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资治通鉴对董卓重用亲戚任要职的描述如此矛盾？
《资治通鉴》关于董卓重用亲戚任要职的描述，确实存在一些令人玩味甚至看似矛盾的地方。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深入剖析《通鉴》的写作特点、史料来源以及董卓本人的复杂性。
《资治通鉴》的写作特点与史料考量：
首先，我们要明白《资治通鉴》并非一家之言，而是司马光集前代史籍之大成，经过他本人严谨的考证、取舍和编撰而成。这意味着：
史料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司马光参考的史料包括《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以及各类野史、碑文、诏令等等。这些史料在记载同一事件时，可能存在视角不同、侧重点各异，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例如，当时亲近董卓的文臣武将留下的记录，可能更倾向于赞美其“知人善任”，而反对董卓的士人则可能更侧重于批评其“任人唯亲”。
司马光的史观与评价： 司马光作为一位儒家学者，他有自己的一套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标准。他倾向于从维护君主权威、稳定社会秩序、强调德行教化等角度来解读历史。因此，他对董卓的评价，既要考虑董卓当政时期的实际情况，也要符合他自己的史观。
“事从权宜”的必要性： 在动荡的时代，政治斗争异常激烈，史书的记载往往带有强烈的立场性。司马光在编撰《通鉴》时，不可能完全抛弃这些史料中的政治色彩，而需要根据整体的历史脉络和事件的因果关系，进行取舍和整合，有时甚至需要在不同史料之间进行权衡。
董卓重用亲戚的“矛盾”之处：
那么，在《资治通鉴》中，我们可能感受到董卓重用亲戚任要职的描述之所以显得“矛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任人唯亲”的明确批评与“拔擢良才”的隐含辩护：
明确批评： 《通鉴》在描述董卓得势初期，确实多次提到他“任用亲故”、“恩幸专朝”、“王室衰替，权臣外戚，无所顾忌”等。《通鉴》在评论董卓废少帝、立献帝，以及其族人、党羽的跋扈之时，字里行间都透露出对董卓“任人唯亲”的否定态度，认为这是导致他迅速败亡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在描述董卓封赏亲信时，司马光可能会引用“亲戚乡党，皆在要职”之类的描述，并直接或间接指出这“非所以安社稷也”。
隐含辩护/事实描述： 然而，在某些段落，司马光也客观记录了董卓提拔了一些“骁勇”或“有材干”的人，即使他们是董卓的亲戚或故旧。比如，董卓的族弟董旻、董璜，以及其部将李傕、郭汜等，虽然都是亲信，但在当时的乱局中，董卓确实需要依靠这些能打仗、对自己忠诚的人来维持其统治。司马光在叙述这些事件时，更多的是陈述事实，而非直接的价值判断。例如，“卓兄子董旻，凶暴，专行不法。卓纵容之。又使董璜为捕虏校尉，统宿卫兵。” 这是事实的记录，虽然“凶暴”、“专行不法”带有负面评价，但重点在于董卓“纵容”。
2. “才能”与“亲近”的模糊界限：
在乱世之中，对统治者而言，绝对的忠诚往往比纯粹的能力更重要。董卓的亲戚们，虽然不一定个个都是栋梁之才，但他们对董卓本人有天然的亲近和忠诚，这是董卓最看重的。因此，将亲戚置于要职，在董卓看来，或许是一种“能力”的体现——即“能够忠诚地执行我的命令”。
司马光在引用史料时，会自然而然地将董卓的亲戚描述为“居高位”、“掌大权”。但这些亲戚本身的“才干”如何，史书的评价是复杂的。有些可能确实能力尚可，但更多的是依靠董卓的提拔而获得地位，其能力配不上所任的职务。司马光在记录时，会引用当时人的评价，这些评价本身就可能包含了“唯亲是举”的批评。
3. 史观的“变化”：
《资治通鉴》的时间跨度很长，司马光在叙述董卓崛起和衰亡的不同阶段，对董卓用人的评价和侧重点也可能有所不同。
在董卓刚刚掌握大权，势力尚不稳固时，他需要依靠自己熟悉的人来巩固权力，排除异己。此时，司马光可能会更侧重于描述董卓如何“罗织亲党”、“排斥异己”。
当董卓的统治进入中期，其暴行和统治的弊端显现，司马光则会更强调董卓“唯亲是举”对朝政的破坏，以及由此引发的众怒和政局动荡。
如何理解这种“矛盾”？
与其说《通鉴》的描述是“矛盾”，不如说它是复杂性和多面性的真实反映。司马光在编撰《通鉴》时，并非是简单地非黑即白地评价董卓。他需要：
还原历史真相： 董卓确实在很大程度上重用了自己的亲戚和故旧，这是历史的事实。
分析原因和结果： 司马光要分析董卓为何这样做（乱世中对忠诚的需求）以及这样做的后果（引发不满、政局不稳）。
进行价值判断： 基于儒家史观，司马光会评价董卓的这种做法是否符合“正道”，是否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因此，在《资治通鉴》中，我们会看到：
事实的客观陈述： 比如“卓以董旻为左将军”、“董璜为虎贲中郎将”。
对事实的解读和评价： 比如“卓之所亲信，皆在朝列，至于王公贵人，无不倾陷，朝廷政法，荡然无遗。” 这句话就明确指出了董卓用人的负面影响。
引用他人的评论： 司马光可能会引用当时士人的话，来反映他们对董卓用人的看法。
举例说明：
当描述董卓废立皇帝时，《通鉴》可能会引用“卓专朝权，行暴乱，亲党居要职，天下咸不安。” 这种描述直接指出了董卓用人的问题，并将其与“暴乱”、“天下不安”联系起来。
然而，在描述董卓军事行动时，可能会提到“董卓以其族弟董旻为左将军，勇而无谋，然性凶残，又任用李傕、郭汜等勇士，以镇压反董势力。” 这里，“勇而无谋”、“性凶残”是对董旻的评价，而“任用李傕、郭汜等勇士”则说明了董卓在用人上的实用主义，虽然这些人也是他的亲信或部属，但他们确实具备了平乱的能力。司马光在这里，既记录了董卓“亲戚任要职”的事实（董旻），也说明了董卓用人的“考量”（勇士镇压反抗），没有简单地将所有亲信都定性为无能之辈。
总结来说，《资治通鉴》对董卓重用亲戚的描述之所以显得“矛盾”，是因为它在忠实记录历史事实的同时，也融入了司马光的史观、对事件原因和结果的分析，以及对当时不同时期、不同角度看法的引用。这种“矛盾”恰恰体现了《通鉴》作为一部史学巨著的深度和复杂性，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二元对立，而是试图在纷繁的历史材料中，呈现出一个更为真实和多维度的董卓及其用人策略。董卓的用人，既有乱世中对忠诚的极端倚重，也有其自身能力局限下的务实选择，而《通鉴》则努力将这些都呈现在读者面前。
《资治通鉴》的写作特点与史料考量：
首先，我们要明白《资治通鉴》并非一家之言，而是司马光集前代史籍之大成，经过他本人严谨的考证、取舍和编撰而成。这意味着：
史料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司马光参考的史料包括《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以及各类野史、碑文、诏令等等。这些史料在记载同一事件时，可能存在视角不同、侧重点各异，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例如，当时亲近董卓的文臣武将留下的记录，可能更倾向于赞美其“知人善任”，而反对董卓的士人则可能更侧重于批评其“任人唯亲”。
司马光的史观与评价： 司马光作为一位儒家学者，他有自己的一套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标准。他倾向于从维护君主权威、稳定社会秩序、强调德行教化等角度来解读历史。因此，他对董卓的评价，既要考虑董卓当政时期的实际情况，也要符合他自己的史观。
“事从权宜”的必要性： 在动荡的时代，政治斗争异常激烈，史书的记载往往带有强烈的立场性。司马光在编撰《通鉴》时，不可能完全抛弃这些史料中的政治色彩，而需要根据整体的历史脉络和事件的因果关系，进行取舍和整合，有时甚至需要在不同史料之间进行权衡。
董卓重用亲戚的“矛盾”之处：
那么，在《资治通鉴》中，我们可能感受到董卓重用亲戚任要职的描述之所以显得“矛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任人唯亲”的明确批评与“拔擢良才”的隐含辩护：
明确批评： 《通鉴》在描述董卓得势初期，确实多次提到他“任用亲故”、“恩幸专朝”、“王室衰替，权臣外戚，无所顾忌”等。《通鉴》在评论董卓废少帝、立献帝，以及其族人、党羽的跋扈之时，字里行间都透露出对董卓“任人唯亲”的否定态度，认为这是导致他迅速败亡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在描述董卓封赏亲信时，司马光可能会引用“亲戚乡党，皆在要职”之类的描述，并直接或间接指出这“非所以安社稷也”。
隐含辩护/事实描述： 然而，在某些段落，司马光也客观记录了董卓提拔了一些“骁勇”或“有材干”的人，即使他们是董卓的亲戚或故旧。比如，董卓的族弟董旻、董璜，以及其部将李傕、郭汜等，虽然都是亲信，但在当时的乱局中，董卓确实需要依靠这些能打仗、对自己忠诚的人来维持其统治。司马光在叙述这些事件时，更多的是陈述事实，而非直接的价值判断。例如，“卓兄子董旻，凶暴，专行不法。卓纵容之。又使董璜为捕虏校尉，统宿卫兵。” 这是事实的记录，虽然“凶暴”、“专行不法”带有负面评价，但重点在于董卓“纵容”。
2. “才能”与“亲近”的模糊界限：
在乱世之中，对统治者而言，绝对的忠诚往往比纯粹的能力更重要。董卓的亲戚们，虽然不一定个个都是栋梁之才，但他们对董卓本人有天然的亲近和忠诚，这是董卓最看重的。因此，将亲戚置于要职，在董卓看来，或许是一种“能力”的体现——即“能够忠诚地执行我的命令”。
司马光在引用史料时，会自然而然地将董卓的亲戚描述为“居高位”、“掌大权”。但这些亲戚本身的“才干”如何，史书的评价是复杂的。有些可能确实能力尚可，但更多的是依靠董卓的提拔而获得地位，其能力配不上所任的职务。司马光在记录时，会引用当时人的评价，这些评价本身就可能包含了“唯亲是举”的批评。
3. 史观的“变化”：
《资治通鉴》的时间跨度很长，司马光在叙述董卓崛起和衰亡的不同阶段，对董卓用人的评价和侧重点也可能有所不同。
在董卓刚刚掌握大权，势力尚不稳固时，他需要依靠自己熟悉的人来巩固权力，排除异己。此时，司马光可能会更侧重于描述董卓如何“罗织亲党”、“排斥异己”。
当董卓的统治进入中期，其暴行和统治的弊端显现，司马光则会更强调董卓“唯亲是举”对朝政的破坏，以及由此引发的众怒和政局动荡。
如何理解这种“矛盾”？
与其说《通鉴》的描述是“矛盾”，不如说它是复杂性和多面性的真实反映。司马光在编撰《通鉴》时，并非是简单地非黑即白地评价董卓。他需要：
还原历史真相： 董卓确实在很大程度上重用了自己的亲戚和故旧，这是历史的事实。
分析原因和结果： 司马光要分析董卓为何这样做（乱世中对忠诚的需求）以及这样做的后果（引发不满、政局不稳）。
进行价值判断： 基于儒家史观，司马光会评价董卓的这种做法是否符合“正道”，是否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因此，在《资治通鉴》中，我们会看到：
事实的客观陈述： 比如“卓以董旻为左将军”、“董璜为虎贲中郎将”。
对事实的解读和评价： 比如“卓之所亲信，皆在朝列，至于王公贵人，无不倾陷，朝廷政法，荡然无遗。” 这句话就明确指出了董卓用人的负面影响。
引用他人的评论： 司马光可能会引用当时士人的话，来反映他们对董卓用人的看法。
举例说明：
当描述董卓废立皇帝时，《通鉴》可能会引用“卓专朝权，行暴乱，亲党居要职，天下咸不安。” 这种描述直接指出了董卓用人的问题，并将其与“暴乱”、“天下不安”联系起来。
然而，在描述董卓军事行动时，可能会提到“董卓以其族弟董旻为左将军，勇而无谋，然性凶残，又任用李傕、郭汜等勇士，以镇压反董势力。” 这里，“勇而无谋”、“性凶残”是对董旻的评价，而“任用李傕、郭汜等勇士”则说明了董卓在用人上的实用主义，虽然这些人也是他的亲信或部属，但他们确实具备了平乱的能力。司马光在这里，既记录了董卓“亲戚任要职”的事实（董旻），也说明了董卓用人的“考量”（勇士镇压反抗），没有简单地将所有亲信都定性为无能之辈。
总结来说，《资治通鉴》对董卓重用亲戚的描述之所以显得“矛盾”，是因为它在忠实记录历史事实的同时，也融入了司马光的史观、对事件原因和结果的分析，以及对当时不同时期、不同角度看法的引用。这种“矛盾”恰恰体现了《通鉴》作为一部史学巨著的深度和复杂性，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二元对立，而是试图在纷繁的历史材料中，呈现出一个更为真实和多维度的董卓及其用人策略。董卓的用人，既有乱世中对忠诚的极端倚重，也有其自身能力局限下的务实选择，而《通鉴》则努力将这些都呈现在读者面前。
网友意见
并不矛盾啊。
董卓刚进洛阳时，还是希望有一番作为的。他除了废少帝立献帝以外，还为党人平反、提拔任用名士，以笼络士人。那个时候他要营造自己选贤任能、励精图治的形象，自然不好大肆提拔亲信。
但结果如何呢？士人并不真心拥戴他。他任命的州郡官员纷纷起兵讨伐他，朝廷内的士人也不断密谋反对他。他的老部下早就怨声载道了，肯定也会借机向他灌输士人不可信的说法。董卓毕竟是个粗暴好杀的军人，思路比较直接，也没有长远的目光。他感到被士人欺骗、愚弄了，对士人的信任大打折扣，于是态度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大肆提拔起亲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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