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恩在普鲁士19世纪中期的军事改革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要理解毛奇在改革中的作用，我们得先将目光拉回到19世纪中叶的普鲁士。当时的普鲁士虽然在欧洲政治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但其军队在某些方面，尤其是在战争的组织、动员和实际运用上，仍然带有旧时代的烙印。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给普鲁士敲响了警钟，它暴露了当时欧洲各国军队在后勤、训练和指挥上的诸多不足，也预示着未来战争将更加考验国家的整体动员能力和战略规划水平。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奇进入了普鲁士军事改革的核心。他并非一个简单的执行者，而是一位深刻的战略思想家和富有远见的组织者。他的贡献可以从以下几个主要方面来详细阐述：
一、 战略思维的革新与军事理论的奠基：
毛奇对战争的理解超越了简单的战术层面。他强调的是战略的规划和执行，并将国家资源、政治目标与军事行动紧密结合。他深刻认识到，未来战争的胜负，不仅仅取决于前线士兵的勇敢，更取决于国家整体的战略部署、后勤保障以及国民经济的支持能力。
他最为人称道的理论贡献之一是“战前准备”的重要性。毛奇认为，战争的胜负很大程度上在战前就已经决定。这意味着，军队的日常训练、兵役制度的完善、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以及铁路等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都需要以“为战争而准备”为核心目标。他尤其重视铁路网的规划和建设，将其视为国家战略动员的生命线。他能够精确计算军队的调动时间，并利用铁路系统以惊人的速度将大量兵员和物资送往前线，这在当时的欧洲是革命性的。
二、 军队的组织与动员体系的重塑：
毛奇是普鲁士参谋部（Generalstab）制度改革的灵魂人物。这个部门在他手中得到了空前的强化和完善，成为了普鲁士军队的“大脑”。参谋部的主要职责包括：
战略规划与情报分析： 参谋部负责研究潜在的敌人、分析国际局势，并制定周密的军事行动计划。毛奇亲自领导了大量关于未来战争的假设性演习和研究。
兵员动员与训练： 普鲁士的征兵制度（Wehrpflicht）在他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优化。他强调普遍义务兵役的理念，通过国民军（Landwehr）的训练和组织，大大扩展了普鲁士的兵源基础。参谋部负责制定详细的动员计划，确保在战时能够快速、有序地将预备役人员纳入正规部队。
后勤与运输的系统化： 毛奇深知后勤是支撑一切军事行动的基石。他大力推动后勤部门的专业化和现代化，并将其与铁路系统紧密结合。他精确计算部队的食宿、弹药供应等需求，并制定了高效的补给方案。
三、 实际指挥中的实践与创新：
毛奇不仅仅是理论家，更是杰出的实践者。他在普丹战争（1864）、普奥战争（1866）以及普法战争（18701871）中的指挥，充分展现了他的军事才能和改革成果。
在普奥战争中的作用尤为突出。 他巧妙地利用铁路快速集结了军队，并运用了集中优势兵力于决定性地点的战术，在萨多瓦战役（1866）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一举击溃了奥地利。这场胜利不仅为普鲁士赢得了德意志的主导权，也向世界展示了普鲁士军事改革的威力。他的“不分散原则”在此得到体现，即在行军途中保持相对分散以缩短行军距离和提高机动性，而在接近敌人时迅速集中兵力。
在普法战争中，普鲁士军队再次展现出惊人的动员速度和作战效率。毛奇对战役的规划和实施，如色当战役（1870）的围歼，都堪称军事史上的经典。
四、 推动武器装备的更新与战术的适应：
虽然毛奇本人可能不是武器的设计者，但他敏锐地认识到技术进步对战争形态的影响。他支持军队采用后膛装弹的步枪（如德莱赛步枪），这种武器的射速远超前膛枪，极大地提高了步兵的火力。同时，他也推动了火炮技术的进步，以适应更灵活、更快速的作战节奏。他对战术的理解也随之演变，从传统的线式战术逐渐转向更加强调火力支援和迂回包抄的战术。
总而言之，毛奇在普鲁士19世纪中期的军事改革中扮演了核心领导者的角色。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更是现代参谋部制度的奠基人和实践者。他将军事思想、组织架构、后勤保障、交通运输以及技术革新融为一体，最终塑造了一支高效、机动且极具战斗力的普鲁士军队。这支军队的崛起，直接促成了德意志的统一，并深刻影响了其后一百多年的欧洲军事格局。他的贡献不仅仅是提升了普鲁士的军事实力，更是为现代军队的组织和运作模式树立了新的标杆。
网友意见
作用巨大。但是，虽然可以说罗恩是一位富有远见的军队改革者，却不能说他靠一己之力推动了普鲁士军队的变革，更不能说“他一人打造了普鲁士军队”，我们必须注意的是，罗恩的改革也顺应了当时普鲁士摄政王威廉和普鲁士容克军官团当时对军队强烈的改革意向。
在镇压柏林革命中威廉率常驻柏林的近卫和常备军各团表现出的高效和冷酷为他赢来了“霰弹亲王”的“美誉”，而国民军单位在镇压地方运动和同期爆发的第一次丹麦战争中表现出的无能和笨拙则引来了普鲁士高层的极度不满，柏林革命后成为摄政王的威廉为首的容克军官团自然要对普鲁士军队大动手术刀。
自1830年起，普鲁士军队的数量在50万左右间走涨，其中常备军保持在12万-15万，国民军（Landwehr,国土防卫军）在7万-10万，预备役力量则控制在30万左右。
国民军是拿破仑战争时期1812-1813年沙恩霍斯特“预备役制”军事改革的一个产物，这个改革使得普鲁士的男性平民也需要参加军事训练，这些人作为预备役待命，1814年9月，普鲁士陆军又要求一位男性平民在20岁开始在军中服役三年，23-25岁转入预备役，25岁以后转入国民军，这些人被认为是国民军中的第一序列，在33岁以后则转入第二序列，沙恩霍斯特这一制度使得普军有40万常备军的同时还多出了20多万民兵，这些“民兵”在1813-1815年的德意志解放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然而时过境迁，太长时间无仗可打，这些民兵已经不能拿来作为军事单位使用，再加上自由主义兴起，这些地方部队能否在1848年后的下一次革命中保持对霍亨索伦王室的忠诚，自然是一个要命的问题；除此以外，由于太多平民在训练后便停留在预备役当中占额达到30万，使得普军很难在和平时期征集到新鲜血液，在1815年，普军可以征到40000名新兵，但1850年也还是40000人，这样带来的恶果就是军队的老龄化，据统计1848年普军官兵的平均年龄在31岁以上，相较法，奥，俄等老牌陆军强国而言，是一支不折不扣老人军队。
可以说，1840-1850年的普鲁士军队和耶拿之前的那支普军没有本质差别，甚至要更差劲。
威廉通过普鲁士战争部部长爱德华.冯.博宁的报告意识到普军的病根在于一直沿用沙恩霍斯特的制度，当然，这一问题并不是就他一个人看得出来，罗恩便是另一位。
阿尔伯特.提奥多尔.埃米尔.冯.罗恩于柏林战争学院毕业，在普军中因地缘政治学和地理学声名鹊起，对于威廉来说，罗恩更值得信赖的原因在于他绝对忠于霍亨索伦，他在作为第八军参谋长镇压巴登起义的军事行动中不遗余力，因此荣获红鹰勋章。
我们可以从罗恩呈交给威廉的报告中看出他的改革倾向：
“国民军制度已经不适合普鲁士当前的军事环境，国民军大部分成员是完完全全的平民，绝大部分人都会用大部分时间去关心自己的家庭，既不关心王国的利益，也不会自主温习曾经受到的训练，这最终导致了我军的高龄化和低效”
相对于罗恩对国民军制度一批到底，连根拔起的改革意向，战争部部长博宁显得中庸得多，博宁并不希望完全取缔国民军制度，只是对老龄化问题做出了些许应对，在1858年2月递交给威廉的改革方案中，他仅仅是提出义务兵制度从三年改回两年，常备军和预备役单位年龄控制在26岁以下，一旦超过便转入民兵单位，而民兵仅承担二三线任务。
博宁的方案在罗恩看来不痛不痒，威廉也更赞同罗恩的大刀阔斧，普鲁士军队内部诸如埃德溫.冯.曼陀菲尔（后来的第一军和第一集团军指挥官）这类的将领也公开表示支持罗恩，在内外压力下，战争部被迫妥协，在1859年2月开始编制改革的同时裁撤国民军单位，扩编常备军的团营人数，这一改革大受欢迎，到了1859年12月，威廉对国民军的改革成功结束。
解决了国民军这一大累赘后，威廉和罗恩才算真正开始再造普军。同年8月，罗恩被威廉调入战争部担任委员一职，开始对普军编制进行下一步11月，博宁在威廉和战争部内部的压力下辞去了部长职务，转入常备军任职，部长一职则由罗恩接任。
罗恩的新方案功利且大胆，他要求新组建4个近卫团，36个步兵团和10个骑兵团，将每年征兵额数拉到6.3万人，义务兵服役期为3年，预备役服役期为5年，将国民军的第二序列整编并缩减为116个营,第一序列直接转入预备役。
罗恩的方案不出意外遭到了普鲁士国会的强烈反对，从1860年-1861年这段时间，以威廉，罗恩和曼陀菲尔为代表的普鲁士军队与国会展开激烈的博弈，在1861年夏，激进的曼陀菲尔耐不住性子，向已经加冕为王的威廉一世保证：如果国会不通过军方的草案便“用枪杆子保卫首都”。
但威廉一世还是不愿意让自己的改革变成流血事件，因此对是否坚持罗恩的改革一直迟疑未定，而最终帮助威廉一世和罗恩解决这件事的人，就是奥托.冯.俾斯麦，在这里便不多做叙述。
虽然国会一直没能通过罗恩扩军的需求，但罗恩还是以战争部长的权利对普鲁士军队继续改革。
首先，九个常备军进行了大力整编，在维持着“一军辖二师，一师辖二旅，一旅辖二团”的旧制前提下在每个军下辖添加了一个步兵团和一个骑兵团以备在必要时加强到师或旅中，这使得常备军的编制翻了两倍。
对于加强基层战斗力方面，1859年罗恩先后在波茨坦和尤里乌西开设了两所士官学院，每所学院各有200人，这些士官的责任是把新兵培养成合格军人的同时在基层起到模范作用。毫无疑问在普鲁士和后来德意志帝国参与的战争中，这些士官将是中坚力量。
除此之外，在总参谋部，军队战术，武器革新等方面，或多或少也有罗恩的影子，不过和评价古德里安在装甲兵建设的作用同理，他作用巨大，但不应该以点带面，胡乱吹捧甚至是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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