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汉简《赵正书》中记载秦始皇传位给胡亥是否属实？
关于北京大学藏战国竹简《赵正书》中记载秦始皇传位给胡亥是否属实，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它涉及到史料的解读、学术观点的碰撞以及历史真相的还原。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赵正书》的性质和它在研究秦始皇传位问题上的重要性。
《赵正书》的发现与价值
《赵正书》是近年来考古发现的重要先秦竹简之一，其内容涉及战国时期赵国的历史、政治、军事以及秦国的一些情况。不同于传统的传世文献，简牍出土于墓葬，为我们提供了与史书不同的视角和信息。
《赵正书》中关于秦始皇传位给胡亥的内容，之所以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与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不同的叙事。
《史记》中的主流记载
在通常我们所接触到的历史叙述中，秦始皇去世前，是在沙丘（今河北省广宗县）病重，他的长子扶苏是当时被任命为北边军监军的将领，是公认的继承人。然而，《史记》记载，秦始皇在丞相李斯、宦官赵高以及幼子胡亥的陪伴下驾崩。在赵高的威逼利诱下，李斯篡改了始皇遗诏，宣布扶苏和蒙恬（扶苏的亲信）赐死，并立胡亥为太子，即位为秦二世。
这一叙事成为我们理解秦始皇继承制度演变和秦朝政治权力斗争的核心依据。
《赵正书》的“不同声音”
《赵正书》中关于秦始皇传位给胡亥的记载，其具体细节在不同研究者的解读中可能略有差异，但核心信息是，它似乎暗示了秦始皇在临终前，并非如《史记》所说的那样，是被迫或被篡改遗诏，而是主动将权力交给了胡亥。
这里需要强调“似乎”和“暗示”，是因为简牍的文字解读和历史情境的复原本身就充满挑战。例如，有学者可能认为《赵正书》的记载更偏向于一种“正统”叙事，即秦始皇是经过深思熟虑后，将权力移交给了胡亥，而不是被赵高父子架空。
为何会出现不同说法？
1. 史料的立场与目的： 传世文献如《史记》，是经过后代史官修撰而成，可能受到当时政治立场、意识形态以及叙事需要的影响。而简牍的出土，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更接近事件发生时的“一手”材料，虽然其本身也可能带有作者的立场。
2. 历史真相的复杂性： 历史事件往往不是非黑即白的，尤其是在权力斗争的背景下。秦始皇去世前后，朝堂上的权力暗流涌动，李斯、赵高、胡亥、扶苏以及朝中其他势力之间的角力，使得真相的呈现更为复杂。
3. 解读的难度： 简牍文字的残缺、字体的辨识、以及特定历史语境的理解，都可能导致不同的解读。学者们会根据自己对史料的理解，结合其他相关史料，来构建历史叙事。
学术界的争论与主流观点
关于《赵正书》是否“属实”，学术界并没有形成完全统一的意见，而是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讨论。
支持《赵正书》观点的学者 可能会认为，简牍的出土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证据，挑战了《史记》的传统叙事。他们可能认为，《赵正书》的作者可能更倾向于一种“顺应天命”或“父子相传”的合法性解释，认为秦始皇确实有传位给胡亥的意愿。他们或许会从简牍文字本身的表述方式、叙事逻辑等方面来论证其可靠性。
倾向于相信《史记》的学者 可能会对《赵正书》的记载持谨慎态度。他们可能会强调《史记》作为一部史学巨著，其严谨性和对史料的运用。他们也可能认为，《赵正书》的作者本身可能也受到当时某种政治宣传的影响，或者其记载本身就有其局限性。他们可能会指出，《赵正书》中的说法与秦始皇长期以来立扶苏为继承人的行为和政治安排不符，并且忽视了赵高在其中扮演的关键角色。
试图调和双方的观点 也有学者试图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他们可能会认为，《赵正书》的记载可能反映了秦始皇在某个特定时期的想法，或者是一种“官方”宣传的口径，但并不能完全否定《史记》中关于权力被篡改的描述。历史真相可能比任何单一的史料都更为复杂，是多种因素交织的结果。
为何《赵正书》的说法更难被普遍接受？
尽管《赵正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但主流学术界依然倾向于相信《史记》关于秦始皇传位胡亥是经由赵高和李斯篡改遗诏的记载。这其中的原因可能包括：
1. 《史记》的系统性与权威性： 《史记》作为中国史学史上的里程碑，其叙事框架和对历史事件的梳理经过了历代学者的检验，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2. 缺乏足够的旁证： 《赵正书》的独立证据尚不足以完全推翻《史记》的叙事，需要更多的考古发现或史料支持来佐证其观点。
3. 逻辑的合理性： 相较于“被篡改”的戏剧性情节，《赵正书》的“主动传位”虽然也可能，但放在当时皇长子扶苏已被立为储君，且在北方拥有强大军事支持的背景下，似乎需要更强的解释力来支撑。赵高、李斯作为核心人物，其行为的动机和影响在《史记》中有较为清晰的阐述。
结论
总而言之，北京大学藏战国竹简《赵正书》中关于秦始皇传位给胡亥的记载，并非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同，它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史记》的叙事，引发了深刻的学术讨论。
目前来看，《赵正书》的记载尚不能直接证明秦始皇是主动传位给了胡亥，也不能直接否定《史记》中关于胡亥是通过篡改遗诏而继位的说法。 历史真相的还原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需要不断发掘新证据，对已有史料进行更深入的解读和比较。
《赵正书》的价值在于它挑战了传统的历史叙事，促使我们更批判性地审视现有史料，并认识到历史事件的复杂性。对《赵正书》的深入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秦始皇的权力继承问题，以及战国末期至秦朝初期波诡云谲的政治格局。未来的考古发现和学术研究，或许能为我们揭示更接近历史真相的面貌。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赵正书》的性质和它在研究秦始皇传位问题上的重要性。
《赵正书》的发现与价值
《赵正书》是近年来考古发现的重要先秦竹简之一，其内容涉及战国时期赵国的历史、政治、军事以及秦国的一些情况。不同于传统的传世文献，简牍出土于墓葬，为我们提供了与史书不同的视角和信息。
《赵正书》中关于秦始皇传位给胡亥的内容，之所以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与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不同的叙事。
《史记》中的主流记载
在通常我们所接触到的历史叙述中，秦始皇去世前，是在沙丘（今河北省广宗县）病重，他的长子扶苏是当时被任命为北边军监军的将领，是公认的继承人。然而，《史记》记载，秦始皇在丞相李斯、宦官赵高以及幼子胡亥的陪伴下驾崩。在赵高的威逼利诱下，李斯篡改了始皇遗诏，宣布扶苏和蒙恬（扶苏的亲信）赐死，并立胡亥为太子，即位为秦二世。
这一叙事成为我们理解秦始皇继承制度演变和秦朝政治权力斗争的核心依据。
《赵正书》的“不同声音”
《赵正书》中关于秦始皇传位给胡亥的记载，其具体细节在不同研究者的解读中可能略有差异，但核心信息是，它似乎暗示了秦始皇在临终前，并非如《史记》所说的那样，是被迫或被篡改遗诏，而是主动将权力交给了胡亥。
这里需要强调“似乎”和“暗示”，是因为简牍的文字解读和历史情境的复原本身就充满挑战。例如，有学者可能认为《赵正书》的记载更偏向于一种“正统”叙事，即秦始皇是经过深思熟虑后，将权力移交给了胡亥，而不是被赵高父子架空。
为何会出现不同说法？
1. 史料的立场与目的： 传世文献如《史记》，是经过后代史官修撰而成，可能受到当时政治立场、意识形态以及叙事需要的影响。而简牍的出土，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更接近事件发生时的“一手”材料，虽然其本身也可能带有作者的立场。
2. 历史真相的复杂性： 历史事件往往不是非黑即白的，尤其是在权力斗争的背景下。秦始皇去世前后，朝堂上的权力暗流涌动，李斯、赵高、胡亥、扶苏以及朝中其他势力之间的角力，使得真相的呈现更为复杂。
3. 解读的难度： 简牍文字的残缺、字体的辨识、以及特定历史语境的理解，都可能导致不同的解读。学者们会根据自己对史料的理解，结合其他相关史料，来构建历史叙事。
学术界的争论与主流观点
关于《赵正书》是否“属实”，学术界并没有形成完全统一的意见，而是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讨论。
支持《赵正书》观点的学者 可能会认为，简牍的出土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证据，挑战了《史记》的传统叙事。他们可能认为，《赵正书》的作者可能更倾向于一种“顺应天命”或“父子相传”的合法性解释，认为秦始皇确实有传位给胡亥的意愿。他们或许会从简牍文字本身的表述方式、叙事逻辑等方面来论证其可靠性。
倾向于相信《史记》的学者 可能会对《赵正书》的记载持谨慎态度。他们可能会强调《史记》作为一部史学巨著，其严谨性和对史料的运用。他们也可能认为，《赵正书》的作者本身可能也受到当时某种政治宣传的影响，或者其记载本身就有其局限性。他们可能会指出，《赵正书》中的说法与秦始皇长期以来立扶苏为继承人的行为和政治安排不符，并且忽视了赵高在其中扮演的关键角色。
试图调和双方的观点 也有学者试图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他们可能会认为，《赵正书》的记载可能反映了秦始皇在某个特定时期的想法，或者是一种“官方”宣传的口径，但并不能完全否定《史记》中关于权力被篡改的描述。历史真相可能比任何单一的史料都更为复杂，是多种因素交织的结果。
为何《赵正书》的说法更难被普遍接受？
尽管《赵正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但主流学术界依然倾向于相信《史记》关于秦始皇传位胡亥是经由赵高和李斯篡改遗诏的记载。这其中的原因可能包括：
1. 《史记》的系统性与权威性： 《史记》作为中国史学史上的里程碑，其叙事框架和对历史事件的梳理经过了历代学者的检验，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2. 缺乏足够的旁证： 《赵正书》的独立证据尚不足以完全推翻《史记》的叙事，需要更多的考古发现或史料支持来佐证其观点。
3. 逻辑的合理性： 相较于“被篡改”的戏剧性情节，《赵正书》的“主动传位”虽然也可能，但放在当时皇长子扶苏已被立为储君，且在北方拥有强大军事支持的背景下，似乎需要更强的解释力来支撑。赵高、李斯作为核心人物，其行为的动机和影响在《史记》中有较为清晰的阐述。
结论
总而言之，北京大学藏战国竹简《赵正书》中关于秦始皇传位给胡亥的记载，并非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同，它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史记》的叙事，引发了深刻的学术讨论。
目前来看，《赵正书》的记载尚不能直接证明秦始皇是主动传位给了胡亥，也不能直接否定《史记》中关于胡亥是通过篡改遗诏而继位的说法。 历史真相的还原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需要不断发掘新证据，对已有史料进行更深入的解读和比较。
《赵正书》的价值在于它挑战了传统的历史叙事，促使我们更批判性地审视现有史料，并认识到历史事件的复杂性。对《赵正书》的深入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秦始皇的权力继承问题，以及战国末期至秦朝初期波诡云谲的政治格局。未来的考古发现和学术研究，或许能为我们揭示更接近历史真相的面貌。
网友意见
谢谢邀请，沉默很久，对不起各位关注我的朋友。这个话题我可能不得不说一句，最高票
@姬轩亦君的答案犯了文言阅读理解的错误。
先说我的观点，及至目前，仍与朱凤瀚、韩巍、陈侃理等几位老师在《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概说》（以下简称《概说》）一文中的观点一致：
《赵正书》……部分段落见于《史记》的《蒙恬列传》、《李斯列传》，但文句不尽相同，可能是司马迁撰写《史记》时的参考之一。书中对胡亥继位以及秦始皇最后一次巡行路线、赵高之死等事的记载与《史记》不同，提供了西汉前期人讲述秦末历史的一个新文本。它不仅为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新认识，而且启发我们思考汉代人的秦史观，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和很高的史料价值 。
也就是说，《概说》认为，《赵正书》的内容作为一种历史叙述的价值比作为一种历史事实更大。我同意这一点。
我们可以把《赵正书》和《史记》放在一起，做一个文献学的推理分析：
- 《赵正书》有相关段落与《史记》某些列传相似，这有三种可能：1）《史记》参考了《赵正书》。2）《史记》没有参考《赵正书》，而二者都默契地参考了同样的史料来源。3）《史记》没有参考《赵正书》，而二者都默契地参考了相似的史料来源。
- 《赵正书》成书于西汉早期，对秦始皇直称“赵正”，显然它并没有为秦朝讳的意思。那么它记载秦始皇死前情状如此详细，则有两种可能：1）其作者知道事实就是这样。2）其作者不知道事实，只是在写一个好看的故事。
《概说》认为北大简基本抄写于武帝后期至昭帝时期，《赵正书》亦然；但一般认为从成书而言，《赵正书》应撰写于武帝时期之前，具体可参赵化成《北大藏西汉竹书〈赵正书〉概说》。 - 西汉早期的人们对秦朝了解多少呢？首先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都知道胡亥从表面上看起来是正常继位的，益阳兔子山9号古井出土的秦二世元年文告：
天下失始皇帝，皆遽恐悲哀甚，朕奉遗诏，今宗庙吏及箸以明至治大功德者具矣，律令当除定者毕 矣。元年与黔首更始，尽为解除流罪，今皆已下矣。 朕将自抚天下，吏、黔首，其具行事已，分县赋援黔首，毋以细物苛劾县吏。亟布。
这是一份从皇帝往官府层层下达的官文书，就像现在的红头文件，其中的关键是秦二世自己提到了“遗诏”。他说的话是不是真的无法讨论，但显然我们知道他这么做是在给自己树立正统性。在人们所见材料尚少的西汉早期，《赵正书》的作者根据大家口耳相传的这个“遗诏”说法进行创作，也是有可能的。
- 是距离历史时间越远，看得越清楚，还是距离历史时间越近，看得越清楚？这个问题可能没法直接回答。我们再审视一下《赵正书》和《史记》的可信度：1）司马迁作《史记》，参考了秦国正史《秦纪》，“网罗天下放失旧闻”，最后他选择了这样的写法。而《赵正书》的史料来源目前还不清楚。2）《赵正书》的创作年代正值焚书之余，全国各地的旧书尚未被朝廷掌握网罗，很难相信他的作者会接触比司马迁所见更多的史料。3）从《赵正书》行文来看，开头是“昔者……”，这就相当于我们讲故事开头用“很久很久以前……”，在最后还附了作者的感言：“胡亥所谓不听閒（谏）者也，立四年而身死国亡。”所以赵化成老师认为这说明《赵正书》的写作目的是“以史为鉴”，劝讽朝廷。4）《赵正书》目前来看，最大的问题是孤证不立，兔子山的秦二世元年文告恐怕还不能直接支撑它那么详细的记载。
相比之下，当《史记》记述不确切年份，一般用“初”，“昔者”则几乎全部出现在人物对话之中。
综上，题主问的是“是否属实”，所以我认为，《赵正书》中与《史记》的歧异之处从目前来看，仍是孤证，需要更多的材料佐证才能立足。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围绕着《赵正书》的研究都是从历史书写和秦二世确立正统性这两方面着手的，大家都避开了“它到底是不是这样”的问题。
最后是“请立胡亥为代后”的理解问题。
《赵正书》原文是说，秦始皇出游至柏人而病笃，召来李斯等人，要他们“议所立”。君臣之间你推我让，“议所立”的话说了好几次，显然这时候秦始皇是没有明确表示要立谁的，他只是不断强调“吾子之孤弱”，“吾子”可能指胡亥，也可能指他的所有儿子。于是李斯和冯去疾说：
今道远而诏期群臣，恐大臣之有谋，请立子胡亥为代后。
这里的“代后”，其实没有什么疑难处，就是“继承人”的意思。“代”最基本的意思是“更替”，更替的对象是秦始皇。有大量语料可以佐证这一点：
《史记·樊哙列传》：
他广实非荒侯子，不当代后。
《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常见句式：
诏赐A代后者B爵关内侯。
B是A的“代后者”。
姬君的猜想很精彩，但我怕可能求之过深了。
*2.19得姬君回复，考虑了一下“代后”是否有合法性影射的问题，再补充一条史料。《战国策·秦一》：
孝公已死，惠王代后，莅政有顷，商君告归。
秦惠文王始终是秦孝公的太子，即位之后使秦国继续富强，史书从来没有对他的继位正统性提出过质疑。
再如之前引到的《樊哙列传》条，“不当代后”，是其人本不具有继承正当性，反过来说明“代后”在文本中是个中性词。春秋笔法、微言大义在史书中确实是存在的，但历史作为一门学科，就和其他学科一样，要讲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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