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资治通鉴》中司马光对刘备称帝的点评想表达什么意思?

回答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刘备称帝的点评,体现了他一贯的史观和政治理念,即 重“名正言顺”与“大义”。他并非完全否定刘备的雄才大略和对蜀汉政权的建立,但从他严谨的历史批判角度来看,他对刘备称帝的点评主要想表达以下几个意思:

1. 质疑刘备称帝的“合法性”和“时机”:

违背“顺时避难”的道义: 这是司马光点评的核心。他认为,汉献帝当时仍然健在,虽然处境艰难,但名义上仍是正统的汉朝皇帝。刘备此时称帝,就是在献帝之下再立一个皇帝,这在礼法上是“僭越”和“悖逆”的。司马光强调“国不可二君”,一个国家不能同时存在两个皇帝,这是自古以来的通则。
未能“顺天应人”: 司马光认为,刘备称帝的时机和方式,未能真正做到“顺天应人”。所谓的“天”是指汉朝的正统,“人”是指天下百姓的认同。在他看来,刘备虽然打着“兴复汉室”的旗号,但实际上却是借汉室的衰落而自立为帝,这与他最初的政治理想存在矛盾。刘备的称帝,更多的是出于自身实力增长后的野心,而非真正顺应民心和汉室的正统延续。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司马光引用了《论语》中的这句话,来点明刘备称帝在道义上的瑕疵。他认为,一旦名分不正,即使刘备有再大的本事,他的行为也难以获得道义上的支持,最终会影响到他的政治事业的成功和长远发展。

2. 暗示刘备的“仁德”形象存在偏差:

“仁德”的实质并非称帝: 司马光在描述刘备时,虽然也肯定了他的仁德之名,但他也认为,真正的仁德者,不应该为了个人的帝位而采取可能动摇“大义”的行动。他似乎在暗示,刘备的仁德,在称帝这件事上,并没有得到完全的体现。他可能觉得,一个真正的仁德之君,应该更顾及汉室的整体利益和名分,而非仅仅为了自身权力的巩固。
“兴复汉室”的口号被削弱: 刘备称帝,无疑是将自己置于汉室皇帝的地位,这使得他“兴复汉室”的口号变得复杂化。司马光可能认为,这实际上是刘备在利用汉室的号召力来实现自己的野心,而非真正致力于恢复汉朝的统治。称帝的行为,反而削弱了他作为“汉室正统继承人”的道德优势。

3. 对后世统治者树立的警示:

告诫后人谨守“名分”与“道义”: 司马光的史书《资治通鉴》本身就具有强烈的现实政治意义,旨在为后世统治者提供借鉴。他通过对刘备称帝的批判,强调了“名正言顺”的重要性。他希望后世的君主,在扩张权力或建立新朝时,能够更加谨慎地处理“名分”问题,避免僭越和违背道义,以免给自己的统治带来合法性的危机。
区分“权谋”与“正道”: 司马光非常看重“正道”。他认为,刘备虽然凭借权谋和实力取得了成就,但其称帝的行为,在道义上存在瑕疵,可能是一种基于“权谋”的决策,而非符合“正道”的选择。他希望读者能够从刘备的例子中,学习如何区分基于道义的政治行为和基于利益的权谋策略。

4. 对曹魏、孙吴政权的相对承认:

强调曹魏、孙吴的合法性高于刘备: 虽然司马光对曹操、孙权也有批评,但从整体上看,他更倾向于承认曹魏和孙吴政权的“合法性”(尽管他认为汉朝正统未绝)。因为这两个政权的建立,是在汉朝灭亡(或名存实亡)之后,且经过了一定的政治过程,相对而言更符合“顺时而立”的原则。刘备称帝是在汉献帝尚在的情况下,其行为在司马光看来是“越俎代庖”,自然不如曹魏和孙吴的建立更“顺理成章”。

具体在《资治通鉴》中的体现:

司马光在记载刘备称帝时,通常会引用相关史料,并加以评论。例如,在记载刘备接受群臣推举为汉中王(为称帝铺垫)时,司马光可能会强调刘备的推辞和最终接受的被迫性,或者评论群臣推举的时机是否“得当”。

在刘备于成都即皇帝位时,司马光的评论会更加直接地体现他的立场。他可能会引用历史上的经典论述,比如“国不可二君”,或者直接指出刘备此举的“僭越”之处。

总结来说,司马光对刘备称帝的点评,并非否定刘备的个人能力,而是从他所推崇的儒家正统史观和政治伦理出发,指出了刘备称帝行为在“名分”、“道义”和“时机”上的不妥之处。他希望通过对刘备这样一位备受推崇的历史人物的“纠偏”,来警示后世统治者,在追求权力时,更应注重政治的合法性和道德的约束力,从而维护长远的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

他的批评,与其说是对刘备个人的否定,不如说是对一种“政治逻辑”的坚持,即认为即使在乱世,也应该尽量维护既有的礼法和道义的原则。这种坚持,是司马光史学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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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写这么多,是因为他面对着一个非常棘手的现实问题:写书的时候,公元221年应该叫什么?黄初二年?还是章武元年?你可能会觉得这个事情相当的无聊,但是,在那个年代,这却是关系到国之正统的大问题,丝毫马虎不得。


如果你还感觉不到这个事的重要,那么不妨回答一下这个问题:今年是公元2018年,还是民国107年?


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你自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而司马光作为一个距离三国时代近八百年的后人,他面临的难题则是:在书写当时的那段历史时,应该采取哪种记录方式?


最终,司马光在这里采用了魏国的纪元,即黄初二年,并且专门作了一番解释——也就是题主说到的那一些,中心思想概括起来就两点:


1、如果不能使中国一统,那么就都是只有天子之名,而无天子之实。你们曹丕呀、刘备呀什么的,都是假皇帝。


2、虽然都是假皇帝,但我写书总得编排年月,因此,也总还是得选一个纪元方式的。而我选择的标准,就是连贯性——汉禅让于魏,魏禅让于晋,然后宋齐梁陈,陈被隋灭,唐又灭隋,后经由五代传于大宋。


在这番话中,司马光反复强调:我这本书仅仅是为了记录历史上那些有价值的事,而不是想学圣人著《春秋》一般,立褒贬以拨乱反正。也就是说,我用曹魏的年号,仅仅是为了叙事方便,而不是说我认为魏国就是正统。




然而,尽管司马光这么解释了一番,到后世,他依然受到了批判。大约一百年后,南宋的朱熹对司马光的这种体例做出了严肃的批评。


朱熹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司马光的价值观上——尤其是魏和蜀的正朔问题。朱熹觉得司马光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你怎么可以以魏的年号纪元呢!


因为没有办法找司马光理论,学阀大人于是充分发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精神,仿照《春秋》体例,自己对《资治通鉴》进行了提纲挈领式的删减和改动,编成了《资治通鉴纲目》一书。


这两本书最大的差别在于:一、后者的内容较为精简,只叙述大事;二、将三国时期的纪元变为蜀汉纪元。




应该如何评价两人的观点呢?孰是孰非呢?


对此,在下的看法是:在这个事上,根本没有谁对谁错。因为两人的出发点根本就不一样。


司马光明确的表示:我就是为了写书方便。

但朱熹说,史臣就应该有自己的责任和担当,你不能为了图方便就不顾《春秋》褒贬之义,忽视正统所在。


司马光在活着的时候,想来已经料到了别人会这么批评他,所以才预先埋伏了一番话作为回应:我认为,不能使九州一统的,都是假皇帝,所以也就无所谓谁是正统。但对此,朱熹完全不赞同,然后自己动手来改。


真理可以越辩越明吗?


并不见得。一般性的结论是:在自然科学方面,真理是可以越辩越明的;但在社会科学方面,经常只会越辩越糊涂。


为什么呢?


从上述分析中,你可以清晰的看出,到了最后,分歧往往来自于立场的差异


如果是两个物理学家在辩论“一米”的定义,那么对他们彼此而言,讨论的都是“光在真空中于1/299792458秒内行进的距离”。

但对于人文社科类的辩论,到了最后,几乎都会变成基本立场的差异:你说红色更美,我说黄色更靓。


在自然科学的语境中,争论双方彼此对于事实的认定,基本上都有统一的标准。但在此之外,在其他争论中,绝大部分最后会变成语言学,甚至于哲学上的差异:你说他好,我说他不好。争到最后,必然会变成讨论“好”这个字是如何定义的。


至此,事实判断变成了价值判断


司马光说,我就是要写一个无关正统的历史书。

朱熹说,不行,历史就要有正统。


说到底,这是观念上的差别。而当一个争论不能被统一到同一个立场和前提下,那么最后都会变成两个问题。


关于刘备称帝,文章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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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几位网友都指明了,以魏为正统,是因为北宋确实地盘广大算得上统,也因为北宋起家的赵大没有前朝血统关系,陈桥兵变的吃相远比曹丕难看,曹丕好歹是找了一群名士造当涂高的舆论,赵大一群兵痞捧上来的,和朱温差不多。

而立刘备偏安为正统,就是在声援被宋灭掉的南唐,人家是自称唐家后代的,你要找家谱也绝对能造出来,这么一来北宋就不正统了。

后来的朱熹就是强词夺理了。他是为偏安朝廷立牌坊,但这个偏安朝廷---上承的北宋来路就不正。按朱熹的说法,蜀汉是正统,同样南唐才是正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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