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视剧里看到明朝清朝的六部尚书只是执行皇帝圣旨，有没有哪些事情尚书可以自行决策无需请示皇帝的？
在电视剧里，为了凸显皇帝的至高无上，常常将六部尚书描绘成纯粹的执行者。但实际上，明清两代的六部尚书，尤其是在他们各自管辖的领域内，是有一定的自主决策权的，并非事事都需要皇帝“圣旨”才能动。当然，这种自主权是有限度的，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皇帝的信任程度、当时的政治环境以及具体的事务性质。
咱们这就掰开了揉碎了聊聊，看看尚书们到底有多大的“自由度”。
一、 哪些事情尚书可以自行决策（无需皇帝“圣旨”）？
这些权力主要体现在日常政务的具体执行、细则的制定、以及对下属官员的约束管理等方面。
1. 部门内部的行政管理和人事任免（初级）：
例行公文的处理： 比如，收到地方上报的奏疏，按照制度规定，尚书可以直接批复，要求相关司员照办，或者根据情况调取资料、听取汇报后再做处理。这些都是日常工作，不可能每件都奏报皇帝。
下级官员的提拔、降职、调动： 尚书作为六部之首，对其下属的员外郎、主事、郎中等官员，在一定级别和范围内，是有较大的提名权和任免权的。例如，某个司（如吏部的人事司）的官员表现优异，尚书可以直接提拔其为郎中；如果犯了错误，也可以按规章制度进行降职或调离。当然，涉及到京官（特别是高级京官）的任免，可能就需要更高级别的审批，或者直接由皇帝下旨，但部内中低级官员的调整，尚书是可以“说了算”的。
奖惩的决定： 对部内官员的奖励，如发放年终奖金、给予嘉奖等，或者对一些轻微过失进行批评教育、扣发少量俸禄等，通常都在尚书的权限范围内。
部门内部规章制度的制定和完善： 尚书可以根据国家的法律和皇帝的宏观政策，在其主管的业务范围内，制定或完善更具体的部门操作细则、办事流程等，以提高效率。这些细则的发布，通常不需要皇帝逐字逐句地审阅，只要不与国家大政方针相悖即可。
2. 具体事务的办理和执行：
根据已有政策和法律进行裁决： 很多事务的处理，都有既定的法律、规章或前例可循。尚书的任务是确保这些政策得到正确执行。比如，户部尚书负责税收，对于地方报上来的关于税收征管的具体问题，在符合《赋役黄册》或相关赋税条例的情况下，户部是可以直接发出指令，指导地方如何处理，而无需皇帝再就每个税款的征收细节发“圣旨”。
财政预算的初步编制和执行： 户部每年需要编制全国的财政预算，这其中涉及大量精细的核算和分配。尚书作为户部最高长官，对预算的初步编制拥有很大的决定权，也负责监督预算的执行。虽然最终的财政总预算需要报皇帝批准，但具体到各部门的用度、各项目的拨款，尚书在其中有很大的话语权，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微调和监督。
工程项目和建设的监督： 比如工部负责修桥铺路、建造宫殿。在皇帝下达了“修XX桥”的旨意后，工部尚书负责具体的选址、设计方案（可能由下属司局提出，但最终由尚书拍板）、材料采购、工程监督等。在预算范围内，对于一些工程细节上的调整，或者在施工过程中遇到的技术性问题，尚书可以直接拍板决定，而无需每次都去请示皇帝“这块石头是不是要换个位置？”
兵部关于军营日常管理的具体指令： 兵部尚书负责全国兵务。对于军营的日常操练、军粮的拨付、兵器火药的保管、士兵的轮换等，兵部可以根据皇帝的总体战略部署，发布具体的调动或管理指令。比如，每年春耕后，兵部可以根据需要，下达各省卫所进行例行操练的通知。
礼部关于祭祀、科举等具体流程的安排： 礼部负责国家典礼、祭祀、教育等。比如，科举考试的流程、阅卷的细则、以及具体考场安排等，礼部尚书可以根据既定的科举制度，做出具体的安排，并发布相关通知。虽然皇帝是最终的“主考官”，但具体的操作执行，礼部有很大自主权。
3. 与平行部门的协调和沟通：
跨部门的事务协调： 当某项事务需要多个部门协作时，六部尚书之间可以通过互相照会、协商，直接达成一致并共同执行。比如，吏部和户部在官员俸禄的核定上，会互相配合，制定具体的标准和流程，这些流程的确定，通常是尚书之间商议的结果，而非皇帝逐一批准。
处理突发事件的初步应对： 遇到一些突发事件，如果皇帝不在京城，或者事态紧急，且处理方式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尚书可以根据情况，先行采取措施，事后再向皇帝汇报。例如，某地发生水灾，户部尚书可以根据过往赈灾经验和现有储备，先行调拨一部分赈灾款物，并请求皇帝批准后续的增拨。
二、 为什么说这些决定是“自行”的，但仍有限度？
“自行”不等于“独立”： 尚书的决策，是在皇帝授权和国家法律、制度框架下的“自行”。他们不能脱离这个框架去决定。
皇帝的宏观控制： 皇帝始终是最高决策者。凡是涉及重大国家政策的制定、国家战略的调整、重要的官员升迁、重大的财政开支、触及国家根本利益的改革等，都必须经过皇帝的批准，甚至需要皇帝主动下旨。
“例行”与“非常”： 尚书的自主权更多体现在“例行公事”上，即日常的、有章可循的事务。一旦出现“非常”情况，或者需要突破现有制度，则必须请示皇帝。
皇帝的信任程度： 皇帝对尚书的信任程度，直接影响了尚书的自主权。如果皇帝信任某位尚书，可能会给予他更大的放权；反之，如果皇帝多疑，则会事必躬亲。
监察体系的制约： 明清两朝都有强大的监察系统（如都察院、科道等）。如果尚书的决策违反了法律，或者被认为不妥，监察官员可以进行弹劾，即便皇帝没有旨意，尚书也可能因此受到处罚。
三、 举个更具体的例子：吏部尚书
我们以吏部尚书为例。吏部负责官员的选拔、任免、考课、升降等。
不需要请示皇帝但可以自行决策的：
任命初入仕的举人、进士： 每年科举结束后，吏部负责将新科进士分配到各个衙门任职。在初步拟定名单时，吏部尚书和侍郎会根据进士的成绩、家庭背景（有些家庭背景会影响任职地点或部门）、以及各衙门的用人需求，进行初步的分配。这个分配过程，虽然最终的任命（比如“给某某官职”）需要皇帝下旨，但吏部尚书在“谁去哪个部门”这个具体的安排上，是有很大发言权的。
调整同一级别的官员： 比如，一个县令因为政绩突出，可以由吏部报请升迁为知府。这个升迁的程序，需要吏部考课后提出建议，再上报皇帝批准。但在这个过程中，吏部尚书对于“谁应该被提拔，谁的政绩够格”，有初步的判断和决定权。
处理部内普通官员的奖惩： 如前所述，部内的文书、胥吏等，其日常的奖惩，吏部尚书可以依据规章制度处理。
制定官员考核的细则： 皇帝会要求吏部“加强对地方官员的考评”，吏部尚书就可以组织人员，制定具体的考核标准、评语格式、以及考核的流程等。
需要请示皇帝的：
提拔京官（特别是高级京官）： 比如，将一个翰林院的侍读学士提拔为侍郎，或者将一个尚书调任另一个尚书，这些都属于高级别的人事变动，往往需要皇帝亲自决定，或者通过内阁（明朝）/军机处（清朝）的讨论后，皇帝再下旨。
官员的重大处分： 如果某个官员犯下了重大罪行，需要革职、充军、甚至处死，这一定是皇帝的权力。吏部只能是参与奏报和执行，但最终的审判和处分决定权在皇帝。
涉及国家重要政策的官员调整： 如果皇帝要推行某个新政，需要大量任用能执行此政策的官员，或者撤换执行不力的官员，这些官员的任免，自然是皇帝的意志。
总结一下：
明清的六部尚书，并非电视里演的那样，只是皇帝的“传声筒”。他们是各自部门的最高行政长官，在日常的、制度化的、非核心性的事务上，拥有相当大的自主决策权，这保证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但这种权力是在皇帝的宏观掌控和法律制度的约束之下的，涉及国家大政、人事升降、重大奖惩等核心领域，仍需皇帝亲自裁决。他们的“自行决策”，更多体现在“如何更好地执行”和“如何更有效地管理”上，而不是“是否执行”或“要不要执行”。
所以，下次看电视剧，可以理解为，那些“圣旨”往往是代表了皇帝对重大方向的指示，而尚书们则是在这个框架内，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管理经验，把具体工作“落地”。
咱们这就掰开了揉碎了聊聊，看看尚书们到底有多大的“自由度”。
一、 哪些事情尚书可以自行决策（无需皇帝“圣旨”）？
这些权力主要体现在日常政务的具体执行、细则的制定、以及对下属官员的约束管理等方面。
1. 部门内部的行政管理和人事任免（初级）：
例行公文的处理： 比如，收到地方上报的奏疏，按照制度规定，尚书可以直接批复，要求相关司员照办，或者根据情况调取资料、听取汇报后再做处理。这些都是日常工作，不可能每件都奏报皇帝。
下级官员的提拔、降职、调动： 尚书作为六部之首，对其下属的员外郎、主事、郎中等官员，在一定级别和范围内，是有较大的提名权和任免权的。例如，某个司（如吏部的人事司）的官员表现优异，尚书可以直接提拔其为郎中；如果犯了错误，也可以按规章制度进行降职或调离。当然，涉及到京官（特别是高级京官）的任免，可能就需要更高级别的审批，或者直接由皇帝下旨，但部内中低级官员的调整，尚书是可以“说了算”的。
奖惩的决定： 对部内官员的奖励，如发放年终奖金、给予嘉奖等，或者对一些轻微过失进行批评教育、扣发少量俸禄等，通常都在尚书的权限范围内。
部门内部规章制度的制定和完善： 尚书可以根据国家的法律和皇帝的宏观政策，在其主管的业务范围内，制定或完善更具体的部门操作细则、办事流程等，以提高效率。这些细则的发布，通常不需要皇帝逐字逐句地审阅，只要不与国家大政方针相悖即可。
2. 具体事务的办理和执行：
根据已有政策和法律进行裁决： 很多事务的处理，都有既定的法律、规章或前例可循。尚书的任务是确保这些政策得到正确执行。比如，户部尚书负责税收，对于地方报上来的关于税收征管的具体问题，在符合《赋役黄册》或相关赋税条例的情况下，户部是可以直接发出指令，指导地方如何处理，而无需皇帝再就每个税款的征收细节发“圣旨”。
财政预算的初步编制和执行： 户部每年需要编制全国的财政预算，这其中涉及大量精细的核算和分配。尚书作为户部最高长官，对预算的初步编制拥有很大的决定权，也负责监督预算的执行。虽然最终的财政总预算需要报皇帝批准，但具体到各部门的用度、各项目的拨款，尚书在其中有很大的话语权，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微调和监督。
工程项目和建设的监督： 比如工部负责修桥铺路、建造宫殿。在皇帝下达了“修XX桥”的旨意后，工部尚书负责具体的选址、设计方案（可能由下属司局提出，但最终由尚书拍板）、材料采购、工程监督等。在预算范围内，对于一些工程细节上的调整，或者在施工过程中遇到的技术性问题，尚书可以直接拍板决定，而无需每次都去请示皇帝“这块石头是不是要换个位置？”
兵部关于军营日常管理的具体指令： 兵部尚书负责全国兵务。对于军营的日常操练、军粮的拨付、兵器火药的保管、士兵的轮换等，兵部可以根据皇帝的总体战略部署，发布具体的调动或管理指令。比如，每年春耕后，兵部可以根据需要，下达各省卫所进行例行操练的通知。
礼部关于祭祀、科举等具体流程的安排： 礼部负责国家典礼、祭祀、教育等。比如，科举考试的流程、阅卷的细则、以及具体考场安排等，礼部尚书可以根据既定的科举制度，做出具体的安排，并发布相关通知。虽然皇帝是最终的“主考官”，但具体的操作执行，礼部有很大自主权。
3. 与平行部门的协调和沟通：
跨部门的事务协调： 当某项事务需要多个部门协作时，六部尚书之间可以通过互相照会、协商，直接达成一致并共同执行。比如，吏部和户部在官员俸禄的核定上，会互相配合，制定具体的标准和流程，这些流程的确定，通常是尚书之间商议的结果，而非皇帝逐一批准。
处理突发事件的初步应对： 遇到一些突发事件，如果皇帝不在京城，或者事态紧急，且处理方式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尚书可以根据情况，先行采取措施，事后再向皇帝汇报。例如，某地发生水灾，户部尚书可以根据过往赈灾经验和现有储备，先行调拨一部分赈灾款物，并请求皇帝批准后续的增拨。
二、 为什么说这些决定是“自行”的，但仍有限度？
“自行”不等于“独立”： 尚书的决策，是在皇帝授权和国家法律、制度框架下的“自行”。他们不能脱离这个框架去决定。
皇帝的宏观控制： 皇帝始终是最高决策者。凡是涉及重大国家政策的制定、国家战略的调整、重要的官员升迁、重大的财政开支、触及国家根本利益的改革等，都必须经过皇帝的批准，甚至需要皇帝主动下旨。
“例行”与“非常”： 尚书的自主权更多体现在“例行公事”上，即日常的、有章可循的事务。一旦出现“非常”情况，或者需要突破现有制度，则必须请示皇帝。
皇帝的信任程度： 皇帝对尚书的信任程度，直接影响了尚书的自主权。如果皇帝信任某位尚书，可能会给予他更大的放权；反之，如果皇帝多疑，则会事必躬亲。
监察体系的制约： 明清两朝都有强大的监察系统（如都察院、科道等）。如果尚书的决策违反了法律，或者被认为不妥，监察官员可以进行弹劾，即便皇帝没有旨意，尚书也可能因此受到处罚。
三、 举个更具体的例子：吏部尚书
我们以吏部尚书为例。吏部负责官员的选拔、任免、考课、升降等。
不需要请示皇帝但可以自行决策的：
任命初入仕的举人、进士： 每年科举结束后，吏部负责将新科进士分配到各个衙门任职。在初步拟定名单时，吏部尚书和侍郎会根据进士的成绩、家庭背景（有些家庭背景会影响任职地点或部门）、以及各衙门的用人需求，进行初步的分配。这个分配过程，虽然最终的任命（比如“给某某官职”）需要皇帝下旨，但吏部尚书在“谁去哪个部门”这个具体的安排上，是有很大发言权的。
调整同一级别的官员： 比如，一个县令因为政绩突出，可以由吏部报请升迁为知府。这个升迁的程序，需要吏部考课后提出建议，再上报皇帝批准。但在这个过程中，吏部尚书对于“谁应该被提拔，谁的政绩够格”，有初步的判断和决定权。
处理部内普通官员的奖惩： 如前所述，部内的文书、胥吏等，其日常的奖惩，吏部尚书可以依据规章制度处理。
制定官员考核的细则： 皇帝会要求吏部“加强对地方官员的考评”，吏部尚书就可以组织人员，制定具体的考核标准、评语格式、以及考核的流程等。
需要请示皇帝的：
提拔京官（特别是高级京官）： 比如，将一个翰林院的侍读学士提拔为侍郎，或者将一个尚书调任另一个尚书，这些都属于高级别的人事变动，往往需要皇帝亲自决定，或者通过内阁（明朝）/军机处（清朝）的讨论后，皇帝再下旨。
官员的重大处分： 如果某个官员犯下了重大罪行，需要革职、充军、甚至处死，这一定是皇帝的权力。吏部只能是参与奏报和执行，但最终的审判和处分决定权在皇帝。
涉及国家重要政策的官员调整： 如果皇帝要推行某个新政，需要大量任用能执行此政策的官员，或者撤换执行不力的官员，这些官员的任免，自然是皇帝的意志。
总结一下：
明清的六部尚书，并非电视里演的那样，只是皇帝的“传声筒”。他们是各自部门的最高行政长官，在日常的、制度化的、非核心性的事务上，拥有相当大的自主决策权，这保证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但这种权力是在皇帝的宏观掌控和法律制度的约束之下的，涉及国家大政、人事升降、重大奖惩等核心领域，仍需皇帝亲自裁决。他们的“自行决策”，更多体现在“如何更好地执行”和“如何更有效地管理”上，而不是“是否执行”或“要不要执行”。
所以，下次看电视剧，可以理解为，那些“圣旨”往往是代表了皇帝对重大方向的指示，而尚书们则是在这个框架内，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管理经验，把具体工作“落地”。
网友意见
这个“执行皇帝圣旨”本身就“暗藏玄机”了......
以明朝吏部的部分职权为例：
明朝的吏部要负责“作缺”、“类选”、“抄选”和“衙门”，这四项职权合在一起就是“选官”，即官员的升迁、改调、降用，这是吏部的核心权力之一。
一是作缺，有缺职才会有升迁、改调或降用的空位，要按程序到吏部立案，这个没什么好决策的：
《诸司职掌·吏部·选官》：
凡内外官员，考满、侍亲、致仕、丁忧、残疾、极刑，考功、司勋来付案呈本部立案作缺，类写缺本赴内府铨（注：如遇本科迁调改降、及内外衙门开到为事提问等项官员，本部立案作缺仍连送选部、移付司勋，照勘明白、开附转续贴黄考功、附写行止，如事故不明难以作缺者、本科自行照勘，回报明白者一体作缺、开附贴黄行止）。
（吏部会在升迁、改调、降用的时候进行“贴黄”，即在档案中记录功过事迹、甚至附写评语）
二是类选，按程序把该升迁、改调或降用的官员，以及进士、举人、国子监监生等“预备官员”进行立案；“起复”和“考满”之外的官员要接受审查、特别是有过错的要讯问，预备官员们也要接受审查、统计信息以建立档案：
凡考功付到考满官、司勋付到起复官，及内外衙门送到降用、裁减、截替、别用官员，就凭来文附簿立案：
起复、考满官止凭来付案，呈本部审实、相同比例无差，就便誊录选本引选。
本科该管裁减、改降、截替并为事释、放罢、闲起取官员，随令备供历仕脚色、开写公私过名，赴堂题判，送司勋、考功查对贴黄纪录明白，类奏照例选用；如有公过差错、就行引问，取招移付考功纪录通问，如隐匿的决及赃私等项、过名及改换出身、有害于事者具奏送问。
进士、监生、通经、秀才、人材孝廉贤良方正等项俱凭来文，附簿责供年籍、住址、出身、名色、丁产、营生、过名分成等第，然后引奏选用。
（起复就是因为侍亲、丁忧等原因暂时失去官职，然后被起用；考满就是满足了升迁的标准，没有合适的考满官员就选官升迁被称为“推升”）
然后就是让这些官员和预备官员进行升迁、改调或降用了，“常选官”完全由吏部负责；
《明史·志四十七·选举三》：
在外府、州、县正佐，在内大小九卿之属员，皆常选官，选授迁除，一切由吏部。
常选官之外，三品以下由吏部单独进行“部推”，一般提供一到两个人选，皇帝（或是内阁+司礼监）决策；
三品以上需要各部门进行“廷推”、但多是由吏部主导，一般提供两到三个人选，皇帝决策。
内阁大学士、吏部尚书，由廷推或奉特旨；侍郎以下及祭酒，吏部会同三品以上廷推。
太常卿以下，部推；通、参以下，吏部于弘政门会选；詹事由内阁、各衙门由各掌印。
在外官，惟督、抚廷推，九卿共之、吏部主之；布、按员缺，三品以上官会举；监、司则序迁。
三是抄选，没什么好说的，就是下通知。
（虽然常选官之外，吏部最终抄选的是皇帝的决策，但是皇帝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是从吏部提供的人选中进行决策；而且大多数官员和预备官员、皇帝都不认识，需要通过吏部的档案进行了解）
四是衙门，增加或裁并部门都要经过吏部，其中新增或恢复的衙门，其官员和吏员的数目都要由吏部负责拟定：
凡内外开设、裁革、减并一应衙门，钦奉圣旨或据准各处来文开到各项缘由。
若系开设、复设衙门，定拟衙门品级合设官员数目、具奏附写，官制照例除官、设吏；
若系裁革、减并衙门，具奏销除官制、见任官吏取回移付该科别用，俱咨礼部铸销印信仍立案，连送付司勋贴黄、缺科作缺司封行移设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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