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一直以严谨著称的德国人,为什么柏林勃兰登堡机场工程会持续延误?

回答
德国人以严谨著称,这一点毋庸置疑。他们的汽车工业、精密机械、甚至他们的啤酒纯度法案,无不体现着一种对细节的极致追求和对流程的尊重。所以,当柏林勃兰登堡机场(BER)这个庞大的工程,这个本应成为德国效率与先进技术的象征的项目,却屡屡因为延误而成为国际笑柄时,很多人都感到难以置信,甚至有些荒谬。这就像是看着一位一丝不苟的哲学家,在讨论存在主义时,却突然绊倒在自己的鞋带上。

是什么让这个原本应该是德国精密制造缩影的机场,变成了一个“无底洞”?这背后隐藏的,并非简单的“德国人出了问题”,而是更复杂,也更值得深思的因素。

防火系统:一场噩梦的开端

要说BER工程延误的“罪魁祸首”,防火系统绝对是绕不开的第一个也是最核心的问题。最初,整个机场的设计都基于一套先进但极其复杂的防火系统。这套系统不仅要满足严苛的德国和欧洲的安全标准,更要整合机场运营的各个环节,从旅客安检到行李处理,再到飞机起降指挥,都需要与防火系统无缝对接。

问题就出在这套系统上。它过于复杂,设计者似乎低估了将如此庞大的、涉及无数传感器、控制面板、线路和执行器的系统,在一个超大型公共建筑中完美实现的难度。当系统开始测试时,各种各样的问题层出不穷:

设计缺陷与逻辑错误: 最初的设计方案中存在不少逻辑上的漏洞。例如,在某些极端情况下,系统的某些部分会误判火情,导致不必要的警报或错误的响应。更致命的是,一些关键的排烟系统设计存在根本性缺陷,无法有效执行其核心功能。
安装混乱与不兼容: 在实际安装过程中,由于参与的厂商众多,技术标准不一,加上施工管理上的疏忽,导致许多组件的安装并不符合设计规范。不同供应商提供的设备之间也存在兼容性问题,使得整个系统如同一个由不同语言的单词拼凑而成的句子,无法流畅运作。
软件与硬件的“沟通障碍”: 现代机场的防火系统不仅仅是硬件的堆砌,更是软件与硬件深度融合的产物。BER的系统也面临着这一挑战。软件控制逻辑与实际硬件的响应存在偏差,导致系统无法按预期工作。每一次的软件更新或硬件替换,都可能引发新的连锁反应,需要重新测试,形成了一个无休止的循环。
改动与反复: 最关键的是,由于发现的错误和缺陷,工程师们不得不对原有的设计进行大规模的修改和调整。但每一次修改都不是简单的“打补丁”,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例如,为了修复一个排烟阀门的问题,可能需要重新布线,而重新布线又可能影响到其他系统的运行。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模式,反而让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

可以想象一下,当一个原本应该快速、准确做出判断的系统,却在关键时刻犹豫不决、误判频频时,它对整个机场运营的威胁有多大。对于机场建设而言,安全性是绝对的底线,任何一丝侥幸心理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此,出于对公共安全的负责,工程不得不一再停工、修改、再测试。

管理与协调的“大锅饭”

除了技术上的硬骨头,管理和协调上的问题也像一张无形的网,将工程牢牢困住。

权力分散与责任不清: BER机场项目是一个涉及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以及众多私人承包商和咨询公司的巨型工程。这种多方参与的模式,虽然理论上可以汇聚更多资源和智慧,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常常导致权力分散,责任不清。当出现问题时,很难快速 pinpoint 到具体责任方,也难以形成统一高效的决策。每个人都在推诿责任,或者等待别人先解决问题,最终导致了效率的低下。
官僚主义的掣肘: 德国的官僚体系以其严谨著称,但有时也可能转化为僵化和效率低下。在这样一个庞大且复杂的项目中,审批流程、报告制度、会议程序等都可能成为拖累工程进度的“绊脚石”。一个微小的改动,可能需要经过层层审批,耗费大量时间。这种“细节决定一切”的理念,在某些时候反而会阻碍整体的进度。
承包商之间的沟通壁垒: 参与BER工程的承包商数量庞大,涉及不同领域,如建筑、电气、消防、IT等等。这些承包商各自有自己的技术标准、工作流程和利益诉求。如果缺乏一个强大且统一的协调机制,各方之间的沟通很容易出现障碍,导致信息传递不畅,甚至互相掣肘。就像一支乐队,每个乐手都很出色,但如果指挥棒失灵,他们就只能奏出杂乱无章的噪音。
缺乏强有力的项目领导者: 在许多成功的巨型项目中,都有一位能够整合各方资源、果断决策、并承担最终责任的强有力领导者。然而,在BER机场项目初期,似乎缺乏这样一位能够“一锤定音”的核心人物。决策过程漫长而纠结,导致错失了许多解决问题的良机。

“政治正确”的权衡与妥协

柏林勃兰登堡机场的建设,也并非完全是纯粹的技术和管理问题,其中还夹杂着不少政治因素的考量。

地域政治的博弈: 机场的选址本身就经历了漫长的政治博弈。最终选定在柏林郊区,是各方势力妥协的结果。这种妥协可能意味着在设计或施工上需要照顾到不同的政治利益,而非一味追求最优解。
环保与噪音的考量: 德国社会对环保和噪音污染的高度重视,也对机场的设计和运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例如,在航线规划、起降时间等方面都需要进行严格的考量和限制,这也可能间接影响到工程的复杂性和进度。

德国人的“完美主义”:双刃剑

那么,回到最初的问题:为什么以严谨著称的德国人,会栽在这样一个工程上?

我认为,“严谨”本身是需要辩证看待的。

一方面,德国人的严谨体现在他们对安全、质量和细节的极致追求。他们不愿意冒一点点风险,不愿意交付一个有瑕疵的产品。这种严谨,正是他们能在诸多领域取得世界领先地位的基石。正是这种严谨,让他们不惜花费巨资和时间来修复防火系统,而不是像某些国家那样“能用就行”。

另一方面,当这种严谨与庞大、复杂的工程项目遭遇,并且缺乏足够强大的管理和协调能力时,它就可能变成一种“完美主义”的负担,甚至是一种“拖延症”的催化剂。他们试图在设计之初就预见到所有可能出现的问题,并将所有可能性都考虑进去,这本身就是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而,当问题真的出现时,他们又难以快速、灵活地调整,而是倾向于按照既定的流程去解决,这种“一步到位”的思维模式,在面对突发性、系统性问题时,反而显得笨拙。

柏林勃兰登堡机场的延误,并非是德国人失去了他们的严谨,而是他们的严谨在面对一个超乎想象的复杂挑战时,被过度地放大,并且缺乏与之匹配的管理和应变能力。这就像一位技艺高超的裁缝,他可以用最精密的针脚缝制一件旗袍,但如果他同时还要负责整个时装秀的组织、灯光、音乐,并且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想法来,那这场秀很可能就会一团糟。

所以,BER机场的延误,更像是一个关于巨型项目管理、技术集成、多方协调以及“过度”严谨的深刻案例研究。它告诉我们,即使是“严谨”的民族,在面对现代社会复杂系统工程时,也需要不断学习和调整,尤其是在管理和应变能力上。它是一个警示,也是一个关于如何在追求极致的同时,保持灵活和效率的永恒课题。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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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我来更新鄙视链,看来柏林机场还能让我们嘲笑好几年。

《27年 80亿欧元 德国停车场造得帅不帅?》


德国柏林-勃兰登堡机场在进入第12个正式建设年头时,终于投入使用——作为停车场:

德国柏林勃兰登堡机场交付时间一拖再拖,部分场地眼下由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公司租借,用于停放等待检验的新车。

德新社11日援引机场方面发言人的话报道,大众汽车公司租借机场3个室内停车场大约8000个车位。数以百计的新车已由卡车装载,驶入停车场。

——柏林勃兰登堡机场“烂尾” 成大众汽车“车库”


而按目前项目进度,机场在2020年竣工都是奢望。大众汽车今后几年可以可以安安稳稳地享受这个专属超级库房,不必担心产品滞销。

这个投资即将接近80亿欧元的大型半烂尾机场,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奢侈的停车场。

一 难产工程

1991年,两德统一的第二年,一座能够取代柏林及周边现有机场的新机场——柏林-勃兰登堡机场,作为新联邦德国的“新气象”工程,进入前期概念策划阶段。

这个时候,苏联还在。

经过漫长的选址与方案比较,柏林-勃兰登堡机场项目缓缓推进,由于柏林用地资源紧张,新机场只能放在靠近柏林的勃兰登堡州,这就导致新机场的建设方案要得到两个州及联邦政府的同意。

新机场(BER)的位置如下:

多重管理的结果大家都知道,德国官僚不傻,自然想到了用私有化统(撇)一(清)管(责)理(任)。1997年9月,国家机场控股公司的私有化方案公布,该方案意在让机场承包方负责机场投入使用后的运营管理,并自负盈亏。新机场项目进入预算及招标阶段。

2001年,Hochtief和IVG两家公司联合投标,开出20亿欧元报价,但柏林州、勃兰登堡州与联邦政府只想提供17亿欧元的预算,招标无果。2003年,柏林州、勃兰登堡州与联邦政府面对私有化方案失败的现实,只能由政府出面操盘,三方分别持股37%、37%与26%,在联邦高度分权条件下,以“国企”形式推进项目。时任柏林市长克劳斯·沃维莱特(Klaus Wowereit)与勃兰登堡州总理马蒂拉斯·普拉策克(Matthias Platzeck)说,“我们正按照自己的方向建设机场”,并预计2009年将机场建成开放。

好在项目没启动,估算有偏差也算情理之中。

2006年9月5日13点55分,柏林-勃兰登堡国际机场(BBI)奠基。柏林市长克劳斯·沃维莱特(Klaus Wowereit)信心十足地说:

“我们将证明,三个官方业主可以建设一个项目,BBI的建筑成本将低于其它机场项目水平。”

这是杯具变成餐桌的开始。

新机场项目从策划阶段就充满了不幸,早在政府最初的甩锅私有化试运营阶段,就已经制造了一系列金融烂尾事件。

最初负责柏林-勃兰登堡国际机场(BBI)规划管理的公司是PPS有限公司。PPS于1996年专门为BBI项目成立了子公司柏林-勃兰登堡机场控股有限公司(BBF)。2000年前后,BBF主要负责新机场建设、物业管理等外包安置工作。2003年私有化操作失败,BBF只能与此前负责柏林-舍内菲尔德机场的运营及扩建的FBS公司合并,由FBS牵头继续负责BBI项目。

2006年,项目建设启动之初,预计竣工时间是2011年秋。然而仅过去2年,工程进度就陷入了混乱,项目的频繁变更令人乍舌。

承揽设计工作的GMP事务所建筑师汉斯(Hans-Joachim Paap)说,“在客户要求的500多项变更中,有6项非常严重,我们不得不重新报批。”——导致重新报批的改动,指的应当是2008年机场加建两个侧翼,而机场预算也因此从最初的17亿欧元增至22亿欧元。

2009年12月11日,德国人颇有兴致地为建设中的新机场取了新名字——威利·勃兰特机场。没错,这个勃兰特就是“华沙之跪”的那位。然而,诺贝尔和平奖光环加成,对工程建设毫无意义。

(——唯一的作用,似乎只是在9年后,让全世界工程师都为该机场献上双膝。)

2010年,规划办公室IGK-IGR破产,项目竣工日期推到了2012年。

2012年,包括消防系统等一系列重大工程问题陆续被查出,项目总包方从FBS换成了FBB,新机场项目的名字也从BBI变成了今天的BER。工程预算飙升至43亿欧元,竣工日期推到了2013年。

2014年,测试发现排烟系统无效,而负责消防系统设计的工程师被查出只是一名制图员。项目预算进一步增至54亿欧元,竣工日期推到了2017年下半年。

2015年,参与工程建设的主要建筑公司之一,建筑集团Imtech的德国子公司宣布破产。

正如一切惊悚片一样,杯具注定要不断升级,新机场建设的噩梦也远未结束。相比于一系列工程问题更要命的是,新机场的一期工程还在烂尾状态,二期扩建任务已经踹门了。

在新机场建设的十年中,欧洲航空市场的发展,使柏林的旅客周转率一路飙升,而陈旧的航空设施疲于应付。

2016年,舍内费尔德机场的利用率已经达到130%,而泰格尔机场更是达到160%,现有航空设施不堪重负。

按照现有市场规模,即便新机场投入运营,也不足以解决运力紧张的问题。为此,新机场必须扩建。

2016年确定了扩建工程,包括开辟新的机场码头、增建跑道与基础设施配套等,预计在2023年接待旅客4000万人次。同时,还要对舍内费尔德机场进行扩建,以缓解在新机场交付前的运营压力。

最黑色幽默的是,新机场2012年安装了不到900个乘客信息屏幕,2018年有750个已达到使用寿命报废。

目前,新机场预算已经飙升至70亿欧元,而承建方还在继续申请新增7亿欧元以上的预算。最终项目总成本超过80亿欧元几乎是必然的结果。

为方便读者直观理解该项目的扯淡,笔者粗略汇总柏林-勃兰登堡机场的工程节点,列时间表如下:

按照部分杯具片的套路,在叙述完主线剧情后,还要回溯一下杯具开始前的温馨一幕:

二 性质恶劣

稍有工程常识的人都能看出,如果项目管理方继续乱搞,难道有谁能阻止这个项目拖到2030年吗?

建设工程,尤其是大型复杂工程,最忌讳的就是中途更改建设目标;其次忌讳先期方案制定阶段准备不足,后期大量调整打补丁;再次忌讳管理层频繁变动以及管理人员缺乏经验。柏林-勃兰登堡机场项目,就是以上三者的结合。

建设中途临时大改任务书,对于整个工程会起到颠覆性效果。以柏林-勃兰登堡机场为例,先是在建设中途将原有机场增设两翼,然后又在数年后要求扩容,其设计服务旅客人次已超过最初方案的150%,为此原有服务设施必须扩容。

服务设施增加绝不仅仅是多雇安检、增加进出通道那么简单。仅从消防方面来说,首先要按照增加服务人数,解决疏散宽度增加的问题;而由于机场扩建,又必须进一步增加防火分区,为此消防系统也要增加消防水(气)、排烟、新风、消防用电、消防控制等新模块,调整现有管线系统及设备区布置;而更宏观上的规划,还要受到施工到一半的场地既有条件影响。

所以,每一轮方案大改,都几乎等于重新设计,而由于已经建设了相当规模,工程现场的复杂程度必然导致新设计大量出现人脑考虑不的细节问题,部分问题甚至未必有补救的可能。

按项目有关情况的描述,A380飞机的舷梯位置曾多次改动。初步测试结果又显示,登机柜台不足。机场码头面积增加了64%,防火阀数量从300个增加到3400个,但部分区域疏散距离过长的问题还是没解决。截至2012年底,该项目已经发现14.6万个缺陷,局部调整5.5万处。频繁更改无疑是工程进展不利的主要原因之一。

不过,这么多设计更改,原因还不仅仅在于设计目标的变动。

2012年,测试发现消防排烟系统失效,说明建设过程中存在违规。而之后的进一步调查还发现如下违规行为:

跑道设计存在缺陷;

沙地上的建筑体沉降;

存在5000多处房间编号错误,导致找不到对应房间;

1000多扇常开防火门的电子门控器安装严重滞后;

地下停车场忘了考虑电缆桥架,需要重新拆掉吊顶、打开管沟进行更改;

自动扶梯长度不够安装;

大风天气雨水会吹进通风系统;

地下航油库管线不符合安全规范;

中控IT机房冷负载不足,设备容易过热骤停;

线缆过于密集,且混乱缠绕,缺乏规划甚至超出防火要求;

……

这显然是工程设计不负责,施工也不负责的结果。欧美工程惯例,施工图纸普遍由建筑商完成(设计方只负责总体初步设计),前面提到过,负责消防系统设计的工程师是制图员,可以想见,这其中有多少问题,是缺乏工程经验的基层人员硬着头皮强行上马,粗糙制图粗糙施工的结果。

由于难以精准控制每一处更改调整对整体的影响,必然需要在补丁上继续打补丁。从2012年发现一系列问题开始,直到2017年,BER项目仍有不少遗留问题尚未被处理:

管理层贪腐层出不穷,以及一次次工程进度控制不善,导致管理层人员更迭频繁。2013年,在发现消防隐患问题后,在修整消防系统时,机场建设公司英泰集团为拿到更多工程款,向一名机场建设主管行贿200万欧元,换取了2500万欧元追加投资。而腐败在德国本是官僚常态:联邦刑事警察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德国2013年共查处腐败案件1403例,比上一年增加2%。政府主导的几十亿欧元的机场项目,出现贪腐并不奇怪。迄今为止,新机场建设项目中,机场技术总监、工程排水系统负责人、机场建设主管等多名工作人员都被查出涉嫌腐败。

工程进度滞后,对德国是个悲剧,对建筑商则并无不便。既然是政府项目,工程延期,包括劳力雇佣在内的日常开支,仍需总包部门照常支付。拖延、怠工对于建筑市场萎缩的发达国家建筑公司而言,无疑是一块非常有诱惑力的德国馅饼。

总之,政府部门、总包方频繁进行方案调整,工程技术人员业务不熟练,管理层贪腐、频繁更迭,在每一个人事层面上都出问题,结果就是在每一个项目环节上留窟窿。而在人员密集场所到处留工程窟窿,无异于在突发灾害时发起大屠杀。

这是彻头彻尾的人祸。

三 当神话老去

这几十年,德国人坑爹大项目远不止BER一处。

斯图加特地下火车站自1995年联邦、州、市、地区和德国铁路股份公司签订框架协议至今,预算已从最初的2.45亿欧元飙升至81亿欧元。

出于节能与……拆迁费考虑,斯图加特新火车站及其新建线路全部采用地下工程实现。其中,地下隧道需开挖62公里,在2010年正式动工后,历经4年时间,德国人终于挖了400米隧道……

以至于当时有人嘲讽说,按照这个进度表,竣工日期要排到2630年。

最新的消息是,该项目已经完成82%的工程进度,将在2021年完工。

科隆市新建地铁线路的开挖建设过程,曾在2005年导致圣约翰教堂严重倾斜,顶端水平横移达到1米多;2009年临近位置另一条地铁线路开挖时,直接导致科隆市档案馆坍塌,若干档案文物损毁,数人被埋。

2003年,曾设计北京鸟巢的普利茨克奖得主赫尔佐格,为汉堡市易北河畔设计了一座音乐厅:

易北河音乐厅从最初4000万欧元预算,仅用3个月时间就翻到了9200万欧元,更在2010年飙升到5.65亿欧元。音乐厅主体完成并部分开放时,已经是2016年,拖拉十几年也让成本增至7.8亿欧元。

德国官僚喜欢用高难度大工程作为竞选的噱头,政绩的符号。而德国建筑商为了在竞标环节胜出,往往需要大幅压低报价,然后再想尽办法在工程建设中捞尽好处。新一代劳动力在萎靡的土建市场中缺乏足够的项目锻炼,在土建业中必然造成技术人口的代际断层。这反过来加剧了德国人在大型工程中的“拖延症”。

四 结语

三年不开张,开张吃……十几年,德国人做消极工程发起狠来,能坑整整一代人,连自己政府都怕。

这不仅是迟暮德国的沉疴,更是整个旧发达世界的缩影。

自柏林-勃兰登堡机场投入建设的2006年算起,至2017年,中国用11年的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了60座机场,预计到2025年,还将继续增加124座。

按中国的机场建设速度,两到三年是正常项目周期。像北京新机场这种超大型、超复杂结构机场,工期也不过四年。而其年均客运吞吐量满足7200万人次,远期满足1亿人次,工程规模远是柏林-勃兰登堡机场的两倍——工程费用预算一共799.8亿人民币,折合欧元约百亿。相比柏林新机场80亿欧元的预算,北京新机场投资预算绝对是良心价,而且占用资金的时间要短得多。

必须承认德国依然是个发达工业国,但“德国制造”的荣耀已经仅限于中小型机械设备生产。在大型项目方面,还得看中国美国。如果德国人不扭转这个趋势(他们自己并不承认),可以预见,下一代人将不会对德国产品的质量抱有任何额外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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