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资治通鉴》是帝王之书？
一、 编撰之始：为了“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
《资治通鉴》的诞生，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政治功利色彩。司马光在撰写此书的序言中就明确指出，他的目的是“上以劝善惩恶，下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这里的“治道”，直指的就是如何治理国家，而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自然就是帝王。
在司马光生活的时代，北宋虽然国力强盛，但面对辽、西夏等北方强敌，以及国内党争激烈、冗官盛行等问题，宋朝统治者也时刻面临着如何巩固统治、实现长治久安的挑战。司马光作为一位饱学之士，深感历代兴衰更替的经验教训对当朝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他希望通过一部全面而深入的通史，为统治者提供一套可以参考的历史经验，使其能够吸取前人的成功之道，避免重蹈覆辙。因此，《资治通鉴》从一开始就被寄予了为帝王提供治国之道的厚望。
二、 内容取舍：精选帝王“治国”的活教材
司马光在编撰《资治通鉴》时，并非流水账式地罗列历史事件，而是进行了精心筛选和组织。他特别注重那些与国家兴衰、政治得失、君臣关系、用人策略、军事谋略等直接相关的事件。这些内容，都是帝王在治国过程中必须面对和处理的关键问题。
君主行为的典范与反面教材： 书中详细记载了历代帝王的善政与昏政。例如，对于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之治，司马光不吝笔墨，赞扬其虚心纳谏、知人善任，将其作为君主善于纳谏的典范；而对于隋炀帝的暴政亡国，则详细描绘了其奢侈无度、好大喜功给国家带来的灾难，成为统治者反面教材的典型。这些记载，都在潜移默化地引导帝王思考如何才能赢得民心、实现国家长治久安。
政治制度的得失： 《资治通鉴》深入分析了历代政治制度的演变及其对国家命运的影响。例如，对于汉代的郡国并行制，它揭示了其潜在的分裂隐患；对于唐代的藩镇割据，它暴露了中央集权面临的挑战。这些制度层面的分析，为帝王提供了认识和完善政治体制的参考。
臣下辅佐与君臣关系： 帝王的权力再大，也需要臣下的辅佐。书中大量篇幅描绘了贤臣的进谏、奸臣的误国，以及君主如何识别贤愚、用人唯才。魏征对唐太宗的直谏、诸葛亮对刘备的鞠躬尽瘁，都被视为君臣相辅相成的典范。这些故事，无不强调了君主培养和重用良臣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建立健康的君臣关系。
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 从经济政策（如盐铁官营、均田制）到军事策略（如国家战略的制定、战争的指挥），从法律制度的完善到社会民生的改善，《资治通鉴》几乎涵盖了国家治理的各个层面。通过对这些事件的梳理和分析，司马光为帝王勾勒出一幅全面而细致的国家治理图景。
三、 叙事视角：以“治乱”为主线，服务于“资治”
《资治通鉴》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其清晰的叙事视角——“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它不是为了叙述而叙述，而是始终围绕着“治”与“乱”的循环来展开。司马光认为，历史的规律在于治乱交替，而帝王的首要任务就是如何避免国家走向衰乱，实现长治久安。
因此，在叙述过程中，司马光常常会插入自己的分析和评论。他并非完全保持中立，而是带有明显的价值倾向，即推崇能够实现国家稳定和发展的统治者，批评那些导致国家衰败的君主和政策。这种带有“史论”色彩的叙事方式，使得《资治通鉴》不仅仅是历史的记录，更是对历史经验的提炼和升华，直接服务于其“资治”的目的。
例如，在描述某些事件时，司马光会明确指出其原因和后果，分析哪些决策是明智的，哪些是愚蠢的，从而让读者（特别是帝王）能够清晰地看到历史的逻辑，理解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必然联系。
四、 蕴含的政治智慧与历史教训
《资治通鉴》之所以被誉为“帝王之书”，更在于它所蕴含的深刻政治智慧和警示性的历史教训。这些智慧和教训，是历代帝王治国理政的宝贵财富。
权力的边界与制约： 书中多处体现了对君主绝对权力的审视。它提示帝王，权力并非无限制，需要受到道德、法制以及臣下劝谏的制约。过度的专制和滥用权力，往往是导致政治危机的根源。
民心向背的重要性： 《资治通鉴》反复强调“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道理。历代统治者是否关注民生、是否施行仁政，直接关系到其统治的稳固与否。它告诫帝王，巩固统治的基础在于赢得民心。
战略眼光与长远规划： 在军事和政治决策上，《资治通鉴》展示了许多成功和失败的战略案例。它教导帝王要具备长远的战略眼光，审慎对待战争，并能够根据国家实力和外部环境做出明智的决策。
用人的艺术： 如何识人、用人、留人，是帝王面临的永恒课题。《资治通鉴》通过无数人物的命运，为帝王提供了生动的用人教材，强调了唯才是举、知人善任的重要性，以及任用奸佞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总结而言，《资治通鉴》之所以被称为“帝王之书”，是因为：
1. 编撰目的明确： 司马光撰写此书的初衷就是为了“资于治道”，为统治者提供治国经验。
2. 内容聚焦治国： 书中精选了大量与国家兴衰、政治得失、君臣关系等直接相关的事件，是帝王治国理政的活教材。
3. 视角服务治国： 以“治乱”为主线，贯穿着对国家治理得失的分析和评论，旨在指导帝王如何实现长治久安。
4. 智慧与教训丰富： 蕴含着关于权力、民心、战略、用人等方方面面的深刻政治智慧和警示性教训，对帝王具有直接的借鉴意义。
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治通鉴》不仅仅是一部历史著作，更是一部关于政治、关于统治的“教科书”，它以历史的厚重感和实践的指导性，为历代帝王提供了宝贵的思想启迪和行为指南。即便在现代社会，它所蕴含的治国理念和政治智慧，对于理解国家治理和历史发展规律，依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网友意见
因为《资治通鉴》这个书名，翻译成白话文就是《治理国家通用手册》
因为这种说法就是瞎扯淡。
不过是网络自媒体的故作惊人之语罢了。
《资治通鉴》就是一部很正常的编年体通史，除此之外，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属性。
司马光写这部书的目的，当然是想给皇帝看，但它的读者群体却绝不仅仅只限于皇帝，而是面向全社会公开发行，——《资治通鉴》于元丰七年（1084年）完本奏进，元佑元年（1086年）即在杭州刻板刊行。试问这如果真是一本所谓的“帝王之书”，给皇帝教业务的，宋神宗是失心疯了才把它镂板刊行吗？
其实，司马光自己就说得很清楚，他曾给刘恕说过这样的话：
春秋之后，迄今千余年，《史记》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诸生历年不能竟其篇第，毕世不能举其大略，厌烦趋易，行将泯绝。余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赵、魏为诸侯，下讫五代，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网罗众说，成一家言。
“从春秋到现在一千多年，历史书辣么多，读书人根本看不完，所以我就想啊，仿照荀悦的《汉纪》，把历史书给他缩写一下，（好让大家看得容易一点）”
现在你跟我说这书是“帝王之书”？
《资治通鉴》的内容，很明确的，就是政治史而已，里面哪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帝王心术”。这个司马光自己说的很明白：
伏念臣性识愚鲁，学术荒疏，凡百事为，皆出人下。独於前史，粗尝尽心，自幼至老，嗜之不厌。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 ，况於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
——《进资治通鉴表》
“我这个人呐，就喜欢历史，可是历史书辣么多，根本读不过来（更不用说皇帝了），所以我就想把辣么多的历史书缩写一下，专门写写治乱兴衰的政治史，让大家看的时候方便一点，也能更好的吸取历史教训。”
你看，虽然司马光在这里确实提到了皇帝，但通篇说下来，就是“我要写历史书”，哪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宋神宗赐书名“资治通鉴”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说破了天，也不过是“以史为鉴，可以知兴废”而已，这在中国古代政治理论中，都是老生常谈了，有什么稀奇吗？
说什么帝王心术、玩弄人心，说句实话，司马光要有那本事，何苦在洛阳呆十五年？跟司马光学“帝王心术”，那跟找秃子买生发药有啥区别？
说真的，要学帝王心术，去看看《商君书》、《韩非子》也比看《资治通鉴》强得多啊。
通读资治通鉴之后，我最大的体会是人不能对自己掌握之外的人或事抱有任何幻想。任何自我说服或者自我安慰的”应该会，应该不会”都会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列代英明帝王无不如此，妇人之仁只会带来更大的损失和伤害。
特别体现在做决定上，一定要善谋善断，任何决定都是基于所掌握的信息和对形势的正确判断。通观中国历史，每个朝代建立者都值得研究，在他们身上都有很多相同的君主特质。每个君王都是靠战争起家，而在战争中，对形势的判断极为重要，用孙子的话说就是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也就是要研究敌方情况，我方情况，还有地形友邻等外部情况，将整个态势了然于胸，并根据态势做出决断。但是对于老大来说，最主要的就是要建立起正确的战略方向，战略正确了，个别战役战斗失败才不会影响到整个局势的发展，当然，这里还要涉及到基本盘的问题，基本盘必须稳固。
先说战略的选择。先简单说说秦统一六国，秦朝的统一，是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取得的，对于秦朝来说，有一个优势就是打垮西边少数民族之后，主要找略方向就在东方，而当时制定了远交近攻的战略方针，很好的分化了山东六国，使其每次合纵都以失败告终，而在东方，前期主要压力在于三晋和楚，当时要取得对三晋的战略优势，就得先解决楚国，把楚国的势力压缩到东边，使其不能轻易的和三晋联合在一起，要对楚国取得优势，就得拿下巴蜀，对楚国形成了西、南包围之势。解决楚国之后腾出手来解决韩国，长平一战，几乎倾全国之力拿下上党地区，从此对东方诸国特别是赵国取得了战略优势，后面的不过是时间问题。后期，楚汉争霸，刘邦的战略就是还定三秦，东向以争天下。不过项羽打仗实在太牛逼，在那个时代无一是其对手，刘邦是屡战屡败，最后僵持在荥阳一代。好在项羽政治不行，也就是战略还是差刘邦一截，树敌太多，被刘邦逐一拉拢，此时刘邦的战略主要是主力粘住项羽，韩信北上突围，英布、彭越游击于项羽后方，项羽手下无人，不得不亲自出马解决后方，可惜曹无咎不听节度，被刘邦突破了正面。光武帝时期亦然，先打下河北和河东，先向南最后向西。战略的选择不一而足，也不可完全照搬，每次都有其特点。
再说说基本盘，基本盘主要就是经济和人才。孙子曰日费千金。没钱很难打仗，钱来源于两个方面，自己的和敌人的，孙子还曰了，要取用于敌。当然，经济上主要还是来源于自己，要有稳固的大后方。上面说到的秦一方面是商鞅变法提高了秦国的生产力，另一方面打下巴蜀之后贡献了很大的税赋和人力，刘邦一直有稳固的关中，项羽后方一直不稳，光武帝有稳固的河北和河东，特别是河东粮草不断。那么在人上，更不用说了，秦国后期人才大多都是他国过来的，刘邦有三杰，光武帝有南阳一众豪族，朱元璋有一众濠泗兄弟，毛教员更是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毛教员说的好，政策定好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
在人才问题上，作为领导者，对下属是什么样的尿性一定要心中有数，有的可用于心腹，有的可用于爪牙，有的只能是合作关系。心腹的选择更要慎之又慎，要能够控制得了，很多时候，心腹的反噬比敌人还要致命。当然，要能够控制下面人，没点手段是不行的，任何手段，不外乎赏和罚，但是在运用上却很微妙，用不好，适得其反。除此之外，能够让人团结在老大周围，捐妻子，冒锋刃，不过是为了有肉吃，没肉吃，空谈理想是不行的，也就是说要实事求是。更重要的还是要具备点英雄气概，何谓？刘四爷，刘裕，高欢，重八，教员等，都是出身寒贱，但天生有那一股子英雄气概，让人倾心相随。
以上可以看出，战略选择和基本盘的重要性。特别在战略上，可以好好看看《论持久战》。
在形式分析上，很多君王并不一定擅长，所以形势分析不一定是自己做的，但是决心必须是自己下的。在判断和下决心方面，不能由别人代劳，别人的选择不一定对自己最有利，形成依赖之后还有被取代的危险，也不能犹豫不选择，宁愿结果错了都不能给人优柔寡断的印象，那样便会拖延时机，最坏的影响是失去威信。当然，在决断上，个人性格起到很大的作用。刘邦在彭城被项羽打爆后，坐在车上一路往西逃，车上除了滕公，还有两个小孩，惠帝和鲁元公主，两个人可是他的亲生骨肉，逃命要车快，刘邦就毫不犹豫三番将两个亲骨肉踹下车，还好每次都被夏侯婴捡了回来，这样的决断力，才是最恐怖的。
能够正确做决断的基础，当然是掌握信息，所以建立直控的信息系统就很重要。孙子言”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这里不展开讲。
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有什么用呢？其实用处还是很大的。读通鉴的意义就在于此，如果觉得原本太长，可以阅读下面这种解读精选版。
这给我们的启示至少有三点：
- 人生要有战略方向。人之所以庸庸无为一生，就是没有想清楚自己此生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兜兜转转几十年，不过社畜一枚，回眸一望，全是空虚。因此，应该尽早建立自己的人生努力方向，并且持续不断的往这个方面努力。当然，战略方向不是具体的战术，在实际过程中，还会遇到各种问题，就需要机动灵活的去处理。特别是不能出现颠覆性的失误，比如赌博、犯罪、吸毒等。
- 要有自己的基本盘。在社会上混，总得有那么一两点拿得出手的本事。你连一个行业的门道都摸不清，就去做生意，就是给别人送钱。在体制内，连抱大腿找靠山时不时不违背道德的前提下拍拍马匹都不会或者不愿做，那也就是一辈子在底层摸爬，过了年龄线只能落寞。在职场上，不管处于什么岗位，你总得弄清这个岗位需要的知识和技能，特别是容易踩的坑。包括在人脉上，要在自己承受范围内，适当的建立一个圈子，生活或者工作中用得到的人保持适当的联系和人情往来，圈子的回报是长远的和无形的，千万不要舍不得小钱而遇事的时候无人可求。基本盘，不一而足，需举一反三。
- 任何事情都要掌控在自己手中。这就需要对事务的基本分析和判断能力，这个能力不难，把《矛盾论》和《实践论》看上十遍，把《毛选》看上三遍，自然就有体会。对自己，对和自己有关的其他事情，必须主动收集相关信息，并加以分析，从中找到对自己最有利的处理办法。千万不能无动于衷或者托付给他人（包括你最亲近的人）。可能最难得是信息的收集和掌握，所以上面说的圈子的重要性。比如体制内提职问题，首先要考虑单位里面人员层次结构，什么时间点可能空出的位置，空出的位置需要什么条件，自己能否达到，或者自己的条件到什么时间点才可能抅到什么位置，谁具有决定权，我应该在他身上如何用力，我的竞争对手是谁，对他，我要防止什么，什么话不能说等等。做生意，行业内基本门道要弄清楚，行业内重要人员来往，时不时吹吹牛逼，收集信息。等等。总的一点，收集信息——分析整理——定下决心——集中火力，没有攻不下的山头。
特别是在职场之中，面对复杂的职场斗争，你是把自己的前途交给上级和同事呢，还是面对任何问题都自己先分析一番，想办法搜集信息分析判断，直到自己心中有数。比如说，上级交代你和另一个人去完成一件事情，你必须亲自参与到整个过程，对每个环节都必须过目掌控，如果偷懒或者过于相信你的搭档，十有八九就会被坑。比如有一个新职位空出来了，自己的条件也达到了，是不是就觉得自己应该得到那个职位？其实这时要问问为了这个职位我付出了什么，付出过没有，对于能够决定谁在这个职位的上司，我对他了解多少？和他关系如何？他需要什么样的人在这个职位上？我在这个职位上对他的好处和用处是什么？我有没有舍得花一些钱物等代价在这个职位上？如果什么都没做，很有可能是一个和别人睡了一觉的人上去了。自己没有得到，不能怨别人，别人也是付出代价的。
还有一点，任何生存，都是斗争得来的。如果没有保持高昂的斗志和进取精神，是很难生存的。当然，根据形势，有的时候处于战略守势，有的时候处于战略攻势，守时积蓄力量，攻时谋定后动，所谓庙算而后胜。用孙子的一句话说就是“胜兵先胜而后战，败兵先战而求胜”。
人世间本来就是灰色的，因为介于天堂的白和地狱的黑之间，在这灰色的人世，只能以灰色的规则和态度来处事，人能看到和运用的不过是眼前的一个灰色色度，往上不会是白，往下也不会是黑，还是另一种不可把握的灰。
这灰色的人世间，不可将自己的身家性命交予他人，或托于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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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你，为什么是某瓣排名第一的电影。
当然，更重要的是，人，要活的有光。
最后，双击一下屏幕就好。
错了。
是教育幼年、少年皇子建立三观的书。
再直白点：
盗亦有道，何况帝王。不能明察、仁义不施，则攻守之势异也。
类似现在的浓缩版科普书籍
为了编这套书，汇集的文献资料浩如烟海。普通人一辈子都看不完。
读了这套书会觉得自己聪明，靠权谋足以能治天下的，都是装逼犯。
读了这套书觉得自己很无助，知道治天下其实很难很难，那是正常人。
说说而已，当真你就输了。
很多人都提到了，《资治通鉴》是宋神宗给起的名字，寓意是“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
然而，宋神宗本人压根就对司马光本人的政见不感兴趣，他的两个儿子也没有拿这个当教科书的样子（禁毁起来倒是挺起劲）。宋神宗父子对这部书的真实态度大概率是下面这个样子的——
那么，《资治通鉴》为毛能得这个美名，还要从北宋朝廷修书之风说起。北宋除了修这部编年体史书，也修了其他名头震天响的大部头——
《太平御览》，宋太宗时所修类书。初名《太平总类》，因为书成后宋太宗每天读三卷改名《太平御览》。1000卷；
《册府元龟》，宋真宗时所修类书。“册府”是帝王藏书的地方，“元龟”是用以占卜国家大事的大龟，意即作为后世帝王治国理政的借鉴。1000卷；
相比之下，宋神宗时的《资治通鉴》“才”294卷，内容相对集中于政治史部分。
不管是《资治通鉴》还是《册府元龟》、《太平御览》，光看名字似乎都是帝王之书。事实上单论内容，后两者作为类书之集大成者，更加适合作为帝王的教科书之用——中国类书之祖首推三国魏的《皇览》，之后的也多冠以“御览”之类的名字，这不是没有道理的——所谓类书，分门别类、采摭群书，史料、典故等无所不包。以史料来说，往往既有编年体、又有列传体，比单纯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要丰富的多；而作为工具书角度来说，也更便于检索。
然而历代官方修书，多半不是帝王为了自己读的。一是彰显本朝文治之功，二来也是对臣民劝学。上面说过，《太平总类》修成后，宋太宗为夸示自己好学，曾说：“此书千卷，朕欲一年读遍。”因而命人日进三卷，并且下诏改名《太平御览》——但是他到底读了多少、是否读完、读懂多少，大家想象一下一天读三本的豆瓣读书小组什么样子就知道了。——这就和帝王每年春天装模做样地下地耕几下田的“籍田”没有本质区别。没有人真的以为，皇上真会一整年都去伺候先农坛那一亩三分地吧？
宋太宗搞了个千卷大工程《太平御览》，他儿子宋真宗接着重起炉灶，又搞了个千卷大工程《册府元龟》——你猜宋真宗他自己的一千卷都没读完，会不会去读他爹的那一千卷？综合来看，基本是有条件的赵官家都要修书，你修你的我修我的，再取个美美的高大上名字感觉自己萌萌哒~
说到底，无非是宋神宗需要借司马光的文名彰显自己文治而已——换句话说，赵官家承认的是其学术价值，而对司马光寄寓的政治主张嗤之以鼻——事实上，《通鉴》能有今天的历史地位，也不是因为宋神宗起的吉祥名字，而是司马光本人的史学造诣而造就的。这也决定了《通鉴》的主要读者是学者，而不是什么帝王——当然，觉得“我读了资治通鉴就能学到帝王之术”的历代装逼犯不在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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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一些：
《资治通鉴》最初的名字是《通志》，司马光自述创作意图是——
春秋之后，迄今千余年，《史记》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诸生历年不能竟其篇第，毕世不能举其大略，厌烦趋易，行将泯绝。余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赵、魏为诸侯，下讫五代，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网罗众说，成一家言。
换句话说，在司马光自己最初看来，这也不是什么帝王之书，而是用来科普“诸生”的通史普及之作（从1500多卷缩减到294卷，减了4/5多）。
然而司马光因为心疼学子读不完宋代以前的1500卷正史而编了《资治通鉴》，可他没想到等二十四史膨胀到了3229卷之后，却有一堆现代人敢跳出来说自己通读了二十四史。参见以下知乎问题下面，粗略一统计就有八个通读了的神人——真是后生可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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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 @张佳玮 举的例子也是比较好笑了——
张公子说《资治通鉴》阴飕飕地点明了田忌倒霉的事实，但是“浪漫欢乐”的《史记》没有，还举了《史记・吴起孙子列传》为证。然而……你到《吴起孙子列传》里找田忌的传记？
《史记》还有一篇《田敬仲完世家》，讲的就是齐国田氏——
三十五年，公孙阅又谓成侯忌曰：“公何不令人操十金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战而三胜，声威天下。欲为大事，亦吉乎不吉乎’？”卜者出，因令人捕为之卜者，验其辞於王之所。田忌闻之，因率其徒袭攻临淄，求成侯，不胜而饹。
看到没有？《资治通鉴》的这段记事几乎是原样不动的取自《史记》。
然而，就此断定“传奇英雄不得善终”尚为时过早——因为田忌奔楚后，就被新继位的齐宣王请回了。这个同样是记载在《资治通鉴》的同一卷中。
（周显王三十六年）齐威王薨，子宣王辟疆立；知成侯卖田忌，乃召而复之。
顺便一说，《史记》和《通鉴》对于大破庞涓的马陵之战是发生在齐威王时还是齐宣王时（也就是田忌奔楚前后）是有异议的。但是对于（一）齐威王时田忌奔楚、（二）齐宣王请回田忌，这两个问题上面，是持同样观点的。
顺便，张公子批评“二十四史，更多是政治军事史，是宫廷斗争史”乃至于说“如科技史、文学史、艺术史、音乐史，那多半是阙如的”，与之相比的《资治通鉴》无所不包云云……
我只能说，要么是他读了假的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要么是我读了假的中国史料学。因为史料学课程上批评《资治通鉴》的最大缺点就是“《通鉴》基本上是一本政治史，对典章制度特别是经济方面的记载甚少”。
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成型的纪传体断代史里面，《食货志》《艺文志》《乐志》乃至《儒林列传》《文苑列传》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这些内容一般“通读二十四史”的朋友是没有兴趣看的而已。
要了解历史的进程，首先还是要看个人努力啊——因为不管你看纪传体的《史记》也好，编年体的《通鉴》也好，首先你要先看得懂不是？
谢邀。
《资治通鉴》四个字，宋神宗给起的。“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
有助于治道，那当然是帝王书了。
哪位说了：只因为书名？不一定吧？
话说，著名的前三史《史记》、《汉书》、《三国志》，都是纪传体。这里一篇《项羽本纪》，宣传项羽如何揍刘邦；后面一篇《高祖本纪》，说刘邦如何得天下；每传各有主人。司马迁可以一边夸廉颇，一边夸白起；一边写苏秦，一边写张仪。
好比我们现在有一个传记丛书，给你个《希特勒丘吉尔传》，或者《隆美尔蒙哥马利传》。从了解历史八卦的角度，这个当然更好看。《史记》里还有《滑稽列传》，讲擅长讽喻的优伶；《游侠列传》，讲以武犯禁的侠客；《刺客列传》，讲荆轲聂政那些人。所以《史记》的纪传体，有点平民史观、传奇色彩的劲头，无所不包。在《史记》里，帝王地位崇高，但不是唯一。虽然《史记》里颇有些争议与错误，司马迁也很八卦，有些显然是自己加工的，有些则是听了一耳朵来的（比如夏无且药囊），但他至少是想描述个宏大古代世界，描述斑斓五彩的历史本身。
梁启超先生有过句感叹，说中国史书，都是帝王家传。有点偏激，但也有道理。二十四史，更多是政治军事史，是宫廷斗争史。如科技史、文学史、艺术史、音乐史，那就不占太多篇幅了。所以《资治通鉴》的原初精神，效仿的是《春秋》，是《左传》。
编年体历史与纪传体着重点不同。后者传奇跌宕，让人感叹个体命运；前者更多是时间序列严谨的残酷真相。
司马光当然也记录些逸事，《资治通鉴》的确无所不包，礼乐、历数、天文、地理，都有。但大体上最重要的，还是治乱，是政治、军事、统治者道德的部分。还时时有“臣光言”来给点指导。
《资治通鉴》的风格，与前三史最大的区别，我认为在于：削弱传奇与英雄色彩。
举个例子吧。
众所周知的战国传奇：庞涓废了孙膑，孙膑去了齐国，田忌赛马，孙膑为田忌出谋划策赢了赛马，田忌后来为将，孙膑为军师，马陵道伏兵射杀庞涓，永久性地削弱了魏国。
在《史记·吴起孙子列传》里，打赢了庞涓后，这么结尾：
齐因乘胜尽破其军，虏魏太子申以归。孙膑以此名显天下，世传其兵法。
好了，结束了。田忌+孙膑搭档大团圆，出了气，干死了庞涓，报了仇，完美！大家一起为田忌孙膑鼓掌吧！
——这就是典型的英雄传奇纪传体风格。
然而，《资治通鉴·周显王二十八年》却阴飕飕地加了后续：
齊因乘勝大破魏師，虜太子申。
成侯鄒忌惡田忌，使人操十金，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我為將三戰三勝，〔聲威天下〕。欲行大事，可乎？」卜者出，因使人執之。田忌不能自明，率其徒攻臨淄，求成侯。不克，出奔楚。
谁都知道孙膑田忌破庞涓，但这个比较少人提：破了庞涓的当年，田忌（孙膑估计也是）都倒了霉，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邹忌——就是城北徐公的好基友邹忌了——阴了田忌，把他逼到了楚国。
传奇英雄不得善终，忽然间，这个故事又悲催了。
（补一句：《田敬仲完世家》里，田忌出奔时间是另一个，但杨宽先生认为有误，故从《通鉴》；《通鉴》的这个故事版本，也更让人灰心些。）
这就是编年体风格，或曰《资治通鉴》风格。更冷冽，更现实，没纪传体那么浪漫欢乐，时间之轮一环扣一环地前进，每个人都可以是历史的棋子。在《资治通鉴》这么浩繁的篇幅与无情的时间序列下，是非成败，一目了然。
所以这才是帝王书——帝王得看得很远，得现实，得明白历史是如何因果相续的啊，得明白个人的奋斗固然要紧，但终究敌不过历史的进程啊！
因为它确确实实是帝王之书啊。
今天让升斗小民也来分析分析皇帝陛下用的是不是金锄头金榔头金簸箕。
帝王关注的是什么？治国、治官、治民，都是天下大而化之的宏观得不能再宏观的大事，言外之意就是说，帝王是不关注细节的。这就是帝王之书与大众史书最大的区别。换句话说，是司马光对史料的选择性取舍使得它变成了一本真正的帝王书。
更准确的说，对于很多史实记载，资治通鉴的细节缺失到让人发指。
我们来举几个例子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
首先当然是战争。
我在这里也反对 @张佳玮 所举的例子。他用马陵之战来对比《资治通鉴》与其他通史、断代史的区别是可以的，但他的结论是错的。他认为《资治通鉴》主要目的只是“削弱传奇与英雄色彩”，所以它是帝王之书。
但事实并非如此。在这里，《资治通鉴》之所以体现自己为帝王之书，就是因为它极度不关注战争本身的细节。
我们先来看看《资治通鉴》中关于马陵之战的原文：
魏庞涓伐韩。韩请救于齐。齐威王召大臣而谋曰：“蚤救孰与晚救？”成侯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则韩且折而入于魏，不如蚤救之。”孙膑曰：“夫韩、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韩受魏之兵，顾反听命于韩也。且魏有破国之志，韩见亡，必东面而愬于齐矣。吾因深结韩之亲而晚承魏之弊，则可受重利而得尊名也。”王曰：“善！”乃阴许韩使而遣之。
韩因恃齐，五战不胜，而东委国于齐。
齐因起兵，使田忌、田婴、田盼将之，孙子为师，以救韩，直走魏都。庞涓闻之，去韩而归。魏人大发兵，以太子申为将，以御齐师。孙子谓田忌曰：“彼三晋之兵素悍勇而轻齐，齐号为怯。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将，五十里而趣利者军半至。’”乃使齐军入魏地为十万灶，明日为五万灶，又明日为二万灶。庞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齐军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过半矣！”乃弃其步军，与其轻锐倍日并行逐之。孙子度其行，暮当至马陵。马陵道狭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树，白而书之曰：“庞涓死此树下！”于是令齐师善射者万弩夹道而伏，期日暮见火举而俱发。庞涓果夜到斫木下，见白书，以火烛之。读未毕，万弩俱发，魏师大乱相失。庞涓自知智穷兵败，乃自刭，曰：“遂成竖子之名！”齐因乘胜大破魏师，虏太子申。
成侯邹忌恶田忌，使人操十金，卜于市，曰：“我，田忌之人也。我为将三战三胜，欲行大事，可乎？”卜者出，因使人执之。田忌不能自明，率其徒攻临淄，求成侯。不克，出奔楚。
一共603字，基本都是照抄《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的文字。但关于马陵之战的内容，史记中其实在《史记-魏世家》、《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中都有相关记载，可以互相佐证。所以你可以用《史记》来还原这场战争的基本框架，但用《资治通鉴》，没有可能。
史记本已极度简略，而《资治通鉴》则更加简略。要不是《史记》这一段文字虽然短小，但却非常精彩，所以不能阉割，估计司马光就该写成这样了：
车骑将军卫青将三万骑出雁门，将军李息出代；青斩首虏数千人。
这是元朔元年，卫青第二次出击匈奴。《史记》记载已经很短了，而《资治通鉴》则更加俭省，抄都懒得抄，一共26字。《史记》中至少还记载了以下内容：
汉令将军李息击之，出代；令车骑将军青出云中以西至高阙。遂略河南地，至于陇西，捕首虏数千，畜数十万，走白羊、楼烦王。遂以河南地为朔方郡。以三千八百户封青为长平侯。青校尉苏建有功，以千一百户封建为平陵侯。使建筑朔方城。青校尉张次公有功，封为岸头侯。
有122字，出兵路线，战功，有关功臣。在司马光这里，就只剩卫青、李息俩人。而且史记紧随这场战争之后，还附上了汉武帝的一通诏书，而《资治通鉴》自然是没有的。
原因何在呢？我估计是司马光认为，战争本身只是一种手段，是对政治局势的影响，至于战争的细节，与皇帝和宰相无关。司马光认为皇帝的职责在于垂拱万方，保境安民，所以他是极力反对扩张的，当他被重新启用之后，甚至把熙宁年间已收复的安疆、葭芦、浮图、米脂四寨割让给西夏，造成整个社会哗然。
《资治通鉴》对司马光的这一政治主张体现的淋漓尽致。
关于这么一场影响深远的大战，司马光只记了26字，但是随后却附上了临菑人主父偃、严安、无终人徐乐等人劝谏汉武帝不要出兵的三道奏章，一共1440字。
一事谏伐匈奴，其辞曰：“《司马法》曰：‘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书奏，天子召见三人，谓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皆拜为郎中。
对比何其强烈。
所以，如果你要寻找关于战争的史料，尤其是细节方面的内容，千万不能翻《资治通鉴》，你将会大失所望。在这方面，司马光极其节省。唐攻突厥、高句丽等大战，在《资治通鉴》中基本上都很少记载，大都是三言两语带过。
原因还是在于司马光认为，战争细节与皇帝无关。皇帝的重点在于治国治官治民，在于礼制，在于信。就像他在商鞅变法相关记载中所述：
臣光曰：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不善者反之：欺其邻国，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败。所利不能药其所伤，所获不能补其所亡，岂不哀哉！昔齐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晋文公不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弃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废徙木之赏。此四君者，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称刻薄，又处战攻之世，天下趋于诈力，犹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况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
关于商鞅变法，司马光也是从史记中摘抄而来，但变法本身的细节非常之少，比如变法涉及的人员、社会组织结构、变法的具体措施都没有详细记载，但对于秦孝公之所以变法的诏书却原文照录了，而对于徙木立信也尽可能的保留了史记原文。
最重要的是，司马光在这里加上了大段关于君子、君王必须言而有信的“臣光曰”。
所以，司马光对于礼、对于信是唯恐要言不烦，下笔从不吝啬；但是对于具体的史实细节，尤其是他认为帝王不必关注的细节，却着墨极少，惜字如金。并且，由于司马光本人反战气息浓厚，对于战争本身，他是能少则少，绝不多写一字；而对于战争的前因后果，他的笔墨明显增多。很明显，司马光着力的是消灭乱源，消弭战争的影响，即着眼于帝王如何去保持天下稳定，不消耗民力，不主张拓边，以守土保境安民为第一要务。
这样一比较，《资治通鉴》为什么是帝王书的原因就很清楚了罢。
其实我们还可以加一些内容。
比如，由于本书主要目的在于“资治”，即有助于皇帝和士大夫治理天下，所以对于文学艺术宗教科技方面的记载极少，甚至没有。
文学上的名篇，在《资治通鉴》中是基本找不到的。
《上林赋》、《洛神赋》等都是中华文学名篇。姑录一段：
君未睹夫巨丽也，独不闻天子之上林乎？左苍梧，右西极。丹水更其南，紫渊径其北。终始灞浐，出入泾渭；酆镐潦潏，纡馀委蛇，经营乎其内。荡荡乎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东西南北，驰骛往来，出乎椒丘之阙，行乎洲淤之浦，经乎桂林之中，过乎泱漭之野。汩乎混流，顺阿而下，赴隘狭之口，触穹石，激堆埼，沸乎暴怒，汹涌澎湃。滭弗宓汩，逼侧泌瀄。横流逆折，转腾潎冽，滂濞沆溉。穹隆云桡，宛潬胶戾。逾波趋浥，涖涖下濑。批岩冲拥，奔扬滞沛。临坻注壑，瀺灂霣坠，沈沈隐隐，砰磅訇礚，潏潏淈淈，湁潗鼎沸。驰波跳沫，汩濦漂疾。悠远长怀，寂漻无声，肆乎永归。然后灏溔潢漾，安翔徐回，翯乎滈滈，东注太湖，衍溢陂池。于是乎鲛龙赤螭，䱭䲛渐离，鰅鰫鳍鮀，禺禺魼鳎，揵鳍掉尾，振鳞奋翼，潜处乎深岩，鱼鳖讙声，万物众伙。明月珠子，的砾江靡。蜀石黄碝，水玉磊砢，磷磷烂烂，采色澔汗，藂积乎其中。鸿鹔鹄鸨，鴐 鹅属玉，交精旋目，烦鹜庸渠，箴疵䴔卢，群浮乎其上，泛淫泛滥，随风澹淡，与波摇荡，奄薄水渚，唼喋菁藻，咀嚼菱藕。
《上林赋》是我心目中的神作，极其愿意献上膝盖。为啥哩？因为其中有多一半的字我不认识（司马相如用的词也太生僻了），却能感觉到其辞藻的华美。这篇文章在《史记》司马相如的传记中全文收录，但《资治通鉴》，对不起，欠奉。
还有左思的《三都赋》等等等等，在《资治通鉴》上你是找不到一点痕迹的。
华丽的辞藻有助于治国么？没有。所以统统舍弃。李白杜甫都是一笔带过。
但是你说资治通鉴不记载文学作品？似乎也不尽然。比如杜牧的《注孙子序》、《罪言》、《原十六卫》、《战论》、《守论》等五篇文章全部录入。但请注意，杜牧的这五篇文章全是政论文，是有助于君主治国的，所以他将其录入。
这么明显的文字取舍，足以证明司马光的意思了吧。
再比如，司马光为了将《资治通鉴》变成一本标准的帝王教科书，还有篡改史实的毛病。典型的如汉武帝的《轮台罪己诏》。
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
这是真正的忏悔。但这几句只有资治通鉴有记载，很多人怀疑它的真实性。司马光之所以从一本迄今已经不再流传的野史中摘录这几句，是因为他希望他的皇帝也要勇于承认错误。所以即使众多史书都没有采用这段记载，司马光却将其加入了他的版本的《轮台罪己诏》中。
那就是，《资治通鉴》确实是典型的帝王之书。没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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