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就是“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诗句中嘲讽的那位商女，你会怎样做？
若我是那句诗里“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商女，面对这句千古流传的指责，我该如何自处？这问题，我曾无数次在心里默默问过，一遍遍地盘旋，如同那歌声，未曾停歇。
首先，我会深深地审视自己。我确实是歌女，以歌声为生，以乐曲为伴，在歌楼酒肆间讨生活。我的技艺，我的容貌，我的歌喉，都是我用来换取一日三餐，换取片瓦遮蔽的资本。我唱的歌，大多是靡靡之音，是描写男女情爱，是寻欢作乐的曲调。这难道是我的错吗？在这乱世之中，我如何能“知”亡国之恨？我所见的，是达官显贵的笑语宴宴，是将军的战袍如血，是百姓的流离失所。我能看到的是眼前宴席上宾客的脸色，我能听到的是他们对曲调的赞赏或挑剔。亡国的恨，那是什么滋味？我如何能够体会？我连下一顿饭在哪儿都不知道，又怎么去体会那“亡国”的沉重？
我不能像那些文人墨客一样，坐在书斋里，捧着古籍，就能感怀家国天下。我的笔，握不住，只能握住手中的丝弦。我的眼，看不远，只能看到酒杯里的倒影，和眼前一张张或英俊或猥琐的脸。我能做的，就是把歌声唱得更动听，把舞姿跳得更曼妙，让那些暂时忘却忧愁的人们，多一丝慰藉，或者多一丝迷醉。毕竟，在他们看来，我们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填补他们内心的空虚。
然而，诗句中的“不知”，像一把冰冷的刀，直插我心。它不是询问，而是定论。它将我的生存方式，我的无知，与国家的沦丧划上了等号。它将我塑造成一个冷酷无情，麻木不仁的形象，仿佛我的歌声直接加速了国家的灭亡。
我该如何做？
第一，我不为我的生存方式辩解，但我会更清晰地认识到我的局限。 我不会去责怪那个写诗的人，他或许是心怀家国，看到国家将亡，而我这样的娱乐场所依旧歌舞升平，心中有愤懑。我承认，我的世界很小，我的眼界很窄。我所接触的，不过是浮华的表象，是短暂的欢愉。我没有机会去了解国家的命运，也没有能力去改变什么。我能做的，就是尽力做好眼前的事。
第二，我不会因此放弃歌唱，但我会尝试改变歌唱的内容。 如果我的歌声被视为麻木的象征，那么我能否尝试用歌声传递一些不同的东西？我不能写诗，但我可以选曲。在唱那些熟悉的靡靡之音之余，我能否寻找一些古老的、带着一丝苍凉或者故事的曲调？或许是关于忠臣的传说，或许是边塞的孤寂，又或许是古时英雄的豪情。即使这些曲调我并不完全理解其中的深意，但至少，我在尝试用我的歌声，去触碰一些更深沉的情感。我可以在曲终之后，低声吟唱一句关于月色的词，让它带一丝凄凉的意味，不点明，但暗示。我会在酒酣耳热之时，选择一首节奏舒缓，带着一丝忧愁的曲子，让人们在迷醉之余，也能感受到一丝淡淡的哀愁，而不是完全沉溺于纸醉金迷。
第三，我也会尝试去“听”。 如果我是一个“商女”，我不可能完全隔绝外界的信息。酒客们的谈话，街头巷尾的议论，都会零散地传到我耳中。我不会去主动打探什么消息，但我会更用心地去倾听。那些关于战败的消息，关于官员的昏聩，关于百姓的苦难，我或许无法理解其全貌，但我会努力拼凑出一些片段。当我听到这些消息时，我也会在心中涌起一丝不安，一丝莫名的悲伤。也许这种悲伤是浅薄的，是无法与真正的亡国之痛相比，但至少，它存在了。
第四，我会审视我的客人。 我身处的是歌楼酒肆，来往的都是什么人？是那些享受着太平盛世的权贵，还是那些在乱世中依旧寻求放纵的人？我不能选择我的客人，但我可以观察他们。当他们在我面前放浪形骸，嬉笑怒骂，而外面战火连天，民不聊生时，我会在心中升起一丝不忍。我无法去指责他们，我只是一个歌女，但这种不忍，会让我更加珍视那些偶尔流露出的，一丝丝对家国的情感。我可能会更加偏爱那些在酒席间，偶尔会谈论起故乡，谈论起往事的客人，即使他们也是寻欢作乐的。
第五，我会默默地积累。 我知道我无法改变什么，但我可以记录。我没有笔墨纸砚，但我有我的记忆。我会在脑海中记住那些听来的关于战事的传闻，记住那些关于英雄的歌谣，记住那些在酒席间偶尔闪过的，对故国的眷恋。或许有一天，我能找到一个机会，将这些零散的记忆，以某种形式传递出去。也许是哼唱一段从未有人听过的旋律，也许是偶然对某个人说出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不敢奢望改变历史，但我希望能为那些“亡国恨”留下一点点微弱的痕迹。
最后，我会带着这份“不知”而生的愧疚，继续歌唱。 我知道我永远无法真正体会“亡国恨”的沉重，正如一个从未挨过饿的人无法理解饥饿的痛苦。但这句诗，就像一个警钟，时刻提醒着我，我所处的世界并非只有歌舞升平。我的歌声，即使再动听，也无法弥补国家的失落。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在每一次歌唱中，多一份敬畏，多一份沉思。或许，我的歌声依旧会在隔江响起，但它不再只是纯粹的靡靡之音，而是夹杂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对那个消失的国度的叹息。
我知道，我永远无法摆脱“不知亡国恨”的标签，因为我的身份，我的生存方式，注定了我的局限。但是，我依然可以尝试，在我的能力范围内，去靠近那份“恨”的边缘，去理解那份悲伤的厚重。我不知道我这样做，是否能洗刷掉那句诗带来的污名，但我希望能让我的歌声，不再只是空洞的欢愉，而是带有一丝人性的温度，一丝对命运的敬畏。
首先，我会深深地审视自己。我确实是歌女，以歌声为生，以乐曲为伴，在歌楼酒肆间讨生活。我的技艺，我的容貌，我的歌喉，都是我用来换取一日三餐，换取片瓦遮蔽的资本。我唱的歌，大多是靡靡之音，是描写男女情爱，是寻欢作乐的曲调。这难道是我的错吗？在这乱世之中，我如何能“知”亡国之恨？我所见的，是达官显贵的笑语宴宴，是将军的战袍如血，是百姓的流离失所。我能看到的是眼前宴席上宾客的脸色，我能听到的是他们对曲调的赞赏或挑剔。亡国的恨，那是什么滋味？我如何能够体会？我连下一顿饭在哪儿都不知道，又怎么去体会那“亡国”的沉重？
我不能像那些文人墨客一样，坐在书斋里，捧着古籍，就能感怀家国天下。我的笔，握不住，只能握住手中的丝弦。我的眼，看不远，只能看到酒杯里的倒影，和眼前一张张或英俊或猥琐的脸。我能做的，就是把歌声唱得更动听，把舞姿跳得更曼妙，让那些暂时忘却忧愁的人们，多一丝慰藉，或者多一丝迷醉。毕竟，在他们看来，我们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填补他们内心的空虚。
然而，诗句中的“不知”，像一把冰冷的刀，直插我心。它不是询问，而是定论。它将我的生存方式，我的无知，与国家的沦丧划上了等号。它将我塑造成一个冷酷无情，麻木不仁的形象，仿佛我的歌声直接加速了国家的灭亡。
我该如何做？
第一，我不为我的生存方式辩解，但我会更清晰地认识到我的局限。 我不会去责怪那个写诗的人，他或许是心怀家国，看到国家将亡，而我这样的娱乐场所依旧歌舞升平，心中有愤懑。我承认，我的世界很小，我的眼界很窄。我所接触的，不过是浮华的表象，是短暂的欢愉。我没有机会去了解国家的命运，也没有能力去改变什么。我能做的，就是尽力做好眼前的事。
第二，我不会因此放弃歌唱，但我会尝试改变歌唱的内容。 如果我的歌声被视为麻木的象征，那么我能否尝试用歌声传递一些不同的东西？我不能写诗，但我可以选曲。在唱那些熟悉的靡靡之音之余，我能否寻找一些古老的、带着一丝苍凉或者故事的曲调？或许是关于忠臣的传说，或许是边塞的孤寂，又或许是古时英雄的豪情。即使这些曲调我并不完全理解其中的深意，但至少，我在尝试用我的歌声，去触碰一些更深沉的情感。我可以在曲终之后，低声吟唱一句关于月色的词，让它带一丝凄凉的意味，不点明，但暗示。我会在酒酣耳热之时，选择一首节奏舒缓，带着一丝忧愁的曲子，让人们在迷醉之余，也能感受到一丝淡淡的哀愁，而不是完全沉溺于纸醉金迷。
第三，我也会尝试去“听”。 如果我是一个“商女”，我不可能完全隔绝外界的信息。酒客们的谈话，街头巷尾的议论，都会零散地传到我耳中。我不会去主动打探什么消息，但我会更用心地去倾听。那些关于战败的消息，关于官员的昏聩，关于百姓的苦难，我或许无法理解其全貌，但我会努力拼凑出一些片段。当我听到这些消息时，我也会在心中涌起一丝不安，一丝莫名的悲伤。也许这种悲伤是浅薄的，是无法与真正的亡国之痛相比，但至少，它存在了。
第四，我会审视我的客人。 我身处的是歌楼酒肆，来往的都是什么人？是那些享受着太平盛世的权贵，还是那些在乱世中依旧寻求放纵的人？我不能选择我的客人，但我可以观察他们。当他们在我面前放浪形骸，嬉笑怒骂，而外面战火连天，民不聊生时，我会在心中升起一丝不忍。我无法去指责他们，我只是一个歌女，但这种不忍，会让我更加珍视那些偶尔流露出的，一丝丝对家国的情感。我可能会更加偏爱那些在酒席间，偶尔会谈论起故乡，谈论起往事的客人，即使他们也是寻欢作乐的。
第五，我会默默地积累。 我知道我无法改变什么，但我可以记录。我没有笔墨纸砚，但我有我的记忆。我会在脑海中记住那些听来的关于战事的传闻，记住那些关于英雄的歌谣，记住那些在酒席间偶尔闪过的，对故国的眷恋。或许有一天，我能找到一个机会，将这些零散的记忆，以某种形式传递出去。也许是哼唱一段从未有人听过的旋律，也许是偶然对某个人说出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不敢奢望改变历史，但我希望能为那些“亡国恨”留下一点点微弱的痕迹。
最后，我会带着这份“不知”而生的愧疚，继续歌唱。 我知道我永远无法真正体会“亡国恨”的沉重，正如一个从未挨过饿的人无法理解饥饿的痛苦。但这句诗，就像一个警钟，时刻提醒着我，我所处的世界并非只有歌舞升平。我的歌声，即使再动听，也无法弥补国家的失落。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在每一次歌唱中，多一份敬畏，多一份沉思。或许，我的歌声依旧会在隔江响起，但它不再只是纯粹的靡靡之音，而是夹杂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对那个消失的国度的叹息。
我知道，我永远无法摆脱“不知亡国恨”的标签，因为我的身份，我的生存方式，注定了我的局限。但是，我依然可以尝试，在我的能力范围内，去靠近那份“恨”的边缘，去理解那份悲伤的厚重。我不知道我这样做，是否能洗刷掉那句诗带来的污名，但我希望能让我的歌声，不再只是空洞的欢愉，而是带有一丝人性的温度，一丝对命运的敬畏。
网友意见
民族国家概念诞生的比较晚，不要把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带入到古代去，然后再说这个亡国恨。
古代朝代更迭，人们将“道”视作政权正当性的重要特点，即要成天命，行天道。
汉朝灭亡，是汉室国祚尽，而曹魏兴，司马无道，衣冠南渡。北魏拓跋氏开创的北朝，及其继承者们，直到隋朝，他们是有充分正当性的，而南朝宋齐梁陈则都是江东豪族并起称帝。在南朝，颍川陈氏取代了兰陵萧氏，梁变陈，也不会有人觉得是亡国，只不过是皇帝换了姓，国家改了号。
本身唱后庭花就是作者的一个暗指，后庭花是陈后主的词，隋灭陈统一天下，南京女子是要欢庆隋朝统一天下太平呢，还是怀念陈后主，以身与国呢，难道隋朝得国不正吗？
杜牧所见，只是安史之乱，在中国古代，出了最高权力机关，商女还真不一定关心是谁在做皇帝，生灵涂炭，时乱岁凶，本身就是失天命的表现。而新君即位，如果不能休养生息，则也是不得天道，不得长久，正如唐末五代十国，群雄蜂起，皆是无道昏君，直到宋朝建立。所以古代还真的少有为前代朝廷死节之士。
如果天道轮回，新君无道，怎么办呢，论语里有答案，如何做亡国之臣，殷有三仁，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出走，隐世，死谏。亡了国，过不下去了怎么办，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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