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汉人大族对出仕鲜卑北魏已经习以为常，为何他们不像范文程那样被今人呼为汉奸？
南北朝时期，汉人大族出仕鲜卑北魏，为何不像范文程那样被后人称作“汉奸”？这个问题背后，其实牵涉到历史背景、政治生态、民族关系以及后世评价标准等多个层面。要弄清这一点，我们需要深入剖析当时的历史语境。
首先，我们要理解南北朝时期汉人大族出仕北魏的历史背景和政治现实。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长期分裂的时代，国家重心南移，北方则由少数民族建立政权，其中以鲜卑族建立的北魏最为强盛和具有代表性。北魏初年，鲜卑族作为统治者，在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都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然而，要维系一个庞大的王朝，仅凭鲜卑贵族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他们需要吸收和整合汉族的先进文化、政治制度和人才资源。
在这种背景下，北魏统治者采取了“汉化”政策。这个政策的初衷是为了巩固统治，将鲜卑族的统治建立在更广泛的社会基础上。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招揽和任用汉人大族士人。对于这些汉人大族来说，北魏的统治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出仕的机会和平台，尤其是在南方政权动荡不安、士族门阀的生存空间受到压制的情况下，北魏的出现并非全然是“异族压迫”，而更像是一种新的政治选择。
那么，为什么他们不像范文程那样被贴上“汉奸”的标签呢？这里有几个关键原因：
1. 评价标准的时代差异：
“汉奸”一词的内涵是后来的产物。 “汉奸”这个概念，尤其是在近代以来，很大程度上与“民族主义”的兴起紧密相连。在近代中国面对外侮的严峻形势下，投靠侵略者、出卖民族利益的行为被视为“汉奸”。这种强烈的民族认同和国家主权意识，在南北朝时期是缺乏的。当时的社会主要以士族门阀的利益、家族的荣辱以及个人的仕途为考量，而上升到国家民族的宏大叙事则相对模糊。
南北朝时期民族界限的模糊性。 尽管北魏是鲜卑族建立的政权，但其统治范围内也包含了大量的汉族人口，并且随着时间推移，鲜卑族与汉族的融合程度也越来越深。北魏的孝文帝改革更是将汉化推向极致，改变鲜卑姓氏、推行汉族服饰、禁止鲜卑语等等。这种深度融合使得“民族”的概念在当时的实际运作中不如后世那样泾渭分明。汉人大族出仕北魏，在某种程度上是顺应了这种融合的趋势，而非是背叛一个明确的“汉族政权”。
2. 出仕的动机与性质不同：
南北朝汉人大族出仕是“选边站”的政治行为。 当时的中国并非只有一个统一的国家。北方有北魏，南方有宋、齐、梁、陈等政权。汉人大族出仕北魏，更多的是一种政治上的“选择”，是在不同政权之间寻找最有利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如果他们认为北魏政权更稳定、更有前途，或者南方局势不利于自身发展，转而投靠北魏就是一种现实的政治选择，而非是背叛一个已经存在的、代表“汉族”的国家。
范文程的出仕背景截然不同。 范文程是明朝灭亡后，投靠了满族建立的清朝。此时，明朝虽然被外族所灭，但依然是传统认知中的“汉族王朝”，清朝则是被明确视为“异族”。范文程作为汉人，在明亡后主动投靠并辅佐清朝，对清朝的巩固和统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的行为被后世（尤其是晚清以来）视为“汉奸”，是因为他在一个已经形成的国家主权（明朝）被摧毁后，选择了效忠于外来征服者，并积极参与构建新的统治秩序，这在“民族国家”的视角下，具有了强烈的“叛国”色彩。
3. 汉化政策的作用：
北魏的汉化政策使得汉人大族有融入感。 如前所述，北魏的汉化政策，尤其以孝文帝改革为代表，极大地拉近了鲜卑与汉族之间的距离。北魏统治者主动学习和采纳汉族的制度、文化，甚至要求鲜卑贵族与汉族通婚。在这种情况下，汉人大族出仕北魏，并不能被简单地视为“依附于异族”，而更像是参与到一个正在进行的“融合”和“再造”过程中。他们或许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在新的政权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甚至影响政权的发展方向。
汉族士人对北魏政权并非全盘否定。 许多汉族士人在北魏仍然保持着自己的文化认同和士大夫的节操，他们可以为政权效力，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就彻底放弃了汉族文化的优越感。他们往往是在保持自身文化独立性的前提下参与政治。
4. 历史叙事的侧重点：
南北朝时期的历史叙事更侧重于政权更迭和文化融合。 史书在记录这一时期时，更多地关注各政权的兴衰、军事斗争以及民族之间的互动和融合。虽然也有对出仕异族的批评声音，但“汉奸”这样的定性标签并不普遍。
后世评价标准的变迁。 历史评价是动态的，受到时代背景和主流价值观的影响。近代以来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潮，使得像范文程这样在国家主权被侵犯后投靠外族的人物，更容易被贴上负面标签。而南北朝时期的情况，在后世的评价中，更多被理解为那个特定时代的政治现实和民族融合的复杂过程。
举个例子，像崔浩这样的大族，在北魏早期为拓跋氏的汉化和制度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也因其家族与汉族文化的联系以及其汉族士人的身份，在北魏的内部斗争中受到牵连而被灭族。这说明了当时情况的复杂性，并非简单的“投靠异族”。
总结来说，南北朝汉人大族出仕鲜卑北魏之所以不像范文程那样被后人呼为“汉奸”，主要原因在于：
评价标准的时代差异： “汉奸”的负面含义与近代民族主义紧密相关，在南北朝时期缺乏这种强烈的民族认同和国家主权意识。
政治现实的不同： 南北朝时期中国处于分裂状态，出仕北魏更多是政治上的“选择”，而非背叛一个统一的“汉族国家”。
民族关系和汉化程度： 北魏的汉化政策促使民族界限在一定程度上模糊，汉人大族出仕是参与融合过程的一种方式。
历史叙事的侧重点： 当时更侧重于政权更迭和文化融合，而非带有近代色彩的民族立场。
因此，将南北朝时期汉人大族出仕北魏的行为，与范文程在清朝入关后“归降”清廷的行为简单类比，并套用“汉奸”的标签，是对历史情境的忽视和简单化处理。前者是在一个分裂且不断融合的时代背景下的政治选择和文化参与，后者则是在一个国家主权被侵犯后投靠外来征服者的行为，两者性质和评价标准存在本质区别。
首先，我们要理解南北朝时期汉人大族出仕北魏的历史背景和政治现实。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长期分裂的时代，国家重心南移，北方则由少数民族建立政权，其中以鲜卑族建立的北魏最为强盛和具有代表性。北魏初年，鲜卑族作为统治者，在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都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然而，要维系一个庞大的王朝，仅凭鲜卑贵族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他们需要吸收和整合汉族的先进文化、政治制度和人才资源。
在这种背景下，北魏统治者采取了“汉化”政策。这个政策的初衷是为了巩固统治，将鲜卑族的统治建立在更广泛的社会基础上。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招揽和任用汉人大族士人。对于这些汉人大族来说，北魏的统治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出仕的机会和平台，尤其是在南方政权动荡不安、士族门阀的生存空间受到压制的情况下，北魏的出现并非全然是“异族压迫”，而更像是一种新的政治选择。
那么，为什么他们不像范文程那样被贴上“汉奸”的标签呢？这里有几个关键原因：
1. 评价标准的时代差异：
“汉奸”一词的内涵是后来的产物。 “汉奸”这个概念，尤其是在近代以来，很大程度上与“民族主义”的兴起紧密相连。在近代中国面对外侮的严峻形势下，投靠侵略者、出卖民族利益的行为被视为“汉奸”。这种强烈的民族认同和国家主权意识，在南北朝时期是缺乏的。当时的社会主要以士族门阀的利益、家族的荣辱以及个人的仕途为考量，而上升到国家民族的宏大叙事则相对模糊。
南北朝时期民族界限的模糊性。 尽管北魏是鲜卑族建立的政权，但其统治范围内也包含了大量的汉族人口，并且随着时间推移，鲜卑族与汉族的融合程度也越来越深。北魏的孝文帝改革更是将汉化推向极致，改变鲜卑姓氏、推行汉族服饰、禁止鲜卑语等等。这种深度融合使得“民族”的概念在当时的实际运作中不如后世那样泾渭分明。汉人大族出仕北魏，在某种程度上是顺应了这种融合的趋势，而非是背叛一个明确的“汉族政权”。
2. 出仕的动机与性质不同：
南北朝汉人大族出仕是“选边站”的政治行为。 当时的中国并非只有一个统一的国家。北方有北魏，南方有宋、齐、梁、陈等政权。汉人大族出仕北魏，更多的是一种政治上的“选择”，是在不同政权之间寻找最有利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如果他们认为北魏政权更稳定、更有前途，或者南方局势不利于自身发展，转而投靠北魏就是一种现实的政治选择，而非是背叛一个已经存在的、代表“汉族”的国家。
范文程的出仕背景截然不同。 范文程是明朝灭亡后，投靠了满族建立的清朝。此时，明朝虽然被外族所灭，但依然是传统认知中的“汉族王朝”，清朝则是被明确视为“异族”。范文程作为汉人，在明亡后主动投靠并辅佐清朝，对清朝的巩固和统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的行为被后世（尤其是晚清以来）视为“汉奸”，是因为他在一个已经形成的国家主权（明朝）被摧毁后，选择了效忠于外来征服者，并积极参与构建新的统治秩序，这在“民族国家”的视角下，具有了强烈的“叛国”色彩。
3. 汉化政策的作用：
北魏的汉化政策使得汉人大族有融入感。 如前所述，北魏的汉化政策，尤其以孝文帝改革为代表，极大地拉近了鲜卑与汉族之间的距离。北魏统治者主动学习和采纳汉族的制度、文化，甚至要求鲜卑贵族与汉族通婚。在这种情况下，汉人大族出仕北魏，并不能被简单地视为“依附于异族”，而更像是参与到一个正在进行的“融合”和“再造”过程中。他们或许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在新的政权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甚至影响政权的发展方向。
汉族士人对北魏政权并非全盘否定。 许多汉族士人在北魏仍然保持着自己的文化认同和士大夫的节操，他们可以为政权效力，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就彻底放弃了汉族文化的优越感。他们往往是在保持自身文化独立性的前提下参与政治。
4. 历史叙事的侧重点：
南北朝时期的历史叙事更侧重于政权更迭和文化融合。 史书在记录这一时期时，更多地关注各政权的兴衰、军事斗争以及民族之间的互动和融合。虽然也有对出仕异族的批评声音，但“汉奸”这样的定性标签并不普遍。
后世评价标准的变迁。 历史评价是动态的，受到时代背景和主流价值观的影响。近代以来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潮，使得像范文程这样在国家主权被侵犯后投靠外族的人物，更容易被贴上负面标签。而南北朝时期的情况，在后世的评价中，更多被理解为那个特定时代的政治现实和民族融合的复杂过程。
举个例子，像崔浩这样的大族，在北魏早期为拓跋氏的汉化和制度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也因其家族与汉族文化的联系以及其汉族士人的身份，在北魏的内部斗争中受到牵连而被灭族。这说明了当时情况的复杂性，并非简单的“投靠异族”。
总结来说，南北朝汉人大族出仕鲜卑北魏之所以不像范文程那样被后人呼为“汉奸”，主要原因在于：
评价标准的时代差异： “汉奸”的负面含义与近代民族主义紧密相关，在南北朝时期缺乏这种强烈的民族认同和国家主权意识。
政治现实的不同： 南北朝时期中国处于分裂状态，出仕北魏更多是政治上的“选择”，而非背叛一个统一的“汉族国家”。
民族关系和汉化程度： 北魏的汉化政策促使民族界限在一定程度上模糊，汉人大族出仕是参与融合过程的一种方式。
历史叙事的侧重点： 当时更侧重于政权更迭和文化融合，而非带有近代色彩的民族立场。
因此，将南北朝时期汉人大族出仕北魏的行为，与范文程在清朝入关后“归降”清廷的行为简单类比，并套用“汉奸”的标签，是对历史情境的忽视和简单化处理。前者是在一个分裂且不断融合的时代背景下的政治选择和文化参与，后者则是在一个国家主权被侵犯后投靠外来征服者的行为，两者性质和评价标准存在本质区别。
网友意见
九等人去南边当一名光荣的部曲吗？
普通汉人在北朝的地位，比在人分九等的南朝要高。北方士族到了南朝也是被歧视，还不如在北朝。
南北朝对人最主要的划分是士庶之分，而非民族之分。与很多人的想象不同，普通汉人在大多数时候是和胡人一条战壕的。
只准你王与马共天下，就不许别人跟胡人共天下?就不许百姓讨个前程?
别说北方汉人，南方汉人就跟士族一条心吗？
————梁自近岁以来，权幸用事，割剥齐民，以供嗜欲。如曰不然，公等试观：今日国家池苑，王公第宅，僧尼寺塔；及在位庶僚，姬姜百室，仆从数千，不耕不织，锦衣玉食；不夺百姓，从何得之！
————景募人奴降者，悉免为良；得朱异奴，以为仪同三司，异家赀产悉与之。奴乘良马，衣锦袍，于城下仰诟异曰：“汝五十年仕宦，方得中领军；我始事侯王，已为仪同矣！”于是三日之中，羣奴出就景者以千数，景皆厚抚以配军，人人感恩，为之致死。
民族主义者就别读历史了，要不然你根本理解不了古人的行为，就像古代屠城是正常操作，到了二战就是大屠杀一样。。。。你不能在民族主义不存在的时间点去评判一个古人是不是汉奸，更不用说很多汉人压根本来就是其他民族的臣民。。。。民族主义是舶来品，自古以来的人都是各为其主，效忠自己的君主，没有哪个为虚幻民族而作战，岳飞背后刻的也是精忠报国，忠于自己的君主才是这个时代（包括西方）的普世价值，严格来说清末之前世界上不存在汉奸这个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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