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尔扈特西迁时算不算侵吞了沙俄的领土？

土尔扈特部西迁是否算侵吞沙俄领土，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并且没有一个绝对统一的答案。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详细探讨：

1. 土尔扈特部西迁的背景与动机：

起源与草原游牧传统： 土尔扈特部是蒙古族的一支，长期以来在蒙古高原的东部和北部活动。他们是典型的草原游牧民族，其生存方式依赖于广阔的草场和水源。
清朝统治下的状况： 在清朝统治前期，土尔扈特部属于清朝的藩属国或被纳入清朝的行政体系内。他们被划分到卫拉特蒙古的体系中，享有一定的自治权，但也要承担一定的义务（如朝贡）。
沙俄的扩张与渗透： 17世纪以来，沙俄开始向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扩张。他们的势力逐渐逼近蒙古地区。沙俄政府为了巩固边疆、发展贸易、招募兵源，开始对蒙古各部施加影响，并试图将其纳入自己的管辖范围。
土尔扈特部的担忧与不满： 随着沙俄势力的增强，土尔扈特部的一些首领开始担忧，他们认为在沙俄势力范围内，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特别是游牧自由和宗教信仰）可能会受到威胁。同时，他们也可能对清朝对其内部事务的干预感到不满，或者寻求更好的生存环境和发展机会。
主要动机总结： 综合来看，土尔扈特部西迁的动机是多方面的，包括：
逃避沙俄的统治和压力： 这是最直接的理由。他们不希望被沙俄征服，失去原有的自由和文化。
寻求更广阔的草场和适宜的生存环境： 当时他们可能面临草场退化、人口增长等问题。
宗教信仰的考量： 土尔扈特部是藏传佛教徒，他们可能担心在基督教占主导地位的沙俄统治下，他们的宗教自由会受到限制。
摆脱清朝的某些束缚（虽然这是相对次要的因素，因为他们最终是走向一个更遥远的区域）： 尽管如此，对自由的追求也是一个普遍的动机。

2. 沙俄领土的定义与当时的情况：

“领土”的现代概念与古代概念： 在现代国际法中，“领土”的概念比较明确，通常指国家主权所及的地理区域。但在1718世纪，欧洲国家对领土的界定和控制方式与今天有所不同，存在一定的模糊性。
沙俄对伏尔加河下游的控制： 在17世纪，沙俄已经开始向伏尔加河下游扩张，并在这一区域建立了一些据点和殖民地，例如萨拉托夫、阿斯特拉罕等地。这些地区在当时已经处于沙俄的实际控制之下，并被认为是沙俄帝国的疆域。
草原地带的界定： 伏尔加河下游的大片草原地带，在1718世纪，虽然有定居点和军事设施，但大部分区域仍然是游牧民族的传统活动范围。这些地区的“领土主权”划分并不像今天的国家边界那样清晰和牢固。很多时候，国家对这些地区的控制更多是通过军事存在、招抚、征税等方式，而非严格意义上的领土划分。

3. 土尔扈特西迁的性质：

“迁徙”而非“入侵”： 土尔扈特部西迁的性质是一种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他们是为了寻找新的家园和更好的生存条件而进行的集体迁移。
并非武装侵略： 土尔扈特部的西迁是以游牧的方式进行的，他们携带家畜、财产，并未组织大规模的武装力量去攻占、征服已有的沙俄定居点或军事要塞。他们的目标是进入伏尔加河下游的草原地带，与当地的居民（包括一些已经受到沙俄影响的民族）共存，或者寻找未被完全开发的区域。
与沙俄的互动关系： 土尔扈特部在进入伏尔加河下游地区后，与沙俄政府之间存在一个复杂的互动过程：
最初的“招抚”与“允许”： 当土尔扈特部到达伏尔加河下游时，沙俄政府看到了招揽他们为己所用的机会。他们对土尔扈特部进行了“招抚”，允许他们在伏尔加河下游的草原上放牧，并承诺提供一定的保护和待遇。沙俄希望借此增强自身在边疆地区的军事和经济力量。
土尔扈特部的“藩属”地位： 沙俄将土尔扈特部视为其“臣属”，要求他们效忠，定期进贡，并为沙俄提供兵役。在这种意义上，土尔扈特部在被沙俄允许进入其疆域后，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沙俄的宗主权。
土尔扈特部的独立性追求： 然而，土尔扈特部在大部分时间里仍然保持着高度的自治，拥有自己的首领和内部管理。他们并非完全被融入沙俄的行政体系。他们迁徙的初衷也是为了避免被完全统治，保留自己的文化和生活方式。

4. 是否构成“侵吞”的争论点：

从沙俄视角看： 如果将1718世纪沙俄对伏尔加河下游的统治视为已确立且不受挑战的领土主权，那么土尔扈特部的进入可能会被视为一种“越界”或“非法占用”。沙俄当时是希望将这片草原纳入其完全控制之下的。土尔扈特部的到来，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是沙俄允许的，但他们也分散了沙俄对这片草原的绝对控制力，并且后来他们的“回归”更是直接挑战了沙俄的管辖。
从土尔扈特部视角看： 土尔扈特部认为这片草原是他们自古以来就有权活动、寻找牧场的地区。他们并非从零开始开拓未知的土地，而是进入了一个在当时实际上存在主权模糊地带，且他们的祖先可能也曾在这片或附近地区活动过。他们的行动更多的是一种迁徙和寻求生存，而非带有侵略目的的“侵吞”。
从历史事实看： 双方的互动过程更加复杂。沙俄允许了土尔扈特部的迁徙，并将其视为自己的“属民”，这是一种有限度的接纳和控制，而不是完全的征服。土尔扈特部虽然接受了沙俄的宗主权，但其行动本身并非武装侵占。

总结：

很难将土尔扈特部西迁直接定性为“侵吞沙俄领土”。

从行为性质上看，这是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而非武装侵略。 土尔扈特部并非通过武力夺取沙俄已有的、稳固控制的土地。
从当时的历史背景看，伏尔加河下游的草原地带，其领土主权的界定存在一定的模糊性。 沙俄虽然在该地区有军事存在和殖民活动，但许多区域仍是游牧民族的传统活动范围。
沙俄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是“允许”并“招抚”了土尔扈特部的迁徙，并试图将其纳入自己的体系，将其视为“属民”。 这是一种复杂的互动关系，包含了允许、招抚、控制和一定的自治。

更准确地说，土尔扈特部西迁是进入了一个沙俄正在逐步扩张和控制的区域，并且在与沙俄建立了某种程度的宗主关系后，又因为无法忍受沙俄的控制和压迫而选择回归。 他们的行动更多的是在当时一个动态变化的边疆地带，在寻找生存空间和维护自身自由的尝试。将这种行为简单地归结为“侵吞领土”，可能过于简化了历史的复杂性，也忽视了当时边疆地区领土主权界定的模糊性以及各方力量的互动。

可以说，土尔扈特西迁是1718世纪沙俄扩张和蒙古各部在巨大历史变迁中进行自我选择的一个缩影。他们的行为是出于生存和自由的考虑，并在与沙俄的互动中展现了其独立性和韧性。

不算，伊万雷帝的时候，莫斯科公国的官僚体系刚刚开始萌芽，连莫斯科和周边地区都没有完全覆盖。其他地区更是属于名义上服从，主要是朝贡和收过路商税来管辖。

不要用“领土”的思维来看待这个时期沙俄在伏尔加河下游乃至从北高加索到西伯利亚的统治。

莫斯科真正在此地区“实控”的区域，严格上讲只有阿斯特拉罕以及零星的几处要塞而已，其他广阔的所谓“领土”，不过是附庸于莫斯科的哥萨克和游牧部落活动的区域。莫斯科对这些地方的控制，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和周边势力的关系

比如题主的这幅地图，表面上看把沙俄17世纪初的领土在高加索方向的南界“拓展”到了Terek河以北的外高加索区域

实际上这幅地图的开疆依据只是因为，伊凡雷帝时代莫斯科的兵锋最远曾经推进到了这里，然后在卡巴尔达的盟友帮助下，在这里修筑了要塞

然而这并不能阻止亲奥斯曼的克里米亚/诺盖部落在沙皇的“领土”上自由地穿行

比如1578年克里米亚的Adil Girey率兵经过Terek河准备前往希尔凡与讨伐萨法维的奥斯曼主力军合流时，就曾要求驻守在卡巴尔达的莫斯科守将允许他们通过，后者由于惧怕与奥斯曼-克里米亚发生正面冲突，只能应允（这个操作跟土默特通过西海需要跟明朝边将交涉的情形有点类似）

更有甚者，在此之后克里米亚汗Mehmed Girey还要求伊凡四世撤除在terek河一线的要塞，以解除对奥斯曼帝国的潜在威胁时，堂堂雷帝居然也乖乖地照办

所以，相比乖乖听话把自己领土内的要塞给拆了的“丧权辱国”行为，区区越过了伏尔加河然后还在卡巴尔达被切尔克斯人和诺盖部落联合做掉包括大头领和鄂尔勒克在内的一票台吉的土尔扈特部对于伏尔加河下游的沙俄势力根本就不叫事儿好嘛

对于这个年代不管是莫斯科方面还是卫拉特台吉们而言，什么所谓“领土边界”“Visa Control”根本就不是十分重要，如何掌握更多的实物税民，把游牧部落拉拢到自己掌控的州县附近，才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葛二蛋他爸爸说的很明白了，要抢的是人不是地啊

如果从这个角度上说，和鄂尔勒克的兵败身死，恰恰给了沙俄把他留下来的兀鲁斯收编的最佳契机，又如何谈得上是在“侵吞”沙俄的领土呢？

重要的事说三遍，别拿“实控领土”的逻辑套前现代，别拿“实控领土”的逻辑套前现代，别拿“实控领土”的逻辑套前现代

由另一个问题发现这还有个去年写了半截的回答。

答案是——当然不能。用近现代的“领土”“边界”观念套用到那个时代是完全不妥的。

我原来曾提过，即使在俄国征服喀山与阿斯特拉罕两鞑靼汗国后，南方的伏尔加边境仍然是一片混乱不堪、连伊凡雷帝都管控不了的强盗世界，远不是一般人想象中已被“划为沙俄领土”的情况。

关于是不是“侵吞领土”，简单回顾一下土尔扈特西迁时南俄在发生着什么就很清楚了：

未来的“卡尔梅克汗国”主要“版图”内，此时莫斯科仅仅能实际控制阿斯特拉罕等几个要塞而已，剩下的多是各路哥萨克和游牧部落。居住在广大的雅伊克河（乌拉尔河旧称）与伏尔加河之间，里海北部草原的主要是Isterek(Ishterek)统领的大诺盖部落。1604年，莫斯科方面命令Isterek效忠于政府，以帮莫斯科讨伐顿河哥萨克、小诺盖、克里米亚鞑靼等敌对势力。首领则表示，讨伐克里米亚人不是不行，但必须让阿斯特拉罕方面保护他的领地不被哈萨克人、小诺盖人等袭击。

可惜，由于此时正值俄国历史上的“大混乱时期”，莫斯科方面的算盘完全打空了。内战中的各方势力都希望拉拢诺盖人助拳，诺盖人则表示：我为什么非要选边站呢？结果南俄乡镇年年被诺盖大兵洗劫，俄国人像牲口一样被卖到中亚当奴隶。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613——不是这一年新上位的天降伟人米哈伊尔沙皇扭转乾坤，而是因为4000卡尔梅克骑兵渡过乌拉尔河入侵诺盖草原，Isterek带着部众狼狈渡过伏尔加河西逃至亚速海。

此时，Isterek发现他成了香饽饽。随后的几年中，他的大诺盖部落不断被各方势力递来橄榄枝：波斯人的沙阿希望与他结盟，共同在北高加索对抗鄂图曼；鄂图曼的苏丹却希望和他一同将阿斯特拉罕从基督徒手中解放出来；波兰人的国王还邀请他来到第聂伯河游牧加入扎波罗热哥萨克去讨伐莫斯科。米哈伊尔-罗曼诺夫沙皇自然跟此前的统治者一样命令他向莫斯科效忠，Isterek也同意了。只是这种“誓言”跟此前一样，意义极为有限——就如同未来的卡尔梅克领主们反复“宣誓效忠于沙皇陛下”一般。

随后，由于克里米亚鞑靼人的不断入侵，无法立足的诺盖人不得不在阿斯特拉罕方面支援下重返伏尔加河：卡尔梅克人已经走了。诺盖人和如以往一样，继续要求莫斯科提供赏钱来换取他们的“忠诚”。1618年，Isterek死于非命，据说是被俄国人谋害了。大诺盖随即陷入持续不断的内战与贫困，各部落纷纷依附于沙俄，这正符合沙俄分裂肢解削弱诺盖的一贯目的。下伏尔加的全面和平已出现在地平线上了。

然而，俄国人又失败了：一群和本地所有族群都显得格格不入的黄皮肤佛教徒从东方赶来，将里海大草原又搅了个天翻地覆。

对于这帮被称为卡尔梅克的西迁卫拉特人（主体是土尔扈特人和杜尔伯特人），俄国人并不算陌生。早在1606年，塔拉要塞就曾与卡尔梅克人接触，只是却难以让他们向西伯利亚的狩猎民族一样宣誓效忠于沙皇和缴纳实物税，相反，这帮人频繁攻打塔拉。

西迁的卡尔梅克人，在额尔齐斯河、伊希姆河、托博尔河、图尔盖河等北哈萨克草原间漫游，向更西边的里海诺盖草原缓缓移动。附近的西伯利亚诸要塞驻军少得可怜，他们被告诫应尽量保持克制，不要轻易得罪这帮从南方草原而来，动辄出动数千骑兵的游牧者。1608年，诺盖人已在里海东北岸的恩巴河草原发现了卡尔梅克前哨。

面对强悍的多的卡尔梅克人，分裂混乱的诺盖部落无计可施。1622年，卡尔梅克渡过乌拉尔河，诺盖再次溃逃到亚速海，与小诺盖结盟入侵俄国。又因为与克里米亚的矛盾而重返伏尔加。1628年，绝望的诺盖贵族们乞求俄国保护他们，表示他们再不能用伊斯兰教法解决争端，甘愿接受沙皇陛下的律法统治。讽刺的是，俄国人拒绝了这种请求：他们声称，尽管他们很愿意调解争端，但如果答应了请求，就是“压迫”了诺盖人，剥夺了他们的神圣传统。

这种可笑的理由不过说明了一点：没有什么“领土”，只有势力范围。力量有限、又担心支援诺盖会破坏俄鄂关系的俄国人，选择了让混乱的南方边疆迎来新的强势力量。

结果，无论是诺盖骑兵还是支援他们的阿斯特拉罕火枪手，都抵挡不了人数众多又精于骑射的卡尔梅克人西进。1630-1632年间，诺盖部落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1635年，大部分诺盖人已渡过伏尔加河西逃到亚速海与顿河，并加入克里米亚鞑靼人入侵俄国，报复无力保护他们的沙俄政府。而肆意扫荡草原的卡尔梅克人则嘲笑着阿斯特拉罕驻军的软弱，声称要把要塞“埋到雪里”，洗劫了萨拉托夫与乌法等地的乡镇，并阻碍了俄国与中亚的商路。1639年甚至出现了一万卡尔梅克骑兵攻打萨马拉的事件。

17世纪30年代的俄国深陷斯摩棱斯克战争中，而南方则是克里米亚鞑靼-诺盖的联合大规模入寇，以及里海草原上出现了新的霸主卡尔梅克人。俄国人需要重新审视他们的南方：与和鄂尔勒克死后卡尔梅克的接触，别尔哥罗德防线、辛比尔斯克防线等崭新防线的修筑，都在展开。不如说直到此时，俄国人将广大南方草原“领土化”的行动才刚刚开始。

实际上我觉得比起什么“领土”，我国认为固始汗与卫拉特各部首领二十二人联名奉表入贡，清廷赐以甲胄弓矢，命其统辖诸部就说明四卫拉特与清君臣已定，后来噶尔丹等人即为“叛乱”，而又将书库尔岱青、朋楚克等反复向沙俄宣誓效忠解释为“事实上履行宣誓仪式对汗国首领来说，不过是应付俄国的一种策略手段，是为争得游牧与生存环境的一种权宜之计。实际上每次‘宣誓’之后，汗国首领们依旧我行我素，并不受‘誓约’的束缚”，赞美历代汗国领袖坚守游牧兀鲁思传统，对俄展现不屈民族气节更有意思一些......

不算。因为土尔扈特既没有在当地建立正常的国家体制，也没有代表任何一个国家去搞殖民。

做个鲜明的对比。

清末沙俄侵占外伊犁、外塔城和外乌什，属于侵吞中国的领土。

清末沙俄占领现伊犁多年，属于侵吞中国领土。（注：“外”指现归外国）

清中期哈萨克大玉孜迁入清国领土巴湖东南部（现阿拉木图州内），小玉孜迁入清国领土巴湖东部（现东哈州内），不属于侵占中国领土。民国时期大量沙俄（苏俄）移民难民到新疆避难，不属于侵吞中国领土。

民国时期沙俄白军遗留部队入疆，侵占阿勒泰、屠杀上万中国人，妄图建立政权，属于外匪侵吞中国领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