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IS、基地组织等中东恐怖组织与我国百年屈辱史时代的义和团、太平天国等反帝反封建运动有哪些异同？
ISIS、基地组织与义和团、太平天国，乍听之下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一个代表着当下全球视野下的极端主义宗教势力，另一个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反帝反封建的农民起义。然而，当我们剥开层层历史的面纱，深入探究它们产生的土壤、诉求的核心以及采取的手段时，会发现其中存在着一些令人深思的共性与鲜明的差异。
共同点：根植于压迫与失落，渴望改变现状
最根本的共通之处，在于它们都诞生于一个由 外部压迫、内部危机 交织而成的黑暗时代。
外部压迫感： 对于ISIS和基地组织而言，这种外部压迫感主要来自西方世界的军事干预、政治渗透以及对伊斯兰世界传统生活方式的挑战。他们视西方国家为侵略者，认为伊斯兰世界的衰落与西方文化的侵蚀脱不开关系。基地组织领导人本·拉登曾多次强调要驱逐西方驻军，恢复伊斯兰世界的荣光。ISIS更是将建立横跨中东和北非的“哈里发国”作为终极目标，以此来对抗他们眼中的“异教徒”和“叛徒”。
历史的屈辱与失落感： 而中国百年屈辱史时期的义和团和太平天国，也都是在外国列强侵略、瓜分中国，以及清政府腐朽无能的背景下爆发的。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的失败，赔款割地的屈辱，西方列强的经济文化渗透，无不深深刺痛着民族自尊心。义和团的“扶清灭洋”口号，喊出了底层民众对列强侵略的愤怒和对国家主权丧失的痛惜。太平天国虽然提出了更具革命性的社会改造方案，但其反清的诉求也与对满清统治下国家积贫积弱的失望情绪紧密相连。
经济的凋敝与社会矛盾： 无论是当代的动荡地区还是百年前的中国，经济上的困顿和严重的社会不公都是孕育极端思想的温床。ISIS和基地组织常利用地区贫困、失业和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招募追随者，承诺在理想的伊斯兰国家中获得更好的生活和尊严。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的成员，很大一部分来自于遭受战乱、饥荒和重税压迫的农民和下层民众，他们对贫困和压迫的反抗是他们参与起义的直接动因。
精神寄托与身份认同的重塑： 在现实世界充满失望和无力感时，强烈的宗教或意识形态信仰成为了一种精神寄托和身份认同的重塑力量。ISIS宣扬的极端伊斯兰教义，为信徒提供了一种清晰的“敌我”划分和崇高的使命感，让他们在混乱的世界中找到归属和意义。义和团和太平天国也利用了宗教（如拜上帝教）或民间信仰（如神拳）来凝聚人心，赋予他们的行动以神圣性，并激励他们克服恐惧。
差异点：意识形态的本质、组织形式与目标
尽管有上述共通之处，但ISIS、基地组织与义和团、太平天国在几个关键方面存在着本质的区别，这些区别决定了它们在历史舞台上的角色以及对世界的影响。
意识形态的核心与普适性：
ISIS/基地组织： 其意识形态的核心是极端狭隘的“哈里发国”构想和对伊斯兰教义的扭曲解读。这种意识形态强调排他性、暴力革命以及对非信徒的仇视。虽然他们自称代表整个伊斯兰世界，但其极端做法在伊斯兰世界内部也遭到广泛反对。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基于他们理解的伊斯兰教法的全球性政权。这种意识形态试图构建一种跨越国界的身份认同，但其排他性和暴力性使其难以获得广泛的、可持续的支持。
义和团/太平天国： 义和团的口号“扶清灭洋”带有明显的 民族主义 色彩，其核心是抵御外来侵略，恢复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虽然夹杂着迷信和排外思想，但其根源是对国家主权被侵犯的愤怒。太平天国则提出了更为激进的 社会革命 纲领，包括“均贫富”、“男女平等”等，虽然其在宗教理论包装下，但其诉求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封建压迫的反抗，是追求一种理想化的社会公平与秩序。太平天国的影响力主要集中在中国本土，其目标是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一个基于其宗教理念的新中国。
组织形式与动员模式：
ISIS/基地组织： 它们通常是 高度去中心化、网络化 的组织。基地组织最初是以一个相对集中的领导层为核心，但随着发展，演变成多个地方分支，并在全球范围内策动袭击。ISIS则在占领区域内建立了一套类似国家的统治机构，利用现代媒体（如社交媒体）进行宣传和招募，其作战方式也更加多样化，包括大规模军事行动和个体极端分子发动的“独狼式”袭击。
义和团/太平天国： 义和团是一种 松散的民间自发组织，缺乏统一的指挥系统和严密的纪律，更多的是一种地方性的、以宗族或地方势力为基础的武装力量。太平天国则是一个 高度集权、军事化的政权，拥有严密的军事组织（如“天国八王”）、等级制度和较为明确的政治目标，能够调动数十万乃至上百万的军队进行大规模的战争。
战略目标与行动方式：
ISIS/基地组织： 他们的战略目标往往是 颠覆现有的国家秩序，建立一个理想化的宗教政权，并常常以恐怖袭击作为主要手段，通过制造大规模伤亡来震慑敌人、吸引关注。他们的攻击对象是西方国家、被其视为叛徒的穆斯林国家政府，以及一切阻碍其目标的势力。他们的行动具有跨国性，其影响力遍及全球。
义和团/太平天国： 义和团的主要行动方式是 以传统武器（刀枪剑戟）对抗西方军队，并攻击与外国人相关的产业和人员，其规模和策略相对有限。太平天国则是通过 大规模的军事征服，试图推翻清朝统治，占领并管理广大地区，并尝试建立新的社会制度。他们的战争是传统的农民起义战争模式，虽然具有一定的破坏性，但其规模和持续时间也受到武器技术和组织能力的限制。
对现代国家和国际秩序的影响：
ISIS/基地组织： 它们是典型的 非国家行为体，对现有的国际政治秩序构成了直接挑战。它们的活动模糊了国内战争与国际冲突的界限，使得打击恐怖主义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难题。它们利用现代技术进行宣传和协调，其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其物理控制的区域。
义和团/太平天国： 它们是中国近代史上的 内部动乱和革命运动。虽然它们对外来侵略进行了反抗，但其行动往往被清政府视为“乱匪”，并且其对外国势力的仇恨和攻击也加剧了中国与列强的冲突，为列强提供干涉的借口。它们是中国社会内部矛盾激化的产物，其影响主要局限于中国国内。
总结
总而言之，ISIS、基地组织与义和团、太平天国，虽然都源于民族的压迫、社会的失序和对现状的不满，都试图通过激进的手段改变命运，但它们的 意识形态内核、组织形态、战略目标以及与现代国际体系的互动方式 都存在着天壤之别。
一个是对狭隘宗教教义的极端推崇和对全球“圣战”的追求，一个则是对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捍卫以及对传统社会弊端的反抗。正是这些根本性的差异，使得它们在历史的河流中留下了截然不同，却又都带着沉重印记的篇章。理解这些异同，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认识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社会运动及其复杂的动因，避免简单化的标签化和历史的重复性误读。
共同点：根植于压迫与失落，渴望改变现状
最根本的共通之处，在于它们都诞生于一个由 外部压迫、内部危机 交织而成的黑暗时代。
外部压迫感： 对于ISIS和基地组织而言，这种外部压迫感主要来自西方世界的军事干预、政治渗透以及对伊斯兰世界传统生活方式的挑战。他们视西方国家为侵略者，认为伊斯兰世界的衰落与西方文化的侵蚀脱不开关系。基地组织领导人本·拉登曾多次强调要驱逐西方驻军，恢复伊斯兰世界的荣光。ISIS更是将建立横跨中东和北非的“哈里发国”作为终极目标，以此来对抗他们眼中的“异教徒”和“叛徒”。
历史的屈辱与失落感： 而中国百年屈辱史时期的义和团和太平天国，也都是在外国列强侵略、瓜分中国，以及清政府腐朽无能的背景下爆发的。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的失败，赔款割地的屈辱，西方列强的经济文化渗透，无不深深刺痛着民族自尊心。义和团的“扶清灭洋”口号，喊出了底层民众对列强侵略的愤怒和对国家主权丧失的痛惜。太平天国虽然提出了更具革命性的社会改造方案，但其反清的诉求也与对满清统治下国家积贫积弱的失望情绪紧密相连。
经济的凋敝与社会矛盾： 无论是当代的动荡地区还是百年前的中国，经济上的困顿和严重的社会不公都是孕育极端思想的温床。ISIS和基地组织常利用地区贫困、失业和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招募追随者，承诺在理想的伊斯兰国家中获得更好的生活和尊严。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的成员，很大一部分来自于遭受战乱、饥荒和重税压迫的农民和下层民众，他们对贫困和压迫的反抗是他们参与起义的直接动因。
精神寄托与身份认同的重塑： 在现实世界充满失望和无力感时，强烈的宗教或意识形态信仰成为了一种精神寄托和身份认同的重塑力量。ISIS宣扬的极端伊斯兰教义，为信徒提供了一种清晰的“敌我”划分和崇高的使命感，让他们在混乱的世界中找到归属和意义。义和团和太平天国也利用了宗教（如拜上帝教）或民间信仰（如神拳）来凝聚人心，赋予他们的行动以神圣性，并激励他们克服恐惧。
差异点：意识形态的本质、组织形式与目标
尽管有上述共通之处，但ISIS、基地组织与义和团、太平天国在几个关键方面存在着本质的区别，这些区别决定了它们在历史舞台上的角色以及对世界的影响。
意识形态的核心与普适性：
ISIS/基地组织： 其意识形态的核心是极端狭隘的“哈里发国”构想和对伊斯兰教义的扭曲解读。这种意识形态强调排他性、暴力革命以及对非信徒的仇视。虽然他们自称代表整个伊斯兰世界，但其极端做法在伊斯兰世界内部也遭到广泛反对。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基于他们理解的伊斯兰教法的全球性政权。这种意识形态试图构建一种跨越国界的身份认同，但其排他性和暴力性使其难以获得广泛的、可持续的支持。
义和团/太平天国： 义和团的口号“扶清灭洋”带有明显的 民族主义 色彩，其核心是抵御外来侵略，恢复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虽然夹杂着迷信和排外思想，但其根源是对国家主权被侵犯的愤怒。太平天国则提出了更为激进的 社会革命 纲领，包括“均贫富”、“男女平等”等，虽然其在宗教理论包装下，但其诉求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封建压迫的反抗，是追求一种理想化的社会公平与秩序。太平天国的影响力主要集中在中国本土，其目标是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一个基于其宗教理念的新中国。
组织形式与动员模式：
ISIS/基地组织： 它们通常是 高度去中心化、网络化 的组织。基地组织最初是以一个相对集中的领导层为核心，但随着发展，演变成多个地方分支，并在全球范围内策动袭击。ISIS则在占领区域内建立了一套类似国家的统治机构，利用现代媒体（如社交媒体）进行宣传和招募，其作战方式也更加多样化，包括大规模军事行动和个体极端分子发动的“独狼式”袭击。
义和团/太平天国： 义和团是一种 松散的民间自发组织，缺乏统一的指挥系统和严密的纪律，更多的是一种地方性的、以宗族或地方势力为基础的武装力量。太平天国则是一个 高度集权、军事化的政权，拥有严密的军事组织（如“天国八王”）、等级制度和较为明确的政治目标，能够调动数十万乃至上百万的军队进行大规模的战争。
战略目标与行动方式：
ISIS/基地组织： 他们的战略目标往往是 颠覆现有的国家秩序，建立一个理想化的宗教政权，并常常以恐怖袭击作为主要手段，通过制造大规模伤亡来震慑敌人、吸引关注。他们的攻击对象是西方国家、被其视为叛徒的穆斯林国家政府，以及一切阻碍其目标的势力。他们的行动具有跨国性，其影响力遍及全球。
义和团/太平天国： 义和团的主要行动方式是 以传统武器（刀枪剑戟）对抗西方军队，并攻击与外国人相关的产业和人员，其规模和策略相对有限。太平天国则是通过 大规模的军事征服，试图推翻清朝统治，占领并管理广大地区，并尝试建立新的社会制度。他们的战争是传统的农民起义战争模式，虽然具有一定的破坏性，但其规模和持续时间也受到武器技术和组织能力的限制。
对现代国家和国际秩序的影响：
ISIS/基地组织： 它们是典型的 非国家行为体，对现有的国际政治秩序构成了直接挑战。它们的活动模糊了国内战争与国际冲突的界限，使得打击恐怖主义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难题。它们利用现代技术进行宣传和协调，其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其物理控制的区域。
义和团/太平天国： 它们是中国近代史上的 内部动乱和革命运动。虽然它们对外来侵略进行了反抗，但其行动往往被清政府视为“乱匪”，并且其对外国势力的仇恨和攻击也加剧了中国与列强的冲突，为列强提供干涉的借口。它们是中国社会内部矛盾激化的产物，其影响主要局限于中国国内。
总结
总而言之，ISIS、基地组织与义和团、太平天国，虽然都源于民族的压迫、社会的失序和对现状的不满，都试图通过激进的手段改变命运，但它们的 意识形态内核、组织形态、战略目标以及与现代国际体系的互动方式 都存在着天壤之别。
一个是对狭隘宗教教义的极端推崇和对全球“圣战”的追求，一个则是对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捍卫以及对传统社会弊端的反抗。正是这些根本性的差异，使得它们在历史的河流中留下了截然不同，却又都带着沉重印记的篇章。理解这些异同，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认识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社会运动及其复杂的动因，避免简单化的标签化和历史的重复性误读。
网友意见
基地组织不论，单说伊斯兰国。简言之，伊斯兰国虽然表面上反对帝国主义，但其实是依附于帝国主义势力的，他们接受土、卡等国援助，反对叙利亚的民族资产阶级政府。伊斯兰国属于封建神权势力，这和以农民阶级为主要力量的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完全不同。
根据《古兰经》的描述，人们现世的渴望和追求在天堂应有尽有。《古兰经》中第56章12—24节对天堂的描述：“他们将在恩泽的乐园中。许多前人和少数后人，在珠宝镶成的床榻上，彼此相对地靠在上面。长生不老的童仆，轮流着服侍他们，捧着盏和壶，与满杯的醴泉；他们不因那醴泉而头痛，也不酩酊。他们有自己所选择的水果，和自己所爱好的鸟肉。还有白皙的、美目的妻子，好像蚌壳里的珍珠一样。那是为了报酬他们的善行。”
与“天堂”相对的则是“火狱”，那里有“足穿火鞋”“垫火褥”“盖火被”“遭火烧”等刑罚。凡生前作恶的信徒，都将被“戴上枷锁”，“投入火狱”。
伊斯兰教提倡“两世吉庆”，既重今世的幸福，也重后世的归宿。根据伊斯兰教的“末世论”，死者生前在“这个世界”的行为，将决定其在“那个世界”的待遇，以此鼓励穆斯林信徒“履行善功”，今世行善，后世必有回报。
不过，在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前副会长阿布杜热依木·伊明看来，“东伊运”制作的这些视频中，原本劝人向善的“履行善功”已经被歪曲解读。比如，视频公开宣称，伊斯兰教信徒可以通过“圣战”积累“善功”，因为“杀死一个卡菲尔（异教徒）胜做十年功，可以直接上天堂”，“在天堂里想要什么就有什么”，“除了真主之外，不能服从任何人”、“不能看电视、听广播、读报刊”。
……
宗教极端主义者教唆信教群众抵制政府管理，损毁身份证、结婚证、户口簿等国家法定证件，并认为政府颁发的结婚证是“不清真”的。于是，强制包办婚姻、重婚、以宗教仪式代替婚姻登记等现象在维吾尔社会重新抬头。新疆一位声称知悉内部情况通报的相关人士透露说，组织、策划“10·28”天安门恐怖袭击事件的案犯，就拥有5个妻子，而肇事车辆中当场死亡的那名女性，就是他5个妻子之中的“小老婆”。2014年3月，新疆启动了一项特殊的专项行动，决定对婚姻领域违法行为开展综合治理，解决宗教干预婚姻的问题。
……
“不正面引导，别人就负面引导，宗教教育也是一样。”来自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的维吾尔族律师尼加提（化名）曾大量经手此类案件，被告基本都是年轻人，且90%以上都是文盲。面对外界突如其来的冲击，年轻人要寻求精神归属，很容易转身去拥抱宗教。如果碰巧这个人生活又不如意，对社会不满，被煽动的过程就更简单。“既然今生不如意，不如寄希望于来世。”至于如何采取行动，视频中传授的那些技能就足够了。
尼加提曾经经手过一个案子，年轻的嫌疑人因为胡子问题就要跟别人拼命。“根据被灌输的极端主义理论，胡子是他的尊严、他的一切，如果胡子没有了，他就失去了一切。”尼加提说，“我到现在也无法理解。就是给我发工资让我留胡子，我也不会留胡子，因为我不喜欢”。
……
根据尼加提对一些年轻被告的观察，受极端思想影响的这些人，行事会变得异常残忍。2010年南疆曾发生一起案件。几个人想要抢钱，计划杀一个名叫艾买提的校长，敲门后发现家里没人。在回去的路上，有个人想起来他的邻居也是校长，就说，“艾买提不在家，可那边是赛买提的家，赛买提也是个校长，我们杀了他，抢他的钱吧。”然后，他们来到赛买提家，杀了他全家9口人，抢了12块钱。后来在看守所，这个人对律师和法官说：“如果有机会，我也要杀掉你们，这样我就可以上天堂”。
……尼加提坚持认为，这些人只能用“犯罪分子”四个字来标识，“他们没有任何信仰，也没有什么民族主义思想”。他接触到的这些年轻被告，不认可任何民族，包括维吾尔族。这些人认为，世界上只有两个群体——穆斯林（教徒）和卡菲尔（异教徒）。他们也不认可现代意义上的任何政权，只认可“哈里发”国家。他们的旗帜也与“东突”的不同，是黑色的星月旗帜。
最简单的例子，尼加提说，这些人不认可任何境外谋求独立的“世维会”（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一类的组织，更不认可热比娅。他们认为，未来会跟热比娅打仗，并已明确声明，与“世维会”根本不是一类人。
“以前种下的种子，现在开始结果子了。”尼加提感觉焦急又无奈。他已经发现，在最近新疆发生的暴力恐怖案件中，大多数受害人都是维吾尔族人：去年的 “4·23”巴楚事件、“6·26”鄯善事件，还有之前没有公开报道的很多案子。据尼加提观察，参与这些暴力恐怖事件的人，一般都有宗教背景，目的是“解放”全世界，在全球建立政教合一的“哈里发”国家。
——摘自《凤凰周刊：暴恐视频流毒新疆》
这些人的思想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可有半毛钱关系？许多人只是为了让自己在死后能够进入天堂享乐，而只要让他们在现实中摆脱物质和精神的贫困就能轻松击溃这一“信念”；还有些人甚至要用1300年前的教义把社会改造到封建时代，仅仅因为那本1300年前的经书里说那样的世界才是“好”的……虽然中东恐怖主义确实是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但我个人认为那只是中东在遭受帝国主义蹂躏后的应激反应，是本能地向过去退缩而非向未来前进。
相比之下，“东突”暴徒的民族主义思想好歹也是19世纪反封建的产物，比那帮抱着1300年前的经书的本本主义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另一方面，反正我是没听说过太平天国或者义和团宣传过什么死后或者来世的幸福。撇开政治思想不谈，参加太平天国、义和团的群众的最朴素的思想无非就是：清妖、鬼子害我们过不上好日子，我们就反了他！一个是为了现世和后代的幸福，另一个则是为了只存在于经书里的死后乐园。
为了现世和后代的幸福，正是人民群众投身反帝反封建运动的最朴素的理由：
PS：虽然是新疆的，但文章里所提到的这些人都是互联网时代受到中东恐怖主义组织的影响而出现的，和上世纪初就存在的那些民族主义者完全不同，所以个人认为拿来答这个题并不算跑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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