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南宋后期想向蒙古称臣纳贡？
南宋后期，面临蒙古铁骑的强大攻势，朝廷内部确实出现过主张向蒙古称臣纳贡的声音，甚至有人付诸行动。这背后绝非简单的“投降主义”，而是由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政治、军事、经济乃至心理因素交织而成，尤其是在国力衰微、危机四伏的背景下，一些官员和决策者在绝望中试图寻找一条“续命”的出路。
一、 军事上的绝望与力量的悬殊：
这是最直接也最根本的原因。蒙古在忽必烈领导下，已经统一了中国北方，并且对南宋发动了大规模、持续性的进攻。从崖山海战前的多次战役来看，南宋在军事上已经呈现出明显的劣势。
蒙古的战略优势： 蒙古人采取的是一种“围困+蚕食”的策略，他们并非只盯着宋朝的几个军事重镇，而是通过对长江沿线战略要地的控制，逐步压缩南宋的战略空间。例如，他们占领了襄阳、樊城等地，就切断了南宋与北方联系的可能，也为渡江南宋提供了跳板。
南宋的疲惫与内耗： 经过几十年的抗蒙战争，南宋的国力消耗严重，军队疲惫，士气并不高昂。虽然有文天祥这样的民族英雄，但整个国家层面的军事抵抗力量已经难以与如日中天的蒙古帝国相抗衡。
科技与战术的代差： 蒙古人在骑兵、攻城器械（如回回炮）以及对战争的组织和动员能力上，都展现出强大的优势。而南宋的战术和装备，虽然也有可圈可点之处，但在整体上难以形成有效的反制。
绝望感蔓延： 当连续的战败让统治者和臣僚都感到无力回天时，“称臣纳贡”就可能被视为一种避免更大规模战乱、保存国家元气（至少是表面上的）的“止损”手段。这是一种在极端压力下的理性（或者说绝望的理性）选择，即使代价巨大，也比彻底覆灭要好。
二、 政治上的分裂与腐朽：
南宋后期的政治环境，也为“称臣纳贡”论的发酵提供了土壤。
主战派与主和派的长期斗争： 自从与蒙古交战以来，南宋内部就存在着激烈的“主战”与“主和”之争。虽然主战派占据道德和舆论的制高点，但主和派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导者那里都有其市场。尤其是在战事不利时，主和派的声音往往会增强。
朝堂的腐败与低效： 晚期的南宋，朝廷内部的腐败问题严重，官僚体系效率低下，党争不断。这使得国家难以形成统一的意志和有效的应对策略。即使有主战的决心，也难以转化为强大的军事行动。
统治者的犹豫与摇摆： 皇帝的决策往往是关键。宋度宗、宋恭帝、宋端宗、宋少帝等后期皇帝，要么年幼，要么能力不足，要么被权臣控制，难以做出坚定的抗争决策。面对强大的外部压力，一些统治者在内心深处可能早已放弃了抵抗的希望，转而寻求妥协。
“苟安”思潮的侵蚀： 长期以来，南宋与金朝的对峙，使得“苟安”成为一种政治哲学。在北方失去之后，这种“守”的思维模式进一步加剧，许多人不愿意冒险进行可能导致更大损失的全面战争，宁愿在江南苟且偷生，即便这意味着屈辱。
三、 经济上的压力与民生考量（以及对未来的预期）：
虽然说“纳贡”会加剧经济负担，但在某些人看来，这可能是“短期阵痛”换取“长期生存”的必要代价。
战争的巨大消耗： 持续的战争消耗了大量的财政和人力资源，使得国家经济面临严峻的压力。有些人认为，停止战争，通过纳贡来维持和平，可以减轻财政负担，让国家喘息。
对民生的担忧： 长期战争也会给百姓带来深重的灾难。一些官员可能会以“保护民众”为名，主张妥协。他们可能认为，与其让战争继续下去，生灵涂炭，不如通过屈服来换取局部的和平。
对蒙古统治的预期（片面理解）： 尽管蒙古人以其铁腕和征服闻名，但一些南宋官员可能对蒙古的统治方式存在片面的理解。他们可能认为，一旦成为附庸，至少可以保留一部分自治权，文化和经济体系不会被彻底摧毁。这种想法，是将“称臣纳贡”视为一种“可控的代价”。
四、 心理与文化因素：
“中原王朝”的延续性： 尽管南宋是汉族政权，但他们继承的是宋朝的衣钵，而宋朝的观念里，也存在着对“大一统”和“正统”的认同。当面对一个更加强大、更具“统一”趋势的政权时，一些人可能会在心理上产生一种“顺应天命”或者“归顺正统”的倾向。
文人的软弱性（部分）： 虽然南宋涌现了无数文天祥式的英雄，但也存在一些文人在面对强大帝国时，表现出软弱和妥协。他们更看重现世的安稳，而对民族气节的坚持有所动摇。
对“亡国”的恐惧： 面对蒙古的步步紧逼，对国家彻底灭亡的恐惧感是真实存在的。在这种恐惧下，一切看似能避免灭亡的途径，都会被认真考虑，即使其中包含着极大的屈辱。
具体表现：
在南宋后期，这种“称臣纳贡”的主张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过具体的尝试和讨论。例如，在临安城破之后，一些南宋宗室和官员就曾试图向元朝投降。甚至在某些关键时刻，比如某些战役失败后，朝廷内部也会出现要求议和、甚至提出纳贡条件的呼声。
总结来说，南宋后期想向蒙古称臣纳贡，是军事失败、政治腐朽、经济压力以及部分决策者和统治者心理上对战争的恐惧和对“苟安”的期望共同作用下的复杂产物。它并非简单的“卖国”，而是在极端困境下，一些人试图寻找的、尽管充满屈辱但也似乎“能保全”国家的一种无奈选择。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蒙古帝国展现的，更多是征服和统治，而非简单的“附庸”和“续命”，最终南宋还是走向了灭亡。
一、 军事上的绝望与力量的悬殊：
这是最直接也最根本的原因。蒙古在忽必烈领导下，已经统一了中国北方，并且对南宋发动了大规模、持续性的进攻。从崖山海战前的多次战役来看，南宋在军事上已经呈现出明显的劣势。
蒙古的战略优势： 蒙古人采取的是一种“围困+蚕食”的策略，他们并非只盯着宋朝的几个军事重镇，而是通过对长江沿线战略要地的控制，逐步压缩南宋的战略空间。例如，他们占领了襄阳、樊城等地，就切断了南宋与北方联系的可能，也为渡江南宋提供了跳板。
南宋的疲惫与内耗： 经过几十年的抗蒙战争，南宋的国力消耗严重，军队疲惫，士气并不高昂。虽然有文天祥这样的民族英雄，但整个国家层面的军事抵抗力量已经难以与如日中天的蒙古帝国相抗衡。
科技与战术的代差： 蒙古人在骑兵、攻城器械（如回回炮）以及对战争的组织和动员能力上，都展现出强大的优势。而南宋的战术和装备，虽然也有可圈可点之处，但在整体上难以形成有效的反制。
绝望感蔓延： 当连续的战败让统治者和臣僚都感到无力回天时，“称臣纳贡”就可能被视为一种避免更大规模战乱、保存国家元气（至少是表面上的）的“止损”手段。这是一种在极端压力下的理性（或者说绝望的理性）选择，即使代价巨大，也比彻底覆灭要好。
二、 政治上的分裂与腐朽：
南宋后期的政治环境，也为“称臣纳贡”论的发酵提供了土壤。
主战派与主和派的长期斗争： 自从与蒙古交战以来，南宋内部就存在着激烈的“主战”与“主和”之争。虽然主战派占据道德和舆论的制高点，但主和派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导者那里都有其市场。尤其是在战事不利时，主和派的声音往往会增强。
朝堂的腐败与低效： 晚期的南宋，朝廷内部的腐败问题严重，官僚体系效率低下，党争不断。这使得国家难以形成统一的意志和有效的应对策略。即使有主战的决心，也难以转化为强大的军事行动。
统治者的犹豫与摇摆： 皇帝的决策往往是关键。宋度宗、宋恭帝、宋端宗、宋少帝等后期皇帝，要么年幼，要么能力不足，要么被权臣控制，难以做出坚定的抗争决策。面对强大的外部压力，一些统治者在内心深处可能早已放弃了抵抗的希望，转而寻求妥协。
“苟安”思潮的侵蚀： 长期以来，南宋与金朝的对峙，使得“苟安”成为一种政治哲学。在北方失去之后，这种“守”的思维模式进一步加剧，许多人不愿意冒险进行可能导致更大损失的全面战争，宁愿在江南苟且偷生，即便这意味着屈辱。
三、 经济上的压力与民生考量（以及对未来的预期）：
虽然说“纳贡”会加剧经济负担，但在某些人看来，这可能是“短期阵痛”换取“长期生存”的必要代价。
战争的巨大消耗： 持续的战争消耗了大量的财政和人力资源，使得国家经济面临严峻的压力。有些人认为，停止战争，通过纳贡来维持和平，可以减轻财政负担，让国家喘息。
对民生的担忧： 长期战争也会给百姓带来深重的灾难。一些官员可能会以“保护民众”为名，主张妥协。他们可能认为，与其让战争继续下去，生灵涂炭，不如通过屈服来换取局部的和平。
对蒙古统治的预期（片面理解）： 尽管蒙古人以其铁腕和征服闻名，但一些南宋官员可能对蒙古的统治方式存在片面的理解。他们可能认为，一旦成为附庸，至少可以保留一部分自治权，文化和经济体系不会被彻底摧毁。这种想法，是将“称臣纳贡”视为一种“可控的代价”。
四、 心理与文化因素：
“中原王朝”的延续性： 尽管南宋是汉族政权，但他们继承的是宋朝的衣钵，而宋朝的观念里，也存在着对“大一统”和“正统”的认同。当面对一个更加强大、更具“统一”趋势的政权时，一些人可能会在心理上产生一种“顺应天命”或者“归顺正统”的倾向。
文人的软弱性（部分）： 虽然南宋涌现了无数文天祥式的英雄，但也存在一些文人在面对强大帝国时，表现出软弱和妥协。他们更看重现世的安稳，而对民族气节的坚持有所动摇。
对“亡国”的恐惧： 面对蒙古的步步紧逼，对国家彻底灭亡的恐惧感是真实存在的。在这种恐惧下，一切看似能避免灭亡的途径，都会被认真考虑，即使其中包含着极大的屈辱。
具体表现：
在南宋后期，这种“称臣纳贡”的主张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过具体的尝试和讨论。例如，在临安城破之后，一些南宋宗室和官员就曾试图向元朝投降。甚至在某些关键时刻，比如某些战役失败后，朝廷内部也会出现要求议和、甚至提出纳贡条件的呼声。
总结来说，南宋后期想向蒙古称臣纳贡，是军事失败、政治腐朽、经济压力以及部分决策者和统治者心理上对战争的恐惧和对“苟安”的期望共同作用下的复杂产物。它并非简单的“卖国”，而是在极端困境下，一些人试图寻找的、尽管充满屈辱但也似乎“能保全”国家的一种无奈选择。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蒙古帝国展现的，更多是征服和统治，而非简单的“附庸”和“续命”，最终南宋还是走向了灭亡。
网友意见
曾志伟曾经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如果能做刘德华谁会要做曾志伟。”
你以为南宋天生就想跪地求饶啊，那都是被现实给逼的。南宋也曾经硬气过，“端平入洛”就是南宋最硬气的时候。
端平入洛，是指发生在端平元年（1234年），南宋在联合蒙古灭金国后，出兵收复位于河南的原北宋东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和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三京的一次军事行动。由于粮草不济以及缺少骑兵等原因，最终被蒙古军大败而退回原来的防线。
由此以后宋蒙战争全面开打，其中过程虽有曲折，但是蒙军一直占据主动，想打就打，想谈就谈。宋军防线先从关中、四川开始崩溃，然后荆襄重镇丢失，长江沿线接连被蒙军攻克，最后兵临临安城，宋恭宗赵显率百官于临安降元。
除此之外，蒙古人对消灭宋军有生力量非常执着。临安投降后，蒙军一路南下追杀。忽必烈为彻底消灭南宋势力，命张弘范为蒙古、汉军都元帅，率水、步骑军2万由海道南下，都元帅李恒率步骑由陆路南下，会歼南宋残部。十一月，张弘范由海道袭漳（今属福建）、潮、惠（均属广东）三州。李恒率步骑越大庾岭入广东，取英德（今属广东），占领广州。十六年正月，张弘范、李恒率军会至厓山，首先控扼海口，断宋军粮道。二月初，巧妙利用海潮，南北对进，并用遮障防矢石，濒宋舰奋勇拼杀，全歼宋军，南宋亡。
总的来看，在南宋灭亡前，南宋接连遭受惨败。君臣见此局面，判断自己不是蒙古人的对手了。既然打不过，那就退而求其次，只要能苟活总比投降战死强。所以向蒙古称臣，这也算是没办法的办法了。此外南宋朝廷还抱有有一丝幻想，他们以为蒙古人南下就如同当年金兵南下，难耐南方酷暑，最终会退回去。只要称臣纳贡，在形式上臣服于蒙古，蒙古人便不会深入。可惜啊，他们低估了蒙古人的灭宋决心。
本来宋理宗端平入洛的时候也不想跪，也想站着当这个皇帝。但是奈何南宋太拉胯，没站起来，那就只能一跪到底了。即使后来有像钓鱼城之战杀死蒙哥汗的高光时刻，那也充其量不过是跪麻了站起来歇歇罢了。很快宰相贾似道就继续带着南宋跪了。等到兵临临安城下，等到南宋小皇帝没法跪了只能站起来的时候已经晚了，跪不跪已经不是南宋说的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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