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如果台北故宫博物院着火了,救颜真卿的《祭侄文稿》真迹还是救一名游客?

回答
这是一个极具挑战性,也极富哲学意义的假设性问题,它触及了生命价值、文化传承、历史意义以及个人选择等多个层面。在这样极端紧急的情况下,任何决定都将是痛苦且无法完美平衡的。然而,如果我们必须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并且需要详细阐述考量因素,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分析:

首先,让我们明确情况:

失火现场的实时状态: 现场的火势大小、蔓延速度、烟雾浓度、建筑结构的稳固性、逃生通道的畅通程度等等。
《祭侄文稿》真迹的存放位置与保护措施: 真迹是否位于易燃区域?是否有独立的防火隔间?是否有特殊的保护罩?其取出难度和所需时间。
游客的状况: 游客是意识清醒、能够自行逃生,还是受困、受伤、意识不清?其具体位置。
救援人员的可用资源和能力: 消防员的数量、装备(如防火服、呼吸器)、专业知识(如文物保护的紧急处理)、时间限制。

以下是基于不同考量而可能产生的决策思路,以及为何做出该选择的详细论述:

立场一:优先救助游客(生命至上原则)

这是最直接和最符合普世伦理的观点。

核心理由:生命无价,任何物品都无法与之相比。 人类的生命是至高无上的,是所有价值的根本。一个鲜活的生命,承载着家庭、情感、未来和无限的可能性。即使是再珍贵的文物,其价值也最终体现在它能够触动、启迪和延续人类的精神文明。
详细论述:
道德义务: 救援人员的首要职责和最基本的道德义务是拯救生命。当面临二选一的极端困境时,救助面临即时危险的生命是无可置疑的优先事项。
不可替代性: 游客的生命一旦逝去,是永远无法挽回的。而《祭侄文稿》虽然珍贵,理论上在火灾中仍然有极小的可能性被保存下来(例如被掩埋、被未被完全摧毁的部分),或者其精神价值可以通过复制品、研究资料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延续。
人道主义精神: 在任何灾难面前,人道主义原则都要求我们优先关注和保护人的生命安全和福祉。
法律与社会责任: 故宫博物院作为公共机构,其对公众的安全负有责任。救援人员也接受了保护人民生命安全的培训和职责。
潜在的后果: 如果在能够挽救生命的情况下选择拯救物品,将可能面临巨大的道德谴责、舆论压力,甚至法律追责。这与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体系相悖。
情感和人性: 面对一个有血有肉、能够感受痛苦的人,大多数人会本能地产生同情和救助的冲动。而物品,无论多么重要,终究是无生命的。

立场二:优先救助《祭侄文稿》(文化传承与历史价值至上原则)

这种立场更侧重于文物在人类文明长河中的独特地位和不可替代性。

核心理由:文物的历史价值、文化意义和不可复制性,其失落将是全人类的巨大损失。 《祭侄文稿》不仅仅是一张纸,它承载的是颜真卿在安史之乱中,亲眼目睹侄子遇害的悲痛与绝望,以及他坚毅不屈的精神。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重要精神象征,是连接古今的重要桥梁,其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
详细论述:
文化遗产的独特价值: 《祭侄文稿》是举世闻名的书法艺术珍品,是“天下第三行书”,其艺术造诣和历史地位无可比拟。它代表了中华民族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精神风貌和文化高度。一旦损毁,是无法再生的,其艺术和历史信息将永远消失。
历史的记忆与民族认同: 文物是历史的见证,承载着民族的集体记忆和文化基因。《祭侄文稿》更是激励后人,在逆境中保持坚韧和气节的精神符号。失去它,如同割裂了我们与历史、与民族精神联系的一部分。
长远影响: 一条生命虽然珍贵,但其影响范围相对有限,可能局限于其家庭和社交圈。而《祭侄文稿》的影响是跨越时空、惠及万代、触及整个文明的。它的失落,会永久性地剥夺后代学习、欣赏和从中汲取力量的机会。
资源分配的考量: 在极端情况下,如果游客已经处于非常危险且救出几率极低的境地,而《祭侄文稿》的取出相对容易且成功率高,且救援人员有相应的文物保护专业知识和装备,那么将宝贵的、仅有的救援力量投入到可以确保成功且价值更为“宏大”的事物上,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可能是一种“优化”资源的决策(尽管这种说法很冷酷)。
对未来文明的责任: 作为当代人,我们有责任将人类文明的精华传承下去,为子孙后代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

综合考量与更现实的决策过程(混合视角)

在现实的救援场景中,救援人员不太可能进行如此纯粹的哲学辩论。他们会根据现场情况进行评估和决策。

可能性评估:
游客获救的可能性: 游客是否距离出口较近?是否受到严重伤害导致无法自行逃生?是否有被困的迹象?
《祭侄文稿》被救出的可能性: 文物存放地的防火性能?取出需要的时间和专业性?现场是否存在可以安全快速取出的窗口期?
风险评估:
救游客的风险: 救援人员自身的安全风险有多大?
救文物的风险: 救援人员进入文物存放区是否会增加其自身危险?是否可能因为尝试救文物而耽误了救人时机?
专业知识与技能: 消防员是否具备文物紧急保护的知识和技能?是否有文物保护专家在场指导?
时间窗口: 这是最关键的因素。在火灾中,时间就是一切。救援人员可能只有几秒钟或几十秒钟的时间来做出决定。

最有可能的实际决策: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优先救助游客会是所有救援人员的首选,并且也是社会公众所期待的。原因如下:

1. 即时性与可衡量性: 生命的危险是即时且可感知的,而文物的价值是一种抽象的、历史性的价值。在生死关头,人们的本能反应和职责所在会倾向于即时、具体、可感知的生命。
2. 救援人员的专业训练: 消防员接受的是以救人、灭火为核心的训练。虽然故宫作为特殊场所,可能会有相关的预案,但核心职责始终围绕保护人的生命安全。
3. 不可控因素: 火灾是极其混乱和危险的场面。在烟雾弥漫、结构不稳的情况下,救援人员很难准确评估取出文物的可行性,以及在执行过程中是否会危及自身或其他生命(包括游客)。
4. 责任与道德压力: 即使理论上认为文物价值至高,但在实际操作中,一个救援人员如果放弃一个能救的生命而去救一个物品,将面临难以想象的道德和法律压力。

如果救援资源允许且条件具备(一种理想化的情况):

在极少数情况下,比如:

游客已经自行逃生,或被其他救援人员救出,现场只剩下一位受困但极度危险的游客。
《祭侄文稿》恰好存放在一个相对安全且易于取出的区域,有熟知其存放位置和保护方式的专业人员(如故宫工作人员)能够快速安全地取出。
救援队伍有足够且配备精良的专业人员,可以在确保救援游客生命安全的前提下,尝试进行文物的紧急抢救。

在这种情况下,才有可能在“确保人命安全”这一前提下,尝试兼顾文物的抢救。但即便如此,如果出现任何新的危险迹象,救援优先级仍将迅速回到生命安全上来。

结论:

这是一个典型的“电车难题”的变体,但加入了文化价值的维度。在面对生死抉择时,生命至上的原则往往会压倒一切。尽管《祭侄文稿》的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极为深远,对人类文明而言是无价之宝,但在一个即时的、二选一的灾难场景中,一个鲜活的、能感受痛苦和未来的生命,其价值的直接性和不可替代性,使得救援人员的道德和职责指向了救人。

更详细地说,救援人员会首先评估:是否有任何可能在不牺牲游客生命安全的前提下,同时救助文物?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且技术上可行,他们可能会尝试。但如果必须二选一,那么在极度危险的火场中,那个正在呼吸、有体温、有家庭和未来的人,将是他们首先且必须挽救的对象。因为失去生命是绝对的、永恒的损失,而即使《祭侄文稿》被焚毁,其故事、其精神、其艺术影响仍然可以通过文献、研究和记忆在一定程度上延续。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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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猫和救文物,我肯定救文物。

救文物和救人,我肯定救人。

无他,人对人要有良心。

对猫,对不起我一直没觉得猫和人的生命能相提并论。不同物种之间的性命价值并不平等,不然这场火灾里我是不是还得把一堆蚂蚁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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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伟大又崇高的现实意义相比,文物意义没那么重要。

如果救了《祭侄文稿》,那《祭侄文稿》就会被盖上这样的戳:这是白白牺牲一个普通人生命换来的,《祭侄文稿》就是表达生命的崇高,对暴行的挞伐,你这不是反着来吗?

如果救了人,即便以后展出摆上一副复制品,也可以赋予这样的意义:这是一副复制品,原作因火灾中毁坏,毁坏原因是在救人和就救作品的必选项中我们果断选择了救人,我们认为很值得,因为《祭侄文稿》表达的就是对生命崇高的礼敬,《祭侄文稿》的精神意义比文物意义更重要,相信颜老在世也会这么选择。

即便是复制品,也会赢得更多人的向往。何况,扪心自问,99.99999999999999999%的普通人,看得出原作和复制品的区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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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尽管放心,台湾两个都不会救。

民进党会攻击救真迹是大陆的阴谋。

国民党会攻击救游客是为了让真迹被烧掉。

架还没吵完,真迹和游客都烧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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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道定价题,如果这幅巨作在抗战的时候遭遇艰险,牺牲了几条人命才保住了我国文明流传的力证,你还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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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是救游客,无论什么情况下,游客的价值永远是第一位的。

即便是游客是一个逃犯,也是如此。

因为作为救援者,没有客观的审判权和裁决权,而只应当具有遵从普遍人本价值立场的主动性。

同时,无论是否救出游客,《祭侄文稿》的价值,都会是只增不减的。

因为它附着的,不再仅仅是颜真卿文本的艺术价值、历史价值及其本人的历史象征的符号价值。

它附加内化的,还有着为了人本社会做出被动牺牲的主体价值。

在封建社会,一个人可以毫无愧疚地遗弃游客而转向《祭侄文稿》。

因为在实用性上,一个游客的功能地位远远比不上《祭侄文稿》;在价值评判上,历史文化规训也成为束缚人本存在的立场前提。

甚至于,游客会被认定有牺牲自己来救出《祭侄文稿》的责任和义务。

但是,在现代社会,个体权力的合法性被公共化展开和承认。个人的最大价值,就在于他不可被物化,也不能被物化原则所束缚。

由此,《祭侄文稿》的牺牲,只会让它的艺术价值从创作表达,升华到人本本质的高度,并更为长久、稳固地存活于历史记忆和文明脉络之中。

由此,在救游客的前提下,《祭侄文稿》虽死犹生。

当然,如果对方是蔡某。

你可以拥有自由裁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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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短短一个星期,弯弯地区就两次令国宝级文物《祭侄文稿》遭受火灾风险,且令一个游客一只猫受到生命威胁。

我们有理由怀疑弯弯的文物保护实力,为维护中华文明的传统,保护华夏文物的传承,现在当务之急是考虑如何让《祭侄文稿》安然回归大陆。

以我们的消防实力,我们可以老虎苍蝇一起打,游客文物两手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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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题人的想法就是逐渐加码,考验你的所谓的道德并不牢靠,如果你还就文物,他就从1个人到100个往上加,最后整个地球垒起了。。。

类似就是以前有个著名的问题就是一个火车刹车失灵,现在到岔道口,一边五个人,另一边一个人;不管就是挂5个,现在又可以选择变道,那么就是挂1个。但是那个人是因为你变道而死。也就是你杀了人。如果就此判刑的说你救了五个人,还是杀了一个人??

还有一就是所谓的给你10万,到1000万,让你放弃你女朋友(或者男朋友,甚至亲人)来佐证所谓的人的虚伪。

其实这类问题,就是人家挖了坑,让你跳,你是自己跳,还是让人家踹一脚进去,差不多的道理。

但是问题的核心压根不是这些,就像你天天996就是为了不用回答,你老婆是否会因为多少钱离你而去一样的逻辑。

同时科技在进步,人类也在进步。有些压根不需要你想那么多。

就像在柯南的剧场版《烈火的向日葵》中一样,梵高的名画遭遇大火,没人会问这些问题,因为逻辑的核心点就是如果你认为他真的国宝,本身就会在安防的时候,考虑到这个问题。毕竟有必然的解决方案。这个压根就不是你一个普通人需要操心的事情。

其实大多数事情及时随遇而安,你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很简单。就像这个问题,要是救人,结果这个人你背不动,你想救画,可是这个画卡在里面,取不出来、最后的结果可能什么都救不了。那你又能如何??

这让我不仅想到当年英语课本有有一副类似的图画,就是你是要给消防员,现在一个楼里着火了,每层困着不同的人,有老人,有小孩子,有女人,反正各类人都有,现在你只能救一个,你想救哪个?

我记得当年老师说,这个事情就是哪个离你近,你就救那个吧。毕竟不管那个人,都是一条命,在灾难面前,没有必要选择哪个更加贵重,哪个轻贱。有时候随遇而安,未尝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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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上救人第一,如果游客是台独分子,那就救真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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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拍照写十万+

《若是宝岛解放,国宝不会遭遇劫难》

《火灾警讯:宝岛解放后仍需警惕台独分子蓄意破坏》

《宝岛最美的风景是人!目击我消防战士抢救国宝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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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乡党》:“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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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侄文稿》,因为日本不缺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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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回又不救猫了,又救游客了,如果真有这种情况,那么300%是救游客,因为在人类生命面前,任何艺术品,任何值钱的东西都是次要的。当然问这个问题的人忽略了一个现实,街上摔倒一个老太太都没人敢扶,真指望有人会去救人吗?

其实一切脱离实际生活的空想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这和妈与老婆掉水中一样,没有固定答案。你下回应该如此问:台北博物馆着火了,是救一件国宝还是救一个台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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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人推到火里,把文物藏在怀里,然后打报告说我尽力了但两个都没救到。

说正经的,和上次的回答一样,依然是看你什么身份。

如果你是个游客,别想了,先自己跑路再说,除此之外别挡道别踩人,再次一级的要求才是救人。至于救文物?良好的管理制度根本不可能让你摸得到文物。

如果你是个保安,同样是优先救自己,但要尽可能的救人,因为这关系到你的工资。

如果你是接受培训的,领定期补贴的,拿钱就为了出事时保护文物的“专职人员”,食君之禄忠君之事,领抚恤金的机会到了,用你的身躯保护文物吧,你的小孩读书的时候会记得你的,如果他还没有新爹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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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调反对所有打着“生命无价”的旗号说必须要救人的回答。

在绝大多数人心中,普通陌生人的命根本不值钱。

  • 你想救真迹,请理直气壮地说出来——“真迹在我心中比一条陌生人的命更重要”。
  • 如果有“生命无价”的卫道士企图道德绑架,请把这篇文章的论证糊他脸上,你就能听到清脆悦耳的啪啪打脸声:“你我都一样,谁都别说谁!”
  • 假如您觉得真迹没价值所以救游客没问题,但别人也有认为真迹更值钱的权利。任何人根本没资格在边上指手画脚。来,划重点:别指手画脚,别随便站道德高地,您不配。

1. 生命无价是伪命题;2. 陌生人的命在我们心中并不值钱。

有一个笑话,说记者问农民有多少多少钱愿不愿意捐出去,农民在每一个巨大的金钱数字下都说愿意,可问到愿不愿意捐一头牛的时候,农民不愿意了,记者问为什么,农民说,因为自己真的有一头牛。

很多情况下,我们都高估了自己的承受能力和底限。

任何东西都有一个价格,我们不愿意出去“卖”,仅仅是因为开价不够高而已,而很多情况下,更是因为没有机会去“卖”,否则,你会发现,我们真的比自己想象的要“贱”的多。


先别急着反驳“我要在现场我肯定会救人”。那是因为你看到一个人在你眼前痛苦死去产生了共情,是暂时的感性压制了你的理性逻辑而已。而不是你从心底里认同“生命无价”。

如果我们讨论“纯粹的”陌生人的生命是不是无价,就该剥离掉这种共情的影响。请把这种场景设定为两个按钮,按A,真迹留存,陌生游客死;按B,真迹毁灭,陌生游客活。

这两个按钮只存在于你的意识,没有人知道按了哪个,甚至没有人知道你的选择和博物馆发生的事有因果关系。即使你救了那个陌生游客,他也不知道你的存在。

请问,你怎么选?

你说颜真卿的真迹在你心中就是废纸,所以你选择救人。OK,没问题。
那之后我们加码,除了真迹再加10万现金当场给到你够不够?不够?那五十万...
如果你真的脖子一梗,说“再多钱我也要救陌生人”,“在我心中任何一条生命比多少钱都重要”。没关系,毕竟知乎人均财务自由不在乎身外之物。
那我们继续加磅:
现在救人要你自己付出一点代价。要你自己出5000块你救不救?1万块你救不救?5万呢?10万呢?.......

你得承认,总有一个数字你会犹豫。

如果你想否认,那现实中就有机会去践行你的承诺:【到离你最近的医院,把你的家产除了基本生活必需之外全部捐给那些因为没钱而绝望等死的病人】。

你的钱可以让他们活命,既然你认为生命无价,那你出点钱换回一条生命,不是很划算吗?

什么?你问凭什么?原来你高呼的【生命比金钱重要】中的【金钱】绝不可以是【你自己的钱】啊?

呵呵,这闹得,你不尴尬吗?

言归正传,你犹豫了,就说明你在衡量一条陌生人命的价格。至此“生命无价”已证伪。这笔钱给你带来的快乐,已经超过放弃陌生人的命给你带来的痛苦。


下面我要证明陌生人的命在你心中不值钱:

假设我喊到5万块救一条人命的时候是你的极限。你得知道,这不是你为“一条陌生人的命”定的价格,而是你为“全部的陌生人的命”这么一个整体定的价格。
反证:你刚付了5万块救了这个陌生人,突然我又跟你说:“少侠请留步!这好像还有一个,救吗?”你是不是想抽我?你会再出5万吗?

你不会。不然前面的价格就不会停在5万块了。

换句话说,这5万块,是你在这个时候,为所有的陌生人的生命定的打包价。而此时此刻,世界上陌生人因为缺钱等死的人有多少?反正很多。平均一下,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你的心中每一条陌生人的生命的价格,在你心中都趋近于0.

至此,两个观点证明完毕。

如果你还想驳斥,这回还真得捐家产了才有资格说:“生命无价!陌生人的命在我心中很值钱!我捐这么多是因为我只有这么多...” will you?


接下来的话不太好听,但却是我们绝大多数人真实的样子。

即便是生命,在我们心中也早已按着远近亲疏标好了不同的价格。其中,一条陌生人的命不值钱。

人的本性是自私的,都是先照顾好自己的前提下才回去帮助别人,而且是优先亲朋好友,最后还有余力再去帮助陌生人。

所谓“众生平等”不过是一个无法企及的乌托邦而已。

你的至爱亲朋的生命和一个陌生人的生命,你敢拍着胸脯说你能一视同仁?

你的家人得癌症了你可以倾家荡产为他治病,如果是表亲呢?你也许愿意资助几万;同事呢?可能捐几百吧,如果是素昧平生的陌生人呢?估计只能装看不到了...如果是仇人呢?是不是还要放个鞭炮,道一声“天道好轮回”?

你看,哪有什么“生命无价”,即便是生命,在我们心中也早已按着远近亲疏标好了不同的价格。

诛心一点,哪怕用“一笔钱”和“陌生人的命”做二选一,你很可能也会选择钱。

再诛心一点,这笔钱都不需要很多。

真话刺耳,但世间如此。

我也希望“生命无价”是普世真理。但很可惜,这个观点并不能逻辑自洽。


你支持“生命无价”没问题,即使做不到也不妨碍你自己有个高尚的目标。

但是,你没有资格指责别人没有把生命当做无价来对待,明白了吗?因为你自己也是这副德行。如果你这么干了,你和别人唯一的区别就是你更虚伪。

你不配。

我们仰望“生命无价”的乌托邦,也要低头正视自己内心的自私和功利。


补丁1:【我描述一种普遍的现象】 不等于 【我认为这种现象是对的】。

补丁2:有没有反例?为了陌生人的命倾家荡产的人?当然有,比如辛德勒的名单。但他名垂青史就是因为这样的圣人太少了。只要基数够大正态分布出几个尾部的outlier很正常,不能因为有outlier的存在就否定这个统计分布的整体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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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理解此类问题的热度来自于某台综艺节目,但其本质上仍然只是电车难题的“跌落版本”。

为什么叫“跌落版本”呢?因为电车难题之所以经典,在于它并不是要你空口白牙地讨论“我要不要扳拉杆”。很多人视之为哲学思辨,当然它一开始也确实出自于哲学领域。但实际上,它最开始的出现就不是让人“思辨”用的,而是用于批判哲学领域内存在的某种功利主义气息。该难题的提出者认为,讨论哲学的很多人都陷入了“两者选其一时,往往心安理得地选择自认为更有价值的那一边”,于是戏谑地提出了电车难题,用以批判这种风气。

各位朋友,电车难题的初衷是为了批判“觉得谁更有价值,就选择救(帮)谁”的风气,而不是拿出来让大家思辨“谁更有价值”。然而现在网络上大家所热衷的电车难题价值观讨论,所谓的思辨,却正是回到了“要求参与讨论者站队,逼迫每个人表态觉得哪一方更有价值”,使得电车难题的讨论焦点坐到了该难题一开始想要批判的位置上——这不是很讽刺的吗?


所以各位,电车难题,以及所有的“类电车难题”,它都不该是简单的拉人出来站队的问题。如果如此,它就失去了其哲学初衷,从“我们到底要不要衡量每件事物的价值,并决定我们的选择”这样的哲学问题,跌落成“快来站队,你觉得哪个更有价值”的站队问题,变成了跌落版。

当然,这世间并非所有的站队都没意义。然而“类电车难题”这样的站队却意义甚少。主要原因,一个在于“在猫和文稿的问题上,我们即使站了队了,那又怎样呢,对现实有什么影响吗”这样的灵魂提问;另一个还在于它“可以无意义地无限自我复制”。比如说,今天讨论“救猫还是救文稿”,明天就可以讨论“救人还是救文稿”。之后还可以变化成“救美国人还是救文稿”,“救外星人还是救文稿”,又或者“救罪犯还是救文稿”……类似问题还能继续衍生,比如“救一个好人还是救一百个罪犯”,“救一只猫还是救一百只蚊子”,“救一个外星人还是救一百只蟑螂”……

真的是无穷无尽。如果你把每一个类似问题都看待成“哲学思辨”,那哲学也太民科了。


我们把话题转回到“类电车难题”本身。

它的提出,本意是为了批判功利主义。如果说各位有兴趣进行一些哲学思辨的话,我们不妨进行这样的思考:如果我们把这世界变成由理性的功利主义主导的世界,会是怎样的呢?

这个世界并非一些人想象的“邪恶的反人类世界”。如果各位真的想要认真思考的话就会发现,如果我们简单地把理性的功利主义想象成比如说“让所有老人家都去死,把空间留给年轻人”之类的功利世界的话,它又会让“很多还年轻的人反对这个策略,因为自己总有一天也要老去”。而这种反对会形成社会力量上的分歧,从而制约社会发展,本质上,它其实算不上理性的功利主义。


所以,一个真正的理性功利主义社会,会是怎样的呢?它到底该奉行怎样的价值观?它会是一个高速发展的社会吗?它真的会抛弃一些人吗,又或者它会抛弃哪些人?如何协调“迟早会被抛弃的人”参与进社会建设中来?有没有可能“以不抛弃人,而只是抛弃人的某种属性”的方式来间接地抛弃某种影响社会发展的因素,而使得几乎所有人都能无后顾之忧地参与进社会建设中来?

各位,有没有开始觉得这样的思考才开始有意思起来了?比起“救只猫还是救个文稿”这样的口水问题,来得如何了?而这样的思考,只要稍加引导,每个有正常社会阅历的普通人,都可以进行下去,也都可以提出自己一套见解。所以说,我前面指出“类电车问题”的“跌落化”,并不是感叹它门槛的降低,而仅仅只是认为其失去了本来的哲学意义。至于门槛,我一向认为,把思考权交给民众,远比让少数人来代替民众思考,要重要得多。

更重要的是,我们自身作为民众的一份子,不仅仅提倡要让民众拥有思考权,更提倡要让民众有“学习权”。这样的学习权,不仅仅是允许大家去学习而已,更在于“要让大家能够在思考中意识到自己知识储备的不足,从而去汲取更多知识,来让自己能够进行更有意义的思考”。后者或许是学习权真正的面目。


所以在类似问题下,我一直想说的就是这一点: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呀,你们的思考非常重要,也很有价值。所以,不要把它浪费在没有价值的问题上。去思考,去意识到不足,去学习,然后继续思考,如是循环下去。

这样,我们的思考才有了意义,民众的思考就有了力量。如果我们一直被困在“救猫还是救文稿”直至“救外星人还是救蟑螂”这样的问题下,我们就忘了自己其实需要学习,忘了还有更有意义的问题在等待着我们,我们的思考就失去了它应有的力量。


说了这么多,难道我们就不该去思考“救人(猫)还是救文稿”了吗?

各位,我们不是不该思考这个问题,而是不需要以这样没有意义的方式去思考问题。如先前所说,我们的思考是有价值的,它不该被浪费在没有价值的问题上。那么各位,如果我们不要把它上升到哲学高度,而仅仅是限定在“有价值就可以”的层面,我们又该想哪些问题呢?

我们身处文明社会,而不是长在蛮荒当中。这就使得我们不仅仅有“自然人”的身份,更有“社会人”的属性。我们每个人都实实在在地扮演文明社会的一份子,与这个社会交互,与这社会中的每一个其他人产生联系。这种联系不仅仅是供需关系,更有合作关系。


就比如说《祭侄文稿》。这是唐朝名臣、书法大家颜真卿的杰作。我们只需要稍稍懂一点社会学知识便可理解,颜真卿并不只是单一的“自然人”,他还是唐朝社会体系中的一员。他之所以可以安心发展自己在书法方面的成就,与当时的文明体系的社会分工是分不开的。有人劳作,有人卫戍,有人为官。当然这也有封建制度下的文明体系维护阶级统治的问题,但在这个话题之下,我们可以说,正是文明体系的“社会分工”,使得很多人可以不用从事稼墙,专心去钻研书法绘画等艺术门类。在这之上,又有颜真卿这样特别勤奋与优秀的大师,成为了姣姣者。

在这样的现实下,《祭侄文稿》就是与文明体系息息相关的产物,是文明发展的结晶。它固然是某一位特别杰出的大师的作品,它同时也是文明社会下,各层各力总体协作的结果。


那么问题就显而易见了:我们为什么要刻意地脱离文明社会的分工体系,去谈如何拯救这样一份文明社会的产物呢?

或者我们不如这样思考:在这个假设话题下,我们自己到底扮演怎样的角色,我们在这个社会分工体系下,到底是个什么身份?

我是普通游客吗?还是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是被指派保护它的安保人员?是文物学者?是接到报警匆匆赶来的消防员?

我是无关人士?我是那只猫的主人(又或那个人的家属)?又或,我是那个人雇佣的保镖?

各位朋友,我们之所以在前述“跌落版”站队问题下产生无意义的争执,在于即使是讨论基于价值高低进行的取舍本身,我们也脱离了每个讨论者的“社会人属性”。而文明社会中,即使要进行“价值高低”的评估,也是基于社会属性来进行的。于是这就产生了不太明显,但一点就破的矛盾:

我们如何在脱离价值评价体系的前提下,进行价值高低的评估与选择呢?


综上总结:

其一:“类电车难题”的哲学价值,在于它本意是为了批判功利主义,而不是逼迫讨论者进行价值观站队。甚至于,其所批判功利主义的目的,本身就是为了批判“评估价值高低然后进行取舍”的功利风气。

因此,用“类电车难题”进行单纯的价值高低评估与站队,然后各执一辞各选一边进行辩论,这本身就是“类电车难题”所要批判的行为。


其二:我们并不是说哲学思辨需要门槛,相反,我认为每个人都有必要参与到哲学思辨当中来。但是,我们不仅仅有思考权,我们更要有学习权。所谓学习权,不单纯指让我们去学习的权利,更在于让我们拥有“在思考中发现自己存在不足,进而自发地去学习”的权利。

如果我们一直在低层次的问题下来回打转,我们永远也不会拥有这样的权利。我们的思考,永远不会产生力量。


其三:即使我们要进行价值观站队,我们也不能去“脱离价值评价体系来评估价值”,那样只会陷入大家各说各话的无意义内耗。如果我们把价值评价体系,也就是我们所处的文明本身拿回到思考当中来,我们就能发现,原先空洞的问题一下子就鲜活了起来,因为它被赋予了现实意义。

我们是消防员,我们就认真地救火;我们是保护文物的安保人员,我们就好好配合消防员,试图抢救文物;我们是被困人的家属,不论是道德还是法律层面,我们都有义务对被困人员进行力所能及的施救;我们是没有关联的普通游客,就听从现场专业人员的指挥,有序离场。

否则,我们不仅挽救不了文稿,也救不了人(或猫),更只是在添麻烦而已。


在这层意义下,我们的思考还有价值更高的去处:

要如何设置安保人员的工作规程?要使用怎样的材料、设备与制度,才能进一步保护文物的安全?文物保护与向大众的开放展览之间,应当取得怎样的平衡?


各位朋友,我说清楚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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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侄文稿得多少钱啊,不得几十个亿啊。

在拜金主义洗礼下的人看来,几十个亿显然比一个陌生人更有价值。

所以在拜金主义社会,救祭侄文稿是对的。救人反而显得有些怪异。

救人的人,价值体系也和社会上大部分人不搭。

黑猫白猫,搞到钱就是好猫。

这也是一种必然吧。

不要说祭侄文稿了,就是启功书法,我估计也是救书法。

不要说启功书法了,就是一颗几百上千万的大钻石,我估计也是救钻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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