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反推成功，明在内阁权将的存在下，能不能形成类似于资产阶级君主立宪的士大夫阶级的官僚阶级君主立宪？
首先，我们得明确几个核心概念：
内阁权： 在明朝，内阁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权力机构，更像是皇帝的顾问和秘书班子。内阁大学士（俗称“内阁”）名义上是百官之长，但其权力大小完全取决于皇帝的信任和倚重。皇帝可以轻易绕过内阁，直接下旨，也可以随时罢免内阁成员。所以，明朝的内阁更像是一个高度集权下的辅助性行政机构，而非独立于皇权之外的制衡力量。
资产阶级君主立宪： 这是指在一个君主制国家，由于资产阶级经济力量的壮大，迫使君主权力受到一定限制，并逐渐形成以议会为主要代表的政治体制。其中，资产阶级通过议会掌握立法权和部分行政权，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导力量。
士大夫官僚阶级君主立宪： 如果要构想这样一个模式，那“士大夫官僚阶级”就需要在政治上扮演类似资产阶级的角色，即通过某种制度化的方式，对皇权形成有效的制约，并掌握国家的部分政治权力。
现在，我们来分析明朝“内阁权”下，是否具备形成“士大夫官僚阶级君主立宪”的土壤，以及存在的障碍：
一、 潜在的可能性和基础：
1. 士大夫阶级的存在和影响力： 明朝的士大夫阶级，通过科举制度选拔出来，构成了庞大的官僚体系。他们接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强调“修齐治平”，对国家政治有天然的责任感和参与欲望。虽然他们的权力依附于皇权，但他们作为知识精英和管理人才，在国家治理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一旦有机会，他们确实有可能形成集体性的政治诉求，以维护自身阶级的利益和国家制度的稳定。
2. 内阁的“集权化”可能： 尽管内阁的权力依赖于皇帝，但历史上也出现过一些权力较大的内阁，例如严嵩时期。如果皇帝因年迈、病弱或其他原因，将更多的政务委托给内阁，并且内阁成员能够团结一致，形成相对独立的决策和执行能力，理论上，内阁可以成为一个事实上的权力中心。
3. 制度的“弹性”和“缝隙”： 任何制度都有其运行的弹性和可以被利用的缝隙。明朝的官僚制度，虽然强调君臣父子，但内部的奏疏制度、言官制度（虽然后期也受到压制）等，都为士大夫表达意见、施加影响提供了渠道。如果这些制度在特定历史时期被士大夫阶级有效利用，也可能促成一定程度的权力制衡。
二、 巨大的障碍和限制：
1. 皇权至上的根本性问题： 这是最致命的障碍。明朝政治的核心是“皇权”，而非“权力”。皇帝是国家权力的唯一来源和终极裁决者。内阁的存在，只是皇帝处理政务的工具，其性质与西方君主立宪中，国王权力受到议会制约完全不同。明朝不存在“臣权”独立于“君权”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空间。即使内阁权力再大，也永远是“奉旨办事”，而非“分享权力”。
2. 内阁的局限性：
非制度化的权力： 内阁大学士的任命、权力大小、任期，都完全由皇帝决定。没有法律上的保障，也没有制度上的继承性。今天的大阁老，明天就可能成为阶下囚。
缺乏代表性： 内阁是皇帝挑选的几位大臣，其代表性非常有限，更谈不上代表整个“士大夫阶级”的利益，也更不可能代表社会上的其他阶级。
内部的倾轧： 明朝内阁成员之间，以及内阁与六部之间的权力斗争从未停止。这种内耗使得他们很难形成一个统一的、能够与皇权抗衡的政治集团。
3. 士大夫阶级的内部矛盾： 虽然士大夫是同一阶层，但他们的政治立场、利益诉求并不完全一致。有依附皇权、坚守传统儒家伦理者，也有因改革主张而被压制者（如王阳明、张居正等，虽然张居正权力很大，但最终也因改革触动太多利益而受到清算）。这种内部的分化，使得他们难以形成一个有力的、统一的政治力量。
4. 经济基础的差异： 资产阶级君主立宪的关键在于资产阶级经济力量的壮大，他们有了足够的经济实力和政治诉求，才敢于挑战封建王权。明朝虽然商品经济有所发展，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传统农业经济仍然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士大夫阶级虽然掌握着官僚权力，但他们的经济基础更多地依赖于俸禄、土地和特权，而非独立的、能够与国家机器抗衡的经济实力。他们更多的是作为维护现有社会结构的管理者，而非能够推动社会变革的经济力量。
5. 缺乏法律和制度的支撑： 君主立宪需要一套相对完善的法律体系来界定和约束不同权力主体（君主、议会、政府）的权责。明朝的法律体系是以皇权为中心，并不能为“士大夫官僚阶级”提供独立的、制度化的权力保障。
6. “祖制”的束缚： 明朝非常强调“祖制”，即皇帝的决策必须遵循祖宗规矩。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皇帝的绝对权力，但这种限制是“以君权之名”行使的，而非“挑战君权”。士大夫很难以“超越祖制”的方式，来构建一套新的权力格局。
三、 为什么“不可能”或“非常困难”？
综合以上几点，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明朝“内阁权”存在的背景下，极难形成类似于资产阶级君主立宪的“士大夫官僚阶级君主立宪”。
原因在于：
皇权是唯一且绝对的根本。 内阁始终是皇权的附庸，士大夫的权力来自于皇帝的授予，而非独立于皇权之外的制度保障。
士大夫阶级缺乏独立的经济基础和政治诉求。 他们更多的是作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其诉求往往是围绕如何在现有体制内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和利益，而非颠覆现有体制。
没有形成有效的制度化制衡机制。 所谓的“内阁权”缺乏法律和制度的支撑，极易受到皇权变动的影响。
举例说明：
明朝虽然有张居正这样能够推行大刀阔斧改革的权臣，他的改革在某种程度上集中了权力，也推动了国家治理。但是，一旦皇帝（神宗）不再信任他，或者他的改革触动了太多既得利益者（包括皇帝本人和一部分士大夫），他的改革成果很容易被否定，他本人也可能受到清算。这恰恰说明了这种权力架构的脆弱性，它不具备“宪政”意义上的稳定性和不可逆转性。
总结：
明朝的内阁制，是一种高度集权下的行政权力分配模式，它使得一部分士大夫能够接近权力中心，并参与到国家治理中。然而，这种模式的本质仍然是“君主集权”，而非“权力分享”。士大夫阶级虽然有其独立思考和政治抱负，但缺乏独立于皇权的制度性权力基础、经济基础和社会动员能力，以及相应的法律保障，因此，在明朝的历史条件下，他们很难蜕变为一个能够主导政治、限制君权的“官僚阶级”。他们更像是皇帝的“高级打工仔”，即便能力超群，其权力的合法性和稳定性也完全取决于雇主（皇帝）的意愿。
这并不是说明朝的政治体制没有其独特性和复杂性，它在历史上确实存在过一些权力制衡的雏形，也为后世的政治思想留下了思考的空间。但若要比附到西方君主立宪那样，形成一个由特定阶级（即便这个阶级是官僚士大夫）凭借制度化力量，与君主形成稳定博弈和权力分享的格局，在明朝的政治土壤中，这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网友意见
谢邀，个人认为也有这个可能。
首先，立宪不一定就是民主，宪政和民主没关系。德日和沙俄也是宪政，不过是实君立宪。
但是明朝如果反推，确实可能产生“限制君权”的需求，但是个人觉得这种需求未必光彩。
“士绅”是用来形容“地主”的，而地主从秦朝开始，就只是资产主，而不是封建主。
中国从秦开始，叫“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这句话里面是没有提“阶级属性”，它不叫“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因为严格来说，中国古代是“资产阶级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这里的主要问题就是：
中国古代的地主，是拥有地方治权封建主？还是只拥有土地产权的资产主？
他们是贵族领主？还是资产阶级？
假如这一个县的土地都是你的，你有没有拥有本县的治理权？
答案是，没有，治理权在朝廷派遣的知县或者县令手上，地主只是资产主。
中国1919-1949年的革命叫“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本质是什么？——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
为什么？因为革命的主力是“农民”，革命后的农民分到了土地，成为了自耕农，土地是资产，自耕农是资产阶级中的“自给自足”的小资产阶级。
同样地，富农、地主、大地主，本质都是资产阶级。
中国自秦以来，土地已经变成了可以私有的资产，可以自由地交易流转，这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属性的。
中国古代的“土地兼并”，实际上就是资本兼并过程，只是这个资本存在的主体是土地而已。
这个过程中有一部分人的土地被兼并，他们从自耕农变成佃户、雇农，从小资产阶级跌落成无产阶级。地主和雇农、佃户的矛盾，本质上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
讲完了这个，我们再看明朝。
明朝末年的问题是什么？
地主们、东南的大商贾们，通过兼并，掌握了国家的绝大部分资产，但是承担的赋税却很轻。
自耕农们，掌握的资产极少，却承担着国家的大部分赋税，于是大量的自耕农破产变成贫农、甚至雇农。这时候，地主和大商贾们则低价抄底，买走了原属于自耕农们的土地，进一步加剧了土地兼并。
这些地主和大商贾，本身又是明朝的官僚们，明朝中央任何试图向他们收税的行为，都被他们给推回去了。
因为明朝自身的体制，无力改变畸形的兼并状态，于是底层人民发动了起义，来纠正这种畸形的错误。
这个时候，就会有两种结果：一种是在起义的压力之下，地主商贾向朝廷让步，通过让渡利益增强明朝朝廷的实力，成功平息起义。这样，虽然还是明朝，但税收和分配制度相比于起义前，仍然出现了改善，不那么畸形了，当然这种改善是不完全不彻底的。
另外一种，是明朝地主商贾不肯向朝廷让渡利益，那么明朝就无法平息起义，起义军推翻明朝，以武力向旧既得利益阶层血腥征税，这种情况下改善就是完全且彻底的。
我们说的第一种情况，就是题主说的“明朝成功反推”的情况，它和立宪没什么关系，但是反推完之后，这些士绅们确实会产生“重新向朝廷夺权”的需求。
这种情况下，确实有机会产生架空皇帝，甚至取消皇帝的可能，变成“权臣摄政”或者“士绅共和”，这个过程中为了寻找代替皇帝，或者取消皇帝的理论依据，确实有可能产生“宪法”这种东西。
但这肯定不能长久啊，重新向朝廷夺权之后，兼并又会进一步恶化。那么再下一次，农民又起义，推翻这些“共和士绅”。
那为了否定士绅，起义军肯定会把“皇帝”这个职位又请回来。新的皇权，为了限制资产阶级的无序扩张，就可能进一步细化“宪法”，将国家的税收权力明确化之类的。
当然，这已经不可能了。因为明朝的这群大地主+大商人+官僚愚蠢和贪婪到了一个极点，他们大踏步地选了我们刚刚说的第二种情况，抱着自己的钱一起下地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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