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关于清朝的谣言？

孙中山只想要汉地十八省，
同盟会就是“大汉族主义”，
辛亥革命不过是排满的狭隘民族主义运动。

事实上，同盟会里有不少满族蒙古族，辛亥革命期间，东北、内蒙的满族蒙古族革命党比内地很多省份还要活跃。

王建屏，山西人，原义和团成员，后加入同盟会，串联、发展山西、内蒙革命党，特别是在内蒙播下遍地火种，功勋卓著，为山西革命义士第一，晚年出家，法号力宏，是的，你可以叫他王力宏，在他的努力下，发展的蒙古族革命党领袖计有：

巴文峒（蒙古族，光复包头）

云亨（蒙古族，光复萨拉齐）

经权（蒙古族，光复萨拉齐）

此外蒙古族革命党还有：

鲍化南（蒙古族，辽宁起义）

博彦满都（蒙古族，后来出仕伪满，实则共谍）

萨音巴雅尔（蒙古族，后来出仕伪蒙，实则共谍）

在清末留日学潮时，亦有许多蒙古族同胞，并在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上发表了《蒙古与汉族结合共伸讨满复仇之宣言书》：

满洲分割我蒙古部落，建汗封王，以相牵制，使势力消散。除此之外，置将军，都统，办事大臣于各地方。以握我实权，制我死命。而设喇嘛教一端，设计之毒，以灭我蒙古种族。期间历史时间之长，非数万言不能磬，实与吾蒙古不共戴天之仇也。吾蒙族不排满复仇则已，如排满复仇，舍与汉族结合其谁与归。今吾与汉族同患难，共死生，同谋大举。则异日汉族之于我同幸福，同乐利，同居于平等地位，同建一共和政府，同行一共和宪法。自今与往吾蒙族之生命，生则与汉族同生，死则与汉族同死。吾蒙族之土地，存也愿与汉族同存，亡也愿与汉族同亡，两族一心，同谋复仇，同谋排满。

（满清三百年，善待蒙古王公，而对蒙古一般牧民实行限牧和推行喇嘛教，导致蒙古族性病天花肆虐，几乎灭族，至今在外蒙还颇为严重，而内蒙病患在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得到遏制，几乎肃清，拯救了蒙古族同胞）

而东北的满族革命党亦与汉族蒙古族革命党同心协力，在辛亥革命之时，狼烟遍及东北，发出“勿使清帝东归”的号召，迫使清室退回关外以自守的企图化为泡影！满族革命党头领计有：

张榕

王双益

喜塔腊·恒宝昆

赫舍里·松毓

萨克达·庆康

恩溥

文耆

博经五

其实早在1908年，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上就发表了《辽东义军檄文》，号召汉、蒙、满同舟共济、推翻满清，并主张北方其他少数民族联合共治，“瓦尔喀人、鄂伦春人、马涅克尔人、达湖尔人、索伦人、毕拉尔人，分族虽异，受治则同。若能开展诱导，使进文明。”

也就是说，在辛亥革命之前，革命党人就已打碎了民族间的隔阂，在实际操作上是以阶级为划分的：

东北苦寒之地的满人不会苟安于关内满族贵族，

蒙古的平民阶层也不会苟合于享受高官厚禄的蒙古王公，

同样，汉族底层也不会和包衣奴才汉八旗尿到一个壶里。

蒙古、满洲、汉地十八省的革命者群起，推翻满清这个各个民族的囚笼、这个“洋人的朝廷”、这个买办政权。

1.骑射乃满洲之根本。

这谣言流传了太多年，以至于无数人以为女真人和蒙古人一样搞游牧，以马上创业得天下。明军在关外的失败被理解为在大平原上干不过游牧民族的强大骑兵。

这是极为重大的误解。

真相是：女真是渔猎民族，没有游牧什么事，后金早期的主力是重步兵，大规模骑兵部队是在征服漠南蒙古以后才有的。这是清朝成熟期以后的政策，但后金发家是另一种模式。

2.明军火器更好，而清军靠骑兵猪突打败明军。

这也是个谣言。明军火器好是在早期，后金军中女真人还相对纯粹的时期。到了崇德年间，在大量汉军加入以后，清军的火器已经不输明军了，火器尤其是大炮在清军中占据重要地位。

3.汉人一盘散沙，所以满洲兵入关后势如破竹，席卷天下。

这也是个很容易迷惑人的谎言。因为它一半是对的，一半是错的。

汉人一盘散沙是指从整体来看没有统一的政权领导，各方势力内斗甚剧，但不等于汉人就没有反抗。事实上，八旗兵的大规模军事胜利只是早期，满清平定全国的大部分时间里，其主力是汉人仆从军。

4.清朝男子发型是清宫剧里那个样子。

这只是清后期，前期那叫金钱鼠尾，图片随便一搜就有，真是要多难看有多难看。

5.三藩之乱像汉朝七国之乱一样，一开始就难以成功。

这个谣言的形成要怪历史书，因为只是一笔带过，没有细讲。实际上，三藩之乱是清廷的一次极其严重的考验，吴三桂并不是没有取胜机会的。当时清朝统治还不稳固，三藩乱后许多地方望风而降，吴周政权在兵至长江以后，确实有那么一个东进截断漕运的时间窗，而如果郑经不在后面捅刀，耿精忠也不见得会退出，历史的结果还未可知。

6.准噶尔只是个游牧部落，葛尔丹不自量力，以卵击石，清军三征以后就迅速玩球了。

实际上准噶尔是个面积庞大，牧业、农业和手工业兼备的大帝国，清朝历经百余年，康雍乾三世，才将其彻底消灭，解决了边患。

7.清朝的海棠花疆域，在入关平定汉人抵抗以后就确立了。

事实上在李来亨部失败，汉人在大陆上成建制抵抗消失以后，清朝实控区域只有雄鸡的东半部，别说不是海棠，比现在的共和国领土还小得多。康雍乾三世不断扩张，才在18世纪后期形成了海棠花版图。清朝最大疆域的确立比一般人想象的要迟了一百多年。

8.洋务运动没什么卵用。

这也要怪历史书，课本告诉我们因为国家体制的原因，洋务运动并不能真正振兴华夏，加上甲午战争的失败和庚子国变，很多人就得出了洋务运动纯粹白忙活的结论。

洋务运动不能彻底救中国，不等于洋务运动没用。这是两个概念。事实上，慈禧统治时期还能收复新疆，能取得镇南关大捷阻止了法国分裂云南的企图，甚至到了保路运动前夕还可以派军队进藏平叛，和洋务运动带来的西方先进技术是分不开的。洋务运动的确救不了满清也振兴不了中国，但至少在那个生死存亡的时代，为保住基本盘的大体完整起到了重要作用。“苟”，并不是没有意义的。

9.邓世昌命令致远冲撞敌舰跟神风一样，是纯粹的同归于尽的自杀攻击。

这也是个重大误解。那个时代许多军舰都带撞角，致远也有。撞击敌舰是那个时代海战的常规战术。

10.戊戌变法是个很好的东西，失败是因为慈禧权欲熏心和袁世凯的可耻出卖。

这又是历史书害的，为了突出清政府的反动性，刻意美化维新派。实际上，慈禧和袁世凯是什么样的人先不谈，但是读书读细点就知道，光绪和康有为基本和脑残没什么区别……

11.两次鸦片战争都是英国人早有预谋的行动。

事实上这两场战争的爆发有相当的偶然性，和落后愚昧的清政府不了解也不学习新世界的法则并自以为是有很大关系。这两仗并不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打的，目的也不是干掉清政权，跟日本侵华是不一样的。

先说这么多吧。

要找关于清朝的谣言，绝对要数义和团啊。义和团绝对是中国段子史学的最重灾区，没有之一。义和团属于底层民众的产物，当时的许多读书人并不想深入了解义和团的深层背景和具体事例，就凭着想象编段子来描述义和团。由于段子编的离奇，现在很多人爱听，堂而皇之地就有了取代正规史料的趋向，连很多“学者”在讲这段历史的时候，往往因为各种原因，也更愿意引用这些段子。

话不多说，上实例：

一、袁宫保枪杀了义和团首领，导致山东没有义和团

出处懒得找了，反正你们应该也都听过。大意是义和团首领跑到袁宫保面前，吹嘘自己刀枪不入。袁宫保就拿他试枪，一枪打死了首领，然后山东就没有义和团了。

这个段子当然完美符合了读书人对义和团的想象：无脑，迷信。怎么破除这种迷信？来一个强硬手段，让他们知道法术没有用就行了。

虽然段子编的完美，可惜与史实根本合不上拍。史实就是当时山东的义和团只是大部分转移到河北，本地义和团暂时消退一段时间，到第二年（1900），山东的义和团又冒起头来了：

济阳有孙玉龙的义和团起事，于9月在玉皇庙击败一百五十名有无烟洋枪的清军，击毙知县查荣绥

德州有薛登魁起事，在药王庙与清军战斗：

7月26日下午4时，2000余名义和团民头裹黄巾、黑巾，背负黄榜、香袋，携带土枪、抬炮和大刀、长矛，列队抵达柴市街东首药王庙前，贴出告示，声讨袁世凯“袒护洋人”、镇压义和团的罪行，申明“本团奉旨征讨，强烈要求释放刘平等人。”督粮道尚其亨与知州宋森荫边出城“安抚”，作缓兵之计，边会商清军防营出兵镇压。左军统领孙金彪遂令前营并右营管带钱锡霖、左翼第一营右队领官张允泰等率兵出击。义和团团民怒不可遏，拼死战斗，清军则“军心慌乱，势不可支”。混战中，清军前营帮带钮廷唤、右营帮带张玉山、先锋官守备孙明奎、副哨官潘克随、徐伯征被义和团杀死。天黑后又有大队清军增援，义和团腹背受敌，乘夜幕突围。此役，杀死清军官弁5人，杀死杀伤清军勇丁20余人；义和团死伤30余人。《明清德州战事》

当时搞得袁宫保疲于奔命，用了三个月时间才平定下去

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袁宫保之前杀了一个义和团首领就能平定义和团，那么为什么他现在进行了三个月高强度征讨才维持了局面？他为什么不再抓几个义和团首领公开处刑来解决问题？难道说他突然石乐志？答案当然是这个段子就是编的，靠这种儿戏化的手段怎么可能解决问题？

二、慈禧相信了一份伪造的照会对外国开战

当年有一股翻案风，给老佛爷很多迷惑行为开脱，想把老佛爷塑造成贤明有能的形象。结果到了后来老佛爷和外国人闹掰这段历史，这些人马上翻脸不认人，把老佛爷又说的像个睿智，最典型的段子就是说老佛爷相信了一份伪造的照会对外国开战。

这个段子大致是说老佛爷接到江苏粮道罗嘉杰派遣其子递交给荣禄的一封照会，内有要求太后归政的内容，使得老佛爷在气急攻心的情况下决定开战。有的人还借题发挥，说这个照会“疑似”是端郡王载漪伪造的。

当然，这个段子也有个致命的漏洞。林华国就指出：既然是外交照会，必然会通过正常途径递交给清廷。有什么必要需要一个江苏的官员来代为转交？

另外林华国也指出：既然照会是慈禧宣战的原因，那么负责外交的主和派必然会积极核实照会的真假，但事实是当时的外国使馆从未得到核实照会真伪的请求，对此毫不知情。另外记录此事的书后来自相矛盾，又说此事子虚乌有，宣战诏书不提这事了、

所以林华国的结论是：当时社会上确实有这么一个外国逼迫慈禧归政的谣传，罗嘉杰也确实根据谣传内容进行了密奏，但慈禧和荣禄并没有相信，也没有摆到公开层面来讨论这个问题，当然更不是开战的主要原因了。这个说法才符合逻辑。林华国的这些观点是90年代提出来的，现在过去三十年了，很多引用这个段子的人，都还是无法从正面回应林华国的这几点质疑。

三、聂士成的相关问题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聂提督为啥会这么受段子手的青睐，以至于我这个问题还得分几点来讲：

1.聂士成在廊坊大捷中处决义和团的问题。

这是某百科“廊坊大捷”词条的内容：

这个词条我也是服了，廊坊在河北，什么时候被人传送到天津西郊了？编段子的能先看下地图行不？事实是联军从天津出发的时候，聂士成根本没有阻拦，八国联军是在廊坊因铁路被破坏被迫滞留，然后被义和团和慈禧派来的甘军联合击退的：

后来联军撤回天津的时候，聂士成倒是参战了，但主要交战地是北仓和西沽武库，地点也还是不对。

2.聂士成因为义和团“作壁上观”对义和团不满，导致双方发生冲突

始犹出阵,继以数受创,乃不敢往,常作壁上观,反四处焚掠。所当敌者,惟官兵而已《西巡回銮始末记》

事实是义和团“作壁上观”是因为他们主要任务就是守城，而且这还是天津最高长官裕禄决定下来的：

所以说义和团在后方守城本来就是奉命而为的，聂士成不高兴可以直接找裕禄要求改变部署，有啥必要玩阴的呢？再说义和团还多次出城配合聂士成马玉昆作战。

所以拿作战来解释聂士成和义和团的矛盾一点也不靠谱。当然聂士成和义和团确实有冲突。不过这事说的太细的话双方面子上都不好看：义和团是因为聂士成过去追剿他们有私怨。聂士成虽然善战，但是军纪不严，有部下持械进城抢劫，结果被曹福田借故杀了二十多个

3.义和团抄了聂士成的家

这个段子貌似也是《西巡回銮始末记》搞出来的，说是聂士成作战的时候义和团“拥向其家”，聂士成追赶义和团的时候练军帮助义和团开枪射击聂士成，导致聂士成战败。后来的段子手添油加醋了很多细节，比如说义和团还抓走杀害了聂士成的老母亲。当然这些细节后来被驳斥了，有资料说聂士成死后母亲尚在，慈禧还专门恩恤：“已故提督聂士成之母年逾八旬,著赏银一千两,由广储司给发”。而且从常理分析，天津在当时已经是战区了，聂士成把母亲留在战区，难道他想当带孝子？所以这些就不分析了。

那么义和团是不是真的抄了聂士成的家呢？虽然没有明确的材料反驳，然而只要分析战场形势就可以知道，《西巡回銮始末记》说聂士成在这件事后追击义和团完全不靠谱。

聂士成当时所在的位置在天津租界南端的八里台，属于一支孤军（马玉昆和义和团主力在北面）。八国联军也正是利用这一点，先派出军队攻占了八里台更南边的纪庄子，把聂士成军包圆了。裕禄当时说的情况就是“洋兵四面环击,枪炮如雨”。那么问题来了，聂士成在这种情况下，哪有心思还去追义和团？反过来说，既然他在重围里还可以去追义和团，为啥不干脆突围算了？

四、义和团杀了带有火柴的一家人

这个段子基本上只要一说义和团就都有人提：

曾有学生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一节，出自日人佐原笃介之《拳事杂记》。其原文如下：
“当团匪起时，痛恨洋物，犯者必杀无赦。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曽有学生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枝，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罗稷臣星使之弟熙禄，自河南赴津省视家属，有洋书两箱，不忍割爱，途次被匪系于树下，过者辄斫，匪刀极钝，宛转不死，仰天大号，顾以为乐。”
“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一节，出自柴萼《庚辛纪事》，原文如下：
“（义和团对）洋人则无论英美德日，悉赐一刀，初犹未及华人也。继以华人受役于洋人者，多亦恨之刺骨，……甚至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惟见洋钱则色喜，不复害之矣。”

这两个段子的作者一个是日本人，一个是江南人，都不是亲历者。而且早有人分析了，结合文中的记录与史实对照，这两段记述都不靠谱：

既知史料源头，则不难就史料之可信度做出保守判断。先说义和团“因铅笔洋书杀人”之事。按佐原笃介自己的说法，此事乃是其抄自友人信函，系道听途说，而非亲身经历。六学生因铅笔、洋纸被杀之事，无时间无地点无姓名，已不可考。但罗熙禄并非无名之人，1900年，美国矿业工程师查尔斯·戴维斯·詹姆森，深入中国内地勘探矿藏，罗氏担任其官方秘书，但却“在这次旅行结束前丢了性命”。换言之，罗氏之死，与读洋书并无关系。
再谈义和团“因一枚火柴杀人全家八口”之事。柴萼其人，生卒年为1893-1936，长期生活于南方，《庚辛纪事》的成书年代，在义和团运动结束后20余年，全系道听途说之语，已无一手材料。仅就所引部分材料而言，其可信度已相当之差，引文说：义和团对洋人“悉赐一刀，初犹未及华人”，即与史实完全相反——据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给外交大臣的报告，“中国教徒”才是真正受到义和团“暴力威胁”的人，外国人相反要安全得多。

所以说义和团确实有对先进事物破坏性的一面，然而最为人所知的，最耸人听闻的这个例子，恰好就是不靠谱的传言。

另外义和团不是见到学外国东西的就杀，如果你学的是军事的话，人家还会把你当宝

天津武备学堂有四十多个学生不听义和团的命令，后来张德成还想办法说服他们参加了王荫荣的义和团，后来教会义和团使用洋枪的估计也就是他们。

高赞 @宇文亮 的回答看得我目瞪苟呆，居然还有这种操作。大青果给你多少钱，我大日本帝国给你双倍。

评论区里还有一个更加激进的补充。

实际上呢？

康熙五十六年“禁海令”规定：禁止汉人出海贸易，居留外国。过去留居外国之人，限三年内回国。此后留居外国者，“令其解回立斩”。

雍正皇帝在允许开放福建海禁时说：“此辈多系不安本分之人，若听其去来任意，伊等益无顾忌，轻去其乡，而飘流海外者益众矣。嗣后应定限期，若逾限不回，是其人甘心流移外方，无可悯情，朕亦不许令其复回。如此则贸易欲归之人，不敢稽迟在外矣”。

必须强调，雍正解除的是康熙朝海禁，不是清国的海禁。洗地清朝闭关锁国的言论总是看起来言之凿凿，其实就好像茴字的四种写法一样，文字游戏而已。

为什么说清朝海禁比明朝海禁更严格，关键就在于执行方式的区别。明朝的海禁是限量，操作上很容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清朝的海禁是限时，这就需要地方政府对出海的商人穷追户口本，众所周知，古代政府喜欢讲究无为而治，因为对于古代政府来说，严格的制度和复杂的执行过程都是让腐败蔓延的温床。所以清朝禁海的结果是“身家稍裕者，总不敢归，即归矣，吏役乡保，吓骗需索，其家立破”。我大青果不惜让数十万商户破家灭门也要禁海，倒车入库的决心岂是消极禁海的弱明可比？你们这些所谓的清粉竟敢污蔑大青果禁海不及弱明，这是要对野猪皮、康麻子、十全老人和道咸同光睿智四连等满洲太君谢罪的。

曾经侨居巴达维亚二十多年并任雷珍兰达八年之久的福建龙溪人陈怡老，于1749年(乾隆十四年)“携番妾子女并番银番货，搭谢冬发船回籍”，回到厦门时为地方官所盘获，结果将他“发边远充军，番妾子女佥遣，银货追入官”，而谢冬发也“照例枷杖，船只人官”，理由是“此等匪民，私往番邦，即干例禁，况潜往多年，其或借端恐吓番夷，虚张声势，更或泄漏内地情形，别滋事衅，均未可知”。换言之，华侨不可靠，可能泄漏国情，给国家带来危害。“自陈怡老获谴之后，贩洋之人，以为大戒，身家稍裕者，总不敢归，即归矣，吏役乡保，吓骗需索，其家立破，是贩洋有室家之人，终无生还日，倚闾守帷，寡人之妻，孤人之子，愁怨者何止数十万户。”

乾隆皇准福建巡抚陈宏谋所奏，只要查实无违法犯罪行为，准所有以往滞留海外的商民回国，所娶家室、所生子女均准带回。如户主已故，所遗家属愿跟亲友回归者也一律准回。但陈宏谋原奏内对这一政策仍有“三年为限”之限制，杨应琚认为不妥，如此则此限令之前滞留外国者，得以恩准特赦回归，但此限令后出洋者，因事超出限期，就不能回归故国。杨应琚在《请准番邦贸易良民回籍疏》建议，除了对已跟外国妇女结婚但因生活困难而带外国妇人返国者不准归国，并且对出海船户逾限返国者不许舵手、水手再行驾船出国外，对于确因疾病、风灾、欠账等原因逾越三年期限的贸易良民，仍应查明原由，出具保结，准其搭船回乡，免流落异国之苦。

乾隆确实短暂地开了一波皇恩，但是他只说以往，没说从今以后如何如何。而且陈的奏折也有三年为限，至于两广总督杨应琚的建议有没有通过，这个即便通过了，也要大打折扣。

乾隆十九年，皇帝对身怀故土之思的侨民再次格外“开恩”。陈宏谋奏准颁发《晓谕出洋贸易各民携眷回籍檄》，其中提到“无论例前例后， 果因货账未清，不能依限回籍者，一概准其回籍”，意在鼓励华侨归国，但其中又附加种种条件，使诚意大打折扣。清朝要求，回籍的人，必须是“货账未清”者、“本身已故，遗留妻妾子女”者，重要的是，他们必须是“良民”，船户应对此担保。

条件越多，为证明符合条件的手续越复杂，朝廷官员就越多刁难的手段，所谓“私通外番”这种在当时很难得以确证的政治罪名，更是一顶随时可以用来敲诈勒索的帽子。檄文并不能打破华人归国的梦魇，甚至到清末还依然存在。晚清诗人黄遵宪曾驻新加坡总领事，他曾写下诗歌《番客篇》，其中就提到华侨归国后，地方“诬以通番罪，公然论首恶”。

参考资料：《盛世的黄昏：乾隆（1736-1757）》，作者：陈文嘉

至于所谓的一口通商促进贸易的暴论，这个回答早就抽烂了：

清代的广州十三行操控外交、垄断税收、愚昧百姓、遍织利益网络……是以文明自居却宛如僵尸一般的大青果的一个缩影。

以下是科普时间，所谓明朝长达203年的海禁。

明朝对于南洋的贸易交流，是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一开始纯粹是官营贸易，七下西洋，目的是获取更多收入，并宣扬国威，增加明朝在南洋的影响力；与此同时，严禁私人贸易，以防控海盗，防止私人与朝廷争利，更重要一点，控制人民在土地上，避免因商害农，蹈元朝覆辙。这是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宣德开始，明代朝廷的控制力不断下降，官营贸易能力减弱，加上文官控制的朝廷在决策上偏于短视，所以放弃再下西洋。沿海人口上升，良田大量开垦，导致人口过多，需要通过下海维持生计。海禁政策由此开始松动，官府对于私人海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不作奸犯科基本不会处理，私人海贸激增，与东南亚交往广泛，但是拒绝给百姓背书，依然维持适度的抑商政策，这是一个粮食紧张的农业大国不得已的选择。

第三阶段，从正德开始，朝廷由下至上地开放了与东南亚的私人贸易。东南亚市舶争往广州、福州等地，此时官营贸易和私船抽税并存。

第四阶段，日本战国导致大量武士逃亡中国沿海，以及欧洲人的东来，怂恿撺掇中国沿海百姓，引起海盗大潮。又由于宁波争贡事件激怒了嘉靖，嘉靖表现极为不理性，实施全面海禁，只堵不疏，导致海盗越演越烈，造成不好影响。倭寇大潮被胡宗宪、戚继光、俞大猷、傅应嘉、谭纶等人平定后，明廷开始反思。

不得不强调的是一一克鲁士在1556年明朝海禁最严厉的时期来到中国，写下了《中国志》，在他的书中有这段记载：

“沿河小城镇无不布满大小船舶。离河半里格多的广州城，船只多到令人惊异，尤其叹为观止的是，几乎整年大量船只从不减少和缺乏，因为如果三十、四十或上百艘的船某天开走，那同样多的船必定再开进来。我的意思是说，数量从不减少或缺乏，尽管有时多点少点，始终都保持一个惊人的数字。而且，开走的船是满载而走，开来的船是满载而来，都接受货物和携运货物。”

仅仅一个广州城的一天的船流量（不是船只总数）就达到数百艘，这还是海禁打压的结果。跟“我大清”所谓的开海期间对商民穷究户口本的迫害形成了一个很有趣的对比。

第五阶段，隆庆开海，给予百姓一定的背书。

第六阶段，明末荷兰人来袭，海防局势持续恶化，且经费极度紧张。明廷委托郑氏代理海防，经略台湾，体现出一个大国在面临恶劣局势下的灵活应变性。可惜明初的天子守国门，北京城离长城太近（定都北方是正确的，但若有缓冲会好得多，譬如定都邯郸，同样可以控制北方，而以幽燕为缓冲，也可以缩短漕运长度），导致难以在北方建立有独立性的屏藩来抵御外寇，终于崩盘。

明朝的海贸，是广泛交流与适度抑商并存。虽然明面上禁止私人贸易，但是实际上对于百姓出海后再回来定居管制很宽松。有明一朝，南洋的华人定居区持续增加。同时通过招引蕃舶，以及朝廷对东南亚局势的关注，维持了和东南亚国家的广泛官面联系。

该回答评论区里还有一个造谣朱元璋抑商开历史倒车的言论，索性一起辟谣了吧。

1362年，规定一般货物的税率为十五税一（《明太祖实录》卷一一）。这一税率维持两年，朱元璋“以其税太多病民”，命予减轻（《明太祖实录》卷一四）。命中书省定商税为三十税一，自此，税率稳定下来，成为定律。且三令五申，官吏征税必须依法进行：“各种税课司局商税俱三十分税一，不得多收”（《大明会典》卷三五），“过取者以违令论”（《明太祖实录》卷一四）。甚至还对一些百姓日用商品免税。洪武十三年谕户部：“曩者奸臣聚敛，深为民害，税及天下纤悉之物，朕甚耻焉。自今如军民嫁娶丧祭之物，舟车丝布之类皆勿税。尔户部其榜示天下，使其周知。”

这是减税

为防止官吏多征商税，增加商民负担，在对官吏的考核中，朱元璋对号称能“恢办商税”的官吏特别不以为然。洪武九年，“山西汾州平遥县主簿成乐官满来朝，本州上其考曰：‘能恢办商税。’吏部以闻，上曰：‘地之产有常数，官之所取有常制，商税自有定额，何俟恢办？若额外恢办，得无剥削于民丨？主簿之职，在佐理县政，抚安百姓，岂以办课为能？若止以办课为能，其他不见可称，是失职矣。州之考非是，尔吏部其移文讯之。’”（《明太祖实录》卷一○六）辅佐县令安抚百姓，才是主簿的职责所在，以“恢办商税”为能必然加重商民的额外负担，且超出了其职责范围。因此，下令吏部进行调查。商税征收的数量也应当根据商业的发展状况，不能以往年的数目为定额，洪武二丨十年九月户部言：“今天下税课司、河泊所课程视旧有亏，宜以洪武十八年所收为定额。”朱元璋说：“商税之征，岁有不同，若以往年为定额，苟有不足，岂不病民？宜随其多寡从实征之。”

对税官无理刁难商民，朱元璋更是严格禁止，如给商人造成经济损失的，税官必须予以赔偿。洪武八年三月，“南雄商人以货入京，至长滩关，吏留而税之，既阅月而货不售。商人谓于官，刑部议，吏罪当纪过。上曰：‘商人远涉江湖，将以求利，各有所向，执而留之，非人情矣。且纳课于官，彼此一耳，迟留月日而使其货不售，吏之罪也。’命杖其吏，追其俸以偿商人”（《明太祖实录》卷一八五）。朱元璋认为，商人既已纳税，就应放行，此吏留难商人月余，使其错过市场机会，货物无法脱手，蒙受经济损失，仅给记过处分不足以惩其恶，命施杖刑，且以其俸禄赔偿商人。明官吏俸禄甚薄，税官俸薪不多，不足以抵偿商人的损失，但由此可以看出朱元璋反对官吏刁难商旅，保护商人免受无理苛索之意甚明。

这是对商人的保护，很多三无网文喜欢造谣说朱元璋农民出身不懂商业的重要性，只能说偏见让他们变成了井底之蛙。

朱元璋还有不少举措也表明了他扶持商业，鼓励通商的意念。

(1)为贫困潦倒的商人重出商海想办法解决资本问题。朱明承元之后，经济凋敝，闾阎萧条，有许多人丧失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不能自存。朱元璋下令邻里相邦，共渡难关。在洪武五年五月诏告天下：“古者邻保相助，患难相救。今州县城市乡村，或有冻馁不能自存者，令里中富室假贷钱谷以资养之，工商农业皆听其故。俟有余赡，然后偿还。”（《明太祖实录》卷七三）

(2)修建塌房，为至京经商的人提供贮存货物的场所。京师四方辐辏，人口稠密，军民所居房屋皆由官府拨给，“连廊栉比，无复隙地”。商人货物到京，或贮于城外民居，有的只能放在停泊江边的船上。牙人趁机为奸，操纵价格，商人不得不听其摆布，大受其害。朱元璋知道这种情况后，命工部在三山等门外濒水处，修建房屋数十间，名曰塌房。商人贩运货物到京，贮存于此，在缴纳商税后，听其自相贸易，牙人再难从中高下其手，商旅称便（《明太祖实录》卷二一一）。

(3)保护在外病故商人的财产安全。商人在外营商，远离故士，辛苦万状，生病死亡是常有之事。为使其身故后财产不致遗失，朱元璋做了周密的制度安排。洪武二年令，“凡客店，每月置店历一扇，在内赴兵马司，在外赴有司署押讫，逐日附写到店客商姓名、人数、起程日月，月终各赴所司查照。如有客商病死，所遗财物别无家人亲属者告官为见数，行移招父兄子弟或已故之人嫡妻识认给还。一年后，无识认者入官。”（《大明会典》卷三五）

(4)赋予商人建言之权。明初，朱元璋为治心切，广开言路，允许百姓上书言书，讨论军国大计，商人也不例外：“果有一切军民利病之事，许该当有司、在野贤人、有志壮士、质朴农夫、商贾技艺皆可言之，诸人毋得阻挡。”（《大明会典》卷七三)

这是政府实打实的扶植商业。

“大清不禁民间火器”这个调调最近很高呀，来看看他们的主子是怎么说的。

《清实录》康熙四十七年闰三月上谕：谕兵部鸟枪等火器、祗当用于搜猎行阵之间。此外一应旗下民间不得擅用著严行禁止。这个火器禁令留了一个口子，就是允许鸟枪拿来打猎。

同年六月兵部上书“火器鸟枪、久奉明禁。近来商民尚有私用私造者。请敕该地方官、将民间见存鸟枪限期缴官入库、永行禁止。如有必用鸟枪之处先令呈明地方官止许长一尺五寸刊刻地方姓名。违者照律治罪，至硝磺，乃火器中所用，请严禁私卖，以杜奸宄”康熙批准此奏疏，对民间的火器鸟枪进行收缴，必须要用鸟枪的，也要进行严格管理，同时硝磺也严禁私卖。

雍正七年，上谕“火器关系军政,甚为紧要。严禁鸟枪、硝、磺,不许民间藏匿”，要求各地“留心查访”。

乾隆年间，王伦起义被镇压后，乾隆下旨地方收缴鸟枪，“民人逾限不缴杖一百，徒三年，私行制造杖一百，流二千里。每一件加一等。其不实力稽查之地方专管文武各官, 罚俸一年”。不仅不能隐藏鸟枪，还不能私造。

乾隆四十二年，山东巡抚国泰奏请各属民壮操演鸟枪，乾隆予以拒绝“ 况火药所关甚巨，亦未便散给人役。若概使演习鸟枪，并令熟练进步连环之法，于戢暴防奸之事，并无裨益。况各省训练纯熟火器者多人，则又不可不豫防其弊。即如前年山东逆匪王伦滋扰一案，幸若辈乌合之众，不善施放枪炮，所以一举殄平，此其明验也。”练鸟枪，练什么鸟枪，王伦那票子人就是因为不善于用枪炮，才能一把平定，你还让民兵练鸟枪，万一扩散出来以后还怎么镇压？

同年高晋奏请将武科舞刀改用鸟枪，乾隆发上谕批驳“鸟枪一项，原系制胜要器，而民间断不宜演习私藏。即如山东逆匪王伦聚众之事，幸群贼不谙放枪，易于剿灭，此显而易见者。……曾令谕各省督抚不动声色，将鸟枪改为弓箭，……高晋岂遂忘之耶？若如高晋所奏，武科改用鸟枪，则应试之武生势必时常学习打靶，凡应禁之火药铅丸，俱难禁民间私相售卖。且一县中添无数能放鸟枪之人，久而传习渐多，于事实为有碍。”老子都说要禁鸟枪了，还让各地督抚要不动声色把鸟枪改弓箭，你还提议武举用鸟枪？鸟枪禁令还要不要了？

乾隆四十六年“民间私铸鸟枪，向有明禁……著传谕各省督抚，嗣后务须督饬各属员实力严查，毋许工匠私行铸造售卖。并令道府州县于因公巡察之便，留心稽察，谆切晓谕，如有民间私藏者，即随时缴销，总须不动声色，设法办理，并于每岁年终汇奏一次。”要从源头开始禁鸟枪。

道光七年“······近年流寓民人甚多。往往私藏鸟枪。越边偷打牲畜。肆无忌惮。自应严行禁止。至各旗闲散壮丁。学习武备。是其本务。东三省近山居住旗人。向赖打牲为业。是以鸟枪一项。未经禁止。若因流民偷打牲畜。并将旗人所藏鸟枪。一概查缴。日久各旗丁壮。必不能学习鸟枪。皆成无用。岂不因噎废食。所关匪细。何念不及此。应如何酌定章程办理之处。著奕颢、博启图等、会同妥议具奏。奏到再降谕旨。将此各谕令知之。”满汉一家从来都是嘴上说说的，旗人私造私藏鸟枪能跟汉人一样？那是学习武备，那是本务。

麻烦评论区的某些人，眼神不好就多看几遍。我全篇哪里吹明黑清了？难道照抄《清实录》的东西就叫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