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汉和盛唐都与世界有联系，为何中间的三国，十六国，南北朝仿佛没有关于与外国交流的事迹？
咱们不聊那些“强汉盛唐”的辉煌，也少提那些“万国来朝”的盛景。今天咱就扒一扒，为什么汉朝和唐朝之间那段日子，三国、十六国、南北朝，仿佛成了“闭关锁国”的孤岛，鲜有关于对外交流的响动？
这事儿，你不能光看表面。说它们“仿佛没有”对外交流，那是咱们今天视角下的感觉，但实际上，交流从未断绝，只是表现形式、规模和性质，跟汉唐相比，有着天壤之别。
一、 汉朝：陆权与海权的初步张扬
汉朝，尤其是东汉，对外的姿态是相当开放和自信的。
丝绸之路： 这不用多说了，张骞出使西域，打开了中国与中亚、西亚乃至罗马世界联系的大门。丝绸、茶叶、漆器等源源不断地西去，骏马、葡萄、苜蓿、玻璃器皿等也东来。这不仅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化的传播。佛教的传入，很大程度上也是通过这条线路，对中国的宗教、哲学、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海上贸易： 汉朝的海上贸易也初具规模。从广州、日南等地出发，沿着海岸线，甚至远达东南亚、印度洋。虽然规模不如陆上丝路，但足以证明中国人并未“闭关”。
对外政策： 汉朝对外政策相对稳定，虽然也有抵御匈奴的战争，但整体上，对周边的民族和国家，采取的是一种“怀柔”与“征服”并行的策略，加上“朝贡”体系的建立，使得周边国家与中原王朝保持着一种相对密切的联系。
二、 三国：分崩离析，顾影自怜
到了三国时期，中国大地就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了。
分裂割据： 曹魏、蜀汉、东吴三分天下，虽然彼此之间是“敌对”关系，但并未完全断绝与外部的联系。
吴国： 作为占据东南的政权，东吴尤其重视海上贸易。他们与林邑（今越南中部）、扶南（今柬埔寨一带）等南洋国家有贸易往来，甚至派兵征讨过当地的势力。东吴的海上实力不容小觑，他们的船只已经能够远航。
蜀汉： 蜀汉虽然地理位置相对封闭，但依然没有放弃与外部的联系。史书中有记载，蜀汉曾派使者出使过楼兰、龟兹等西域国家，虽然规模不大，但至少表明了对外交往的意愿。
曹魏： 曹魏同样与西域保持联系，并且有一些关于“献宝”或“派遣使者”的记载。
战乱影响： 然而，三国时期最致命的打击，是连年的战乱。国内生产遭到破坏，人口锐减，这使得任何大规模的对外交流都难以维持。大家忙着打仗，忙着争夺地盘，能顾上自己就已经不错了，哪还有余力去经营长远的对外关系？
外交的“实用主义”： 此时的外交，更多的是出于“实用主义”考量。需要盟友的时候，就去拉拢；需要物资的时候，就去交易。不像汉朝那样，有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和相对稳定的对外框架。
三、 十六国、南北朝：乱世中的断续与转移
进入十六国和南北朝，这几百年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大分裂、大动荡的时期。
北方：民族大迁徙与融合： 北方政权更迭频繁，匈奴、鲜卑、羯、羌、氐等多个民族在中原大地建立政权。这带来了什么？
冲击与借鉴： 各个民族带来了他们原有的文化、习俗和生活方式，与汉文化发生剧烈碰撞，也带来了新的元素。例如，鲜卑族的拓跋氏入主中原后，实行汉化政策，吸收汉族文化。
新的对外联系： 随着北方民族的西迁，他们与更西边的草原民族、中亚各国也发生了联系。一些原本在西域活动的势力，也因为中原的战乱，在丝绸之路上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
高句丽、百济、新罗： 东北亚的朝鲜半岛三国，与北朝政权有着非常频繁的军事和政治往来，也包括贸易和文化交流。比如，佛教的传播，很多是通过这些渠道进行的。
南方：汉文化的延续与发展： 南方则相对稳定，东晋、宋、齐、梁、陈，政权虽然也有更迭，但汉文化得以延续和发展。
海上贸易的持续： 南朝时期，海上贸易仍然是重要的对外联系方式。广州、扬州等港口依然活跃，与东南亚、印度、波斯等地都有贸易往来。香料、宝石、象牙等商品来到中国。
佛教的繁荣与传播： 佛教在南方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同时也出现了许多西行求法的僧人，比如法显、玄奘（虽然玄奘主要在唐朝，但他的前驱和类似行为在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存在）。这些僧人带回了大量的佛经，促进了中国佛教的本土化。
遣使与聘问： 南朝的政权也积极与其他国家保持联系，派遣使者，进行“朝贡”和“聘问”。例如，他们与北朝虽然是敌对关系，但也会有使节往来。
“五胡乱华”的复杂性： “五胡乱华”并非简单的“入侵”，而是一个民族迁徙、融合、冲突的复杂过程。这些民族带来了他们的文化，也学习和吸收了中原的文化，这种“内外”的界限在很多时候变得模糊。他们建立的政权，与周边的游牧民族、中亚国家、朝鲜半岛都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
四、 为什么感觉“没有”？
说了这么多，为什么咱们今天感觉三国、十六国、南北朝“仿佛没有”对外交流的事迹呢？
1. 信息传递的局限性： 那个时代的史料记载，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官方记录，或者是有心人的搜集。战乱频仍，很多地方志、地方档案都可能毁于一旦。而且，对外交流的细节，尤其是民间贸易，可能并不被官方重视，也就很难载入史册。
2. “交流”概念的差异： 汉朝的丝绸之路，因为张骞的出使，有了一个明确的“开端”和“线路”，而且是政府主导的。唐朝的“万国来朝”，更是国家强大、开放的象征。而三国、南北朝时期的交流，更像是“断断续续”、“零散”的，很多是民间自发的，或者是地方政权的有限行为，缺乏一个统一、稳定的国家层面的推动。
3. “中心”的转移与模糊： 汉唐时期，以长安、洛阳为代表的都城，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对外交流往往围绕这些中心展开。而三国、南北朝时期，政治中心屡次迁移，北方时而被游牧民族占据，南方虽然稳定，但政治影响力有限。这种“中心”的模糊，使得对外交流的焦点也变得分散。
4. “大一统”情结的审视： 我们今天的视角，往往容易以“大一统”的眼光去审视历史。汉唐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王朝，其开放和对外联系，往往被视作“盛世”的标志。而三国、南北朝则是一个分裂时期，即便是对外交流，也可能被笼罩在“乱世”的阴影下，不那么引人注目。
5. 汉化与被汉化： 北方民族的融入，以及南方汉文化的延续，这种“内部”的融合和吸收，在某种程度上比“外部”的直接交流更容易被注意到。比如，佛教的传播，更侧重于其在中国本土化的过程，而不是其起源地与中国的具体联系。
总结来说，三国、十六国、南北朝并非“闭关锁国”，只是这段时期，国家分裂、战乱频仍，导致对外交流的规模、形式和稳定性，都无法与汉唐盛世相提并论。交流依然存在，但它更像是潜流，时隐时现，更多地体现在零散的贸易、文化融合的细节中，而非史书上浓墨重彩的宏大叙事。
再说了，哪有什么历史是完全孤立的？只要人活着，只要有需求，交流就永远不会停止，只是方式和程度不同罢了。三国、南北朝，不过是在中国历史上，给世界地图上添上了几笔曲折的笔触，让后来的汉唐，有了更鲜明的对比。
这事儿，你不能光看表面。说它们“仿佛没有”对外交流，那是咱们今天视角下的感觉，但实际上，交流从未断绝，只是表现形式、规模和性质，跟汉唐相比，有着天壤之别。
一、 汉朝：陆权与海权的初步张扬
汉朝，尤其是东汉，对外的姿态是相当开放和自信的。
丝绸之路： 这不用多说了，张骞出使西域，打开了中国与中亚、西亚乃至罗马世界联系的大门。丝绸、茶叶、漆器等源源不断地西去，骏马、葡萄、苜蓿、玻璃器皿等也东来。这不仅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化的传播。佛教的传入，很大程度上也是通过这条线路，对中国的宗教、哲学、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海上贸易： 汉朝的海上贸易也初具规模。从广州、日南等地出发，沿着海岸线，甚至远达东南亚、印度洋。虽然规模不如陆上丝路，但足以证明中国人并未“闭关”。
对外政策： 汉朝对外政策相对稳定，虽然也有抵御匈奴的战争，但整体上，对周边的民族和国家，采取的是一种“怀柔”与“征服”并行的策略，加上“朝贡”体系的建立，使得周边国家与中原王朝保持着一种相对密切的联系。
二、 三国：分崩离析，顾影自怜
到了三国时期，中国大地就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了。
分裂割据： 曹魏、蜀汉、东吴三分天下，虽然彼此之间是“敌对”关系，但并未完全断绝与外部的联系。
吴国： 作为占据东南的政权，东吴尤其重视海上贸易。他们与林邑（今越南中部）、扶南（今柬埔寨一带）等南洋国家有贸易往来，甚至派兵征讨过当地的势力。东吴的海上实力不容小觑，他们的船只已经能够远航。
蜀汉： 蜀汉虽然地理位置相对封闭，但依然没有放弃与外部的联系。史书中有记载，蜀汉曾派使者出使过楼兰、龟兹等西域国家，虽然规模不大，但至少表明了对外交往的意愿。
曹魏： 曹魏同样与西域保持联系，并且有一些关于“献宝”或“派遣使者”的记载。
战乱影响： 然而，三国时期最致命的打击，是连年的战乱。国内生产遭到破坏，人口锐减，这使得任何大规模的对外交流都难以维持。大家忙着打仗，忙着争夺地盘，能顾上自己就已经不错了，哪还有余力去经营长远的对外关系？
外交的“实用主义”： 此时的外交，更多的是出于“实用主义”考量。需要盟友的时候，就去拉拢；需要物资的时候，就去交易。不像汉朝那样，有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和相对稳定的对外框架。
三、 十六国、南北朝：乱世中的断续与转移
进入十六国和南北朝，这几百年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大分裂、大动荡的时期。
北方：民族大迁徙与融合： 北方政权更迭频繁，匈奴、鲜卑、羯、羌、氐等多个民族在中原大地建立政权。这带来了什么？
冲击与借鉴： 各个民族带来了他们原有的文化、习俗和生活方式，与汉文化发生剧烈碰撞，也带来了新的元素。例如，鲜卑族的拓跋氏入主中原后，实行汉化政策，吸收汉族文化。
新的对外联系： 随着北方民族的西迁，他们与更西边的草原民族、中亚各国也发生了联系。一些原本在西域活动的势力，也因为中原的战乱，在丝绸之路上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
高句丽、百济、新罗： 东北亚的朝鲜半岛三国，与北朝政权有着非常频繁的军事和政治往来，也包括贸易和文化交流。比如，佛教的传播，很多是通过这些渠道进行的。
南方：汉文化的延续与发展： 南方则相对稳定，东晋、宋、齐、梁、陈，政权虽然也有更迭，但汉文化得以延续和发展。
海上贸易的持续： 南朝时期，海上贸易仍然是重要的对外联系方式。广州、扬州等港口依然活跃，与东南亚、印度、波斯等地都有贸易往来。香料、宝石、象牙等商品来到中国。
佛教的繁荣与传播： 佛教在南方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同时也出现了许多西行求法的僧人，比如法显、玄奘（虽然玄奘主要在唐朝，但他的前驱和类似行为在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存在）。这些僧人带回了大量的佛经，促进了中国佛教的本土化。
遣使与聘问： 南朝的政权也积极与其他国家保持联系，派遣使者，进行“朝贡”和“聘问”。例如，他们与北朝虽然是敌对关系，但也会有使节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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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为什么感觉“没有”？
说了这么多，为什么咱们今天感觉三国、十六国、南北朝“仿佛没有”对外交流的事迹呢？
1. 信息传递的局限性： 那个时代的史料记载，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官方记录，或者是有心人的搜集。战乱频仍，很多地方志、地方档案都可能毁于一旦。而且，对外交流的细节，尤其是民间贸易，可能并不被官方重视，也就很难载入史册。
2. “交流”概念的差异： 汉朝的丝绸之路，因为张骞的出使，有了一个明确的“开端”和“线路”，而且是政府主导的。唐朝的“万国来朝”，更是国家强大、开放的象征。而三国、南北朝时期的交流，更像是“断断续续”、“零散”的，很多是民间自发的，或者是地方政权的有限行为，缺乏一个统一、稳定的国家层面的推动。
3. “中心”的转移与模糊： 汉唐时期，以长安、洛阳为代表的都城，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对外交流往往围绕这些中心展开。而三国、南北朝时期，政治中心屡次迁移，北方时而被游牧民族占据，南方虽然稳定，但政治影响力有限。这种“中心”的模糊，使得对外交流的焦点也变得分散。
4. “大一统”情结的审视： 我们今天的视角，往往容易以“大一统”的眼光去审视历史。汉唐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王朝，其开放和对外联系，往往被视作“盛世”的标志。而三国、南北朝则是一个分裂时期，即便是对外交流，也可能被笼罩在“乱世”的阴影下，不那么引人注目。
5. 汉化与被汉化： 北方民族的融入，以及南方汉文化的延续，这种“内部”的融合和吸收，在某种程度上比“外部”的直接交流更容易被注意到。比如，佛教的传播，更侧重于其在中国本土化的过程，而不是其起源地与中国的具体联系。
总结来说，三国、十六国、南北朝并非“闭关锁国”，只是这段时期，国家分裂、战乱频仍，导致对外交流的规模、形式和稳定性，都无法与汉唐盛世相提并论。交流依然存在，但它更像是潜流，时隐时现，更多地体现在零散的贸易、文化融合的细节中，而非史书上浓墨重彩的宏大叙事。
再说了，哪有什么历史是完全孤立的？只要人活着，只要有需求，交流就永远不会停止，只是方式和程度不同罢了。三国、南北朝，不过是在中国历史上，给世界地图上添上了几笔曲折的笔触，让后来的汉唐，有了更鲜明的对比。
网友意见
南北朝传入日本的事物，现代中国人往往以为是大唐风范。
南宋传入日本的禅宗和某些佛寺建筑样式，在现代中国人眼里也是唐朝的。
晚清传入日本的麻将和月琴，在现代中国人眼里……原来日本也有这个啊！
实际上，正是在此时期，准确来说是由东晋南朝，奠定了中国对朝鲜半岛和日本的交往基础。与南朝在武力和疆域上在较长时间内处于被压制和收缩阶段不同，南朝在东亚的国际影响力是远远超过北朝的。当时在朝鲜半岛与日本的主要国家高句丽，百济，倭国皆依靠东晋南朝册封的官职爵号展开了势力范围的角逐，这一点向来为多数人所忽视。
那么，为什么东晋南朝能保持对朝鲜半岛及日本的这种影响力?
其一:北朝的册封无法形成在东亚形成整体的链条。
高句丽，百济，倭三巨头中，接受北朝册封的仅高句丽一国。换言之高句丽得到北朝的封号并没有实际的价值。因为百济和日本方面根本不认可北朝。北方政权册封百济要晚到北齐时期了。
其二:东晋南朝的册封根据时局形成了新颖的特点，所封官爵倾向军事化（都督某地诸军事），加上虚封国内州县，将“外臣内臣化”，形成了一个有竞争关系的册封体系。
简单的说，东晋南朝之前，比如汉代册封藩国君主，其封号是无法对其他国家施以作用的。我封甲为高句丽王，封乙为倭国王，甲的封号只能影响你自己的高句丽国国内，无法影响乙，甲乙之间也没法分出个高下来。
但东晋南朝不同，例如通过镇东、征东、安东、宁东将军或大将军的区别，可以将各属国的地位高下进行一个明显的划分。
并且，这种册封并非是虚名，而真正具有了现实意义。百济国袭杀高句丽故国原王后向东晋告捷，即受封为乐浪太守，以表明百济占领此区域的合法性。高句丽复兴南下之后，东晋南朝就不再授封百济“乐浪太守”，而转为册封高句丽好太王为“乐浪公”。
而稍后兴起的倭国，也借南朝所授之官爵作为其进军插足朝鲜半岛事务的合法依据。倭王武甚至先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七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后才请求南朝宋予以认可，其急迫的心理可想而知。
另外，从考古发现上也可见此时南朝封号对东亚区域的的重要性。韩国发现的百济武宁王陵墓，整个采用南朝形制的墓穴结构。
颇有意思的是武宁王墓志中首先开列南朝所授官职“宁东大将军”，再提自己“百济王”的身份。有学者认为其目的就是为了向高句丽人示威，表明自己是有大国支持。
宁东大将军、百济斯麻王，年六十二岁，癸卯年五月丙戌朔七日壬辰崩，到乙巳年八月癸酉朔十二日甲申安厝登冠大墓，立志如左。
不知道，等于没有。
曹叡的火浣布从何处来，倭国向魏称臣，西域各国为敦煌太守仓慈发丧。日本古坟时代的物品有南北朝的痕迹。
天竺高僧康僧会到孙吴当博士，朱应、康泰沿海航行到中南半岛，大罗马商人同林邑使臣去拜见孙权。
来自中亚的羯族。
鸠摩罗什、佛图澄、达摩涉足中土。法显去印度，然后坐船回来。
北魏同时期的东罗马、波斯等国一直有往来，当时西方人认为魏就是中国的名字，对北魏考古发现东罗马金币和波斯饰品。
除了诸凉控制河西走廊时期外，当时商人和僧侣往返东西是很寻常的事情，但如果不是国家与国家之间外交，通常不会载入史册。
但从佛教在南北朝盛行这点就知道当时的交流有多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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