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革命军的真实战斗力到底如何？

国民革命军的战斗力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能简单地用“强”或“弱”来概括。它的实力在不同时期、不同部队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并且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要详细地了解国民革命军的真实战斗力，需要从多个维度进行分析：

一、成军背景与历史时期：

国民革命军并非一成不变的，其战斗力也随着历史进程而演变：

北伐时期（19261928）：
优势：在孙中山的军事思想指导下，以及苏联顾问的援助（虽然后期有争议和分离），国民党组建了黄埔军校，培养了一批忠诚且训练有素的军官。同时，接受了部分帝国主义国家援助的武器装备。
特点：这是国民革命军战斗力相对集中和高昂的时期。主要作战部队如教导军、第1军等，士气高昂，训练有素，装备相对精良（与当时的北洋军阀部队相比）。战术上，也学习了苏联的经验，强调集中兵力、火力。
局限性：北伐过程中，国民革命军也面临着地方军阀部队的抵抗，这些部队虽数量庞大，但装备良莠不齐，训练水平参差不齐，但也有部分精锐。北伐的胜利也带有政治和协同作战的因素，并非完全是军事实力上的压倒性优势。

土地革命战争与抗日战争前期（19271937）：
军阀混战与整合：国民党在取得北伐胜利后，并未完全统一全国，各地军阀林立。蒋介石在这一时期进行了多次“剿共”和“统一”战争，但同时也消耗了大量兵力。部队番号众多，派系林立，指挥链条不畅，中央军与地方军阀部队的实力差距明显。
中央军的建设：蒋介石致力于建设中央军，投入了大量资源，特别是德国顾问的到来，在训练、编制、装备上给予了很大帮助。中央军的“德械师”在当时中国军队中堪称精锐，具备一定的现代化作战能力。
抗日战争爆发：在抗日战争爆发初期，国民革命军以“御侮”为共同目标，士气一度高涨。但由于长期内战的消耗，以及准备不足，在面对日军的精锐部队时，损失惨重。例如，淞沪会战中，国民革命军投入了大量兵力，展现了顽强的抵抗精神，但也暴露了在重装备、空军、海军方面的巨大劣势。

抗日战争中后期及解放战争时期（19371949）：
抗日战争：
分散与消耗：国民革命军的战术以消耗战为主，采取“空间换时间”的策略，坚守阵地，以大量兵力抵挡日军的进攻。虽然取得了部分战役的胜利（如台儿庄战役），但整体上未能扭转战略劣势。
装备与训练的不足：虽然部分部队（如驻印远征军）接受了盟军的援助和训练，战斗力有所提升，但绝大部分部队仍然装备落后，训练水平低下，缺乏现代化作战的经验和能力。部队的“数量”常常掩盖了“质量”的不足。
后勤与士气：战争的长期化对国民革命军的后勤补给造成了巨大压力，士兵的待遇普遍较低，士气受到影响。
解放战争：
优势与劣势：在解放战争初期，国民革命军在兵力数量、装备质量（如美械装备）、空中支援和海空优势方面，对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及其后升级的解放军）占据绝对优势。其精锐部队如新一军、新六军等，在装备和训练上远超当时解放军的水平。
根本性问题：然而，国民革命军的战斗力劣势逐渐显现，主要体现在：
政治腐败与军队腐败：军队内部的派系斗争、军官贪污腐败、层层克扣军饷和物资，严重损害了士气和战斗力。
指挥失能与战略失误：蒋介石对军事的过度干预，以及部分将领的指挥能力不足，导致了战略上的被动和战术上的失误。
士气低落：士兵普遍对战争的意义感到迷茫，对军官的不信任，对国民政府的腐败感到失望，导致战场上出现大量逃兵和不抵抗的情况。
后勤保障的崩溃：虽然早期装备有优势，但由于经济崩溃和腐败，后勤保障难以维持大量部队的运转。
与解放军战术的对比：解放军采取了灵活机动的运动战和歼灭战，善于利用地形和群众基础，逐步消耗了国民革命军的有生力量。

二、构成与多样性：

国民革命军是一个庞杂的军事组织，其内部构成非常复杂，导致战斗力极不均衡：

中央军（黄埔系/蒋系部队）：由黄埔军校毕业生为骨干，经过蒋介石的嫡系整编和训练，在装备、训练、纪律和忠诚度上相对较高，通常被认为是国民革命军的“精锐”。例如，第18军、第5军等。
地方军阀部队（杂牌部队）：如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晋系（阎锡山）、西北军（冯玉祥）、西北军（马家军）等。这些部队通常有自己的派系背景、训练方式和装备来源，战斗力差异很大。有些部队在某些时期表现出较强的战斗力（如部分桂系部队），但整体上难以与中央军相提并论。
杂牌军阀部队的整合与改编：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许多原军阀部队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番号，但其忠诚度和战斗力往往不如中央军。
接收的日军装备和伪军改编：在抗战后期，国民革命军接收了一些缴获的日军装备，并且改编了一些伪军部队，这些部队的战斗力更是参差不齐。

三、装备与后勤：

早期（北伐）：主要依赖苏联援助和少量购买的西方武器，与北洋军阀相比有优势，但与世界一流军队仍有差距。
抗战时期：
德械师：装备了德国的先进武器，如毛瑟步枪、MG34机枪、博福斯高炮、以及一些德式坦克和火炮。这些部队的战斗力在正面战场上表现突出。
美械师：抗战后期，国民革命军接受了大量美国援助，包括M1加兰德步枪、M1919机枪、M3斯图尔特坦克、M4谢尔曼坦克以及火炮等。驻印远征军是典型的美械部队，其战斗力在东南亚战场上得到了验证。
其他部队：大部分部队仍然装备落后，以汉阳造、巩县造等老式步枪和轻重机枪为主，缺乏重武器和有效的反坦克装备。
后勤：国民革命军的后勤体系庞大但效率低下，受制于中国的工业基础薄弱和腐败问题，常常无法满足前线部队的需求。
解放战争时期：
优势的美国援助：在解放战争初期，国民革命军获得了大量的美国援助，包括先进的武器装备和飞机、舰艇。这使得他们在装备上对解放军具有显著优势。
战略物资的消耗：然而，国民革命军的部队数量庞大，且装备的维护和补充成本高昂。随着战争的深入和经济的崩溃，其后勤补给体系逐渐难以支撑，装备优势难以转化为持久的战斗力。

四、指挥体系与训练：

指挥体系：国民革命军的指挥体系存在严重的派系问题和个人恩怨，沟通协调困难。蒋介石虽然是最高统帅，但有时过于集权，对基层部队的了解不足，导致指挥失误。
训练：
黄埔军校：是国民革命军的摇篮，培养了大量优秀的军官，其训练理念和方法在当时具有先进性。
中央军的训练：在德国顾问的帮助下，中央军的训练水平相对较高，注重条令条例和战术配合。
地方部队和杂牌军：训练水平参差不齐，甚至存在许多未受正规训练的部队。
士气：士气是影响战斗力的关键因素。国民革命军的士气在不同时期和部队之间差异巨大，政治腐败、待遇低下、对战争前景的悲观等因素，都会严重打击士气。

总结：

国民革命军的真实战斗力并非铁板一块，其表现具有高度的地域性、时期性和部队差异性：

优势方面：在北伐时期，得益于黄埔军校的培养和部分苏联援助，以及相对集中的指挥和高昂的士气，国民革命军在当时的中国内是具有一定优势的。抗日战争爆发初期，为了民族大义，部分部队表现出英勇顽强的精神。在抗战中后期和解放战争初期，部分接受了美式装备和训练的部队，在局部战场上具有较强的战斗力。
劣势方面：国民革命军长期存在的派系林立、政治腐败、军纪败坏、士气低落、后勤保障薄弱等问题，严重削弱了其整体战斗力。装备和数量上的优势，常常被这些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所抵消。尤其在解放战争时期，这些问题暴露无遗，导致了国民革命军的迅速溃败。

因此，在评价国民革命军的战斗力时，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认识到其内部的复杂性和发展的动态性。它既有可圈可点之处，也存在致命的弱点。

网友意见

这个问题吧，其实问的是有瑕疵的。

北伐战争真正打得比较出彩的时间是1926年7月到1927年初这半年时间。

1928年的时候，就别提了，北伐说出来还不够丢人的。北伐战争的目标是什么？打倒军阀、反对列强。可国民党真跟列强刚上了，连公使都被人杀了，却连个屁都不敢放。甚至在前线部队已经跟日军交火的情况下，蒋介石居然下令让部队直接撤退。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大的国耻之一——济南惨案。

就这真的好意思说自己是来“北伐”的？

最后北伐战争的“胜利”结束也不是打赢的，而是因为皇姑屯事变，张学良被迫东北易帜。假如张作霖不死，结局还未可知。而且，就算东北易帜，这也只是形式上的统一，两年之后，一场中原大战让“北伐统一”的真面目彻底暴露出来。

1927年发生的最大事件是什么？略熟悉中国现代史的人肯定都会知道，四一二、七一五、宁汉合流、秋收起义、南昌起义……

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在北伐军里，共产党员都是战斗力的保证。而四一二之后，共产党被清除出北伐军，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基层党组织也遭受到了破坏——你没看错，国民党连自己人都杀。所谓“宁可错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这里面的“千人”，绝大多数都是并没有加入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员。

北伐军前期能打的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共产党在各地发动农民和工人发起各种革命、罢工运动，支持北伐军的行动。北伐军的代表，叶挺独立团，骨干力量也都是共产党员。

从南昌起义之后到前四次反围剿，国民党跟共产党到底谁更能打，这个应该是没有任何疑义的。就算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要被迫长征，过了湘江之后，国民党几十万人追着红军三万人跑，愣是让红军跑到了陕北……这战斗力，也真是绝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其实勉强还说得过去，1:3的伤亡也算正常。毕竟八路军这边跟日军的交换比也不是很好看。但是，国民党军队真正实力的暴露，就是解放战争时期了。毛泽东之前预计用五年时间解放中国，但没想到常凯申同志三年就转进台湾了……

另外，军队的战斗力不只是武器，更重要的是士气与政治水平。同一批人放在国民党手里跟共产党手里，战斗力的差距不是一般的大。解放军在对国军进行思想改造时，一般都会有所谓的“诉苦运动”。以国军第60军为例，该部队在国民党内部因为战斗力差被称为“熊60”。后来，该部队起义投诚，被整编为解放军第50军。经过统计，在“诉苦运动”中，有近20%的士兵和军官称自己的妻女、母亲遭受过官长、地主等人的欺压和侮辱，还有许多人为高利贷、赌博、鸦片等所害。显然，地主、士绅是国民党基层的统治力量，国民党不会对这些人下手，但共产党对这些人动起手来可毫不含糊，该杀的杀、该抓的抓。经过整编后的第50军在一年之后就奔赴了朝鲜，在第四次战役中更是硬扛住了联合国军50天的进攻，成为志愿军最的功勋部队之一。

总的来说，国民党中不乏精锐部队，但这些部队数量很少。国民党军队真实的总体战斗力一直很差，只不过北伐时期有共产党帮着，之后就越来越回去而已。

先说答案，国军战斗力很强很厉害！

这里就举个例子吧。

1920年，黄埔军校教官郑三发猥亵女生陈洁如，报至校长案前，蒋公只批了一个字，“毙”。几十教官下跪求情，说郑只是猥亵，并未侵犯，罪不至死。蒋公流着泪说了一句话：“洁如还是孩子呀！不杀，何以平民怨？”于是，五星上将郑三发下士命赴黄泉。几十年过去，黄埔再无侵犯女生案。纪念蒋公！

有这样的蒋公，国军战斗力怎么会不强？

国民党军队放中国古代史是战斗力最强的军队，不谈装备单说士气和纪律足以强过八成的古代王朝军队。

这里说的国民党军队不含马家军、双枪兵（黔军）、西藏地方武装、各地民团；只算嫡系和其他几个主力地方派系。

但是，大人，时代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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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无语的回复：

我發现很多网民的语文水平和逻辑能力真的堪忧，而且历史学的也不好，因为国军的封建残余属性已经是官方历史公论，叫他古代军队没有问题，哪家近代军队是靠乡绅绑票贫农凑人数的？就算是招核跟意呆利都开发出了打民族主义鸡血的招兵办法，然而空一格连这种口号也整不出来，美爹不宣战它也不宣战。。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傀儡政权养不出真正的近代化军队，因为它的思想就是买办家奴模式的。

上面补充了那么多就是为了让那些上课不听讲，不知道KMT封建残余性质、地主买办性质的人能知道这些，结果还有看都不看就来这里杠的：

大部分回答并没有客观地描述事实，而是站在辉格史观的角度上，将解放战争乃至中国革命作不全面的抗日神剧化描述。

关于这个问题，可以看看黄克诚1946年5月31日拍发给中央军委的电报，此时关外已经全面开打，离全面内战的爆发则还有27天。本段描述的是派往关外的远征军系统的美械顽军，是当时国民党军队里战斗力最强的一支，作为对照的应是抗战期间第三战区顾祝同的顽军。本段对强弱顽军之间的区别，有很清晰的对照，对了解国民党军队真实的战斗力很有帮助。

顽美式部队比之过去一般顽军有下列进步：
（一）军官士兵待遇提高，一般吃穿均较优良，军官克扣军饷贪污已减。
（二）官兵关系有进步，高级军官宣布不准打骂，下级军官打骂亦减少。
（三）官兵关系有进步，驻军民时对居民纪律颇好，政治部到达地方召集居民开会宣传麻醉民众，一切给养由后方运送，故扰民较少，雇民夫一般给钱，但强拉打骂者仍有。
（四）战术上比过去灵活，迂回用的多，战术改变很快，开始与我作战时，驻村落经我一度夜袭，即改露营，开始营连冲锋，经一度打击改用疏散队形，第一梯队被击溃后，后列梯队即连续冲锋，因我守备部队受炮火杀伤，人员减少，连续冲锋即抵不住。
（五）指挥统一，协同动作，比过去好。
（六）守备沉着，围援做工事，完成工事很快，达到即做工事，故（我）占领之突破很困难，对我作战信心颇高，不像过去有很大的畏惧心理。
（七）火器比日本军队强盛，炮兵技术很好。
（八）督战严厉，后退者常被督战队枪决。

另《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中也对同时期的远征军作类似描述：

进入东北之敌军为蒋系统精锐，大都美械装备，经过美国训练，参加印缅作战，炮火和自动武器多！战斗力强，老兵很多，都有三、五年的军龄，其中甚至有个别排长仍当战斗兵者，较顽强，甚至一个（连）打到七八个人还不缴枪，带着远征军、常胜军的骄傲态度，尤其是新一军新六军特别骄傲，战斗力也确实较顽强。

再讲一下我个人的看法（限于解放战争）。

1.国民党军队的战力参差不齐，以远征军系统（N1A、N6A、5A、8A等）、土木系（18A）、桂系（7A、48A）、74系（74A、100A）、黄百韬25A、陈明仁71A、刘玉章52A及傅系军队（35A）最为能打。广东部队、四川部队（20A）也有能战者。这些军/整编师的战斗力，基层部队的战术水平和士官兵的素质在大部分时间（东北以陈诚整军为界，华东以豫东战役为界）都强于华野、东野的主力纵队。当然各部的战术风格也有很大不同：远征军骄纵，土木系顽强，七四系敢打，黄百韬、陈明仁勇猛，桂系、傅作义狡黠，马步芳凶恶，阎锡山古怪。

2.国民党军队最擅长的战法是曾国藩式的结硬寨、打呆仗，在据守城镇村落、修筑工事，有充足补给、火力优势容易发挥的情况下，具有极强的坚韧性。如果有决心坚定的指挥官坐阵，有得力的基层军官带队，有战斗力强的老兵做骨干，那么即便是临时补入部队的保安队、机关和后勤人员都能爆发出强大的战斗力。较强的部队，还敢于发起战术级的反冲击来巩固阵地。三战四平、临南战役、藤县战斗、碾庄和双堆集……无数战例都说明了这一点。

经常在解放战争剧本中扮演顽军的战争艺术玩家们，最热衷的打法就是以一个整编师展开阵地修好工事吸引共军主力，然后在防御中消耗共军，策应主力（通常为2-3个整编师）夹击或干脆在共军消耗地差不多的时候坚决反击。廖耀湘式的逐次抵抗（滚筒战）-反击战也为玩家们熟练地运用着。

3.国民党军队在运动中、在野战中的战斗力比较差。一是因为国民党军在全面进攻、重点进攻期间深入解放区作战，情报和后勤完全掌握在我军一边。另一方面是国民党军火力（相对地）差，展开范围（相对）小，指挥和通讯能力（相对）差，各部之间不能有效协同，之间有很大空隙。如此就给了解放军很大的战术空间，去退却、渗透和迂回。这就是形成了第2点战术的原因——想要和共军作主力决战，那只有等共军自己找上门来。74师和11师在孟良崮和南麻都是这样的打算（虽然命运各不相同）。破除第2点战术的方法也很简单，那就是使国民党军自己动起来，离开阵地。比如解放军玩家在攻不动时及时主动地撤围，那么没有经验的国民党军指挥官就会立即离开阵地撤退，此时解放军抓住机会，冲上去对着国民党军的行军队列一顿打，自可以收获很好的效果。

4.国民党军队的技术军兵种能力很强。精锐嫡系部队和国防部直属炮兵经过美国训练，熟练度很好；远征军系统的战车兵在鲁南战役被俘后宣称：“我们在印缅作战三年，一直是向前冲，从未向后退过”；“全营只死了7个弟兄”“冲垮了日军有名的18师团，美国人都对我们很看得起！”；国民党空军在亚洲更是除远东美苏空军和海军航空兵外最强大的航空力量，其中以上百架运输机组成的空运部队，在解放战争中的表现最为耀眼。临南战役中，国民党空军为胡11师空投大量两弹，使被围的胡琏不成为第二个张灵甫；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徐州机场一日80架次起降为黄百韬空投弹药，一名空军中校冒着炮火身背电台跳伞进入被围阵地组织空投；陈官庄空投，天气好且降落伞足够时，日空投量达300吨。

5.后勤保障方面，国民党军队最先于1946年在南京成立了联合勤务总司令部，将一切补给、修理、补充、编练和医院等一切后方事务都统筹于联总和各级联勤管理之下。而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支援部队成立于2016年9月。人们提起淮海战役的后勤，都知道60万小推车，殊不知国民党军队在陈官庄的空投补给也可以载入中国乃至世界战争的后勤史册——空军、民航、陈纳德航空队全部投入空投；徐州剿总第一补给区万余人投入后勤运补工作；南京上海市各大大小小作坊为杜聿明集团制作食物。

总之，我个人对无限矮化国民党军队、把解放战争神剧化的说法非常反感。有的人仿佛看到了三大战役之后就秋风扫落叶就觉得国民党反动派不堪一击。然而恰恰相反，在20世纪卷入争腥风血雨中的各反动派里，国民党反动派的战斗力显然仅次于美帝国主义、希特勒和日本军部。这个反动派有阶级立场坚决的首领，有特别能战斗的部队，有负责任、有能力的干部和官兵，背靠帝国主义的支援和苏联的默许，占有者世界第三大国五分之四的资源。即便后来被赶到了台湾，也能在冷战的远东局势中为霸一方。

正因如此，解放战争，尤其关内战场，才打得艰苦卓绝。在1946.6-1947.7，以放弃大量解放区换取歼灭大量国民党军的战法，其代价是惨重的——经营多年的解放区不断被蚕食，群众惨遭屠戮，支撑战争的后勤资源和兵员日渐减少，部队决心动摇（华中山东合兵时“反攻反攻反到山东”、粉碎重点进攻时“反攻反攻丢了山东”）。两步险棋挺进大别山、七月分兵，以半个野战军换取解放区的休养生息，也得坚持到1948年中才完全发挥作用。而国民党，则以能战部队的持续损耗和国统区经济的持续崩溃维持着这场战争稳中向好的局势。战争进行到1948年上半年，国共双方一个失去了数百个能战的旅，一个丢失了山东全境在内的大部解放区，俨然两个生死竞赛的选手，拼命咬紧牙关坚持到对手先达到顶点然后崩溃。一旦一方达到顶点，那么他之前所积聚的优势将荡然无存。随着1948年2月东北民主联军冬季攻势的结束，随着1948年6月区寿年兵团的覆没，共产党人坚持到了胜利的转折点。毛主席说，解放战争像爬山，过了山顶就轻松了。于是，最艰难的时刻结束了。

中国革命的完全胜利是一个奇迹。她是由一群传奇般的伟大人物和英雄的人民一道，用鲜血书写的。自1927年起，无数的干部战士群众和英雄人物为了胜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才埋葬了那个旧世界。结果在胜利70年后人们的口中，似乎这个胜利是来得如此容易。让我们始终牢记，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华野伤亡了4.6万战士，2.2万于碾庄攻坚战，2.4万于徐东阻击战——这场战役的胜利并不轻松。而为换取这场战争的胜利，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直到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成立了！”之际，四野部队还在中南和白崇禧戮战。在新中国成立的光荣时刻，许多从险恶的抗战和东北的红天血地中坚持下来的干部战士们在红土地就此长眠。因此每当我看到今人排山倒海的调侃和无处不在的共军有高达的烂梗，都会感到无奈和难过。

本文以一首诗结尾：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扬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北伐战争时期的国民党军队是一支革命军队。

所以叫“国民革命军”

这支军队里基本上所有军人都明白自己加入这只军队的目的：为了让四万万人民活在一个现代化国家里，不用受到独裁者的压迫。

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军队是一支国防军队

他还是叫国民革命军，但他的使命是击败日寇，光复国土，保卫中国人不受日寇侵害。

这支军队面临着：高层不想打仗，后勤被贪官腐败，自己瞧不起人民，主动和人民割裂，被自己的特务监视等诸多不利因素。熬到了战局转机，熬到了胜利日。

那解放战争时期的国民党军队是什么军队呢？

委员长给了他们使命：戡乱救国。

可他们遭遇到的是什么呢？大清洗，后勤腐败，老婆给高官嫖只为了生活：

从1946年到1947年，我党边打边撤，中原战区的同志们突围出来，东北民主联军被从大城市赶跑继续打游击，西北中枢更是被胡宗南步步紧逼。而在国府南京城，老兵老将们纷纷遭到清洗，嘴上戡乱救国，身体力行的开展独裁统治，这样的领袖领导国民革命军，自然是一支失去信念的军队。

等到了最后一招：金圆券币值改革，把国民党统治区内老百姓所有的真金白银收缴上来，发下去无法保证货币价值的一堆烂纸。自然也绝了国民党军官希望靠打仗捞钱的最后一个念头。

失去了所有信念的士兵，还有什么战斗力可言？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长春举部投降的国民革命军60军，在改组为解放军第五十军后，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进行大小战役95次，打出了亮眼的突袭战，防御战和歼灭战，甚至第一个挺进汉城，打下南韩首都。

1951年元旦凌晨2时，第50军149师在高浪浦里以东强势突破南朝鲜军第1师防线。第二日中午，攻击进至栗谷里、文平里、黄发里地区。
当夜，美军第25师对他们发起反击性进攻。
第50军最擅长的正是“宁死不退”的防御，结果一次次打败美25师的强大进攻。美军久攻不下，打了一夜，自行而退。第50军乘胜追击。
3日拂晓，第149师一部进到高阳，切断了英军第20旅的后路，激战终日，446团全歼英军皇家奥斯特来复枪团1个营及其第八期骑兵坦克直属中队，毙敌300余人，俘虏敌340余人，缴获坦克3l辆，装甲车和汽车24辆，创造了以劣势歼敌重型坦克部队的光辉战例。
1月3日晚，第50军向汉城疾进，4日晚，曾泽生又指挥442团最先攻进汉城，成为第一个攻进汉城的部队。
1月11日，彭德怀、洪学智、韩先楚等志愿军总部首长联名致电各军，并上报中央军委，表扬了第50军。

此时的前国民革命军60军，如今的人民解放军50军，他们的使命是什么？

是保卫朝鲜人民不受帝国主义的侵略，保卫东北人民不受美国人的飞机轰炸，保卫给全国生产布料生产钢铁的东北工业中心的国防安全。

这里的军队没有什么长官的小三，没有什么谁来分多少钱，没有鸦片没有赌博。士兵的家人们种地分粮食，还能拿到几尺布给丫头做一身新衣服。没有地主催着他们交粮食，没有哪个地方政府敢把他们老婆叫到美国人舞会上给美国人嫖，没有哪个警察局敢看到他们的女儿被美国大兵强奸而一声不吭。

他们和家里人真实的活着，为了更好的活着为了信念而战斗。

他们的战斗力是无可比拟的强大。

原来比较流行的说法是：“抗战的时侯，k党军在前方打仗，tg在后方发展，国民党的精兵强将都打光了，所以到后来就打不过tg了。”

这个观点虽然有一定市场，但是却是站不脚的。只要动脑子想一想，就会发现问题。

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苏军、美军都从乌合之众成了精兵强将。为什么只有k党军从精兵强将成了乌合之众？

日寇占领下的沦陷区，中tg军队在敌人的后方发展，那是在四面是敌人的环境下与虎谋皮，绝大多数tg军队是在无地休整，无后勤保障、无兵源提供的情况下，在日寇的占领区内和日本侵略者反复争夺生存空间，只有消灭了日本鬼子的占领军，才能建立根据地，得到立足之所，还要随时应付日寇的反攻，一旦作战失败则无处可逃，无路可退。从战略上来说，开辟敌后战场就是向日寇进攻，压缩日寇占领区，其凶险远超正面战场。这说明，侧面战场对士兵的磨练不比正面现场差！

战争是一种机遇，不论国共两党都在与日寇作战中消耗，同时也都在与日寇作战中发展。在抗战开始时，tg军队合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及各地游击队的实力，绝对不差于任何k党军队！！！

许多果粉说，战争初期的十多万德式装备的国民政府部队被消耗了。可是战争结束时国民党却拥有了39个美式装备的整编师。小则2万余人，大则如74师3万3千余众。

战争中，国民党名将张自忠、赵登禹、饶国华、王甲本、唐淮源、武士敏、佟麟阁、冯安邦、钟毅……等180多位副旅职以上将领牺牲在卫国的战场上，损失惨重是不假。可是，由于军事教育系统的完善，就在战争中，杜聿明、孙立人、陈明仁、丘清泉……等新的一代成长起来了，他们受过全方位的军事教育，在和日寇的作战中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正是军中的少壮派。他们在兵团作战的中战术运用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达到了最先进的水平，杜聿明、孙立人、陈明仁等都曾以劣势兵力击败过林彪这样的tg高级指挥员。

同样，经过了八年的抗日战争，李宗仁、卫立煌、薛岳、陈诚、白崇禧……等老一代国民政府军事家们指挥大兵团、大集团作战的能力更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那美式装备师为精华，又接受128万日式装备，长足训练，配备有坦克、装甲部队和空军，又经过抗战锻炼的有当时的立体作战能力的430万国民党正规武装也是一支放之于世界也难逢对手的大军，这些都是在抗战中发展起来的。

也就是说经历了二战的洗礼，国民党军更称得上是精兵强将。

当然这还没有包括被国民政府军重新收入麾下的，在抗战中专门帮助日本鬼子与tg军队作战，积累了大量剿共经验的曲线救国的伪军。

我们再看tg方面：

抗战胜利之日，与日寇周旋十四年的东北日联军四万军队仅余不足千人，师级以上干部生还者屈指可数。赵尚志、杨靖宇、王德泰、陈翰章等数以百计的tg东北悍将倒在白山黑水之中。

关内tg军队，在抗战中同样损失了许多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洗礼的精兵强将，仅平型关一战就有上千名经历了长征的红军精华倒在与日寇的血战之中，进军山东的途中，三百多老红军和日寇一战而牺牲，罗荣恒将军抱头痛哭。这损失的难道不是tg军队的精兵强将吗？左权、朱程、常德善、易良品、桂干生、罗忠毅、田守尧、廖海涛、洪麟阁等一大批中共高级将领阵亡在抗日前线，同样数以百计，这些高级将领的牺牲，给短少培训教育来源的中共军队造成子大量的人材短缺。

从战争年代经验来看，抗战结束时，哪怕tg军队中能力最强的朱德、彭德怀、刘伯承等军事家，在同时指挥五十万兵力以上大兵团作战上都是空白。

抗战结束之时虽然共军也得到了长足发展，但正规武装不过百余万，全装备军队仅66万（以缴获日式装备为主）。按照军队人员比例，tg军队损失的精兵强将远大于国民政府军，而发展的实力却比国民政府军差的太远。

这个帐常凯申大元帅算的比我们清楚的多，在抗战中真正保存了实力的是国民党军。他们的实力不但没有削弱，而是长足的发展了。因此在内战之初国民政府就宣称：3至5个月内解决tg。多么的自信。相反，内战爆发后，tg称：至少要五年才能打败国民党反动派。自信心相差的多么悬殊？

常凯申在十月间南京军事会议上宣布五个月之内打垮共军。既然五个月内可以打垮共军，又何必要和谈呢？——李敖、汪荣祖：《蒋介石评传》下册第九章第一节

而相比之下，tg则是：

原来预计，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1948年11月）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毛泽东：《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
1937年春，中国的常规军总数达1，700，000人——［美］布赖恩。克罗泽：《蒋介石传》第十五章“日本全面侵华”

注：陈诚的《八年抗战的经过》称“战事初起之时”，“我国之总兵力”为170余万（第三页，此书的PDF格式封面中没有写出版社，所以不知哪里出版），何应钦的《八年抗战之经过》（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七十九辑，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称77事变时中国“陆军现役兵”共170余万（第三页）。

在抗战开始时，中国的三军已经达到二百万，到抗战胜利时，竟然膨胀到六百万，兵员人数实在是过于偏高，因此造成军队质量的大幅下降、财力的严重消耗，以及征兵过多的民怨——郑浪平：《不朽的光荣》第14章蒋开始大打内战之时，其陆、海、空军总兵力高达四百三十余万人。数量上固远远超过共军，装备之精良更非共军可望项背。——李敖、汪荣祖：《蒋介石评传》下册第九章第一节

一百二十万在华日军的武器装备大都缴给了国民党的中央军。——李敖、汪荣祖：《蒋介石评传》下册第九章第二节

只有少数日军和伪军向共X产X党投降，而大多数则向政府军缴了械。

——［美］布赖恩。克罗泽：《蒋介石传》第十九章“马歇尔使命的失败”

据上述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七十九辑，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二一三、二一四页）记载：日本投降，国民党共接受武器装备有步骑枪685897支，手枪60377支，轻重机枪29822挺，主要火炮12446门，步枪机枪子弹180994000余发，手枪子弹2035000余发，各种炮弹共2070000余颗，炸弹6000吨，战车（坦克？）383辆，装甲车151辆，卡车特种车15785辆，各种飞机1068架（其中可用者291架，待修626架，不堪用151架），飞机用油1万余吨，舰艇船舶1400艘，共54600余吨，其中军舰19艘（90至1100吨，仅三艘可出海），驱逐舰（驱潜艇）7艘（每艘约百吨，6艘可用），鱼雷快艇6艘（15至25吨各三艘，均可用），小型潜艇3艘（50吨内两艘可用），小炮艇200艘（每艘8至25吨，大部不堪用），马匹74159匹。

当世界范围的军事冲突结束时，美国正在中国履行它在战争期间已经着手进行的军事训练和装备计划。该计划规定要组织一支拥有三十九个师的中国陆军以及一支“规模为八又三分之一大队的空军”，这些部队将接受美国式的军事训练，配备美国的机械、武器和弹药，①并根据租借法为该计划提供资金。……

1945年9月14日，杜鲁门总统对中国行政院长宋子文说，美国打算帮助中国“建设一支适当规模的武装力量，以维护其国内的和平与安全，并对包括满洲和福摩萨在内的中国收复区采取充分的控制”。②他说，他打算把建立三十九个陆军师和相应规模的空军部队的计划进行到底，并给中国海军配备一些小型舰只。——［英］阿诺德。汤因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之《1942——1946年的远东》第二编第一章第八节根据对39个步兵师和空军的供应计划而答应向国民政府提供的武器装备，在日本投降时的交付量大约只有一半。其余的部分是在后来交付的，其时这些武器要用来对付的敌人已经很明显了。——《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三章第一节

总结：不论怎么看，明面势力上看，k党都有充足的理由可以藐视tg。可精兵强将再多也不是那个男人的对手！！

他！就是常凯申！

其实常凯申才是我党最大的盟友！

是我党历史上最伟大的后勤部长。

是军事史上的微操之神！可以扭转乾坤。

哪怕电话线被k军故意切断，依然逃脱不了微操之神的掌控！

他！真是个可怕的男人！！！！

哈哈哈，已经有人怂到关闭我的回复来自我安慰了

@罗有锣 @第六代 @正义骑士团脸呢？还把评论都删了，哈哈哈哈哈

一般认为国军战斗力弱，事实是国军战斗力真的很弱。

这个问题会有争议，无非是有的同志用几个王牌部队的表现来代表国军整体水平。然而国军经常性地保持80至100个以上的军级单位，从这么庞大的军队里面特意挑出几个（至多不过十余个）战斗力强表现较好的王牌军，以此来代表国军“真实的战斗力”，这究竟有多大的说服力，恐怕不必多说。

有的同志认为解放战争打得艰苦卓绝，解放军面对国民党军能轻易取胜的说法是“抗日神剧”，其实解放军还真有很多看上去像神剧的战例：1948年7月日，中原野战军12旅以伤亡二十六人的代价，在谷城南山地歼灭国民党军163旅大部，俘敌副旅长以下一千八百人。（刘伯承《襄樊战役总结》）。1947年1月的鲁南战役中，解放军攻克齐村，歼灭国民党军113旅2500人，“缴榴弹炮二门，山炮、战防炮各四门，迫击炮八门，轻重机枪约二百挺。我伤亡仅百人。”（粟裕《利用战斗空隙进行休整》）。1947年4月，东北民主联军在柳河县红石镇伏击国民党军，更是仅以九人牺牲的代价，全歼汤恩伯的起家部队，美式装备的十三军八十九师一个整师，共计七千八百人，取得震动全国的“柳南大捷”。

另外在东北民主联军的秋季攻势中也有一些类似的交换比大的战例

当然，这些都是比较极端的战例。有的同志就要说了，这些例子并不能否认国民党军的王牌部队战斗力强。他们没有弄懂国民党军王牌部队战斗力强≠国民党军战斗力强。从整体上着眼，大部分国民党军的战斗力确实弱，

那为什么国民党军会出现这种弱旅多而劲旅少的状况？这就与国民党军的本质相关，国民党军更像是护院家丁的加强版，而不像一支现代意义上的军队。如果难以理解的话，不妨把国军理解成日本古代的幕府：第一级是将军，对应蒋公。第二级是大名。对应国军集团军级军级和部分师级将领，又分为亲藩（中央军嫡系）、谱代（中央军旁系）和外样（杂牌军）。第三级是家臣团。对应国军师级至排级各层军官。第四级是普通武士，对应国军中的老兵。第五级是足轻，对应国军的壮丁。这样一来，是不是思路就清楚多了？

国军的这种落后形态，造成的后果是：一、每个将领都倾向于扩大自己的实力，这就使军队规模居高不下，而且大部分军队素质低下。二、由于部队实力关系到将领的利益，所以每支军队都倾向于争夺更多的资源，这就使本来就很少的资源被进一步分割，大量资源被浪费在养军而不是提高部队素质上面。三、由于山头林立和资源分割使用，所以国军无法整体规划和提高所有部队的战斗力，只能听任每个将领各自培育自己的部队，而每个将领能掌握的资源也只能允许他们培育出少数精锐。这样一来，国军精锐少而弱旅多的结果就注定了。

其实国军的这种情况，与大明末年的情况也很相像，大明的将领也倾向于培养自己的亲随家丁，而把普通士兵当做弃物，可谓太阳之下无新事。

一万额兵，止有六千，以四千为交际、自给、养家丁之用。沿袭既久，惟仗家丁以护遁、冒功，而视彼六千为弃物。弃物多而家丁少，终不能以御敌。”可见，家丁制度是明朝后期军政败坏情况下出现的一种畸形产物，它标志着官军逐渐由维护整个地主阶级统治的力量，蜕变成为将领们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正是由于存在着这种不成文的家丁制度，我们在论述明末官军时，既要看到它在总体上十分虚弱，又要看到那些军阀们在个别场合，还是可以拿出一批亡命之徒来孤注一掷。——顾城《明末农民战争史》

所以结论就是，国军之中确实有战斗力强的部队，然而这些战斗较强的部队是与大量战斗力很弱的部队同时存在的。由于政治形态的落后和统治能力的低下，国军无法建设一支战斗力比较均衡的军队，而只能拥有少数极难补充的精锐部队，这是国军在军事上的根本性弱点。

历史上的解放军正是利用了国民党军弱旅多而劲旅少的特点，以运动战的战法先打弱敌，各个击破，牢牢掌握了战争主动权。（十大军事原则第一条：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随着战争的进行，国民党的弱旅被成批消灭，解放军得以用敌人的人力物力壮大自己，而国民党军的精锐王牌难以得到其他部队的掩护和协同，又在战争中被不断削弱，最终也难逃覆灭命运。对国民党军的这种窘态，刘伯承总结得很好：

国土之大而与民为敌之独夫蒋介石，仅仅以未被击破的几支军队凑成几个重点，间隙地何其宽，弱点何其多，人民解放军何其自由机动。（《重校《合同战术》译文上部的前言》）

国军遇到没有战略眼光只是以攻城略地为要义的招核军阀时，还能做到败而不亡，勉强支撑。然而遇到洞察其要害。将消灭其有生力量作为第一要务的解放军时，这个弱点便足以致其死命。

以下简述国军战斗力低下的原因和具体表现。

一、器不如人

国民党军的武器以外购为主，国内兵工厂只能生产少量轻迫击炮、步机枪和子弹。这样的结果就是国民党军拥有少量的先进武器，但为数少，大量部队依旧使用落后的装备。在战争中，武器装备不能自给对国军来说是极大的命门。号称王牌的整编74师在战役的两天后就弹药不济了，究其原因，主要是国民党军后勤太差：

“以国民党军的美械装备部队来说，其整编74师师有辎重团，汽车大队，兽力营，旅有辎重营，团有辎重连，但其辎重团却挂羊头卖狗肉，是个步兵团（这在国民党军中是普遍现象）。兽力营有六七百匹马，专载师部的物品，汽车大队则装载炮兵弹药，旅团两级的辎重部队也无装载弹药的设备，只是在火线上输送弹药，轻武器的弹药只能由士兵自已携带，加上美械装备的射速快，火力强，弹药消耗大，整编74师仅用了两天就打完了所带的弹药。而整编74师的后勤能力是国民党军内最强的，其他的部队只能靠骡马，人拉肩扛与拉夫来解决，这就使国民党军认为美械装备的弹药供应无法保证。”（《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的武器装备及其来源》）

陈毅经分析也认为，国内战场由于武器弹药不能自给，美械发挥的余地其实并不很大：

“美械使火力增强，但火器复杂，干部无法掌握，不能灵活机动，消耗弹药甚多，缺少运输工具，供给不上。野战能力很弱。美械化害多利少，最多不过利害相等。”陈毅：《一年自卫战争总结》

当然，武器落后和不能自给主要是整个国民政府的问题，并不能全怪在军队的头上。如果说国军只是装备短缺自给能力差，那还不怎么样。最要命的是缺乏武器装备的国军还存在大量的非正常损失武器的现象，这就主要是军队的问题了。

首先是倒卖武器，国军士兵广泛存在将枪支转卖给民间的做法，陈诚在列举滇南远征军军纪败坏问题时，曾将盗卖军械作为一条单独的问题提出：

“(滇南)若干部队对于走私、运烟、聚赌、盗卖军械等败坏纪律行为,亦较其他驻地之部队为多”。（《战时国民党军队参与走私的状况》）

历史学家黄仁宇当年正好在滇南当军官，他的回忆可以作为佐证：

“步枪尤其重要，山头上的土匪开出每支枪七千元的条件，而且保障携枪逃亡者的安全。我们的兵士每月薪饷十二元，身为上尉的我，月薪也不过四十元。土匪甚至还出价买机关枪和军官的手枪。有一次，团里有一名勤务兵企图带着两把手枪潜逃，但在逃到山头之前被逮捕了。他在军团前被判死刑，而且当场执行。我们的团长用朱砂笔划掉写在纸上的姓名，随手把笔往肩后一抛。逃犯被带往山丘的另外一边，我们静默等着，忽闻一声枪响，响彻空中与群山之间，结束这个鲁莽逃兵的一生。这次事件后，有些连晚上把步枪锁起来，军官睡觉时把手枪放在枕头下。”（《黄河青山》）

还有一点重要的是在战场上遗弃武器，国军对赖以杀敌的武器并不重视，一旦逃命，便将其视作累赘，常常沿途遗弃。国民党军自己也注意到了这方面的问题，总结道：“每次战役之后，其因伤亡过重遗弃械弹无限，或离队拐逃，或受伤官兵随带械弹住院” 对应办法是“责成各部队组织战场清理队，专一清理收拾遗留之械弹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武器装备建设之考察》）

陈诚在淞沪会战后曾亲眼看见国军沿途丢弃武器：

“大军转移的时候，沿途遗弃的粮秣、弹药、武器、汽油等，随处可见”（《八年抗战经过概要》）

豫中会战失败后，据13军89师266团团长方耀回忆：

“突围部队经过汤军经过的地段，到处是汤军抛弃的步枪、轻重机枪、弹药、骡马、装具、车辆、通讯器材、迫击炮、还有大炮，次日老百姓清扫战场”（《参加中原会战的第十三军》）

这个回忆资料可以得到国军内部报告的证实，极为可信：

“据军令部下属军风纪第二巡查团的报告，“（一）此次豫战，我军士气沮丧，纪律废弛，惰将骄兵，闻敌即逃。指挥官毫无部署，械弹沿途抛弃，触目皆是，团长以上，均应撤办。”（《第一战区此次作战有关军风纪文电摘要》）

在国军抛弃械弹仓皇逃命的同时，别人却在积极收集这些武器壮大自己：“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八支队在国民党寿光县政府及其武装溃退时，将其遗弃在弥河以西的武器大部分收集起来，仅用半月时间，也增加到近千支枪。”（《中共山东抗日武装的武器来源》）。豫湘桂战役中，当地的进步人士贺澍三“将地方遗留的国民党军枪炮弹药搜集起来,充实了部队”（贺澍三《豫西宜、洛、陕、渑四县联防抗日的回忆》）。从而使局面向进一步不利于国军的方向发展。

总的来说，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国军武器并不先进，数量和保障方面更成问题，这就严重制约了国军战斗力的发挥。况且国军本来就苦于武器弹药不足，大量的非正常损失更加剧了国军作战的困难。然而国军的对手在武器方面的问题很多时候比他们还严重。而且国军一直能从国际方面得到武器方面的补益。因此国军战斗力低下，主要还是另外两方面的问题。

二、气不如人

除了武器装备的因素以外，国军的士气低落也是由来已久的痼疾。士气不振源于国军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如生活苦、无政治目标、官兵对立等。而且国军士气低落又常与军纪败坏紧密相连，引发出更多的问题。下面先分析国军士气低落的原因和表现：

第一、普通兵员系强征而来

兵员是一支军队存在的必要条件，兵员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决定军队的战斗能力。但是，“国民党拥有广大的人力资源，但是在它的错误的兵役政策下，人力补充却极端困难。”因此国军只能靠强制手段来征兵。

当时的征兵手段，按条文上规定是在抽签服役人选，所以成年男子理论上是靠运气决定是否当兵的，这种做法是一种比较公平的征兵办法。现在的有些文章也借此怀疑抓壮丁的真实性，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由于地方机构的舞弊和低能，实际上根本不能公平地按抽签的方式征兵，富贵人家绝少中签，即便中签也可以用钱或其他方法摆脱服役。所以最后当兵的往往是贫困农民：

“各地举办抽签大会，由适龄壮丁本人直接到会抽签，而中签者却都是贫苦大众，没有一个地主豪绅子弟，有人暗中操纵其事，十分显然。群众愤恨不平，中签者多数外逃。一至召集之期，无人应召。”（《抗战时期国统区“抓壮丁”现象剖析》）

兵役既然不公平，老百姓自然不愿意当兵，纷纷躲避。于是征兵改用间接抽签，对中签者保密，在时机合适的时候采取突然袭击方式将其抓走：

征兵采取“间接抽签”办法，抽签时由壮丁所属保甲长代为抽签，中签者姓名保密，一俟召集前夕，保甲长带人潜赴中签壮丁的家里，将中签壮丁突击抓捕入营。四川曾规定全省统一行动，均采取这种方式征兵，（《同上》）

在押运壮丁的途中，有缺额时甚至会在路上抓人顶替：

“各县申送壮丁,如系临时拉来之丁,在途间逃亡时,则沿途拉人补充。”（《同上》）

在有的时候甚至会包围集市，挨个抓赶场的农民当壮丁

荣县‘第一区汪家乡于六月十九日办理兵役人员趁赶场之际，将场头场尾关闭，强拉壮丁，初拉得百余人，结果十八人送县，其余或因关说，或因行贿释放’。”（《同上》）

这些做法搞得人心惶惶，成年男子纷纷躲避，民间一般只能看到老弱妇孺：

“每逢集期，乡民赶场非老弱即妇女，以致商业萧条，物价高涨，乡村壮丁男子，白日藏匿山中，晚间始秘密回家，耕作仅由妇女代替，田土多已荒芜”（《同上》）

为了躲避兵役，很多人甚至会选择自残：

“在当时，劳动人家的青年子弟，一旦被捉去当壮丁，便意味着走向死亡！那些穷苦人家子弟，除了逃亡他乡之外，竟不惜自残肢体——有人用毒草或硝酸水把右眼熏瞎（不能射击瞄准），有人用刀斧把右手食指砍断（不能扣枪机）……”（鹿钟麟《国民党兵役部的设置和“役政”》）

被抓了壮丁后，悲惨命运还远没结束，地方上还必须将壮丁押运到部队上。途中为了防止逃亡，还常用绳索捆绑，形如囚犯，惨毒备至：

“依借口防止逃亡，苛刻虐待，防制如盗贼，役使如牛马，道途惨黩，志士寒心”《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征兵过程中农民的抵制心态》

由于路途遥远，供给不足，壮丁便大批死亡：

“沿途所见落伍壮丁，骨瘦如柴，或卧病道旁奄奄一息；或状若行尸，踯躅山道；或倒毙路旁，任犬大嚼。”（童玉汝《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征兵黑幕》）

蒋公自己也不得不承认：

“据报各部队将新兵接收后，仍有用绳捆作一串武装编押，情同囚犯，民众触目伤心，积年累月之兵役宣传，被若辈一绳一棒扫荡无遗。抗战及征募之前途，切受重大之打击，实堪痛恨！兹特重申前令，嗣后如再有上项情事发生，一经查实，该接收部队长官及接兵人员，均予依法严办，决不姑宽。”（杨津涛谌旭彬《抗战期间，多少壮丁未入军队死在了半路？》）

然而蒋公这些话并没有改变国军抓壮丁的传统，败退台湾后，国军恶习不改，比较著名的事件有1949年7月13日，澎湖的国军强征流亡山东学生入伍当兵，并刺伤反抗学生。山东学生的校长张敏之与军方冲突，被扣上匪谍罪名枪杀，是为被披露后震动台湾的“澎湖七一三事件”。

1950年，国军在从福建省东山岛败退之时，又在当地强拉壮丁，把一个村子变成了“寡妇村”，后来绿营政治人物谢长廷访问大陆时便特意去参观了寡妇村纪念馆，以此来打国民党的脸

谢长廷访寡妇村：这样历史不要再发生

既然大多数国军士兵都不是自愿参军的，又安望其斗志高昂？抓壮丁不但影响了兵员素质和士气，又恶化了军民关系，从全局来看，可谓得不偿失之举。

第二、不能保证士兵的生活需要

由于国军的后勤保障极为糟糕，导致大多数士兵生活很苦，首先就体现在伙食上：

三餐改为两餐，三菜一汤并为一钵大锅菜，最后只是一钵不见油花的菜叶盐水汤。1944年，一位美国专家曾为国军各部队的1200名士兵进行体格检查，结果发现57%的受检者营养不良。长期的营养不良，加上卫生、医疗设施的缺乏，使得士兵极易罹患眼睛干燥症、砂眼、各种皮肤病、贫血症和寄生虫感染。（张瑞德《山河动》）

伙食太差，导致大部分士兵身体素质极差，有的部队一个连只有两个人视力正常：

1940年12月，监察院监察委员、战区军风纪巡察团成员何基鸿巡视驻河南渑池县军政部第十八补充兵训练处某连后，在对上级报告中实录了一个衣食不周、医药无继、官长凌辱虐待的悲惨世界：
“全连只有七十余人。此七十余人中，经委员逐一视察，其不害目疾者，仅二人。余均染目疾，且多已失明，或将失明。行动须由伙伴扶携之。询以每日几餐?答，两餐。问，食何物?答，食小米干饭。问，还食他物否?答，一月来曾食面条两次。问，能否食饱?答，均能食饱。言时态度极不自然，以官长在旁，有苦不敢言耶?
委员于厨房寻得残余之小米，尚未煮至半熟，粗粒难下咽。每一兵每日食此种饭二次，每次且限定两碗，故营养不足，为该处士兵致疾之最大原因。残废死亡率，自亦很大。（《试论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的兵员征补》）

除了吃不饱饭以外，没有合适的衣装和被服也是大问题：

本师各部队士兵棉被军毯极感缺乏，平均五人一条，尚感不足，因以无法御寒，间有士兵向民间借棉被，甚而影响军民情感不良事实发生。（《略论抗战中国民党军队与民众的关系》）

国民党军士兵的悲惨生活，曾使当时的兵役部部长鹿钟麟曾感慨：“士兵生活太苦，是大家都视入营当兵为进监牢，甚至简直就等于判死刑。”（《抗战期间，多少壮丁未入军队死在了半路》）

当时的部分将领试图向蒋公反映这个问题。1943年5月7日，蒋公对熊式辉言：“今日军心疲靡为可虑。”熊答曰：“军心、民气、官常三者俱属重要问题。关于军心，经济关系最大，此日军风纪之败坏，类皆由于官兵生活之受压迫，食不能饱。”（参见《海桑集—熊式辉回忆录》）

这次谈话蒋公在当时敷衍了过去，但实际上他后来也承认国军士兵生活得很惨：

我们的军队，除内容空虚，名实不副之外，还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待遇太低，生活太苦。现在一般下级官兵的生活，真是到了水准线以下，大多数的士兵吃不饱穿不暖，以致面黄肌瘦。（《整军的目的与高级将领的责任》）

但实际上很多士兵的身体状况已经不能用“面黄肌瘦”来描述了，当年美国人了解到的情况是：

疾病和营养不良严重地削弱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在1945年西南地区的作战中，美国观察家们发现第13军甚至在一短距离的徒步行军中“便有大批人掉队，许多人由于极度饥饿处于垂死状态”。另一位美国军官包瑞德上校（David.D.Barrett）报告说，他看到国民党军队的士兵们“走了不到一英里便倒下死去”。一些病弱者会暂时用担架抬着。但是，另一位美国人的报告说“经常可以看到担架上的人被弃于路边，不是死了就是将要死去”。有着高度信誉的《大公报》的一个记者指出：“部队所经之处，可以在路边看到一个又一个死去的士兵。（《毁灭的种子》）

当然，比起伤兵来，一般挨饿的士兵又要幸运一些。李宗仁对伤兵的状况描述道：

“粮饷待遇既微，致士兵恒苦营养不良，骨瘦如柴。医生、药品均极缺乏，受伤患病官兵境遇之惨，有不忍言者。”（《八年抗战敌我优劣之检讨》）

李宗仁“不忍言”的状况，被外国人记录下来了：

甚至一份军医杂志在1938年也谴责说，伤兵们常常自己挣扎到铁路上的兵站去，那里没有治疗和医药，他们的伤口很快爬满了蛆子。俄国顾问卡尔亚金发现，由于没有包扎所或食物供应站，伤兵们“因饥饿和伤就死在路边”。（《毁灭的种子》）

据《毁灭的种子》记录，魏德迈给蒋公的报告甚至把部队医院与德国灭绝人性的集中营相比。另一方面，由于伤兵得不到关怀和帮助，他们在地方上往往滋事，成为令地方长官头痛的问题。当年张治中在长沙就遇到了这种事：

所有长沙各商号、各旅馆几乎完全被伤兵占住了，很少幸免的也谨慎地收起了招牌。街头巷尾，伤兵三五成群，以铁棒作为威吓的武器，从早到晚，在那里横冲直撞。伤兵滋事的案件，日有数十起。就是省政府门口，也常常拥集了新到的伤兵，示威咆哮。长沙确实成了一个‘伤兵世界’。另一方面，伤兵从车站下来的没有适当的收容，重伤的没有人来照顾，伤愈的也没有严格的管理，医疗缺乏，食住不安，甚至饥寒交迫，到处遭受一种冷遇，一种仇视。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在精神和物质两方面，都感到不能忍受的痛苦，有时就被迫采取一种报复的态度了。（《张治中回忆录》）

士兵生活的痛苦，一方面加剧了他们对军队的不满，缺乏斗志，另一方面士兵身体素质之差也严重削弱了军队战斗力。伤兵受伤后无法得到有效医治和救助，更是足以挫伤军心士气。

第三、政工形同虚设

在北伐时，国军中本来有专事政工的党代表，但蒋公随后取消了党代表制度，而以地位远不如部队长官的各级政治部代之。与之相对应，国军部队长官普遍蔑视政治工作。白崇禧甚至对陈公博说：“我看今后政治部少做民众运动的工作罢。无论民众怎样凶，有一连机关枪便什么都完了。”

在人民军队里，政工的责任非常重大，一是要在军队里宣传党的政治主张，提升战士的政治素质和战斗意志。二是要对部队的不良情况进行监督和纠正，防止变质。三是要协调部队与地方的关系，增进军民团结。而国军的政工人员由于人微言轻，只能在军队里面充当花瓶，顶多发挥一些宣传作用：

“很多的军官同志，对政工根本不信任，甚至发生了一种恐怖的观念，认为政工同志是他们的监视员，或者是与他们争权夺利者，有的也根本否认政治工作的效用。他们单纯的认为政工人员的任务是唱歌子，写标语。同时还有些假进步的军官，要求上峰给他们配备政工，但事实上，他们把伟大的政治工作，当成了他们的点缀门面的形式，把政工人员当成了他们的摇旗呐喊的喽啰。”（王奇生《战时国民党军队的政工与党务》）

一方面，国军政工受到部队长官的猜忌与防范，难以大施拳脚真正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军队政工自成系统，政工人员与部队长官没有隶属关系。而且政工人员往往充当特务监视部队长官。

据一位少将级的资深政工干部忆述，为了同化或吃掉“杂牌”部队，政工人员除了进行一般的宣传教育工作外，主要是调查掌握部队的实力消长，侦察部队长官对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的真实态度，以及了解部队内部相互之间的联系和矛盾。（《同上》）

所以如果政工人员存心要与部队长官对立甚至敲诈勒索的话，长官对他们却也无计可施。

“某部队的政工人员，多数藉口接济未到，向所在部队长官借钱。又因工作技术拙劣，早被该部官兵疑为中央派遣的侦探，既然开口借钱，在对方便认为含有敲竹杠的意味，不敢不如数供应，一次两次，引起部队长官的无限厌恶与憎恨。而且政工人员借钱到手，随意挥霍，甚者挟妓冶游，酒食征逐。这类行为都足以引起所在部队官兵之卑视。”（《同上》）

所以国军的政工徒有虚名，反而会增加军队的内耗。张发奎对此评价道：

他们的工作并不认真，给人留下傲慢自大的印象。共产党的政工人员在亲近民众方面成效卓著，国民党的政训处人员只是监督部队长对蒋先生的忠诚程度（《张发奎评价民国政要》）

在内战开始后，国军完全取消政工人员，改设新闻局，功能仅限于宣传，国军政工情况更趋恶化。直到内战后期蒋公认识到政治工作的重要性重组政工部门，为时已晚。具体可参看李翔著《最后的挽歌——国民党军队覆灭之际的政治工作》

国军内政工的失败，对国军战斗力影响很大：本来国军士兵士气就很低落，政工的无能更加剧了这种趋势，同时政工人员无法监督部队长官更引发一系列军队管理问题。

曾在政治部工作过的陈诚对国军政工的失败有清醒的认识：

国民革命军东征、北伐，得部队政工之力不少。嗣后政工之于部队，尚能发挥作用者，百不一见，大都形同虚设、有名无实。遂使军中士气消沉，影响战力良非浅。（《陈诚回忆录》）

蒋公也对此不加否认：

自从党代表制度取消，政治部改成部队长的幕僚机关以后，军队的监察即无从实施，同时因为政工人事的不健全，故政训工作亦完全失败（《国军失败的原因及雪耻复国的急务》）

第四、将领的腐化堕落

由于政治工作的缺失，国军长官普遍腐化，首先表现在“吃空额”上面，也就是军队缺员后不加实际补充，而是要求得到满员时的粮饷。

陈诚曾对蒋公介绍过远征军内部的吃空额和走私情况

“部队纪律废弛，战力消失。细加分析，则苟且偷安，走私牟利。士气消沉，缺额日多。以及高级者生活之奢靡，下级生活之压迫，无不相因而至，有加无已。甚者，乃至视缺额走私，为维持部队之正道，以金钱力量，为各立门户之基础。相习成风，恬不为怪。”（《蒋介石、陈诚为远征军事的一段纠葛》）

后来陈诚在接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后又指出：“部队普遍吃空：部队兵员缺额极多，以战前而论，洛阳市上之食粮，半数以上为由部队售出者。即此可见一斑。”

缺额情况严重影响了国军的战斗力，丁治磐即认为：“中国军之不堪一战，即以编制上兵员过少之故。”何成濬亦断言“抗战失败的大原因即在此”。缺额固然使部队战斗力减退，而统兵官往往并不急于补充兵员。对统兵官来说，缺额的好处是可以“吃空额”。徐永昌概括性地指出国军将领“吃空额”的情形：兵额永远七、八成以下，粮饷、服装永远要十成。（《国军高层内部的自我审视与剖析》）

除了吃空额外，部队长官还钻空子经商致富：

上下经营商业：长官部在洛阳开设面粉厂，并利用陇海路营运煤斤图利。汤副长官为自筹经费自谋供应计，在界首成立物资调节处（后改民生公司），变相征收税款；在漯河开设中华烟厂；在界首开设三一酒精厂；在嵩县开设造纸厂；在镇平开设三一纺织厂；在鲁山开设煤厂，其经营范围之大，可以想见。本意未始不善，但结果则完全成了假公济私的组织。长官部既然如此，部队纷纷效尤，遂一发不可收拾。各级干部差不多都成了官商不分的人物。一个个腰缠累累，穷奢极欲，而士兵之苦自苦，于是官兵生活不能打成一片。要这样官兵组织成的部队发扬斗志，又如何可能？（《豫中会战与第一战区》）

长官可以经商，一般的军官也不甘人后：

原来入缅部队一到腊戍，许多部队长及军需人员就以大量的外币（当时入缅军都是发的缅币卢比）购买布匹．化妆品，高级食品(如饼干、咖啡、牛奶、白兰地酒等)，一车一车地装到昆明出售，获利十倍到二十倍。（宋希濂《远征军在滇西的整训和反攻》）

戴笠也曾密报远征军怒江前线走私情况：

又查怒江前线各驻军官兵，现多勾结商人，走私运货。目前敌人缺乏食盐，商人将食盐由下关、保山等地运至前线后，则勾结当地驻军官兵，送过怒江，换得棉纱布疋而回，交易地点有五、六处之多，但敌人狡猾异常，月前曾有我方军官五、六人因贩卖食盐，私渡怒江，被敌发觉虏去。（《戴笠秘电:云南前线部队半数兵力造假》）

书呆子黄维与唐纵交谈时，一面承认国军内部普遍腐化，另一方面又认为大环境如此：

“今日如规规矩矩拿薪水，便要饿饭，而且不能做事，势必失败不可，反之，混水摸鱼，贪污舞弊，自己肥了，大家也好占些油水，倒是人人说声够交情，有了问题大家包涵。这是做好不好，做坏倒好，正义扫地，是非颠倒。言之不胜慨然。部队如此，机关何尝不是如此。”（《全国抗战时期国民党统治衰退的若干面向研究》）

军令部部长徐永昌感叹：“今日军队团长以上，大多数投机，猎官、发财、享受、腐化，无怪团长以下不努力，训练士兵作战，安得有成绩，此诚严重问题”。（《同上》）

蒋公对此自然也还是心知肚明，但却无可奈何：

现在反动派到处宣传，说我们士兵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士兵，下级军官也很健全，惟有我们一般高级将领人人都是腐败堕落，而且阶级愈高，精神愈萎靡，行动愈腐化，狂嫖滥赌，走私经商，吃部下的空额.不仅反动派如此说法，就是一般外国朋友也是如此看法.这不能怪人家轻视我们，而必须反省我们本身有没有这种缺点.我可以说，我们高级将领虽不是人人如此，至少大部分已经腐败堕落了!（《整军的目的与高级将领的责任》）

第五、官兵之间对立

国军士兵生活很苦，官长却腐化，致使官兵矛盾极为尖锐。国军军官的对策是重视忠诚度和军事技术相对较高的老兵。

抗战时期国军的老兵，曾经过一番挑选，久经战役，尽忠职守，即便被火力占优势的敌人击溃。数日之后，这些老兵仍能前往指定地点集合，各归建制，严整如初，对整体战力毫无损伤。所以各部队对老兵十分重视，有位炮兵排长称赞老兵是“国之瑰宝”，另一位步兵排长认为“作起战来，只有这样的兵员才能算数。”但是抗战时期艰难困苦，1941年少尉月薪42元，下士20元，还要扣除副食费。街上吃碗面还需要3块钱。部队为了留住这些人才，防止他们开小差投奔其他部队，即使是连长也要对他们客气几分，军校出身的年轻排长有时候陪他们吃狗肉，说粗话。有些部队对他们甚至早晚不集合讲话，也不出操。（张瑞德《山河动》）

而占国军兵员大多数的新兵和壮丁，则是军官防范的对象，老兵往往承担起监视新兵的任务

规定：新兵逃亡抓回者，即行枪决，还规定新兵不得随便乱跑，不准请假，发动老兵对新兵严加看管。（《一份特殊的调研报告：陈毅下令调研张灵甫整编74师失败原因》）

军官除了拉拢老兵以外，对普通士兵采取高压手段，造成恐怖气氛，以达到控制部队的目的。壮丁刚进入部队时，就会挨上一通杀威棒：

“壮丁一经患病非特医药治疗，长官漠不关心，而犹责亦照常上操课。偶因病而无力操作者，动辄以木棍或扁担，加以痛击，每一责罚，必致壮丁血肉横飞，非死即废。甚至有因细故而遭枪杀者，亦有于行进间因病不能速行而遭毒打成废或抛入江河岩谷者，极尽人间惨毒。”（《抗战八年多少壮丁死在半路?》）

军官在新兵进入部队后，就注意在平时以严苛手段逼迫士兵无条件服从：

四川省梓潼县忠贞街某部队“以半生硬米饭为餐，士兵限五分钟食毕，逾时即撤去，严喝水，犯者以扁担敲死。”，“故百人之中有九十均现菜色，临风欲坠。尤可怪者，市民目睹心伤，悯其饥饿，予以一盂饭、一干饼，官佐则禁止收受。犯者罚跪街心，笞腿骨，其余民众，林立睹之，罔不潸然泪下，起同类相怜之感。（《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征兵过程中农民的抵制心态》）

后来在改造起义部队时，解放军干部往往会发现旧军队里军阀作风严重，士兵普遍受过虐待：

他们的各级军官军阀作风严重，经我们调查，打骂士兵、丢弃伤病员、枪毙逃兵、强迫士兵赌博以“赢”他们微薄的饷银等现象相当普遍，官兵关系十分紧张。（高平《改造国民党起义部队的回忆》）

台湾作家王鼎钧也证实国军内部对新兵不断打骂：

原来新兵训练就是挨打，操课教材无非是打人的借口。起床号已响，你的动作慢了，要打；起床号未响，你的动作快了，要打。熄灯号未响，抢先上床，要打；熄灯号已响，还没有上床，也要打。他们打起人来真狠，真下毒手。夜间紧急集合是一个完善的样本。紧急集合的号声，把大家从梦中惊醒，穿衣服的时限是五分钟，动作慢一拍的要挨打，罪名是‘老百姓’。有人匆忙中把裤子穿反了，并不惊怕，好像挺有幽默感，该打，罪名是‘老油条’。有人担心自己来不及，穿着衣服睡觉，该打，罪名是‘神经病’。老百姓，老油条，神经病，班长每天动手动脚，念念有词。尤其是‘老百姓’，这一条是每个新兵的原罪。班长打一下，骂一声活老百姓，打一下，骂一声死老百姓，好像和老百姓有深仇大恨……（《“老百姓”曾是国民党军队的骂人话》）

外国人也见证过国军残虐士兵的情况：

中国军官们对待士兵好象对待畜牲。在官长的奇癖怪想之下，士兵可以被拷打，被杀掉，责罚的方法中包括割掉耳朵和鞭笞。训练班里的美军人员抱着嫌恶之感，常可看到士兵被罚以赤裸的膝盖，跪在石子很多的操场上，两手反绑着，晒在炙人的太阳下，直至昏倒为止。（白修德《中国的惊雷》）

最后转引高戈里先生对国军一个部队内部士兵受压迫情况的统计，让大家对国军内部阶级压迫的普遍性有直观的认识：

据统计，第144师2451名士兵在旧军队期间，有345人被吊打过，289人被捆打过，1238人被棒打过，13人被刺刀打过，677人被枪托打过，1362人被打过耳光，945人被皮带打过，991人被拳打脚踢过，53人曾被打得昏死过去，20人被打得吐了血，22人被打残废，1298人被罚过跪，535人被罚过冻，128人被罚过晒，1302人被罚过挨饿，一人被罚过喝尿，一人被罚过吃地痰，被枪毙未死的有33人，被活埋未死的有24人……（《起义“国军”将士是如何实现心灵裂变的》）

第六、军纪普遍败坏

国军士兵生活不好，遭到部队长官压迫，又不能得到政工人员的正确引导，以至于军纪败坏，军民关系恶劣。美国著名政治传记作家布赖恩·克罗泽描述道：

由于受上司的欺压，国民党的军队便反过来欺压他们所遇到的村民。即使把其他一千种原因都撇在一边，光这一点就能解释为什么共产党的军队能最后取胜。他们让农民觉得解放军需要他们，并给了他们一个奋斗的目标。

国军军纪不良的具体记录有：

“军纪不良，民众逃亡。查此次各部向九江附近集中时，因运输困难，战时增设部队又骤难足额，沿途鸣枪拉夫，搜寻给养，不肖者且强奸掳掠，军行所至，村社为墟。职由阳新徒步经瑞昌到九江时满目荒凉，殆绝人迹。民众既失同情之心，军队自无敌忾之志。如此而欲其奋勇杀敌，自不可能。”——第二兵团司令张发奎报告书
“纪律废弛，战志不旺。整个战场，我军多为退却作战，军行所至，予取予求，民不堪扰，而部队之逃散，尤甚惊人。如99军以4团兵力，仅在湖滨行持久抵抗数日，转至宁乡以东，残余兵力不及一团，沿途散兵骚扰，迄今尤未解决。”——《湖南会战战斗要报》
“二十九军在襄阳、南漳到处抢粮，殴打区乡保长，并夺取省府所征实物，人民除纷纷逃避外，自尽及饿死者，襄阳一地已查明五十四人。六十七军亦到该处夺取实物，地方秩序紊乱，荆门已缴军粮五千五百余大包，蓄藏悉尽，人民以麦苗树皮充饥。三十八师仍日挨乡搜刮，均、郧两县应缴军粮，早已超过定额，驻军复催逼不已，民食一升一合，俱被夺取。”——《何成竣将军战时日记》，转引自李重和《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的风纪问题》
十三军在襄城嵩县，大肆劫掠，并强奸河南大学女生数人，至卢氏，将农民银行基金现洋及大车，全部解去。十二军在南召鲁山附近，劫掠衣物，并以刺刀刺伤人民，私卖枪支，临行时，并将枪支抢回。——《第一战区此次作战有关军风纪文电摘要》

国军甚至还出国祸害当地的华侨

62军调离后，由赵公武率52军接防，官兵素质，军风纪律大不如前，敲诈勒索，调戏妇女，盗卖军器物资，贪污索贿，贩卖鸦片，酗酒闹事，甚至掳人勒赎……暴行累累，使华侨社会鸡犬不宁，怨声载道。《国民党军队入越受降时的海防市见闻》

国军军纪败坏问题就连王牌军七十四师也不能免俗：

“因部队主官轻视政治工作，该师老的政工人员颇感苦闷。加之为了完成军事任务，稳定士兵情绪，不得不在纪律上更加放纵，对拆毁民房、砍树、抢粮等听之任之。”《一份特殊的调研报告：陈毅下令调研张灵甫整编74师失败原因》

蒋公同样知道军纪败坏的问题，还为此骂过顾祝同

“第三战区之军，风纪可谓扫地殆尽，兄其知之乎？中初以为战败溃乱一时之现状，故未加深究，不料至今闽浙各地之国军仍到处扰乱抢劫，其所有行动之恶劣，诚出乎梦想所不及者。此兄平时治军，不认真不严肃，而乃有此不可收拾之一日”——《蒋中正电责顾祝同治军不严以致第三战区军纪败坏应严加整顿》

苏北韩德勤在被新四军击溃后，所部在当地大肆劫掠，形同土匪。导致老百姓把新四军称为救命军，日夜盼望新四军到来。蒋公对此感到非常丢脸，又畏惧新四军进一步壮大，于是专门呵斥韩德勤道：

苏北各部队自被击溃后，官兵全无斗志，军风纪荡然，且溃兵为匪，民不聊生。苏北民众反誉匪军为救民军，冀早日到达，而苏民困，诚吾人之奇耻大辱’等语。务望严整所部，努力争取民众同情，毋使匪伪有所借口为要。——《国民党的敌后抗战为何不成功》

1949年，蒋公进一步承认国军军纪败坏不能得到人民支持是普遍问题：

我们革命军，原是以爱国救民为目的，而事实的表现，不仅不能爱民，而且处处是扰民。我们军队每进到一个村庄，这个村庄中较好的房屋就一定被我们军队占领，而最好的房间，一定是我们最高的主官住，借了人民的东西不归还，损坏了人民的器具不赔偿。这样，当然使人民对我们发生反感，而不愿帮助我们。”——《军事改革之基本精神与要点》

凡此种种情况,看上去似乎和“战斗力”无关，事实上，这些情况必然会反映到国军的士气和作战状态上来，对国军危害不浅：

一、作战意志薄弱

国军士兵既然受迫害，又没有思想引导，生活困苦，自然在平时就会选择逃亡，虽有严刑酷法不能禁止，以至于部队军官必须严防死守：

据丁治磐描述：“下级军官及班长常扃门伺守，俨然阍者以防逃，又常使士兵相叠而卧，以使一人之起可警其余，虽在暑日亦如此者，其防逃之苦，可谓尽矣，然仍不能免于逃。”——《国军高层内部的自我审视与剖析》

到了作战的时候，士兵斗志不坚定往往会影响战斗：

军队一般精神不甚巩固，士气衰落，加之转战千里，疲劳过度，致不能发挥战力——《桂柳会战之经验及教训》

高级军官平时养尊处优，一到战时往往有避战之心，抗战初期，黄埔系将领刘峙不断丧师失地，使河北大片地区沦陷，为此遭到了弹劾：

如琉璃河之溃，兵非不多，器非不利，徒以主将刘峙哐怯畏死，未经激战遽下令总退却，一溃遂至石家庄，致使全冀皆失，而冀晋两省交受祸，今又退至彰德计矣。夫由琉璃河至石家庄，计里四百余，由石家庄至彰德里亦四百余，是旬日之间败退几达千里，自古及今，丧师失地未有如是之速者矣！

抗战结束后，蒋公想趁热打铁进攻解放区。其爱将张治中劝谏道：

“以今日之国军士气与态势而论，亦不能继续作战。各将领在钧座之前，或不敢显然作厌战之表示……然以职所接触之若干将领中，其不愿战争之心理，甚为普遍。且今日多数之国军，实亦不能作战。（《军队素质、战略计划与解放战争的进程》）

张治中已经把话挑明了，国军士气低落，“实亦不能作战”。然而蒋公却偏要通过实践来检验国军有没有士气，检验的结果，莱芜战役最后阶段，国民党军面对解放军围攻的表现是：

我炮兵一炮打到敌人司令部的骡马队，骡马又跳又叫，全盘混乱，士兵都叫喊：“缴枪，缴枪，老子一辈子没有打过这样的仗！”就投降了，战斗总共不过三小时。（陈毅《华东一年来自卫战争的初步总结》）

而且国军是越战士气越低：

我们这二十一天的战果，大略相当于去年下半年五个月内的总和，我军之愈战愈强，敌人之愈战愈弱，实己昭然若揭，不须再加任何说明。可以注意的是，蒋军上下士气之消沉，现已更为明显，因此更容易被消灭。不仅下级军官和士兵自动缴械者日益普遍，甚至七十师的正副师长，五十五师的副师长，乃至陈诚亲信六十六师师长宋瑞珂等高级将领，都不待我军查问，就自动说出他们的真实职务。这几个人都是刚刚从南京受了训来的，可见蒋介石的叫嚣和哀鸣，已经日益没有效力了。（刘伯承《鲁西南大捷的重要意义》）

王牌部队在补给能跟上且有一定解围希望时，斗志尚可，但真正陷入绝境时也就那样了：

57旅旅直士兵崔传典说“我们队伍全给你们炮弹打乱了，东边炮来向西溜，西边炮来向东溜。张跛子（指张灵甫）也跑来跑去，不当家了（指无法指挥的意思）。当兵的两天两夜没捞到一点水喝，身子没劲，把枪往身旁一摔，大都躺下来说：‘他妈的，缴枪就缴枪，投降就投降，老子不打了。’”（《孟良崮战役资料选编》）

高级将领抛下部队逃跑的现象更加普遍

“每一次撤退，高级将领总是先部下而退，置部下的生死存亡于不顾”。
“在还没有和敌人接触的时候，他心中早就有了一个腹案，就是怎样脱离战场，从那一条路逃到那一个偏僻安全的地点，苟全性命。”（杨天石《蒋介石在日记中如何反省自己的缺点？》）

闹到最后，徐永昌也看明白国军药丸了：

军队纪律坏、士气坏，且谓士气之坏，中央系是由于贪污，非中央系是由于不公。末谓恐难持一年。（《军队素质、战略计划与解放战争的进程》）

二、官兵纷纷转投解放军

在抗日战争中，国军士兵即便对部队不满，也通常选择逃亡而不是投敌，因此士气不旺虽然对战局有影响，但也不严重。但后来对阵解放军时，解放军往往会争取国军士兵倒戈加入解放军（解放战士），于是局面便不可收拾了：

粟裕回忆说:“敌人的士兵在他们那儿士气十分低落，可是一到我们这边，马上可以打仗。我们实行即俘即教即战的政策，非常成功。淮海战役开始，华野为36.9万人，战役过程中伤亡10.5万人，这中间除整补了几个地方团外，补进的主要是解放战士。”（《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改造俘虏的历史经验》）

后来有的部队中解放战士人数的比例竟能达到百分之八十：

周恩来1949年在北平向民主人士和大学教授作报告说：“我们的战士有很大部分是俘虏过来的，称为解放战士，有的部队解放战士竟占百分之八十，少的也占百分之五十至六十，平均约占百分之六十五至七十。”（《军队素质、战略计划与解放战争的进程》）

解放军在对解放战士做思想教育时，最大的法宝就是让他们回忆在国民党军里面受到的压迫与欺凌，也就是著名的“诉苦运动”，现在可以从诉苦运动的典型于德水诉苦的情况了解当时的大致情形：

于德水说：“我是河南人，家五口，租地四十亩，种三年，第四年父病，欠租还不起，父亲将我送铁厂拉风箱，每天半斤铁做工钱，年底算帐给铁不给钱，说了许多好话，当时铁价每斤三毛钱，折作每斤二毛钱，将钱买一点肉与油，腊月二十八日回家过年，当日我就被拉壮丁当了兵。正月初三日父亲去看我，因衣服破烂不准进去。过了三天碰上我出来解手才将我父亲接进去。父亲拿出自带的糠窝窝来啃，我看了非常伤心，马上跑到司务长处说明父亲来看我，请求给他一点饭吃。司务长态度很不好，说：各有各的饭钱，要吃饭拿钱来，我说家很穷没有钱，司务长说谁要你穷的，以后讲了许多好话才给了一碗饭。父亲吃完这碗饭放碗不放筷子，我知道父亲没有吃饱，又去找司务长哀求了半碗饭，父亲见只有半碗饭，知道没有了，吃完后只得将筷子放下。”诉到这里，于德水放声大哭，同时引起李福林同志哭，以致全场都哭起来了！（彭德怀《一九四七年冬季整军摘要》）

诉苦运动中，通过各种事例，战士们感同身受，对国民党军的仇恨非常大：

“八师的各级干部参加听炮兵营长诉苦时，给下面印象很大，启发了一个战士对旧社会不满而诉苦，他气愤填膺感动的气死了。死而复活，现成傻子。”《辽东三纵队的诉苦教育情况专题综合报告》

经过诉苦运动教育的解放战士往往思想进步，斗志坚定：

晋冀鲁豫解放军6纵战士王克勤是1945年10月邯郸战役被俘参加解放军的，最初只是一个技术出众但情绪低落的机枪手，1946年的营诉苦大会上他的感情受到很大激荡，在第二天的诉苦中他边哭边说：“现在我才真正明白，当八路军是为我们穷人干，当国民党军是为老财干。我一定要在八路军里好好干下去，牺牲了也是光荣的。”激发了热情的王克勤很快成为一个全军闻名的战斗英雄，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先后荣立九次战功。被提拔为机枪班长后，王克勤忘我投入，很快把主要由新兵组成的机枪班带成了尖子班，又被评为带兵模范。晋冀鲁豫全军展开了“王克勤运动”，二野政治部宣传部长陈斐琴认为王克勤运动“创造了新老战士团结的经验，创造了旧军队出身战士的技术和作战经验和翻身农民出身战士的政治觉悟相结合、以及人民军队优良传统相结合的经验”，“克服了解放战士不好带，新兵不能打的观念”，对二野的建设有重大贡献。王克勤1947年7月牺牲于定陶战役后，刘伯承亲自撰文悼念，并以他的名字命名了所在英雄单位，王克勤享有的这种荣誉在整个二野是“唯一无二的”。（《诉苦会是共产党的制胜法宝》）

解放战士通过亲身经历对比解放军和国民党军，对解放军的认同感也很高：

“解放军里有干头，埋没不了功劳，不像国民党的军队，卖命是当兵的，有了功是当官的，死了也不知道是为谁死的。”
“立上一个功，送到家里去，也就和老秀才中了举一样，也是个功名。”——（《解放战争时期我军俘虏改造的历史经验》）

三、得不到民众的配合

国军既然是军纪不好，与民众关系紧张，所以民众一听到军队来了，也不会去触霉头，而是会逃避一空，军队无法得到民众的支持，军令部在检讨桂柳会战时指出:

“政治不能适应军事要求，军队不能得民众协助。此次作战，各级政府多行迁移，一般民众率多避难，致军队运输方面发生诸多困难。”（《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的政工与党务》）

国军将领杨伯涛也追忆国民党军在淮海战役时，群众纷纷逃避的景象：

第十二兵团11月由确山出发，经过豫皖边界时，老百姓逃避一空，几乎连个带路的向导都找不着。新蔡、临县一带，一年前第十八军曾在这里大抓壮丁补充兵额。这样老百姓见了国民党军队，自然像洪水猛兽一样逃避了。蒙城、永城一线，第十八军也光顾过，真有“车行所至，鸡犬为空”模样。（双石《淮海战役大复盘》）

蒋公在南岳会议上也指出：“军行所至，民众逃避，乃我军之耻辱！”

如果民众只是被动逃跑，那还罢了，问题是被压迫的民众有时候会与军队发生冲突，其中以豫湘桂战役中的河南战场最为典型：

漫山遍野尽是国民党的溃退军，到处抢劫。被激怒的豫西老百姓，为了保全性命，不得已起而攻打国民党军。这样一来，国民党军不敢进村庄，钻空子逃窜。群众高呼缴枪，国民党军成营成团都乖乖地缴了枪。（《豫西宜、洛、陕、渑四县联防抗日的回忆》）

后来国军在检讨作战时也予以承认：

民众到处截击军队 ,无论枪支弹药在所必取 ,虽高射炮、无线电台等亦均予截留 ,甚至围击我部队、枪杀我官兵亦时有所闻。尤以军队到处 ,保甲长逃避一空 ,同时并将仓库存粮抢走 ,形成空室清野 ,使我官兵有数日不得一餐者。（《第一战区中原会战之检讨》）

除了战场上的冲突外，抗日战争中的后几年，国民党军的后方也不断发生民变：1942年贵州发生“黔东事变”；1943年甘肃发生“甘南事变”；1943年四川宜宾大刀会起事；1944年湖北发生“天河口民变” ；1944年浙江平阳大刀会起事。可见即使在后方，军民关系依旧非常恶劣。

到了解放战争时，国民党军与民众关系更趋恶化，解放区民众多仇视国军，为解放军传递情报，以至于杨伯涛回忆国军必须把老百姓监视起来：

国民党军队每到一处，对老百姓是不信任的，有时还要加以监视。特别是进入解放区，有了风吹草动，就要把老百姓集中一处监视起来，唯恐他们与解放军里应外合，我军在荷泽、巨野作战也有这样办的。（《伟大胜利永载史册崇高精神昭示后人――纪念淮海战役70周年》）

蒋公也专门指示国军应该与民众隔绝开来：

国军进入匪区，必须与当地民众隔离，以便封锁消息；指挥部尤不可有任何标识，供人辨认，最好能布置两处以上之假司令部，以炫惑匪军之耳目。（《仁和墟与孟良崮两次战役之讲评及其教训》）

一个国家的正规军竟然必须与本国民众隔离才能保密，实在不知道这样的军队怎样才能打胜仗。

三、技不如人

第一、士兵技能不足

国军有一套在在地方国民兵团内完成壮丁初步军事训练的方法，然而实际上，地方军事机构能完成征兵任务就不错了，哪能训练壮丁？所以在后方对壮丁的训练实际形同虚设。

白崇禧曾说过：国民兵的壮丁训练，在抗战时，普遍施行的省份很少……总之，壮丁训练的效果在抗战期间很差。（《不教而战:抗战时期国民党军士兵的教育与训练》）

蒋公对后方的军事训练也不满意：

“过去和现在我们派往前方补充的官兵，大多不能发挥战斗力量！他们虽然在后方受了两三个月的训练，但一上前线，直如未曾受训的新兵，一千人当中，没有六百人可以作战，不仅技术不熟，动作差失，而且缺乏精神，根本不够作一个革命军！足见过去训练敷衍，没有达到预期的效”（同上）

部队内的军事训练状况也不乐观，黄仁宇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认为被拉来的壮丁很难训练：

不仅体格羼弱，而且状似白痴，不堪教练。师部的办法，即是抽调各营连可堪训练的士兵，组织突击队，集中训练，其他的则归各部队看管，也谈不上训练，只希望来日作战时在山上表现人多。（《地北天南叙古今》）

因此国军士兵的战斗素养普遍较低，一直到抗战快结束的湘西会战，还有望天放枪的现象：

距敌甚远，士兵即开始射击，藉壮胆量;下级亦不能适应射击时机，盲目乱放，徒耗弹药。（《陆军第十八军湘西会战战斗详报》）

当然，与新兵的情况不同，国军中的老兵久经战阵，有雇佣兵的性质，其战斗素养一般较新兵为高。而国军也不是完全放弃训练工作，各个派系对其基干部队重点培养，尤其是后来有美军协助训练，还是练出了一批战斗力较高的王牌部队，但问题的关键是，这些王牌部队的养成极耗时间与资源，以国军的能力，在消耗量大的情况下很难即时补充合格的兵员，实际上只相当于“一次性”的精锐部队。

而国军的王牌部队也不能稳赢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步兵有五项关键的单兵战术，即射击、投弹、刺杀、爆破与土工。国军即便是战斗力较高的部队，士兵也只是在射击单项技术上优于解放军，其他四项技术尤其是投弹和刺杀远不及解放军。对此解放军的将领都有深刻认识：

敌人最害怕和最钦佩的是我们的刺刀、手榴弹，认为我们的冲锋动作与白刃扑搏是他们最感受头痛而无法抵挡的，因此我们要更加发扬这方面的长处。（林彪《关于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歼敌一个团的战术指示》）
蒋军的刺刀很少，每连只有二三十把，加以夜战，使得蒋军非常害怕。我们俘得蒋军五军官兵说：‘我们就是怕你们的刺刀、手榴弹。’74师的俘虏也讲，他们唯一服气的就是我们的近战肉搏。（陈毅《华东一年来自卫战争的初步总结》）
敌人炮兵强，火力强，我们是步兵强，善于准确投掷手榴弹，敢于和敌人白刃格斗。（刘伯承《在濮县白衣阁团以上干部会上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

所以解放军非常注重扬长避短，采取野战、近战，发挥自己白刃战的优势，限制国军在射击技术上的优势。

蒋军火力颇强，但由于我军夜间作战及突然迫近进行白刃格斗，战斗全凭刺刀肉搏，蒋军的重兵器几置于无用之地。（刘伯承《鄄城大捷后的战争形势》）

在发挥白刃战优势的同时，解放军也注意提高战士的射击技术，培养“朱德射手”、“特等射手”，经过练兵后的解放军素质提升迅猛，即便是国军王牌军，在解放战争后期也弗如解放军远甚。

例如在内战的东北战场上，国军先后把战斗力较高的新1军、新6军、52军和青年207师投入战斗，给东北解放军造成巨大的压力。然而解放军却也敏锐地意识到这些“精锐”的战斗力并不能持久：

而自去年三月迄今不过一年时间内，除被消灭的保安部队及在热河消灭的蒋军不计在内，单在东北境内蒋军整团整营被歼者计有七个多师兵力之多，这就是说蒋介石在东北战场上的美械部队消耗了三分之一以上了。虽然他可以按伪满国民兵册抓兵，但必遭人民反对，而且抓来的壮丁没有训练，加上厌战反战情绪，其战斗力必然降低。（人民日报《东北美械部队三分之一被歼》）

后来廖耀湘与魏德迈的谈话证实了解放军的这个判断，廖耀湘的新6军主要部署在南满，与部署在北满，每次东北解放军的攻势面前都首当其冲，因而损失惨重的新1军相比，新6军的战斗力保持得相对较好。然而新6军在1947年的状况是：

1947年魏德迈来华，魏在廖耀湘等人的陪同下参观鞍山钢铁厂，行车途中问道，昔日的精锐军团新六军曾经参加过印缅作战的老兵还有多少、枪械补充情况、车辆数目和车况、服装和主副食医药以及部队士气等情况，廖耀湘回答，新六军在东北参加了不少战役，消耗极大，且得不到休整补充，由印缅回国的老兵老班长老下级军官因伤亡、迁调、退伍、逃亡等原因，分散在每个步兵连里平均不过十个人左右。部队兵员缺额多，每连不过一百人上下，自动武器大都消磨太厉害，冲锋枪有好多已不能连发，重炮山炮损失了八门，且炮弹紧缺，很多车辆只能以“车吃车”的方式维持运力，吃的副食很差，官兵素质和士气战志都下降很大。总之，新六军目前的战力不及当初对日作战的三分之一。（《抗日名将廖耀湘》）

新1军和新6军战斗力的下滑突出表现在辽沈战役的黑山阻击战中，此战两个王牌军轮番上阵，以绝对的火力优势发动强攻，硬是无法突破东野10纵临时构筑的阵地，反而损失惨重。随后的辽西追歼战中，两个王牌军更是几乎没掀起什么浪花就全军覆没了。

淮海战役中，国军曾经的王牌第5军与东北两个王牌军比也好不了多少，粟裕回忆说：

“第5军战斗力比74师稍差，与18军不相上下，各有所长。邱清泉好打滑头仗，跟友邻关系不好。这次解决他没有遇到多大的困难。”（《《粟裕谈淮海战役》》）

一句“没有遇到多大的困难”，半是自豪，半是嘲讽。

第二、将领能力不高

如果说，国军士兵的技能不高会影响战斗效率的话，那么将领的能力不高就是致命的了，即便是有战斗力的部队，也会被错误的指挥葬送掉。《亮剑》借常乃超之口说：国军的命令是由天才制定的，却由蠢材来执行。实际上真正坑爹的往往是这帮“天才”。

第一方面，情报工作做得极差

国军的情报工作做得非常糟糕，苏联顾问福尔根在1940年7月10日呈报蒋介石关于宜昌失陷的报告，总结经验教训，第一条便是：

情况判断不正确，误信敌不占宜昌之说，佥以为敌不至拿宜昌，即拿宜昌，亦不久守。此种偏见，无形使前方各级将领，尤其军委会之心理，遭受很大影响，形成消极及动作异常迟缓等现象。（《抗日战争正面战场》）

国军情报槽糕首先是因为前线部队谍报工作形同虚设，豫湘桂战役开始的时候，第一战区的部分谍报人员：

“大多借工作掩护经商肥私，对敌情变化毫无确实侦察，致敌发动攻势之前，尚不能确定敌之攻势时间及行动”（《国民政府军在豫中会战前期的情报判断》）

另一方面是各部队经常浮夸战绩谎报军情，导致指挥部不能真实判断敌情，例如在内战初期的山东战场，空军司令周至柔报告解放军“因空军轰炸伤亡七八千人，毁汽车千余辆，陈毅主力被迫向泗水方向退却。”当时全国解放军加起来恐怕也没有一千辆汽车给国军空军炸，周至柔牛皮未免吹的太过。蒋公对此心知肚明，告诉部属不能相信空军的情报：

过去我们的作战计划往往凭借空军的侦察报告而下判断来决定的，但照这次莱芜战役的经验，空军的侦察并不能作为唯一可靠的根据，以后还是要你们靠陆军本身在前方实地的侦察来决定，前方将领在必要时，就可以依照你们自己所得的实际情况，决定计划，独断专行，向敌人进攻。（《示形与决胜——国共全面内战初期的山东战场》）

战役层面国军糊涂也就算了，甚至连林彪率80万大军入关如此重大的战略行动，蒋介石、傅作义均为林部休整假象所迷，判定林部至少需3个月至半年，才能入关作战，直到兵临城下，才知上当。国军所谓的“天才”制定的命令，就是在在这种对敌情完全无知的情况下制定出来的。

另一方面，国军保密工作也做得很差。一方面国军内部没有科学的干部制度，导致很多谍报人员得以打入国军内部，另一方面国军的密码几乎就是对敌人敞开的，豫中会战爆发前：

日军对国军行动的判断相当准确，主要原因是成功破译了汤恩伯部的无线电密码。在4月上旬，日军藉此侦知国军的部署以及国军对日军行动的看法。此外，在序幕战之初的18日、19日，日军先遣队约300人潜入国军郑州防区，窃听到国军有线电话的内容，并得知其行动未被侦知。（《国民政府军在豫中会战前期的情报判断》）

解放战争中，解放军对国军亦有专门的破译密码工作，如东北解放军“二局”，其情报被称作“密息”，辽沈战役开始前：

林彪亲临二局侦察台视察，并指示要采取措施保证二局的安全。在这里，二局全体人员连续奋战了27个日日夜夜，获取了大量情报。身为东野副参谋长兼二局局长的曹祥仁，一直和二局一起住在瓜贾寺。他时而到侦收台前了解敌军情况，根据敌情变化及时调整力量，时而到破译、情报办公室和破译人员一同攻关，或者和通报人员共同研究敌情。每当获得重要情报，便立即向林、罗、刘首长报告。可以说，东野二局对敌情变化洞若观火。正如林彪所言：“有了密息(二局)情报，打胜仗可以说有绝对把握。”（《林彪战东北：与其说等我下令不如说等二局下令》）

而国军毫无保密意识，很多时候根本就不用密语：

无线电及有线电遥控通信，一般高级将领，多未使用密语，致为匪截获，用以制我。（双石《淮海战役大复盘》）

所以国军在情报上一直处于单向透明的状态，徐永昌称国民党军的行动为：“通信不能密，截电不能译，敌测国军如指掌，国军对敌在敷衍”（汪朝光《国民党在内战中军事失败的原因》）可谓确评。

第二方面，内讧扯皮制约发挥

前文已经说过，国军内部实际是类似于封建诸侯割据的体系，这种情况的后果就是国军连贯彻一个指令都很困难。国军苏联顾问福尔根在总结宜昌失守的教训时，颇有点恼火地写道：“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公然不执行军委会命令。”（《抗日战争正面战场》）被斯大林同志调教过的苏军将领根本想不到竟然会有军人敢于不执行命令，所以使用了“公然”二字以表示震惊，然而这就是国军的正常操作：

熊式辉回忆，1943年7月的一次军事会报，议及军需，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向蒋报告本年节省军费3亿元。蒋诘问：全年200亿军费省出3亿，尚何足道?可见军需处长并未认真整理。何氏辩曰：军需处长岂能为力，整理之责，全在军师长，现在状况，军政部长令，且不为军师长所重视，有许多事改革不动。熊氏闻之，深有同感：“盖军中纪律如此，令不能行，禁不能止，要非一朝一夕所养成。军师长自视为天之骄子，有恃无恐，当然难于层层节制，责任犹在上层，若不速加整饬，势必日趋腐败。”（《国军高层内部的自我审视与剖析》）

国军内部除去地方实力派以外，连嫡系也分为陈诚系、何应钦系、汤恩伯系和胡宗南系，以至于山头林立，陈诚系就是陈诚自己有意培植发展出来的;

吾国官场向有“班底”积习。如果说蒋介石是以黄埔学生作为班底，陈诚则是以十一师和十八军作为根基向外输送干部，所扩大的部队也就逐渐成为陈诚的嫡系部队。凡是想投效陈诚的军人，每多设法进入十八军，而十八军则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进来者需降一级任用，出去后则需升一级任用。因此十八军可视为“陈诚的黄埔军校”，奠定了陈诚集团在国军中的地位.（张瑞德《山河动》）

各个派系有了自己的实力以后，便不易被节制了：

今日各战区司令长官，其骄横有过于明末四镇之黄得功、高杰、刘良佐、刘泽清等，在其范围之官吏，倘与无私人关系，不陷之于罪戾，即排挤而去之，比比皆是，岂独一军法执行监耶!（《国军高层内部的自我审视与剖析》）

一方面，各派系以实力自重，导致军令无法贯彻执行，军纪不能监督。另一方面，蒋公无法消灭派系，只能尽量扩大自己派系的力量，而排挤其他派系，造成杂牌军普遍不满，以至于各派系根本不能完全协调地作战。例如巨金鱼战役，晋冀鲁豫解放军就先打蒋公的嫡系方先觉：

金乡、鱼台之蒋军嫡系方先觉部，他一被打，呼喊求救声特急而有效，因而整八十八师之主力，甚至从台湾新到徐州之没有作战经验的整七十师一四○旅及张岚峰、刘汝珍等部也赶来增援，但都先后被我各个歼灭。（刘伯承《巨金鱼战役的经过和经验》）

为了救蒋公的嫡系，其他派系均被解放军围点打援遭到损失。但随后华东解放军攻打泰安时，由于据守泰安的整编72师是川军杂牌，所以尽管师长杨文瑔拼命求救，但附近的蒋军均坐视不救，致使泰安守军全军覆没，差别待遇如此明显，适足以使各杂牌将领寒心。于是后来的杂牌将领就开始秘密搞小动作避战保存实力了，如：

淮海战役开始前夕，刘汝明派他弟弟刘汝珍秘密到徐州，和第三绥靖区司令官冯治安互订攻守同盟，相约消极避战，防止蒋介石驱使他们打头阵，作内战的牺牲品。谁知“二刘”这一绝密行动，很快被军统特务侦悉，密报蒋介石。蒋立即下令将刘汝明所部调离徐州主战场，到津浦路南段的临淮关、明光一带集结待命。蒋介石还密令邱清泉收买刘汝明所指挥的一八一师师长米文和，以“吸引”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中原野战军为幌子，将该师留在商邱，划归邱清泉指挥。（《周镐在解放战争中的策反活动》）

中央军派系的军官更是歧视杂牌军，公然喊出“不受杂牌军指挥”的口号：

黄百韬兵团被歼后，南线告急。蒋介石用人之际，也顾不了那么多，就下令让刘汝明率第八兵团部进驻蚌埠。第八兵团司令部驻在市内，李延年的第六兵团驻在蚌埠外围，有监视的作用；而且蒋介石不把蚌埠市区的警备任务交给刘汝明，而交给了李延年。尽管刘汝明一再要求接防蚌埠市区的警备，蒋介石和刘峙始终未予答应。李延年的人还狂叫：“中央军绝不受杂牌军指挥。”（《同上》）

蒋公既然如此歧视杂牌军，杂牌军也自然鲜有甘愿效忠者，解放战争中杂牌军纷纷起义，先是被压迫得最深的西北军系（含杨虎城陕军系）东北军系和滇系部队起义，后来各地方派系均有起义或投诚者，最后连蒋公的嫡系部队起义者也屡见不鲜了。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长春围困战中滇军60军起义、济南战役中吴化文96军起义，淮海战役中何基沣和张克侠起义，均是在关键时刻给国军以致命

而除去杂牌和嫡系的矛盾之外，蒋公的嫡系之间也有争权夺利的内讧传统，谁也不愿为别人火中取栗，最明显的例子就张灵甫因为黄百韬和李天霞救援迟缓而全军覆没。此役后，肝火旺盛的蒋公怒斥各派系将领不能团结，协同作战成效很糟：

“然究其最大缺点，厥为各级指挥官每存苟且自保之妄念，既乏敌忾同仇之认识，更无协同一致之精神，坐是为敌所制，以至各个击破者，实为我军各将领取辱召祸最大之原因。”（《全面内战初期国民党军事失利原因之辨析》）

后来周至柔感叹国军的派系斗争影响战局甚大：

过去我们都只知道军队的战斗力量是由训练而来的，不知道战斗力的高低和人事制度的良窳有很大的关系，结果处处是怨言，处处使人不满；你不佩服我，我不佩服你；你排挤我，我排挤你。人的力量互相抵消，而不能相辅相成，在战场上就不能互相合作，互相支援，这样的军队，自然只有失败一途了。（张瑞德《山河动》）

道理是真的深刻的道理，可惜国军这个毛病是娘胎里带来的，已经改不了了。

第三方面，业务能力有待提高

蒋公对国军将领的能力多不能满意，曾明说：“我们作总司令的，只比得上人家一个团长，我们的军长，师长只当的人家一个营长和连长。”（《国军高层内部的自我审视与剖析》）

后来国军自己也承认将领怠惰不肯学习，导致能力不强：

反视我军干部，下级者，专事其承迎上级之意，不知何谓自动自觉；上级者，则养尊处优，讲求享受，对于军事科学既不悉心研究，治军教战之天职，更早置诸脑后，一至大敌来临，则举止失措，顾此失彼，如此而司三军之命，此其所以致败也。（《全面内战初期国民党军事失利原因之辨析》）

所谓“上级者，则养尊处优，讲求享受，对于军事科学既不悉心研究”的现象，有一个典型人物，那就是张灵甫，根据董其武将军的回忆，张灵甫曾在陆大受训，他的表现是：

在陆大受训，将领班的将领按规定每人可以带一个参谋，但是我们班里的张灵甫，却带了两个参谋去上学。他每天只上一节课，其余的课让参谋替他去上。他花了七百万元在重庆近郊买了一处洋楼，每天在那里养尊处优，吃喝嫖赌。一个星期天，他请我去他那里。我到了一看，富丽堂皇、光彩耀目，简直象一座王宫。（《《戎马春秋》》）

后来孟良崮战役时，蒋公在总结教训时就吐槽张灵甫没有高深的战术修养，不知道是不是他联想到了当年张灵甫不认真听讲的往事：

当时全师有六团兵力，如果师旅团长平时有高深的战术修养，能够选择适当的地形，配置兵力，构成周密的火网，则不论敌人兵力如何雄厚，决不能在一天之内解决我们。但当时该师不守山口只守山头，而山头又是石山，又没有饮水，因此敌人的炮火威力倍增，而我军的伤亡更大！（《仁和墟与孟良崮两次战役之讲评及其教训》）

总的来说，国军将领的战术能力有三种表现：

一、运动战（野战）表现最差，因为部队长官对部队掌控力弱，如果遭到解放军突然袭击的话，往往会陷入混乱，被解放军迅速分割包围，导致大败。如鲁南战役时，国军快速纵队拥有大量坦克，火力较强。解放军选择在其逃路上预设伏击，选在雨天发动攻击，国军坦克没有做好事前的侦察，仓皇逃跑，结果中伏，在野外陷入烂泥地中动弹不得，被解放军步兵轻易制服。被俘的坦克兵并不检讨自己战术失误，反而一直强调自己在印缅战场的光辉往事。陈毅为此赋诗道：“快速纵队走如飞,印缅归来自鼓吹,鲁南泥泞行不得,坦克都成废铁堆。”彭德怀在西北战场也充分利用地形设置伏击阵地，结果以429人伤亡的代价全歼行军状态中的国军第135旅4700人。西北野战军武器最差人数最少（仅2万人），尚且能打出如此战绩，可见国军野战能力之弱。

二、进攻战的表现尚可。究其原因，其一是国军在组织进攻战时有一定的准备时间，对部队的行动有一定的掌握。其二是国军发动进攻时往往是其火力和兵力有一定优势的时机，所以本来就对防守者占优势。其三是进攻战时对方要保守固定的要点和阵地，这就限制了对方的机动性，对不擅长运动战的国军将领来说可以避免自己的弱点暴露。

即便如此，在抗战时期，国军的进攻战依旧打的一塌糊涂：

中国军官们有时候战斗得很英勇，令人吃惊地轻视和抛弃人的生命。蒋介石有意识地在他的军官中灌输一种无私的牺牲精神。一位亲眼观察1944年4月云南西部怒江战役的美国人描述了这一结果：在以一个班接一个班的对敌军碉堡的自杀性冲锋中……浪费了好几天时间而损失惨重。明显地缺乏利用武器和支援火力与利用掩护等方面的配合。……绝大部分伤亡产生于企图冲过或更确切地说是爬过机关枪火力网的封锁地带。作为一种纯粹是勇敢的显示来说，进攻是壮烈动人的，但却是极为浪费的。一些排长被打死在距敌人枪眼的一两米距离内，一些优秀的连长、营长在亲自带队作战中死去或受伤。一次全面的协同进攻可能会由于十足的精神和数量的优势取得突破，但是参战或支援部队会呆呆地看着某一班或一排在单独推进中被扫倒，然后他们在自己的战线上再作努力。（《毁灭的种子》）

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些进攻战中（最典型如塔山阻击战），国军依旧采取这种波浪式的集团冲锋战法，结果是怒送人头。当然，国军的王牌部队的进攻战已经有了较高的战术素养，如徐东阻击战后华野10纵总结第5军的进攻

“敌进行攻击时善于集中其炮火与兵力，多采取宽大正面的而有重点的攻击。在主攻方向集中炮火轰击一点，集中坦克与步兵攻击一点。突破一点巩固一点，再行伸展。在攻击队形上采取前接头的三角队形，并有纵深的配备。在战术上善于寻我侧背或接合部，实行迂回攻击。如正面攻击不利时即就地停止，进行近迫作业，判知我翼侧薄弱时，即以一部实行大胆的翼侧攻击。待翼侧成功后，正面即行攻击。”（《淮海战役:国共内战最大规模装甲突击作战》）

然而即便是表现较好的进攻作战，国军依旧是亏本生意：由于进攻战伤亡大，所以不大可能希望士气低落的新兵能勇猛无畏地打前阵。国军的做法通常是由意志坚定的老兵和基层军官组成敢死队，作为前锋进行突破，引导后续部队进攻（最典型如塔山）。然而前文已经说过，老兵对国军来说极为宝贵，关系到一支部队的战斗力。所以一次苦战下来，损失老兵较多的国军进攻部队往往伤筋动骨，实力大降。其次国军的进攻战依旧有一定缺点：一是部队之间配合不好，如塔山阻击战中独立95师伤亡惨重，而原定的主力54却由于军长阙汉骞有意保存实力，只派一个师进攻，迟迟打不开局面。二是部分部队长官未能有效观察和利用地形，如整编74师一攻涟水时，没有注意控制城外的制高点妙通塔，结果解放军观察发现情况后迅速抢占妙通塔，设置了机枪阵地，后来的战斗中以火力封锁整74师后续部队，给予其重大杀伤，成为张灵甫一攻涟水失败的重要因素。三是国军始终没有重视白刃战能力的提高，而攻击部队攻入对方阵地后，失去火力掩护，白刃战机会大增，对国军来说正是暴露其弱点。很多战例中，攻入解放军阵地的国军正是被对方以白刃战击退。

三、防御战表现最好，原因一是防御战中国军的准备最为充分，且可以纵深防御，设置督战队，不存在对部队失去掌握的现象。二是可以通过利用地形和设置防御工事，限制对方的火力和冲锋。三是在防御战中不难判断敌人的运动方向，且在战斗后有一定反应时间，可以有针对性地加强阵地，以静制动。四是防御战中为了保命，一般士兵的战斗意志也往往较高。因此国军打得比较好的战例，防御战占了大多数。国军也逐步摸索出了一套内部阵地抵住攻击，外围部队支援掩护的作战模式。名字取的很中二的“天炉战法”、“中心开花”其实都是这一套。

虽然国军的防御战战术适合自身特点成效较大，但天底下从来没有“一招鲜吃遍天”的好事。解放军在战争中掌握了许多克制国军防御战的方法。最重要的一项战术就是“围点打援”。这几乎就是对国军防御战术量身定做的。要防守阵地，仅靠防御部队是极难做到的，必须要靠外围部队的支援。而解放军预先就准备了打援部队，国军援军在运动中就会被解放军伏击，陷入其极力想避免的野战，自身难保。而国军援军不来，那被围部队一般就死定了。在解放战争后期，解放军已经把这项战术运用得炉火纯青，时而打援，时而攻坚，国军完全无法判断解放军真实意图，步步受困。其次是“长途奔袭”，解放军在条件不成熟时会避免进攻坚固工事和强大之敌，发挥自己机动能力强和情报准确的优势，突然袭击国军防御薄弱之处。例如鲁南战役中，解放军集中兵力隐蔽行动，突然攻击峄县附近的整26师，而整26师毫无准备，师长马励武还到县城过元旦去了，结果全师被迅速歼灭。第三是“近迫作业”，解放军发挥土工技术的优势，在战争中摸索了挖掘交通壕向国军阵地迫近的战法，解放军战士挖掘交通壕时可以躲在壕内避开国军火力的杀伤，而且可以步步逼近敌人阵地，观察国军防御薄弱处进行总攻准备。待双方距离缩短到一定程度时，解放军战士从壕内一跃而起，迅速突入敌军前沿阵地，以爆破技术破其坚固火力点，以近战打掉其士气。此战法以围歼黄维兵团的双堆集之战最为典型：“守卫各村庄的国民党军，眼见无数长龙向自己进迫，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枪射炮轰不遗余力，快速纵队的20余辆战车也更番出动，企图阻止长龙的逼近，但都是枉费心机。即使白天能阻止长龙的伸展，到夜晚长龙仍然前进。有时白天看长龙尚远，一夜之间已迫进眼前。长龙抵近哪个村庄，哪个村庄很快就被震山撼岳的炮火和势如潮涌的步兵所淹没。守军一筹莫展，只好困守在村庄里，坐看长龙不可阻挡地节节逼近，面面相觑，听天由命。”（《双龙伏恶虎——黄维兵团覆灭记》）

与解放军攻坚战术的日益精进相比，国军防御战术始终没有大的长进，无非是强调空军的作用而已，到最后已经没有任何守得住阵地的部队了。而且在战术上对防御的依赖，又使国军将领的战法日趋保守消极，在战略上造成了被动挨打的态势，从而将主动权拱手让给了解放军。

第三蒋公操作很迷

前面说了士兵和将领的问题，那么作为国军最高统帅的蒋公又表现得如何呢？实际上蒋公在战略上的错误和对作战的干预，正是压垮国军的最后一根稻草：

一、战略眼光很差

蒋公对解放军即为蔑视，认为解放军是“流寇”。原因在于蒋公非常看重城市和战略要地的作用，认为只要掌握了大城市和战略要地，就能“以点带线”，控制交通线，分割包围解放军：

“现代作战最紧要的莫过于交通，而要控制交通就先要能控制都市，因为都市不仅是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一切人才物资集中之所，而且在地理形势上，他一定是水陆交通的要点。我们占领重要都市之后，四面延伸，就可以控制所有的交通线，交通线如果在我们控制之下，则匪军即使有广大的正面，也要为我所分割，所截断，使其军队运动的范围缩小，联络断绝，后勤补给都要感到困难，终至处处陷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国民党内战军事失利原因之辨析》）

这个时候距离对手提出“农村包围城市”已经过去快二十年了，但蒋公显然对这种说法不屑一顾，以他的判断，没有城市的军队就只是“流寇”：

没有大城市作为根据地的匪军，就永远只能流窜，永远只能算是流寇，不能使别人相信他的力量（《同上》）

所以在解放军“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到农村去扎根的时候，蒋公把解放军手里掌握的一些城市看作眼中钉和作战主要目标，一切战斗战役均以攻占解放军手里的城市为目的。而解放军不争一城一地之得失，连延安都可以放弃，一切战斗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目标：

今后一个时期内的任务，是再歼灭敌军约二十五个旅。这个任务完成了，即可能停止蒋军的进攻，并可能部分地收复失地。可以预计，在歼灭第二个二十五个旅这一任务完成的时候，我军必能夺取战略上的主动，由防御转入进攻。那时的任务，是歼灭敌军第三个二十五个旅。果能如此，就可以收复大部至全部失地，并可以扩大解放区。那时国共军力对比，必起重大变化。欲达此目的，必须在今后三个月内外，继续过去三个月歼敌二十五个旅的伟大成绩，再歼敌二十五个旅左右。这是改变敌我形势的关键。（《七月二十日中央对时局的指示》）

解放军的作战目标，并不是要夺回或攻占哪处城市，而是要消灭国军的部队，逐步缩小两军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差距。双方对国内形势和作战目的的认识可谓截然相反。

事实证明，由于解放军在农村扎下了根，国军攻占城市并不能“以点带线以线带面”地掌握附近的乡村，反而陷入了被解放军分割在城市的窘境。为了切实控制占领的城市，蒋公又不得不把宝贵的机动兵力分散开来，从而造成了大量据点的守军分散孤立，易被各个击破的窘境。在第一年的战争中，蒋公得到了一批城市，然而却被歼灭大量部队，兵力不敷使用，质量更趋下降，不得不转为守势。由此可以看出，蒋公并不善于向对手学习，对手已经把自己的作战风格在十多年前就说得清清楚楚了：

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

蒋公不学习的结果，就是自己变成了洪教头。其实当年上海出版的英文《密勒氏评论报》发表的一篇《中国战场现势分析》已经发现大事不妙了：

国军在内战中显出的最大弱点，是高估了城市在中国那样农业国家中的价值。决定性的东北战争以前，国军大体上保存着战斗力的优势。但是他们继续用城市来加重负担，使大部分军力牵制在这些走不通的胜仗里，不能将必需的军队投入主要战场。（金冲及《转折年代》）

作为一支军队的最高统帅，蒋公的战略意识还不如一个新闻评论员，也是醉了。蒋公的这个战略失误，直接输掉了战争中的先手，让对手能够迅速缩小两者的力量差距，在战争的第二年就开始准备反攻了。

二、临战干预指挥

蒋公酷爱微操，几乎是尽人皆知的事了。李宗仁就回忆了蒋公的一项神操作：

长沙三次会战时，薛岳本打得很好，不图在作战正紧张时，蒋先生一个电话把军队调乱，薛岳一时无法补救，被打得踉踉大败，失了长沙。薛伯陵一气，不听统帅部撤往湘西的命令，竟把部队撤到江西去了。后来薛岳几乎为此受处罚呢！有人问薛岳，为何要到江西去。薛说：“跑远一点，他（指委员长）电话便打不通了！”这是抗战期间，高级将领尽人皆知的趣事。（《李宗仁回忆录》）

李宗仁认为这是件“趣事”，恐怕当事人薛岳不会这么认为。

蒋公除了直接调动部队外，还喜欢发手令具体过问部队的作战甚至是勤务。以至于滥发手令：

“从1936年1月起，到1948年4月止，这一段时间里，侍从室积累收藏蒋的‘手令’已达120多公文箱之多。如果把1936年以前的和没有收回来的蒋的‘手令’攒在一起，恐怕还不止这些了。”（《蒋介石在用人与管理上留给后世的教训》

这么多手令往往是直接发决定一个团一个营的部署的，人为造成指挥上的混乱。而且因为蒋公喜欢“细碎指示”，部队长官干脆来个事事请示，也好失败后说自己是奉命行事。结果国军作战时更没有主动精神，行动也越发迟缓了：

“委员长每好亲拟电，亲笔信，或亲自电话，细碎指示，往往一团一营如何位置等，均为详及。各司令长官或部队长既不敢违背，亦乐于奉行，致责任有所诿谢，结果，所至战事愈不堪问矣。因委员长之要求，即本部指导者，实亦有过于干涉之嫌。” （《湖南会战:战时国军的作战能力》）

蒋公对此辩解说自己不发手令的话，便没有人肯主动做事。意思是他必须事必躬亲才能监督下面的人做事。然而下面的人却认为大家不肯主动做事正是老头子喜欢包办的结果：

午前为章来述其消极意念，略谓委员长感叹无人负责办事，实由委员长自己造成，将领骄不受命，必委员长手令，才有几分几的效率，派出人员必侍从参谋，此全系不运用组织，自毁机构能力。（《国军高层内部的自我审视与剖析》）

如果蒋公真的是允文允武乃圣乃神，那他干预前线战事还不算太糟，问题是蒋公自己的指挥能力就很糟糕。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淮海战役的那通神操作。此前在进攻阶段像个败家子，为了攻占解放军控制的城市不惜丢掉近百万兵力的蒋公。在听到黄百韬被包围后，马上变成了吝啬得不得了的土财主，立刻从豫南调来黄维解围，结果黄维的机械化部队陷入皖北水网地带，优势大减。解放军趁机诱敌深入，又将黄维包围。蒋公赌红了眼，干脆把手中唯一的赌本，徐州本来应该撤退的三个兵团全部用来解围黄维兵团，结果三个兵团又被解放军包圆了。后来粟裕讽刺地说：

敌人的失败，证明蒋介石很小气。黄百韬被包围，他舍不得丢下黄百韬，不但派邱清泉、李弥来救，还派黄维来救黄百韬，结果黄百韬未救了，黄维又被包围了；他又救黄维，结果黄维未救了，又丢了杜聿明的三个兵团。（《粟裕评价淮海战役》）

最绝的是杜聿明从徐州跑出来后眼看就要逃出生天了，结果蒋公突然空投手谕，命令他必须靠近黄维，也就是放弃逃跑的机会去送死：

据空军报告，濉溪口之敌大部向永城流窜，弟部本日仍向永城前进。如此行动。坐视黄维兵团消灭，我们要亡国灭种。望弟迅速令各兵团停止向永城前进，转向濉溪口攻击前进，协同由蚌埠北进李延年兵团南北夹击，以解黄兵团之围。

杜聿明脾气好，忍住了，然后默默地送死去了。人世间最大的绝望莫过于此。

国军本来就有诸多的不利条件，像一个重病患者，经蒋公这么折腾，也不用治疗了，直接火化了。最后国军只能以一场又一场的惨败与大陆告别了。至于蒋公作为政治人物应该在政治上为国军的失败承担什么责任，那已经不在本文的探讨范围内了。

1、当年被解放军打得丢盔弃甲，侥幸跑到缅甸的8军、26军（在国民党军中也就是二流部队）残部，把缅军打得哭爹喊娘，老缅最终没办法，跑到联合国哭诉。最终台湾在外交压力下撤走了大部分残军（本来残军在缅甸打下的地盘已经比台湾还大，李弥都吹嘘可以在东南亚建国了）。

2、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时，战前预判印军第四师（参加过二战，打败过德意日）的战斗力相当于国民党军五大主力，战后总结是相当于国民党军二流部队。

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115师，师长为蒋公黄埔学生，在1937年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国军的特点是战斗力极不稳定，下限为负，比如说阵前投敌，背后捅刀，大师微操这些负战斗力行为。要说战斗力平均值（虽然这个平均值波动极大），相对其装备而言其实还算可以。

比如说某参加过解放战争和对印作战的老干部，其对印军的回忆是印军枪法其实挺不错，但只要压制住了其射击，问题就不大。对国军的回忆则是敢死队的反冲击很凶猛，经常需要拼刺刀。

我们以前在公号“九边”写过一篇关于原国民党云南60军的文章，这支部队之前就是国军云南杂牌，后来加入了解放军，在朝鲜打出来了威名，全文贴出来，大家感受下。

文章的开头，咱们先说一个常识吧，按理说这玩意只要读过初中就能明白的东西，不知道为啥总有人不明白，也有可能是装不明白。也就是传说中的“人海战术”，不少人现在提起朝鲜战争，依旧会憋不住蹦出那四个字，说这话只能是暴露智商。

1854年，英法联合奥斯曼帝国，在克里米亚跟沙俄打了一仗。在那年的10月25日，英军苏格兰高地团的士兵突然碰到了俄国骑兵大兵团，跑又跑不掉，只好稳定下来情绪，大家排成三排，用手里的步枪迎击排山倒海而来的俄国骑兵，战事持续了几个小时，俄国死伤惨重，被迫退出战场，从那以后，英语里多了一个短语“细细的红线”（thin red line），指的就是英国军人面对惊涛骇浪也岿然不动的坑人精神。

这场不大不小的局部冲突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落幕，在速射步枪面前，人海战术已经彻底失去了作用，因为再多的人，也顶不住密集火力的射杀。

当然了，1854年英国陆军用的那种米尼步枪跟随后出现的马克沁机枪比起来就是个儿童玩具，屠杀效率差了好几个数量级。

机枪这玩意江湖人称“死神镰刀”，在索姆河战役中，英军采用密集队形突击，遭到德军马克沁机枪的强大火力杀伤，一天损失近 6 万人。在美国内战，日俄战争，英国对部落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军在太平洋战场跟日本人的战争中，经常创下少量士兵操作机枪可以屠杀几千上万人的案例。再大的人海，在机枪面前都是浮云。

我觉得这些道理本身并不复杂，也不需要深刻的脑袋才能理解，所以大家可别在说“人海战术”的事了，这玩意暴露智商。

接下来咱们说正事：

1、云南来的队伍

云南在中国古代史里一直存在感不高，这也正常，那地方直到清朝，大部分地方被土司控制着，这里的“土司”不是面包，是一种部落长官，每个部落就是一个小朝廷，被一个世袭的部落头目控制着。

明清两代花了无数的金钱和人力，才把这些部落打散，派朝廷官员去统治那些地方。这些朝廷官员，都是有任期的，经常调动，所以被称为“流官”，这个过程，史称“改土归流”。

但是到了清朝末期，云南却突然间变得很新潮，我们在之前讲越南战争的文章里提过，清朝后期法国人偷摸到了越南，越南跟云南挨着，云南在跟法国人沟通过程中思想境界有了很大提升，变得跟法国人一样潮。

在1909年，云南甚至创办了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云南讲武堂”，我们的朱德元帅，就是云南讲武堂出身。以及后来的“云南王”龙云，卢汉，都是这个讲武堂走出来的。

随后云南军阀再以讲武堂的军官为核心，从法国买了武器装备，训练了一支云南人组成的队伍，一般我们称为滇军。

1915年，袁世凯一时想不开称了帝，这下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激烈反对，谁能想到，最先起来闹事的，竟然是中国最西南的云南。

云南出动“护国军”讨伐袁世凯，朱德就在第一军里担任上校，随后担任少将。当时第一军司令，就是赫赫有名的蔡锷将军。所以说朱老总资历非常老，早年追随过蔡锷，讨伐过袁世凯，而此时毛主席还是湖南第一师范的“同学少年”。

随后滇军跟着蒋委员长参加北伐，推翻了北洋军阀，云南也成立了一个半割据政权，头目就是那个龙云，这人可能大家不咋听说，其实也是近代史上比较能闹腾的一个，在1945年之前，龙云一直是云南王，跟蒋委员长阳奉阴违，蒋也不大能惹得起他，这种局面就一直维持着。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这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在那之前，大家心里往往只有各省，甚至毛主席一度也觉得中国最好的方案是“联省自治”，几乎没有“中国”这个概念，这次战争让中国人重新思考了这个问题，大家同仇敌忾，“中国”这个概念才越来越清晰起来，全国各地有志青年前往抗战前线，各地大佬也都拿出十足的诚意共赴国难。

比如几百万四川子弟出川编入中央军，延安的毛主席他们仅有的三个师也渡过黄河前往山西作战，甚至一直离心力极强的马家军也派出一个骑兵师去前线，这个背景下，云南也拿出自己看箱底的“60军”出滇走上战场。

出发的时候，将士们高唱：

我们来自云南起义伟大的地方，

走过了丛山峻岭，

。。。。

云南是六十军的故乡！

六十军是保卫中华的武装！

云南人都站在路两边欢送他们自己的儿子出滇作战，明知道他们大概率无法返乡，但还是含泪高唱送别山歌。

在抗战中，这支部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比如在徐州战役中，60军和日军死磕27天一步不退，死伤上万人，整个军基本牺牲殆尽。

然后云南再次派出新兵补充，刚补充完又去参加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南昌会战，长沙会战等等。

1939年，一个滇军的小年轻跟美国时代周刊记者说，看到我棉衣上的这两个弹洞没，前边两个穿这件棉衣的滇军兄弟就是这么死的。

我们经常说，日军进攻最猛的，就是1937年到1939年，这两年中，60军几乎参加了所有重大战役，一直表现不俗，代价也大到离谱，老兵们几乎悉数阵亡，队伍换了好几茬，不过云南兵和广西兵不俗的表现得到了中日双方的认可。

2、60熊

1942年，日本人攻入缅甸，从缅甸背后包抄云南，60军赶紧回云南准备防守，从那以后一直呆在云南。

战争结束后，60军迎来了高光时刻，因为国府让他们去越南接受日本人投降，这事就太给脸了，没有地方杂牌部队能有这个殊荣，云南的几支部队感激了蒋委员长之后，高高兴兴去了越南，此时整个云南只留下几支警察部队。

然后他们的头目，我们前文说的龙云，就被蒋委员长给抓起来了，去抓龙云的，正是那个杜聿明。

太惨了，被调虎离山了，一群云南兵在越南举目四顾，一时茫然无措，不知道接下来怎么搞。然后国共开始争夺东北，他们的工作来了。

我们知道，经过八年抗战，国军基本上都转战到东南去了，战争结束后，国共双方都意识到，谁抢到东北谁就有可能最终逐鹿天下，逻辑不复杂，那里有日本人经营了十几年的工业设施，前后投资了天量的经费，搞出来无数个东北人和朝鲜人的万人坑，才有了东北的那些工业基础。

尽管战后被苏联人拉走一部分，但是苏联人拆走的主要是大城市里的，靠近铁路的设施，不然他们还得先用骡子驼到铁路附近去才能装火车，其他的很多设施根本搬不走，所以也就那样了。而且那些被拆坏了的工厂，几个烂厂子一撺掇，又是一个完整的。所以国共都看上了东北。

但是去东北这事难度差距有点大，国军在云南和四川，共军在山东和河北，这一点注意下，共军除了新四军在江南，其他百万部队全是在日本人眼皮底下。尽管共军跑的慢，但是国军离得太远，过不来怎么办？

这时候美国人掺和进来了。

我多说几句这个美国人，毕竟他们跟苏联一样，对我国近代史影响太大了。大家看现在美国对朝鲜的政策，其实就能看出来，发现他们总是每隔几天就变脸，往往是刚谈好什么事，过几天就跟忘了似的就不算了。其实他们这个毛病很多年了，在70年前就那样。

原因嘛，不复杂，政出多门。这是美国政策制定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大家经常说他们民主的核心就是“制衡”，其实说白了，就是没有一个绝对权威，国内各股势力各种闹，谁占优听谁的，如果各方利益一样，比如打纳粹，对抗经济衰退，修理日本人，这些问题都好说，但是其他问题，很容易胡来。

这不是缺点，因为可以防止极权嘛，但是也谈不上什么优点，比如这两天大家又在闹哄哄弹劾特朗普，而且今天早上众议院竟然通过了弹劾。

70年前也一样，美国有好几个权力中心。

首先是国防部，他们天天到总统那里扇风说一定要在亚洲阻止苏联的扩张，然后把中国跟苏联挂了钩，政府就赶紧派海军陆战队去青岛。其实那会儿延安更喜欢美国一些，毛主席还在学英语，准备将来去美国见美国总统。

此外还有国务院，国务院更喜欢延安一些，从抗战后期就跟延安眉来眼去。

此外共和党讨厌和苏联沾边的所有东西，民主党又非常讨厌蒋委员长，因为蒋和他的小伙伴贪污成性又没有民主精神。

这些人一起去总统那里游说，政策就变来变去。

至于大家说杜鲁门讨厌蒋的原因是因为蒋投资了他的竞争对手，有这个原因，但是杜鲁门尽管是个密苏里农民，但没那么狭隘，认识他的人都知道杜鲁门不大记仇。

他一开始是很支持蒋的，直到后来发现蒋的政府烂到了极点，有一次FBI捣毁了一个美国黑社会窝点，找到一批冲锋枪，一查序列号，惊讶地发现竟然是支援给蒋的，又卖回美国来了，后来税务局查宋美龄的账，发现美国援助中国的部分美元竟然躺在美国吃利息，这种事多了，越来越反感，政策也就慢慢跟着变了。

在1945年，美国拿出来了吃奶的力气支持国府，后来变得越来越反感，有那么一段时间干脆把武器都给禁运了。据杜鲁门回忆录里说，美国出了3亿美元，用飞机和军舰把国军拉到了东北，第一批上船的，就有在越南的60军，云南人要去东北了。

这一趟东北之旅，是60军历史上最悲催的一段经历，首先他们不知道自己跑东北干嘛去了，他们并不想同室操戈。其次他们队伍里疯传国府抓了他们的老首长龙云，要把60军全部当炮灰消耗在东北黑土地上。

所以战争打的一塌糊涂，整个东北解放战争中，60军就没打什么胜仗，领导们也鄙视他们，经常不给装备和给养，他们自己也自甘堕落，到处打劫老百姓，从上到下，当初铁骨铮铮的云南铁军，如今被老百姓和上司喊做“60熊”，要多窝囊有多窝囊。

终于在1948年年底，解放军(那时候还不叫解放军，不过咱不纠结那么细了)攻陷锦州，锦州是东北陆上通往关内唯一的路线，所以锦州被拿下后，仗也就没啥可打的了，当时60军和新七军在守长春，眼瞅没希望了，城内对杂牌60军的压迫又太过分，导致60军突然反水，战场起义，长春城陷。

从那以后，国民革命军滇系第60军变改成了解放军第50军。军长曾泽生继续当军长，各级军官如果士兵们公认是个靠谱军官就继续留任，如果被指认是个坏逼，很快就被枪毙了，解放军再把之前投降过来的云南人编回60军，这样，新云南50军就诞生了。随后50军跟着解放军从东北下湖南，从湖南入四川。

3、 50凶

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周总理就把四野最精锐的四个军摆到了鸭绿江边上，准备如果有啥事好应急，又觉得不够用，在全国范围内看了一圈，发现解放军有的在西南剿匪，有的在准备攻台湾，还有一部分已经复原，能提供支援的没几支部队，干脆把当时正在两湖搞建设的50军调到了东北。

1950年10月，美军无视中国方面警告继续向鸭绿江推进，我军随后越过鸭绿江准备对信用充值，50军也跟着四野的那四个精锐军一起过江。

朝鲜战争的第一次战役是四野的核心骨干在跟美军打，第二次战役就是我们熟知的长津湖，是华野的骨干九兵团，两次都把美韩联军逼退，解放军一直南下，准备收复平壤。

此外大家注意下。美军不会打运动战的毛病在这次战役里表现的淋漓尽致，但是他们防守战和堑壕战打的一流，不然釜山也给解放了。

这段经历，被美国人称为“陆军史上最大的败绩”，也就在这个阶段，下不来台的麦克阿瑟希望用核武器炸一下丹东。

在这个过程中，50军一直在边上打酱油。

不过机会很快来了，第一次表现机会是在1951年年初，第三次战役爆发，志愿军对联军发动全面进攻，联军顶不住，快速向后撤，50军的队伍溜达到了开城附近，就是现在的那个开城工业园，在下图位置，大家可以看出来，已经挨汉城很近了：

就在这次战役中，50军下边的两个营无意中逮到英军第29坦克旅，这支部队是参加过诺曼底登陆的英军老骨干，这次在朝鲜作战，英国人多机灵啊，发现情况不对一溜烟向南跑，然后在朝鲜开城附近山区里被逮到了，当时志愿军没有重武器，苏联援助还没上来嘛，只好拿手榴弹和炸药去炸坦克。

我看过英国人回忆录，说那次战斗中英国人跟志愿军军人数差不多，自己又有“百夫长”重型坦克，士兵们又是欧陆下来的老兵，所以一开始并不是很担心，遭到进攻后坦克围一圈，炮口朝外，不过很快发现对面的人尽管武器差（步枪都是打一枪拉一下栓，射速很慢，老兵们都能听出来），但是套路非常专业，掷弹手先靠近之后扔手榴弹，狙击手在远处掩护，英军步兵手忙脚乱躲手榴弹时，爆破手抱着炸药沿着坦克视野盲区偷摸爬上来炸坦克。

50军的人付出了巨大代价后，比如一个排的人被喷火坦克烧成了黑乎乎的碳状物，英国人也被打惨了，炸掉了27辆坦克装甲车，坦克手大部分被炸死在了坦克里，剩下的4辆坦克眼看无望逃脱，爬出坦克投降。其中一个原国军里投降过来的爆破手骨干，一个人炸掉了三辆坦克成了战斗英雄。

就在50军的这两个营打坦克的时候，50军的另一个步兵师付出了惨烈代价后攻入汉城，红旗插上景武台（青瓦台的前身），韩国把这次汉城失守称为“一四事件”，因为那一天是1952年1月4日，志愿军入朝两个多月后，汉城就被拿下了。

到此，全世界都震惊了，大家没法想象此时距南京大屠杀十五年，距豫湘桂大溃败仅仅七年，中国军队竟然把美军推到38线以南，新中国武德充沛，各方基本达成共识。

麦克阿瑟办事不利，再加上军人瞎掺和政治，让杜鲁门非常不爽，麦帅的地位岌岌可危，白宫已经在物色用谁来取代麦克阿瑟。

不过客观的讲，此时志愿军也成了强弩之末，战线太长，补给线长达500公里，沿途被美军上千架飞机轮流轰炸，毫无反抗之力。一直擅长夜战的志愿军天天吃炒面，胡萝卜素和维生素A补充不足，晚上得了夜盲症，啥也看不见。

苏联前期明确说不提供空军，这时候彭老总又给毛主席打电报，让中央再去找苏联人要飞机，这次苏联人终于接受了提议，准备派精锐空军支持朝鲜战争。

还没等到苏联人的飞机到朝鲜，美军已经发动了反攻，美国那边叫“屠夫行动”和“撕裂者行动”，聚集大量飞机坦克，准备夺回汉城，重新推到三八线，毕竟作为超级大国，要脸。此时志愿军无论弹药还是给养都供应不上，后勤车队都被炸毁在了路上，一些连队甚至惨到每个士兵只有三发子弹，这个背景下，只好后撤。

其实了解军史的人都知道，几万几十万人组成的大兵团，最难的不是冲上去，而是撤下来，你想想啊，大家人心惶惶，还得保持建制一支一支往后撤，相互掩护，这种情况下，非常容易演变成溃退，也就是漫山遍野的到处跑，完全失去了指挥体系，这种情况下，就变成了待宰羔羊。

蒋委员长的队伍就一直有这个问题，几乎无一例外每次撤退都演变成了溃退。英国二战就干了一件牛逼事就是敦刻尔克成功跑掉了，吹牛逼吹了几十年，主要是因为他们那个操作确实很复杂，一般人干不来，英国人见识过大风大浪，才有序跑回去。

这次也一样，十几万人的大撤退，天上千机大轰炸，地上坦克群在追击，后撤弄不好就是一次大屠杀。

所以就需要有人在前边顶住，其他人撤往后方布防。防御战线长达几十公里，这种对超级大国的第一次防御战谁都心里没数，要知道，当初德国人都顶不住美军的这种大规模突击，毛主席后来说，跟美国打最难的三件事：能不能打，能不能守，能不能保证后勤，这里说的“能不能守”，就是这次防御战。

志愿军经过仔细研究，准备把表现非常好的50军放在最前线，又把我军里最能打的38军也顶了上去，38军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四野骨干，又是彭老总自己当初平江起义带出来的队伍，彭老总对38军非常放心。至于50军，我们上文提到了，当初的云南兵很早就点了一连串的防守技能点，1938年台儿庄战役，他们独自面对日军进攻，死守王瑜山20昼夜。

如今50军和38军并排形成两面盾牌，顶在了我军后撤的退路上，准备迎接联军战锤的砸来。

战争从一开始到最后，大家都在担心38军顶不住，更担心50军，没想到他俩不但顶住了，而且顶了50天。

战争过程又刺激又乏味。

说刺激是因为当时美军把几乎所有能拿出手的炮弹全部丢到了解放军阵地上，大家知道二战中美军夷平了德国重镇德累斯顿，可能不知道，在这次战役里，扔向志愿军阵地的炮弹超过两个德累斯顿当量。扔完炮弹扔汽油弹，把整个阵地烧成火海。而且当时苏联飞机还没来，美军有恃无恐，轰炸机贴着地面投弹，爆炸，火焰，飞机机翼的破空的声音，在汉江边上形成了一个人造的地狱。

等到飞机溜达远了，躲在坑道里的志愿军知道坦克要上来了，赶紧端着机枪到阵地上布防，当然也不能太早，弄不好美军会在冲到志愿军阵地之前再来一波炮轰。

过不了多久，就听见坦克吱吱呀呀过来了，后边猫着端着卡宾枪的美国士兵，等到放近了，美国人觉得是不是阵地上死光了，开始从坦克后探头探脑，志愿军同时开火，双方打成一团，这个时候爆破手咬着牙拿起集束手榴弹匍匐向坦克前进，这个时候志愿军里没有一种反坦克武器能击毁美军重型坦克，只能是靠炸药，往往一声巨响，爆破手也回不来了。等坦克被炸毁几辆，美军赶紧后撤，然后再重新来刚才那一套。

说乏味是因为天天这么玩了50天。

到了晚上我军再派出小股的反击部队去袭扰美军，美国人自己回忆，说他们每天晚上照明灯一直打，士兵们恨不得睁着眼睛睡觉。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第二天美军进攻的强度。

当时我军唯一的优势就是志愿军土工厉害，没明没夜的挖，各种复杂极了的工事，当时就开始玩“反斜面”，反斜面的事我在度娘上找了张图，大家可以看看大概就是这么个东西：

倒也不复杂，总之核心就是炮弹打不到反斜面上去，所以要把坑道修在那里，等敌人炮轰完，赶紧去山顶那个棱线防守，上甘岭就是这么玩的，美军向上甘岭倾泻了190万发炮弹，炮火把山头削掉了两层楼高，上边的人竟然没事，他们就藏在反斜面坑道里。唯一的问题是物资不太容易拉上去，所以才看到上甘岭上一个苹果大家一起吃。

这次防御战之后，志愿军把“汉江奇迹”一复制，就成了后来跟美军对耗过程中史无前例的地下作业，据美国说，志愿军整个朝鲜战争中挖出来的坑道可以绕地球一圈，这个当然是夸张，不过肯定非常逆天，不然怎么能顶得住美军那样炸。

汉江50昼夜，既完成了国家对他们的要求，也超过了大家对他们的预期，美军硬是没能向前推进，我查了下，这50天中，打光了7个整连，31个整排，138个整班，入朝时3.3万人的一个齐装满员军，等撤下了后，自己减员了一万多人，确认击杀敌军1.1万人。

当然了，50天之后不是说就完事了，要带着伤员，一边打，一边撤，去找大部队，又是一串带血的英雄事迹。等追上大部队之后，随后转入国内休整。

由于50军在朝鲜不俗的表现，得了个新外号，叫“50凶”，大家重新认识了他们。军长曾泽生作为国军投诚过来的将军，在1955年被评为中将军衔。

朝鲜战争随后的事，限于篇幅，今天就不讲了，我们将来可以慢慢讲。

4、尾声

文章的末尾，我们主要是想说这么几件事：

1、我国的国家诞生于铁与血，渡尽劫波而来，今后肯定是困难不断，但是还是要拿出点先辈们的那种一步不退的勇气来，没啥挺不过去的。

2、在1952年的15年前，也就是1937年，百万国军在淞沪被几个日本师团打残，随后南京陷落，发生大屠杀，十五年后，依旧是国军投诚过来的队伍，能在朝鲜跟美国一较高低，陷汉城，阻挡美军北进。所以问题不在人种，而在于组织能力，资源整合能力，而且不要泄气，如今我们能走到现在，将来可以百尺竿头更进百尺。

3、陈平大佬有句话，他说最好的情况就是我们准备好了麻烦再来，可是世界上有那么好的事吗？没有，从来都是你没准备好，麻烦就来了，来了也没事，有问题解决问题，唯一该害怕的，就是失去解决问题的勇气。

新的一年，我们共勉。

提前预警，本回答很臭很长。

国民党军队是一个很广泛的广称，广到什么地步呢？广到西北的三马也会被认为是国军。

在这样派系的复杂的军队里，要想了解国军战斗力如何，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国军有哪些部队。

首先呢，国军有中央军和地方军的区别。中央军暂时不表，我们先说地方军。

地方军（只谈大的派系），从北往南：

东北军、晋军、傅作义系、西北军、西北马家军、川军、粤军、桂军、滇军。

东北军即奉军，是张作霖和张学良的部队。和关内的很多地方部队不一样，东北军武器很先进，兵员素质也较高。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东北军一直是一直可以影响中原局势的部队。不过差在东北军极少打硬仗，崛起过程中投机取巧成分太大（因为其特殊地位）。要论战斗力，属中等。

晋军，也就是阎老西的部队。晋军武器装备也比较先进，兵员素质也教好。但同东北军一样，晋军少打硬仗，崛起过程中也是靠投机取巧崛起的。其核心人物阎锡山也是左右逢源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主，故战斗力属中下等。

傅作义系部队原是晋军的一只，不过傅作义作风优良，部队作战勇敢，兵员素质也较好。正因为如此，傅作义的部队时人称为七路半，意思是这作风、这素质、这爱国、这勇敢快赶得上八路了，故而称为七路半（失眠写的写错了，原写八路半，感谢提醒。）。

傅作义系崛起于抗战，强大于解放战争（也是解放战争时期能实打实打胜仗的国军将领之一。实打实的胜仗即为有效歼灭共军部队，而不是打击溃战，或者只是占领空城），是实打实打出来的部队，在3国军部队中属上等。

西北军是冯玉祥的部队，西北军作风彪悍，作战勇敢，但却是四大集团军里崩溃最快的一只（蒋、桂、阎、冯四大集团军）。等到抗战的时候，西北军只剩下一些残兵败将了。如被枪毙的韩复渠，即是西北军余部，故西北军战斗力属中下等。

西北马家军，西北马家军是一只特殊的部队，即它以骑兵为主，机动性很强。

最著名的战役自然是击败西路军，这样的大败仗在红军的历史中是极少的。

在国军中，有一只很硬核的部队，即独立95师，该师号称赵子龙师，该师就是脱身于西北马家军。

故马家军的战斗力可以算中等。

川军在抗战前忙于内斗，抗日战争时壮士出川很有名气。

只是川军装备极差（装备极差的原因在于四川深入内陆，买武器装备不方便），兵员素质亦比较低（此素质并非文明程度，而是比如说士兵很瘦、偏矮、吸毒等），且川军只是统称，内部派系很复杂。

故而战斗力也只能算中下。

粤军可以说是国军的开国部队，之所以最后落个地方军的名头，大概只能算蒋介石不是第四军的人。

且粤军占据比较富庶的广东，装备也是比较先进的。虽然是地方部队，但也有自己的海军和空军。只可惜，空军机不可失给飞走了。

该军的第四军北伐时号称铁军，只是粤军内部极其非常不团结，小弟反老大几乎是传统，所以粤军其实非常不稳定，没有核心。

不过要论战斗力，粤军的战斗力可算中等。

桂军大概是国军地方部队里最出名的一只了，不论是北伐还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都发挥了很强的战斗力。

不过可惜的是桂军装备较差，大概是当时的广西没有出海口，广西不容易发展，部队自然是没有钱财装备的。

虽然武器装备较差，不过要论战斗力，则属于中上。

特别是李宗仁，实在真的太能打了。假如给他充分的权力，我觉得像台儿庄这种战役至少能打出三次。

至于白崇禧，有点言过其实了。

滇军即是云南的部队，滇军抗日战争是有功绩的，装备也很好，只是不出名。

在抗日战争时期，滇军的装备为法械。

法械！法械有木有！（日常乳法一波）

比国内的大多数地方部队几乎高出一大截，可以算是精锐了。

故滇军的战斗力可算中等。

地方国军说完了，再说中央军。

中央军其实也是分有派系的，按照人物区分，分别为陈诚土木系、汤恩伯系、胡宗南系。

陈诚土木系以十八军为核心，加上陈诚的优良作风，所以土木系的战斗力在这三大派系中是最强的，可算上等。

只可惜陈诚此人长于政治而短于军事。

汤恩伯系，汤恩伯号称四害，善于做生意和逃跑，派系的核心部队13军在东北也被杜聿明看不上，林彪那种主力店的精锐部队，如什么旋风司令韩先楚、梁大牙梁兴初、黄瞎子黄克城、小铁杆肖光、刺头钟伟、洪麻子洪学智、高麻子高岗（这些外号不是我取的，而且自己内部的叫法，不含贬义。梁兴初也叫打铁的，黄克诚之所以叫瞎子是因为高度近视，吴法宪和洪学智在江苏时就喊他黄瞎子，而吴法宪因为胖，黄克诚也喊他吴胖子，包括林彪也是。至于洪学智和高岗叫麻子，则是唯我彭大将军的说法）等大佬自然是没资格打的（南满打一次一个主力师没了），所以一个美械军被扔在了热河（热河水其实也很深，黄永胜、丁盛这种猛将就在热河）和土八路打仗。

当然，十三军的石觉也看不起杜聿明，还说杜聿明的军事能力顶多能干军长，现在却担任了方面军司令，这简直就是老天爷不长眼。

杜聿明到底是不是才华只能当军长我不知道，反正同为方面军司令的胡宗南要知道自己只能当团长的话，估计会哭晕在厕所了。

不过作为中央军，怎么说也是打过台儿庄战役的，所以汤恩伯系可以算中上等。

胡宗南系，胡宗南打仗用屁股思考，用脚指挥，加上身边都是特务，所以堂堂一派系首领，却有一个团长的外号。即胡宗南只配指挥一个团。

该派系长期负责围困陕甘宁边区，抗日战争时期打的大仗、硬仗不是很多。其下的核心部队第一军虽然号称天下第一军，但实际上也不是很能打。解放战争时期，遇见老同学陈赓后被陈赓来那么一下子，第一军的原型就露出来了。

加上在陕西被碰老总吊打的太厉害，胡宗南系的名声就更臭了。不过胡宗南系下面的那个钟松倒是很能打，打仗心思很活泛。如此不拘一格的指挥艺术，大概相当于四野的旋风司令韩先楚。

所以要论战斗力，胡宗南系只能算中等。

这三大派系之外，国军还有一个隐藏的派系，即何应钦派。

这个派虽然不明显，不过却很硬核，如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关麟征都是这派系的人，要论战斗力，可算上等。

除开这几个大门大派，杜聿明实际上在解放战争中后期，也算是自成一系了。

国军有五大主力，即新一军、第五军、新六军、十八军、七十四军。除开这五大主力，还有一个号称第六大主力的五十二军。

这六只部队中，新六军脱身于第五军。在东北时，新六军是众所周知的杜聿明嫡系。

而第五军，则是杜聿明的老部队。解放战争后期，国军曾有让宋希濂去徐州指挥的想法，宋希濂觉得第五军的邱清泉不能指挥，就此放弃。当时的邱清泉能镇的住的人不多，杜聿明算一个。

而五十二军也和杜聿明有渊源，不论是杜聿明自己，还是杜聿明派系的核心之一郑洞国都是出身于五十二军。所以，在东北时，五十二军也是被杜聿明当嫡系使用。

六大主力，杜聿明能指挥三个，自成一派自然不在话下。

而杜聿明系的战斗力，在国军中可算上等。

综上所述，国军部队中，地方部队战斗力较强的有桂系和傅作义系。

中央军中战斗力较强的有陈诚土木系、何应钦系、杜聿明系。

除开这种大门大派，像罗琦的独立95师、宋希濂的71军、黄百韬的25军、王耀武的74军，战斗力这都可以算上等。

独立95师知名度不高，这个师是外号赵子龙师，打仗很猛。

到解放战争后期的时候，这只部队被调到东北负责打塔山。

这个师居然敢搞人海战术，成群结队往塔山冲。

一个师三个团直接打成三个营，战法的问题不表，至少这份勇气在国军中可以算是唯我独尊。

71军我本来想排个中下等，毕竟这个军在东北被林彪胖揍的太厉害，东北国军师级单位第一次被击败，就是71军的88师（可能记错）在大洼被击溃（据说当时陈明仁在沈阳跳舞，没有去前线指挥，老蒋本来想处罚陈明仁，被杜聿明拦住了。不过因为杜聿明换了71军下面的师长，两人实际上也还是有矛盾）。

不过三战四平打了一次翻身仗，翻身农奴把歌唱，可以算作上等。

黄百韬25军自然是黄百韬的核心部队，这只部队主要在华东一带作战，打的也是可以的。

七十四军在抗日战争打的很不错，是王耀武的基本盘。可惜解放战争死的太快也死的太惨，没有表现的机会。国军五大主力也只有七十四军没能熬到后期，算是早死早超生了。

评论里说到十八集团军我才想起，谈国军怎么能忘记十八集团军。

我觉得十八集团军和以上部队最大的区别是，它有极大的向心力。

小土窑里几部电台就能指挥全国几十万部队，这在其他的部队里，是想都不敢想的。

这种向心力最典型的一次表现就是辽沈战役的辽西大混战。

当时的对手是廖耀湘的东进兵团，东进兵团是国军的精华，不可谓不强。

但就被四野给全歼了，可是整整一个兵团啊。

后来的廖耀湘说，被歼灭是太乱了，部队失去指挥。军长不知道军在哪，师长也不知道师在哪。

这话说的好像林彪知道手下的军长师长在哪一样。

结果以乱打乱，国军就这样被吊打了。

这也算是战史上的奇观了。

这个问题很有趣，再唠点东西。

国军的五大主力里，新一军和新六军是孪生兄弟，都是驻印军系统的。

两个军长，孙立人和廖耀湘说来也挺搞笑的，这两人命也出奇的类似，即一个在大陆吃蹲号子吃劳改饭，一个在台湾坐大牢吃官家饭。

这两个军呢，要论名气，新一军比新六军大很多，大概是造谣孙立人活埋埋出名了。

也正是因为鉴于新一军名气辣么大，就不谈新一军了，谈谈新六军。

新六军有个主力师，这个师的番号为新二十二师，这个师外号虎师，进入东北后，二十二师一个团兼一个营被被六个团围殴，结果国军伤亡六百多，共军两千多，一仗就打出了威名。

二战四平胜利后，新六军驻守长春，结果因为军纪太差，被赶了出来，长春转而由新一军驻守。

却万万没想到因祸得福，反而避开了林彪的花式吊打。

当然也不是怪新一军不争气。

当时的新一军在松花江以南东一个营，西一个团的守。而林彪打你一个营他用一个师，打你一个团他用一个纵队，打你一个师他用好几个纵队。

假如孙立人是现在穿越回去的，肯定会说我太难了。

而被赶出长春的廖耀湘新六军，则成了东北国军战略总预备队，经常南北来回跑，充当救火队员的角色。

中国有句话，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这廖耀湘干这活，自然是没少得罪人。

情况通常是这样：

某师被围，师长：卧槽卧槽，我要死了，快来救我！

而支援的廖耀湘面对越来越猛的火力则生出了这样的想法：卧槽尼玛，目标不会是我吧？特么的这是围点打援！哎呀妈我要死了我得快跑。

……

于是在回忆录里，国军将领说廖耀湘打仗指挥的艺术是损人利己的艺术。

这导致东北各将领，对于廖耀湘，实际上是存在着一些成见的。

比如，拿跑出东北的刘玉章来说吧，刘玉章就说和廖耀湘这样的人一起打仗简直就是脊背发凉，三伏天出冷汗。

之所以这样说，就是因为二十五师被全歼的时候，廖耀湘并没有积极救援。

当时的五十二军有三个师，分别是第二师、二十五师、一九五师。这二十五师，是刘玉章第二师的兄弟部队。

说到五十二军，这只军队号称第六大主力，但在东北被揍的也挺厉害。

三个师，二十五这样的国军顶级主力，早早的在南满被韩先楚给全歼了，是全歼哦，连师长李正宜都被俘虏。

而一九五师不久后在南满的高丽城子又被全歼了。

只有刘玉章的第二师算是比较完整的保存了下来。

国军东北溃败的时候，五十二军本来能从容的坐船撤出东北，结果国军海军怂包子的厉害不肯靠岸，就这样扯皮了很久。

等全军上船了之后，要死不活的，船又起火了，一个军烧死了小半人。

说到这国军的海军和空军，假如被骂能被会死的话。

国军的空军和海军，早已经被国军的陆军骂死好几回了。

拿塔山战役来说，国军海军本来负责炮轰塔山，但塔山就在那，不会动又不会跑，愣是炸不准。

你还不能说，你说一句他顶三句，什么风大啊，什么浪高啊，什么水浅啊，反正理由多得很。

至于空军，国军陆军恨空军也是恨的一个牙痒痒。

同样拿塔山战役来说，陆军空军配合不太好，陆军还不能提意见。

而空军一个个也是牛逼哄哄的，也不懂有什么好牛逼的，除开投手令准点和走私干的很熟练之外（杜聿明：妈蛋空军你扔炸弹的时候怎么就没这么准过，），也没见他干什么事。

当时打塔山的时候，陆军和空军自然是要接触的。要知道，军人接触最好是平级，意思是我是少将，他也得是少将，这才是相互尊重。

但是空军偏不，你派少将，将官。我偏派校官。

你找他说理，他还一套一套的，说美国就是这样。

看把空军能的。

这可把陆军气的够呛，你咋不说你没美国空军的本事呢？

但是不得不说，国军空军对内是真的不怂。在重庆的时候，军统权势滔天，敢惹军统的，牛逼顶天的陈诚算一个，空军算一个。

陈诚牛到什么地步？

沈醉（军统的大特务，有三本回忆录，对军统感兴趣的可以看看。）说，军统有一次晚上加班，大院加班自然是不关灯。

这陈诚看到军统居然不节约用电，居然单刷军统总部大院！好在军统是真的在加班，陈诚才无话可说，不然，陈诚能把军统大院的房顶掀了。

说到这个用电也很有趣，军统为了节省内部开支，电其实是偷的。就是电线偷偷的外面的电线上，就算通宵开灯加班，也用不了几个电费。

真是抠门到家了。

再说说空军。

当时重庆的军统连国民党政府主席林森都怕，见面都得绕着走。

但是偏偏空军不怕军统。

假如某天重庆的军统太街上被胖揍，那铁定是空军打的，只有空军才敢打军统。

也只有空军才能打完军统回家安心睡大觉。

戴笠这种人，对空军也只能吃闷亏，惹不起惹不起。

写的很零碎，也不是跟系统。我因为曾在历史吧写过帖子，所以对东北国军这一块比较了解。

不过同样在东北的四野，我就不是很懂。因为网上发帖嘛，写我军的东西容易被删帖，写国军的东西就不会，所以我看书基本上都是看国民党的。

如果说看国民党的书有五十本的话，我党的能有三本吧。

并且要命的是单单这三本书的东西，估计还得有大半部分是不能写出来的。

否则轻则删除帖子，重则封号。

如果没有这限制，我想我非常乐意写林彪和彭真还有高岗孙维世李立三黄克诚以及热河的那一帮不被待见的人的。

前文提到机不可失的梗，这个故事很诙谐，现在可以说一说这个故事。

民国史系列——何为机不可失

1936年，胡汉民死了。

如果要用蒋介石的语气表述这句话的话，那就是“胡汉民终于死了。”

是的，胡汉民终于死了。

与别人反蒋不同，别人反蒋大都用枪，胡汉民用的是笔杆子。

别人骂蒋介石是王八蛋估计也就是嘴巴上说两句，而胡汉民能系统性的证明蒋介石为什么是王八蛋。

这就是笔杆子的威力。

且让蒋介石无计可施的是，胡汉民在国民党党内的地位极高，当年国父孙中山死后，胡汉民就是公认的继承人之一。

不过后来，同为公认孙中山继承人之一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遇刺而亡，胡汉民作为右派领袖，自然有说不清的责任，最终不得不出走苏联。最终继承孙中山衣钵的，倒成了汪精卫。

在胡汉民活着的时候，蒋介石对于西南是难以下手的。

想当年，胡汉民被蒋介石扣押，后来被释放回到广州时候，振臂一呼，从者如云。国民党党内要人汪精卫、孙科，西南军方实力派李宗仁、白崇禧都入其账下，竟然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下野暂避锋芒。

现在作为西南的政治领袖胡汉民终于死了，蒋介石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转手试图解决西南的割据局面。

西南的割据一直是蒋介石的心病，当然以后也一直是。西南这块地方，直到蒋介石失去大陆，都未能真正的将其纳入中央的管理之下。

而胡汉民逝世之后，面对西南割据，蒋介石自然是采取了他最善用的离间之计，企图离间广东广西的关系，以便削弱西南的力量。

不过这一计谋被粤系首领陈济棠识破，蒋介石未能挑起两广之间的战争。

而面对磨刀霍霍的蒋介石，陈济棠自然不甘心坐以待毙，也准备以抗日之名起兵反蒋。

面对蒋介石，陈济棠虽只是一方诸侯，不过也是有底气的。

原来，陈济棠的哥哥陈维周曾到过广西，亲自查看了洪秀全家的祖坟，这陈维周对于风水之学也算是颇有心得，一眼就看出来了洪秀全的祖坟正是葬在“活龙口”上，可谓是风水宝地。

但为何洪秀全最后又失败了呢？根据陈维周的说法，是因为洪秀全的祖坟葬的高了一些，离龙穴口尚有数十寸的距离。也正是这数十寸的距离，才使得洪秀全未能成为真正的皇帝，最终身死国灭。

知道广西有这样的一块风水宝地之后，陈维周自然是威逼利诱，最终逼迫洪家人将这块宝地卖给了他，而陈维周得到这块宝地之后，便将自己母亲的遗骸迁到广西安葬了。

陈维周将母亲的遗骸迁到广西安葬之后，两人自然心思活泛起来了，大有窥伺神器之意。心想自己的母亲的坟墓已经占据龙穴，那蒋介石，自然是没什么好怕了。

不仅如此，后来，陈维周又奉陈济棠之命去会见蒋介石，这又给了一个陈维周给蒋介石看相的机会，陈维周回来之后就告诉陈济棠，根据蒋介石的面向来看，他是很难抗得过民国25年这一关。

当然，这一次还真的给陈维周算对了，因为这一年正好1936年，西安事变正好是在这一年发生，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扣押，差点丢了性命。

不过这谶言却不是应在陈济棠身上，而是应在张学良身上了。

起兵之前，陈济棠的宣誓也十分滑稽，原来，他弄了一个假人，上面写着蒋介石三个大字，粤系将领先是大声悬念表示对陈济棠效忠，再举起木剑对着假人连劈三剑，以示决心。

不过就效果来看，却无大用，因为反蒋之后，陈济棠手下的大将余汉谋便通电反陈了。

同时陈济棠还不放心，在反蒋之前，还请了先生给他算卦，问个吉凶。要说这位先生，说的话尽让人半懂半不懂的，说了一句“机不可失。”

开始陈济棠是没明白的，到底什么是机不可失呢？

先机？时机？机会？机器？机票？机场？机霸？机友？机车？

这事虽然没想明白，但反蒋已经是箭在弦上了，算了，想不明白就不想了，先“搁置争议”吧。

反蒋之后没多久，陈济棠的空军就被蒋介石的策反了，一帮人全部飞走了，这成了陈济棠失败的原因的之一。

“失机”之后，陈济棠自然是跑路了，偌大的粤系，交到了陈济棠手下的叛将余汉谋手中。

而陈济棠最终一拍大腿，终于明白了。

原来“机不可失”是他娘的不能失去飞机！

评论里有人问，如果46年，国府把粤军拉到苏北给薛岳指挥会怎么样？

不说结果如果，但肯定是不可能的。

国府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仅开始着手解决地方势力问题，对于中央军内部派系，也开始进行瓦解。

十三军是汤恩伯的家底，但十三军没有跟汤恩伯在上海嚯嚯，而且被拉到冰天雪地的东北。

七十一军是宋希濂的基本盘，结果七十一军被调到东北给林彪啪啪啪抽大嘴巴。而宋希濂则被调到新疆吃囊。

五十二军是关麟征的老部队，结果五十二军没能在云南看洱海，转而调到冰天雪地的东北吃猪肉炖粉条。

唯一比较特殊是杜聿明。

东北的二战结束之后，成了苏联和美国的博弈点。因此美军才让国府调了和美军很有渊源的新一军、新六军及远征军体系的部队到东北。

既然是驻印系和远征军系，杜聿明自然成了最优人选。

由此才确定了杜聿明的东非之行。

再更更新一军和新6军。

1938年11月，第五军成立，军长为徐庭瑶。改军为国民党的第一个机械化军，下辖新编22师、77师、200师。

1942年，入缅远征军战败，第五军几乎是以分裂和崩溃的方式进行了撤退。军部和新22师由军长杜聿明带领翻越野人山后到达印度列多、96师由余韵带领在野人山辗转两个多月，后又翻越高黎贡山，到达云南剑川。

作为第五军核心的200师伤亡最为惨重，师长戴安澜重伤而亡，三个团长中有两个失踪，该师余部由仅存的团长郑庭笈戴笠，最终到达云南腾冲。

同为第一次远征军系统的，还有一个66军。

桂南战役战败之后，66军被蒋介石肢解，番号被取消。该军为粤军系统，南京保卫战失败后，粤军66军、83军两个军损失惨重，但却敢于正面突围，是南京保卫战中国军为数不多的闪光点之一。

66军番号被取消之后该军于1942年重建，军长之职落入汤恩伯系的张珍手中，该军下辖新编28师、新编29师、新38师。

这三个师中，新38师最为特殊。他既不是出身于黄埔系，也不是地方系。他出身于宋子文的税警总团，是财神爷的嫡系部队。

虽说是团，但该部队共有五个团组成，加上其团直属部队，共有三万多人。且该部队由于是宋子文建立，有财神爷支持，故而装备十分豪华，就算是中央军和其相比，也会逊色。

抗战爆发前，华北局势危如累卵。宋子文密谋将税警总团调往华北，不过最终却被蒋介石发觉。宋子文最终被迫出国考察，税警总团的生存环境开始变差，好比是寡妇睡觉，上面没人，失去上层的直接支持，为日后被肢解留下伏笔。

抗日战争爆发后，税警总团作为精锐力量，被国民党上层瓜分殆尽，全团支离破碎，不成体系。孙立人在被抛弃的五千多伤兵的基础上重建税警总团，其中的一部分组成新38师最终归入66军，成为远征军一员。而剩下的一部分则归入军统系统，成为缉私总队。

66军下辖的另外两个师，即新28师和新29师。这两个师和新38师一样，出身亦比较特殊，他是由复兴社系康泽别动总队整编而成，这这个康泽就是在襄攀被蒋介石坑死的那个。 66军是以复兴社系别动纵队为主力，因此康泽亦想当66军军长，但何应钦以其没有作战经验而拒绝，转而以汤恩伯系的张珍为66军军长。

远征军战败之后，66军亦开始溃败之路，新38师随孙立人撤往印度。新28师和新29师，由滇缅公路撤往国内。

该军由于败的太惨，两个师沿着滇缅公路一路溃败回国。最后张珍被撤职，66军和新29师番号也被取消。28师的番号则被留下来，以供收容66军的溃兵，后编入71军。

而在印度的新38师和新22师以及后来运送到的新30师组建成了新1军，军长原来的人选是邱疯子邱清泉，但是徐庭瑶和杜聿明觉得邱清泉过于骄横跋扈，和同样有鲜明性格的史迪威一起，肯定除开天天吵架就没事干了。因此，军长的人选后来换成了性格温良，人品正直的郑洞国担任。当然郑洞国在印度，开始也没少受史迪威的气。两人是慢慢磨合，最后才良好的相处，彼此配合还算默契。

至于郑洞国也受气，当然这不是史迪威针对郑洞国，美国人史迪威，对于国军上级军官的厌恶，是显而易见的，曾扬言“要中国士兵，不要中国军官，尤其不要中国将领。”对于老搭档土木系大佬罗卓英，史迪威说他是：“终日绕室彷徨，对于军队的教育训练毫无办法，”意思就是罗卓英是个大草包，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占据高位却对专业知识极度匮乏，妥妥的乐色一个，最终罗卓英被赶走。

就算对国军最高统帅，史迪威也没给好脸色，甚至还蒋介石取了一个“花生米”的外号，在史迪威的日记里，对蒋介石甚至写下“这一刀正好扎穿了这个混蛋的心窝。①”这样的话，可见两人隔阂之深。

①《蒋介石传》布莱恩.克洛泽著

而对于中国士兵，史迪威则非常喜爱，他认为这个这个国家在近代所受的耻辱和创伤，和瘦骨嶙峋的士兵无关，原因在于他们是被“腐败无能的政府和愚蠢胆小的指挥官”所指挥，因此史迪威很得士兵们的喜爱。

新一军老军长郑洞国是这样说史迪威的“毫无官架子，待士兵们十分友善，喜欢同他们交朋友，慢慢的赢得了不少中国将士对他的钦敬，许多人亲昵的称他为乔大叔，在后来的缅北反攻战役中，每当战事处于紧张时刻，只要乔大叔瘦削高大的身体出现在阵地上，总会引起战士们热烈的欢呼，部队是士气更加高涨起来，再艰难的任务也会毫不犹豫的去完成。”

他对国民党政府军队军官的厌恶，也不是无缘无语的。首先国军军官在史迪威看来，专业性确实是不足的，军事上的学历太低，不足以应付当时的战争。其次是国军军官几乎无官不贪，吃空饷、喝兵血成为常态。上面的补给，你敢给他补，他就敢拿去黑市上卖。忍无可忍的史迪威，甚是试图将营级以上军官全部换位美军军官，只是后来在强烈的反对声中作罢。

尔后，国民党政府继续见驻印军队增兵印度，计划将54军调入印度，加入驻印军系统。但是54军在调往印度的过程中，发生了土木系和何应钦系斗法事件：

1943年，鉴于54军军长陈烈暴卒，蒋介石便趁着这空挡把18军军长黄维调到52军当军长，随后又把54军划归为第9集团军总司令铁拳关麟征指挥。

这个黄维外号书呆子，乃是土木系的一员大将，是陈诚的铁杆部下，而这个黄维这次落到了关麟征的手里，估计当时关麟征脑海浮现的尽是下拌子、穿小鞋、下眼药等一系列整人的词语。

黄维上任54军军长之后，就遇到了一个他认为严重但是在国军内部普遍的问题——官兵吃的粮食里参合的沙子！

当时按照国军内部的规定是这样的：前线士兵主食每天大米24两（此时一斤16两），每月6元菜钱。而黄维面对的情况是掺沙子的大米根本不够24两，士兵压根儿吃不饱。而那可怜的6元菜钱在物价飞涨的情况下也是杯水车薪，压根不够用！

这对于黄维来说是一个新的问可以题，因为他之前是在18军担任军长。18军作为陈诚土木系的起家部队，自然是吃喝不愁，实行特供。因此这样的问题算是他大姑娘上花轿，头一回遇到这样的情况。

但国难当头，士兵们一个个面肌瘦黄，营养完全跟不上。别说打仗拼刺刀了，估计没事走两步都够呛（没事走两步）。

而且黄维不是朱元璋和曹操，可以搞屯田。

又不是共产党，可以在西南号召大家搞南泥湾模式。

也不是四害汤恩伯，吃的喝的，可以搞取之于民模式，即可以从泥腿子手里抢嘛。反正我们不抢鬼子也会抢，所谓釜底抽薪，从本质上解决事情的矛盾，抢老百姓的东西，让鬼子没东西可抢，走鬼子的路，让鬼子无路可走。

黄维无法，只好私自决定每人每天多发口粮2两，但是这原本就少的可怜的2两粮食经过层层克扣到达士兵手里时仅剩下1两3钱不到。也就是说每人每天能多吃5至8口，分摊到三餐我们往多的算每顿饭能多吃那么三口。

但吃这是是透支消费，也就是卯吃艮粮。你这个月多吃了，下个月就没了。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黄维只得向军政部要求解决这每天每人2两粮食的增额。但偏不巧，此时的军政部部长也就是何梅何应钦也是陈诚的死对头。这厮不给就是了，还反问曰：“人家都够吃，就你54军不够吃？”

儿子打老子，简直就是岂有此理，这可把黄维气的够呛。在黄维看来，这军政部真的不要脸之极，当时军政部权力很大，管很多东西，但作风及其败坏。就拿征兵一项来说，军政部可谓罄竹难书，本来按道理来说，抗战举国沸腾，征兵不算难事，但硬给军政部搞成了难事。本来保家卫国多光荣的事，到军政部那里，成了捉壮丁。100个壮丁，能给军政部弄的冒名顶替用老弱病残代替了一部分、路上跑了一部分、路上病死饿死被打死一部分，结果实到的没几个人。

且壮丁生活条件极差，条件刻苦，1944年下旬，在重庆的蒋介石听闻壮丁被虐待，就去机房街查看，果然见面看守人员随意辱骂、抽打壮丁，简直就是把国军战备力量当成畜生看待。以至于蒋介石震怒之下，当街殴打兵役署长承泽润，以至于手杖都打断，而最后承泽润被枪毙（事实上征丁的是税警）。

而在军政部碰壁了的黄维自然也不甘心，这黄维外号书呆子，自然有读书人的习性。几次要求不成之后，便用小袋子将参合沙子的粮食装好，直接送到了军政部，说：“你们看看这军粮到底掺了多少沙子吧。”

何应钦面上也挂不住，没想到还真有那么认真的主，不过何应钦可没有心虚。他本着人不要脸天下无敌的精神大怒道：“胡闹！这难道是我何某人贪污了军粮？”

废话！水仙不开花，装什么蒜啊。

不是你何梅贪污的，难道是郭汝瑰贪污的？人家沙发都打着补丁！

如此的理直气壮、理所当然的无耻，也算是对得起他在受降的时候那一副舔狗的嘴脸。

而黄维这次捅了马蜂窝，不仅把何应钦，还把其他的军政处官员全部得罪了，因为这军粮不单只有何应钦吃！所谓断人财路，杀人父母，这帮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帮孙子也趁机攻击其黄维来了。

而关麟征见黄维自己露出破赞，认为时机已到，脑海中尽是浮现“火上浇油”、“落井下石”、“推波助澜”这样的成语。本着知行合一的精神，他便跑到军政部，和何应钦言：“黄维故意于军政为难，这实际上是项庄舞剑。”不得不说这话说的很有水平，颇有纵横家气势。因为这句子暗示何应钦：这不单单是简单的军粮问题，而是陈诚想趁机搞你！

于是，何应钦脑海中也尽是下拌子、穿小鞋、下眼药等一系列整人的词语。

迟迟等不到结果的黄维无法，只好将军中的公积金扣下，不再上缴，用公积金补下每天那两的差额。

唉，可悲可叹。

当公积金的也吃的差不多时，黄维便再次上报军政处，要求解决问题。何应钦正气凛然的回复：“既然你黄维说军粮有问题，那就让人去查吧！”

联合军粮调查组随之出发，以黄维的性格，自然不会对这些稽查让人员好脸色看。别说偷偷给点土特产啥的，就算是好菜也不张罗。联合调查组的这帮孙子见黄维不给他们好脸色看，肯定不干。连打点打点都不肯，你黄维装什么？就你清？

癞蛤蟆上公路，冒充什么迷彩小吉普？

因而最终的结果却是查出了黄维“截留公积金。”

这已经是黑白颠倒的世界。

愤怒的黄维向何应钦写了一份语气激愤的辞职报告，其中还写了这样一幅对联：上上下下迟早都得下，生生死死早晚都是死，横批早下晚死。意思是早点卸任省的被你气死。

何应钦不是白痴，自然懂的黄维的意思，哼，不是早下晚死么？这回就让你下！

几天之后，何应钦拟了一份报告给蒋介石：“黄维破坏军需独立，公积金不报不缴，请予撤职查办。”

蒋介石则处置：“可调本部高级参谋。”

而这事闹出了之后美国人也对54军无太大好感，认为国军中的上层将领没几个好东西，各派各系都是天下乌鸦一般黑。这些人搞乱七八糟的小团体，要么用乡人，要么用自己的学生，无非就是鱼找鱼虾找虾，乌龟专找大王八。因此，美国人表示拒绝接受屎壳郎拜把子，臭到一块了的54军的军部，仅仅要54军的14师和50师。

14师和50师到印度之后，新一军扩编。这次扩编实际上就是第5军系统和税警总队系统的分家以及土木系的加入。

这次扩编将新30师、税警总团系新38师组成新1军。土木系50师（后50师又划入新1军，而青年军系统的207师则划入新六军）、土木系14师、新5军系新22师则组成了新6军。军长分别是孙立人和廖耀湘。

此次部队的扩编，无论是新1军还是新6军，都加入土木系的部队，因此也为日后的分裂埋下了伏笔。但在陈诚未到东北之前，军中大抵还算是团结，无太大的派系斗争现象。

孙立人和廖耀湘作为国军头等主力军的军长，其履历也比较相似。和很多国军军官不同，孙立人毕业于美国军校，廖耀湘则毕业于法军军校。

同时，两个人的外号也很有意思，孙立人外号东方隆美尔，廖耀湘号称东方巴顿。下场也类同，都是军权尽失。一个在大陆蹲号子吃官家饭，一个在中国台湾蹲大狱吃皇粮，可谓是殊途同归。

但两个性格则差异较大，据说，民国黑社会大佬，夜壶杜月笙曾说过，人分三等，有本事没脾气、有本事有脾气、没本事有脾气。孙立人按照这个划分，可以算是中等人，有本事有脾气。廖耀湘算是有本事也没脾气。孙立人这个脾气细看的话，类似关羽，傲上而不忍下。对待下层士兵和军官很好，对待上级则非常自傲。

驻印度远征军系美国人直接经手训练，因此新1军和新6军同国内的美械军比起来，部队单兵素质较高。且当时国府亦非常重视驻印度部队的建设，兵源同其他部队相比也较为优良，知识分子较多，这在当时的部队中是比较少见的。

同时驻印度部队的武器，和国军相比亦比较精良，同为美械军，但是和国军注水简配的美械军相比，新1军和新6军的装备要好得多，是一等一的头等部队。

浅写点东北堂口的问题，通篇黑话，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修改完善版）。

关于我社团在东北初期的大政方针问题上，一开始是错乱不清的。开始洪兴龙头东方白被修哥逼去山城和东星社龙头谈判的时候，洪兴社代理人pdd负责东北的业务时。对于东北问题，pdd要求府尹要分散发展，借助修哥的力量深入东北腹地发展自己的力量。

东方白从山城回来之后的这段时间，修哥鉴于东星背后的老板灯塔哥的人马在东北秦皇岛登陆，从比较中立的态度马上转为极力支持洪兴社。而府尹对pdd的分散发展也比较不满，于是上书东方白，要求要全占东北，东方白许之。

也就是这时候，东星社誓言的头马阿杜也带着一群小弟来到了东北。

而这时，修哥的态度又发生变化。本来东星为了修哥带人到东北砍日出哥的人，不得不把外蒙街卖了。而卖外蒙街的条件之一，就是修哥不得支持洪兴社。

但东星社的人到东北一看，得。这修哥骗人的套路真的是老母猪戴胸罩，一套又一套。说了说不过，你说他修哥支持洪兴社，人家修哥不承认，说那是东北本地自发组织的民间组织。打吧，打肯定更打不过。

于是先到东北的东星白纸扇门破罐破摔，直接走了。这一走修哥慌了神，这下全世界都知道自己是怎么输赢通吃光天化日之下耍流氓了。不得已，又不再支持了洪兴社的人了，还扬言要赶洪兴社的人走，这可把麻子气的脸青。

修哥态度如此反复，直接造成了洪兴社后来非常狼狈的局面。原来修哥态度好，所以从关内到东北的洪兴社人马刀枪棍棒金银细软的都没带。而东北原来在修哥态度好的时候获得的物资，又全部分给新招的小弟了。

等关内的洪兴社人马到达东北的时候，修哥的态度变了。原来的物资又分了，造成老马仔们两手空空挨宰的局面。比如黄瞎子就叫苦连天，说再这样下去，就得重蹈西街被砍的覆辙。

实际上的情况改变之后，龙头东方白和府尹还是坚持原定的战略。不断的要双花大红棍林永健和阿杜决战。

在我洪兴社团的传统中，一个堂口通常分为双花大红棍和首席白纸扇。而再根据我社团的传统来说一般而言，首席白纸扇的地位高于双花大红棍。也就是说，首席白纸扇具有拍板权。

就两者的分工而言，双花大红棍负责带人上街打架斗殴。首席白纸扇虽然所是社团团员的核心，但实际上却不仅仅只负责管理社员，而是负责统率全局。

东北堂口的首席白纸扇，开始是由社团的首席白纸扇pdd推荐的府尹担任。而对于双花大红棍的问题，pdd推荐三人，这三人分别是久坐冷板凳的六哥、沉默寡言的林永健、喜欢写诗陈十万。

这三人里，要论砍人打架，六哥和林永健的数一数二的。陈十万砍人和他俩相比，显得稍逊一筹，在当年复杂的局势下，陈十万算是提前出局。在六哥和林永健的选择中，pdd属意六哥。社团龙头东方白属意于自己的头马林永健，最终林永健当选。

林永健的东北之行其实颇为坎坷，原先他本来是去山东，走到一半又说要去冀热辽，最后快到冀热辽的时候正值东方白的冀热辽决战计划破产，最终才去了东北。

林永健到东北后，发感受无非就是四个字：

乱、惨。

乱：

东北的小弟门都是关内各地区调来的，本来就够乱了。但又新收了很多新小弟，这些小弟有原来的职业有伪军的、伪警察的、土匪的、恶霸的，本来就乱糟糟的，这样一来更乱了。等打仗的时候，这帮新收的小弟大多都投敌叛变了。故而林永健说这是“招降纳叛”。

惨：

等林永健到达沈阳的时候，东星的双花大红棍阿杜已经手持两把西瓜刀从山海关砍到葫芦岛，手起刀落手起刀落眼睛都不眨一下，一下子就差点砍穿了辽西走廊。洪兴社的人虽然多，但鉴于之前的方针是分散发展，所以先到东北的人马斗分开了，而还没到的虽然快赶上了，却又疲惫不堪。等林永健赶到沈阳的时候，阿杜已经砍到锦州。

这时候林永健不信邪，亲自跑到锦州会了会阿杜，且还玩了把阴的，打着打着就让梁大牙去断了阿杜的后路，但结果却是阿杜爆种，文体两开花左右开弓，正面吊打林永健，后面吊打梁大牙。

不服气的林永健又再次召集人马，准备再找阿杜的场子，这次打的还好，没被吊打，反而把阿杜轮了一次，但要死不活的却还是让阿杜的人马跑了。

后来，林永健说那次如果不是火哥那叼毛拿走了电台老子摇不了人，老子就把场子找回来了。

在这样窘迫的境地下，鉴于全部占领东北的方针没有改变。东方白和府尹还是一个劲的要求林永健和阿杜决战。

打是肯定打不过的。

不仅打不过，本来有优势的阿杜还又摇人了。东星最猛的红棍，像郑哥、巴顿、隆美尔、仁哥这些人也全都来了。

林永健一看这阵势，倒吸一口冷气不说，原来比较清醒的pdd，这时候也出幺蛾子了，非说现在是什么不打架新阶段。

新阶段的思想一来，打最后一架的思想就冒了出了。

这样的观念一出，直接导致了两个结果：

一：打最后一架，马仔们怕死了。都最后一架了，还拼命个鬼，打卡上班就行。

二：打最后一架，大哥们不怕士兵死了，开始莽了。都最后一架了，马仔死点无所谓，赶紧争地盘才对。

这样一来的结果，就是局面更难的，马仔门不想打，大哥们又想打，还是莽打。

这东星的马仔们也不是吃素的，于是仗一场一场的输，地一块一块的丢。

而都这时候了，府尹和龙头还是要求林永健决战。

当时前线一帮红棍们（瞎子、林永健、麻子）是这样的:寒冬腊月，大雪纷飞，都冻成傻逼了，是哪个沙雕提出要占领全东北，要进行决战的？

是是是府尹那跟龙头说可以占领全东北，还一个劲的鼓吹要进行决战。

原来是那老小子，我早看他不顺眼了。前方一天天打架砍人那么紧，要什么没什么，连补充马仔都没能从后方补充几个。来的时候说要啥有啥，不用带。现在把刀都没有，全给那帮新来的歪瓜裂枣了。堂口那帮白纸扇里那帮人干什么吃的，法克！

后来就是大爆发，红棍们和白纸扇们两帮人舞刀弄枪的，特别是双花大红棍林永健，和府尹的矛盾简直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这时候，据说府尹看林永健不太顺眼，想让火热哥代替林永健的位置，让火热哥当双花大红棍。

这火热哥在堂口的地位也很高，林永健去治疗的时候，火热哥就代林永健的位置，不过在山东的那个地方干的不好，最后又回陕西了。

所以说呢，他们这个堂口的大佬是四个人:林永健、国可问、火热哥、瞎子。因此火热哥代替林永健完全是可以的，但结果呢？结果火热哥别说当双花大红棍了，连红棍后来都当不了。三次江南的时候，林永健直接越过火热哥，直接把他下面的马仔全调走了，留下火热哥一个人在江南。

而府尹在东北也形单影只的，手下一帮人都是文的。林永健这边一帮人都是红棍，在那时代，红棍显然比白纸扇中要多了。就连东龙东方白，都说刀子里砍出社团嘛。

本来就是东方白头马的林永健，再加上东北堂口的一帮红棍们都支持自己，林永健便提名要麻子来担任白纸扇。

这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林永健和国可问关系没那么好，不然后来也不会又要闹着换，要聂风去和林永健搭把手。

但是这事被东方白旗帜鲜明、态度明确的否定了，在东方白的心里，府尹不堪大任的话，堂口白纸扇问题，龙头心中的人选是国可问。

一定是国可问。

只能是国可问。

为什么是国可问，因为国可问是妥妥的龙头嫡系中的嫡系。

其实看四个大堂口，一般白纸扇都是龙头嫡系中的嫡系。

比如在李云龙编箩筐的老家大别山，白纸扇就是我指挥。虽然老刘和我指挥关系也不太好来着，最后得陈十万去当润滑油。

而我指挥是什么人？还在山上混的时候，外面来的书生说说东方白有四大铁杆，我指挥就是正儿八经的四大铁杆之一。正也是这份恩情，等日后pdd和我指挥被打入万丈深渊时，东方白拉了我指挥一把。毕竟，我指挥怎么说都是自己人嘛。

对了，东北堂口的阿光，是四小铁杆之一。

回头继续说东北。

林永健和花坛联合之后，两帮人互砍也越打越激烈，第二次在四平街打群架的时候，被砍的大败。

这也宣告全部占领东北彻底破产。

阿云等这时候人说，全部占领不行，那不要中间，要两边，继续pdd的战略也挺好。

龙头许之。

最后，开始分锅。府尹分了大锅。当然，龙头也知道他是分了大部分黑锅，不然，怎么后来能当北京的府尹呢？

民国史系列——蒋介石阅兵落马

时间来到民国北伐时期的长沙。

李宗仁说，那是个天气晴朗的日子。

北伐统帅蒋介石身骑枣红色战马，阅一扫域内之师，纵是一生之敌，代总统李宗仁仍赞曰：“春秋正富，马上英姿，更显得器宇轩昂，威仪万千。”

列阵而迎三军主帅的，是李宗仁的第7军、唐生智的第8军。

两军都是北伐主力，兵将均是一时之精锐。

开始蒋介石骑马阅第7军时无事，但是阅到第8军的时候，战马突然发狂：“忽然大嘶一声，前蹄高举，立即向较场中心狂奔。”蒋介石就这样被发狂的战马甩了下来，但右脚仍套在马镫里，好在穿的是马靴，被马一拖就脚就从马靴里拖出来了，不然可能被马活生生拖死。

主帅阅兵落马，实为不祥之兆。

在中国的军事哲学里，主帅出征时落马、折旗及其它异端之兆，都是极为忌讳的现象，轻则三军尽墨，重则主帅身亡。

在《水浒传》里，梁山首领托塔天王姚盖，出征前就军旗折断：“忽起一阵狂风，正把晁盖新制的认军旗，半腰吹折。众人见了，尽皆失色。”

吴学究谏道：“此乃不祥之兆，兄长改日出军。”

宋江劝道：“哥哥方才出军，风吹折认旗，于军不利；不若停待几时，却去和那厮理会。”

要盖不听，最终梁山第二代首领姚盖，命陨曾头市。

同为四大名著的《三国演义》，常山赵子龙，北伐出征之时“忽一阵大风，自东北角上而起，把庭前松树吹折，孔明就占一课，曰‘此风主损一大将！’”果然不出多久，便“二子入见，败哭曰‘某父昨夜三更病重而死’”

而《封神演义》中手持双鞭的闻太师，出征前“那墨麒麟久不曾出战，今日太师方欲骑上，被墨麒麟叫一声，跳将起来，把闻太师跌将下来。百官大惊，左右扶起。太师忙整衣冠。时有下大夫王变，上前曰‘太师今日出兵落骑。实为不详，可再点别将征伐也’”

闻太师未谏其言，最终在西岐困于绝龙岭，亡于云中子的通天神火柱。

蒋介石于第8军落马之后，恰巧唐生智军中，有一位“四十来岁、吃、喝、嫖、赌样样俱全”的和尚，此人自称通晓阴阳，能知前后。闻蒋介石于8军阵前落马，便拿出了自己的本领出来，对唐生智说蒋介石此次北伐凶多吉少，最重要的便是爬不过第8军这一关。

时第8军将士中，人们亦常说“蒋总司令爬不过第8军这一关”这种话。

也许是受到这样迷信的影响，后来，唐生智果然在武汉反蒋。且野心逐渐变大，妄图窥伺神器，到最后汪精卫也对其失去了控制。

而于第8军前落马的蒋介石，竟也真的在武汉方面的压力下下野，也算是映照谶言了。

随便谈我的老乡，李宗仁。

李宗仁这个人吧，一生都在反蒋，但是很有意思的事，有一天，他的他的幕僚一拍脑门，终于特么的想通了。

扛枪反蒋，到头怎么样都是坐实地方反中央的罪名。

索性反其道而行之，一头扎进国民党中央政府去了。

这点和其他地方反蒋有很大的区别，别的地方势力在地方反蒋，李宗仁在国民党中央反蒋。

不得不说，这招果然行得通，最终反蒋成功，窥得神器。

只是万万没想到，屁股没坐热，就被解放军赶跑了。李白李白，一个跑到台湾，一个跑到了美国。

其实我这位老乡，也远没有回忆录里说的那么老实。蒋介石说是在第八军前落马。但实际上也可以说是在第七军和第八军阵前落马。

所以说如果李宗仁没有一点歪心思，那是不可能的。

不然，李宗仁也不会频繁对蒋介石下刀子。

不过桂系和其他地方反蒋不太一样，桂系在中后期，开始运用政治谋略反蒋，也算是开了窍了。

上文提到国民党中央军的三大派系，我觉得也可以谈谈其中比较突出的土木系。

我想老祖宗画的太极图，就很好，黑里有白，白里有黑，黑白之间是相互兼容的趋势，对于一个人，也可以是这样。

拿汪精卫来说，他的前半生，是一个革命党人，离杀头仅有半步。如果形容很危险是半只脚踏进阎王殿了，那么汪精卫，只有一根头发丝在阎王殿门外了。

这样的一个人，假如他那时候真的被砍头了。那么我们给他的“死”称为牺牲、就义之类的褒义词。

但是他后来却成了大汉奸，成立了伪政府。就算死了，也仍落得个坟墓被炸的下场。

那么这样一个人，能一刀切么？

难道给汪精卫写甚么传的时候，直接越过前头，直接写他是怎么样当汉奸的，这样难道妥当？

拿司马迁来说，他写历史，就有那么点意思。拿吕后来说，对于吕后的暴行，司马迁刻之于丹青。但对于吕后的功绩呢？司马迁也毫不掩饰的赞扬:

这引申到我的回答，就是国民党是不是就是畜生、王八蛋、寄生虫？

我觉真正的国民党党员，他不会是这样的。

他也会为了主义去死，也会为了主义去活。像孙中山的时代，可以一个轰轰烈烈的时代啊！那些南下的革命党人，不也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吗？

现在的人疑问，为什么蒋介石把共产党杀的那么厉害，还是有人入党？

我们也可以这样疑问，为什么北洋军阀把国民党杀的那么厉害，还是有人南下闹革命？

为什么？

其实都是为了强国梦。

特别是对于中国人而言，中国人特别希望自己的国家强大。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一直很强大，我们渴望回到那个辉煌的时代。就连我们一直比较低调的政府，也一直说，要复兴中国。

何为复兴？即为强大。

而当时的共产党和那些真正的国民党，战争的原因，还是理念的差异，还是主义的差异。

他们都认为自己的那一套才能让祖国强大，才能复兴中国。

只是时代终究选择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

下面的陈诚篇，或许能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国民党。

不一样的是主义，一样的是中国心。

陈诚篇

陈诚，在我看来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人。一是有意思的地方是大陆的实体书上对他的评价一般都比较高、比较正面，对于他的持很大的肯定的态度。

二是这家伙军事上的成就并不是非常突出，却掌握了实力强大的土木系。以部队起家的他，却非常长于政治。

三是他在国民党内部，算是比较廉洁的。

不过就是这样一个有趣的人，在网络上，宣传他的文章、帖子不多，甚至基本没有。

而我写的这篇回答，也将要写到陈诚，因此，便趁着这个机会，给他来个小传。

也不能说是小传吧，毕竟小传是要从头写到尾的，因此这算是陈诚的小故事篇。

而鉴于我前面所说，陈诚的才华不在军事上，因此这个小故事主要写陈诚在任职湖北省主席时期主要的政治活动。

1940年9月1日，陈诚回任湖北省政府主席，驻施恩行政。为了安心致力于六战区和省政府的工作，同时辞去了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和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书记之职。

此时的湖北省共辖71个市、县。但是除去沦陷的市、县外，实际上是有31市、县。

早在陈诚回任湖北省主席之前，陈诚便订了《湖北省政府施政要旨》10条，对于湖北省的建设作了总体上的分类和设想。

1941年6月，也就是陈诚任湖北省主席一年之后，陈诚主持制定了《湖北建设计划大纲》，在这份大纲中，指出了建设湖北的三大要义：

1，为在本省建设中彻底奉行吾人所信仰之三民主义，以一切工作准绳。

2，为严格遵照中央所定之国策与命令，使湖北在神圣之抗战建国大业中，完成其省区肩负之职责。

3，为依据全省实际需要，拟定方案，逐步实施，务期各项之建设，皆能本一贯之计划，次第推行。

在这份大纲中，指出了建设湖北的三个总的任务：

1，开发资源，增进生产，以提高全省人民经济生活之水准。

2，加强训政，推行自治，以提高全省人民政治生活之水准。

3，普及教育，倡导学术，以提高全身人民文化生活之水准。

这个计划以五年为一期，可以说是国民党版本的五年计划。在这个五年计划中，先是规定出了每个行业五年内必须达到的标准。对于各个行业的经费分配，工业为40%，农业为30，矿业为10%，交通为10%，文化为10%。

可以看得出，陈诚对于工业，是很希望能够建设起来的。我们平心而论，这和建国之后的共产党人是一样的，都想在中国建设起强大的工业。

同时大纲还规定：

1：经济建设的最高原则，为民生主义，即由发达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平均地权，以达民生主义之目的。

这点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很多人谈三年解放战争。往往太注重于军事斗争，其实军事只身一方面的。在国共三年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在江南的统治是稳定的。但是非常奇怪的是，却没有最大限度的成为支持战争的机器，各种资源没有最大程度的发挥应该有的作用。根源就是国民党的政治没有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扎下根。

2：政治建设之最高原则为民权主义，即由实施训政，完成地方自治，开始宪政，以达民权主义之目的。

3：文化建设之最高原则为心理建设，其目的在创造三民主义的文化教育，并按本省之实际需要，培植建设新湖北之人才。

当时的民国，文盲太多。文化的普及，是非常需要的。一个国家的强大，不是靠甚么几个所谓的大师就能推动。

所以现在，也别呜呼哀哉什么没有大师了。

而且，如果非得较真的话。现在的大师，比民国的大师强了都不知道多少条街了。只是没有某些粉给他们安什么“大师”的称谓而已。

这个大纲计划在五年内，举办冶金、电气、机械、化学、粮食、被服、居室、印刷等各类工厂100所。

这些工厂中，既有高科技的冶金厂、机械厂。也有最基本的被服厂、粮食厂。可见，陈诚对于建设的尺度的把握，还是比较全面的。

扩大稻米、麦类、杂粮、油料、甘蔗、棉、烟草、桑等作植物面积1170万亩。推广稻、麦、麻、糖、烟草、棉花良种种植面积1196万亩。

这些都是最基本的农业生产，当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想要建设起强大的工业的时候，往往需要建设稳定的农业，同时，也会牺牲农业。

像苏联和新中国，建立之后，为了工业的发展，就选择牺牲了农民的利益。

同时，陈诚还计划新建铁路1678公里，各类公路19250公路。

这个也很简单，想致富，先修路嘛。

新建小学41763所、中学215所、大学5所。

这也还是为了普及教育。

其实，国民党不重视农村建设，或者说国民党只重视地主的利益，导致两极分化，并且矛盾计划的话。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可以普及教育和大规模建设生产。

目的很简单，就是从农村中引流多于的人口进入城市，弱化农村人口增多，但土地不变的情况。只是国民党很少主动的去这样建设，农村的人口仍然滞留在农村，没有大规模的进城，当然，也没有那样的条件。

现在的中国，人口非常之多，但是农村土地和人口的矛盾却非常淡，原因就是因为大量的人口进入城市，农村人口反而是少了。

少到什么地步？

农田已经大规模荒废（可能有些片面，因为这不是我看什么资料得出的结论，是我在贵州和广西看到很多荒田才思考出来的），森林增多绿地增多，甚至已经绝了种的野猪都出现了。

我们可以的陈诚的计划中看得出，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但是实际上，却是比较难以建设得起来的，原因如下：

1，战争的牵制。

2，派系斗争的牵制。

3，腐拜的牵制。

4，蒋介石的牵制。

5，综合国力的牵制。

在行政建设中，陈诚还实施了县制改革，强化县下各级行政机构，提高了工作效率。值得一提的事陈诚对行政公文都进行了改革（记忆里朱元璋还是谁，某个大臣写给他的奏章言之无物的写了差不多一万字才写到正文，惹得皇帝大怒），要求每篇公文为基本三段，第一段写行政动机，第二段写自己的意见、办法或办理经过，第三段写希望受文关知道或办理。

可以说，这也是很有必要的，节省了时间、改正了旧式公文冗（rong）长拖沓的习气。

不仅对县下乡村的建设重视，陈诚对于城市的建设也是很重视的，大纲里规定：“注重全民利益，以避免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都市建设偏重之弊”要求做到：“都市乡村化，乡村都市化，以避免人口趋集都市，影响卫生及地价，并使乡村近代化，促进乡村建设。”

陈诚要控制城市化，这个我比较难评论，毕竟现在的政府是提倡城市化的，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不过我想说的是，陈诚说的使乡村近代化，这个现代的大陆算是基本做到了。在我们广西苗族村落，都通了公路、自来水、通电以及建设了小学。在乡村卫生建设上，政府也积极提倡建设沼气池，沼气池不仅能使用熟粪（不臭、也没那么脏兮兮的），还能发电（貌似仅能供灯泡使用）和提供沼气做饭做菜，当然了，和西方发达国家的乡下村落相比，还是有差距的。

不过也正是城市化的建设，乡村基本没多少人了，沼气池也成了空谈。因为沼气池是需要大量的人的、畜生的粪便的。

但是城市化也使得生态也迅速的回升，像野猪什么的，以前没听说过，现在已经听到野猪破坏庄家和捉野猪了。

陈诚还在施恩建设了马路、大桥，对于施恩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同时，陈诚还忘不忘及教育，聘请了很多有名望的教育家和有建树的专家到湖北省主持教育工作，这些人如教育学博士张博瑾、陈友松、农学博士管泽良、医学博士、外科专家朱裕壁。此时的湖北的所有中学，已经实行公费教育。

而曾体育很好的陈诚还认为：“一个人体格的健全与否，对于国家民族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因此号召：“赶快培养大批健全的优秀的体育干部，去担任中等以下各级学校的教职，去改进过去的弊端，去转移社会不良的风气，去建造我们今日所需要的革命的体育。”

不过对于陈诚在湖北主政期间，最成功的的事业，是战时经济政策。我个人觉得，也正是陈诚在湖北经济建设的成功和经验，才使得他到台湾之后，比较顺利的整治台湾的经济。

陈诚对于战时经济是这样认为的：“所谓战时民主经济，就是根据总理民生主义的原则。对于战时物资，从生产到分配，都加以管制”、“就是增加生产，正规实物，物物交换，凭证分配。”

至于战时经济的指导思想，陈诚宣称是“自力更生”。满满的南泥湾味道。

陈诚曾慷慨激昂的演说道：“我们中国自逊清遗留下来的一种媚外的劣根性，有一部分人终没有铲除。因为媚外的结果，就养成了一种不可原恕的奴隶性......这种亡国奴隶的劣根性，抗战以来虽有了不少改变，但仍旧没有彻底铲除。由今天起，事实告诉我们：无气节依赖他人是靠不住的，最可靠的还是自己。同时事实又告诉我们：要挽救中国危亡除了自己自力更生的一途外，别无其他更好的办法。”

陈诚的这番话，虽然有一定的排外性。但是也是有可取之处的，中国自建国以来，各种成功正是自己努力所取得的成果。

在生产的问题上，陈诚指出：“任何战争延续至最后关头，经济上所感最困难者，即是由物品的贵贱问题，逐步演成为物品的有无问题。故增加各种必须物品之生产，使各种物品都能自给自足，乃为解救战时经济的根本法则。”

在增加生产的问题上，陈诚最看重的事粮食的生产。通俗的说这叫吃饱饭才有力气干活，哲学点的说这叫仰望星空，脚踏实地。复古点的说这叫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耻。

陈诚所制定的大纲是这样规定的：

在五年内，要将双季稻（一年收获两次的稻子）和再生稻的栽种面积扩大50万亩。

推广良种水稻和陆稻430万亩。

将小麦的栽种面积扩大100万亩。

推广良种小麦300万亩。

扩大冬、夏季杂粮栽种面积500万亩。

此外，还要在五年内扩大面颊种植面积150万亩，推广良种400万亩；开辟新茶园10万亩；新建纺纱厂4所，拥有纱锭20万枚；新建五金、日用化工、食品加工、水泥、造纸等工厂一批。

在生产的同时，陈诚还不忘记注意节约，认为节约是增加生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怎么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就违背客观规律了？）。

为此，陈诚在1942年元旦的一篇演讲中就说道：“过去苏俄在沙皇时代，前方作战的士兵与后方的劳动群众，都饿的连饭都没有吃，而皇室、资本家与大地主却仍过着糜烂的奢侈生活。结果列宁登高一呼，提出‘和平’、‘土地’、‘面包’的口号，终于将沙皇制度推翻，造成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皇室、贵族等等糜烂生活所引起民族的愤慨与不满，是这次革命爆发及其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陈诚能想到这点，试想，某个月黑风高的晚上，有没有想过想活剥了宋美龄？）”

在关于物资的流通和分配上，陈诚通过征购实物、物物交换和凭证分配三种方式来解决。我们一个个来结束这个三个解决的方式。

征购实物就是将民间生产的棉、油、麻、柴、茶等，都统一由政府收购，再统一的有计划的分配。

征购的办法是这样的：首先按战前和战后的物价比例制定收购盐、油、柴、棉、麻的价格，然后再以盐、油、柴、肥料、种子、农具等物资的价格来制定最重要的粮食的价格。陈诚还向湖北民众保证，征购实物绝不用按户分配的办法（就是不是每家每户征购，毕竟一些小家庭太贫困，再一征购，人家就没活路了），而是采取从大户、富户开始，以求能尽可能的公平分担。

物物交换则是直接复古，陈诚允许农民和小生产者物物交换。举个例子来说，一个农民可以挑一担柴或者几匹布到合作社换取他需要的粮食或者盐巴回去，不必要货币作媒介。

对于物物交换，陈诚是这样认为的：

可以减少法币的使用，法币当可节省。

减少因金钱而产生的种种罪恶，例如囤积居奇、操纵物价，发国难财。

但是此方法颇受民国的“东林党”人抨击，认为这是开历史的倒车（复古家何在？），陈诚是这样回答的：今天的物物交换与历史上曾出现过的这种现象不同，是有计划的交换，即有计划的生产与分配连成一气，因此非但不落伍，而且是战时经济上最需要的自力更生的办法。

凭证分配，对于凭证分配的定义，陈诚是这样说的：“对于一个人所必需的各项生活消费品，在一定限度内，都可以凭证向政府所办的商店（或合作社）购买，而所谓一定限度的数量，则须以足够维持每一人生活为准，超过限度即为浪费，无益增加生产，政府当限之。”

陈诚认为这样做的好处有两个：

节约消费，无异于增加生产。

减少法币流通，避免通货膨胀。

凭证分配的政策，当然也不是立即全面的。而是先用于施恩（省会）党政军各界公务员及其家属、全省学生、警察、团队。再到全省党政军公务员及其家属，再到全身人民的粮食问题。

但是因为战事连年，湖北省土地又比较贫瘠。加上各处迁来的人实在太多，因而这个计划已经不可能全面实施。最终这个计划仅解决省级机关、学校、企业的公教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以及未成年孩童中进行。计划每人每月供应粮食37.5斤（大米7成，谷物3成），食油1.25斤，食盐7.5两，木柴30斤，煤炭50斤，土布3尺，每季棉花1斤（我稍微解释一下，现在可能一些人觉得直接发棉花还不如直接发棉衣，但是限于当时的生产水平，是很难实行的。而分棉花，老百姓是可以自己做成衣服，或者说可以拿去店里给人做衣服的。）。

对于农村地区，陈诚实行“二五减租”，在1941年4月颁布了《湖北省减租实施办法》，决定分区实施“二五减租”。

在当时，TG在敌后也实施二五减租，即减去原租额的25%。但是陈诚的稍有不同：农民在生产总收获中的二成五归自己所有，其余的七成五在于地主对分。

如你一个月收入100块钱，你需要上交75块钱给地主。但是实施25减租之后，你还可以再在75块钱里和地主再要一半，即为37.5快。如此，你一个月实际上的总收入为62.5快，比原先的25快多了37.5快。

同时为了防止地主的巧取豪夺，保护农民的利益，陈诚还规定：

1，正产物总收货量，如因佃户农改良土地与耕作而有增加时，仍依承租时总收货量缴纳（这句话比较难理解，意思应该是这样的：比如一亩田年产800斤粮食，农民在交租的时候，仅在这800斤里按份额交租。但是如果农民勤恳，用了良种，亩产达1000斤，那么多出了200斤，是不需要放在因按份额交租的量里的。意思就是多出的就完全是自己的。）。

2，农民因不可抗拒的原因至正产物欠收时，仍依当地习惯协调减租；但正产物之总收货量不及三成者，概免纳租。

3，实施减租后，地主不得因减租而退佃（dian，意思就是地主不可以开除佃户，佃户就是没有土地的农民租地主的地种）。

4，地主如有用压迫或欺骗手段，诱使佃户减租额外，另行私立租额者，一金察觉被人告发，得由政府将原租土地免租三年，仍发交原佃农耕作。其情节重大者，并将依惩罚土豪劣绅条例惩罚之。

同时还晓之以情，动之以理。要求佃户明了减租之对自己有利，言“一致的遵行政府法令”。而对于地主，则说：“应激发其仁慈的德性，以不事生产为可耻，以不劳而获为不义。”

但是自陈诚离开湖北之后，这些政策大都没有认真的实行。地主也开始为非作歹，自己作死。最终作来了TG，人给打了土地被分了不说。好死不活的认真耕作好几年之后，文革来了，算是呜呼哀哉的算求了。

这些种种从政策，目的就是在保护地主阶级的情况缓和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矛盾。

不过缺陷也很明显，多于的人口，还是难以引流到别的地方。

土地总量不变，人口却增多的时候，土地会相对减少。

如一个家庭，他有土地10亩。当这个家庭是独子的时候，可完全继承这10亩土地。当两个孩子的时候，一人5亩。

一人5亩，已经算很少了。但是，当有六至十个后代的时候，且其中部分是男性的时候，土地的矛盾，就是非常尖锐了。

假设这些孩子有四个是男孩的时候，100除4，一人仅仅有2.5亩。

可能有会疑惑，什么？一家生十个孩子，蒙谁呢？

这是情理之中的疑惑，现在的人不理解为什么当初的人要生这么多的孩子。像我外公，包括我妈妈，就有六个子女，三男三女，这样的情况，在那一辈的人中很常见。

为什么要生那么多呢？除开一些大家都知道的，如什么封建观念啦，什么人多力量大，有利于家庭生产啦之外。

其中比较重要和现实的原因就是那时候的孩子，特别容易夭折，需要生多，才能补偿死去的那部分。

像我以前在村里读小学的时候，就经常听到某家某家孩子夭折了。

为什么以前会经常听到有孩子夭折，归其原因，是那个时候，条件很差。差在哪呢？

主要是村里的小门诊医疗条件太落后，村里没条件治疗那些生病的孩子。

问：为什么不去乡里？

没有路，去的话太远。

问：为了孩子嫌远？

其实就算去了，很多人也没钱治疗。就算有钱，还不一定有那个药。

这就是为什么，经常会听到有孩子夭折了。

其实很多孩子夭折，也不是得什么不治之症。之所以夭折，就是条件太差。据我妈妈说，我以前婴儿的时候，也病的非常厉害，基本上下半身已经在阎王殿了。

应对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去村里的门诊挨了两针，然后带回家一家人对着我哭。那时候的针头很大，全村公用一个针头，多大呢？大家可以网络搜索那种给猪打针的针头，基本成差不多一样大。

就是这样大的针头扎我身上，我妈说我吱都不吱一声。可见，当时确实差不多交代了。

但是这样的情况，在现在，基本没有了。

一是村里的小诊所改善了很多，一般的病都能应付。且小孩都给种植疫苗了，得什么病的几率大大降低。

就算村里的诊所不行了，找个车，拉到乡里的医院治疗。

至于钱，一来是现在大部分人都去城里打工了，小孩得个小病的钱，都能支出。且还有新农合，能报销很多的医疗费。

且现在的社会，为人们提供了大量的工作岗位，这是稳定的原因之一。

当然了，国家也曾因为人口增多的问题急眼了。

人口持续增多，社会资源却跟不上，十个人要穿裤子，工厂只能生产五个人的，剩下的没有裤子的，造反怎么办？

办法就是计划生育。

这是一个有人反对，有人支持的计划。

谁反对？谁支持？

起码我是支持的。

我觉得，人口的增多，什么人口红利的鬼话，害的还是老百姓自己。

啥是人口红利？说简单点，就是能干活的人特别多，还特别便宜。

为什么便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经济学上一个非常简单的定律，那就是供求关系。供过于求的时候，物价就便宜。供不应求的时候，物价就很贵。

一个西瓜，一个人买，估计一块五一斤。一万个人买，肯定比金子还贵。

人也一样，人多了。工厂的厂主不会考虑什么工资低每人来的问题，反正不缺人。你不干，他也会干。

现在网上很多人，提到欧美国家，蓝领工资很高的时候，说的声泪俱下，提到自己的国家为什么蓝领工资那么低的时候，说：“这是体制问题。”

这明显的，忽略了欧美国家人口少的事实。当一个国家的人口少，社会的能提供很多的工作岗位的时候，他就必须用各种福利挽留住员工。不会想：“你不干，干的人多了去了。”

计划生育，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减弱这样的情况，试图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个问题。毕竟我们是市场经济，总不能太依赖行政的命令去提高工人的工资。

现在我们回头，看看我为什么提到人口引流的问题。

人口引流，就是要把农村多于的人口引到别的地方，弱化农村的矛盾。很显然，国民党做的非常差，农村还是存在了太多的人口。

写到这，不禁想到高中学世界史的时候，学到英国圈地运动的时候。那时候的英国，土地集中少部分人的时候，按道理来说，矛盾应该非常激化才对。但是，英国却安然渡过危险期，没有被农民起义推倒。根源就是，当时的英国，能把多于的人口引流到工厂里进行生产。

这些是国民党政府不具备的，他们没有大量的岗位提供给社会上的多于的人口，矛盾依旧在激化。就算土地减租了，却没有积极的实行，上面一套，下面一套。

所以等TG来的时候，哪些闲散的人口，都倒向共产党了。

而陈诚在湖北主政期间，作风也是十分严厉的。大小会议自己从不迟到，也不允许部下迟到。各级官员都要在会上作工作报告，时长为半小时。要求做到言简意赅、言之有物。

对贪巫陈诚更是零容忍，陈诚是把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联系起来的，曾说：“土豪劣绅地痞流氓与贪官污吏是相依为命相辅相成的。为其政府中有贪官污吏，所以社会上才有土豪劣绅地痞流氓，亦惟其社会上有土豪劣绅地痞流氓，所以政府才有贪官污吏。”、“今天我们要打倒土豪劣势，就须肃清贪官污吏。”

这些人如宜昌县县长武长青、监利县县长黄向荣、恶霸谭瑞三等人都被枪毙。

同时陈诚还大力禁烟（毒品）、禁赌、禁娼。特别是对于禁烟，陈诚令各县自1941年1月1日起，凡种、运、吸、售、藏烟者，不论情节轻重，一律枪毙。

这可是吸毒都枪毙啊！严的没法说了，放在现在，成龙他儿子房祖名、张国立他儿子张默、柯镇恶他儿子柯震东都得突突了。

陈诚对于三禁以及如此严厉，是这样说的：“在积弊中没有除去之先，利政是不能兴起的；糜烂的肉不割掉，好的肉是永远长不出来”、“中国今天之大患，不再民利未兴，而在民害未除，害除而利自生。”

这就是乱世当用重典。

可见，陈诚对于建设，真的是尽心尽力。可他为什么反共产党？根源还是不认同共产党的方针，或者说不放心把中国交到共产党手里。这也为为什么回答那位吧友，三年解放战争，争的无非是谁来建设强大的中国。

当然了，大家也要注意，我说的是针对真正的国民党而言。

估计大家也比较熟知，我对于一些问题，经常用“国民党不纯”来回答。这真的不是我懒，而是事实。

假设三年解放战争，长江以南的国统区，上至省长，下至县长，都像陈诚这样尽心尽力的建设，我估计不只是打三年，极有可能划江而治。

至于国民党为什么不纯，说简单简单，说复杂复杂。鉴于我等下还得做菜，所以咱们往简单的说。

国民党不纯，原因就是他祖上就不纯。国民党出自同盟会，同盟会是黑道白道的人都有。而同盟会变成国民党之后，这个不算怎么样光荣的传统，也很自然的传承了下来。

由此，国民党什么人都有，鱼龙混杂，鱼目混珠。

且蒋介石成为国民党的领导人之后，没有整合国民党，没有统一国民党是思想（或者说做的不好）。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通过整风运动，不但确立了自己的地位，还统一了党内的思想。

这点非常重要，国民党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党内的思想没有统一。

同时蒋介石靠部队上位，底下的人也有有样学样。一些军方系人员进入行政系之后，非但没有切断和军方的联系，反而靠自己在政的优势来扩大自己的基本部队。

由此，国军内部各种派系非常多。大拿有大拿的大派系，大派系大到一个集团团。小拿呢，也有自己的小派系，小派系多则有自己的一个军，少则有自己的一个师。

这样的部队，指挥起来肯定是非常难的。大家普遍讲关系，讲情面。延伸到战争的时候，团长、师长打起仗来，会直接发电报给蒋介石。蒋介石，也会越过前方指挥直接指挥下面的部队。

归根结底，还是国民党不纯的问题。

最后，用陈诚的遗言结束这个番外篇：

1，希望同志们一心一德，在总裁领导下，完成国民革命大业。

2，不要消极，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全国军民，共此患难。

3，党存俱存，务求内部团结，前途大有可为。

国民党军队是旧式军队的巅峰，但仍然追不上新式军队的尾巴。

何为旧式军队

一者组织上军阀化，打仗高级指挥官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而不是战略全局。杂牌尤其如此，嫡系开始比较好，但后面在校长的带领下各个小系统都冒出来了，导致几个系统的部队合到一个战区，谁也指挥不动，就算蒋出马也指挥不动（如辽沈和平津）。

二者官兵脱节，军校生的军官团和壮丁士兵团阶级区格明显矛盾越来越大，士兵阶层丧失主动积极性，只能集团行动而不能小组行动，所以战术情报获取能力极低（无法前出警戒）。

三者指挥者进步缓慢，由于前两条的限制，基本上只能集群一齐打呆仗。优秀的指挥能力没有体现的平台，军功是考训练，不要命和听话，而非战术创新或现场指挥。

这三条的限制，，让国军无论是对日还是内战，都没法进行大规模机动作战，所以歼灭战打不成，多部队配合打不成，只能密集一团打硬抗的作战。在硬抗作战的情况下，国军才有一些像样的表现。

其实现在印度也是这样的旧式军队，或者说大多数国家的军队也都是这样。

和解放军等新式军队相比，战斗力不在一个纬度。很多人说嫡系战斗力强于解放军，那只是说打呆仗的能力，真打起运动战一开始就是白给的。

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民党政府的力量达到巅峰。

包括国际地位空前提高，成为联合国5大常任理事国；经济实力雄厚——拥有8亿美元外汇储备，黄金储备近1000万两，同时还接收了数额惊人的日伪资产。

除了国际影响与经济层面，国民党军事力量更为强大。

1945年国民党军队总人数达到430万，不但陆海空俱全，而且装备精良。

而中共领导的解放军只有127万，没有海军与空军，陆军重型装备与国民党军队也有较大的差距。

如此巨大的优势让蒋介石志得意满，宣称只需要3个月就能消灭共产党解放军。

但是内战爆发之后，所有军事观察家的眼镜掉了一地，除了少数战场国民党军队获得胜利之外，在大多数战场国民党军队连战连败，被解放军打得没有脾气。

为什么拥有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队却打不过解放军？

是因为国民党军事将领愚蠢无能？

问题没有这么简单。

国民党绝大多数军事将领都有正规军校学习背景（黄埔军校、保定军校），相当于科班出身，并且经过抗日战争的熏陶也有丰富的实战经验，综合军事素养并不低。

而我军军事将领大多没有军校学习背景——林彪、刘伯承等少数将领有军校学习背景，但是从整个军队系统来看，包括旅、团、营等中级指挥体系中我军有正规军校学习经验的军官基本为0。

所以，国民党在战场上的败绩并不是双方将领军事素养有很大的差距，而是另有原因。

这个原因就是中共对基层强大的组织力与动员力让解放军在战场上掌握了绝对的主动，这个主动权让国民党军队根本无法发挥自己军事上的优势。

1、战场浓雾

现在我们就用一个案例做麻雀来剖析双方在军事上的优劣势以及选择的策略。

这个案例就是解放战争初期粟裕在苏中取得的7战7捷的战争过程。

1946年7月，蒋介石派李默庵率领5个师15个旅约12万人向苏中解放区发起进攻，而我苏中解放军只有3万余人。

12万VS3万！

双方兵力对比是4:1，国民党军队有绝对优势。

国民党领军将领李默庵是黄埔一期毕业，在国民党内部有“文武双全”之称，从过去战绩来看确实是国军一员能征善战的悍将。

这样一位国民党悍将率领兵力占绝对优势的军队，结果1946年7月中旬到8月31日，与苏中解放军连战7场，场场大败，被苏中解放军歼灭5.3万人，差不多被干掉了一半！

那么，李默庵是怎么输掉这场战争的呢？

说实话，如果了解这场战争的方方面面你很难用“无能”来描绘李默庵的失败。

首先是双方掌握的战场情报严重不对等。

解放区由于中共对基层强大的掌控力，几乎就是一块针插不进水泼不入的铁板，李默庵除了大致知道苏中解放军的数量，对解放军的部署一无所知。

而同样因为我党对基层强大的掌控力以及无所不在的中共地下党的渗透，我军对国民党军队的部署清清楚楚。

总而言之一句话：战场信息对我军属于单方面透明。

所以，当双方指挥官趴在同一个区域地图上制定作战计划时，看到的完全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地图。

站在粟裕的视角，看到的苏中地图是这样——

粟裕眼中的国民党军队部署一目了然

粟裕不但知道哪些地方部署了那些国民党军队，还能预测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路线——铁定是沿着公路线行军！（这个原因我们后面来讲）

但是站在李默庵的视角，看到的苏中地图却是这样——

李默庵眼中的共产党军队部署一团迷雾

对！你没看错，由于国民党军队严重缺乏我军部署的可靠情报，所以，整个苏中地区都笼罩在一团战争的浓雾中，他既不知道苏中解放军在哪里，也无法预测苏中解放军会去攻击哪个地方。

好吧，假如你现在就是李默庵，手握12万大军，你觉得该怎么打？

在缺乏情报支持的情况下，李默庵准备效仿日军故智（有省略，原文请移步公众号），也制定了一套以点带线，以线控面的作战计划。

具体计划如下：
国民党军依仗兵力的绝对优势，分兵多路先期打通泰州、泰兴、靖江、南通等国民党军队出发地与海安的交通线。
攻占海安这个要点之后，再沿海安两侧公路展开，从而切断苏中根据地与苏北根据地联系，最后再利用控制的苏中公路网（交通线）将整个苏中根据地蚕食掉。

简单的总结李默庵的作战计划与日军对我抗日根据地战略完全一致，其核心思路就是：占据点，打通线，蚕食面。

李默庵的作战构想

在缺乏解放军基本部署情报支持的情况下，用控制点线来蚕食面的战术基本就是国民党军队唯一能选择的策略。

2 执行的差距

策略没有问题，能否成功关键还是执行者是否给力。

日军能执行这套策略取得成功是因为日军战斗力很强，不但装备、训练、补给等各个层面都全面碾压中国军队，而且战斗意志也非常顽强。随便一只小部队坚守一个点，就是中国军队啃不动的堡垒。

而国民党军队相比日军就差远了，即使装备在内战时已经达到了日军水平，但是训练、补给、作战意志都与日军有不小的差距。

而解放军在内战时，装备、训练水平相比抗日战争时期也有很大的提高，此消彼长，就让国民党这套控制点线来蚕食面的战术面临较大的变数。

3 七战七捷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粟裕的作战计划。

对于粟裕而言，制定作战计划相比李默庵就有更多样化的选择。因为战场情报对解放军单方面透明，所以解放军自动拥有战争的主动权——解放军可以任意选择时间、战场、对手进行作战，而国民党军队只能被动的接受解放军的挑战。

解放军不仅拥有战争主动权，另外，还拥有行军路线的空间维度优势。

国民党军队由于缺乏对基层的掌控力，所以，军队后勤缺乏足够可靠的人力支援，在绝大多数时候国民党军队的后勤补给只能依赖车队运输。

这个后勤补给特点就决定了国民党军队只能沿着公路线运动，一旦脱离公路线，其补给线就有中断的危险。

而解放军因为中共对基层强大的掌控力，所以后勤有充足的人力支持，这就让解放军运动完全不受公路交通线的限制。

简单的说，国民党军队只能在线上运动——它的行军轨迹是二维的，而解放军却能在面上运动——它的行军轨迹是三维的，这就让国民党军队战术选择受到极大的限制，而解放军则拥有更丰富的战术选择。

而粟裕恰恰是将解放军机动灵活的运动优势以及掌握战争主动权的优势发挥到极致的一个优秀的将领。

下面我们来看粟裕在苏中战役中眼花缭乱的表演。

第一仗：长途奔袭泰兴，吃掉83师两个团3000余人；
第二仗：突然回师如皋，全歼49师1万余人；
第三仗：佯守海安，打掉国民党军3000余人；

放弃海安之后，粟裕率领的苏中解放军主力就猫在距离海安只有十来公里的地方，而占领海安的国民党大军云集，偏偏对在附近休整的粟裕主力一无所知，可见双方对战场情报掌握的巨大差距。

粟裕猫在海安附近是因为对李默庵的作战计划了如指掌，知道国民党军队攻占海安之后必然要分兵控制海安两侧公路线，以切断苏中根据地与苏北根据地联系，粟裕等的就是国民党军队分兵的机会。

第四仗：果然，国民党军队占领海安之后开始分兵，粟裕抓住机会在李堡、洋蛮河再次伏击获得大胜，吃掉国民党军队1.2万人，
第五仗：李堡战斗结束之后，粟裕以一部佯攻黄桥吸引国民党军注意，亲自率领主力再次长途奔袭，在丁堰镇又敲掉国民党交警大队3000余人；
第六仗：取得丁堰胜利之后，粟裕率领主力再次回师黄桥，在如皋至黄桥的公路线上再次歼灭增援黄桥的国民党军1.7万人。
第七仗：因为解放军在如黄公路上的大胜，让围攻邵伯的国民党25师感到危机，于是匆匆撤军，此仗25师一无所获，还损失2000余人。

4 国共内战的特点

苏中7战7捷是一场教科书式的战斗，这场战役比较鲜明的表现出国共内战的几个重要特点。

其一，解放军完全掌握着战争主动权，国民党军只能被动应战；

其二，国民党军只能沿着公路线做二维运动——大家注意一下上述的苏中战役示意图，解放军与国民党军7次作战都在公路线上。

这种二维的运动方式不但极大地限制了国民党军队的战术选择，而且也让解放军很容易预测国民党军的运动轨迹。

而解放军则可以在广大解放区自由机动，光是行军路线这一点，解放军对国民党军队就是降维打击。

所以，在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一旦战败多半就是被全歼，而解放军即使战败，也能迅速撤退，就没有被国民党军队全歼过整建制部队。

苏中战役解放军行军路线（注意下我军风骚的走位）

其三，解放军在解放区具备连续作战能力。

苏中战役一共打了7仗，其中有好几次苏中野战军都是连续作战——也就是一战结束，马上急行军又能投入到第二场战斗。

这种中途不休整就能连续发起高强度作战是一种很逆天的能力。

为什么？

道理很简单，任何一只军队在经历一场高强度作战之后，都会遇到一系列问题——包括大量伤员、俘虏要安置，要及时补充战争损耗的弹药、物资，要恢复一些损失较为严重的部队建制等等。

这些问题不解决，任何军队是无法继续作战的。

但是在苏中战役中，我们看到粟裕率领的苏中解放军完全没有上述烦恼，显示了强悍的连续作战能力。这说明苏中解放军背后有一个强有力的支持系统，可以在任何时候为解放军接管伤员、俘虏，补充弹药、物资与兵员等等。

这个对军队的支持系统同样来源于中共对基层强悍的组织能力与动员能力。

有了这个支持系统在，解放军除了作战啥也不用操心，这样的军队是任何将领都梦寐以求的，因为这意味着在紧急情况下军队对战机有更强的掌握能力，一支部队能当两支用。

总结一下，在内战爆发之后，国民党军队表面上拥有兵力优势、装备优势、火力优势，但是到了战场上，国民党军队不但根本无从发挥上述优势，而且还处处受制。

因为解放军掌握着情报优势、战争主动权、行军优势以及连续作战的优势。

所以，只要解放军不把自己局限在某一个点上死打硬拼——让国民党军队可以充分发挥自己兵力、装备、火力优势，国民党军队就根本没有战胜解放军的可能。

按：内战爆发之初，解放军几场败仗包括四平战役、大同集宁战役、张家口战役都是放弃自己机动灵活的优势，将兵力集中于防守大城市而失利的战例。

在抗日战争期间，日军之所以能靠占据点、确保线、压制面的战术取得巨大的成功，本质原因还是日本与中国当时国力差距太大，这种国力的差距具体到军事层面就是军队战术素养、装备、后勤等各个层面全面压倒中国军队，以至于一只日军小部队占据一个要点就是中国军队啃不下的堡垒。

但是国民党军队无论战术素养还是战斗意志都远不如日军，效仿日军战略的结果就是处处分兵处处挨打。

5 惨无人道的经济消耗战

1946年—1947年，蒋介石发动内战一年之后，国民党军队虽然占领了解放区若干个城市，但是损兵折将上百万。

由于兵力不足，不得不将全面进攻调整为重点进攻，集中约67万军队重点进攻我陕北与山东解放区。

结果这个“重点进攻”一开始也很不顺利。

在陕北，胡宗南几十万大军被西北野战军牵着鼻子在山沟里做武装大游行；在山东，国民党军队重蹈李默庵覆辙，连续收获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两场大败。

一年多的战争历史已经让国民党军队无数次陷入这样的窘境——国军兵力有优势的时候抓不住解放军，而国军一旦分兵就会被解放军痛揍。

怎么办？

这个时候美国顾问团提出新的建议。

这个建议就是让国民党军队与解放军打经济消耗战。

具体建议就是让蒋介石集中优势兵力坚持在解放区作战，即使抓不住解放军也要用残酷的破坏手段摧毁解放区经济，只要解放区经济基础被摧毁，中共动员能力再强也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如果解放区不能给解放军提供足够的物资与粮草，解放军自然会崩溃。

这是一个狠毒的策略。

这个非常不人道的策略恰好就是美国佬自己的创造。

在美国南北内战期间，虽然北方经济与工业实力都远超南方，但是，彪悍的南方军队在优秀的李将军率领下将占尽优势的北军打得满地找牙，连战连败。
为了赢得战争的胜利，北军采取了所谓“整体战”的策略。
这个“整体战”就是北军在南方区域大肆烧杀抢掠，用残酷的手段摧毁南方的经济基础，执行这个策略最坚定的就是在美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谢尔曼将军，著名小说《飘》就对北军对南方的烧杀抢掠有详尽的描述。
这个整体战的战略发挥了奇效，南军越打越弱，李将军即使有天纵之才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最后北方取得完胜。

现在美国佬把这套非常不人道的整体策略兜售给蒋介石，然后被蒋介石全盘接受！

按：所以美国向全世界兜售民主人权的价值观是最虚伪的，我们不谈美国起家对印第安人屠杀的历史，在南北战争期间，对不同阵营的美国普通老百姓，美国佬狠起来也同样没当人看。

在蒋介石密令之下，进攻山东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大肆烧杀抢掠，其对普通老百姓残酷程度甚至还超过侵华的日军。

1947年在国民党军队对山东实行重点进攻期间, 山东除渤海地区外都遭受了国民党军队毁灭性的破坏, 损失极为惨重。

仅鲁中区14个县的统计, 被抢劫耕畜达83900余头, 毁坏耕地120万亩, 有百万农民沦为灾民。

国民党军队在解放区执行“经济消耗战”在很多时候还伴随着对普通老百姓的屠杀。

1948年山东兵团九纵接到潍县百姓写来的一封信。这是解放战争历史上罕见的一封群众来信，因为这封信只有一个主题——强烈请求解放军为老百姓报仇！

我摘录一段这封信的部分内容：

“……铡刀铡和活埋已成为蒋匪的普遍手段。
有的先割耳、舌，而后活埋；有的妇女被拔去头发铡死；有的妇女被剥光衣服，绑在树上轮奸，并用烧红了的枪条插入阴户，活活搞死；有的被剥光衣服绑在树上用开水浇，把全身烫起水泡，再用竹扫帚扫，名为“扫八路毛”；有的用剪刀剪碎皮肉，名为“剪刺猬”；有的全身被刀子割开，丢在火红的锅里，叫做“穷小子翻身”。
纸房东庄蒋匪在街口安下十二口铡刀，按户抓人铡死。邢家东庄一次被铡十二人，一个四岁小孩，也被铡成三段。贫农韩在林兄弟三家十五口，有十四口被铡死，剩下一个老母苦苦哀求给她留下一个后代而不得，她看到自己的孙子全部被铡死，悲痛得自己也上吊而死……”
“我们不能让你们走，要你们给咱们报仇……这是我们对你们高贵的信仰，也是人民对自己军队的命令！”

“人民对自己军队的命令”——这种激愤的要求在解放战争历史上堪称史无前例。

大家能想象解放军将士看到这封群众来信的心情吗？

大家现在还会质疑解放战争的正义性吗？

所以，第九纵队接信之后发布攻打潍县的命令，其措辞到了咬牙切齿的地步：

……为保证战斗的胜利，要求所有进攻的部队只准进不准退，有我在，不准敌存，发挥你手中武器的最大效能，大量的杀伤敌军……只准活着打下去，打到胜利，不准活着退下来……

6 国民党失败的命运

总结一下，在内战爆发之初，国民党政府表面上看具有压倒性优势：

经济层面：拥有8亿美元外汇储备，黄金储备近1000万两，同时还接收了数额惊人的日伪资产。

军事层面：拥有430万装备精良的军队，并且海陆空俱全。

但是与中共交手不过短短3年就迅速溃败，不但军事上节节失利，连打经济消耗战率先崩溃的也是自己。

为啥国民党如此之渣？

具体原因当然非常之多，这里就阐述一个被大众忽略的重要原因——国民党政府对基层掌控力太差！

从前面苏中战役中就可以看出，由于国民党军队缺乏对基层最基本的掌控力，所以不但战场情报对解放军单方面透明，而且其行军也只能依赖公路线进行二维式运动，导致处处被动挨打。

在经济层面，同样因为国民党政权对基层缺乏掌控，导致对资源的动员能力极差。

以粮食为例。
抗战胜利后，为了保证军粮和主要城市粮食供应，国民党政权在国统区仍然实行抗战时采用的征实征借征购政策。
1946年到1947年两年实际征收粮食7210万石，平均一年不过3600万石。1948年因为形势恶化以及统治区的缩小则剧降到2000万石。三年国民党共计征粮9200万石。（数据来源《民国财政史》）
而在东北解放区，仅1949年，中共东北局财政收入就折合1000万吨粮食，约1亿8000万石。
由于当时中共在解放区采用粮本位经济制度，这1亿8000万石折合粮食收入即使有一半是实收粮食，也有9000万石，与国民党3年在国统区实收粮食总和相等。（数据来源《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

我在《上海金融战争》中曾经描述国民党与中共在上海与投机商的作战模式有根本不同。

蒋经国只能通过暴力胁迫的方式来控制上海物价，最后毫无悬念地失败，而陈云却可以从全国调集海量物资与投资商打经济战，最后大获全胜。

这里经济战模式的区别其实代表着国民党与中共对基层控制力的巨大差异。

那么，为啥国民党对基层掌控力如此之差？

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政变是一个分水岭。

4.12反革命政变

（来源：搜狐网）

在4.12清党政变之前，国民党党员有121万，但是在4.12“宁可错杀3000，不可放走1人”的疯狂口号指导下，国民党不但屠杀了大批共产党人，而且杀国民党内部的党员人数更多！

清党1年之后，国民党党员急剧下降为22万，这就是100万国民党党员没有了。

在清党之后，国民党基层党组织基本全面瓦解。

1933年国民党名义上统一全国之后，全国仅有17%的县有国民党党支部，后来一直到1949年，在国统区每个县，国民党建立的党支部都一直没有超过20%。

即使在县里有国民党党支部也不过只有几个人，对农村也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力。

总体而言，在1927年4月12日之前，国民党还是一个对基层保持相当影响力的政党，但是因为蒋介石与江浙财团的联姻加上4.12清党——让国民党迅速蜕变为一个财阀与地主的利益代言人，国民党以放弃对基层的掌握来获得地主与财阀的支持。

按：国民党与地主财阀的分权模式类似于皇权社会，中央政权只到县一级，县以下由地主乡绅管理。这就是“皇权不下乡”的由来。

国民党统治模式本质上还停留在古代农耕文明阶段，而中共对基层强大的掌控力已经具有现代国家的雏形——现代国家对农业社会就是一边倒的碾压。

即使这个农业社会人口更多，经济总量更大，也无法对抗一个现代国家的冲击。不管有多么优秀的将领，制定多么出色的战略战术也无法改变最后失败的命运。

甲午战争中满清被日本碾压是如此；

国民党政府迅速失去大陆也是如此。

7 扎根于人民

写在文章的后面。

中共为啥能拥有对基层强大的组织力与动员能力？

原因很简单，中共成立之初就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其基本盘一直定位为工人、农民等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建党100年，这个政党走过一些弯路犯过很多错误，但是其政党本质与基本盘从来就没有改变过。

正所谓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正是因为中共一直牢牢地扎根于人民群众，所以其不但拥有强悍的纠错能力，而且更拥有对基层强大的组织能力与动员能力。

这种能力一直贯穿到今天，让中国在全球化的大国竞争中拥有超然的优势。

2020年中国爆发新冠疫情之后，中共正是靠这种对基层强大的组织能力与动员能力在一个月之内迅速扑灭了疫情，反观全球其他国家因为不具备这种能力所以根本无法抄袭中国“作业”，最后疫情肆虐，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所以，别看美国现在气势汹汹使用各种手段打压中国，但是，我从来都没担心过中国会被美国所击垮，因为我们这个国家不但有延续5000年的文明积淀，更拥有中共这样实践能力很强的执政党。

读史如观镜，回顾解放战争历史更能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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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力不是看顺风顺水，而是要看顶风逆战的。

苏沃洛夫，库图佐夫一辈子的战例有一半是机动（转进），苏联军事大百科全书就是这样写的，但他们就是击败拿破伦或是在拿破伦面前保留俄军生机的名将。

这样说来，败而不乱，乱而不溃，能聚能散，忽聚忽散，这样的部队，清军，北洋，国军都是基本没有的。

土鳖虽然穿的用的土了点，建军思想，组织纪律，战略眼光，对上旧式军队，完全就是降维打击。

仅举一例。当年解放战争时候，胡宗南保卫延安，延安集体大撤退，西野穷啊，后勤养了十几口肥猪舍不得扔，于是有饲养员自告奋勇在后边赶着肥猪追队伍，结果这十几口肥猪跟着队伍转战陕北，打满全场，没阵亡没失踪没被俘——这战斗力比国军略强一点。

——————————————

没办法，只得修改一下，特此注明。原意就是想抖个机灵讲个笑话段子，独乐了不如众乐乐，大家一笑罢了。万万没想到，兵荒马乱之下，最危险时候连领导人都朝不保夕，一连好几年赶猪，我自认为这么明显不合理的玩笑话，居然还有这么多人认为这是真的。更有甚至，还有各别果粉蒋粉和疑似的果粉蒋粉在这里借题发挥，在评论区上蹿下跳，狂喷我造谣，而且还洋洋得意的举报我政治敏感。估计知乎管家要么是认为黑国军就是政治敏感，要么自己就是果粉受不了偶像被黑，要么是不经大脑见举报就折。

更新，首先声明，本人是知乎仅存不多的正统真国粉，一直致力于发掘被尘封的历史真相，让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先总统蒋公和国军的伟大功劳。

下面要特别感谢知友陈二先生，又帮忙新总结出了四条原因，值得大家思考：

淞沪会战国军战败，伤亡惨重。有其中几个原因：
1.运输能力差，很多部队开战以后徒步赶往上海，兵家大忌添油战术。
2.步炮协同能力差，没有充分发挥装备实力。
3.部分军队缺乏优秀指挥官，造成了顶着日军重火力集群冲锋的行为。
4，重火力差别大，国军顶着日军的舰炮，飞机在硬抗。

一一一一一分割线一一一一一一

国军其实很厉害，打败仗都是有原因不得已的。具体原因列举如下：

一、对手

1936年前共军：国军不重视，没有先进的战术（指没有德国人培训）。

1943年前日军：日军有重武器，有制空权，单兵战斗力强大，是工业化国家。

1943年后日军：日军有武士道精神，比较顽强，还有汉奸协助。

1937年——1945年共军：共军用缴获的日本武器打国军，国军当然打不过。

1946 年——1949年共军：共军有苏联援助，共军打仗不讲道德，共军人多，共谍多。

二、自身

1921年：国军没有自己的军校和军官，没有经验。

1927——1936：国军操练尚未完成，军官素质差，武器质量差，军阀不听指挥，国家工业化差，老百姓觉悟差。

1937——1941：国军精锐死得多贪污的多，德国人不给卖武器，苏联人不给援助，美国给的援助不够多。

1942——1943：美国援助差，美国参谋差，工业生产差。

1944——1945：美国没有援助运过来，美国航空队没能阻挡日军，美国光炸日本本土不帮党国运武器，国军武器库存差，河南老百姓觉误差。

1946——1949：美国没有无私援助党国，老百姓不够富裕

三、军官

有黄埔军校生输了：黄埔学生不够多，装备不够好。

没有黄埔军校生输了：军官不行，输了正常。

四、制空权

1927——1936：飞机太少，飞机太旧，飞行员太差，飞行员视力差（指看不清红军动向）。

1937——1943：飞机不如日军，丢制空权很正常。

1944——1945：陆军打得差，共军牵制差，机场都丢了，制空权能不丢么？

1945——1949：美国援助飞机太少，飞行员怕死，飞行员叛变，指挥官水平差，空地协同差，美国航空汽油质量差。

五、火力

1927——1936：火力密度太差，近战共军红缨枪比国军枪长，当然输。

1937——1945：日军火力比国军准，日军武器精良，国军武器质量差。

1945——1949：美式装备火力密度太大，后勤跟不上。共军人海战术，所以输了。

六、战术

1927——1936：原本战术就不行，共军战术没见过，国军战术没有“向国际靠拢”。

1937——1945：国军学习德国、苏联、日本、美国战术，学得太多弄乱了。

1945——1949：美国战术太复杂，后勤消耗太大，共军人太多，共军士兵太精，国军枪法太差。

七、机动

1927——1936：共军装备少跑得快，国军装备太沉跑得慢。

1937——1945：日军有车坐，国军没车坐。

1945——1949：共军破坏道路，美国卡车越野差。

八、指挥

美国顾问指挥太差，胡宗南指挥太差，汤恩伯指挥太差，军阀手下军官指挥太差，黄埔军校的指挥差，讲武堂毕业的指挥差，基层军官指挥差，先总统蒋公没有亲自指挥基层士兵。

九、攻防

国军进攻：共军依托工事抵抗，不公平。

国军防守：国军处于被动，共军没等国军修好工事就进攻了。

国军防守石头山：到处是石头无法挖掘战壕，没有水！

国军进攻石头山：共军凭险而守，居高临下，易守难攻。

国军防守平原：共军竟然出动日本造坦克，肯定是苏联援助的！

国军进攻平原：军舰炮击不到位，飞机不到位，炮火准备不到位。

国军攻城：共军依托城墙防守，工事坚固。

国军守城：城太大，城墙不够高，城墙不够厚，兵力不够多，空投物资不准。

十、增援

日军增援：日军有汽车，增援来得快，美国飞机没能拖延日军增援。日军使用毒气。

共军增援：共军跑得快，共军防守顽强，共军武器差耗弹少可以长期坚持，共军拼刺刀节省弹药。

国军增援：共军破坏道路，日军会阻击，国军走路慢，国军坐车更慢，国军钩心斗角不肯去。对手太强大，坚持不住。

十一、天气

晴天：太热，脱水，机动困难。

雨天：下雨，伤病增多，泥泞不好开车，吃不上热饭跑不动。

阴天：天气太好，不能给对手造成麻烦。不能空中支援。

白天：对方视野太好，容易发挥火力。

晚上：我方视野不良，无法发挥火力。

黎明：对方视力太好，单向透明。

十二、地形

国军在高地：吃水困难，风太大，容易被发现。

国军在低地：敌人居高临下。

国军在山地：重武器无法发挥作用。

国军在平地：太暴露，不容易隐蔽，不能限制对方重武器发挥作用。

十三、其他

国军人多时，大家都以为赢定了，所以不愿意拼命，当然顶不住人少的共军拼死一战，所以败了。

国军人少时，当然打不过人多的共军，所以败了。

国军待遇好时，当然怕死，能享受生活谁愿意去死？

国军待遇差时，当然怕死，为了那点待遇谁会拼命！

国军装备好，当然不擅长近战，大炮不能上刺刀吧？

国军装备差，当然不擅长近战，根本贴不上去被敌人的火力打光了。

国军进攻解放区，情报肯定不如共军，人家是内线作战有优势；

国军防守国统区，情报肯定不如共军，进攻方肯定是有备而来早就把情况摸透了。

总结

如此多如牛毛和复杂的原因所以国军既难真正战胜日军最后又输给了共军。真没办法呀，不是国军不努力而是共军太狡猾！

从1938年4月结束的台儿庄战役看，国民党军即便是在装备显著落后、仓促集结、人地两生的状态下，在陆地战场上，依然具备与日军主力决一死战的能力。

从1938年5月开始的兰封会战（即花园口惨案的直接祸根）看，国民党军即便是在装备并不明显落后、集结并不十分仓促、人地两生的状态下，在陆地战场上，依然存在被日军主力以较低代价重创的重大隐患。

从1944年的豫湘桂战役看，国民党军在抗日战争的压力下，经过数年的整顿，继续保存和发展了1938年5月的重大隐患，而没有继承和发扬1938年4月的能力。

这两场战役的主要区别在于，台儿庄战役的指挥官是李宗仁，兰封会战的指挥官是蒋介石。

这两场战役的共同点有很多。比如说，两场战役集结的国民党军都来自于多个军阀部队。国民党军各支部队战斗力良莠不齐、将领素质参差不齐的情况都很突出。比如说，两场战役都集结了大批蒋介石嫡系部队，而且他们都不太服从指挥。在台儿庄战役中，当时的蒋介石嫡系汤恩伯（有人认为豫湘桂战役时的汤恩伯拥兵自重，想把他从蒋介石嫡系里摘出去。真是无聊，问题是你再怎么摘，1938年他也还是嫡系）对李宗仁的指挥并不服从，最终李宗仁威胁要枪毙他才积极行动起来，避免了唐朝安史之乱贺兰进明坐视不救导致张巡战死睢阳的悲剧。在兰封会战中，蒋介石嫡系桂永清、黄杰均临阵脱逃，导致日军从包围圈突围，中国其他非蒋介石嫡系的抗日军队“杂牌军”受到重大损失——后来二人分别升迁为蒋介石的海军司令和国防部长。

差别出在战后处理上。

台儿庄战役以后，李宗仁拒绝了蒋介石继续增兵的要求，而是立即组织军队从徐州附近疏散，避免被日军抓住战机围歼。

用兵以能聚散为上，李宗仁是高手。

兰封会战以后，蒋介石为了掩饰失败，下令炸毁黄河大堤，制造了花园口惨案。

国民党军的真实战斗力？总的来说，国民党军的真实战斗力随着蒋介石统治地位的日益提升而逐渐下降。

当国民党军在非蒋介石影响下作战时，通常会表现出较好的战斗力。比如说薛岳。兰封会战就是他直接负责指挥的，蒋介石亲自参与指挥。薛岳指挥下的国民党军多次包围日军，然后装备精良后勤强大的蒋介石嫡系部队就多次把日军放出来。但是后来薛岳独立指挥长沙会战，就打得有声有色，取得了长沙保卫战的胜利。这就是摆脱了蒋介石的干预所取得的成绩。但是取得成绩以后，蒋介石的干预就又来了，薛岳被剥夺了大量权力，指挥的军队也大幅度缩减，甚至于别的战区都可以任命薛岳战区的指挥官了……然后就大败亏输了。

所以，网络上一直流传着第十一元帅的传说，我对这样的传说是不信的。因为很明显蒋介石在抗日战场上也一直在做着对敌人有利的事情。总不能说他是日本隐藏亲王吧？

我的看法是，这哥们儿应该属于那种“特别擅长”“调动敌人”的人：

特别擅长将敌人调动到打击自己的有利位置上。

国民党军的战斗力，始终受制于此。

就说几点：

国军哨兵放警戒哨、前出侦查之类，一般极限是离开大部队1公里左右，这已经是一线王牌军的水平了，一般部队只敢放出去几百米，再远，这票拉来的壮丁就跑走不见了....所以国军历史上一贯的吃亏在被偷袭被渗透被穿插，对敌情茫然无知是常态.....

抗战期间，从壮丁离开家乡，到一路走到新兵训练集结地，到离开新兵营进入部队，这一过程中平均会死一半人，也就是新兵的非战斗损耗率为一半。

常凯申说过，林彪一个师有多少人我知道，我自己一个师多少人，我就不清楚了，从大革命开始，国军吃空饷是有优良传统和良好完备的分配体系的，空饷弄来的钱，一般来说是师一级部队，师长吃1/3，副师长、参谋长、团级主官加起来吃1/3，剩下的1/3底层军官士官再分，管事的基本人人有分，这就很良心了，不良心的部队，师长先吃掉一大半，中级军官再吃一小半，连下级军官都分不到，那就逼着下面底层军官再耍点别的花样捞钱了。所以日军一个团级单位（连队）吊打国军一个师有何奇怪？武器优势且不谈，没准日军兵力也并不少于国军，这还怎么打？

我觉得大家还是不要太贬低国军的战力，因为解放战争中共军的战术是变态级别的。

以爆破战术为例，敢于带着爆破器材跑到对面火力点枪口下搞爆破的步兵，在皇军那里妥妥的军神待遇，而共军就能做到军神常态化。

那时候全天下的军队都在研究如何组织火力来击破防御，唯独共军是用人力取代发射药。

在交通壕掘进战术中，沿对方阵地平行挖掘的交通壕竣工后，第一波冲击对方阵地的是精简全部装备只带几颗手榴弹的掷弹兵，他们的任务就在被防御火力击中前把携带的手榴弹全部丢出去。

但凡有个掷弹筒呢，至于这么玩命么。

搞得对面国军以为共军驱民以填沟壑，真是残暴。

此外，彼时共军一般的进攻战术相当之头铁，有大量以人力消耗来压倒国军防御构思的战例，这种做法对于职业军官来说多少是反常识的。

济南第一团上了十四米高的城墙不走马道，直接往下跳。

济南第二团不清空突破口重伤员，后续兵力直接踩过去。

这些匪夷所思的事情，真是不能怪国军的战术有问题。

比方说国军设计了一个火力陷阱，原以为坑死一个连，后续总不至于还来填吧？这就相当于缓解了压力。

但是共军就是敢继续填。

解放战士那个事情，发展到极致就是东野五师的政委打完辽沈战役看见罗荣桓就哭，说伤亡太大，结果罗荣桓一问，五师当时的实力比战前还多一千人。

然后蒋公估计东野至少要修整三个月才能入关，这边主席一声令下，七十万大军不到一个月就开动了。

虽说有高达是笑话，但是当时共军突破常识、惯例的地方太多了。

解放战争时期，国军的战斗力要看具体场景。

在有永备半永备工事的情况下，同时对面敌军的重火力不足，那么一般来说，嫡系精锐国军的防御是镇定自若且充满韧性的，火力组织的较为完善，也敢于发动小兵群的反突击。

如果有负责任的基层军官带队，在上述环境下，国军的战斗意志也不是那么水的。

比较突出的战例，有豫东战役的帝邱店之战、东北战场的第三次四平战役、整十一师的南麻战役、藤县战役等等。

淮海战役中两黄兵团在碾庄和双堆集的守备堪称成功。

郑洞国兵团对于长春的坚守也是一个正面范例。

在进攻态势下，国军的步炮协同不熟练、步兵进攻意志不坚决、炮兵火力不足，往往成为限制国军突破敌军一线阵地的主要因素。

国军喜欢把历战老兵的三分之一编为军士队留置后方不参与战斗的习惯做法，也削弱了国军的攻击能力。防守时反倒没这个问题，因为不拼命打就要完蛋，所以这个军士队往往在防御时为国军提供了强力的二线预备队，使得战史上经常出现对某阵地的“反复争夺”。

在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时期，国军由于机动性差、攻坚不积极、配合比较扯淡，每次寻求与共军主力决战，都会遇上以下这种情况。

共军不方便的时候追不上，共军方便的时候打不动，打得动的时候又追不上撤退的共军，包围网总是一堆漏洞，共军说钻就钻。

反正重兵为险，孟良崮那种漏子也不是总会出现的。

但是一旦共军乘隙反吃，则国军坚守待援，在顽固的守备战斗中会给予共军极大的失血式打击。只要共军拿不下被围攻的国军，得不到俘虏和军械的补充，则未来一个时间段内共军在当面区域会陷入极大的被动。

这种对国军有利的态势最终是通过千里跃进大别山来破解的。

国军这种背着碉堡走路的习惯，主要有两个问题：白天走不了多远就要停下准备修阵地，宿营地不筑垒不准吃饭，机动力太差。另外就是对战场民房破坏太大，损失民心。

有的地方种点树留点木制家具不容易，国军来了一律征用构筑工事，形同三光。

共军对国军这种战术特点的愤恨，发展到了拆光所有城墙的地步。

好像上文提及的藤县大捷，能守住就是因为天降暴雨，城墙粘性太大，怎么也炸不塌。

当然后来当共军集中了绝对优势的重火力，同时仍然坚持非常吓人的步兵爆破战术之后，国军的战术特点也就不成为特点了。

炮火准备破坏一线防御，炸药爆破破坏关键节点，国军的三分之二用于一线守备的阻滞作用被极大削弱，剩下的韧性不足以对抗共军的强势突入，往往很快就交代了。

锦州和天津都没守足两天，郭景云也没守足两天。

1939年11月14日，冈村宁次在向上级提出的“关于迅速解决日华事变作战方面的意见”中这样说道：

“敌军抗日势力之中枢，既不在于中国4亿民众，亦不在于政府要人之意志，更不在于包括若干地方杂牌军在内之200万抗日敌军，而只在于以蒋介石为中心、以黄埔军官学校系统的青年军官为主体的中央直系军的抗日意志。只要该军存在，迅速和平解决有如堟木求鱼。”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大本营陆军部》见《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1月第一版，P519；

值得注意的是，冈村这一观点，后来也未有改变。

直到战后，他还这样称赞中国军队：“我在里面曾提及过去和日军打过仗的，中国军队最强，俄、英、美次之。”-------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集的《冈村宁次大将资料》

即使到战争后期，真正深入了解过中国战场的美国军方代表的看法：

“魏德迈指出：中国本可以遵循’法国的榜样，让自己被占领，然后等待美国的最终拯救‘。但是在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略以后，蒋介石号召中国人民坚持到’忍耐的极限‘、’牺牲到底，抗战到底‘。魏德迈认为，这样的声明比敦刻尔克战役丘吉尔著名的题为’热血、汗水与眼泪‘的演讲更勇敢，更坚决。在国际上完全被孤立情况下，中国确实奋起抵抗长达四年之久，直到珍珠港事件爆发，而在此期间，理应中立的美国，却持续向日本提供石油和生铁之类的重要原料” “他（魏德迈）写道？’中国得到的仅仅是涓涓细流似的援助，‘但’尽管被西方冷淡和忽视，它却顽强地作为一个国家实体设法生存了下来‘。。。。魏德迈后来写道，中国’在抗战中表现出惊人的韧性和忍耐力‘。”

-------以上均见[美]理查德·伯恩斯坦著　季大方译《中国1945：中国革命与美国的抉择》

1941年2月23日，罗斯福炉边谈话：

中国“在将近五年的时间里，顶住了日本的进攻,歼灭了几十万日本军人，消耗了大量日本军需”

罗斯福：

“假如没有中国……他们可以一直冲向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夹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吞并埃及，斩断通往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

1945年1月，罗斯福致国会咨文：

“我们也忘不了中国人民在七年多的时间里怎样顶住了日本人的野蛮进攻和在亚洲大陆广大地区牵制住大量的敌军” 　

“到了1940年，中国事件每天大约要日本耗资400万美元，送到中国战场的日本人在一百五十万以上。部队中伤亡很多，而国内对主要商品配也已开始，这个事件就变得严重起来，在政治和宣传中越来越听到绝望的呼声要求结束战争” 　

　-------------美国约翰。惠特尼。霍尔世界历史丛书《日本史》第234页

可以说，国府的中央军是自1840年以来，到1945年为止，中国最强的军队

很难想像，没有黄埔系为中坚力量的中央军，旧中国拿什么去扛以倾国之力侵华的日本帝国主义

英美军政界人士，与冈村也有类似的看法：

“中国军队如果予以良好的训练和装备并领导得好,其英勇堪与世界上任何一国军队媲美”------------史迪威（史迪威可是花生米的死敌啊！他都说出这样的话，可见。。。。）

对于在缅北作战的中国军队，美国人认为，如果不考虑中国的国力，则“中国军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军队”，二战的缅北作战“表现出中国军队忍受无限艰难的伟大”“世界上任何军队都望尘莫及”--------1944年11月美国《皇冠》杂志

　　与中国军队一同在缅北作战的美军布朗上校：“中国人是我看到的最勇敢的军队，我必须向他们脱帽致敬”、并表示“我愿意追随他们到任何地方！”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中国现代军事史》 1956年版

“缅甸如果丧失，那就惨了，这样会使我们同中国人隔绝，在同日本人交战的军队当中，中国军队算是最成功的”

--------丘吉尔 1942年1月21日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电文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4卷《命运的关键》

“当我想起中国人在孤立无援而武装恶劣的情况下，坚持抗日已经多久，当我看到我们在日本人手下过着什么样的艰难的日子，我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不欢迎中国人的援助”

----------丘吉尔 1942年1月21日致韦维尔电文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4卷《命运的关键》

“在华盛顿我已经发现中国在美国人的心目中，甚至在上层人物的心目中，具有异乎寻常的重大意义。我意识到有一种评价标准，把中国几乎当作一个可以同英帝国不相上下的战斗力量，把中国军队看作是一种可以同俄国军队相提并论的因素”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4卷《命运的关键》

当的中国军队没有几门重炮，是在日军绝对优势地空火力的狂轰滥炸与毒气猖狂中迎头不屈的进攻，不屈的游击取得胜利的

国民革命军的战斗力，在危难的民族战场上，得到了最好的检验

战略“无根浮萍”，战役“浑浑噩噩”，战术“乏善可陈”，战斗“可圈可点”。

先说战略，果党从根子上就是政治反动透顶，自绝于历史自绝于人民，不得民心，故曰“无根浮萍”。

再说战役，落后的统治集团而非先进的领导集体，蒋公骂将帅猪头，将帅骂蒋公微操，整个一无组织，无纪律，无方向，故曰“浑浑噩噩”。

再说战术，扣除掉猪队友，剩下来勉强堪用的人才受多方掣肘，翻来覆去也就那么几板斧了，故曰“乏善可陈”。

最后说战斗，有些基层官兵或靠狡黠，或仰仗个人武勇，也算是有了表现的舞台，但可惜于大局无补，也不过“可圈可点”。

这个@罗有锣很有意思哈，挂了一大堆人，张口骂这个，闭口喷那个。还特别说了@教子有方张献忠的答案不合理，结果半天也没说出来哪里不合理，只能拿国军的一两场“光辉战绩”来举例证国军的“强悍”……拿淞沪一场会战就证明“国军是人类战斗力巅峰”（不过的确是国军战斗力巅峰了，毕竟越往后越不行）……其实我真的就想问一句 @罗有锣，假设让国军拿着志愿军的配置去朝鲜跟美军干一仗，国军能打死几个昂撒人，能有100个不？

说一点自己的看法，有史实性硬伤请立即指出：

挺想不明白的，抗战期间国军的兵力基本上都是共军的4—5倍，弹药消耗量是共军的20倍有余，xfh怎么就敢yy八路杀的鬼子有国军多？也挺想不明白，在四分之一至五分之一于国军的兵力，二十分之一于国军（于日军更甚）弹药消耗量的窘境下，果粉有什么资格嘲讽指责八路杀的鬼子比国军少？中国军队击毙的大佐里，共军几乎独占1/4；中国军队击毙的高级参谋里，共军占了1/6；中国军队击毙的12名将官里，共军也占了1/3。而且，八路军在黄土岭击毙的阿部规秀是八年抗战以来中国军队亲手击毙的第二个敌将，也是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第一个被击毙的陆军中将，可以说给中国抗战击毙敌酋开了个好头。更何况，其中也有一些是八路军力所不能及的，比如：

下坂正男，少佐，第11师团参谋，1937.8.23淞沪会战被中国空军炸死

大田荒辅，第31自动车联队长，1944.9.27于白螺机场被中美混合空军击毙

奥田喜久司，海军大佐，第13航空队司令，1939.11.4乘坐九六式陆上攻击机轰炸成都时被飞行员邓从凯击落

（八路军压根没有空军，更不用说和美国人苏联人合作，你总不能强求八路军的战士飞上天干鬼子吧？？）

冢田攻，第11军军长，陆军中将追陆军大将。陆军士官学校19期、陆军大学26期毕业。1942年12月18日乘坐飞机由南京至武汉的途中座机被138师地面火力击落毙命，死后追赠大将。（八路军的地面火力………）

仅比陆军，八路军击毙的日酋也没比国军少太多。

罗某锣说关家垴八路打的差，没错，毕竟关家垴是共军战史里的著名败仗（战损比也不忍直视）；说淞沪会战国军打的好，没错，毕竟初战打出2：1的战损比；但拿国军打的最好的仗和共军打的最差的仗比是什么意思？关家垴战斗八路军的炮火只有日军的不到两倍（日军三门山炮共发射炮弹246发，八路军三百多发，而且日军的工事可以抵消相当的炮火），类似的松山战役，虽然日军的半永久式要塞比关家垴日军的破楼强的多（但也远不是罗吹的所谓什么工事巅峰），但国军在火力上对日军几乎一边倒（不算美军航空兵），结果嘞？

关家垴战役仅一天（1940年10月30日—31日），击毙日军50人（包括指挥官），总共毙伤日军149（约占被围的五百个鬼子的三分之一）

松山战役持续整整3个月（1944年6月4日至 1944年9月7日），全歼松山日军（击毙指挥官），平均每天仅歼敌15人……

所以罗某锣你要强行这么比的话，国军还不如八路……

罗某锣还大言不惭的问“哪位红将有国军将领的战绩”，那我倒想问问哪位红将有国军的兵力多（八路军在相当时间内的总兵力还不如国军的游击队多）？哪位红将有国军的资源丰厚（不但没有还被蒋公停了军饷）？哪位红将手里有各国的援助（苏联老大哥实力声援）？哪位红将不是一边啃着粗粮饽饽一边指挥反扫荡（有的时候连饽饽都啃不上）？毫无疑问，八路军是二战中包括所有盟国和轴心国在内最寒酸的军队，没有之一。罗的这种质疑无异于指责铁托杀的德军没有朱可夫多（当然我怀疑他真的会这么说）

而且，从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中共军的表现来看，至少对得起自己在抗战中的风风雨雨，胜败兴衰。鬼子的会战把中央军逼出了“五大主力”“要打就打新一军”，把桂军练就了“八路不敢和我碰一碰”。鬼子的大扫荡把冀中的子弟逼成了狼，把东北的抗联杀成了虎，把琼崖的纵队炼成了钢。

解放战争初期国共打的难解难分、各有胜负，说明不管是国军还是共军，都在抗战中磨练出了相当的战斗力。凭这一点，果粉就没证据指责八路抗战没用，没用的话共军哪来的战斗力？当然，fh也没理由一味的否定嘲讽国军。

罗某锣你要反驳拿干货啊？别光说空话啊？国军在抗战中是有光辉的抗日战绩，国军作为抗战的主体也理应被客观看待。但其劣根性本就存在，也对抗战造成了相当大的消极影响有什么不敢承认的？

顺便列举一下八路军在抗战期间的武器装备的一些数据：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以红四方面军为主改编为了八路军第129师，全师9367人一共装备了迫击炮6门；轻机枪93挺；重机枪29挺、花机关和手提枪75支；马步枪4136支；驳壳枪/手枪632支；刺刀55把。其中步马枪弹43012发、自来德2872发、手枪弹6051发、重机枪弹23222发、轻机枪弹27361发、冲锋枪弹310发，合计弹药为102828发，另有67枚迫击炮弹和203枚手榴弹。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八路军除了下辖3个师之外，还有个总部直属特务团，而这个山炮连就在特务团的编制之内，全连一共有4门炮。

以1940年初八路军的实力统计来看，兵力数共计约36万人（是同时期国军总兵力的约1/10），轻重机枪有1590挺。当时八路军大约有160到170个步兵团，平均每个团的轻重机枪不及10挺。

直接屏蔽禁止别人讨论，也别怪别人说你们果粉气量小了

@罗有锣

暂七师副师长，请问您的王师真的只是高层中层政治失败吗，承认自己比较差很难吗，你要是拿北伐时的战力说，那有很多依据，可是你拿被清洗后的部队说话，为什么这么多人反对你，真以为你独醒吗？

不是这个新推送早把你忘了，结果发现你已经屏蔽我了，一看你还在语言输出。

抗战的英雄是好样的，可他们被错误的人放在错误的地方，内心充满报国驱虏的斗志，可是自己的确差啊，农业国家，没有硬家伙，吃穿不如人家，训练也跟不上，他们不就是“战斗力弱”吗？

真的费口舌，王师都度海这么久了，还有人认不清。

国军要分几个时期看，我个人认为从时间上差不多要分成四段来看，北伐是第一段，北伐结束到抗战是第二段，抗战结束到解放战争结束是第三段，解放战争结束到现在是第四段，不同的时间段的国军可谓是完全不同，没办法一统而论。

我们从易到难来分析，先说最好讲的第四阶段，也就是现在的台军战力。

台军在世界上排名10-15名这个区间，近几年稍差，其实并不算弱，毕竟是真正的现代化国家的现代化军队，比非洲黑叔叔、中东绿绿这些都强得多，世界上近200个国家中，台军排进前10%毫无问题。只不过东亚地区大佬太多，显得台军不起眼，换到非洲、南美、中东这些地方，妥妥的地区一霸。或者说，台军就是东亚版的联邦德军，两者在某种层面上很像，半买半造的先进武器，公务员化的军人，日常因为肥、废、宅上新闻，但实际战力都不弱。

第一阶段北伐军的战力也很好讲。北伐军算是比较典型的近代革命军，内部有两个大派别，黄埔系和共产党，然后是桂系、粤系、湘系、滇系等几个小派别。在苏俄支持和两个最大派系紧密合作的情况下，整个北伐途中基本是黄埔系和共产党出力，桂系打打配合，整体性比较强，战力也高于一众半封建地方军阀，所以从南到北基本一路碾压。北伐军和地方军阀在体系上出现了代差，早期的的近代体系也远强于晚期的封建体系。

第二段和第三段就比较复杂了，咱们按顺序说吧。

北伐结束后，全国完成了名义上的统一，实际上是各地看到常凯申势大，纷纷换了个牌子，底下还是各行其是。大家平时都揣着小心思，一看到机会就搞反蒋活动，这个情况从北伐结束一直持续到抗战初期，中原大战、福建事变、两广事变等等，都是这样。在这个过程中，常凯申充分发挥了黄埔系和江浙财团的优势，一手大棒一手面包（划掉，馒头包子吧），一手炮弹一手银弹，基本摆平了这些地方上的挑战（除了......），同时，也是对全国实质上的统一。但是，这个过程走的极慢，因为从根子上，国民党就是个松散的联盟，即使是南京政府内部，也是个个派系林立，更别提还有外部的一堆，想整合成铁板一块，非得水磨工夫不可，然而历史进程没有给常凯申这个机会。直至抗战爆发，名义上的国军仍然是一盘散沙，中央军一支独大，但是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黄埔嫡系将领统率的中央军嫡系，历次军阀混战中收编的中央军旁系，还有地方失势的躲入中央军序列。相对来说，中央军已经可以看做是近代现军队了，如果单看中央军嫡系的话，就是当时标准的现代军队了。但是别忘了，地方势力还都存在着呢，这些杂牌军也顶着国军的帽子，实力可是天差地别，有奉军这样有战舰、飞机、重炮、化学武器的，也有打家劫舍、大烟枪不丢手的，平心而论后者可比前者多。如此混乱的情况下，遭遇日本这样的标准现代军队入侵，结果是显然的。这又是一次体系上的代差，混乱的近现代体系遇到了比较标准的现代体系，自然被碾压。

随着日军的入侵，中国实质上的统一速度反而大大加快了，日军一路前进，中央军一路撤退，打破了一个个原来封闭保守的地方王国，常凯申将一路路地方军送上前线消耗掉，再将一路路的残兵败将收编，中央军的势力随之越来越大，地方势力被缩减、消灭。随着地方势力被消化吸收，中国整体上的派系势力在减少，但是中央军内部的派系势力在不断的壮大、增多。直至抗战结束，地方势力只剩青海、新疆、蒙古、西藏这些边远地方仍然是独立王国，晋绥系、桂系、粤系、滇系这些还保持着半独立姿态，其他的地方派系已经基本被基本消灭，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时候的常凯申终于完成了从名义上的老大到实际上的老大的进阶。

但是，中央军内部的派系势力这时候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整体上从统一走向了松散，这就是常凯申也头痛的问题，之前打击地方势力是剜别人的肉，自然可以肆无忌惮，等到整顿内部问题的时候，就是放自己的血了，不放等死，放少了没用，放多了就是找死了。何况，历史进程又一次没有给他留机会，解放战争开始了。

这又是一次先进体系对落后体系的打击，统一体系对分散体系的打击，同样的，在一路转进至台湾的过程中，常凯申终于消灭了身边所有不听话的势力，成功的将松散半现代国军，变成了完全现代化的军队，国家体系也同步完成了进化，常凯申终于成为了一个现代化国家领袖，虽然地盘就剩一大几小一群岛屿了。

Ok，从整体上来说，已经讲完了，都是个人浅见，若有高人，请在评论区尽情发挥。

北伐战争1926年7月9日-1928年12月29日
所到之处势如破处士气之高组织度之高打的各路军阀哭爹喊娘
为何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军队和日军的战绩就不怎么好看了。
一般都是1日本人比3国民党军队
所以北伐战争时期的国民党军队是否更强？
如果是为什么后面军队实力反倒衰弱？

这事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北伐的时候，政训工作搞得好，而在“清党”一度取消总政治部之后，国军政训工作再也没有回到北伐的水平。1940年7月29日　蒋公在全国政工会议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关于政治工作的方法和我们应有的仪容、态度、生活、行动，过去我已讲得很多，你们听了我的话，看了我的训词，如果真能切实作到，那你们无论是从文学校或武学校出身的，你们的仪容态度，和所表现的精神，必不致如此萎靡！尤其是从军官学校毕业出来的，格外要有军人的精神，要为他人的表率；但你们年纪未老，而精神颓唐，即如立正以后，随便动摇，连立正都没有精神，其他工作松弛可知！这样，如何能够作政工人员？！要知道：你们近年来工作腐败，不能发生实际功效，以致对于新进人员，不能领导起来，甚至好的部属无形变坏，对此我时刻感觉非常不安，不知道你们亦曾觉得惭愧否？！大家试想我们现在各级政工人员与民国十五、六年【按：26、27年】时代的政工人员比较起来，精神如何？我们现在一定要恢复当年革命的精神，才能恢复我们政治工作的信用，提高我们工作人员的地位，也必须如此，才能担当抗战建国的事业！不然，如仍和现在的情形一样，一切散漫废弛，一切不上轨道，不仅要招致人家的讥评，如异党份子之说我们政工人员为官僚，就是我们自己内省，亦必十分愧怍！

那么为啥要自废武功干掉总政治部呢？因为北伐的时候，政训工作被共产党人“包办”。1927年4月9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敬恒、邓泽如、张人杰、蔡元培、李煜瀛、陈果夫等在上海通电分共，在电文中指出：

国民革命军之有政治部，原以统一党的训练，使整个的军队成总理之信徒，为三民主义而作战。自为少数捣乱分子把持以后，纯粹之三民主义者被排斥无余；甚至周纳罪名，拘幽满狱，是实欲中国国民党之党员，绝迹于国民革命军中，而高呼提高党权者，至此又不发一言。

10日　蒋公以总政治部已为共党份子所把持为由，通电封杀总政治部。

对于此人： @教子有方张献忠长舌妇式的中伤、可耻诽谤，本人将在页尾一一澄清，顺便让明理之人瞧瞧此人一幅“对事不对人”的伪装君子嘴脸下的真面目。

国军战力如何，一句话概括：动辄把日军甲种师团虐到怀疑人生，唯一就吃亏在器不如人

有个叫三好捷三的日军士官，随队乘船赴上海参战，还没登陆，便远远的在海面上目睹到令人毛骨耸然的一幕（三好捷三《上海敌前登陆》，1979年图书出版社出版）：

“……映入我眼帘的是吴淞陡岸，简直是地狱。那里的景象令我感到比战场还要残酷。岸上是一望无边的尸堆，尸体一层压一层，连土地都看不见了。几千名军人的尸体就像堆在市场上的金枪鱼，尸臭刺鼻，令人作呕。那就是十天前登陆的名古屋第3师团的官兵啊。他们或许知道，也许不知道，中国的大部队早已等在那里，他们刚一登上陆地就一个接一个地被机枪扫倒了。毫无疑问，那些士兵是稀里糊涂地死去的。（省略）而且，那些尸体都由于内脏腐烂而发酵，胀得圆溜溜的，内压使尸体的软处向外突出，眼珠子突出来五六厘米。蛆虫成团，几万条虫子蠕动着，无数的苍蝇黑压压地麋集着，我看到那情景马上就像脑贫血似的要倒下去。据曾经和第3师团同一天在川沙口登陆的第11师团长山室宗武中将战后说（见《丸》杂志1971年3月刊），吴淞登陆战牺牲了一万人。”

可笑的是，三好捷三自己所在的天谷支队（从11师团拔出）在随后的作战中，命运也没好哪去，仅仅经过十天，全支队3400人就被打到仅剩900人。第11师团同样是4单位师团，甲种战力，值得一提的是，该师团在上海作战中，除了自身的炮兵联队外，另外还临时给它配属了独立第11山炮联队、独立重炮第10联队、战车第5、11大队；独立攻城重炮第5大队、迫击炮第4大队、野战高炮6队的豪华炮火配置。但上了战场后，然并卵，11师团被揍得和3师团一样惨。

日本近代史学者江口圭一在著作中提到：第3、11“这两个师团的步兵，竟然发生起初出征者全几乎全部死伤，而依靠补充兵员来替换的情况，这是日俄战争以后从来没有过的最大减员！”

其中第三师团在80天作战中（8月23日至11月10日）仅仅死掉的就达到5029人，再加上负伤、失踪减员，这个师团达到了日本自己定的“全灭”标准。

-------三好捷三的叙述，引自童屹立相关文章，在此鸣谢童屹立！

再看看在第三师团服役的曾根一夫，在作战中受到的震撼：

“为了攻占上海郊外的一城、一要塞，就耗费了75天之久，由此可见战况是何等的激烈和艰苦。相对的，也丧失了许多人命，和消耗了许多弹药。人员的补充尚可，但弹药的供给却很缺乏，据说日本本土的弹药均成空库”

“上海之役完全的改变了当时日军轻蔑中国人的想法：‘对付这种清国奴是轻而易举的事’，这是重新认识强大的中国军队的一场战争”。

“他们（国军战士）虽已死亡，却仍然手握步枪，保持着射击姿势。这证明配备在上海一带的中国军队，是多么精锐的部队。上海之役是继日俄战争的旅顺攻击之后，最为惨烈的激战，攻击据守此坚固阵地的中国精锐部队，日军有时需要采取同归于尽的战术，造成比旅顺攻击战还要严重的伤亡”

自认伤亡比当年旅顺之战还惨，被整批的歼灭：

“出发到上海之前，我从未预料到会有如此激烈的战斗。。。。。事实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中国军在上海的完备竟是如此坚固。第一波乘着驱逐舰的先锋部队，在登陆的时候就受到顽强的攻击，几乎被全体歼灭”。

--------曾根一夫所在的第三师团是日本一流的甲种战力师团，在投入上海战役时，已经过充分动员，总兵力达到25251人。不仅拥有的火炮众多，更可怖的是海量的弹药发射量----- 仅仅配属该师团的野战炮第3联队第1大队从8月23日～10月2日短短41天就消耗75毫米野战炮弹12485发，105毫米尖锐榴弹2527发。

而国军在抗战中往往一场会战（宜昌、南昌等）才有1000多发山野炮弹可供发射！所以，许多键盘侠一边大树乘凉，一边还无知的嘲笑先烈，津津乐道于日寇一个大队能对抗中国一师。却不知道，日寇一个炮兵大队的发射量，就抵得上中国一个甚至几个集团军。

很好，第一波参战的第3、11师团被虐成渣了，那么第二波呢？

第二波直接被虐到喝尿，被虐到整联队的怀疑人生：

101师团与第9、13师团是参战的第二梯队，这三个师团除各自有一个炮兵联队外，另外还临时配属给它们独立野战重炮第15旅团，野战重炮第5旅团，这绝对是恐怖级的火炮支持！

但面对几乎只有轻火器的国军，被打成什么样？

101师团下属101联队长加纳治雄，亲眼见证了它的部下是如何被虐到怀疑人生的，在它本人于1937年10月11日毙命之前，向师团部呈交了这样的报告：

“士兵中（也有一部分干部）已经丧失斗志，自己装成发生突然事故的样子，或者有意企图后撤至河渠北岸，对此我都难辞其咎，现在联队已有3名大队长以及大部分中小队长丧命”、“晚间战斗几乎不能掌握局面，士兵受到敌人的射击，或者即使受伤，便被当成好事，藉护理之名，于黑夜后退者不少”---------侵华日军不仅许多部队被摧毁了，关键是意志被摧毁，日军狂热的武士道精神安在？？

再看看加纳治雄的部下，荻岛静夫的日记回忆：

“九日拂晓时分，断然决定向曹家宅冲锋，以吉川大队长为首大部分人都成了牺牲品，打了一天也未能渡河，许多人的生命就象曹宅北边的露珠一样被抹灭了，真是太悲壮了。九日和十日两天，我们只有待在泥泞的战壕里，泥水及腹，冷得人直打哆嗦，大小便也就地解决了。生活供应是一天一次，就那么一个饭团子，用粘满稀泥的手象拚命一样地抓了来吃，喝的是有人小便在其中的水，居然还喝得顺顺溜溜的。我确实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这种凄绝的悲惨景况。只有在第一线战壕里待过的士兵才知道这是怎样地艰辛”

“联队本部于九日上午渡河，下午指挥第三大队，以军旗为先导，向小宅发起来冲锋。以副官藤田大尉为首牺牲了很多人，终于占领了小宅，和敌人只相距150米了。每天都有人死伤。收容并不如意，泥田里躺着伤兵，如果去治疗他们，那么救助的人也会被敌军打死。曹宅北方的第二大队和步兵第三师团方面也不可能前进。各中队屡次发起冲锋，也只有增添伤亡。支那军出乎意料地顽强，一点退却的意思都没有。对阵在150米的地方，支那军的坚强极大地削弱了我军的士气，我觉得我们的联队好象全部被消灭了。

这样的战斗，说它是激战、苦战都不够，它是真正的惨战！当时在前线的人什么也不想，都想退回到后方，普遍认为那些因为轻伤而退下来的人是非常幸福的，其本人也为得到了救助而变得很高兴，可是那些身体健康的战斗在前线战士不知什么时候会得到死刑的宣判，也不知道自己能活到什么时候。

十日早上，井上、宫川一起受伤回去了，本部队员也愈加减少，让人感到心里发虚”

“十一日正午，敌军发射的三发迫击炮弹落在了联队本部所在的战壕里，联队本部正在下达命令，以加纳部队长为首，还有和智副官、成富通信班长、荒城军医等，以及本部的下士官、传令兵和各部队来的传令官一共十多个人，一瞬间就化为了护国之鬼。呜呼，从东京出发以来我们敬如慈父一般的联队长现在也不在了，联队的战友们都悲愤地哭泣”

“六日以来的这一周里，我们的联队竟然牺牲了1000多名官兵”

至于第9师团，参战较晚，但也蒙受了近4000人的战死。而第13师团，则毙命人数达到5000人，与第3师团相当。

也就是说，仅仅按日本人自己的记载，淞沪会战日寇战死数就在2万左右。国军以远远贫缺的炮火，面对日本陆海空绝对优势的火力杀伤，在给予日寇如此高质量的打击的同时，自身战死4万人。（中国近代史编写组：《中国近代史》工人出版社1984版第265页）

试问人类史上，农业国对工业强国的全面战争，大兵团正面交手中能打出这种交换比的，还有第二支军队吗？

@教子有方张献忠 @点鸡率为零 @宁薄 @空三格 @Asutierina @藍血皇漢Maxim @毛线抄手 @蒋周泰 @尘封已久

这里特别挂一个人： @教子有方张献忠

真让我大开眼界，此人竟是一个斗小心眼子的高手，啧啧啧，一个大男人，不是就事论事，把心思用正道上，而是如此凄凄切切，哀怨不绝的小心小眼，势衷于对他人搞人身攻击，诽谤中伤，自定义一堆东西。里里外外充满着一股中性做风。

其对本人那一番深文周纳，细腻绵密的腹诽，实是叹为观止。在此一一澄清，省得让它那颗细如针尖的心，为此被我伤得睡不着觉。

一，为什么删你贴？

1，衅自你开，本来只是圈你过来，交流个看法，你来的第一贴，就搞人身攻击

2，本着不跑题，就事论事的原则，对你的贴进行了回复，并未计较，但你自己清楚，随后你把主要方向用于对我本人的品头论足，无端指责上。不止一个贴子，你敢不敢承认？

3，你那个贴内容贫薄之外，高悬“碰瓷”二字，给评论区带歪了方向，引起了党同伐异式的空洞攻击，恶化了气氛。有几个人都用碰瓷来攻击我。请问，对于你一手对我造成的恶劣影响，我删除你，有问题吗？

你何德何能，无礼在先，还把自己摆得那么高？

3，删你贴时，你那个贴的点赞数，不是50几，而是84赞。你把这腹诽成我嫉妒你得赞比我多。。。。。。。我了个去。。。。。。然你后以此为主题，写了一篇王婆裹脚式的挂文，这特别让我意外。

先不说你那80几赞值不值得我嫉妒和介意，只问一句：你确定你那个贴，在内容上有什么价值？一再告诫过你，拿抗美援朝二次战役比淞沪，非常的外行，是典型的对战争缺乏常识，缺乏逻辑的表现。

4，你那个不到百赞的发言贴，究竟是以质量、知识水平吸引到高赞的，还是带歪风气，引来一片党同伐异式的逆反心里点赞的，你心里不清楚？

如果你清楚，你还期望我不但容忍你的无礼攻击，容忍你引发的灌水攻击，还得满足你明知缺乏水准，却因此带来的虚荣感

我不禁纳闷：你得有多虚伪，多缺赞啊？？？什么样的赞，只要是赞，不管不顾的都成了你精神支柱？？？

5，最可笑的是，你做了这么多无礼之事，也明知不占理，却还处处想攻击他人，给自己寻道德制高点，这恐怕是你知道论史不可能占上风之后，最后的一点安慰了吧？

6，还有一点特无语，关于国军攻击海兵队的事，我说没有炮，你把此话做绝对意义理解，再来攻击我。你就不能看看稍后我对“夏某某”的回贴吗？我提到国军炮10团是协助作战了的，但因为种种原因，发挥不了作用。

所以，你还是把读书卡自己留着吧，一个连“我没有钱”就代表兜里有几毛钱，也得叫有钱人的思维能力，小学语文都不至于此啊。

真要说常识，你那句”马鹿海兵是弱鸡还用得着讨论么？”、“马鹿海兵有拿得出手的战斗么？“ 才真正是一句现斤两。比我发读书卡的那些人都不如。

二、今天更新，因为我居然匆匆浏览，放过了你对本人如此精彩的，堪称教科书式的臆yin式诽谤：

“有蜜汁自信，认为大多数人会支持他，所以还要“热心交流”然而今天上午我的评论有近50个赞，已经快超越他的答案本体了，于是原答主马上急眼了”--------我服了你，彻底服了。奇怪，你有这本事，为什么不放在正路上，不放在就事论事上，却能如此天才般的擅长编造谣言，恶意中伤？

至少我是第一次听说，在网络平台为抗战国军讲几句好话，会有”大多数人支持“，我过去发表的类似贴子，从没让我有这种”蜜汁自信“。而你倒是热衷于替我熬这种”蜜汁“，再来说我输不起。

啧啧啧，这精神胜利法。。。。。。请问我输不起什么？像你那样，不是靠水平和客观，而是靠党同伐义式的一堆不值钱的赞来自我满足，那才真正是输理又输人。

就你这样从头到尾对别人搞人身中伤，虚伪之至的，上哪有资格去占道德制高点？劝你自重。

之所以码那么多字，是因为你的行为，让我特别意外，只能说见到你，方知我过去呆的林子小。

很多人以为国民党像教科书里写的那样烂。其实，当你深入的了解历史之后会发现，真实的国民党比教科书里写的还要烂。

如果这些年不是为了统战需要，谁愿意说国民党好话？民进党就不用说了，跪完日本人又贴美国人屁股。

回到正题：北伐战争是发生在1926年7月9日-1928年12月29日，这时候你要看看是谁领导国民党，蒋总统带兵北伐的时候那时候国共还在合作，孙先生的遗志还在，北伐新军气势如虹，势如破竹。后面为啥不行了？因为后面宁汉合流了，汪政府直接投日本做卖国贼，这时候打的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当时是和北洋军阀打，说白了就是军阀混战的时期，这时候就已经开始民不聊生了。

再后面就不用说了，先是放弃抵抗让出东北，然后华北沦陷，华南被打的支离破碎，首都南京也丢了，被占之后中国军民被屠30余万，后面日本人打到了独山县，离重庆指日可待，吓的陪都重庆的蒋总统又准备逃亡迁都。

不否定为抗日流血牺牲的将士，但是综合来说，国民党战斗力总体来看是拉胯的。

现在有种奇怪的现象：从国民党时期的军阀混战开始，全国上上下下贪污腐败，经济泡沫货币膨胀盘剥百姓，抓壮丁贪污士兵卖命钱，打仗一打还跑的特别快，但因为他们抗日了，他们抗日也是威胁他们的统治，侵犯了他们盘剥中国人民的利益，蒋政府都逃到重庆了，他们都是伟光正的抗日民族英雄？

现在的风气真看不懂了，你们不吹李定国却去吹左良玉，不吹左宗棠却去吹李鸿章？

什么“年少不知李鸿章，年老方知真中堂”？

但是您知道这是营销号造出来洗白的吗？更有史料记载的是“宰相合肥天下瘦”（李大人是合肥人）

挑起内战，多少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国民党和买办们大部分都是卖国贼，勾结国外资本，盘剥国内经济，活该他们现在偏安一隅，几乎快倒台的地步。

没想到这个回答得到了大家的热烈讨论，友善的讨论是交流的基础，这个回答是我一家之言，因为看不惯营销号为卖国贼洗地，所以言语有点激动，望诸君海涵。

我也把不同意我看法的朋友的评论置顶放上来了，期待有更全面的认识吧。

没想到随手答的回答火了，其实我是一个干货答主呀

喜欢电影的可以看看我写的深度影评

新型肺炎期间再家看书，看各种纪录片，正好可以回答这个问题，答案是国军战斗力很强，非常强。

但是他们为什么输的这么惨。

杜聿明在接受别人询问淮海战役的时候，说过:“大厦将倾，独木难支，是我们不会打仗吗，我们都是一个军校的同学，我们抗战也与日本人血战过，战术技能能有多少差距。但是战争是复杂的，不是枪对枪炮对炮，是复杂的。”

我军一位副团长接受采访说，当时打完碾庄，我们团伤亡很大，当时我看我的一个班长，是我们的衣服我们的帽子，他的副班长就是国民党的衣服，带我们帽子，再一看士兵，全都是穿着国民党衣服的解放战士，只有帽子是我们的。”

华东野战军打碾庄伤亡5-6万人，元气都伤了，都是补充的解放战士。后来还说，尤其是后来打了黄维之后，补充的解放战士，技术好，战术能力强，黄维那个是国军的五大主力。

淮海战役后来就是共产党领着一多半是解放战士的部队打赢的。你说国军实力不强吗。

但是他们这些人为什么要打之前的自己人。这才是国军失败的地方。

死硬派黄维89年接受美国记者采访，说，他（指蒋委员长）是个英雄、伟人，但是他那一套是过去时代的东西和办法，所以我们失败了。

所以说，国军战斗力很强，但是最终结局不会改变，要放到当时环境里去看，一次二次失败了，共军最多晚胜利几年，但是失败的原因早在决战之前就已经埋下了。

PS：同样一批人，发挥出的战斗力差这么多，到底是领导力不行还是制度不行。这是考验智商的时候了。

说国军强，不等于我军就弱啊，这问题问的不是我军，再说不是所有国军都强。如果全都是弱鸡，解放战争我军还需要打3年吗？击败那部分有战斗力的国军，正显示了解放军在我党领导下，有着更高的战斗力和战斗精神。俘虏的国军官兵转化成了解放战士，诉苦过后，发挥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都展现出了更强的战斗力，这更展现了我党的组织能力。这才有了抗美援朝战场上，志愿军横扫千军如卷席。

国军兵均战力已属农业国巅峰，抛开果党debuff堪比tg。

解放战争期间，在果党debuff的减成下伤亡比仅为171：130（tg）（果军投降起义投诚很多）

东南亚国军末流溃兵，能开无双。

朝鲜半岛，失去果党debuff的前国军能硬抗世界第一强军。

谁啊，那么坏，还举报我不规范转载，我拿头证明我是原作者。

全删了，搞笑。

要看周围有没有友军

真的

我们看同一个部队

税警总团在苏州河一线作战时，即通过实行纵深配备及互相支援 “ 得收歼敌实效”（黄杰《淞沪及豫东作战日记》，第 96 页）

10 月 11 日，日军 200 余人在蕴藻洪南岸冲入第十九师防线，随即造成“ 该师士兵即自动退却，税警团见状亦纷纷后退。于是布防于新马路旁之税警团炮兵营及炮二团炮兵营亦携炮退却，甚至仅携带零件弃炮而逃。我左右翼之 31 军 6 师、87 师亦同受影响，一时真（如）大（场）路上秩序大乱”（《戴笠致蒋介石电》（1937 年 10 月 12 日））

国军暴露出来的诸多缺点反复出现，一直未能取得较大改进。

“缺乏国家军队的观念。高层指挥官倾向于将军队视为个人财产，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 军事地位、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依赖于他的军事力量的保存。“

易劳逸著，王建朗等译：《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1937一1949）》

说白了就是，一个拿着现代武器的古代军队

战斗力自然就忽高忽低···········

有一说一，国军部队虽然序列杂乱，战斗力良莠不齐，但其中的强者真的很强。

在解放战争乃至后期的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军有不少功勋部队就是1945年之后起义投诚的原国军。比如志愿军50军，其全套班底就是国军的六十军，他们在1948年底的长春战役中起义，这才加入解放军的序列，起义仅两年以后，他们就在朝鲜战场上作为先锋，第一个开进汉城。

此外，他们还在朝鲜战场上创造了夜袭水原、全歼英军皇家重型坦克营等辉煌战例。

夜袭水原的十八勇士中，立下头功的是带队的副营长戴汝吉，六十军起义时他就是国军上尉副营长。可以说，他大多数的战斗经验和战斗技能，都是在国军时期掌握和形成的。

（知乎例假，图片欠奉）

六十军的例子可以说明，相当一部分国军主力的战斗力其实还是很强的，尤其是基层官兵的战斗力和战斗意志不容小觑。一旦有正确思想的引导，把国军的官僚主义、以权谋私的毒瘤割除之后，可以很快地把他们改造成能战、敢战、善战的人民军队。那些两年前还端着美式武器，被解放军打败的国军部队，两年后就可以在战场从美军手里缴获装备。

这些改造主要在于：

敢于主动出击，敢于穿插敌后，敢于创造战果

对于普通士兵来说，所在的部队敢打、能打胜仗就是最好的鼓舞。一直打胜仗，部队的士气就高，士兵的荣誉感就强，就更敢打。反之，则士气低迷，信心全无。朝鲜战争充分表明了，如何在装备不利的情况下，通过大胆穿插、在近战夜战中抗衡乃至战胜强敌。即使在战况不利的情形下，也敢于抓住局部机会反冲击，主动创造战机。这与国军临战每事消极防守、被动待援、援兵又久呼不应的情况完全不同。

敢于分兵突进，敢于以少胜多，这仰赖于下沉到基层的党组织，正如李奇微曾指出的：“不管敌人遭受多么惨重的损失，只要他们的党组织还在运作，部队就不会溃散，就还能继续战斗。”

充分发扬军事民主，每逢战前，各级指挥部会认真听取下级官兵意见

你看国军的战史，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情节：下级军官及时发现战机，并提出积极果敢的出击计划，但动议总是被上级抱着消极守成的态度拒绝，这种例子有很多，比如在南京外围战线，国军 83 军参谋刘邵武发现战机后，曾向军长邓龙光建议：以一个师突袭敌指挥部，趁敌混乱之际，将西进之敌歼灭，为南京守城部队赢得准备时间。但遭到江防司令刘兴的否定，理由是“守恐不保，还说攻吗？”在南京激战中，教导总队副总队长兼第一旅旅长周振强曾意外发现了日军的宿营地，他唯恐人微言轻，便与另外两名同侪联名上书，请求出击，司令部依旧以“兵力不足”为由一票否决。

长此以往，极大地挫伤了国军中下级官兵战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官兵们只能听候命令从遥远的司令部逐级下达，然后机械般地执行。然而在我军，一贯有战前战后召开“诸葛亮会”的传统，就连最普通的一线士兵也有发言权，也可以献计献策，在实战中，很多极富创造力的战术都是“诸葛亮会”的成果。

官兵平等，奖惩公正，英雄不问出身

基层官兵殊死获胜，结果长官拿战果去给自己邀功，这种操作在国军是很常见的，如果士兵不识时务，自己据功请赏，可能反而被扣上“冒功”的罪名。所以国军中有经验的老兵，在战斗后会主动把战功让给自己的长官。

在朝鲜战场上，有一个叫刘光子的孤胆英雄，他一个人俘虏了英国格洛斯特营的63名官兵，战斗后却不敢如实上报。经团部一再追查，终于有个战友“出卖”了刘光子，报告了实情，大家这才知道，原来刘光子曾在国军中服役多年，深谙无名小卒不得抢功的“道理”，还关照知情者替他隐瞒！

然而在解放军和志愿军中官兵平等，奖惩公正，普通一兵也可以成为人尽皆知的战斗英雄，这极大地激发了战士们立功的欲望。

一心奉公，绝不以军权谋私利

战争中军队的作战和调动往往对地方经济有直接的影响，国军的师长军长们作为近水楼台，开办公司囤货居奇蔚然成风，更不要说更高级别的将领了，许多抗日名将都有自己丰饶的产业，一手治军，一手经商。50军军长曾泽生在起义之前，已经堪称国军中的“道德楷模”了，然而大环境如此，他也不能免俗，因为在国军中，没有钱就没有排面，没有排面就没有社交，没有社交就要被孤立，甚至可能被诬为“匪谍”。曾泽生在他的自传中这样写到：

1943年，我由182师师长调任184师师长时，向银行借款600万元，开始做囤积生意。1945年日寇投降，我随军入越南受降，再从银行借款，筹集2000万元本金，做金子生意，由越南利用飞机来往，几天一转，可免税收及运费，时仅数月，我除将银行之本利付清外，尚余金子300余两。

1943年，抗战还在十分艰苦的阶段，人民还在水深火热之中，然而曾泽生已经在做囤积生意了。那些年他投机倒把顺风顺水，以至于起义之后，在新环境“适应”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他的太太跟司机还闹过矛盾，说司机居然坚持不收她的打赏，这不是看不起她吗！

起义后的曾泽生再也不受这些纷扰，一心带兵，终于在朝鲜战场上打出了自己的光荣时刻。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国军劲旅都有机会完成像六十军这样的蜕变。济南战役中，曾有一小股国军打得极为凶悍顽强，在陷入重围的情况下，不管解放军怎么喊话他们都坚决不投降，最后全部阵亡。可悲的是他们到死都不知道，他们忠心追随的王耀武长官，此时已经脱下军装、化装成老百姓，一声不吭地逃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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