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时候的国产电影市场题材可谓是百花齐放,光怪陆离。
比如这个1997年一个儿童惊悚科幻电影《疯狂的兔子》,如果童年的时候,没有看过那是幸运的,否则你看了肯定会睡不着觉。
前方高能,现在回去还来得及。。
故事开始,女孩然然和邻居的小弟弟豆豆,表演完回家的时候,看到地铁里有卖小兔子的游戏光盘。接着小男孩豆豆就看到了疯狂的兔子,然后就失踪了。
女孩然然到处寻找豆豆,班里同学也都帮助寻找,甚至还把寻人启事放到网上,但是都没有线索。画面一转,城市里来了不明飞行物,宇航局安全处派出的特工全部丧失了记忆。但根据得到的监控录像,发现一个小男孩从雾霾里走出,然后消失。
过了几天,班上转来了一个新同学叫李大米,长的和豆豆一模一样。上课的时候,他拿出游戏光盘放在电脑里,结果老师就变成了兔子的模样。
接着李大米又把游戏光盘分享给同学们,但是要连续说五次“疯狂的兔子”。玩过这个游戏的孩子就会被控制,而且身上会出现疯狂的兔子图案。
被控制的孩子开始手舞足蹈,一边喊着口号一边冲击各个场所,扰乱公共秩序。这里画面持续高能,堪称童年阴影。
感受一下。
然然和宇航局安全处说明了情况后,在教室里,被一群同学逼着玩游戏,还砸坏了她的小提琴。
这时候同学们恢复了正常,而李大米也想起了部分记忆,昏迷了过去。外星人发现李大米数据异常,便打算销毁李大米。然然为了救豆豆,以身试玩,也发了疯。但宇航局安全处成功根据游戏的信号锁定了外星人的坐标,并用东方明珠塔发射信号。
最后外星人离开了地球,走之前告诉众人不是怕了人类,而是被友情困扰了,等他们破解了这个东西,就会再卷土重来。
故事结束。
这部电影,有几幕令我印象特别深刻,孩子们玩了疯狂的兔子游戏后,边喊口号边跳,扰乱秩序。
小胖子一玩游戏,身上就打上了兔子印记,开始他很恐惧,接着怎么洗也洗不掉,回来后看着同学都在喊,自己便也跟着喊。
因为小女孩然然不肯玩游戏,就要砸掉她的小提琴。这些令人不寒而栗。
这让我想起了郑渊洁的魔方大厦,同样的诡异,同样的荒诞,仿佛藏了很深的东西在里面,虽然我小时候看不懂,但还是感到恐惧。
很显然,电影早已经将想说的告诉我们了。
好好学习,不要沉迷电脑游戏
殊不知,80年代我国内地的创作环境非常自由,各路邪典片争相上映~
彼时,所有中国人,精神上的那种对于自由的渴求,对于生活丰富及多样性的渴求极其强烈。
而导演们也丝毫不在乎自己会不会被关进小黑屋~
1、《大喘气》上映日期:1988年
1988年,这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同时上映了四部由王朔小说改编的电影,后来的人们称之为“王朔年”,大喘气就是叶大鹰根据其中一部根据橡皮人改编的。
故事背景设立在广州和汕头,男主角丁健是一名买卖黑市生意的老手,可是在跟香港客进行一宗电视机的交易时,却碰到了真正的黑道人物老林对他黑吃黑。
丁健为了保命,宁愿向在街头驶过的警车自首。从警察局出来,丁健去酒巴买醉,同样是做黑市生意的李白玲把他带回家,并对他表露爱意。但丁健发现她的皮肤像像皮一样从肩头纹痕四散,最后竟变成了一个像皮人,而自已的皮肤也变了。
整部片子的猎奇感浓厚。
2、《黑炮事件》上映日期:1985年
出自国内最具有批判精神的导演黄建新之手,我之前给大家推荐过非常赛博朋克的《错位》也是他的。两者都是对体制的不满,
整个故事更具有鲜明的荒诞和黑色幽默气息。
1983年夏,某国有大型矿山公司工程师赵书信,因为在出差过程中丢失一枚黑色象棋棋子“炮”,于是在某个雨夜来到邮电局,向外地宾馆发出了一封全文为“丢失黑炮301找赵”的电报。
在那个“发电报按字数收费”的年代,这封电报引起了邮电部门的极高度警惕。单位领导担心涉及机密外泄,及时向公安部门上报,并内部对赵工进行调查。
简单说,这部电影主要刻画了一个知识分子受尽屈辱的过程。
这部电影中,国企会议室四壁皆白,正面一面墙都是一个钟表的表盘,暗示着这种会议的低效,颟顸,苍白,黑暗。
会议过后留下的画作、摆火柴,也是对旧工作模式的讽刺,总之,电影批判了旧的体制,管理制度,旧的思想,在与时俱进上的停滞,对现实的阻碍,而这一批判集中在了老工厂的老领导们身上。
3、《银蛇谋杀案》上映日期:1988
这部充满了暴力、血腥、偷窥、裸露的邪典电影,放在今天内地的审查制度下是不可能上映的,即便是跑去香港,也是妥妥的llb
该片讲述了性情古怪的前电影放映员郝飞宇是一名变态杀手。
当他锁定谋杀对象后,便会将其引诱到放映间,但是他即不抢劫也不强奸,而是拿出饲养的银环蛇把受害人要死后喂食。
这情节,真是典型的cult片。
4、《黑楼孤魂》上映日期;1989
这是一部以鬼屋为题材的恐怖电影,传闻上映时曾吓死过人。
而且原本全片时长为100分钟,后山删减到88分钟,直到今日我翻遍所有网站,也找不到那消失的12分钟......
《黑楼孤魂》还被誉为是一部能够让直男尿裤裆的电影。
因为其营造的恐怖氛围,确实吓人
国产邪典类电影止步于90年代初期,虽然很多片子漏洞百出,甚至手法有点幼稚,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
这种特征和当时的时代思潮特别吻合,那个时代的人就是如饥似渴、半生不熟、良莠不分地吸收外界的信息,所以在今天看来,肯定就是「幼稚」的,这是我们的马后炮视角。这种「幼稚」即使不是优点,也绝不是缺点。
我是你们的马叔儿 @杰克马,曾经也是名男主角,可惜他妈的是动画男主......
关注我,带你去电影世界里折腾折腾~
作者|电影夫人(头条号签约作者)
如果问,黄建新是谁?
许多人的回答肯定是,《建国大业》、《建党伟业》的导演啊。
但对夫人来说,打开他的正确方式,肯定不是这样。
我始终觉得,一个导演的处女作,很能反应他的才气、风格。
比如张艺谋的《红高粱》、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贾樟柯的《小武》。
黄建新也不例外,一部《黑炮事件》,就完全显出他的出手不凡。
1985年上映后,荣获了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奖。
被亚洲周刊评选进20世纪100强华语电影之列,并入选中国电影百年百部佳片。
可这部影片的问世之路,一点儿可也不平坦。
影片改编自张贤亮的小说《浪漫的黑炮》。
送审时因题材过于敏感被卡住了,他不得不向恩师吴天明求助。
这位第五代人口中的“大哥”也确实是长袖善舞,硬是在一番周旋之下,审查通过了。
当然,由于众所周知的缘故,黄建新做了不少力所能及的妥协。
改动多达六七十处,最主要的是将原片中,像幽灵一样跟随着男主的保卫处长的戏份,几乎全部删除了。
即便如此,它的尺度依然很大。
幸好是35年前,要搁现在,不可能过审,只能作为禁片被供着。
《黑炮事件》的故事,由一枚棋子所引发。
刘子枫饰演的某矿山公司工程师赵书信,有个怪癖,自己和自己下象棋。
他走到哪儿,都会带上那副相伴多年的棋子。
有一次出差回来,却发现少了一枚。
老赵不顾大雨,赶忙跑邮局发电报:丢失黑炮301找赵。
翻译过来就是,他丢失了棋子黑炮,请求和他同住301的人帮忙寻找。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一份普普通通的电报,竟然能掀起一股轩然大波。
首先,邮局的工作人员起了疑心。
为什么他会冒着大雨,为一枚根本就不值钱的棋子花1块钱的“巨资”?
此中必有猫腻。
接到电话的公安局迅即立案侦查。
公司领导层知晓后,也展开调查。
大家都被惯性思维驱使,明明了无证据,却自以为是地“认定”别人“有罪”,当罚之。
因受所谓“黑炮事件”的牵连,赵工被调离了原岗位。
但他浑然不知背后的内情,乐呵呵地以为是维修厂的工作需要。
和其他当时的知识分子一样,对于组织,他向来是信任的。
恰在此时,WD工地正在安装调试自德国进口的工程机械,外国专家汉斯急需翻译。
出于上次合作愉快的经历,刚下飞机,他就向中方指定,要求赵书信继续担当翻译。
可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精通德语,专业过硬的赵工,没有机会。
公司找来了一位叫冯良才(杨亚洲 饰)的旅游翻译代替。
谁都明白,这完全是两回事,他怎么可能胜任?
人家要轴承,他给人子弹。
频繁出错的冯,惹得汉斯极为恼火。
注重效率,为人耿直的汉斯,甚至愿意支付双倍报酬,让冯为他服务。
实际就是让他一边玩去,别再瞎掺和,让赵工来翻译。
案件仍在调查,领导们参与的会议一次次召开,但问题得不到解决。
负责生产的经理李任重(高明 饰)在赵书信家,无意中有了重大发现。
他亲眼目睹了赵工那副缺黑炮,以小黑盒子顶替的象棋,恍然大悟。
本以为一切已真相大白,谁知仍然阻碍重重。
尽管许多人站在李经理一边,但党委副书记周玉珍则坚持认为:
一颗棋子值多少钱,赵书信这个在经济上斤斤计较的人,为什么会为了一颗不值钱的棋子,花一块多钱去发一封电报?
言外之意,这当中必定有不可告人的勾当!
就这样,冯良才仍得拿着一本字典做翻译。
而汉斯依旧大为不满,渴望发挥专业特长的赵书信则无法到岗。
设备安装完毕的汉斯,已返回德国。
可仅仅过了20多天,便出现重大故障。
到这会儿了,才想起让赵工赶快检查。
领导们最关切的是,是否为德方的责任?
结果令众人非常失望。
由于翻译出了纰漏,把“轴承”错译为“支架”,致使WD 试车时,轴承全部烧毁,国家损失上百万外汇。
黑炮事件的影响不可谓不巨大而恶劣。
但结尾的振聋发聩,才叫人细思极恐。
包裹寄来,周书记如获至宝,抢先和另一名工作人员打开。
发现里面所躺着的,居然真的就只是一枚黑炮棋子。
赵书信见状,瞬间明白了怎么回事。
周书记依旧不解,平时花钱小气的赵工,何故为一枚不值钱的棋子要花1元钱?
对赵书信来说,事情特简单,看着一副好好的棋少了一枚,心里觉着别扭,就想找回来。
谁知背后竟“招致”出这么一摊事?
他说,以后我再也不下棋了。
看似不可思议,十足荒诞的之事,却实实在在地发生了。
此前,周曾批评心急火燎,想让赵工恢复原职的李经理:
为什么你总是把事情想得那样简单呢?
问题是,有些人又习惯性把问题复杂化。
赵书信疑惑不解,为什么他连发一份电报的权利也没有?
他站在教堂门口,远远地望着耶稣,玛利亚,神父,仿佛内心有了一丝的治愈。
这也是导演对他信仰天主教的一次交代,可赵书信只能站在门外,他惴惴不安。
草场上孩子们用砖头玩多米诺骨牌游戏,一块块顺势倒下,最后一块落他脚下。
他露出孩子般的笑容,坦然走进生活未知的深处,全片结束。
结尾的多米诺骨牌,象征了赵书信一生的命运。
也暗示着每个人,一旦踏入这样的集体中,就难以逃脱被机制占有侵袭的宿命。
祖籍河北的秦国人(西安)黄建新,父母是官位并不显赫的干部。
耳濡目染的环境,让他对官场文化的那些事体悟得很有见地。
将机制运作中诸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地方,拿捏得极到位。
多少卑微隐忍谨小慎微,有着孩子般天真气,如赵书信一样的知识分子,遭遇着组织上莫须有的不信任和“迫害”。
以常理推断有罪,捕风捉影,形式主义,官僚作风的盛行。
观感上,此片令人想起安东尼奥尼的《红色沙漠》,故事则像《放大》。
诡异的构图,色彩的运用,符号的隐喻,声音蒙太奇,都非常出色。
人处在画框边缘,被工业时代巨大的机器逼至一角,突出了无奈的压抑感。
黑白红三种颜色的搭配,从视觉上给人冲击。
硕大的钟表悬挂在一面白墙上,白色的长桌上井然有序地坐着领导们,诉诸着会议的低效。
所幸是80年代宽松的创作环境,才让这部讽刺机制的杰作得以问世。
影片宗旨,在揭示个体在环境中不可遏制的异化。
它在当时直至现在,都是一则颇具黑色幽默风味且饱含深意的中国式寓言。
主演刘子枫老师说:
这是一部有锐气的,有闪光点的,迎着时代走的电影。
(图片源于网络,侵删)
作者简介:@电影夫人,独立影评人,头条号签约作者。写影视,也写娱乐圈的爱恨情仇。
就在几天前,作家方方因为发表敏感言论,被微博禁言了。
禁言长达14天,与病毒隔离的时间一致,也难怪,有些人就是把“言论”当作“病毒”一样看待的。
方方和电影的缘分不浅。
她的知名小说《万箭穿心》被改编成电影,收获了极好的口碑。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早在1997年,由方方另一部小说改编的电影曾经名噪一时,并提名了第47届柏林电影节的金熊奖。
它就是由黄建新和杨亚洲联合执导的《埋伏》。
《埋伏》是一部看起来很小,实际很大的电影。
它的情节特简单,讲的就是两个人埋伏的故事。
但从这个故事蔓延开,你却能看到整个社会结构以及小人物在体制下的心酸。
那种情绪,正暗合了当下的时代。
不信,你就往下看。
聊《埋伏》,绕不过去的,要从导演黄建新聊起。
在活跃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导演里,黄建新是观察中国社会最透彻的一个。
眼光毒,下手狠,颇有些影坛公知的意味。
他最有名的作品,当属“都市三部曲”。
名字对仗工整,分别是:《站直喽,别趴下》(1992)、《背靠背,脸对脸》(1994)、《红灯停,绿灯行》(1997)。
可是,这三部电影在内核上却远没有表面那么工整。
我觉得更能代表黄建新的是另外一组三部曲,由《背靠背,脸对脸》、《黑炮事件》(1985)和《埋伏》(1997)组成。
我称它为“体制三部曲”,因为它们讲述的都是人与体制的关系,或者说人在一个畸形体制下的窘境。
纵观这三部电影,刚好构成一个三层结构。
《背靠背,脸对脸》位于顶层,讲的是体制中的官员。
影片透过一场文化馆的馆长之争,带我们走进中国官场,看一群人为了一个职位绞尽脑汁,互相倾轧。
所有笑的背后,一定藏着把刀;所有的忠厚之下,必然暗藏杀心。
最后,大家争来争去,不过是一场“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闹剧。
没有赢家,只有剪不断的人情债和私欲网。
活脱一个现代版的“官场现形记”。
《黑炮事件》位于中层,讲的是体制中的知识分子。
这群人本该活得很有尊严,却因为有知识,有独立思考能力,而被体制一再怀疑、排挤。
影片中的工程师赵书信,只因给德国专家发了一封电报,立马遭到停职调查。
那电报上的内容是:黑炮301。
直到影片最后,德国专家寄来一个包裹,里面装着关于“黑炮”的全部秘密。
是什么?
大家自己去看。
实际上,不管“黑炮”是什么,它所代表的都是“什么也不是”。
或者叫,莫须有。
至于今天我们要重点讲述的《埋伏》,则位于最底层。
它讲的是体制中的小人物。
影片由一起犯罪案件开始,黑夜,船厂工人一家四口被残忍杀害。
保卫科长老田和干事叶民主接到任务,负责埋伏,观察嫌疑人的动向。
由这场埋伏开始,我们看到一个隐形的社会结构慢慢浮现。
那里面有体制的冷酷,权力的傲慢,也有普通人的委屈。
如果用当下最应景的一句话来概括本片的主旨,那就是:不能欺负听话的人。
埋伏。
听起来挺威风,实际是个苦差事。
24小时不间断,不得擅离职守,还不能让家人知道,至于何时结束更是个未知数。
神探杨高一共划分了7个埋伏点,最后把最不起眼的一个分派给了保卫科。
可别小看这个情节。
它虽然只占了很小的篇幅,却是全片的关键。
首先,透过这件事,导演为我们讲清楚了当时——也就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社会结构。
这个结构同样分为三层。
位于最上层的是公安,代表着公权力,负责整个案件的侦破。
位于中间的是联防大队。
联防大队兴起于八十年代末,为的是填补当时警局人力的不足,于是警方从各工厂抽调人员,为己所用。
这些人既是工人身份,又为警局办事。但也正因为他们距离国家机器更近,从而获得了一种权力的优越感。
对应到影片中的人物,就是由郭冬临扮演的联防队长邱建国。
接下来,是位于最底层的船厂保卫科。
他们是实打实的工人,离国家机器最远,也最不受重视。
于是才有了杨高把最边缘的一个埋伏点分配给他们的情节。
说白了,这个埋伏任务很可能是一场没有功劳、只有苦劳的瞎忙活。
但没办法,组织上派下来了,保卫科的人就得服从。
随后,我们沿着这个逻辑,进入保卫科的内部。
这部电影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它没有拍工厂的画面,也没有拍科室,却把当时单位里的生态用侧写的方式勾勒出来了。
怎么勾勒的呢?
我们先想一个问题:这个任务是怎么落在老田和叶民主两个人身上的?
是因为他们能干吗?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影片没有明确交代。
但细想,你就明白了。因为他俩最老实。
科长老田,别看是个科长,实际上没什么实权。
熟悉当时单位环境的人都知道,保卫科是最容易往里面混人的部门。
今天厂长递个条子,塞进俩朋友;明天书记使个眼色,塞进俩亲戚。
科长眼看着手下挺多,实际各有背景,真到干活时谁也指使不动。
于是老田只好亲自上阵,而唯一能听从他差遣的,也只剩下无依无靠的民主一个人了。
与老田不同,民主对这套体制没有好感。
相反,他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对体制的不信任。
他是个退伍军人,转业时原本可以进入公安系统,却因为怕累、嫌麻烦,去了工厂保卫科。
这里面本身就带着一种对体制的不屑。
而他之所以听从老田的安排,也不是出于对上级的服从,而是基于朋友间的信任。
正如老田所说:“民主这个人吧,是我手下能力最不强的一个。但他有个优点,讲义气,为了朋友,哪怕再小的事,他也当成大事办。”
就这样,老田带着民主,登上了废弃车站旁的一座水塔,开始了埋伏的任务。
他们手握望远镜,盯着远方,等待着迟迟不肯现身的目标。
这场埋伏,一直都等不到人。
想想都觉得煎熬。
水塔上的环境差极了,只有很狭小的空间可以存身。
老田和民主一人12小时,昼夜交替,一等就是二十多天。
可他们要等的人——犯罪团伙的头目“智者”——却始终没有出现。
在这二十多天里,两个人的精神都被拖垮了,他们的生活也陷入了巨大的困境。
老田患有肝癌,时日无多,但他每天还要瞒着妻女执行任务。
民主遭到女友怀疑,却根本没法解释,只得拖着疲惫的身心一次次登上水塔。
嗑瓜子,喝水,打瞌睡,聊天,所有能打发时间的方式都被他们试遍了,可无望的等待终究难熬。
每当民主萌生退意时,老田又总会站出来劝他:“咱们干保卫的,不光要有责任感,还得有正义和良心。咱们一走,要是罪犯又跑去杀人,可怎么办?”
这就是一个本分的普通人在体制里所面临的窘境。
他们没有靠山,没法轻而易举地向上爬;但另一方面,他们又不甘堕落,无论面对什么工作,照样恪尽职守。
因为他们的良知不允许有任何疏忽。
而体制也正是看准了他们的“老实听话”,才让他们做着最辛苦的工作,担负着最大的责任,却不给他们应有的尊重。
因为这套体制运行的逻辑,从来都是“任人唯亲,欺软怕硬”,老实人如果不学会攀附关系,又不愿做个混蛋,那就只剩下一个结局:任人宰割。
于是我们看到,当民主终于按捺不住,找杨高去诉苦时,杨高只是怔怔地看着他问了句:“你是谁呀?”
那一幕,将体制的傲慢暴露无遗。
更别提21天过去,警局发现情况有变,下令取消埋伏点。联防队长邱建国一心只顾打牌,竟忘了通知。
自此,老田和民主终于成为了被体制彻底遗忘和放逐的人。
他们继续执行着早已撤销的任务,继续憋在水塔里,直到赔上生活甚至性命。
应该说,导演黄建新的这一番批判是非常毒辣的。
他用“埋伏的任务”来指代“徒劳无功的差事”,又用“废弃的水塔”来象征“无人问津的处境”,由此书写了体制对个人的泯灭。
这还不算完。
影片最后,更荒唐的事情发生了。
谁也没有想到,原来水塔才是智者真正的据点,老田和民主——这两个早已被抛弃的人却因为忠于职守,意外立了大功。
看到那一幕,我心中五味杂陈,不知该高兴还是难过。
诚然,如《疯狂的石头》一般,导演通过一个曲折的过程,让真宝石意外落到了守护它的人手里,算是完成了一种变向的奖赏。
《埋伏》同样如此。
但另一方面,代价又是什么呢?
是老田没能及时就医,加重了病情,为此搭上了性命;是叶民主找到邱建国,把后者狠狠揍了一顿,因此进了局子。
于是,在最后的表彰大会上,领导高高在上,念着立功者的名字。
台下,警局的人,联防队的人,还有一些从未见过的面孔,想来可能是保卫科的其他同事,大家通通坐在那里共享荣誉。
唯独没有出现的,是老田和叶民主。
这两个理应受到最高嘉奖的人,毫无意外的又一次成为了缺席者。
这时我才明白,原来黄建新给的安慰都是假的。
而此刻的一幕,才是真相。
在一个畸形的体制里,普通人的尊严不可能轻易获得,哪怕历经重重磨难,迎来转折,也终将落空。
更讽刺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从头到尾,老田和叶民主获得的最真诚的夸奖,不来自正义的一方,而来自于被他们寻找了三十多天的“智者”。
这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说:“我想见见埋伏在水塔上的人,我敬重他们。”
关于《埋伏》的故事,我们还可以看得更“虚”一点。
它在讲什么?
它讲的是两个人等待一个始终没有出现的人的故事。
听起来是不是很像“等待戈多”?
没错。
如果更抽象地理解《埋伏》,你就可以把它看成是中国版的“等待戈多”。
片中的老田和民主,等待着传说中的“智者”。
他们每天重复着相似的动作,聊着无聊的话题,却总也不见人来。
渐渐地,他们感到无力、困惑,甚至暴躁,日子久了,他们开始麻木、消沉,直到最后,他们终于挨过了虚无的煎熬,继续等待,并为自己的等待赋予了全新的意义。
老田为何等待?
因为他自知生命将尽。
他宁愿死在有希望的等待之中,也不愿死在无望的病榻上。
民主又为何等待?
表面看,支撑他坚持下去的是与神秘人之间的电话。
那神秘人不断用话语开解他,给他讲“既来之,则安之”的道理……
直到最后,民主赶到神秘人家,发现他竟是个“聋子”,而他们之间所谓的通话也不过是两个单向的自说自话而已。
荒谬吗?
或许是的。
但它却隐含了一个积极的含义。
那就是,民主并不是因为别人的鼓励而继续坚守的,相反,是他内心早已有了坚守的信念,才会错把他人的无心之语都当做是莫大的鼓励。
他坚守的信念又是什么?
两个字:情义。
这是这部电影最打动我的地方。
民主之所以要坚持完成埋伏,并不是因为他真的相信凶手会出现,也不是因为他要博得体制的认可,而是因为他答应了老田,替他站好最后一班岗。
尽管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凶手会因为自己的疏忽而逃跑,但这万分之一断送的却是老田一生的清白和本分。
于是民主不敢怠慢,又在水塔里苦苦支撑了十几天。
他的坚守,守住的不是对体制的“愚忠”,而是两个普通人之间的承诺。
正如影片最后,杨高被民主打动,要和他做朋友。
民主在杨高面前,丝毫没有面对公权力时的卑微,相反,他始终保持着尊严。
看着杨高一步步走远,民主对女友说:“他要是回头看我,我就交这个朋友。”
之后杨高回头,两人相视一笑。
那不是向体制低头,也不是求体制回头,而只是两个个体之间的惺惺相惜。
从这个角度讲,《埋伏》从头到尾都带有反体制的色彩。
它讲述的是两个普通人被体制发配并受难的过程。
但在他们的身上却最大程度的保存了人性,保存了质朴的善良和共患难的情义。
这是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过程。
影片以反讽的方式,看似讲的是体制外的事情,实际每一刀都戳中体制的要害。
还是那一句,不能欺负听话的人。
不止如此,体制就不该欺负人。
相反,它应是为人服务的,让人们更好地组织在一起,过上更好的生活。
《埋伏》,一部二十年前的电影。
如今看,仍不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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