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在中国北方很少有像中国南方那样的祠堂祭祖文化？这种文化是否该被淘汰？
北方祠堂祭祖文化相对较少的原因
北方和南方在地理、经济、历史和文化习俗上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共同导致了北方祠堂祭祖文化的呈现方式和普及程度与南方有所不同。
1. 历史人口流动与定居模式：
北方：游牧与农耕交织，人口流动性大。 历史上，北方地区（如黄河流域）长期受到游牧民族的影响，战争、迁徙是常态。即便在农耕时期，也存在着季节性的牧业活动和因为自然灾害（如黄河泛滥、旱灾）导致的大规模人口迁移。这种人口的频繁流动和分散定居，不利于建立长期稳定的、以固定居住地为中心的宗族体系。宗族观念相对淡薄，自然也难以形成以宗祠为载体的祭祖传统。
南方：相对稳定的农耕经济，宗族势力强大。 南方地区，特别是江南、岭南等地，地形复杂，河网密布，易守难攻，更利于发展相对稳定的农耕经济。长期的安宁环境促使人们形成相对固定的聚落，也孕育了强大的宗族势力。为了维护宗族权益、管理族产、传承族谱、联络族人，修建祠堂成为一种必然。祠堂不仅是祭祀场所，也是宗族事务的管理中心和 اجتماعي (social) 凝聚力的象征。
2. 经济基础与社会结构：
北方：小农经济，分散经营。 北方传统经济以小农经济为主，土地分散，个体农户的生产能力相对独立。虽然也有集市和城镇，但乡村社会结构相对松散，宗族对于个体经济活动的干预和支持不如南方那样深入。
南方：大家族或宗族主导的经济模式。 在一些南方地区，特别是南方士族、大户人家，形成了以大家族为单位的生产模式，例如共同拥有土地、经营工商业等。祠堂往往成为这些大家族管理族产、协调经济活动的重要场所，其经济功能与祭祀功能紧密结合。强大的经济实力也为修建规模宏大的祠堂提供了物质基础。
3. 文化心理与价值观的侧重点：
北方：强调“家”的延续和个人奋斗。 北方文化可能更侧重于“家”的概念，即以家庭为单位的血脉传承，以及个体通过努力改变命运的奋斗精神。虽然也重视祖先，但这种重视可能更多体现在家庭内部的日常伦理和对子孙后代的期盼上，而非集体的、制度化的祠堂祭祖。
南方：强调“宗”的纽带和集体归属感。 南方文化则更加强调“宗”的概念，即以血缘为纽带的更大范围的宗族群体。祠堂的存在，是这种“宗”的具象化和实体化，它强化了族人的身份认同、集体荣誉感和互助责任。在宗族社会中，个体是宗族的一部分，宗族的力量是个人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保障。
4. 礼制与地域性差异：
北方：皇权至上，礼制更显中央集权。 历史上，北方是中原王朝的政治中心，皇权的影响力更直接和广泛。虽然祭祀祖先是国家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很多时候，这种礼制更倾向于官方祭祀和对帝王祖先的祭拜，或者渗透在家庭层面的祭拜。大型的、独立的、由民间宗族主导的祠堂祭祖体系，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不被官方完全鼓励或支持，尤其是在政权不稳定时期。
南方：地方士族和宗族势力的相对独立。 相较于北方，南方一些地区的地方士族和宗族势力拥有更大的自主性和影响力。他们有能力和意愿去构建和维护自己的宗族体系，祠堂便是其重要的载体。
5. 历史上的冲击与变迁：
战乱和迁徙： 北方地区经历了多次大规模的战争和人口南迁，这些都可能对原有的宗族组织和祭祀场所造成破坏，或者导致人口的流散，削弱了祠堂文化的基础。
土地制度的变化： 历史上北方土地制度的变化，例如耕者有其田的改革，可能也对大家族式的土地占有和管理模式造成冲击，进而影响到与此相关的宗族组织和祠堂的物质基础。
需要强调的是，这并非绝对。 北方并非完全没有祠堂祭祖的习俗，只是相对南方而言，其规模、普及程度、以及作为宗族核心机构的功能性可能较弱。一些北方地区的大家族、士绅阶层也可能拥有祠堂。而南方也并非所有地区都普遍存在大型祠堂，比如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就有自己独特的祭祀习俗。
祠堂祭祖文化是否该被淘汰？
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是”或“否”的答案，它涉及到对传统文化价值的评估、社会变迁的适应以及个人选择的自由。
支持祠堂祭祖文化保留和发展的观点：
传承民族文化和历史记忆： 祠堂祭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家族故事和文化价值观。它有助于后代了解家族的起源、发展历程，增强民族认同感和文化自豪感。
강화 (strengthen) 家族凝聚力和血缘情感： 在现代社会，家庭联系有时会因为个体独立性增强而变得疏远。祠堂祭祖作为一种集体性的活动，能够重新连接家族成员，增强彼此的情感纽带和归属感。
弘扬 (promote) 孝道和感恩精神： 祭祖是对祖先辛勤付出和恩德的感恩，是孝道精神的体现。这种精神对于塑造个体的道德品质、维系社会和谐具有积极意义。
维系 (maintain) 地方社区认同： 在一些地方，祠堂不仅仅是家族的场所，也可能成为地方社区文化活动和联系的中心，有助于维系地方社区的认同感和文化传承。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许多祠堂建筑本身就是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建筑艺术价值和历史研究价值。保护祠堂，也是在保护我们看得见的历史。
对祠堂祭祖文化持谨慎或认为需要改革的观点：
与现代社会价值观的冲突： 部分传统的祠堂祭祖习俗可能包含一些与现代社会价值观不符的内容，例如过度强调血缘等级、宗族特权，甚至存在迷信色彩。
对资源和时间的占用： 祭祖活动，尤其是大规模的宗族祭祀，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财力，这对于许多现代人来说可能是一种负担。
排他性和潜在的社会分裂： 过分强调宗族内部的凝聚力，有时可能会导致对宗族外部人群的排斥，或者在族群之间造成隔阂，不利于构建更包容的社会。
形式主义的担忧： 如果祭祖活动仅仅流于形式，缺乏内涵和真诚的情感，那么其意义就会大打折扣，甚至可能沦为一种空洞的仪式。
现代化对传统习俗的冲击： 随着城市化、人口流动和信息化的发展，传统的宗族结构和乡土联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旧有的祠堂祭祖模式可能难以适应新的社会形态。
如何看待“淘汰”与“传承”？
与其说“淘汰”，不如说“转型”和“创新”。 任何文化都有其生命周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 祠堂祭祖文化也需要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和价值观，进行必要的调整和创新。
保留核心精神，革除陈规陋习： 核心的孝道、感恩、家族传承精神是值得保留的。但对于其中不合时宜的等级观念、迷信色彩、铺张浪费等，可以进行革除。
创新祭祀形式： 可以将祭祖活动与家族聚会、族史学习、公益活动等结合起来，使其更具现代意义和参与性。例如，利用现代科技记录和传播家族故事，组织家族成员参与社会公益，用实际行动来纪念祖先。
强调文化教育功能： 将祠堂或祭祖活动更多地作为一种文化教育的载体，让后代了解家族历史和文化传统，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机械的仪式上。
尊重个体选择： 在现代社会，个人的自由选择越来越受到重视。是否参与祠堂祭祖，应该更多地尊重个体的意愿和选择，而不是强制性的要求。
结论：
中国北方祠堂祭祖文化相对较少，是历史、地理、经济、社会结构和文化心理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而祠堂祭祖文化是否该被淘汰，更适合用“传承与发展”的视角来看待。 关键在于如何在保留其优秀传统精神内核的同时，对其形式和内容进行符合时代要求的创新和调整，使其能够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并继续发挥其在文化传承、情感维系和道德建设方面的积极作用。强制性的淘汰或盲目的保留，都可能不是最佳的答案。
网友意见
虽然这个问题下面许多人都在批评“宗族文化”的落后。
但是，我们看看海外，海外华人圈子最有生命力的自组织是什么？
宗族。
比如说巴黎的青田人社区、纽约的福建人社区等等，这些社区全是由宗族所构成的。
巴黎青田人社区基本上垄断了巴黎所有适合华人做的底层工作，以至于其他一盘散沙的中国人只能看着青田人把好的工作挑走。
以巴黎从事色情服务的华人来说，极少青田人，反而有大量的某北方地区女性。（2008年数据）
另外，美国社会学家发现华人群体里第二代、第三代还会讲中文（方言）的以福建、广东、浙江人居多。
原因是这些地区的华人更好的保持了社区的联系。
真正在海外传播中华文化的主要是福建人、广东人，其他省份的人，最多三代就变成了不会说中文（方言）的“华裔”。
“宗族文化在过去确实有一点不好的地方”
在过去是有一点不好，无非就是互相械斗，械斗完了之后屠村杀男女老幼罢了
“早年众埠地区张胡两姓械斗双方死四五百人,烧村落四十余座,几万人流离失所.杨家叶家两村七次械斗双方死九百七十余人,烧房一千余幢,造成"赤地数十里,蔓延数十村"之惨状.杨、叶两家六百七十户,到1949年只剩三百户”
“宗族对女人也没有任何压迫”
是没有任何压迫，无非就是禁锢女性的人身自由，大门不许出二门不许迈罢了。
“长沟朱氏宗谱记载:媳妇在父母死后不得回家省亲，女孩自7岁起或稍大些不能跟母亲回娘家。很多家法族规还禁止妇女在每月朔望入寺庙烧香，在元宵节出门观灯，在各种节日出外看戏，以及在春天外出踏青等。”
“宗族要你戴头巾了吗？”
哎吆，我们宗族怎么能做戴头巾这种无聊的事情呢。
例如女性怎么能看戏呢？
“妇女烧香、赶会、观剧,易招物议,诗礼之家宜禁止”
例如女性怎么能玩牌呢？
“妇女宜恪守家规,一切看牌嬉戏之具,宜严禁之。”
对了，怎能忘了我国宗族传统裹脚呢？
“在还有人把宗族等同于压迫妇女，浸猪笼，未免太过可笑”
哎呀，浸猪笼的宗族怎么能是真正的宗族呢？人家是极端宗族啦，真正的宗族从来不这么干的啦。
刘献廷《广阳杂记》记载，镇江大港赵氏“干名教、犯伦理者”“缚而沉之江中”。
最近的广东梅县还发现了高度疑似妇女沉塘的遗迹
“广东梅县隆文镇岩前村、中国内地至今发现的首个陆地水下全淹溶洞绿窟潭，相关专家近日在深潜勘探时，意外在水深46米处，发现了10多具被铁链锁颈捆手的人体骸骨。”
http://www. chinanews.com/cul/2012/ 11-17/4336696.shtml
宗族有过打砸抢烧么？
额，还真有过
“陈家大湾陈姓宗族近百人冲到船冲村，将魏、卢两家的所有财产毁损贻尽。其后，陈姓宗族５００多人抬着陈双全的尸体到船冲村六组，挨家挨户进行“搜捕”，打伤数十人，将５户农家洗劫一空，逼迫村民给尸体下跪磕头、烧纸念咒。事发后，被劫农家共３０多人一无所有，栖身牛棚。”
http:// m.sohu.com/n/145141251/
而且题主描绘的宗族治理下的美好画面，只不过是表象吧？怎么我知道的宗族，怎么个博主说的宗族不一样呢？
http:// m.cnr.cn/news/20170322/ t20170322_523671789.html
宗族这么能教育人改造人，怎么还能教化出一万三千多违法分子？
http:// news.ycwb.com/2017-05/1 8/content_24857659.htm
广东省公安厅刑侦局副局长钱波介绍，“村霸”、宗族恶势力形成由来已久。
“根据我们梳理的线索和侦办的案件，这类团伙中，他们为了抢占村里的资源，甚至通过闹访、贿选、骗选或给村民以承诺利益等手段，以争取当选村干部，为其家族继续扩大利益，来维护其已经获取的利益。”
这类黑恶团伙中，不法村干部在其中担任什么样的角色？钱波介绍，被查处的村干部，往往承担着“家族代言人”的角色。
“曾经有些村干部这一届当选了，到了下一届选举中，为了能让其亲属继续当选，他们便发动村民，向村民贿选或骗选。在争夺矿场等一些资源时，甚至会存在一些暴力行为。”
https:// xw.qq.com/iphone/m/view /6883966fd8f918a4aa29be29d2c386fb.html
“根据广东省禁毒局政委邱伟的说法，在博社村有两千多栋房屋紧挨着，类似城中村，也没有门牌号。大片房屋是平房，少部分房子是小楼。密密麻麻小道，大车都进出不了。村里面有明哨暗哨，外面交通要道设有探风点。警察一进村，村里两三百辆摩托车就会团团围住，村里的路上会放下钉板，楼上砸石头。村民手里有仿制枪支，甚至还有AK-47、土制手雷、弓弩等杀伤性武器，还可能使用盐酸、硫酸从高处撒下。村内不但油、电、水全部自给自足，甚至还有自己的炸药制造点。”
题主看到的宗族，无非就是宗族的其乐融融的表象，从来没有注意到宗族作为族权，夫权，父权对于自由的压迫，法制的侵犯。
君只见社戏鼓瑟丝竹曲
可闻深塘夜半鬼哭声？
日常挂人
@吴之景
作为农业时代的产物，宗族的产生根本上是由低下的科技水平支持下那少的可怜的人口流动导致的。没有广泛的人口流动，就谈不到广泛的跨国、跨省、跨县甚至跨村的分工合作。当然也就谈不上什么经济全球化/全国化/全省化/全县化。这也是就是为什么自给自足总是和自然经济一起出现。自然经济，没有办法跨地域分工合作，所以只能自给自足。
这就使得人们生产活动范围长时间固定于非常小的空间之内，换句话说，这个时候只能达到经济全村化，也就是在全村范围内实现分工合作。在生产活动区域固定的基础上，生活区域固定也就是必然的了。小型区域内长时间不流动的人口，再加上密切的经济联系，只要这些人还需要繁殖，那么婚配对象的选择范围就会十分狭小。以经济全村化为基础，有血缘关系为纽带，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独立性极强的政治实体的出现也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也就是说，宗族作为封闭与隔绝的产物，实际上是家庭、企业、政府的集合体。因此，其家长就不单单具有血缘上的权威，同时还是政治实体的领袖和生产单位的领导人，掌握着经济行政司法大权 ，更因为农业社会特有的祖先崇拜而进一步神化。在这种经济全国化水平不高，经济全村化却有声有色的背景下，中央政府也只能承认既成事实
所以，南方宗族文化盛于北方也就不难理解了。事实上，南方盛行宗族文化这个判断是不准确的，准确来说应该是山地丘陵区这样与外界联系较少的地方盛行宗族文化
下图是中国牌坊的分布
从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中部东部地区，其他牌坊的分布都还算均匀，唯独宗族坊在江南丘陵一枝独秀。同样是南方的长江中下游平原和江汉平原的宗族坊数量和华北平原几无差别。有意思的是，这也和汉语中和普通话差异比较大的几种方言的分布大致相同
同样的，现代社会的高速人员流动显然更不是宗族产生的理想土壤。当农用机械解放了壮劳力，内燃机车满载着农民进城工作，机器量产的廉价商品泛滥于农村集镇，就连私刑业务也被城市专业黑社会和跨国毒枭挖了墙角的时候，宗族让位于公司、职场和中央政府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就此，『亲戚』这个角色彻底失去了政治经济意味，留给人的唯一印象可能就是在饭桌上问的那几个令人反感的问题
图片来自《地理研究》2016年第10期《中国现存牌坊文化遗迹的地域分异及成因》，赵媛，麻勤，郝丽莎著。
相关回答：钱有多重要
我告诉你，我想把我家宗祠拆了做公共厕所知道不。我家三代都是穷教书匠，文革我爷爷被批坐过牢，在我爷爷坐牢的时候我的那些所谓的族人差点没把我太爷太麻和奶奶逼死。抢粮食抢家具毁菜园，占田占地占山占屋赶我太爷太麻住牛棚不知多欢快，就差没点天灯了。后来爷爷平反，各种赖账不还，说是这田地是我种开的。哈哈胜过强盗的族人啊。2.后来我爷爷教书教的好，镇上的中学请我爷爷去教书，待遇好过那村小学，而且更有前途……然后我的族人高举精忠报家大旗杀到我家门口，各种不忠不孝炮弹往上轰，结果我爷在哪教了一辈子，在没机会走出去。3.我爷去世的时候因为坐过牢，他们认为不光彩，不得入祖林（犹如死后鞭尸）。4.前年我姑意外淹死，不得入土，要在菜园边的树下凉到她七十一岁，才能入土。5.今年一帮死穷鬼硬是凑了三十多万建了个新祠堂，还请全村看表演，就是看不到族里那些孤儿寡母，老弱病残，还各种催捐，不捐吗？把老子十万门不忠不孝炮拉上来。6.家族搞大型祭祀，女孩女人不得上香点蜡烛，没生育能力的女人连祠堂不给进，吃饭一边去，把女人当狗。7.看不起外地人，欺负外地人，整蛊混的好的外地人，各种优越。8.包庇同族犯人，集体抗法，对抗政府。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2019.5
时隔一年多，中央出了一部很有意思的电视剧《破冰行动》，正好印证了我之前对宗族势力和基层黑恶势力关联性的说法，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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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只看到大族的光彩，没看到少数人群的不公。
我们家所在的地方，陈、林各占半边天，我们家只有三五户同姓，从前被各种欺负。
据说我一个叔叔曾经被威胁过这样的话:
“你们家就你一个男丁，我们堂兄弟加起来几十个，就算是一命换一命让你们家绝户也值了。”
“打死你，都没人敢报警你信吗！都是我们老X家人，谁敢说个不字。”
感谢城市化，打破了这种大族霸道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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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9.1更新
本来不想多说的，有的人可能真的是一辈子在象牙塔里长大，不知道世道如何，我也没有义务帮他长大。
我且不说解放前宗族是如何的恃强凌弱，也不谈什么宗族械斗又是如何惨烈。
只谈谈眼前。
年初以来，全国上下开展铺天盖地的扫黑除恶行动，可知道这其中最大的癣疾是哪一块？基层自治制度最大的破坏者，又都是哪一群人？
睁开点眼睛吧。
不管什么卵文化，僵化在那里就必须死。宗族文化也是这样。我们家的宗族从文字记载有明确世系是从洪武2年江西填两湖开始的，距今649年。在宜昌市某些区县已经占出人口比例，据记载我们是长沙刘氏一支（对，马王堆女尸埋的就是我们先祖家丞相的老婆）。
这649多年间，家族并没有出什么人才，只是老实干农活生孩子，男丁多能顶事，除此以外没别的。
但是如今家族里就是几个有点文化的老人整天在琢磨这个，甚至多少年这几十万人也没人去江西认祖归宗。
老人们说，当初族长并没有那么强大，因为刘氏后人事实都很穷，老人最大的权威就是小辈吃饭不拿碗就一筷子敲过去。浸猪笼之类的从来没听说过。
而那些凶蛮的族长，大部分都是地主，他们会逼族人做雇农，族人中有人早夭，亲兄弟也会欺负孤儿寡母，把家产洗劫一空。
讲这么多其实无非就是说，宗族社会那一套血腥丑恶的，无非是封建地主阶级的骨头披上了宗族的皮。
至今南方依然有很强大的宗族势力，但是真正拼人口的已经不多了，靠着族权欺负本族人的土壤也消失了，反而是刘强东式撒钱换口碑的乡贤越来越多。所以原来那一套族权把控一切的体制你想它回来也回不来了。
如果想死灰复燃，那么专政的铁拳和某某黑恶势力团伙的罪名都在等着你。
换句话说，刘强东想让乡亲们浸猪笼，乡亲们谁理他？
帮你画了一下重点。
庆幸自己活在南方。这个回答下意识形态被彻底攻占的，六亲不认的新时代进步分子，你们被克苏鲁欺负真的是活该。
1.大多数人对宗族的印象，和学界对宗族的形态、特点、作用的典型归纳，全部来自于南方宗族特别是华南宗族。北方宗族是另一种形态，表现和南方宗族完全不同，很容易在刻板印象中被认为是“无宗族”。
2.宗族是为了满足社会实际需求的功能性产物，它对应的是刚刚发展不久、基层组织仍然空疏涣散的华南地区，华北基层社会早已存在类似功能的组织，当然不需要发展那样典型的“宗族”。
现代学术对于中国宗族的研究，起源于上世纪中叶，无论是林耀华等本土学者，还是弗里德曼等外国人类学家，他们观察与田野的地点、利用的资料，基本集中于华南地区。这种情况的发生，很大程度上实属无奈，由于建国初期特殊的历史形势，外国学者无法进入大陆进行田野调查，只能以香港、台湾或其他东南亚华人聚居区作为研究对象。这些区域基本属于闽、粤文化，体现的是华南社会的特点。甚至连另一个宗族社会发达至极的区域——徽州，学界都在很长时间内难以进行充分的了解。
然而，恰恰是诸如弗里德曼的这批学者，在这一时期，利用华南资料，建立起了学术界对中国宗族的认识。人类学是这样，历史学也是如此，中国历史学内对宗族研究最为活跃的华南学派，以标榜区域研究著称，其研究对象仍集中于华南，对闽粤二省的研究，远远超过其他地域。其他研究宗族的重要学者，其研究对象也多是宗族势力庞大、族谱文献众多且易得的徽州、江西等地，仍然集中于南方。相较而言，对北方宗族的研究寥寥无几，缺乏系统的研究，人们只能继续停留于“华北无宗族”的刻板印象中。毕竟早在清初，顾炎武就曾说过“今日中原北方虽号甲族，无有至千丁者，户口之寡，族姓之衰，与江南相去敻绝。”可见这种刻板印象并非仅仅是今人之失，古人亦不能免俗。
因此，学界对宗族的认识，基本来自于华南宗族。对宗族形态、特征、功能和发展的总结，也来自于华南宗族。闽广赣徽的宗族，确实有着很强的特点，他们兼具文化性与功能性，既注重修谱继祖等文化行为，同时还把宗族发展为基层社会的基石，在基层社会中起支配性作用，普通人的行为不仅受到国法的约束，更重要的是，甚至出现了福建乡族地主这种极端特殊的社会组织。
如果以来自于华南的经验去审视明清华北社会，当然不会存在类似的情况，华北并不乏聚族而居、人口众多的宗族，但却远远未到成为普遍性的“社会细胞”的地步；华北的宗族同样难以成为约束全社会成员的力量，族田等功能性产物更是寥寥无几。以这样的标准去衡量，北方的宗族甚至不是衰落，而是根本没有“宗族”。
然而，这终究体现的是如何认识宗族的问题，难道宗族仅仅是作为一个功能组织才能算作存在吗？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生出类似的疑问，推动着他们重新审视明清北方（主要指典型北方，即晋冀鲁豫陕五省）的宗族。中国的宗族研究，长期处于结构功能主义的立场上，如果能跳出这一立场，看重宗族同时作为一种文化与礼仪制度，那么华北的宗族便会雨后春笋般的冒出来。
华北宗族，的确缺乏族谱、家庙宗祠、族田、单姓聚落等功能性标志，但明代中后期汹涌的宗族建构浪潮，同样影响了北方社会。同样是在士大夫的领导下，华北的地方文献中存在着大量建设宗族的事例，只不过，北方宗族更多作为一种文化和礼仪因素，融入了传统社会后期的北方。他们同样修谱，祭祖，但更多是与乡约等其他社会基层组织结合起来，成为用“软实力”宣扬礼教、维护社会秩序的文化组织，而非像华南宗族那样甚至兼具暴力性，直接成为基层的“土政府”。文化性作为主导特性，没有强有力的权力存在，自然导致了华北宗族呈现出松散的特点。
那么为何华北宗族会表现出这种形态，而没有能成为基层社会的支配力量呢？其实这还是要回归到功能论的视角上去。答案很简单：北方基层社会早已存在功能类似于宗族的、发达的社会组织，不需要宗族来多此一举。
有一句话很有名，叫做“皇权不下县”，这种说法虽然绝对，但也不算差，明清两朝都保持着一个比较小的政府规模，衙门只能管到县一级，清代派出不少佐杂在县下分防，但一个县就那么几人，对县以下乡村社会的管理，还是非常疏松的。然而具体的基层社会治理和日常维护还得有人来承担，于是这个权力就交付到了会社、士绅、宗族等基层势力手中，其中，宗族在华南一枝独秀。
宗族为什么在华南最发达？因为华南开发晚，用汉人社会的视角来看，基层社会极度疏松空虚，需要有基层组织来填补这个空缺，那么宗族正好适时出现。要知道，占领乃至移民一个区域不是难事，然而真正消化，使其彻头彻尾成为“华夏”区域，那不是百十年间可以实现的。即使是相较而言发展较早的福建，虽然在宋朝已经是经济发达、人口繁多，然而由于开发太晚，局势复杂，仍然有海量人口和隙地是朝廷控制不了的，即使到了明中后期，对于福建“盗”多的记载仍然非常丰富，难道福建真的那么多“盗”吗？所谓的“盗”，不过是朝廷对不在其掌控下的非编户齐民的称呼罢了。至于广东，开发更是远较福建滞后，即使是珠江三角洲丰饶的田野，也是明初以降开始大规模开发的，广东其他地区、特别是另一处繁盛的潮汕地区，情况皆与之类似。
这些新来移民和突然汉化的土著人群，既是自己促成，又是需要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社会形势，他们都需要组成适合自己的社会组织，来构成这个社会，统合在朝廷的统治下。这一组织既要能发挥实际作用，更重要的是能让自己在这个刚刚成形、还处于丛林法则无序竞争的社会中，保护并最大化争夺自己的利益。那么通过血缘归属，聚合其一群人的宗族，就是最为适合的组织。因此，华南宗族才表现出那么强的功能性，因为他们的确需要强有力的组织去保障与争夺利益。同样是在华南，令人恐怖的剧烈的宗族械斗，正是相关因素的最好表现。
北方，却不需要有宗族这么一个组织，来满足人们的需要。因为华北的基层社会存在另一样起类似功能的组织——会社。会社和宗族同样是基层社会自治组织，区别只是，宗族组成的纽带是共同的祖先，会社组成的纽带是信仰。这个信仰并不仅仅是佛道，更多是关帝、真武大帝等民间信仰，依托佛道教寺观而成的会社在华北社会真正有力的会社中并不占什么优势地位。这些民间信仰具有浓厚的地域特征，比如明朝九边沿边地区风行真武大帝，山西东南部则流行成汤信仰，这些家门口的地方神祗，更能获得老百姓的拥戴。信仰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它会感染人们自愿贡献财与力。既然这种信仰存在并得到了当地百姓的祭拜，那么寺庙要修建、要定期修缮吧，这就需要大家都去捐款，捐款要有专人维护吧，工程要有人执行吧，自然而然就形成了名目繁多的会社，去执行这些与信仰相关的工作。这种现象大致起源于宋金时期，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与宋金时代本身的乡里组织融合后，在明朝已经完全成型了，形成了名目繁多的会社组织。统合在民间信仰的旗帜下，这些会社渐渐成为了基层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他们承办了地方社会的绝大多数事务，哪怕是纠纷争端，也首先寻求会社社首等人的调解。
会社在北方基层社会所发挥的作用，其实与南方的宗族是类似的，都是管理基层、整合个体农民的组织，他们是编户齐民与官府县衙之间的中介阶层。所以，既然已经有了会社，那么功能性宗族的存在，也就没有必要了。明朝中后期宗族发育的浪潮中，北方士大夫也曾经努力发展过功能性宗族，但无一例外失败了，因为这种存在实属多余，既然已经有一个运转良好的会社系统，早已深深融入乡民的生活中，功能性宗族的存在还有什么必要呢？
这，才是为什么在大家的观念中，明清以来北方宗族势力不彰的原因。只不过这种社会自治组织的坚韧性不如以血缘缔结的宗族，在二十世纪现代化的浪潮中，以及其他众所周知的原因的影响下，终究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宗族，却依然维持着其顽强的生命力。事实上，在明清时期，要说基层自治组织，南方和北方，都是不缺的，只不过各自走了不同的道路而已。
你肯定没去过北方农村，宗族势力还是很强大的，一个大家族如果男丁多，那在乡村真是横着走的，不光能操纵农村基层选举，甚至势力会辐射到附近县城，影响上层官僚政治。
祠堂的问题可能和祭祖方式有关，老茔，也就是祖坟，是仪式的核心。就我家这边来说，一般就两种，一种是去扫墓，坟前祭祖。一种是先去坟前祭祖，然后把祖宗灵位请回家里，和祖宗一起过年，过完年再送回去。
为了风水或者其他什么原因，经常有人改祖坟，把不知道多少代之前的祖宗全请出来改葬，烦不烦。
整个信仰习俗里没有祠堂的位置，话说我到现在也不明白祠堂到底是干嘛的？我看了白鹿原才知道有这个东东。
另外土地承包之后，祖坟经常被抬出来用作争地盘的理由，这个里面水比较深，牵扯到土地问题。我就知道老家里有人以祭祖的名义给祖坟扶碑立墓，然后在坟前栽树，再搞一些手段以林业地的名义把地圈下来。最后于情于理于法，这都是你的地，别人说不出什么来。
题主所谓的平坟很多时候也牵扯到土问题，如果你承包的地里有别人家的祖坟，以后人家跑过来说不让你在这种地，你咋办，总不能当面刨人祖坟吧？所以都很多都偷偷赶紧给平了，以后别人就算再找过来也是空口无凭，说不定根本搞不清确切位置，找不到了。农村也经常因为坟和地的事发生冲突。所以南北方的差异可能主要是北方宗族杂居程度比较高，平坟平的是别人家的坟，抢自己家的地，哪有刨自家祖坟的。
另一个线索是，明朝之前，理论上小老百姓是不许建祠堂的，皇帝和诸侯才能有家庙。按照临高某心腹的说法，祠堂也是只有几百年历史的伪传统。
摘自《西行漫记》：
接着发生了一件惊人的事，这最好用彭德怀自己的话来说：
“我的祖母把我们统统看做是她的奴隶。她抽鸦片烟很凶。我不喜欢闻鸦片烟，有一天晚上我再也忍受不住了，起身把她的烟盘从炉子上踢了下来。她大发脾气，把全族人都叫来开了会，正式要求把我溺死，因为我是不孝的孩子。她对我提出了一大串罪状。
“当时族人已准备执行她的要求。我的继母赞成把我溺死，我的父亲说，既然这是一家的意见，他也不反对。这时我的舅舅站了出来，狠狠地责备我的父母没有把我教养好。他说这是他们的过失，因此孩子没有责任。
“我的命就得了救，但是我得离家。我当时才九岁，十月里天气很冷，我除了一身衣裤外身无长物。我的继母还想把我身上的衣裤留下。但我证明这不是她的，是我生身的母亲给我做的。”
这就是彭德怀闯世界的生活的开始。
……
“我的舅舅死了，我听到消息以后就请假回去奔丧。路上我要经过童年时代的家。我的老祖母还活着，八十多了，身体还很健旺，她听说我回来，走了十里路来迎我，请我不要计较过去。她的态度非常谦恭。我对这一转变感到很奇怪。是什么原因呢？我马上想到这不是因为她个人感情有了什么转变，而是因为我在外面发了迹，从一个无业游民变成一个月挣二百元大洋军饷的军官。我给老太太一些钱，她以后就在家里赞扬我是个模范‘孝子’！”
这就是光荣的各种“世家”的真面目。
如果你说北方没有这个，那我倒是很高兴没有这个“荣耀”。但可惜的是，旧社会全国都有这样的东西，而且现在还被不断地“怀念”和“复兴”。
宣传马列进班房，纪念孔儒大会堂，
联产承包小农返，民工血泪码农殇，
太子高官儒联会，乡贤豪绅再作伥，
九品中正垂久远，二十四孝定兴邦。
下图为首都海淀“讲文明，树新风”宣传画：
内容为二十四孝（含郭巨埋儿）的剪纸。
标题为《中华文明孝文化》
宣传语：
中国精神 中国形象
中国文化 中国表达
制作方：中国网络电视台。
发布于 10:21
第一个问题我不了解，我没去过北方。
但是第二个问题，我可以很明确的回答你，
宗族文化正是中国人做什么事都要找关系的源头，也是黑社会、黑恶势力的源头。这是一种封建文化。
我所在的潮汕地区，现在越来越多的姓氏宗庙在政府支持下复兴，与之而来的是宗族黑恶势力的复活，社会治安越来越差，政府都管不了大姓氏的黑恶势力扰事。
而在文革期间，这些都不存在。
因为文革将宗族势力连根拔起，祠堂、寺庙全部拿去做小学幼儿园。
现在却把这些东西当作是文化遗产，又“重光”了。
常听闻，东南沿海省份某地近日又成功举办一某姓氏全省宗亲联谊大会(早年“联谱”骚成果成果)，让成千上万该省同姓不同Y(数十种，详见英莱盾公众号关于广西马姓案例剖析)的乌合之众莫名聚集在一起，集体甲亢发作，攀龙附凤，洋洋千言，追念中原北方先祖......
本人特不信邪，遂对南方特色宗族与宗祠、家谱文化从人文社会宏观客观角度进行全面挖掘剖析，于是终于发现遮羞布下的惊天秘密.......
南方地区，尤其闽粤两省，大规模修筑宗祠、祠堂，修缮族谱(伪造、编撰、续修)近乎全部始于明嘉靖（1522年）以后，而此前数千年全中国是不允许民间修祠撰谱的，不知道南方老铁在吹嘘自己宗祠文化鼎盛的同时是否集体史盲发作???........
三千年前的西周宗法制，从周成王开始的《周礼》等华夏文明最早官方礼制文书记载对家庙祭祀的明确记载：“天子七庙、诸候（卿）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祭于寝”。
从西周开始，家庙祭祀（对应现在祠堂）和谱牒（对应现代族谱）一直都是贵族的象征，普通老百姓是不能随便建庙立桐的，即通常所称“庶人无庙，祭于其寝”，他们只能在自己的居室内祭祀祖先。
在民间宗祠文化大规模泛滥的明代之前，商周、春秋战国、秦汉、南北朝、隋唐、宋元....这长达3000年的时间里全中国99%的普通百姓都没有专祠祭祀的权力（富者不代表贵），单独修所谓宗祠、祠堂在古代必须是显赫的皇亲国戚门阀世族高级官吏才能干的，比如孔氏，五姓七望等，或者把祖先灵位寄居在寺院中祭祀，叫做“影堂”或“檀越祠”，占人口大多数的普通平民百姓尤其是士农工商，除了士以外，剩下的三种人群根本没有任何修筑祠堂的权力，士是所能修筑祠堂的最低阶级要求，这在古代是有强烈的等级制度区分的，底层庶民擅自霁越自身社会等级，触犯传统宗法制礼规是有砍头风险的(史盲们请不要眼瞎).........
历朝历代北方民间地区对祠文化真正的操作是，大地主/庄园主一般家里会单独有一间小屋舍供奉祖先的，古称“家茅”(家庙)，这种小屋舍甚至可能很矮破，但无论如何不能奢华，大型专祠当时是皇室、贵族、皇室的姻亲等群体才有资格修筑的，而且依然严格遵循庄重与僻静的路线，而非喧闹和华丽。今天华北农村和日本依然保留了“家庙”这种传统，多数北方人甚至压根没有祠文化概念，并认为自己的文化是解放后才失去的，这首先完完全全是违法历史常识的反智认知，出现这类认知的北方人很多看见东南汉族鼎盛的宗祠文化会信生羡慕，甚至加重自身负罪感，仿佛自己遗弃了什么重要的古典华夏文明传承，这完完全全是令人无语的社会学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信息时代南方一些传媒、自媒体反科学反历史的尬吹自己的宗祠文化是华夏正道，然后顺利占据道统的制高点可以输出嘲讽，于是北方就成了被嘲讽对象。古代占人口多数的，绝大多数贫困的底层仕农并无多余屋舍作为供奉前几代先人的场所，因而甚至只能在家中找一处小角落供奉前几代先人，这种做法在黄河流域流传了数千年之久，几千年来他们也并不将其称之为祠堂，反而是最近几百年东南省份汉族民间莫名其妙出现的规模宏大、富丽堂皇的祠文化“霸占”了祠堂这个代名词，让很多毫不知情的北方人完完全全不知所云，只能被传媒舆论带着走..... 祠堂，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自始就有的，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包括闽粤赣皖地区泛滥成灾的祠堂最早不过明代，现代闽粤地区尤其浮夸且严重而已，我们就根据一些既有的史料证据，来讲讲祠堂与闽粤特色宗族文化是如何在东南沿海民间魔鬼般野蛮生长起来的......
明朝草创之初的洪武时期有过多次对于祭祖的规定，以《朱子家礼》为模版所修编而成的《大明集礼》代表了当时国家性质的礼制书面规范。
《大明集礼》卷六《吉礼六.宗庙》有“品官家庙”、“家庙图”、“祠堂制度”诸条，这是明朝最早的祠庙祭祖规定。其中品官家庙一文写道：
先儒朱子约前代之礼，创祠堂之制（即《家礼》的内容），为四龛以奉四世之祖（高祖、曾祖、祖、父），并以四仲月祭之……至今士大夫之家尊以为常…庶人无祠，惟以二代神主置于居室之中间，或以他室奉之，其主式与官品同而椟。
这段文字表明，直到这一时期，祭祖的礼制仍仅仅是官宦家族的特权:国朝品官庙制未定，权仿朱子(南宋朱熹)祠堂之制，奉高曾祖祢（mi三声）四世之主，亦以四仲之月祭之……至若庶人得奉其祖父母、父母之祀(仅限祭两代人)，已有著令，而其时享以寝之，大概略同于品官焉.....
以上内容是明朝第一代皇帝对祭祖制度的官方概述，基本上原样照奉了宋人朱熹所撰《家礼》中的祠堂之制。
而当时的实际状态是：家庙制度未定，且民间祭祖有其实际情形，因此“权仿朱子祠堂之制”，定下品官祭四代祖，庶民祭两代祖的规矩。
又过了两百年，明嘉靖时期，发生了“大礼议”事件，这原本仅是皇室内部宗庙制度引发的争议，却因为夏言的奏疏实行“推恩令”，而直接推动了民间祭祖制度的野蛮生长，夏言的这道奏疏全名为《请定功臣配享及令臣民得祭始祖立家庙疏》，从其疏名即可知，夏言要在嘉靖皇帝“九庙告成”之际，请求臣民“得祭始祖”，而不仅仅是像过去一样只能祭祀两代祖先。
因为在西周以后，明嘉靖之前这两千多年间，礼制规定皇室贵族才享有建立祖庙祭祀始祖的权力，民间祭祖属僭越礼制，追责问刑（西周时期以后，明嘉靖以前，所有平民百姓最多只能祭祀到高祖父这四代人.....）
为什么明代以前几千年普通百姓无权建祠堂也无权祭祀自己的高祖父以上的历代先祖？这其实源自一种非常古老又十分耳熟能详的古代礼法：—————————————西周宗法制。
《礼记.大传》记载：
别子为祖，继别为宗（大宗），继祢（过世之父）者为小宗。有百世不迁之宗，有五世则迁之宗。百世不迁者，别子之后也。宗其继高祖者,五世则迁也.....
要明白以上这段话，首先要明白什么是大宗，什么是小宗。大宗小宗非绝对概念。
简单来说：天子的嫡长子继承天子之位，天子剩余的儿子则成为诸侯，二代天子就是大宗，诸侯之于二代天子，自然就是小宗，而诸侯的嫡长子继承诸侯之位，诸侯的剩余儿子又成为卿大夫，此时诸侯世代的嫡传就是大宗，奉第一代诸侯为始祖，所以《礼记》载：诸侯不敢祭天子，大夫不敢祭诸侯！！！！！
比自己地位高的祖宗是不能随便认的，正是通过血缘和礼法的规范化来确定每个人的等级并按照等级进行约束，是西周早期制礼作乐(诸华、诸夏、华夏概念萌生于此)大背景下应运而生流程数千年的华夏皇家礼制标准，因为对于小宗而言，其后世子孙的地位早已因自己的庶出身份而被降级！宗法制正是通过祭祀的特权来保证嫡长子继承的稳固性，让古代王朝得以长期稳定延续下去而不至于出现岔乱，是当时生产力环境下所能采用的维护皇室稳定代际传递的最佳方案了.......
按《礼记》的说法，大宗这个概念应只针对“皇统”而言，别子之后是“百世不迁”（意为后代持续奉祀始祖诸侯或始祖卿大夫而不改变），普通百姓和官民都是“五世则迁”（即奉祀自己以上的四代祖先，共五代人），是继承自高祖父的“小宗”......
这就是为什么，明清之前几千年的普通百姓不能祭祀高祖父以上的历代祖先的根本原因，奉祀的世代越高，意味着身份越高，而在明清祠堂文化大规模爆发以前，祠堂是只相对于皇家的大宗才存在的祭祀制度，官民之家至多只有所谓“家庙”概念（庶人则祭于寝），家庙最多供奉前四代先祖(到高祖父为止)，底层贱民在一些时期更是只能供祭前两代先祖(爷爷)，这一规定直到南宋朱熹的《家礼》中，仍是被明确规定的.........
这件事情造成两个空前绝后的影响：
影响1，是“血亲”战胜了义理，嘉靖皇帝非要认自己的爸爸，这是血脉亲情，认朱厚照的爸爸，这是宗法义理。当血脉亲情与宗法义理二者发生根本冲突的时候，嘉靖皇帝毅然决然的选择了血脉亲情，全然无视流传数千年的既定法则，如此一来就起了一个很不好的头，引发极大混乱，他强行定义宗族的终极纽带应当是血缘关系，而不应当人为的以“大宗”和“小宗”将宗族血脉加以割裂......
这意味着什么呢？按照商周至魏晋时期的宗法，必须以嫡传的“大宗”和庶出的“小宗”加以区分，在经过几代人后，出了“五服”的小宗的族人便已经与原族恩义断绝而变成庶民，不再归为原宗族了，但是到嘉靖这里却不同了，只要有血脉联系，便可以成为一个宗族，血缘大于一切，血缘代表正义......
影响2，是人人皆可祭祀始祖，按照商周-宋元这2800余年间的宗法模式，“大宗”和“小宗”分开之后，只有大宗在组织祭祀的时候可以把本族最早的始祖拿出来祭祀，小宗如果组织祭祀则只能从分封之后小宗的第一任先祖(诸侯、卿、大夫、藩王)开始祭祀。嘉靖皇帝身为一国之君，他一进行太庙祭祀祖先就目无王法直接一竿子杵到朱元璋那儿去，这是“大宗”才有的权力，而他又依旧强行认自己爸爸为祖，这又是“小宗”行为.....
那么这又意味着什么呢？也就是说，他开了一个不好的头，从嘉靖开始，公元1520年代以后，无论“大宗”还是“小宗”都可以不分贵贱不循礼制的祭祀自己共同的始祖，传统几千年华夏宗法制到嘉靖皇帝这里如入无人之境，形同虚设，全盘崩毁....... 明嘉靖这次事件（1523年）造成的影响，是人人皆可祭祀始祖之下爆发的“修祠狂潮”，嘉靖皇帝开的先河，“大宗”和“小宗”含义被全面歪曲，各自都可以祭祀自己的初始祖先了，甚至于，为了确保这一行为的正当性，拥护嘉靖敌视杨廷和的几位奸臣张璁（浙江温州人）、夏言（江西贵溪人）先后不辞辛劳主导修订了太庙和臣民宗庙祭祀的“推恩令”作为进一步毁灭传统礼法规章制度、巩固嘉靖的正当合法化的书面武器........
既然有了明确的法律表述，再无皇统大宗小宗理念，修祠撰谱再无限制，民间百姓家但凡有些资财的便纷纷开始谋求修筑自家宗祠，然后组织联络有血缘关系的近亲进行家族谱系、族谱的修订和对祠堂定期进行祭祀，由于原先近乎三千年的宗法制对民间宗祠家谱的令行禁止，一经瓦解马上强烈反弹，民间修谱/修祠需求暴涨，迅速步入狂潮阶段，出现大量为族谱文化而生的新兴行业(族谱伪造编撰行业，谱匠，谱师文化).....
作为精神联系的纽带，一座座宗祠拔地而起的同时，实际上也就预示着一个个新兴的宗族势力开始建立，宗族这一组织已逐渐从原先的士绅阶层扩大到了整个底层百姓层面，随着新兴宗族在此时的形成和发展，他们开始不再满足于单纯祭祀三代以内的先人，民间便开始纷纷采取修撰族谱的形式来追溯自家的始祖，家谱的重要性已经上升到了“一家之有谱，如国之有史”的高度，家谱除了追溯族内先人之外，还会记录族人的一些重要历史行为和相关的评价，一些实力较强的宗族还会在家谱或族谱之中增加族规家训，祠产等相关内容，从而使得整个宗族体系架构跃然纸上，使后人观之一种荣誉感油然而生...... 随着家谱修撰的不断延伸，其追溯的祖先自然会越来越多，而在现实当中发掘出的所谓具有血脉联系的人群自然越来越大，甚至于会出现，好几个宗族在修家谱的过程中最后竟会追溯到同一个祖先的现象，使得民间宗族势力和规模快速的膨胀....
旧的限制被打破，官民百姓皆可奉祀始祖了，于是，人人都有了一个所归属的“大宗族”，一种新的宗族秩序在民间诞生了，宋代《礼记》中所强调的大、小宗，即嫡长子继承实际早已覆灭成为历史......
大宗被曲解成了“大型宗族”
小宗被曲解成了“小型宗族”
（从此这两者只有大小之分，而无等级差异）
乃至于“家庙”这种古老的称呼也逐渐消失，而产生了“宗祠”，“支祠”两种分别，这些礼制的野蛮生长，除了嘉靖年间夏言等人的推恩令，在明朝官方修编的《大明会典》里并没有明确的规范说明和倡导，从始至终仅是一个被默认的宽松民间行为，逐渐在明清成为一种民间流行俗，尤其在明清时代的南方社会里扎根下来猛烈发展，在皖赣浙交界大量地区，在闽粤尤其明显，若在古代尤其西周、战国、、秦汉、隋唐时期的华夏人眼里，这恐怕是耸人听闻的社会风貌，一次全面、彻底的礼崩乐坏，阴阳反背...........
今天我们认知里的南方宗族社会产物，仅有明清两代四百多年的历史，“大宗族”实际是一个新的概念，祠堂对当时的人们而言，也是一件全新的事物，当代东南省份民间的一切祠堂文化、宗族文化与旧古典华夏人文传承却是无半点实质关联，相反是明代中期的一场持续数年的政治斗争导致的一系列荒诞行径所催生出的无节制衍生物，且付出了几千年宗法礼制在未步入清末现代化历程的封建明王朝就崩毁消亡的奇葩人文损失代价，是以宗法制的损毁而建立起的民间产物，若这类现代宗族祠堂文化是古典华夏文化主义的正根传承，似是对古典华夏/西周礼乐最大限度的羞辱、嘲弄了......
南方人的基因构成，主体并非衣冠南渡带去的北方基因，而和东南亚高度同源（上述图片翻译自复旦大学王传超教授高分SCI）
有啊
我们北方的衍圣公，就是一个大家族
不过里边很多下人也是孔家的
不过是非嫡系
毕竟孔家是儒家传承，让自己的亲人给自己当奴才不好
于是衍圣公说：我们孔家男不为奴，女不为婢
你改姓张吧
题主看到的宗族是小时候小孩眼中的宗族
大人看到的大人的宗族
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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