那时候生活也是很困难的。上午买一升米，中午吃吃，到下午，再买一升米，一看，不一样了，涨价了，一天涨好几次。 日本人会给一些老百姓发个“良民证”。经济上他实行配给制，就是一家几个人，大米供应多少，粗粮供应多少，实行供给制。但实际上实行不了，为什么呢？因为生产非常落后。他还要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在满足他的前提之下再满足中国的老百姓，所以经常买不到米，要买米就买黑市米。所谓黑市米就是高价米。 中华门外有一个叫西街的地方，西街那时是南京的一个大米市，有很多米店老板。可那时候又不准你买，为什么呢？他怕你买了以后他自己不好统筹了。老百姓怎么办呢？就把裤腿扎起来，把米放在裤腿里，有的放在背心里。日本人发现以后就用刺刀检查。进城，就是走中华门，你到城外买米，要回来时，他一看鼓鼓囊囊的，要是发现了就惩罚你，把米全部撒掉，淌在地上，打你一顿，然后再让你走。这是经常的事。那时候我们挨饿受冻，还有饥荒。所以日本人在经济上采取配给制，政治上是五家连环保。当时发的米是不能满足需要的。

那时候在街上也会看到日本兵。一次好像是在淮海路，一个军官坐了一辆人力车，由中国的车夫拉着走，迎面来了一个日本士兵，过去以后坐车上的长官就喊他回来，因为那个日本兵没有给长官敬礼，这是我看到的。第二次是我在门口玩，看到有个喝醉酒的日本人，大吼一个人力车夫。他要看戏，让车夫把他拉到南京大戏院门口下车，下车以后不给车费。车夫跟他要，他喝醉了，就骂。还有一次，有一个日本人放高利贷，他有个小折子，上面有日期，你家借十块钱，一个月还完，每天还多少，给你算好，把这个折子插到你们家，他天天来收钱，收一次盖一个小章。比如说十块钱，他可以赚个两块钱，这就是日本商人。 我大概七岁上学，上一年级。后来搬家，没读完，搬到新地方，读了私塾，读《百家姓》《千字文》《大学》《中庸》，读了快三年。后来又到朝天宫小学，读三年级。1944年，那时候日本人开始在学校里设置日语课，读日文。但好像没学成，因为日本快完蛋了，快投降了。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好多日本人垂头丧气了，没办法了，国民党政府就把他们组织起来，让他们挖河泥，疏通河道。我那时候在朝天宫小学读书，看到好多日本人在建邺路北边的一条小河挑河泥。每个人有一个勺子形的饭盒，挂在身上。饭就一盒，挑河泥蛮费体力的，不够吃，好多老人就把家里蒸的馒头、包子送过去。有些日本人很感动，都流泪。有时候，他们可能会想：我没有东西给你们，没有钱。有时候那些日本人就给一支钢笔、盒子、纪念品什么的。

中国人对日本人、对日本百姓还是仁慈的。可是到现在，日本也不承认造成的屠杀事实。我家十个人，六个人都不在了。不是大屠杀是什么？日本人投降的时候，有中国人去骂他们的，但打的少。我们家算是有深仇大恨的，都没有动日本人一根汗毛。听我父亲讲，宣读天皇诏书的时候，日本人在新街口听到以后，就在原地站得笔直，动也不敢动。听说去的人也很多，大家都在那儿看。

日本人怕新四军

南京解放的时候，我们不敢出来。那时候，我在家里面把门、窗户都关好。国民党要撤离，撤离的时候到处抓人。抓人干什么？给他当挑夫，有的是为了补充兵源。我们那时候都是不敢出来的。 第二天，解放军进城以后，父亲就带着我到中山南路，就是太平路那一段，去看解放军。那时候天气还比较冷，他们就穿着很单薄的衣服，挂着一个壶、一个碗，有一个布兜兜，碗就放在里面。他们有的穿草鞋，有的穿布鞋，就睡在马路边，蹲在马路边。我看到以后很惊奇，就问父亲，这个共产党的军队这么破破烂烂的，怎么把国民党的强大武装打败的呢？父亲就告诉我，因为国民党腐败，一些士兵的粮饷都被扣了，吃不饱；解放军呢，军官、士兵都一样，大家比较平等。为什么我们不怕解放军呢？因为我们的老家在盐城，解放前那些地方都是老根据地——苏北根据地，父亲那时候去过老家。日本人并不怕国民党，日本人怕新四军，新四军打日本人要比国民党来得凶、来得厉害，神出鬼没的。新四军对老百姓也挺好。

决不能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国家要加大宣传力度，把日本侵略南京、南京大屠杀这些历史，让南京人民、全国人民、世界人民都知道，于是让报社人员去寻找幸存者。到哪儿找去？谁是幸存者？找不到啊。那时候纪念馆也刚刚在筹备，它也不晓得哪里有幸存者。南京有一个采访记者，他的任务就是找幸存者，正巧他的总编辑原来是市委党校的一个处长，他就跟那个记者说：“我告诉你一个人，你去找，叫路洪才，他在市广播站。”那个时候，我们家里的事组织上了如指掌，过去的生活、现在的生活状况，对组织上都是没有隐瞒的。这位记者就来采访我，发了一条消息，报道说大屠杀幸存者路洪才家里面六个人被杀，一共七条生命。消息发出去以后，纪念馆就找到我，就是这么被发现的。

我始终认为这个事情要宣传。现在日本不讲投降，他讲“终战”，甚至美化。他说，我到你这来是为了把英美帝国主义赶出去，是实现亚洲共荣，携起手来，发展我们亚洲。他把历史颠倒过来了，这为以后埋下了一个伏笔，很严重。以后说不定哪一天，军国主义复活以后，就是中国的灾难，这个可能性是有的。不过现在宣传力度加强了，过去是一般的平面的宣传，现在国家设立了公祭日，不仅是南京市、江苏省，全国都知道南京大屠杀了。被提到国家工作这个层面来看，这个层次就不一样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小青年，他们的兴趣点、兴奋点，是很难接近历史上这些大的事情的。我们的宣传如果要深入边边角角的地方，特别是年轻一代，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对于这段历史，他们要是忘了，那么，这一代人也就忘了。我们都七老八十了，还有几年活？大屠杀幸存者在册的原来有几千个人，现在只有一百多人，这几个人过世后，怎么宣传，怎么支撑呢？这是个大问题。我们的教科书，我们的文艺出版，我们的图书发行，这些地方都是要加强宣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