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北魏汉化改革失败，而清朝汉化后却能入主中原二百年之久？
一、 北魏汉化改革失败的原因
北魏汉化的主体是鲜卑族，他们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征服了北中国。他们的改革，尤其是孝文帝时期的汉化，其动机和目的性是复杂的，既有巩固统治、增强国力的现实考量，也包含了一部分统治者对汉族先进文化的认同。然而，改革的失败根源在于：
1. 改革的激进性与社会接受度的不匹配：
强制性过强： 孝文帝推行的汉化措施，如迁都洛阳、改姓氏、禁鲜卑语、穿汉服、通婚姻等，都是自上而下、强制推行的。这些措施触及了鲜卑族的核心身份认同和生活习惯，引起了贵族和部分民众的强烈不满和抵触。
缺乏缓冲和渐进： 鲜卑族的文化基础与汉族存在较大差异。过于激进的改革，没有给予足够的时间让鲜卑族人适应和消化，直接剥夺了他们的民族文化特质，自然难以被广泛接受。
汉族士人的有限支持： 虽然改革吸收了一些汉族士人参与，但他们对改革的认同更多是出于对汉族文化复兴的期待，而非对鲜卑统治者的全然支持。当改革触及鲜卑族自身利益和文化时，汉族士人的支持也可能动摇或转向观望。
2. 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与抵制：
鲜卑贵族的反弹： 改革触动了鲜卑旧贵族的利益和地位，他们保留着自己的语言、服饰和生活方式，是鲜卑民族性的代表。迁都洛阳、改姓氏等政策，剥夺了他们原有的特权和精神寄托，引起了以皇太后冯氏（非孝文帝生母）为代表的部分鲜卑保守势力的反对。
六镇之乱的导火索： 孝文帝为了推行汉化，将鲜卑的军事力量特别是旧有部落组织分散，并将部分军队调往南方边境，导致镇守北疆的鲜卑士兵失去了原有的军事联系和生活保障。迁都后，洛阳对北镇的鲜卑士兵来说，生活条件恶劣，文化冲击巨大，这些被边缘化的鲜卑士兵成为后来六镇之乱的主力，直接导致了北魏的分裂。
改革者的个人因素： 孝文帝虽然是改革的推动者，但他的早逝也为改革的后续推进埋下了隐患。他个人的威望和推行力无法完全压制住内部的阻力。
3. 文化融合的深度与广度不足：
表面化的汉化： 北魏的汉化更多停留在表层，如服饰、语言（在一定时期内）等外在形式。虽然也吸收了汉族的政治制度和哲学思想，但其对鲜卑族深层的民族精神和文化认同的改变并不深入。
文化主体认同的矛盾： 鲜卑族在文化上学习汉族，但其统治地位和民族身份仍然是鲜卑。这种“身在汉，心未汉”的状态，使得文化融合存在隔阂。
汉族文化自身的局限性： 当时汉族文化虽然先进，但也面临自身的一些问题，例如门阀士族的强大影响力，以及南北朝时期政治动荡带来的社会分裂。
4. 外部环境的压力：
南朝的反对： 南朝政权一直将北魏视为“夷狄”，对北魏的汉化改革持批评态度，认为其背叛了民族本源。这种外部压力使得北魏在推行改革时，可能顾虑重重，无法完全放开手脚。
总而言之，北魏汉化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其激进的推行方式，触犯了鲜卑族统治集团的根本利益和民族认同，导致了内部的严重分裂和反弹，最终引发了政治危机和国家的衰亡。
二、 清朝汉化政策的成功原因
清朝的统治者是满洲族，他们以军事力量征服了明朝并入主中原。与北魏不同，清朝的汉化政策之所以能够成功并维持长达两百多年，其成功之处在于：
1. 审慎和务实的汉化策略：
渐进性与选择性： 清朝统治者深知民族融合的复杂性，采取了更为渐进和选择性的汉化策略。他们并非全盘否定满洲文化，而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层面有选择地吸收汉族文化和制度。
“满汉一体”的政策与实践： 表面上推行“满汉一体”，但在实际操作中，满洲贵族仍然保持着其民族特有的文化习俗和政治特权，例如八旗制度、满语的使用等。这种“一体”并非完全平等融合，而是满族为主导的吸收。
保留满洲民族的独特认同： 清朝统治者并没有强迫满族人完全放弃自己的语言、服饰和姓氏（虽然鼓励使用汉姓，但仍有其保留）。他们既是中国的统治者，也是满洲的族群。这种对自身民族身份的保留，使得满族统治者能够团结满族内部，并以更强的凝聚力来管理中国。
2. 强大的政治控制与压制能力：
军事力量的绝对优势： 清朝入关后，凭借其强大的八旗军事力量，有效地镇压了南明政权和各类反抗势力。这种绝对的军事优势是推行任何政策（包括汉化）的根本保障。
对汉族精英的笼络与控制： 清朝统治者通过科举制度、招揽汉族官员、利用汉族士人的忠诚等方式，将汉族精英纳入其统治体系。同时，他们也通过文字狱等手段，严密控制汉族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言论，防止出现对清朝统治不利的思想潮流。
八旗制度的隔离与特权： 八旗制度在初期有效地将满族人与被征服的汉族人区分开来，为满族统治者提供了稳固的政治和军事基础。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民族的深度融合，但也保证了满族统治者对政权的绝对控制。
3. 汉族文化自身的吸引力与包容性：
汉族文化的成熟与先进性： 汉族拥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和成熟的政治制度。这些先进的文化元素本身就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能够被统治者所吸收和借鉴。
汉族知识分子的归顺： 许多汉族士人出于对民族气节的考量或现实利益的驱动，选择归顺清朝，并为清朝的统治提供理论支持和管理人才。他们对汉族文化的传承和发扬，也间接促进了清朝的汉化。
文化适应的灵活性： 清朝统治者在吸收汉族文化时，也注重对满洲文化进行一定程度的保留，这种“亦满亦汉”的状态，使得文化融合更具灵活性，减少了直接的文化冲突。
4. 与前朝统治经验的继承与发展：
继承明朝政治制度： 清朝在统治初期，基本上沿用了明朝的中央集权制度、官僚体系以及经济政策等。这种继承性使得国家的运转能够保持稳定，也为汉化政策的推行奠定了基础。
借鉴历代王朝经验： 清朝统治者充分吸取了历史上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失败的教训，如金朝和元朝，避免了重蹈覆辙。他们认识到要长久统治中国，必须赢得汉族人口的支持和认同。
5. 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
“康乾盛世”的稳定： 清朝在统治初期，尤其是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国家社会相对稳定，经济得到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国家繁荣，降低了民众对统治者民族身份的敏感性，更愿意接受统治者的文化和制度。
统一的疆域与国家认同： 清朝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统一的疆域，将汉族地区与满族、蒙古族、藏族等多个民族地区整合在一起。在国家认同上，逐渐形成了一个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概念，为汉化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更广阔的背景。
总而言之，清朝汉化政策的成功，是建立在其审慎务实的策略、强大的政治控制能力、汉族文化自身的吸引力以及良好的社会经济发展基础之上的。清朝统治者懂得如何“以汉治汉”，如何在中国这个拥有成熟文明的土地上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统治模式，既吸收了汉族文化中的精华，又保留了自身的核心统治力量。
总结对比：
| 特征 | 北魏汉化改革 | 清朝汉化政策 |
| : | : | : |
| 目的性 | 巩固统治、增强国力，部分认同汉文化，但较为激进 | 巩固统治、长久统治，策略性吸收汉文化，以满族为核心 |
| 推行方式 | 强制性、激进性，触及民族核心认同 | 渐进性、选择性，保留自身民族特质与统治优势 |
| 统治集团 | 鲜卑贵族内部存在严重分裂和抵制 | 满洲贵族保持高度团结和控制力 |
| 民族认同 | 试图强行抹去鲜卑民族特性，导致反弹 | 保留满洲民族身份，采取“一体”策略，但满族为尊 |
| 汉族支持 | 有限，对鲜卑统治者缺乏深层认同 | 通过制度和利益笼络汉族精英，部分汉族士人归顺 |
| 社会基础 | 动荡不安，改革引发社会分裂 | 相对稳定，社会经济得到发展 |
| 文化融合 | 表面化，缺乏深度，存在文化隔阂 | 策略性吸收，保留满洲特色，具有灵活性 |
| 最终结果 | 改革失败，国家分裂，政权灭亡 | 改革成功，入主中原，统治长达两百余年 |
正是这些关键的差异，决定了北魏的汉化改革最终走向了失败，而清朝的汉化政策却得以成功，并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网友意见
顺着 @寒鲲 阿鲲的思路具体展开一下，与北魏相比，清代统治技术的提升不只是华夏帝国自身的进步，还包括北方民族在统治策略上的进步，在二者的叠加之下最终造就了清代统治的成功，具体而言，从北魏到清代的变化代表着北方民族不再将“胡汉”作为政治路线的变化，而是将其工具化，将其“降格”为统治的策略，通过维护不同文化之间的平衡，实现对大一统帝国的多元统治。
对于清代与北魏的不同，其实前人早有论述，魏特夫曾根据统治方式的不同，将异族王朝区分为渗透王朝和征服王朝两类，其中北魏就是最为典型的渗透王朝，渗透王朝的特点在于以逐渐渗透的方式逐渐从塞外转向内地，而这种“渗透”与“移动”则意味着他们会逐渐切断与塞外的联系，遗忘自身的异民族特性，在政治体制、文化风俗等方面积极汉化，最终基本转型为一个内地王朝。渗透王朝集中于魏晋时期，如果仔细对这些胡族政权进行考察，可以发现他们绝大多数并非如传统认知中的游牧民族那样起家于塞外，攻入内地，而是本身就是内迁于汉地的胡族，而为了落实对汉地的统治，走向汉化也成为他们共同的选择。
而征服王朝的特点在于他们往往在塞外建立政权并逐渐征服汉地，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一方面会积极汉化巩固统治，另一方面在逐渐汉化的同时他们并不会遗忘其龙兴之地，反而会将起家的内亚之地置于与汉地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在接受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同时保留其内亚性的因素，使其统治方式呈现出多元性的特征，而其典型自然就是古代史后期的辽金元清，从辽代的南北院开始，内亚边疆便与汉地一同成为征服王朝统治者考虑的范围，而对两个地域采取不同的统治策略也成为通用之法，毋宁说从渗透王朝向征服王朝的转变正体现出了异族王朝本身的完善。
从这个角度而言，这个问题其实是错误的，清朝之所以能入主中原二百年之久并不是因为“汉化”，而恰恰是因为他拒绝了全盘汉化。实际上清史学界对于“汉化”的争论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老问题了，最出名的自然是被认为是“新清史起源”的罗友枝与何炳棣的论争，实际上今天来看，二者并不存在实质上的差异，只是在判准上存在不同，新清史虽然通过“内亚性”反对“汉化论”，但是他们的观点并不是“清代没有汉化”，而是“清代不止有汉化”，之后清史学界尽可能以“涵化”（acculturation）的视角代替“汉化”，当然我认为其更准备的翻译是“文化互渗”，即清代的统治实质是多元的，并且不同文化之间是相互渗透的。
以下我将从身份、文化与边疆治理三个方面说明征服王朝统治的多元性。清代统治的多元性体现在多个方面，最常被提起的是清代皇帝的多种身份，柯娇燕以乾隆为例，认为“乾隆帝将自己塑造为包容满洲人、蒙古人、藏人、维吾尔人和汉人之五族统治者”，他既是皇帝，又是大汗，也是文殊活菩萨。但是就像沈卫荣所提出的反对意见一样，清代皇帝的多种面孔并不是清代或是内亚性的独特之处，明代皇帝在处理与西藏的关系时也会有意无意的扮演文殊菩萨，而更早的“圣人可汗”“天可汗”也暗含了皇帝身份的多元性。
而在文化方面则表现为统治者对满人“国语骑射”的强调。以杭州旗营为例，在入关一个世纪以后，“其清语率皆生涩，然音律尚不至大错，设令汉语则与本地汉人无异。”针对这种情形，康熙认为“满人以骑射为本，本无碍于读书识字，应试乡会之旗人，理应精通骑射”，但康熙、雍正鼓励大体维持了自愿原则，并鼓励满汉兼学，而乾隆则认为这种文化驳杂而无用，因此他的态度更为直接：“骑射国语乃满人之根本，旗人之要务”，“尔等曾否研习经典，朕不关心。”如果说清代真的从北魏的历史教训中学到了什么的话，那就是不要背弃自己的传统。当然与此同时，无论是康熙、雍正还是乾隆，他们无不热心于儒家经典，这恰恰说明文化之于统治者只不过是工具性的统治策略。
实际上最能体现清代统治多元性的仍然是其类似于辽代辽代南北院的国家建构模式，清代统治者对于边疆地区采取了两种不同的策略，对于西南部地区，清代统治者延续了明代的改土归流政策，在当地推行汉化政策，使其成为内地的一部分，而对于西北边疆地区，他们则采取了与传统汉族王朝不同的统治策略，清代统治者将其版图划分为汉地、满洲、蒙古、新疆、西藏等不同区域，按照各自的风俗建立行政体制，并通过在朝中设置理藩院统领外藩各部，由此形成多元化的国家建构体制，实现了对边疆地区的有效统治。
如何理解清代统治的这种多元性呢？一方面，这种多元并非现代政治视角下的多元化，当代语境中的多元实际是对多元文化的尊重，而清代的某些政策实际上是与此背道而驰的，最为典型的乾隆时期，无论是再造满洲性的政治工程还是对边疆的封禁政策，实际都表现出这种多元性是“隔离但平等”，即所有人都是天子的臣民，因此它的本质仍然是皇权政治的产物，而非文化交融的结果，尽管他在客观上确实有助于对抗汉族中心主义。另一方面，这种多元性只是统治工具并非文化认同，为了说明这一点，仍然以乾隆为例，乾隆晚年曾发布过一篇《喇嘛说》的学究式圣谕，再极力炫耀自身对藏传佛教的精通的同时，却又反复强调自己的目的仅在于【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而非若元朝之曲庇谄敬番僧也】。
如果说对于北魏的统治者而言，胡与汉是有你无我的政治路线分歧，那么在乾隆看来，无论是满洲特色、汉文化还是藏传佛教，都只是贯彻统治的工具罢了，而他本人则是熟练运用这些工具实行统治的天下守护者。这种对于多元文化的运用已然是唐代以来统治者的基本特征，只是清代作为征服王朝运用的最为娴熟而已，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种将不同文化从“认同”降格为“工具”的现象正说明皇权政治的发展与完善。
我们在讨论“历史”的时候，永远都不能忽视一个最最核心的因素——时间。毕竟“历史”二字中的“历”字本身，便有“经过”之含义，大凡“经过”，必须“时间”。“事件时间”之长短、先后，“人物时间”之年龄、辈分，都是“时间”要素最为直接的体现。
- 北魏王朝的存续时间为公元386年-公元534年
- 清王朝的存续时间为公元1644年-公元1911年
北魏与清，两个王朝生生相距了至少1100年，1100年是个什么概念？足够同时期的欧洲从罗马帝国的衰亡发展出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与工业革命的近现代社会。
- 西罗马帝国存续时间：公元395年~公元476年
- 西哥特王国存续时间：公元418年~公元714年
- 文艺复兴持续时间：公元1300+~公元1500+
- 启蒙运动持续时间：公元1600+~公元1700+
- 工业革命持续时间：公元1760+~今
在曾经大行其道并且至今仍有余威的“欧美中心历史观”影响下，人们往往认为有且只有欧美文明（西方社会）是不断进步、不断迭代的，以至于忽略了其他人类文明社会内部的复杂流变。中国古代历史也是如此，数千年来“相对稳定有序且博采丝路给养”的相对独自发育，加上地大物博、内部差异明显的“内部多元影响”，这就为中国古代社会各个维度的不断迭代提供了丰富而多元的基础。
返观北魏与清，如果我们从北方草原族群入主中原的历史轴线上来看。北魏其实是整合十六国纷乱后入主中原的早期北方草原族群政权，清朝则是所有入主中原北方草原族群政权的集大成者。北魏之前相对成功一些的前辈，基本上有且只有后赵、前秦做到了与北魏大致相当的“半壁江山”格局，而且后赵与前秦的“国人阶层”本质上还是进入山西高原与关中平原1个多世纪的“半汉化族群”。
如果完全按照北魏建国时仍处塞北、逐渐入主中原的模式来衡量，像北魏这样“由塞北而中原”且形成较稳定统治的十六国政权，也便只有慕容燕一家。那么，由此观之，北魏完全就是一个毫无“完成汉化、完成一统”之前辈的“塞北而中原”模式之“新手”，能够勉力维持一百多年踉踉跄跄的半一统（439-534），已属不易。
那么，清王朝的前辈又是哪些政权呢？除了十六国与北魏，辽、西夏、金、元都是完完全全的“自塞北而中原”或“处塞北而汉化”模式，都是建立政权以前基本上不怎么汉化的族群。何况，辽夏金元的统治，不论广度、深度、持续度，都是远超北魏的水准。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十六国及北魏所能“汉化”的目标，有且仅有秦汉体制（华夏帝国1.0版）及其衍生品（魏晋南朝），清王朝所能“汉化”的目标，可是历经唐、宋、辽、金、元不断迭代以后的明王朝（华夏帝国3.0版），明体制在皇帝集权、中央集权、地方治理等方面是高度成熟的，远非秦汉可比。
那么，前辈里有且只有“华夏帝国1.0”与“早期塞北族群”的北魏王朝，哪里比得上前辈是“华夏帝国3.0”与“中后期塞北族群”的清王朝？第一批次吃徒手“汉化螃蟹”的北魏，自然不可能像清王朝那样拿着“蟹八件”吃“汉化螃蟹”更加从容、更加方便、更加持久。
总而言之，北魏与清朝的汉化比较，我们大可不必细究两个王朝在具体措置上的同、异、优、劣，单单是抓住“相距千年的时间先后”这个点位，就能明白个中关键了，大可不必绕开“时代性”去比较政策之间的不同。
因为清充分吸取了北魏汉化的教训啊。
清是一个善于学习的王朝，北魏踩过的两个大坑它无一踩中。而这两个坑都被满清完美解决，不仅不受其害，反而成了帝国的支柱。
北魏踩过的第一个坑为：
- 拓跋氏进入中原过早，没有完成漠北游牧民族和东北渔猎民族的整合
分析历史上试图入主中原或者与中原纠缠不清的游牧渔猎政权，你会发现，鲜卑尤其是拓跋部和慕容鲜卑，是两个绝对的异类。
不管匈奴、突厥还是蒙古甚至契丹，都是搞定漠北再南下；唯有拓跋鲜卑，在解决了慕容氏以后，就把重心转向了中原，这种选择本来很正常，无所谓对错。但在漠北没有安定的情况下，柔然的纠缠使得北魏最终功亏一篑，虽然孕育了隋唐，却没有成为第一个一统华夏的夷狄政权。
对南北朝历史略有了解的都知道，与拓跋鲜卑同源的柔然几乎是与其同步崛起的，拓跋魏从建国伊始就与柔然纠缠不清。拓跋力微和柔然始祖木骨闾几乎同时代，拓跋珪重建代国与柔然雄主社仑也几乎同步。虽然拓跋珪、拓跋嗣、拓跋焘数代雄主在对柔然的战争中占尽上风，但却始终无法摆脱柔然的纠缠。否则以拓跋魏的实力，他们是完全有一统华夏的实力的。
也就是说，与其他先搞定草原再图中原的游牧政权完全不同，拓跋鲜卑几乎就没有享受过草原的红利。所以个人认为，拓跋鲜卑的所谓草原农耕二元帝国是不成立的，或者说是不完全的。
而且要命的是，与柔然相爱相杀的同时，北魏发现自己的敌人又增加了：高句丽。拓跋氏北攻柔然，南与南朝缠斗，起家的白山黑水悄然崛起了一个庞然大物，高句丽。高句丽经常与东晋和南朝互动，骚扰北魏后方。这下北魏处境就更加尴尬了。
所以孝文帝不得不全力汉化，接受本部大都已经变成定居农民的现实。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
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
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
《木兰辞》中这些记载，当户织、故乡、猪羊，都是典型的农耕生活方式。可木兰家明显是军户，应该是鲜卑军人的后代。
北魏的功败垂成之外，元提供了另外一个反例。北魏是丢失了根本，而元则过于重视根本，对于汉化首鼠两端，结果进入中原的元不到百年就退回漠北。
元的失败有多重因素，但身份认同是元失败的根本原因。
虽然从元世祖忽必烈开始，元廷就开始尝试汉化，但一直不彻底。元仁宗元文宗等都试图调和草原与农耕二元体制，走向汉化，但来自草原保守势力的挑战使得元的汉化尝试一再受挫，元世祖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汗位之战，海都之乱，元武宗和泰定帝一系的两都之战，接二连三的草原与汉地之争，一次次中断了元的汉化进程。元朝皇帝的退让，使得他保持了很多的草原作风，甚至在皇宫内还保持着草原的大帐；这些虽让他有回退草原的本钱，但也使得元成为入主中原的短命王朝。
这些血淋淋的教训，善于学习的满清自然不会视而不见。让人不得不服的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在《后金檄明万历皇帝文》中，曾亲自列举了中国历史上十九个兴衰成败的例子，这证明清早对前朝的兴衰有过充分的研究。
清首先明确了自己的定位，首先自己是中原皇帝，其次是草原大汗，即中原皇帝兼草原大汗而不是反之，即草原大汗兼中原皇帝，反元之定位摇摆不定，模糊不清；其次，他首先扫清了东北的女真各部，又通过满蒙联姻等建立了与蒙古诸部如科尔沁、喀尔喀等的联盟，接着扑灭准噶尔、霍集占等的叛乱，稳定了漠北，没有北魏一样的后顾之忧。
- 北魏犯的第二个错误则是没有牢牢把握住自己的基本盘，抛弃了自己的根本。忘本的结果就是六镇兵变。与之相反，清通过满汉隔离、柳条边政策等，一直注意维持自己的根基即八旗制度，也就是所谓国本。这使得清虽然上层人口居于绝对少数，但基本盘从未丢失，这也是清能够维持将近300年，而北魏汉化功亏一篑的根本原因。
北魏内部的各种矛盾极为突出，主要表现在鲜卑军事贵族和汉人士族的矛盾、五胡十六国时期各种政治势力的遗存、士族与寒门的矛盾、皇权集权与鲜卑军事贵族分权的矛盾、北魏与东晋和刘宋的较量、柔然的袭扰等等。这些矛盾的解决是极为不易的。崔浩时期的“国史案”是鲜卑军事贵族与汉人士族矛盾的集中爆发；而孝文帝的汉化改制则是北魏上层试图解决最后一个大矛盾，即鲜卑人的定位问题。漠北已被柔然占据，东北被高句丽窃取的情况下，自身的基本盘即鲜卑人已经彻底放弃游牧，定居变成农耕民族。这种情况逼迫北魏高层必须做出调整，因为继续维持旧有的军事和政治制度已经毫无意义。如此，三长制、府兵制等接连出炉。
孝文帝的太和改制也就是所谓汉化是不得不为之的选择，也是必然的选择。
但这一改革的致命之处在于忽视了北魏自身的基本盘：鲜卑军士的利益。鲜卑上层已经彻底和汉人士族合流，而本用来防备柔然的鲜卑戍边军士（其实早就不止鲜卑军士了，还包括大量的汉人军户）地位从王朝支柱变成了臭狗屎，成了罪犯、流氓的收容所。而且汉化改制，其实掺杂了大量魏晋九品中正制的内容，这种制度其实是堵死了鲜卑军人的上升通道。
一个朝堂，如果下层的上升通道被堵死，通常就是改朝换代的时候了。更何况堵死的还是六镇军人的上升通道。这就直接要了北魏的命。
六镇军士其实就相当于满清的八旗。
北魏抛弃了六镇，可满清却从来没有抛弃过八旗。虽然乾隆时期有过汉军旗出旗的改革措施，但满八旗蒙八旗和汉军旗的核心力量从未有过变动。八旗虽然腐化堕落，但直到左宗棠收复新疆，其中照样有八旗的身影，金顺的八旗军依然是左宗棠收复新疆的主力之一。第二次鸦片战争八里桥之战，僧格林沁的蒙古八旗兵血战通州，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八旗这个国本从未有过任何的动摇，做到了与清同进同退。这与北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也是北魏改革短命，而清却能成为长寿王朝的很重要的另外一重原因。
综上，清是很善于学习的。他首先收服了女真各部，又通过百年的斗争，消化了蒙古诸部；同时，将中原王朝的治理体系和他的八旗制度融合在了一起。从努尔哈赤最早建立八旗制度开始，到皇太极引入明的六部，到康雍乾的上书房、军机处等的制度，清一直在进化；直到清末，又明智的采取了放权督抚，洋务运动、君主立宪、放开办报、议会制度、新军等都相继引入，实际上，清的统治者还是很识时务的。
满清不是汉化，而是奥斯曼化，奥斯曼续了六百年呢:
黑吉=小亚内陆
瑷珲=科尼亚
吉林城=安卡拉
辽宁=爱奥尼亚
辽阳=尼西亚
沈阳=布尔萨
山海关=博斯普鲁斯海峡
天津=泰基尔达
承德=埃迪尔内
北京=君士坦丁堡
满清帝国的核心其实只有这一圈。
奥斯曼帝国爆炸前是一个人口以基督徒为主的穆斯林国家。
清朝在灭亡之前是一个人口以儒教徒为主的萨满教国家。
孔家=君士坦丁堡大牧首，现在土鸡还有这玩意。
ps:爱奥尼亚就是小亚西部沿海，特洛伊所在，希腊人经营2000多年了，但也是土鸡自称的龙兴之地(攻克布尔萨开始崛起)。
剩下的
关内=鲁梅利亚
蒙古=库尔德
台湾=埃及
新疆=克里米亚汗国
西藏=罗马尼亚
众所周知，大清对关外旗人不咋样，而奥斯曼对小亚细亚突厥人就更差了，因为小亚细亚丰饶超过苦寒的黑龙江和吉林，突厥人口甚多（其中卡拉曼突厥可以类比海西女真，和奥斯曼也是世仇），根本没法都给福利，因此奥斯曼与各族精英抱团共治的程度就更强，但是在欧洲部分仍然非常依靠突厥人分散各地维持统治，如同大清的满城，在小亚细亚的大量底层突厥人则沦为韭菜，只有帝国要完蛋时才想到团结他们来保住最后的基本盘。
真正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会有人认为曾经的拜占庭遗民在驱逐突厥胡虏、光复罗马、实控了曾经作为突厥打手但又被突厥减丁的库尔德，和在奥斯曼时代加盟性质明显的克里米亚汗国和罗马尼亚以后，需要感谢突厥人的“领土贡献”。
补充:
伪满洲国的建立，可以视作满清试图模仿奥斯曼帝国崩溃后建立土耳其的尝试。虽然伪满洲国的官员大部分是汉人，但这是闯关东之后汉人在东北人口占大多数的必然结果。事实上如果伪满洲国能够长期存在而不被日本吞并（即日军与盟军长期相持，不失败也无法取胜，而不得不依赖伪满洲国），那么伪满洲国内必然会在学习日本爹文化的同时，搞大东北主义而汉人满洲化（顺带说一句，大东北主义、满洲化也是当代曹大佐、硕帝等人隐藏在入关学外衣下的的真实诉求）。本身无论是奥斯曼突厥或者满洲都是人造民族，奥斯曼突厥的人口主体来自于突厥化的拜占庭人，就连苏丹家族祖上都很可能是希腊裔，满洲的话大家都了解了，当初入关时就同化了大量汉人入旗，所以再胡化一波汉人也是可能实行的。
至于东北抗联中有满族将领和人员，则是由于关外满族在清末不但没有得到多少团结还被剥夺了铁杆庄稼，所以大量参与反清。其中不少人在伪满洲国建立时仍然保留着反清的心态，而未被成功团结。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满洲的精英群体在抗战时大部分投日，则是显而易见的，精英群体的抉择才是最有代表性的。在伪满洲国当中，这些满洲精英群体也才是和日本人交涉，替日本人实施统治的主要话事人。日本人为了给予溥仪面子，甚至让曾试图刺杀溥仪之父载沣的汪精卫向溥仪行礼，某些居心叵测之辈想要宣称伪满洲国是汉人主持的，这是压根说不通的。
精英团体无论有再多问题，一个民族在关键时候仍需要精英群体的引导。奥斯曼土耳其末期在消灭亚美尼亚人时，首先就迅速抓捕亚美尼亚精英人士多人进行杀害，而后亚美尼亚人群龙无首，难以组织起有效的反抗，遂被分区搜捕消灭，如今只能在埃里温一带的群山中苟延残喘，今年还被阿塞拜疆抢走了纳卡地区。而满洲在抗战期间大部分精英人士选择效力伪满洲国，也确实可以作为满洲民族抉择的判断。只不过阶级矛盾大于民族矛盾，底层满族和满族精英的矛盾更加不可调和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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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的汉化改革和清朝的汉化政策，虽然都涉及对汉族文化元素的吸收和融合，但其根本原因、实施方式、社会背景、政治结构以及最终结果存在巨大差异，从而导致了前者最终走向失败，而后者却能成功入主中原并统治长达两百余年。要详细讲述为何如此，我们需要从多个维度进行深入剖析： 一、 北魏汉化改革失败的原因北魏汉化的............. -
历史书上之所以要大书特书北魏的汉化，其根源在于这场发生在公元4到6世纪的深刻社会文化变革，不仅彻底重塑了北魏王朝的自身面貌，更对中国历史的走向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可以说，没有北魏的汉化，就没有后来大一统的隋唐盛世，也就没有我们今天所熟知的中国。要讲清楚为什么北魏的汉化如此重要，我们得先回到那个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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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时期，中国北方出现了“蛮族”汉化，并且汉族政权最终收复了北方，这与西罗马帝国崩溃后，蛮族（如法兰克、东哥特）也出现了罗马化，但罗马人未能收复西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深刻的时代背景、政治结构、文化融合方式以及军事实力等方面的差异。要详细解释这一点，我们需要分步进行分析。 一、 南北朝时期北方蛮族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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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服中原的北方蛮族，比如鲜卑、匈奴、契丹、女真、满洲等，在入主中原后，往往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一两百年）就发生了显著的“汉化”。而征服罗马的蛮族，比如哥特人、汪达尔人、法兰克人等等，融入罗马文明的过程则要漫长得多，可能需要数百年之久。这其中原因错综复杂，可以从多个维度来解读。一、文明的成熟度与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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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北方沦陷后，南方汉人王朝重建政权抵抗时间越来越短的现象，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涉及到历史、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个层面。为了更清晰地理解，我们可以从几个主要方面来剖析。首先，我们需要明确“北方沦陷”和“南方重建”这个历史背景。通常我们谈论这个现象，主要指的是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以及更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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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游牧民族与北方汉族的身高差异，这是一个历史学和人类学界颇为关注的课题。许多人认为，游牧民族以肉奶为主食，营养更为丰富，理应比以谷物为主食的汉族在身高上占有优势。然而，现实情况却并非如此简单，甚至在某些时期，汉族的身高还略高于游牧民族。要深入探讨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一、饮食并非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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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北宋以来，汉奸现象增多，这背后其实是一个复杂且逐渐演变的历史推力，并非一蹴而就。我们可以从几个相互关联的层面来剖析这个问题。首先，宋朝本身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就异常严峻。与北宋对峙的是辽、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他们实力不容小觑，且常常主动向南扩张。与南宋对峙的金、元更是军事力量强大，对中原汉族政权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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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确实是一个引人深思的现象，中国北部游牧民族建立的王朝，在许多情况下，其寿命似乎比中原汉族王朝更为短暂，且往往在其发展过程中显露出更快的腐朽迹象。这背后并非单一原因，而是多种历史、文化、社会和地理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要深入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得一层层剥开来看。首先，从游牧民族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根基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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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文帝杨坚能够兵不血刃地取代北周，其背后原因复杂，并非仅仅是“汉人代表绝大多数人意愿”这么简单，虽然汉族民众的支持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深入剖析当时北周的统治基础、杨坚个人的政治手腕以及当时的社会背景。北周的统治危机：政权合法性与统治基础的动摇北周政权的合法性，从一开始就存在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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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汉语方言“南方比北方复杂”的说法，其实是一个相当普遍但需要细致解读的观点。要详细阐述这一点，我们需要从多个维度去分析，而“复杂”这个词本身也需要被拆解，它可能指的是语音、词汇、语法，甚至文化上的多样性。首先，我们得明白一点：中国地理跨度巨大，不同地区因为历史、地理、民族融合等因素，语言自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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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将强大的国力转化为强大的武力，而北宋却未能如此，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探讨的历史现象。两者之间并非简单的“能”与“不能”的绝对区别，而是转化机制、战略重心、制度设计以及时代背景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下面我将详细阐述其中的原因：一、 汉唐时期的武力优势与国力转化机制汉唐时期之所以能将强大的国力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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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它触及了中国历史划分的一个重要方面：政治体制的延续性、合法性以及王朝核心权力的稳定性。 为什么王莽、赵构的行为导致了历史朝代的明确分野，而武则天虽然也是改朝换代，却被归入同一个“唐”的框架下呢？这其中的原因，需要我们仔细梳理。首先，我们得明白，历史朝代的划分并非一成不变的铁律，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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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北方人易投降做汉奸，南方人大多不投降”的说法，确实在一些讨论中出现过，其中以高晓松在《晓松奇谈》中的论述最为人所熟知。他的观点，加上历史事件的梳理，形成了一个相对复杂的图景。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剖析，而非简单地给出一个“是”或“否”的答案。首先，我们得承认，历史上确实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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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朝收复幽云，几代心头大患终得解，大宋上下无不振奋。然而，事实却远非想象般美好，幽云地区的汉人百姓，在重回宋朝怀抱后，日子反而过得更加艰难。这其中原因错综复杂，既有历史遗留的烂摊子，也有宋朝自身政策的疏漏，更有战争创伤的难以愈合。首先，我们得明白幽云地区在北宋收复之前是个什么光景。自从后晋石敬瑭以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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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触及了历史、文化、民族构成等多个层面，要深入探讨，确实需要细细道来。为什么我们看到一些作品里，“西域”、“苗疆”等有着鲜明的地域和民族文化符号，而“北方狼族”的设定也同样引入了独特的元素，却似乎少有能够与“汉族”直接划等号的、同样鲜明且独特的文化符号被突出表现？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一点：汉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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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极其引人入胜的设想，涉及到中国历史上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如果历史真的按照这种方式发展，那么关于谁能被后世史书奉为汉室正统的争论，将会异常激烈和复杂。我们将从几个关键维度来深入剖析这个问题：一、 政治正统性的基础：何为“汉室正统”？“汉室正统”这个概念本身就不是铁板一块，它在历史上经历了多次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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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时期，汉人大族出仕鲜卑北魏，为何不像范文程那样被后人称作“汉奸”？这个问题背后，其实牵涉到历史背景、政治生态、民族关系以及后世评价标准等多个层面。要弄清这一点，我们需要深入剖析当时的历史语境。首先，我们要理解南北朝时期汉人大族出仕北魏的历史背景和政治现实。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长期分裂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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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得从历史的视角出发，看看“中国”和“朝鲜”这两个概念在不同时期是如何被界定的，以及北魏和高句丽在各自的历史脉络中的定位。这就像是在打比方，看两个同样是来自外地的亲戚，为什么一个能被算进家谱，另一个却不行。首先，我们得说说“中国北朝”这个称呼是怎么来的。北魏（386年—534年）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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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的北伐大军浩浩荡荡地开赴中原，其目标直指元朝的统治中心——大都。此时，盘踞在北方地区的蒙元汉人军头们的动向，对这场决定性的战役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历史的记载并非总是详尽无遗，我们只能通过现有的史料，拼凑出当时这些军头们大致的处境和选择。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所谓的“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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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这座雄踞于山西省最北部、扼守着燕云十六州咽喉之地的重要城池，其归属于汉人政权的历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演变过程。简单地说，大同的“完全归属”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需要根据不同历史时期汉人政权的控制力和实际管辖范围来界定。我们不妨从历史的长河中，抽丝剥茧，细致地梳理大同与汉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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