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蒙与新加坡独立时，他们的汉人为什么不效仿历史上的土尔扈特部东归回到祖国？
首先，我们来看看土尔扈特部的东归。土尔扈特部是蒙古族的一个部落，他们在17世纪中叶西迁至伏尔加河下游地区。与他们一同西迁的，还有他们的封地、他们的统治方式以及他们的文化和宗教习惯。他们并非被强行迁徙，而是出于对俄国统治下宗教压迫和税赋的担忧，以及对故土的思念而自行迁徙。然而，长期的西迁生活让他们与清朝失去联系，同时也面临着新的生存挑战。在18世纪中期，时任土尔扈特首领渥巴锡，因为不堪忍受俄国统治的压迫，以及对故土和祖先信仰的怀念，毅然决定率领部众返回故乡。这次东归，是一次成功的民族迁徙，他们历经艰辛，最终回到了清朝的统治之下，重新融入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土尔扈特部的东归，是一场民族内部的迁徙，是同一民族在不同地域之间的选择，其核心是回归故土、维护民族文化和宗教自由。
再来看外蒙古的独立。外蒙古的独立，是一个复杂的地缘政治事件，其背景与清末民初中国内忧外患的大环境紧密相关。当时，中国中央政府的权威衰弱，北洋政府无力有效控制边疆地区。而沙俄则利用这一机会，扶持外蒙古的分离势力。外蒙古的精英阶层，出于对摆脱中国中央政府统治、寻求自身发展和独立自主的渴望，在沙俄的支持下，最终走向了独立。
那么，为什么在外蒙古独立时，当地的汉人没有选择“东归”呢？
第一，“祖国”的概念不同。对于生活在外蒙古的汉人来说，他们在中国内地的亲人、故乡和祖先的墓地，也许是他们心中“祖国”的象征。然而，在外蒙古独立的过程中，他们面临的是一个政治格局的变化，而非民族认同的根本动摇。与土尔扈特部不同，他们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民族群体，而是作为中国公民中的一部分，生活在特定的地域。
第二，社会经济的联系和生活基础。在清末民初，许多汉人已经在外蒙古地区定居，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社会和经济联系。他们可能在那里经商、务农，拥有土地和财产，并且已经形成了当地的生活圈子。对于他们而言，放弃这一切，回到一个可能并不熟悉的“故乡”，其成本和风险是巨大的。
第三，政治现实的制约。外蒙古独立是一个政治行为，是在外部势力的干预下实现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汉人并不能像土尔扈特部那样，拥有自主选择迁徙方向和目的地的主权。即使他们愿意“东归”，也面临着政治上的不确定性和实际操作上的困难。中国当时的国力，以及与邻国的关系，都决定了这种大规模的“东归”难以实现。
最后，民族关系的复杂性。在外蒙古地区，汉人与蒙古族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虽然存在民族交往，但也存在着历史遗留的矛盾和摩擦。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民族内部的“东归”是可以理解的，但对于一个少数民族群体来说，在政治变动的时期，其选择会受到更多因素的影响。
再者，我们要看看新加坡的独立。新加坡的独立，与外蒙古的独立性质完全不同。新加坡是一个岛国，其独立是一个殖民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进程。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新加坡吸引了大量的华人移民。这些华人移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与当地的马来族、印度族等民族共同生活、繁衍，形成了独特的多元文化社会。
新加坡独立，是新加坡人民（包括华人、马来人、印度人等各族人民）共同争取自治和主权的结果。对于生活在新加坡的汉人来说，新加坡本身就已经是他们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成长、工作、生活，已经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联系。
因此，对于新加坡的汉人而言，并没有一个“回归祖国”的动力或需求。他们效仿土尔扈特部东归，意味着要放弃新加坡这个已经建立起来的、属于他们自己的国家，而去回到一个他们可能已经疏远了的、遥远的“祖国”。这在逻辑上和现实上都是说不通的。
总而言之，土尔扈特部东归是民族内部的迁徙，是同一民族在不同地域之间的回归；而外蒙古独立和新加坡独立，则是政治格局的变化和殖民地人民争取国家主权的事件。在这些事件中，当地的汉人社群，基于他们各自的历史背景、社会经济联系、文化认同以及政治现实，并没有出现像土尔扈特部那样大规模、有组织的“东归”现象。他们的身份认同和归属感，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已经与当地的土地和人民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网友意见
华人组织回国、观望逗留和横遭不测的情况都有，大体有以下几种情况：
1、大盛魁是首屈一指的旅蒙商大商号，在清朝官场和外蒙王公活佛上层社会长期经营，颇有实力，且消息灵通。1911年外蒙宣布“独立”，随后开始出现针对华人的杀戮行为时，大盛魁通过昔日与库伦、乌里雅苏台等地活佛长期联络的关系，得到一些活佛的庇护。其在蒙各地商铺的掌柜伙计，纷纷组织起来统一行动，舍弃铺号和存货，存银除预留少数作为路费外，大部分用来向活佛行贿保命，迅速撤回归化城（呼和浩特）总号。
所以大盛魁的人员损失最微小。
2、消息不灵通的中小商号。
像大盛魁这种颇有势力的商号毕竟是少数。当时在库伦东营子（以晋商为主）、西营子（以直隶、北京和天津商号为主）、恰克图、乌里雅苏台（前营）、后营（科布多）等地数千家华商铺号，大部分是小本买卖，消息也不灵通，对时局难以把握。
1911年武昌起义后不久，俄军即南下进占库伦，蛊惑外蒙当局宣布“独立”，驱逐清朝驻库伦办事大臣三多。当时库伦街头全是俄军和外蒙军（大都是参与“独立”王公属下的蒙古箭丁）。陶克陶胡（原内蒙古哲里木盟郭尔罗斯前旗台吉，中国一些历史书里描述的“抗垦英雄”，1908年在张作霖追击下逃亡外蒙，成为蒙古独立运动的核心人物）等人，派兵包围库伦东西营子，打算将华商一并屠杀。这个行动随后遭到第八世哲布尊丹巴活佛的反对。
相当多的商号此时嗅到紧张气氛，赶紧通过贿赂王公活佛等手段，铺号和财物不要了，大部分人员都撤回来了。
3、散户和打工务工者
从清朝中叶开始，在晋北、张家口、归绥等地，还有很多以个人形式前往外蒙古打工谋生的华人
比如说今天张家口下属阳原县，皮毛加工是当地支柱产业。很多阳原“毛毛匠”习惯三、五个老乡结成一伙，前往外蒙各地收购加工碎皮毛（品相好的、完整的整皮和名贵的细皮，都由大盛魁等大商号收购，这些阳原小工匠只能收购整理碎皮子为生）。他们即没有充裕资本，也没有社会关系，挣不出工钱就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更无力向外蒙王公活佛行贿，只能任人宰割。
时至今日，乌兰巴托还有一条华侨后裔聚居的“阳原街”，我去年因拍摄纪录片去当地采访。当地华侨表示，自己是“二蒙子、二胡子（混血）”。外蒙宣布独立时，父祖先人无力返乡，被迫滞留当地，与蒙族女子成家。
4、商号掌柜误判形势，造成严重人员损失。
在外蒙古西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与阿尔泰等地，当地蒙古人大都是漠西厄鲁特，即在清准战争期间来投降的杜尔伯特部、被清朝击败后收编的准噶尔部遗民等，他们与漠北蒙古（喀尔喀蒙古）关系并不紧密。当库伦宣布独立时，当地王公和活佛很少附和库伦当局。
1911年12月到1912年5月期间，库伦当局向科布多地区派去多批使者，试图游说当地厄鲁特王公投附库伦。使者都被这些王公绑起来，交给清朝方面处置。科布多参赞大臣溥润下令将使者斩首，以震慑人心。形势看上去似乎很好，这些厄鲁特裔的王公活佛，应该是和中央一条心的。
另一家旅蒙商元盛德，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地拥有大片的牧场和牛羊群。此时又是春夏季水草生长茂盛，牛羊繁育的时期。1912年年初，乌里雅苏台将军奎芳不战即弃城逃走，导致元盛德在这地区的牧群损失严重。但科布多参赞大臣溥润坚决守土，一边着急科布多地区华商汉民和满汉八旗驻军，准备应战，同时迅速派人到内地请求援兵。元盛德掌柜舍不得财，又认为科布多地区的蒙古人应该不会符和库伦，再加上看到溥润守城态度坚决，因此没有组织本号伙计继续南撤，耽误了时间。
1912年6月，形势突然恶化。库伦得知多批使者被扣被杀被扭送中方的消息后之后，在俄国的教唆下，决定派兵征讨。
尽管溥润积极组织抵抗，无奈科布多兵力有限，新疆阿尔泰出发的援兵又被俄军所阻。在抵抗一个多月后，经俄方“调解”，外蒙军又承诺保全城人口身家性命的情况下，溥润在8月20日带领全城军民投降。然而蒙军随即反悔，只让溥润带领家属和少数随从，自阿尔泰返回内地（新疆），其余投降军民全部被杀。
5、对徐树铮“撤治”行动期望过高，误判形势。
1917年，俄国因陷入一战泥沼，国内发生革命和内战，无力干预外蒙古事务。同年夏，段祺瑞北洋政府则对德宣战，加入协约国一方。
1919年1月，徐树铮提出《西北筹边办法大纲》，意在借此机会出兵外蒙，凭武力强迫外蒙库伦当局“撤治”（在一战期间，袁世凯政府与俄国经过谈判，已经让外蒙古“撤独”：外蒙撤回“独立”主张，名义主权回归中国，保持“自治”状态，同时满足俄国在当地既得权益）。
北洋政府任命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动用“边防军（原参战军）”第三旅第七、第八两个团的兵力，北上外蒙，进驻库伦，软禁哲布尊丹巴活佛，扣押“总理”巴特玛多尔济，解除当地蒙军武装，逮捕若干一贯鼓吹蒙独的王公以震慑人心。以强硬手腕逼迫库伦当局签订“治蒙八条”（内有发展商业、发展畜牧业、开发外蒙矿藏，修建张库铁路，外蒙王公活佛必须积极表态拥护“五族共和”、接受民国大总统政令训令、赔偿华商损失等条款）。
未经一战即控制局势，一时间国内人心大振，华商鼓舞欢悦，纷纷出钱出资，支持徐树铮领兵北上，并立即派遣本号人员重新北上库伦，意在抢占商机。
然而仅过了一年，直皖战争爆发，皖系战败，段祺瑞下野，徐树铮遭通缉出逃，在外蒙的中国军队不是撤回，就是群龙无首人心惶惶。
1921年初，“疯狂男爵”恩琴的白俄匪军攻入库伦，又一次草丛哲布尊丹巴“登记”。当地华商买卖城遭到了最惨重的屠杀。事后库伦佛寺的喇嘛检得汉民商人官兵尸骨达3000多具。从北方恰克图难逃在中国守军残兵和华商数万人，一路上遭到白俄军和蒙军劫掠杀戮，到库伦时已不到4000人。
1921年这一次，其实是损失最惨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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