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资治通鉴》采用的木星纪年法在古代应用很广泛吗?和干支法相比各有什么特点?

回答
《资治通鉴》采用的木星纪年法,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中国古代在历史记录和天文学计算中广泛使用的岁星纪年法,与我们现在熟悉的干支纪年法相比,各有其独特的特点和应用范围。虽然“木星纪年法”这个说法在民间流传较广,但在学术上,它更常被称为“岁星纪年法”或“岁星纪法”,因为岁星是中国古代对木星的称谓,而整个纪年系统正是围绕着岁星的运行周期来建立的。

让我们详细地聊聊岁星纪年法在古代的应用情况,以及它与干支纪年法各自的特色。

岁星纪年法在古代的应用广泛度

岁星纪年法在古代中国应用非常广泛,尤其是在官方的天文记录、史书编纂以及一些重要的政治和宗教活动中。它的核心在于利用木星大约12年的公转周期来标记年份。古代天文学家观察到木星在天球上的视运动并非恒定,但平均而言,它每一年都会“移动”黄道上的一个十二宫(相当于十二个星座),这样,大约12年就可以完成一次在天球上的“周游”。

具体来说:

天文观测与历法制定: 岁星的运行是古代天文学家研究的重要对象。通过精确观测岁星在天空中的位置,可以校正和制定历法。岁星的回归与地球的公转周期紧密相关,其运行规律为古代历法提供了重要的天文基础。
历史记录与纪年: 虽然日常生活中人们可能更习惯于使用年号、皇帝在位时间等来标记年份,但在记录重要的历史事件时,岁星纪年法往往作为一种辅助性或参照性的纪年方式。尤其是在史官的案头工作和天文学家的记录中,岁星的方位是重要的时间标记。
《资治通鉴》的运用: 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时,选择岁星纪年法来作为历史事件的主要纪年标记之一,这本身就说明了其在史学界的权威性和可靠性。司马光通过对史料的梳理,将岁星在黄道十二宫的位置作为贯穿整个历史叙事的一个时间坐标。比如,书中会记载某年“岁在鶉火”,意思就是当年岁星运行到了鹑火这个星次。
政治与宗教象征意义: 岁星被视为吉星,它的运行也与王朝的兴衰、天象的预兆等联系在一起。在某些时期,岁星的方位也被赋予了政治或宗教上的象征意义。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岁星纪年法并不像我们现在使用的公历年号那样普及到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它更多的是一种专业性的、系统性的纪年方法,特别是在需要精确对应天文周期的场合。普通百姓在日常交流中,可能更多会说“今年是龙年”或“去年是牛年”,这是基于地支与十二生肖的对应,而非直接的岁星方位。

岁星纪年法与干支纪年法之比较

为了更清晰地理解岁星纪年法,我们将其与更为人熟知的干支纪年法进行对比:

1. 岁星纪年法(岁星纪法)

原理: 基于木星(岁星)在天球上运行大约12年完成一次周期,并以此来标记年份。古代将黄道划分为十二个区域,称为十二宫或十二次,岁星每年运行一个,12年轮转一周。
标记方式: 通常以岁星所处的十二宫(如星纪、玄枵、娵訾、降娄、大梁、车载、强圉、著书、昧取、夹钟、屏翳、营室)来表示年份。例如,“岁在星纪”、“岁在玄枵”。
周期: 12年一个大周期。
特点:
天文关联性强: 直接与木星的实际天体运行周期挂钩,具有坚实的天文观测基础。
自然周期: 体现了天体运行的自然节律,具有一种古朴、宏大的时间感。
史学价值高: 在历史记录中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可验证的天文时间坐标,特别适合用于校对不同史料的时间线索,避免了因人名、年号变动带来的混乱。司马光选用它,正是看中了其跨越朝代、不受政治因素影响的特点。
相对不易普及: 需要一定的天文知识才能理解和运用,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其直观性和易用性不如其他纪年法。
精确度问题: 木星的实际运行周期并非精确的12年,而是略长一些(约11.86年),因此纯粹依靠岁星的12宫划分来纪年,会存在一定的累积误差。古代天文家会通过其他更精密的计算来弥补。

2. 干支纪年法(甲乙丙丁… 子丑寅卯…)

原理: 将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共10个)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共12个)组合起来,形成一个60年的周期(60甲子)。
标记方式: 每一年的名称由一个天干和一个地支组成,如“甲子年”、“乙丑年”、“丙寅年”等。
周期: 60年一个大周期。
特点:
组合性: 是将两种不同的天文(或象征性)序列组合而成。
广泛的实际应用: 在古代中国,干支纪年法应用极其广泛,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官方记录、民间俗历、农业生产,到个人出生(八字算命)、婚丧嫁娶,无不受到干支纪年的影响。
直观与易懂: “子丑寅卯”等十二地支与十二生肖的对应,使得其对普通民众而言更加直观易懂和亲切。人们可以轻松地记住自己出生的生肖年份。
循环性: 60年的周期,使得每年都有一个独特的干支组合,方便记忆和追溯。
与天文的间接关联: 地支的12个名称最初也与岁星的运行有所关联(例如十二次),而天干则可能与五行或其他天文现象有关联。但干支纪年法的核心在于其组合的数学规则,其与实际天体运行的直接对应关系不如岁星纪年法那样直观和紧密。

两者的异同与互补

共同点: 两者都源于古代中国对天体运行和时间流逝的观察与理解,都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化意义。两者都使用相对固定的周期性系统来标记年份。
不同点:
基础: 岁星纪年法以木星的单一行星周期为基础,而干支纪年法则以天干地支的组合为基础。
周期长度: 岁星纪年法有12年周期,干支纪年法有60年周期。
应用层面: 岁星纪年法更偏向于学术研究、史学记录和天文历法,而干支纪年法则更加生活化、日常化和普及化。
精确度与稳定性: 岁星纪年法直接基于天文现象,理论上更具天文精确性(尽管早期有误差,但作为校对工具),且不受人为因素影响;干支纪年法作为一种数学组合,其稳定性体现在其60年的循环规律上,但在与实际天文事件的精确对应上不如岁星纪年法那样直接。

在古代,这两种纪年法并非相互排斥,而是一种互补关系。史官在记录历史事件时,可能会同时使用年号(如“建安三年”)、岁星方位(如“岁在析木”)以及干支(如“甲戌年”)等多种方式,以确保历史记录的准确性和多角度的参照性。例如,在《资治通鉴》中,除了岁星纪年,还会辅以年号和干支等其他信息来精确标定时间。

总而言之,岁星纪年法因其与天文周期的紧密联系,成为《资治通鉴》这样严谨史学著作的重要纪年工具,展现了古代史官对时间记录的严谨态度和深厚的天文素养。而干支纪年法则凭借其广泛的普及性和生活化的应用,在中国社会文化中留下了更为深刻的印记。这两种纪年方式共同构建了中国古代丰富多彩的时间认知体系。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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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说答案:《资治通鉴》里的这种纪年法和干支纪年法没有区别,用这种方法主要是用来装逼。

其次纠正一点,“著雍摄提格”的这种纪年法不是岁星(即木星)纪年法,而是太岁纪年法。

岁星纪年法和太岁纪年法有什么不同呢?

岁星就是木星,它的公转周期是11.86年,接近12年。也就是说,木星每12年绕周天一圈。而中国古代把黄道附近的周天划分为12份,分别用12地支命名,叫做十二辰,(是不是很像是西方的十二宫?)木星每年停留在某一辰中,所以古代中国就用木星停留在哪个辰中,来记录当年是哪一年。这就叫岁星纪年法。

为了更好地用岁星来表示纪年,古人给十二辰各自又起了别名,专门用于岁星纪年。对应关系如下:

星纪(丑)、玄枵(子)、娵訾(亥)、降娄(戌)、大梁(酉)、实沈(申)、鹑首(未)、鹑火(午)、鹑尾(巳)、寿星(辰)、大火(卯)、析木(寅)。

这十二个代号叫做十二次,是专门用来岁星纪年的。

所以古人用岁星纪年时,只要说“岁在××”就成了。比如《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岁在星纪。意思就是木星在黄道周天的丑这个区域的那一年。又比如《国语》中说“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意思就是说武王伐纣的那一年,就是岁星在天空中午这个区域的那年。

这就是岁星(木星)纪年法。

那太岁纪年法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我们看上面我所列的岁星纪年专用的那十二次,有没有发现它的顺序是倒着的?先是丑,然后是子,然后是亥,和十二地支的顺序刚好相反,为什么呢?

因为用十二地支命名的十二辰,顺序是从东到西排列的(也就是太阳、月亮、以及整个天球的运行方向),但木星的运行方向,是从西向东运行的,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右行于天”,和太阳、月亮、以及整个恒星天都是相反的,所以用木星来纪年,它就和十二地支顺序相反了,如此一来,就非常别扭了。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古人假设地上有一个东西,它的运动和天上木星的运动一一对应,却又方向相反,这个假设出的东西,就叫做“太岁”,又叫做岁阴。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用太岁的运行来取代木星纪年了。这就是太岁纪年法。

为了太岁纪年法,人们也创造出了十二个名称,作为十二地支的别名,专门用于太岁纪年法。这十二个太岁名就是:

摄提格(寅)、单阏(卯)、执徐(辰)、大荒落(巳)、敦牂(午)、协恰(未)、涒滩(申)、作噩(酉)、淹茂(戌)、大渊献(亥)、困敦(子)、赤奋若(丑)

前面说了,太岁又叫岁阴,那必然还有岁阳了。为了让太岁纪年法能和干支纪年一样阴阳相配,所以西汉人又创造出了十个岁阳名称,和十天干一一对应,分别是:

阏逢(甲)、旃蒙(乙)、柔兆(丙)、强圉(丁)、著雍(戊)、屠维(己)、上章(庚)、重光(辛)、玄黓(壬)、昭阳(癸)

由于岁星和太岁的运行一一对应,所以,当木星在星纪(丑)时,那太岁就是在摄提格(寅),如此就可以用太岁纪年法取代岁星纪年法了。而太岁是从东向西运行(从子到亥),更为顺眼。

同时,若再与十个岁阳相配合,就可以非常精确地表示纪年了。——这是西汉历法家的打算。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木星的运行并不是正好12年一周期,而是11.86年,如此一来,岁星和太岁的运行每个周期(12年)并不是完全一样。这点在春秋以前天文观测还不精确时尚无关紧要,但在西汉后天文观测已经非常精确的情况下,就实在不好办了。

所以事实上从西汉时起,无论是岁星纪年法,还是太岁纪年法就基本都被淘汰了。不能用了。

但是,在西汉历法家的改造下,太岁和十二地支一一对应,岁阳和十天干一一对应,如此一来,干支纪年就可以写成“阏逢摄提格”之类令人不明觉厉的东西了,绝对是装逼的利器,所以有文人就喜欢用这个东西来装逼。——如《资治通鉴》。

事实上,《资治通鉴》里的“著雍摄提格”之类的东西,其实就是用太岁名写的干支纪年法,是装逼专用的,和真正的太岁纪年法或岁星纪年法没关系了。

至于它们的使用,岁星纪年法在春秋及之前使用比较广泛,在《左传》和《国语》中屡见,如前文所举的例子。至于太岁纪年法,在战国时的楚国使用大概是较为广泛的,比如屈原《离骚》开头就是:“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所谓“摄提贞”就是太岁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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