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南方各地分别是在什么年代完成汉化的？

关于中国南方各地完成汉化的具体年代，这是一个复杂且持续了漫长历史的过程，很难用一个明确的“完成”年份来界定，因为汉化是一个渐进的、多层面的文化渗透过程，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不同文化元素被汉化的速度和程度都有很大差异。与其说“完成”，不如理解为“主体汉化”或者“汉族文化成为主导文化”的阶段。

要详细讲述，我们需要把南方大致划分为几个区域，并考察不同时期发生在这些地区的重要事件和文化变迁。

一、早期汉化：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年公元220年）

在秦朝统一中国，建立中央集权国家之后，汉族文化就开始向南方的百越地区扩散。虽然此时的汉化程度相对有限，但奠定了基础。

岭南（今广东、广西大部）：秦始皇派遣屠睢率领五十万大军南征百越，建立了桂林、南海、象郡。虽然最初是以军事征服和移民为主，但屯田、设县、推行郡县制，使得汉族统治阶层和一部分汉族人口进入岭南。这一时期，南越王赵佗建立的南越国（公元前203年公元前111年）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地域文化特色，但随着汉武帝时期南越国被灭，中央政府的控制力加强，汉族文化进一步输入。例如，汉朝在岭南推广农耕技术（如水稻种植）、汉字、官僚制度和儒家思想。这个时期的汉化更多是行政和经济层面的，语言和风俗的深度汉化还在进行中。
江汉平原（今湖北、湖南）：这一区域在战国时期就已有楚国文化的深厚基础，楚文化本身与华夏文化有一定的融合。秦汉时期，随着中央政权的加强，行政区划进一步确立，汉族人口迁入增多。这里的汉化进程相对北方较早，主要是行政管理、经济交流和文化传播。南阳盆地等地的汉族移民也对当地文化产生影响。

二、深度汉化与融合：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公元220年公元907年）

这是一个南方民族大迁徙和文化大融合的关键时期，也是南方汉化加速的时期。

长江中下游地区（今江苏、安徽、浙江、江西）：
三国时期：曹魏和东吴政权对江南地区的开发和治理，吸引了大量北方人口南迁。尤其是东吴，其政权本身就根植于江南，但也需要吸引和整合当地的吴越族群。
两晋南北朝：这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衣冠南渡”时期。北方战乱频繁，大量士族士人及其家属避居江南，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文化典籍、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他们不仅在经济上贡献了力量，更在文化上成为推动汉化的主力。士族带来的教育、文学、艺术、哲学（如玄学）等，深刻影响了江南地区的社会结构和文化面貌。江南地区成为新的文化中心，汉族文化在这里得到保存和发展，同时又与当地的原住民文化发生更广泛的融合。
隋唐时期：随着南北统一，江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更加繁荣。唐朝时期，科举制度的完善、文化的交流和开放，使得汉族文化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巩固。江南地区的语言（吴语）虽然保留了更多古汉语的特点，但其书写系统、思想观念、社会制度等都已高度汉化。
岭南地区：
魏晋南北朝：尽管有北方人口迁入，但由于地理阻隔和相对独立的统治（如南朝的岭南政策），岭南的汉化程度虽然在提升，但与中原相比仍有差距。当地的百越语言和习俗依然比较强势。
隋唐时期：随着陆路和海路交通的改善，特别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岭南与中原的联系更加紧密。南方官吏的任命、文化的输入、教育的发展，使得汉化进程明显加快。唐朝的繁荣和包容，也吸引了岭南地区的原住民接受汉族文化。但即便如此，岭南地区在语言和一些习俗上，至今仍保留着较强的地域特色，可以看作是一个持续汉化但未完全抹杀原初文化痕迹的例子。
福建、广东南部山区及沿海（闽越、南越遗民聚居区）：
唐代：随着南方经济的进一步开发，尤其是陆上交通和海上贸易的兴盛，福建、广东沿海地区迎来新一轮的汉族移民。朝廷在此设立州县，推行行政管理，汉族士人开始在此地传播儒家思想和文化。
宋元时期：这一时期，福建、广东成为经济重镇，北方移民（包括因为战乱和经济原因）持续迁入，带来了更先进的农业技术、手工业技术和文化观念。中央政府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和文化建设，如兴办学校、推行科举。可以说，到宋元时期，福建、广东的政治、经济、文化主导地位已经由汉族文化占据，完成了主体汉化。

三、汉化完成的标志与辩证

要界定“完成”，需要理解几个关键点：

1. 语言：汉族主体语言（汉语）成为官方和民间交流的主要语言，虽然方言各异，但书面语和共通语（官方语）是汉族的。
2. 政治制度：郡县制、官僚体系、法律制度等都是汉族政权的核心要素，被南方各地接受和遵循。
3. 思想文化：儒家思想、道教、佛教等汉族主导的思想体系成为社会主流，影响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和教育体系。
4. 生活习俗：服饰、饮食、婚丧嫁娶、节日习俗等，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并与当地文化融合。
5. 人口构成：汉族人口成为当地的主体，或与原住民形成高度融合的共同体。

因此，如果一定要给一个大致的“主体汉化”的完成时间节点，可以这样概括：

长江中下游地区（江浙、皖南、赣、湘）：在隋唐时期，特别是“衣冠南渡”之后，汉族文化已基本成为主导，完成了主体汉化。
岭南地区（广东、广西）：汉化是一个更漫长的过程。唐宋时期，尤其宋朝建立后，随着开发和移民，汉族文化逐渐成为主导，可以认为在宋代基本完成了主体汉化。
福建地区：汉化程度相对较晚，宋元时期，随着大规模移民和开发，完成了主体汉化。

需要强调的是：

汉化不是灭绝，而是融合。很多南方地区在汉化过程中，保留了大量原住民的文化元素，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比如，南方各种方言的形成，很多都保留了古汉语和当地语言的痕迹。
汉化是一个动态过程。即使到了现代，文化交流和变迁仍在继续。
“完成”是相对概念。除非是指某种极端同化，否则很难说某个地区“彻底”完成了汉化，因为文化总是不断演变的。

所以，与其说“完成”，不如说是一个“汉族文化成为南方各地区的主导文化并与之深度融合”的过程。这个过程从秦汉开始，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并在不同地区不同阶段，以不同程度和速度实现。

网友意见

1.这个问题的“汉化”是个陷阱要素。在中国历史发展中，随着日常交流，少数民族会逐渐吸收汉文化的一些因素，某些情况下会直接融入汉族群。但是要吸收到多少才能叫“汉化”呢？这个标准不能提出的话，此题目无意义。

2.换一个思路，在传统帝国的眼光之下，中原文化往往认为自身处于文明高地，而认为少数民族野蛮荒蛮。随着两者的交往，一些少数民族可以和中原文化相交流，这时，中原文化就会把少数民族进行区隔，认为可以交流的部分叫“熟某”，不能交流的叫“生某”。虽然这种分类带有一定的歧视意味，但是可以以此为标准考察中原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流情况。

3.“生羌”的用例，也是较早见于南北朝时期，如《周书·史宁传》、《周书·元定传》等。《旧唐书·地理志》有数十处“生羌”用例，却无“熟羌”的说法，显示当时尚没有“生/熟”羌的对称。《宋史·张凝传》、《宋史·王博文传》将“熟户”与“生羌”并列。《宋史》有不少记载提到，“熟羌”有时会反复无常，反映出对于在边境地带招徕“生羌”安置不大放心，对“熟羌”和“生羌”的关系也存有疑虑。欧阳修在为范仲淹撰写的《文正范公神道碑铭》中提到:“初，公既得熟羌为用，使以守边，因徙屯兵就食内地，而纾西人馈输之劳。”可知“熟羌”对于守边、拱卫内地及互通贸易等，均是不可忽视的存在。唐宋时期的“生羌”、“熟羌”分类，既有指称四川西部一带羌族部众的情形，又有指称西北甘青地区之羌族部众甚或党项族群的情形。

“生苗”一词，最早可能见于元朝。明朝时，“生苗”屡见于汉文史籍，且多与“熟苗”形成呼应。尤其是涉及湖南、贵州等地少数民族，经常就用“生苗”和“熟苗”来泛称。郭子章《黔记》云:“其人有名无姓，有族属无君长。近省界者为熟苗，输租服役，稍良家，则官司籍其户口、息耗，登于天府；不与是籍者谓之生苗。生苗多而熟苗寡”。这是当时汉人对“生苗”、“熟苗”分类的一般性见解。石开忠对《明史·贵州土司传》有关记载进行考证，指出“生苗”并不是指称某个单一族群，也不能完全、直接地等同于今日的苗族，它包括了布依族、侗族和苗族等多个民族，故对“生苗”一词，应根据当时、当地、当事来做具体的分析和判断。“生苗”一般是戒惧和防范的对象，发生冲突，也是征伐对象。为防比“生苗”反乱，明清两朝曾经在今湖南一带建立哨卡边墙，试图将“生苗”隔离或封锁起来，“苗疆”治理的举措之一，就是修筑边墙。清朝则基本上沿袭了明的“生/熟”苗分类。方亨咸《苗俗纪闻》、陈鼎《黔游记》、陆次云《峒溪纤志》等汉族文人的表述，都是基于同一个文化逻辑。“生苗”自然是相对于熟苗”而言，一般分布于偏远山区，和汉区的关系疏远，往往不通汉语，和汉民的生活习俗差异较大。“熟苗”则邻近汉区或居住在汉苗杂居地区，受到汉文化的一些影响，习俗和汉民接近，多少能讲一些汉语。历史上形成的将“生苗”和“熟苗”予以对比而展开论述，己形成为一套话语叙述的传统。这种对异族群的“生/熟”划分，成为朝廷在苗疆确认涉及赋税、摇役、科举等臣民之权利和义务的身份制度之一。

《宋史·蛮夷传·黎洞》、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蛮·黎》、周去非《岭外代答》、赵汝适《诸蕃志》等文献，均曾提到“生黎”与“熟黎”，它们是宋、元、明、清各朝代对海南岛黎族之民族历史记述中常见的一组词汇，这种分类也反映了汉族文人士大夫及地方官僚对于黎族内部分化状况的基本认识。明清时期，有关“生黎”、“熟黎”的记述进一步增多和细化，其中包括族际的冲突、镇压、同化和交流等很多内容。一般是把“熟黎”视为介于“生黎”和州县“省民”之间的存在，官府和汉人不仅通过“熟黎”接近和羁縻“生黎”，也以“熟黎”为中介致力于和“生黎”做生意。朝廷还进一步通过“熟黎”敦促“生黎”的归化。通过对黎人的“生/熟”分类，事实上就在海南岛形成了“省民”一“熟黎”一“生黎”这样一个三级圈层的民族分布结构，从而彰显出不同民族之间力量的彼此消长以及和朝廷关系的远近和亲疏。

台湾“原住民”之被区分为“生番”与“熟番”，也是广为人知的事实。清王朝明确和直接地对“原住民”实行“教化”政策，自然也要借重“生番”、“熟番”的分类。蓝鼎元《平台纪略总论》云:“以实心行实政，自觉月异而岁不同，一年而民气可静，二年而疆圉可固，三年而礼让可兴。而生番化为熟番，熟番化为人民而全台不久安长治，吾不信也。”这明白无误地表达了对于同化“生番”、使之由“生”变“熟”的期待。视“生番”、“熟番”之不同在于社会经济状况，乃是很多学者的共识。郭志超指出，由于接受汉文化影响是一个历史渐进过程，因此，不同历史时段的“生番”和“熟番”的范围并不完全相同，而是存在着彼此的消长和变化。鲁之裕《台湾始末偶记》云:“其番有生者、熟者，其聚族所居曰社，其社有生番、熟番。何为生？不与汉群，不达吾言语者也；何为熟？汉番杂处，亦言我语者也。”这对番之“生/熟”可谓是简洁到位的表述。“生番”向化，始终是朝廷官方记录津津乐道的美事。《清史稿·世宗本纪》、《清史稿·高宗本纪》、《清史稿·德宗本纪》、《清史稿·地理志》等，均有“生番归化”之类的记载，生动地反映了朝廷管辖台湾并对“原住民”予以同化的过程。大约成书于乾隆初年的六十七《番社采风图考》云:“归化己久熟番，亦知以稼穑为重，凡社中旧管埔地，皆菱割草菜，垦辟田园。有虑其旱涝者，亦学汉人筑圳，从内山开掘，疏引溪流，以资灌溉。”由此可知，逐渐汉化的“熟番”采用了农耕生计的经济形态。除了农耕生计，“义学”和“汉字”等文化方而的同化也很重要。此外，还有汉商与“熟番”、“归化生番”的贸易活动，进而以“熟番”为中介，逐渐扩展到和“生番”也能做生意了。这些情形和汉人在海南岛与“熟黎”、“生黎”发生关系的模式颇为类似。

“夷”是中国古代最多使用的异民族称谓，正如“东夷”、“四夷”、“西南夷”、“蛮夷”等用语所表明的那样，它既有作为专称的用法，更多的则是作为泛称。历史上也每每有“生夷”与“熟夷”的说法，如《宋史·蛮夷列传》、《宋史·孟琪传》等。《明史》中较为罕见“生夷”与“熟夷”的用例，但到了清朝，在明代曾被称为“生番”和“熟番”的异族，却往往被称为“生夷”与“熟夷”。尤其是针对四川、贵州等地的彝族先民，较多使用“生夷”与“熟夷”的分类，例如《清史稿·杨芳传》、《清史稿·吴杰传》、《清史稿·四川土司传》等。《清史稿·四川土司传》曾罗列了康熙四十二年及后来嘉庆、雍正年间，因相继“归附”而被“授职”“土百户”、“土千户”等“凉山生夷”的清单。从异民族“生/熟”论的逻辑看，所有这些出身“凉山生夷”的土司，随后大都会慢慢地化为“熟夷”。另从《清史稿·戴三锡传》、《清史稿·董教增传》、《清史稿·方积传》等记载可知，所谓“凉山生夷”，亦可称作“凉山生番”，因史籍多有“番”、“夷”相互可以置换的用法。——周星·《古代汉文化对周边异民族的“生/熟”分类》

4.王明珂曾经指出，汉语文献中对四方边缘人群的书写或言说，举凡涉及“生/熟”分类的，像“生苗”、“熟苗”，“生羌”、“熟羌”等，无非都是“汉化”在此进行的“征兆”。他还指出，无论是视“汉化”为汉文化之伟大包容力的证明，还是视其为大汉族主义对非汉族群予以歧视的结果，都并不完全符合现实、具体的汉化过程。汉人或后来的“中国”之人，进而也可以扩及大一统中原王朝的政治文化体系，自古主要是以文化的异同和程度来分辨“夷”和“夏”，而不以血统的区别来歧视或隔断族群之间的关系，“蛮夷”入华即为华，与华夏杂居或接受“教化”、“王化”，就可成为夏，如此便不难理解，从“生”到“熟”之“化”的过程，正是中央王朝及汉文化中人所极力鼓励和期待的。异民族的“生”与“熟”，固然多以是否接受官府管辖及服纳税役为标准来划分，但在“本土认知层面”，所谓的“生番”、“熟番”与“汉人”之间的边际却往往又相当模糊，例如，经常歧视“生蛮子”的人，自身也有可能被邻近的“他人”视为“生蛮子”或“熟蛮”，甚至自称“汉人”并歧视“蛮子”的人，自身也有可能被他人视为“蛮子”。在西南云贵川地区，所谓“熟苗”往往在服饰与生活习俗上力求模仿汉人，甚或自称“汉人”，并由此将自己区别于邻近“生苗”，由此可知，近邻人群之间的歧视与模仿，反倒是推动汉化进程之重要的社会与文化机制。需要补充的是，“生苗”、“熟苗”原本是一种“他称”分类，但在某些条件下，也有一定的可能会被它所指称的对象民族所“内化”，例如，当“生苗”成为文化纯粹性的符号时，“熟苗”反倒有可能受到“生苗”的逆向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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