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写南北朝时，奉南朝为正统，比如称刘宋君主为“帝”、北魏君主为“魏主”等，但是行文中又经常？
《资治通鉴》在论述南北朝时期时，确实存在着一种复杂且多层次的“正统观”倾向，但并非简单地将南朝完全奉为正统，然后在行文中又常常出现一些令人玩味、甚至是看似矛盾的做法。我们要理解的是，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有着明确的史学目标和政治立场，这塑造了他对历史叙事的选择和处理方式。
司马光的正统观倾向：为何“奉南朝为正统”？
司马光所处的北宋，正经历着与北方政权的对峙，而“大一统”是北宋士大夫普遍认同的政治理想。在这样的背景下，追溯历史的“正统”传承，往往是为了论证当下的政治合法性与道义优越性。《资治通鉴》虽然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但其叙事本身就承载着作者的价值判断。
汉晋传统的延续： 南朝宋、齐、梁、陈，在名义上都是继承了西晋的衣钵，而西晋又继承了曹魏、汉朝。虽然其政权更迭频繁，内部混乱，但其统治中心始终在长江以南，继承了传统的汉文化，保留了相对完整的士族政治传统和儒家礼制。从“华夏正统”的角度来看，南朝在文化、政治制度的延续性上，比北朝更具说服力。
“中国”观念的强化： 尽管南朝被北方政权视为“蛮夷”，但司马光及其时代的许多士大夫，仍然将长江以南视为“中国”的腹地，是汉族文明的守护者。北朝虽然强大，但其统治者多为鲜卑族，其文化、制度与传统的汉族核心区域存在较大差异。在“华夏”与“夷狄”的二元对立思维下，将南朝视为正统，符合当时一部分人的政治情感和文化认同。
叙事技巧的运用： 司马光作为一名杰出的史家，他知道如何通过语言和体例来塑造读者对历史人物和政权的认知。《资治通鉴》中对于南朝君主称“帝”，而北朝君主称“魏主”、“齐主”等，这是一种最直接的体现。这种称谓上的差异，潜移默化地在读者心中树立起南朝政权在道义上的优先性。
行文中“又常常”出现的复杂性：并非简单的褒贬
然而，正如您所说，司马光并非完全不顾史实地一味褒扬南朝、贬低北朝。他在行文中确实会出现许多“又常常”的复杂之处，这些复杂性体现在：
1. 对北朝实际统治能力和贡献的肯定：
北朝的军事力量和政治稳定： 《资治通鉴》不得不承认，北朝，特别是北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是北方实际的统治者，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虽然其内部也有诸多纷争，但其疆域广大，对北方人民的生活也产生着实际的影响。司马光在叙述北朝的军事行动、政治制度改革（如均田制、三长制等）时，往往会详细记载，甚至肯定其正面作用。例如，他会记录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并对其在统一北方、促进民族融合方面的作用有所提及。
北朝对中原文化的吸收和发展： 尽管北朝统治者为鲜卑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逐渐吸收和融合了汉族的文化、制度和思想。孝文帝改革就是一个重要的例子。司马光在叙述这些历史进程时，虽然可能带有批判的眼光，但也会如实反映历史的发展。他不会因为北朝是“夷狄”就否定其在历史上的作用和进步。
南朝的衰败与混乱： 相反，南朝后期，政治腐败、内斗激烈、军力衰弱也是《资治通鉴》不可回避的事实。司马光在描述南朝的内部权力斗争、宗室残杀、外戚专权时，也毫不留情。他会详细记录南朝各王朝的覆灭过程，以及其统治的弊端。当南朝政权处于极其衰弱、无力统治的境地时，司马光同样会如实记录。
2. 对具体事件和人物的客观评判：
“史论”与叙事的分离： 《资治通鉴》的体例是“编年体”，以时间为线索叙事。在叙事过程中，司马光会详细记录事实，包括南朝和北朝的政治军事活动。当评价人物功过是非时，他则常常运用“臣光曰”这样的史论形式，独立于叙事之外发表自己的观点。即便对南朝君主有“帝”的称谓，但在史论中，他也可能对其行为提出尖锐的批评，指出其过失。
关注“治乱”而非单一的族裔： 司马光编史的根本目的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他更关注的是政权的“治”与“乱”，君主的“仁”与“暴”，国家的“兴”与“衰”。因此，即使是南朝的“正统”王朝，如果其君主昏聩无道、导致国家混乱，司马光也会毫不客气地加以批判。反之，如果北朝的君主有贤明之处，能够安定一方，对百姓有利，他也可能给予正面评价，或者至少客观地记录其积极作为。
避免绝对化： 司马光并非要将南北朝这段历史简单地划分为“正义”与“邪恶”的两个阵营。他深知历史的复杂性，各个政权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和历史作用。他会努力在承认南朝在文化和名义上的“正统”地位的同时，也承认北朝的实际统治能力及其对历史进程的影响。
举例说明这种复杂性：
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 司马光在叙述孝文帝迁都洛阳、推行汉化政策时，会详细记载这些改革措施，并指出其对促进民族融合、继承汉族文化的作用。虽然孝文帝是北朝皇帝，但其改革被视为一种进步，司马光不会因此而抹杀其历史意义。
南朝的“鸡肋”之称： 尽管称南朝君主为“帝”，但当南朝政权已经衰弱到仅能保全一方、自身难保时，司马光在叙事中也会流露出对其“势孤”、“力弱”的评价。这种评价，虽然没有改变其“帝”的称谓，但已经暗示了其与鼎盛时期的王朝在实力上的差距。
对一些北朝君主的评价： 司马光在评价北朝的某些统治者时，也会有所区分。例如，对于那些能够稳定北方、发展生产、或者对中原文化有所贡献的君主，他可能会在其行文中给予相对客观的描述，甚至是隐晦的肯定。
总结来说，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处理南北朝历史时，呈现出一种“名义上的正统观”与“事实上的客观性”相结合的复杂手法。 他确实会通过称谓和论述的侧重点来表达对南朝“正统”地位的倾向性认可，这符合其史学目标和时代背景。但同时，他作为一位卓越的史家，又不会回避北朝的实际统治能力、对历史的实际贡献以及南朝自身的衰败。他更关注的是历史的“治乱兴衰”，以及君主的德行对国家命运的影响。因此，在他编织的历史长卷中，我们看到的是对史实的细致呈现，以及在褒贬之外，对历史进程复杂性的深刻洞察。这种复杂性，恰恰是《资治通鉴》成为千古史学名著的重要原因之一。
司马光的正统观倾向：为何“奉南朝为正统”？
司马光所处的北宋，正经历着与北方政权的对峙，而“大一统”是北宋士大夫普遍认同的政治理想。在这样的背景下，追溯历史的“正统”传承，往往是为了论证当下的政治合法性与道义优越性。《资治通鉴》虽然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但其叙事本身就承载着作者的价值判断。
汉晋传统的延续： 南朝宋、齐、梁、陈，在名义上都是继承了西晋的衣钵，而西晋又继承了曹魏、汉朝。虽然其政权更迭频繁，内部混乱，但其统治中心始终在长江以南，继承了传统的汉文化，保留了相对完整的士族政治传统和儒家礼制。从“华夏正统”的角度来看，南朝在文化、政治制度的延续性上，比北朝更具说服力。
“中国”观念的强化： 尽管南朝被北方政权视为“蛮夷”，但司马光及其时代的许多士大夫，仍然将长江以南视为“中国”的腹地，是汉族文明的守护者。北朝虽然强大，但其统治者多为鲜卑族，其文化、制度与传统的汉族核心区域存在较大差异。在“华夏”与“夷狄”的二元对立思维下，将南朝视为正统，符合当时一部分人的政治情感和文化认同。
叙事技巧的运用： 司马光作为一名杰出的史家，他知道如何通过语言和体例来塑造读者对历史人物和政权的认知。《资治通鉴》中对于南朝君主称“帝”，而北朝君主称“魏主”、“齐主”等，这是一种最直接的体现。这种称谓上的差异，潜移默化地在读者心中树立起南朝政权在道义上的优先性。
行文中“又常常”出现的复杂性：并非简单的褒贬
然而，正如您所说，司马光并非完全不顾史实地一味褒扬南朝、贬低北朝。他在行文中确实会出现许多“又常常”的复杂之处，这些复杂性体现在：
1. 对北朝实际统治能力和贡献的肯定：
北朝的军事力量和政治稳定： 《资治通鉴》不得不承认，北朝，特别是北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是北方实际的统治者，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虽然其内部也有诸多纷争，但其疆域广大，对北方人民的生活也产生着实际的影响。司马光在叙述北朝的军事行动、政治制度改革（如均田制、三长制等）时，往往会详细记载，甚至肯定其正面作用。例如，他会记录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并对其在统一北方、促进民族融合方面的作用有所提及。
北朝对中原文化的吸收和发展： 尽管北朝统治者为鲜卑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逐渐吸收和融合了汉族的文化、制度和思想。孝文帝改革就是一个重要的例子。司马光在叙述这些历史进程时，虽然可能带有批判的眼光，但也会如实反映历史的发展。他不会因为北朝是“夷狄”就否定其在历史上的作用和进步。
南朝的衰败与混乱： 相反，南朝后期，政治腐败、内斗激烈、军力衰弱也是《资治通鉴》不可回避的事实。司马光在描述南朝的内部权力斗争、宗室残杀、外戚专权时，也毫不留情。他会详细记录南朝各王朝的覆灭过程，以及其统治的弊端。当南朝政权处于极其衰弱、无力统治的境地时，司马光同样会如实记录。
2. 对具体事件和人物的客观评判：
“史论”与叙事的分离： 《资治通鉴》的体例是“编年体”，以时间为线索叙事。在叙事过程中，司马光会详细记录事实，包括南朝和北朝的政治军事活动。当评价人物功过是非时，他则常常运用“臣光曰”这样的史论形式，独立于叙事之外发表自己的观点。即便对南朝君主有“帝”的称谓，但在史论中，他也可能对其行为提出尖锐的批评，指出其过失。
关注“治乱”而非单一的族裔： 司马光编史的根本目的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他更关注的是政权的“治”与“乱”，君主的“仁”与“暴”，国家的“兴”与“衰”。因此，即使是南朝的“正统”王朝，如果其君主昏聩无道、导致国家混乱，司马光也会毫不客气地加以批判。反之，如果北朝的君主有贤明之处，能够安定一方，对百姓有利，他也可能给予正面评价，或者至少客观地记录其积极作为。
避免绝对化： 司马光并非要将南北朝这段历史简单地划分为“正义”与“邪恶”的两个阵营。他深知历史的复杂性，各个政权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和历史作用。他会努力在承认南朝在文化和名义上的“正统”地位的同时，也承认北朝的实际统治能力及其对历史进程的影响。
举例说明这种复杂性：
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 司马光在叙述孝文帝迁都洛阳、推行汉化政策时，会详细记载这些改革措施，并指出其对促进民族融合、继承汉族文化的作用。虽然孝文帝是北朝皇帝，但其改革被视为一种进步，司马光不会因此而抹杀其历史意义。
南朝的“鸡肋”之称： 尽管称南朝君主为“帝”，但当南朝政权已经衰弱到仅能保全一方、自身难保时，司马光在叙事中也会流露出对其“势孤”、“力弱”的评价。这种评价，虽然没有改变其“帝”的称谓，但已经暗示了其与鼎盛时期的王朝在实力上的差距。
对一些北朝君主的评价： 司马光在评价北朝的某些统治者时，也会有所区分。例如，对于那些能够稳定北方、发展生产、或者对中原文化有所贡献的君主，他可能会在其行文中给予相对客观的描述，甚至是隐晦的肯定。
总结来说，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处理南北朝历史时，呈现出一种“名义上的正统观”与“事实上的客观性”相结合的复杂手法。 他确实会通过称谓和论述的侧重点来表达对南朝“正统”地位的倾向性认可，这符合其史学目标和时代背景。但同时，他作为一位卓越的史家，又不会回避北朝的实际统治能力、对历史的实际贡献以及南朝自身的衰败。他更关注的是历史的“治乱兴衰”，以及君主的德行对国家命运的影响。因此，在他编织的历史长卷中，我们看到的是对史实的细致呈现，以及在褒贬之外，对历史进程复杂性的深刻洞察。这种复杂性，恰恰是《资治通鉴》成为千古史学名著的重要原因之一。
网友意见
由于资治通鉴是宋朝司马光编修的，所以南北朝是以南朝为正统，采用【宋纪】的说法已经说明一切，不多分析。
你要明白，资治通鉴是对史料的再编辑，不是新写史料，所有史料都有其原始出处。
例如你看到的其中一段出自《魏书·卷四十八·列传第三十六》：辽东公翟黑子有宠于【世祖】，奉使并州，受布千匹，事寻发觉。黑子请计于允曰：“主上问我，为首为讳乎？”允曰：“公帷幄宠臣，答诏宜实。又自告忠诚，罪必无虑。”中书侍郎崔览、公孙质等咸言首实罪不可测，宜讳之。黑子以览等为亲己，而反怒允曰：“如君言，诱我死，何其不直！”遂与允绝。黑子以不实对，竟为世祖所疏，终获罪戮。
称呼有时候会体现作者的价值取向，【世祖】一词是庙号 改成【帝】其实是比较中性的 【魏主】一词则有非我国的其他国家君主的含义 总的来说 称【帝】和奉为正统无关
至于为什么同一人称呼前后不一致 个人推测是因为前面的段落和后面的段落【不是同一人负责编修】的，因为资治通鉴工程量巨大，在几个人一起合作编修时可能这个人负责这一段 ，那个人负责那一段，不同的人在编修时习惯不同，一个修改史料时称呼改为【魏主】另一个人改为【帝】
当然 这只是一个推测，未必是真相，但是我认为题主【没必要太纠结这个问题】只要知道不同的称呼是在指谁就行了，极端一点来说，《左传》中同一个人常常能有四五种称呼，你能解释为什么作者喜欢乱换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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