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日贵州安顺大巴车坠湖事件通报：系司机因对拆迁不满蓄意报复社会，还有哪些新的信息量？
以下是一些可能的新信息量或更详细的解读角度，结合了事件发生后的普遍关注点和相关调查可能涉及的方向：
1. 司机个人的心理状态与动机的深层剖析：
拆迁的具体细节： 除了“因对拆迁不满”，通报可能不会详细披露拆迁的具体内容，但深入的调查可能会揭示：
司机家庭在拆迁过程中遭遇了怎样的具体困难？例如，补偿是否公平？安置是否妥当？沟通是否充分？是否存在程序上的瑕疵？
司机在拆迁过程中，是否曾尝试通过合法途径维权？维权过程是怎样的？是否屡屡碰壁或遭遇冷漠？
拆迁是否涉及其唯一住所或对他意义重大的地方？这种“根”被动摇的感受是否加剧了他的绝望？
长期积压的负面情绪： 一次拆迁不满可能不足以引发如此极端的行为，调查可能会进一步探究司机在此之前是否经历过其他生活挫折、经济压力、家庭变故或精神上的困扰。这些因素叠加，是否可能导致其心理防线崩溃？
“报复社会”的心理机制： 这种行为并非针对特定个体，而是指向“社会”，这反映了一种极端的无助和绝望感。司机可能认为自己被社会抛弃或不公对待，并通过这种极端方式来“发泄”或“引起关注”。这背后可能存在着对自身价值感的否定以及对社会运行规则的彻底否定。
潜在的精神健康问题： 虽然官方通报可能不会直接提及精神健康问题，但调查过程中也可能对司机过往的精神健康状况进行评估，以判断是否存在潜在的疾病影响其判断能力。
2. 事件发生的偶然性与必然性：
偶然性：
选择这辆特定的大巴和这些乘客，在某种程度上是偶然的。他可能只是恰好遇到了正在运营的这趟班车。
坠湖这一具体行为，可能也是当时即兴产生的选择，而非经过长期缜密策划（例如，如果他事先买了保险并策划自杀）。
必然性：
从更宏观的层面来看，如果司机长期处于心理压力、生活困境、社会不公感之中，那么他做出极端行为的可能性就在增加。
这种“报复社会”式的极端行为，并非孤例。社会上一些因为个人遭遇不公而采取极端行为的事件，都指向了社会治理中可能存在的某些薄弱环节，以及个体在应对困境时缺乏足够支持的问题。
3. 社会治理与相关部门的责任追究：
拆迁政策的执行与监督： 事件的发生可能会引发对当地拆迁政策执行的审视。
拆迁过程中是否存在程序不正义、信息不公开、沟通不畅等问题？
相关部门在拆迁过程中是否尽到了充分的告知、协商和救济责任？
对于因拆迁而产生的矛盾，是否有有效的疏导和化解机制？
信访和心理援助机制的有效性： 如果司机在拆迁过程中尝试过维权或表达不满，那么相关部门处理信访的效率和态度如何？当地是否存在能够及时为处于困境中的居民提供心理援助和支持的社会服务体系？
公共交通安全的反思： 除了司机个人的行为，事件也可能引发对公共交通安全的进一步反思。
对驾驶员的心理健康筛查和背景审查是否足够？
如何防止驾驶员在驾驶过程中因个人情绪而做出危险行为？是否有有效的监控和应急处理机制？
（尽管这与司机个人动机相关度不高，但在发生集体伤亡事件后，公众也会关注交通安全本身。）
4. 舆论和社会反应的层面：
同情与谴责的复杂情感： 社会舆论在面对此类事件时，往往会表现出复杂的情感。一方面，对无辜遇难者表示深切的同情和哀悼；另一方面，对司机的极端行为表示谴责。同时，也可能对社会不公现象产生共鸣，引发对社会底层群体困境的关注。
对“报复社会”行为的警惕：此类事件的发生，会引起社会对“报复社会”现象的警惕，并促使人们思考如何构建一个更加公平、包容和有韧性的社会，以减少类似悲剧的发生。
信息传播与谣言的防控：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此类重大事件容易引发各种猜测和不实信息的传播。官方及时、透明、准确的信息发布，对于稳定社会情绪、引导舆论至关重要。
总而言之，贵州安顺大巴车坠湖事件，虽然官方通报指明了司机蓄意报复社会的动机，但更深层次的信息量可能体现在对该司机个人经历的细致挖掘、对拆迁政策执行过程的审视、对社会治理体系中可能存在的薄弱环节的追问，以及对社会群体面临的压力的理解上。这些信息有助于我们不仅谴责犯罪行为，更能反思和改进社会运行机制，避免类似的悲剧重演。
需要强调的是，以上分析是基于事件本身可能引发的关注点和调查方向进行的推测。最终的“新信息量”仍需以官方进一步发布的调查细节为准。
网友意见
为司机辩解的，
我只想知道，20个人的命比不上那一套房子吗？
还是说你们考完试开开心心回家，即将上大学却沉寂在水中，
最后换来的是一句“这个司机做的是不对，但这件事是社会的问题，不能怪他”，这理所应当？
一个个理中客，为加害者辩解，却忘记了那无辜的20条性命。他们美好的未来、明天全部因为这个司机的念头化成了泡影。
他们或许早上刚刚和父母告过别，父母夸他们长大了，独立自主了。做好饭等着孩子回家，却再也等不来孩子。
也或许父母刚刚接孩子回家，一家有说有笑，讨论着考完试就轻松了，要不要在成绩出来前，一家人一起出去玩。却不成想下一秒就是冰冷的死亡。
司机无论有什么苦衷，都不可原谅，他害死了20个人，是那20个人欠他吗？
那20个人，他们做了什么？
他们已经没有未来了……
ps:评论区中有人说电车难题。但是这个问题不是生命权与生命权之间的权衡。电车难题是，我们能不能为更多人的生命牺牲一个人的生命。但是本案并不涉及生命权之争，而是一个人以一己私欲剥夺他人生命。
关于电车难题，我建议可以结合霍尔姆斯案或者是女王诉杜德利与斯蒂芬案理解。此案与电车难题没有太大联系。
另外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这个人只是承租人。这个房子不是他的，而是政府的。
自管公房是指由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自行经营的国有或集体所有的房产。
他能享有这个房子的使用权，本来就是社会给予他的一种福利。
然而最后他却选择以这样一种方式报复社会。
司机拖20人陪葬的做法，没有理由，绝不原谅。
每一个原谅司机的声音都是插在受害人家属心上的一把刀。
在你把屠刀挥向弱者时，你所谓的冤屈在我眼中就一文不值。
评论区迷惑行为：
同意这个问题的一个答主的一句话
为凶手辩护，等于制造新的凶手。
你认为这件事是社会问题，实际上就是无形中为司机开脱。让下一个司机认为自己只要遭受冤屈带一车人去死就是合理的，因为他如果这样做可以归功于社会问题，他在遇到社会问题时会更倾向于找垫背的，这样反而会造成更多这样的案件。
你的辩护，可能成为下一个凶手这样做的借口。
因为按照这个道理，遇到什么事情拉他人陪葬，就是社会问题，就能解决。
我们不能给人这种思路。
20条生命是血淋淋的警示。
反社会的人换一个理由也可以走极端。
分析动机可以，不要给反社会寻找合理性。
我记得两会期间，两高说“一定不能按闹分配”，要还社会一个公平正义。
现在，有人闹得大了，你们发现真有人要钱不要命，真敢拉着人一起死，你们就怕了，开始你看他也不容易，不然政府也给点钱就是了。
什么叫小资产阶级的懦弱啊，活灵活现。
我记得总理刚说了，中国有六亿人，月均1000元吧。这个公交车司机好歹拿了翻倍的工资。
那六亿人你们打算怎么办？也每人发点钱？还是反正他们也闹不起来，假装没看到？
那些今年还没脱贫的人怎么办？那些刚刚脱贫面临返贫风险的人怎么办？
一个害死了20多条性命的人，有人在这谈“天下为公”，美国政府有一万件错事，但是有一点做的没错“永远不要和恐怖分子谈判”。面对坏人，面对反社会的人，没的谈，没有空间，没有妥协。法律不是用来讨价还价的，尤其是刑法。
如果觉得受了委屈就可以拉别人下水，为了防止这样的事情，就要给某些人优待，这样的社会难道不恐怖吗？公然鼓励劣币驱逐良币。早晚大家一起完蛋。
看到通告以后，我去查阅了很多研究极端事件的文献资料，发现很多学者总结中国极端事件发生的原因，都有一个共同的逻辑——中国政府不行、中国体制不行。（在此不点名）
你去翻阅这个问题下的回答，这种观点也可以见到不少。在这个案子中，这种观点尤为显得流行，毕竟你看，又是因为拆迁引发，又是拨打政务服务热线发泄不满。这都足以证明政府不行的观点了吧？
但是个人对这种观点不太认同。这是一种非常简单、粗暴、懒惰的归因。几乎所有问题，你都可以这么归因。另外，这也是一种流行的偏见，即中国发生什么极端事件，那一定是因为中国政府、体制不行，外国发生类似的事情，那一定是个别事件，跟体制无关。
不信，你去看看美国、新西兰发生的极端枪击事件，欧洲发生的卡车撞击人群事件、偷渡客大规模死亡事件，也没人反思美国、新西兰、欧洲的体制不行。或者有人反思，但是也无法占据主流话语。
我赞赏反思政府、体制不足的态度，这样可以促进政府改良、社会变好，但是动则归咎政府，将之强行与极端事件捆绑，这是一种话语陷阱，一种万能公式，让你沉迷其中，但从不认真思考。这种话语陷阱，只有一个目的，让你去攻击本国政府。
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个这个案子，到底是不是因为政府不行引起的。首先我们看一下肇事司机的背景资料：公交司机，持A3驾驶证的司机，他的收入肯定超过当地平均水平，有一套40平公租房，也不是居无定所。
2020年安置补偿，虽然补偿款只有7万多元，但是这是公租房，本身产权并不属于他本人，按照安顺当地3000-5000的商品房均价来说，已经按照30%-50%的市价标准补偿。很难说政府的安置存在什么问题。
如果他想买房，完全可以用这笔补偿款做首付款，再买一套同等面积的住房。如果他觉得收入低，凭他的驾驶执照，可以另找一份月薪在7000-15000之间（参考58同城）的货车司机工作，足以支付房贷。
更重要的是，跟很多知友不同，他有女友。所以，总体来看，他属于有产者，收入稳定，有一技之长，有异性伴侣，在当地属于中等阶层，应该不算那种社会绝对底层。在国家发展过程中，也曾享受了红利，比如公租房。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人，把其他社会中下层乘客带入了地狱。这种人采取极端方式危害社会，如果一定要归类到政府身上，我只能说，归因的人脑子比较懒惰，压根不想思考。起码根据目前的情况看，这个案子不能这么武断地判断。
你要问我对这事怎么看？我只能说，人类社会本身就存在极少数极端分子，他们会制造无法预防的极端事件。进入现代社会后，由于他们掌握了现代技术，比如驾驶大型车辆、网络新兴技术、射击、爆破等，会明显放大极端事件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和后果。
不必上纲上线都把极端事件的原因归结于政府不行。要想最大程度地预防这类事件，很简单，对所有掌握公众生命或有可能造成巨大破坏的职业人群，进行严格的背景审查和心理评估，将其中不符合条件的人剔除出去。
但是话又说回来，即使是这样，也不能完全避免类似事件发生。极端事件的风险总是存在，与人类社会同在。而这些风险，跟政府和体制不一定直接相关。
这种反人类分子应该被提前识别，并及早感化，感化不了的尽早清除。
可惜，人类社会发展程度还不够，所以暂时还做不到。还有更多的这种人像定时炸弹一样存在你我周围。
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在长篇大论讨论这个司机对拆迁不满的事情？不就是个变态杀人犯么？扯什么“不患寡而患不均”？
这一车人，都是普通人民群众，无冤无仇，没有谁欠了他拆迁款，没有谁占了他便宜，他凭什么杀死一车人？
凶手就是凶手，人渣就是人渣，恐怖分子就是恐怖分子，还需要什么理由吗？对社会不满？觉得世道不公？你就可以拉着一车无辜的人去死？还有人吹什么“加速”？我祝你全家天天被这样“加速”。
国家对不起他吗？社会对不起他吗？公房是他的吗？他难道不是享受了几十年政策红利吗？还有脸报复社会？哪位工作人员做的不好了，对不起他了，他应该直接指向这个人，而不是指向整个社会，指向无辜的路人。
冤有头债有主，你不想活了，就拿他人的命来陪葬？你和那些跑到幼儿园、小学中大砍大杀的变态有什么区别？这种人还需要问什么缘由？
裹挟无辜者跟他一起自杀的，只有一种人，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人渣。他们无论活在什么时代，都会觉得不满；无聊活在什么社会，都会觉得社会亏欠了他们。
恕我直言，诸位在这儿好整以暇研究他的心理、他的委屈、他的情绪，都不会让这类人消失，更不会让这类人满意，他们只会考虑自己的欲望和情绪，你抱薪救火，是救不了火的。
精神病要治、变态要要治、心理疾病要吃药。这天下要做的事情多的数不过来，还有那么多贫困人口需要帮助，社会资源不可能用来给每一个欲求不满的变态做心理按摩。
我们是要公平，但公平是要把利益从强者那里抢过来再分配，而不是拉着无辜的弱者陪葬，这是反人类。
他只是个卑鄙、无耻、冷血的懦夫。
好多答案的解决思路都是从精神防控方面培养，或者是从公房产权角度切入，这感觉没什么用吧，这些事只是社会不满契机的一个具体原因，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原因和问题，防不胜防。
为什么不给过水桥加石墩护栏呢？你看司机那公交，必须要开到最右边，然后靠猛的加速，靠着足够的加速度冲力，且在大家无法反应的时间里冲出桥梁才能完成行为。他为什么不往右冲呢，因为公交车体型大，他右冲无法产生足够的冲力
所以不妨换个思路，我们在桥两侧特别是桥中间的双黄线上铺上重石墩护栏。在上桥的位置加铺减速带。只要不给公交车以足够的空间加速，他冲不出去，只会一头撞在石墩上。
个人感觉这是一个可行的操作方法。
在21条无辜的生命面前，张某钢的恶性犯罪是不容辩护的，他无论活着还是死去，都理应被谴责和唾弃。我们对他犯罪的追问，不应该被理解为对他的某种辩护，而是一种社会风险预防思维驱动下的反思，目的是为了澄清这类恶性犯罪的风险根源，建立健全风险预警机制。
针对这一恶性事故和犯罪事件，7月7日，交通运输部安委会印发《关于贵州安顺公交车坠入水库事件的警示通报》，其中第二点将『心理不健康』作为一种风险源头：
二是切实强化城市公共交通安全管理。要督促公交企业密切关注驾驶员身体、心理健康状况，严禁心理不健康、身体不适应的驾驶员上岗从事营运，严禁客运车辆带病运行，加强公交车运行动态监控，及时提醒和纠正不安全驾驶行为。
但这里我想提出一个问题：张某钢的行为，真的可以被简单解读为是一种可以被排查出的『心理不健康』吗？我理解，就这一次恶性犯罪事件的经验来看，『心理不健康』也许不是引发矛盾的主要因素，更不是能够被排查出的显著风险。
为什么说不是呢？有两个原因。
第一，张某钢平时的性格，很可能根本没有心理不健康的显著特征。
根据财新某篇不存在的报道，至少有三处描述过张某钢的性格：
多位驾驶员同事称，张某钢平时和同事相处感觉人不错，待人接物都可以，“他感觉总乐乐呵呵的，大家有时也一起聊天，没觉得有什么问题”，也有驾驶员评价他“不爱讲话”。
邻居们称，张某钢平日少与他们往来，“看着挺开朗的，和女朋友照照相挺开心的”。
财新记者检索到疑似张某钢的抖音账号。从2019年6月至今，这个账号一共发布了314条视频，最近一次发布是在7月4日，即事发生前三天。这些视频多数为自拍，显示出主人爱笑爱搞怪，同时他也转发一些为情所困的言论，没有看出明显异样。
上述三处可以看出，从张某钢身边的人和张某钢发布的信息，根本无法得出他『心理不健康』的结论。既然如此，『心理不健康』作为一种风险预防措施，可能在张某钢身上是无法充分校验可行性的。
第二，张某钢的恶性犯罪行为是多重激烈情绪短时间内叠加的结果，这种突发性很难通过『心理不健康』的排查来事先预测。
综合警方和官方的通报来看，张某钢的情绪经历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就是亲眼目睹自己租住的公房被拆迁。
事实上，这个转折点对他的冲击程度是非常重大的，可以通过两个细节佐证。还是根据某篇不存在的报道：
他表示，7月7日上午10时许，张某钢的老宅被拆迁队拆除，张某钢得知后匆匆赶来，但未被允许进入现场。目前该区域周边已拉上警戒线。
知情人士透露，张某钢原先住在安顺老柴油机厂宿舍。一位当地居民向财新记者指认了张某钢的老宅，这里已经被拆除，只能看到堆积的砖头和埋在里面的沙发、床和电视等。这位居民称，张某钢原先是老柴油机厂工人，在此居住多年，后来离婚，有一个儿子。
自己之前居住的老公房被拆除，家具，电视等物体都没来得及清空，是第一重冲击。张某钢到达后不能进入现场，只能眼看着房子被拆除，构成了第二重冲击。
这时，张某钢做了什么？根据警方通报：
8时38分，张某钢拨打政务服务热线，对申请公租房未获得且所承租公房被拆除表示不满。
这里不能不指出，通报中对政务服务热线具体情况的描述十分模糊。根据通报之后对张某钢行为的描述，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正是在拨打这个电话之后，张某钢开始坚定地实施自己的犯罪计划。那么在这通电话中，张某钢真的仅仅就是『表示不满』吗？要知道，他可是在场眼睁睁看着自己承租的公房被拆除，东西都没来得及拿出来，这时的情绪如果仅仅用『表示不满』来形容，恐怕不太符合大众对人性的一般认知。
我个人的猜测是，张某钢一定在这通电话中表示了强烈的个人情绪，而正是这种强烈的个人情绪，驱使他进行了后续的犯罪活动。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一种可能性，即他是在打电话后情绪才开始逐渐激烈起来的。但如果我们认可这种可能性，就要追问另一个问题：倘若那时他的情绪不那么激动，那么他表达是到底是不那么激动的『不满』情绪，还是希望通过政府政务热线来咨询解决自身遭遇的问题？而无论从哪个可能性出发去看，仅用『表示不满』来描述这通电话都是模糊的。
那么，张某钢的情绪变化就仅仅如此了吗？我个人认为不是。这里我有一个推测，就是张某钢可能对他姐姐也怀有负面情绪。
为什么做出这个推测呢？这就不能不提到另一个问题，就是张某钢公房处置的沟通问题。
张某钢公房处置问题上的沟通问题，在官方通报中和张某钢的行为上是不统一的。这种不统一背后始终有一个人的影子，就是张某钢的姐姐。安顺市警方和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的官方通报，分别在三个不同的位置提到了他姐姐：
在警方通报中一处：
2016年，张某钢与妻子离婚后，租住其姐姐女儿的房子，户口也寄搭于其姐姐处。
在政府通报中两处：
张某钢到西秀区柴油机厂（后更名为西秀区酿造机械厂）参加工作时，厂方提供一套自管公房（5栋1楼11号）供其居住，其产权属单位所有。据查，张某钢已长期未在此房内居住，由其姐姐将此房转租他人。
西秀区酿造机械厂棚户区改造项目启动以来，经多方联系，项目指挥部与张某钢先后对接3次，其余多次由其姐姐代表其进行商谈，沟通对接顺畅。
从这三处可以看出，张某钢和姐姐关系看起来很密切，其在公房处置的问题上，几乎完全委托姐姐操办。但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
第一，既然在公房处置问题上和张某钢及其姐姐『沟通对接顺畅』，为什么张某钢还会在公房要拆除时才得知消息匆匆赶去？为什么还会通过政务热线对公房拆除的处置『表示不满』？
第二，张某钢实施恶性犯罪前，专门通过微信语音联系了女友，为什么没有联系一下为他提供住处的亲姐姐？
这两个问题的答案，也许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解释张某钢情绪的激烈变化，即他可能在不仅对公房处置和未申请到公租房存在激烈情绪，也可能对他姐姐怀有某种负面情绪，认为他姐姐『背叛』了他。换句话说，他之所以实施了极端丧心病狂的犯罪，是多种情绪叠加后的猛烈爆发，用『心理不健康』是无法有效排查和预测的。
综上，我围绕这次恶性犯罪事件，谈了我对将『心理不健康』作为一种风险源头排查的有效性的质疑，那么提出问题也要提出解决思路，对于张某钢这类社会风险，如果『心理不健康』排查的有效性不足，还有什么办法能够预警吗？一个思路是，建设以网络平台，政务热线等低成本低门槛的维权手段为重心的社会风险调节和预警机制。
张某钢这次恶性犯罪事件中，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细节，是张某钢在公房被拆除后，还打了政务热线。可以说，政务热线在整个恶性犯罪事件中的位置是转折性的，正是在拨打了政务热线之后，张某钢才开始坚定执行犯罪行为。
用一个马后炮的视角来看，政务热线似乎是张某钢实施犯罪行为前，自我设置的最后一道心理防线。但张某钢的行为表明，这道防线并没有对他的情绪起到任何抚慰作用。
这里，我想进一步提供一些背景材料。根据清华大学孟天广老师对170万政府平台留言的大数据研究显示，农民，临时工等低收入弱势群体更习惯通过这类平台来实施维权：
高收入，高社会地位的群体，如政府雇员，企业主等，在网络平台的维权行为较少，因为他们可以选择其他更有效的维权渠道。而对于低收入弱势群体来说，网络平台和热线等手段可能就是他们唯一能够依赖的维权渠道。
当然，这类渠道的局限性是很大的，但在没有其他有效渠道的前提下，这类渠道自然成为了唯一的选择，成为很多压力集中爆发的位置。但同样，这也可以被看作是一个风险预警的重要位置。
倘若在这个位置上，能够对风险压力进行分级的评估，并制定出相应的风险预警预案，也许可以起到比排查『心理不健康』更有效的作用，比如一个比较粗略的例子是，当某人来电后，根据来电的情况反馈，评估出一个风险压力的初步等级，倘若说这个等级比较高，就启动转接预案，直接转接到政府部门下属的心理中心进行初步的心理干预和调解。
当然，这方面还需要做很多工作，但我个人理解，这种风险预警的思路，比广泛在司机中做『心理不健康』排查的思路，更匹配这次恶性犯罪事件中给我们的惨痛教训。
我个人觉得也没必要过分解读，这就是个典型的极端报复社会的例子。
我们搞计算机的都知道，假设一个服务每秒钟收到百万级的请求时，一定会有很多请求结果非常奇葩而且无法轻易解释。比如正常的请求都是30-40毫秒内回复，某些请求却花费了700毫秒。这时候我们的承诺都是99.999%的正确率，但你按比例一算，其实每秒钟就有10个左右的请求会有不正常结果。
对比这个可以说：考虑到人的基数极大，真的会出现各种情况。
美国校园枪击案很多，其实这就是中国版的校园枪击案。其共同点都是报复社会的人失去理智，然后造成大破坏。
所以首先我反对的是把此事政治化，或是泛政治化。任何一个国家，都可能出现一些这样的事情，你说我冷血也罢，但地球就是这么危险，只有火星安全。这种事情可以通过各种办法减少，但过程很缓慢，而且无法杜绝。
其次是我反对把此事归罪于工具。枪支和大巴，都不会杀人，杀人的是人。
最后想说的是：希望无论哪个社会，都能更公平、更客观、更留有余地地处理每个人的事情，减少极端事件极端人口的比例。——当然， 这是我25岁前的想法，是很幼稚的。
过了30岁，我当然知道，想要社会“更公平、更客观、更留有余地地处理每个人的事情”纯属另一种入关学，是把所有现象都归结于一个固定原因、一个固定解法的错误做法。
实际上，更现实的是讲清楚利益关系。
如果你是富人，请善待穷人和弱势阶层。因为他们干着最脏累的活，战争年代出血肉，并且更重要的是如果他们想作死，也会影响到富人的安危；富人已经享受如此之多了，表面上做做姿态很难么？
如果你是上产，请不要随便说“红利”、不要随便贬低下层，你要明白“红利”的代价是戾气，除非你能完全脱离下层和他们的服务；
如果你是穷人，那也得了解一个事实：即使你去拼命伤害，最终受害者绝大部分也是穷人阶层。就像本案，死亡者也多是坐大巴的人群，而不是开宝马的。
此外，任何阶层都应该少去传播仇恨。即使这仇恨是对火星人的、根本与地球无关。
因为火星人并不会被你的扎小人扎死。反而，让各个阶层都充满了戾气和仇恨的习惯。
最终，伤害的还是自己。
上网最忌瞎共情。
除了天生极度变态的，人的喜怒哀乐都差不多。如果一一带入别人的视角，你会发现比尔盖茨可能每天并不是很开心，马云可能真的不怎么爱钱，一个亿对王健林来说可能真是个小目标，杀人不眨眼的黑老大回家可能是个慈祥的父亲。
今天媒体报道这个司机拆迁款赔少了，还造谣有个女儿自杀，你一下子带入司机，喊“杀人者，父亲！”
明天如果媒体采访了这个司机的前妻，发现他离婚前有家暴行为，你又带入前妻，喷到司机螺旋升天？
杀了二十几号人，就是罪大恶极，如果就因为他公租房没了就值得同情的话，中国有那么多乞丐，每个人都有一个心酸的故事，如果都杀几十个人，能杀绝一个省。
新闻看多了，你会发现只有一种报复社会的人是永远不值得同情的，那就是打击报复记者的人。
此事，将一往无前地促进公共交通领域 无人驾驶 的快速推进。。。
谢邀。
就是自管公房这个问题。
根据通告：
当事人在当地柴油机厂分到了一套自管公房，也就是产权归单位，使用权归自己。
这套房40平米，16年启动拆迁，协议赔偿价是7w2。当事人没有领取这笔赔偿款，显然对数额不满意。
照各种售房App的数据，西秀区房价均价大概在3000到5000这个区间。就算取3000，7w2要买套房也不容易。当事人52岁，要贷款也困难。
但不满意也没什么用，因为自管公房的产权是归单位，而非私人所有。这笔钱赔偿的是当事人的居住损失，不是财产补偿。
当事人于是又申请了公租房，没批下来。
7月7日上午8点30分许，当事人目睹公房被拆；
8点38分，当事人拨打政务服务热线，投诉公房被拆及公租房申请未通过；
8点50分，当事人要求提前接班；
10点55分，当事人接班接车，原定时间为12点；
11点39分，当事人微信语音女友；
12点9分，当事人饮用白酒；
12点12分，案发。
微博判案这种事情咱们就别干了，具体的判定等司法机关的后续公告。但从现有信息来看，自管公房是个诱因。
自管公房一直是纠纷的重灾区。不是法条问题，因为自管公房的产权很清晰，就是单位及国企集体所有，不存在产权纠纷。
某种程度上来说，自管公房是历史遗留问题。
一般来说，自管公房都是国企及事业单位在转制改组过程中，对过去福利分房、购房的一种“变相”安排：
照过去的政策，你这个情况可以分房。但是现在政策改了，所以不分给你，“租”给你，租你一辈子。
法律上是没问题的，但对于大量老员工，特别是下岗员工，他们就认为这是单位的一份补偿，是自己的一块资产。
这个认定就很麻烦。
这真不是法律界定的问题。自管公房的承租人仅仅是享受了某种福利租房的待遇，并不具备产权所有权，这是各地拆迁文件里明文规定的。
但是自管公房基本都有些说不清楚的历史。厂子倒了、卖了，政府出了安置手段，认可我们这些工人在厂子这十几年的工作，留了套老破小给我们住，能住一辈子。
公有制的厂子被卖了，厂子的主人翁工人们分点房，理所应当嘛。
这就是各种自管公房承租人的普遍心态。
北京的一堆老胡同就是这个性质。
不拆迁不改造，不去碰，那就没事。安安稳稳等承租人寿终正寝，按规定收回国有就完事了；一碰，一算钱，纠纷就起来。
而且依法办事，承租人一般是拿不到多少赔偿款的，因为赔偿款是给产权所有者。过去是单位，如今单位多数找不到了，往往是地方的土地实体企业。
这些企业照市价，算个十年租金成本出来，差不多就到头了。
当事人52岁，这房估计也就是2000年后“租”的，算是历史的尾巴。
这样的历史尾巴在国内，特别是老工业区，大量存在。
如果能通过这起案件，把尾巴上的安置措施定清楚，边界梳理好，哪怕以后地产业务绕开这些属性的土地，也能为未来的维稳减少大量工作。
本质都是国有的资产，不急于一时。
如果把我的房子拆了。我不仅不会报复社会。相反，我就是睡桥洞。也要按时上班。把国家建设的更好。国家好了，我就不会住桥洞了。这个道理很难懂吗？
公房以前是单位分给个人的。
个人象征性的拿一点租金，一直居住。
1998年房改的时候，有公房出售的概念，个人拿一两万，把房子买成自己的房子。
绝大多数人都买了，现在的老破小都是那个时候的房子。
但是，当时正在大下岗，也有很多人没钱买。
以后有钱了，单位破产解散合并……，手续没人办了，或者土地有点问题买不了，就变成历史遗留问题。
这些房子就一直住着，有的房子象征性房租都没人收了。
但是，到了拆迁的时候，没有房产证的房子补偿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这个司机的问题就出在这里。
他这个房子估计是出租，自己租亲戚的房子住，等于租金抵消。
拆了以后，7万在当地买房子不够，申请福利租房没资格。
而且，这个行为都是合法的。没制度说你房子没有了，就一定有福利房。
这是出事的直接原因。
张某钢全名张包钢，财新记者辗转找到了他目前的住所，位于一栋四层老旧楼房的二楼，内外两侧房门已被警方贴上封条，落款时间是7月7日。周围邻居介绍，此处原为虹山机器厂宿舍，实际是他姐姐的房子，张包钢近几年才搬来居住。邻居们称，张某钢平日少与他们往来，“看着挺开朗的，和女朋友照照相挺开心的”。邻居介绍，事发两三个小时后，有多名警察进屋调查并拍照。
知情人士透露，张包钢原先住在安顺老柴油机厂宿舍。一位当地居民向财新记者指认了张包钢的老宅，这里已经被拆除，只能看到堆积的砖头和埋在里面的沙发、床和电视等。这位居民称，张包钢原先是老柴油机厂工人，在此居住多年，后来离婚，有一个儿子。他表示，7月7日上午10时许，张包钢的老宅被拆迁队拆除，张包钢得知后匆匆赶来，但未被允许进入现场。目前该区域周边已拉上警戒线。
拆迁起于2016年，拖了4年才拆，一定有纠纷，屋中有家具家电，说明没搬家。
张匆匆赶到现场未能进入。怎么个未能进入？
个人方面。
离婚，儿子跟着前妻，家庭生活不幸福，但是基本没有牵挂。
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等于一个人死了没有什么顾忌。
有正常家庭的，可能舍不得老婆孩子，他无所谓。
收入方面。
一位驾驶员表示，7月7日事发当晚，他曾陪同与张包钢前后班的司机做笔录至深夜。驾驶员们提及，新冠疫情以来，他们的收入缩水，工资由原本每月3000余元降至一两千元。一位从民营公交企业合并过来的驾驶员则称，以前工资每月5000元左右。
以前5000，现在1000多，也会积累不满。
这种个人不满的独狼恐怖袭击没法防。
所谓心理健康是扯淡。
你看他抖音，还以为他快乐的不得了。他从决策到执行只有几个小时，前一天你测试他，恐怕都很健康。
要减少概率。就是社会和谐一点，让弱势群体有路可走。
这道理很早就有人说明白了。
社会是一艘大船，任何一个人的不幸，都是全船人的风险。
关注别人的不幸，就是关注自己的安全。
死刑威慑、大众唾弃都只对活人有用，对被逼上绝路心存死志的人是没用的。
不论是什么样的理由，只要在行动的那一瞬间，心中只有自己的痛苦和对世界的怨恨，没有想到将会给别人带来怎样的痛苦，那么这样的人就是恶魔。
我们不谈鸡汤，一个被折磨到万念俱灰、消极厌世的人，难道就有权利左右别人的生死吗？
对于剥夺他人生命的原谅，法律只给出了非常特殊的免责条件：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不谈，生命本身无法衡量轻重）
只有对方在实施极端威胁你生命、人身安全的罪行时，你才可以进行相应的“报复”，这种防卫也必须是必要限度内的。
你纵有万千痛苦，难道是这些刚出考场的学生造成的？难道这些省吃俭用把自己孩子养大的家庭就该承受你带来的灭顶之灾？
只想自己的苦，不去想别人的苦，这样的人，无论什么理由，都是我们身边潜在的恶魔。
时代变了，每一个拒绝变化的人，他们的路会越走越窄，最后可能酿成悲剧。但是，难道要时代停下来单独等你一个人吗？等了你一个，下一个怎么办呢？
这个司机不是一个人，还有很多像他这样的人。包括知乎上还有无数人为他鸣不平不是吗？但是，你们想怎么样呢？因为单位曾经给了别人房子住，所以就应该给他房子住？很好，我是80后，我从来没有享受过分房政策，请给我也分一套房子吧。
大家津津乐道改革，总幻想自己是那个推动改革的人，改的是别人，革的是别人。你们有没有想过，其实自己才是那个阻碍改革的顽固派，其实自己才是希望从改革中获利的投机分子，其实自己才是那个希望吸血而不可得的落后分子？改革不是革别人，而是革所有人。
当发工资的时候，我希望执行市场经济政策，多发点工资。当买房时，我希望执行计划经济政策，免费给我分套房。好处都被我占了才叫公平，哪点好处没有占到，那一定是不公平了。如果是这样，还如何改革？
法律也好，制度也罢，都是可能更改的。某些东西，错过了就是错过了，应该想想如何适应，如果你不能适应新时代，就应该承认自己无能了，落后了，想想怎么提高，实在不行，其实安贫乐道一点，也不是就活不下去了。把责任往社会一推，都是别人的错，这算什么事？这种人之所以铤而走险，根本原因就是那种不愿改变，总觉得自己什么亏都不能吃，什么便宜都该占的心态。
如果一个人确实是非常贫困，而且无力脱贫，需要大家帮助，这样的人还好一点，大家也更应该帮助他。但是某些人其实并非穷得活不下去了，他们总是嚷嚷自己穷，其实是一种我穷我有理的落后心态，真正穷的是山区
垃圾知乎每次都给我文章截断一半，懒得重写了。CHAO!
对这个事儿的评价，可以区分真左和白左。
白左本质上是一群思维和现实脱节、以自己短期内所见到的历史片段为简单模型、强行套在整个社会发展上的人。
对于这些人，白左现象发展比较早的欧美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比如说英国科幻作家亚当斯用来讽刺小白的科技三定律：
1.任何在我出生时已经有的科技都是稀松平常的世界本来秩序的一部分。
2.任何在我15-35岁之间诞生的科技都是将会改变世界的革命性产物。
3.任何在我35岁之后诞生的科技都是违反自然规律要遭天谴的。
白左差不多就是这样。
只不过他们总觉得过去的世界，应该也是按照他们现在的世界运行的。未来的世界，则应该令他们可以肆无忌惮更加自在。
然后他们用自己在社会、长辈卵翼下平安生长过程中获得的经验，将意识形态战争中灌输的诡异观点作为万世不易的真理，强行推广到世界上去。我们一般称之为中二病，北欧圣母之所以是个中学生也与此有关。
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根本不去理解过去的历史，也不打算观察真实的世界，只是简单粗暴的要求别人将他们的口嗨落到实处。
在这件事上就表现得很清楚。
历来的热点问题，都有大量媒体冲在前面，谁跳得最欢，谁的名字经常出现在各种报道中，生怕你不知道是他们报道的，经常看消息的网友应该都有印象。但是贵州安顺公交事件发生后，你会发现有的媒体不见了。
这就是一个重要的信号。
我们看问题，不但要看有什么，还要看没什么。应该有而没有，这就是信号！
那么，平时很活跃的人消失不见，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起事件，触及到了灵魂，触及到了“改革的深水区”，以至于那些特别爱炒作、爱现、爱出风头的人，都不敢出声了。
即便有人讲良心，很多事情说得也会很委婉。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再看各方发声、评论的时候，就要留个心眼儿。
同类信息合并以后，看看究竟有几类信息，跟以前相比缺了哪一类信息，这很重要。要想知道缺了什么，就要知道该有什么。那就要我们花点心思，多了解了解过去的历史。如果你怎么看也看不懂，那就要查一查历史资料，看一看对立观点，仔细了解发生了什么事。这是需要一点历史积累的。
根据警方公布的信息，司机张师傅约是1968年生人，90年代进入西秀区柴油机厂工作。这是个典型的国营重工业企业工人。1995年生的孩子，1997年，根据警方公布信息和网友提供的信息，他下岗做公交司机（网友说2路公交一开始是私营的，所以他不是工作调动而是下岗）。
这样一来，司机的身份就确定了：
下岗职工。
就这四个字，知道的人就知道很多事情了。
然后这次拆迁，拆除的是他原单位的房子。有的网友说，这房子的产权不归他。这个话有点想当然。因为传统上这房子是分给他的，就是他的。别的网友也指出，这样的房子一般都是拆迁前按照一定价格买断，然后按照买断以后产权归属个人来计算，再给予赔偿。所以这个拆迁本身是有问题的。
司机本人遭遇了离婚，这说明过得很不如意。而且他这处房子自己也没住，租给了别人，自己去侄女家租房子住——侄女家的房子租金多半很低，他的户口也迁到姐姐家去了。应该说，确实很艰苦。
有人说，自己苦也不能去找别人垫背。站在岸上你当然可以说这样的话，但是你自己苦一次就知道了。
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这句话最近在网上很流行。这话很对，要品。
据当地新闻，这个柴油机厂周围形成了三十几年的马路市场。2019年，这个市场也驱散了。
据当地新闻，当地一名似乎是房产中介的人也在拆迁范围里。她应该是懂行的人，知道该怎么走程序。她拆迁了一套房子，还拿了七万多补偿款（看新闻上的情况，似乎也并不是多么宽裕的人）。
张师傅应该是不太懂。
网友说，按理说，这种情况，张师傅拆迁后应该可以申请到公租房。但是他也没有。
这就是总的情况。
要是给他画像，那么大概是这样的：
小张是一个年轻人，成年以后参加工作，有了幸福的家庭，生了可爱的孩子。到孩子两岁时，忽然工作没有了。
作为一个孩子十分年幼、刚刚工作不久的青工，小张这样的下岗职工，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人口红利”：
经过现代工业训练（国企职工），社会地位不高（被社会抛弃的抛弃感很重），经济状况窘迫（突然下岗，没有积蓄，急需口粮钱），议价能力非常差（没有积蓄可以支撑他们讨价还价），工资要求很低（先吃上饭再说，十分急切）。
历史上有个名词，叫做“工农业剪刀差”。小张是个青工，是个工人，他这种情况，则属于“人口红利剪刀差”。
劳动者的雇佣价格被压到最低，仅达到生存线，从而更加不会有积蓄摆脱收入微薄的工作；
资本家的雇佣成本达到最低，极大解放了资本家，从而可以有更加快速地加快资本积累。
类似的情况不只在下岗职工身上存在，其实一直都有。很多在知乎上看问题的大学生，将来都有可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老板特别喜欢雇佣农村出身的青年。
为什么老板特别喜欢农村青年？因为老板对农村有感情？因为农村青年是特殊材料做成的？因为老板有恋农癖？
不是。
是因为很多农村青年都没有积蓄，身上的钱只够吃一个月，甚至到了公司就要向老板借钱买饭吃。那么对于这样的工人，老板只要开一份这样的工资就可以了：
工资总额=最便宜的房屋租金+最便宜的伙食费+一年合计大约一两个月工资的节余。
这样，这位农村来的好青年，就会陷入“越工作越穷”的恶性循环，没有办法离职。因为找工作大概需要一到两个月时间。我们看一些人的创业史，以及一些北漂的回忆，经常会看到“连续一个月天天吃泡面”，甚至“最后连泡面都没有了，连着喝了三天白开水”，然后才绝处逢生找到工作的情况。
那么之前他们从事了什么样的工作，以至于他们辞职之后连一两个月都撑不下来？
那么劳动法究竟是怎么保护他们的，以至于他们辞职之后马上就失去收入？
对此我之前讨论过劳动者自愿离职比例过高的问题，并且强烈反对滥用“自愿离职”的理由。因为自愿离职的情况，国家不发失业金，企业也节省了违约金和必须的补偿金，劳动者却被贱卖到了极其悲惨的地步。然后一些蠢萌居然嫌我态度太激烈。别人欺负他，连个屁都不敢放；我帮助他，连态度的细微变化都要挑刺儿。敌我不分，是非不明，这种人饿死算了。
所以，如果你在求职的时候听到老板说喜欢农村来的好青年，农村青年勤劳朴实的时候，你还是准备好后路为宜。
下岗职工，就特别“吃苦耐劳”。
你的孩子才一两岁，话都说不清楚，只会喊爸爸，这个时候你只能贱卖自己，能不吃苦耐劳吗？
这就是“人口红利”。
以前讨论过这个问题。中国经济前些年只不过是吃了建国初期三十年的积累红利和加入世界市场以后的世界市场红利。主要来说，分别是社队企业及其转型的乡镇企业破产，由此带来了大量工人、管理人员贬值，补充进了东南沿海对外出口企业，促成了东南沿海快速进入发达国家经济水平，以及与此对应的“三农问题”，这也就是农村工业红利；国企改制，由此带来的设备、技术、工人大贬值，补充进了东南沿海对外出口企业，促成了东南沿海快速进入发达国家经济水平，以及与此对应的“中部塌陷”，形成了所谓的城市工业红利。
三农问题持续时间很长，包产到户以前不提，包产到户以后，交公粮、交提留成为农民身上的重要负担。这个事情以2000年李昌平上书为标志，以取消农业税为结尾，暂时消解。但是这一时期，农村已经转变为城市劳动力输出地，而且出现了人力资源枯竭的现象。如果是军事领域，人力补充枯竭，没有额外的人口补充，这一波攻势就结束了。但是经济对于人口的依赖没有那么直接，所以暂时还维持着经济增长。
中部塌陷也很严重。以前看一位湖南省委书记谈经济实力，就提到他作为一省之首，能够动用的资金还不如他在广东一个街道办工作的同学，人家随便就是几个亿的资金。这话说的真真假假不知道，反正是媒体报道的。总的来说，前些年中部省份与沿海省份差距十分巨大。这几年中部省份发展得好多了。
三农和中部塌陷这两个情况，大体上都是21世纪初比较显著的。这两个现象的消失，大体上与人口红利消失同时。大体上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国内出现了企业“用工难”与大学生“就业难”的结构性矛盾。用工难的本质，是廉价劳动力消失。八九十年代的乡镇企业早已破产殆尽，九十年代中后期的城市国企也大多清算完毕。以1997、1998年为中心的这几年大下岗为中心，到2008年以前，几年之内，廉价劳动力已经全部消化掉了。在没有新的廉价劳动力，也没有新的“不良资产”可以“盘活”的情况下，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海外市场打开的大好形势下，国内经济遭遇了短暂的困难。这个困难的本质，是血汗吃光了，没得吃了。或者说，建国前三十年打下的经济基础吃光了。
大概也是这一时期，农村的灌溉体系似乎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国家进行了专门整治。前几年一度连续出现旱情。
从工业视角来说，则是各地对水源的争夺十分激烈。工业用水很少进入社会的视野，但是这才是真正决定水资源分配的根本性问题。农业用水困难经常在新闻上看到，抗旱打井也非常多，但是实际上你琢磨琢磨，水是怎么没的？
这样整体环境下，才有了“实业误国，地产兴邦”的荒谬现象。其实不是实业误国，而是“实业误家”。实际情况是“实业误家，地产兴业”。继续投资实体经济已经无利可图。因为实体经济吃惯了“人（）口（）红（）利（）”，早就在此基础上摊平了利润，在没有新馒头入场的情况下，实体经济已经变成了“红海”。这个时候，只有房地产，这一人们生活、生产所必须的基本空间，才能够掏空几十年来积累在民间的财富，形成资本的新的盛宴。
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就形成了继农村工业红利、城市工业红利之后的城市居民储蓄红利。这三个红利，支撑了我国近三十年的发展。
这不是吃完了么？所以开始针对农村，农村资产清产核资，合村并居，一套组合拳又开始了。
农村不同于城市，是金融稀薄区域，个体储蓄并不多。指望吃一家一户的资产是不行的，一次要吃一个村，才有价值。而且农村一个村的食用价值，要低于城市一个社区。在城市里，一个社区可以拆迁改造成几个小区。在乡村，却要几个村才能拆迁改造成一个大型社区。所以，农村的面积很大，金融规模却并不太大。
得益于近20年来人口的相对稳定，社会积累相对较为充足，人民储蓄较多，地产业在城市里铺开还有一定基础。在乡村铺开，风险就大很多了。
农村其实也的确是应该改造的。现在农村的生产率太低，劳动力已经自发离开农村进入城市了，不改革确实不行。但是由于农村的基本产权依旧是建国初以及改开初的状态，使用权私有制，所有权公有制，与城市使用权所有权几乎都彻底私有化的情况截然不同，导致城乡人口流动存在制度障碍。这种二元体制不破除，中国经济就始终不是一个整体。互补的确是有的，阻隔也是有的。
但是农村改革的策略是需要慎重的。毕竟这决定了未来发展潜力。不能简单走城市房地产的路子。
像这次公交司机报复社会事件中，拆迁时出现的工厂提供的房屋是否作为个人房产确权的问题，就是很典型的所有权公有制、使用权私有制这一历史遗留问题的一个小小的暴露。农村全部都是这样的情况。还好，现在农村改造基本是按照承认农民对房屋的所有权来处理的。
就目前的情况来说，国内农村必须要改革，不改革不能彻底解决城乡二元隔离的经济格局，也阻碍了农村资源调用、妨碍了社会发展。但是无论农村怎么改革，都不能解决一个基本问题：
国内大的财源基本开发殆尽，战略上已经没有对内挖掘的意义，对外贸易我国还缺乏控制力，应该怎么办。
现在实际上除了对外发展，没什么路可走了。但是我们只是稍微对外做了一点工作，美国人就打过来了，大规模贸易战是外在表现，美国国内对中国肆意妖魔化污名化已经成了潮流，怎么才能顺利对外开展经贸往来，寻找合理的发展模式，成了必要的问题。
这个坑很大。
贵州安顺这个事情，看起来只是一个公交司机一时冲动，实际上反映了长期经济问题，如果能够以此为契机，调整梳理经济发展模式，统一思想加快发展，不让那么多人白死，那么这件事才算发挥了足够的价值。不然，这么多人就白死了。
现在死得就挺冤的。我们得重视这个信号。
一笔拆迁款，淹掉了21条人命
作者：林孤
要尊重规则，要敬畏生命。
1
2020年7月7日中午12时许，安顺市一辆公交车在行驶过程中撞坏湖边护栏，坠入水库中。
意外突发，悲剧上演。
16人受伤，21人死亡，驾驶员无生命体征。
事发后，谣诼四起，舆情热议。
正常行驶的公交车，怎么就突然冲进了湖里？
——原因无非有三个。
其一、有乘客抢夺方向盘，其二、司机身体不适突发疾病致使车辆失控，其三、司机故意杀人，蓄意为之。
经获救的乘客陈述当时情况，第一种可能性排除掉了，那么原因只有后面的两个。
——尽管谣言四起，可是万分之一的概率，公众仍然希望是司机身体不适突发疾病导致悲剧发生。
我们更“希望”，这21条人命的悲剧，是一场“意外”，而不是“人祸”。
直到7月12日下午6点，官方发布通报，最终证实了这一场悲剧，系“人祸”所为。
央视新闻通报，贵州公交车坠湖事件，系司机因拆迁问题心生不满，喝酒后蓄意驾车冲进湖中，已死亡，公交车并无机械性故障。
——报复社会，疯狂杀人。
而杀了21人的起因，却只是因为一笔拆迁款。
2
2020年6月8日，公交车司机张某钢与西秀区住建局签订《自管公房搬迁补助协议》，协议补助自建房补助款及附属设施补助、二次装修补助、搬迁及临时安置补助、搬迁及签约奖励等共计72542.94元，
但其未按规定注销水电户头，未去领取补助款。
张某钢还申请了一套公租房，未获得。
7月7日上午8时30分许，张某钢来到他所承租的公房处，看到该公房将被拆除。
8时38分，张某钢拨打政务服务热线，对申请公租房未获得且所承租公房被拆除表示不满。
9时4分，张某钢将买来的白酒倒入饮料瓶中。
11时2分，张某钢驾车从客运东站出发，11时37分，张某钢到达终点站火车站，乘客全部安全下车。
——注意，这个35分钟的“驾车旅途”里，张某钢并未动手，他还在犹豫之中。
11时39分，张某钢微信语音联系了女友，表达出了厌世的情绪。
11时47分，张某钢驾车从火车站出发。
十分钟的休息时间里，那一个最为关键的电话，女友没能消除张某钢的厌世情绪，就是在这10分钟的时间里，张某钢起了杀心。
12时9分，张某钢喝下了伪装在饮料瓶中的白酒。
12时12分，张某钢恶向胆边生，突然加速，横穿5个车道，撞坏护栏，冲入水库...
——21条生命，就此消逝。
从6月8日的拆迁款补偿协议纠纷，到7月7日的坠湖事件，时间线正好是一个月。
而在事发当天，张某钢痛下杀手的决心，也仅仅只用了4个小时：
看到房子将被拆迁、打政务服务热线表达不满、和同事提前交班（正常交班时间是中午12点，张某钢当天提前交了班）、和女友微信联系、喝酒之后驾车坠湖...
这4个小时的时间里，拆迁队、服务热线、交接班的同事、微信语音联系的女友，4个环节里的任何一项要是敲响了警钟，刹住了张某钢心里的那一把“刀”，那么最终这一起21人死亡的悲剧，兴许都能避免。
而据张某钢的同事所说，张某钢自1997年开始驾驶公交车，整整23年，“为人乐观，和同事相处的都很融洽”。
一个驾龄23年的老司机，为何突然就狠了心，痛下杀手害死了20个无辜的路人，甚至不惜以自己的性命作为代价呢？
那一笔拆迁款里，究竟生出了“多少不满”，才会引发这般“疯狂的报复社会”？
——调查组将进一步深入调查，房屋拆除和接访接诉过程中如有违法违纪行为，将依法依纪严肃处理。
3
2018年10月28日10时08分，重庆市万州区一辆22路公交车在万州长江二桥坠入江中。
——车上15个人，无一人生还。
11月2日，公交车坠江原因公布，据车内黑匣子监控视频显示，系乘客与司机激烈争执互殴致车辆失控。
从乘客与司机发生争执，到公交车坠江，前后共5分19秒。
就是这319的秒时间，夺去了15条鲜活的生命。
——而这起悲剧事件的起因却仅仅是因为错过站！多么惨痛的教训！
此后，国家立法，抢夺方向盘殴打公交司机，系危害公共安全罪入刑。
后来广西掌掴公交车司机的那个女乘客，被判刑4年。
再后来，公交车司机的驾驶位被拉起了防护栏。
——公众仍旧陷入担忧。
假如公交车司机突发疾病怎么办？防护栏会阻碍其他乘客去控制方向盘。
假如公交车司机心理有问题，报复社会疯狂杀人怎么办？
重庆公交车坠江事件之后，人民日报博文微评：
一段惊心动魄的视频，还原了悲剧诱因；一场无谓的纷争，拉十几人"陪葬"。教训之惨重，让人不敢直视。
痛定思痛，别止于唏嘘，更别停留于愤怒。无彻底反思就无真正救赎，不形成制度正义，类似悲剧便难断绝。
不到两年的时间，今天的贵州安顺公交车坠湖事件死亡人数比重庆公交车坠江事件的死亡人数更多，悲剧更加惨烈。
——我们再一次的痛定思痛？又该如何彻底的断绝此类悲剧？
制度正义的形成，究竟有多难？
4
不偏不倚，张某钢的行为，人神共弃。
冤有头债有主，谁让你心生不满，你就找谁去发泄不满，不要拉上无辜的路人垫背。
但是反过来思考，
拆迁款的纠纷问题，不能成为张某钢杀人的理由。
——但，那是他杀人的原因。
假如6月8日按照程序正义，给予了张某钢拆迁补偿金额，给了他该有的体面和尊重。
——公交车他还能继续开，23年的平静生活也许还能继续平静下去。
假如7月7日当天，他没有看到自己即将被拆迁的房子，假如拆迁和补偿协议都是符合“制度正义”和“程序正义”的，假如政务热线拨打出去以后，就及时有效的得到了反馈，假如既有的规则得到了该有的尊重，假如张某钢的生命和权益以及他的合理诉求，都得到了充分的关注与回应...
——可惜人生没有如果，遗憾世事没有假如，悲痛一切无法重来。
一开始，没人听他说话，到后来，我们无法再说话；
一开始，我们冷漠围观他人的不幸与不满，到后来，不幸降临到我们自己的头上，我们却没有机会再去表达不满；
一开始，我们都以为死去的只是别人的生命，到后来，疼痛刻在了我们的身上，伤害冲击了我们的心理，我们才终于明白，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每一个人的死去，都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在死去；
一开始，我们都以为这只不过是一笔拆迁款的纠纷、这只不过是乘客和公交司机的一场互殴，到后来，我们才终于明白，那些细小的琐事，最终引发了巨大的灾难。
——我们都以为生命的方向盘是握在自己手心里的，其实看遍世事和人性之后，我们才终于明白，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有把命交在别人手上的时候。
我们在驾驶着自己的命运方向盘时，也握着别人的命运方向盘，同时，自己的命运也被别人所掌握。
——从来就没有什么感同身受，当然，从来也就没有什么事不关己。
5
万事万物，内因外因，皆有各种千丝万缕的联系。
而推己及人各自安好的首要前提，便是让正义和公平，总是能够及时赶到，不缺席不迟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谁犯错谁道歉、谁犯罪谁坐牢，若是制度正义真的得到了有效的维护和坚定的执行，心生不满的报复社会的惨烈案例，应该会在“痛定思痛”之后，真的能够杜绝发生。
后疫情时代、后洪灾时代、后悲剧时代，每个人心里都有伤，我们都需要集体疗伤。
我们都需要敬畏生命，我们都需要尊重规则。
天下大同的社会描述里，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经济发展世界巨变，我们一直以为离这样的美好社会越来越近了，可到了今日，风气浮夸、人心浮躁、利益至上、精致利己、礼崩乐坏，我们才终于看清，我们离天下大同的距离，其实更远了。
今天千万句的骂名全都堆在张某钢一人头上，我都表示举双手赞成。
——可是如何避免激发出下一个“张某钢”心里的恶呢？
那才是这场巨大的悲剧之后，我们最需要警醒与反思的啊！
坏人放下屠刀就能立地成佛，好人拿起屠刀也就能成为杀人狂魔。
——善恶总是在一念之间，拆迁款里藏着的恶，21条人命里藏着的善，也总是在一念之间。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当我们都在普及强调传递真善美的时候，我们其实更需要反思与警醒的，应该是如何避免去激发出人性的恶。
尊重，才能成全彼此相互的体面。
彼此相互的体面，才能成就制度正义的黎明曙光。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现代社会，各种“孤狼”式的个体恐怖主义，几乎没有办法去防范。
司机不想活了，把几吨到几十吨的钢铁加速到致命的动量，你怎么防？
建筑工人不想活了，要搞无差别杀戮，工地里任何一件生产资料都是潜在的致命武器。
工厂里的厂弟厂妹不想活了，想在公共场合放火，搞点汽油还是轻轻松松的。
杀猪匠不想活了要去小学门口砍人，那几把剔骨尖刀的威力会大到不可思议。
慢性病人觉得医生没医好，心生杀意去门诊捅大夫，怎么防？哦你说北京开始医院进门安检了，那先解决住院病人削水果的问题吧。
（以上只是假设而已，etc退散）
如果整个社会为了零散发生的恶性治安事件严防死守，治理成本会急剧飙升。
为什么我们要呼吁公正、公平、法制，为什么社会不能是赤裸裸的达尔文主义，为什么我们要向相对弱势群体让利、发福利，结合我国一直以来的扶贫攻坚政策，其实部分内在原因是稳定，稳定，还是稳定。
稳住社会潜在的不安定因素，给一个个火药桶降温。
我们升斗小民还是吃怀柔这一套的；对潜在的亡命徒来说，一条人命可能就和几十上百块钱纠缠不清（2017年武昌火车站被砍头的面店老板，也就热干面多加了一块钱）。
散点钱，抚慰或者招安，合算。
技术进步对社会安全稳定的红利也有目共睹，现在无处不在的摄像头组成的天网，极大减低了监管成本；治安盲点相对于车匪路霸猖獗的90年代，有了巨大的减少。
比如这次，没摄像头记录，一年半载还是无头案。
对一般人来说，避免被个人恐怖主义侵害只能拼人品，平时种善因结善果，努力相信概率不会为难自己。
如果硬要总结点“最佳生存策略”，无外乎少去治安盲点，多多邻里和善，遇到好勇斗狠的怂一点，碰到不讲道理的服软讲客气，医生碰到混不吝的患者尽快低声下气央求另请高明。
人间本就艰难。
评论区有朋友说举的例子不恰当，几类人作恶的动机完全不同。
对，说得都对。
但问题是：站在受害者的角度，人都死了，动机是啥，有关系吗？
是被人蓄意谋杀(murder)，还是过失致死（homicide）,还是无差别屠杀（massacre）,亦或是单纯运气不好摊上了血光之灾，比如重庆沙坪坝男子坠楼被砸死的两位姑娘；从结果上看，没啥区别。
人死万事休矣。
咱只求全须全尾地活着。
我们知道炮仗会爆炸是因为它的本质是炸药，但是这并不表明我们不需要去追究点燃导火索的人的责任。
拆迁是没有问题的。拆成了无家可归就有大问题了。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请让弱势群体有路可走。
事情的直接诱因是那个房子，那就从这房子说起。
司机今年52岁，1968年生人，算他二十岁参加工作，那就是1988年，实际上只早不晚。
公交司机大约是他唯一从事过的工作，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他“分到”了这个老公房。
我更倾向于他是九十年代分到的房子，因为沈阳八十年代末分房都是直接给产权，没听说过老公房算你租的，包括日本人当初留下来的房子。
九十年代深化改革以后拒绝国有资产流失，各种操作全上来了。
司机不见得理解什么叫深化改革，他完全可以按照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的朴素理解，根据既有经验判断，这房子就是他的。
这套房子在法律上属于谁根本就不重要，他也不见得就非得赖“公家”一套房子，只要有退路，他并不一定非要拒绝“公家”占他便宜。
但他为何把这套房子看成了他与现实决裂的关键点？
答案其实很简单，他有个二十五岁的儿子。
老实说，黑公公以及给他点赞的那些人，我感到很费解。
为何他们眼看着一个拒绝阶层滑落、甚至有绝后之危的老年男性爆发出了强悍的战斗力，却始终视而不见呢？
这个司机是个体面人，在过去三十年中他一直是个体面人，甚至你们也得捏着鼻子承认他是个体面人，体面到不需要照顾。
但是，现在他体面不下去了，他没机会给他儿子弄一套婚房了，哪怕首付也没有机会了。
就这么简单，只要他有凑一套首付的钱，他也不会如此决绝。
是的，他连彩礼都顾不上了。
然后，他在2016年离婚，最后一道安全阀也没有了。
从法律上讲，公交司机做出这种事情，对于被害人来说，公交公司应承担连带责任。
二十人死亡，一人赔五万还得一百万呢。
“公家”非得咔嚓他这点房钱，让他凑不够首付，那“公家”多赔点吧。
老实说，他进行了一次非常成功的独狼袭击。伤亡比一比二十，他自己也就十万出头的财产，安顺市为了他这个篓子几百万都摆不平，我听说安顺市亡羊补牢，给水库周围加上了安全围栏。
踩在他坟头上跳脚骂他两年，对他来说有什么意义呢？死都死了。
有那骂街的功夫，不如回头看看你们现在正在制造、并且还要继续制造更多的独狼。
这位司机有前妻、有儿子，那些什么都没有的人呢？
比如这位司机的年方二十五岁的独生子，当他活到五十二岁的时候，他会不会成为独狼呢？
这是一场战争，而且你们不能先发制人。
我要是你们，我现在已经在颤抖了。
幸运的是，我不是你们。
理想中的应对方案：社会公平,注重群众不满，及时解决问题。
实际可能的方向：驾驶员心理健康辅导（监测)+车载数据监控+大数据信息监控+公交辅助控制系统开发。
今天中午的时候，我脑子里不知道为何就总是出现《让子弹飞》里面姜文的台词，“我要的是公平、公平、还是公平。”
贫富分化加剧，经济危机到来，国家政策迟迟不下发。焦虑和不信任情绪在社会蔓延。
最近大家提防着点吧。
其实你说司机错，确实错了。在旁观者看别说错，就是犯罪，变态，枪毙十次都不过分。
可是在司机看来，社会恶对他显现，无法摆脱也无可自拔。大多数人在司机这个位置上，其实什么也做不到。再加上司机很可能有精神疾病，一时间想不开要报复社会。正常不正常？不正常，可能不可能，很有可能发生。
所以你说这个事情本身就是狗屁操蛋的事情，你说我们平头老百姓怎么看？不好看，不想看。
因为这事很有可能发生在某些人身上，甚至在经济压迫形式下，部分看客也会转变成这样。
你说怎么看？这个事情本身就不好看，不好公布。为什么。
很有可能产生示范效应。
所以我说这几年无论是憋着口气的，还是憋不下去的。多想想，多提防自己的心理异常。要学会躺平。
几句话就变成恨国党了。建议帽子来多点，我头尖，能多戴几个。
类似的话题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百科问答小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