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沅《续资治通鉴》中的乾隆改译辽金元三朝人名是否很影响阅读？
毕沅《续资治通鉴》对辽、金、元三朝人名进行了改译，这确实对阅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影响阅读的几个主要方面：
生疏感与记忆负担： 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读者的生疏感。读者习惯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汉字译名，毕沅的改译往往采用了不同的汉字组合或发音方式，这会让读者在初读时感到陌生，需要花费额外的精力去适应和记忆。例如，一些读者可能对《元史》等史书中常见的译名更为熟悉，突然看到毕沅的书中使用另一套译名，就会产生一种“隔阂感”。这种生疏感会打断阅读的流畅性，需要读者在脑海中进行“翻译”或“对应”，增加了阅读的认知负担。
校勘与比对的困难： 对于研究者而言，毕沅的改译给校勘和比对文献带来了不便。当读者需要将《续资治通鉴》中的人名与《辽史》、《金史》、《元史》或其他史料中的人名进行比对时，就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查找对应的关系。如果毕沅的改译并非完全遵循某种系统性的原则，那么这种困难会更加凸显。这无疑增加了学术研究的难度和工作量。
理解历史的连贯性： 历史的叙述需要一定程度的连贯性，尤其是在人物的称谓和指代上。当同一历史人物在不同的史书中出现不同的译名时，读者可能会对其身份产生短暂的困惑，影响对事件和人物关系的理解。虽然毕沅的目的是为了更“准确”或“音近”，但如果这种改译没有被广泛接受或成为通行的规范，就容易造成历史叙事在人名层面的割裂感。
语言风格的差异： 毕沅所处的时代，对音韵学和文字学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他的改译可能受到了当时学术思潮的影响。这种改译本身也构成了他个人史学风格的一部分。然而，与更早或更晚的史著相比，这种风格上的差异也可能让习惯了其他译名的读者感到些许不适，认为其译名“不地道”或“别扭”。
二、 为什么毕沅要进行改译？（背景与动机）
要理解这些影响，就必须回到毕沅改译的时代背景和他的动机。
纠正前代译名的“失误”： 毕沅生活的清代，对前朝史书，尤其是汉译外族语的史书，有进行重新审视和考订的风气。他认为前代史官在翻译辽、金、元等朝代的人名时，可能存在音译不准确、用字不当、甚至带有主观好恶的情况。毕沅作为一位严谨的史学家，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将这些外族人名按照更符合当时音韵学研究成果的方式进行“正音”和“正字”。
追求“音近”与“义近”： 毕沅改译的目标之一是追求人名的“音近”和“义近”。他试图通过更贴近原语言的发音来翻译人名，并可能在选择汉字时，兼顾字义与人物的身份或事迹有所关联。这是一种对“还原历史真相”的努力，认为准确的人名译法是理解历史人物及其活动的关键。
“正统”思想的体现： 在清代，“正统”观念依然是史学研究的重要指导原则之一。虽然辽、金、元在中国历史上都有重要的地位，但作为被汉族王朝更替的朝代，其史书的翻译和整理也可能带有一定的“规范化”和“汉化”倾向。毕沅的改译，或许也包含了在一定程度上使其译名更符合汉文化习惯的考虑，尽管他的主要出发点是音韵准确性。
三、 具体的影响举例（设想）：
虽然我们很难具体列举毕沅改译人名后，对某个特定读者阅读体验的“百分比”影响，但我们可以设想一些情况：
读者A（普通历史爱好者）： 拿起毕沅的《续资治通鉴》阅读元朝部分，看到诸如“速不台”（一个可能的虚构的“毕沅式”译名）而不是我们熟悉的“速不台”时，可能会停顿一下，皱眉思索这是谁，或者干脆跳过人名，只关注事件。久而久之，对书中人物的印象可能就不如阅读其他史书时那么清晰。
读者B（明清史研究者）： 在研究元代制度时，偶然看到毕沅《续资治通鉴》中对某个重要人物（如忽必烈）的译名与《元史》不同，他需要立即翻出《元史》或其他相关资料进行核对。如果毕沅改译的原则不明确，这可能会浪费他宝贵的学术时间。
读者C（汉译外语专家）： 可能对毕沅的改译持更分析的态度。他会尝试理解毕沅的音韵学依据，评价其改译的得失。但即使是专家，面对一套非通行的译名系统，也需要付出额外的努力去理解和适应。
四、 如何看待这种影响？
毕沅的改译是一种学术行为，其目的是为了更精确地还原历史。这种影响，既是学术进步的伴随产物，也反映了史学研究的复杂性。
瑕不掩瑜： 尽管毕沅的改译可能给普通读者带来不便，但《续资治通鉴》作为一部规模宏大的史书，其在史料的搜集、考订以及叙述上的价值是不可否认的。毕沅的改译，从学术严谨性的角度看，是值得肯定的。
时代局限性： 任何学问和方法的推行都有一个过程。毕沅的改译并未能成为后续史学界对辽金元人名翻译的“标准”，这本身也说明了其接受度和普及度存在局限。后世的史学研究者，在参考《续资治通鉴》时，通常会结合其他史料进行理解。
重要的学术遗产： 尽管如此，毕沅的改译仍然是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版本”，为后世研究者提供了另一种解读和理解的角度。它本身也构成了一段学术史。
总而言之，毕沅《续资治通鉴》中对辽、金、元三朝人名的改译，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阅读的流畅度和便捷性，尤其对于非专业读者而言，会增加生疏感和记忆负担。但这种影响是其作为一位严谨学者力求学术准确性的体现，也是特定时代学术思潮下的产物。我们评价其影响时，需要看到其学术价值与由此带来的阅读“不便”之间的权衡与取舍。
一、 影响阅读的几个主要方面：
生疏感与记忆负担： 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读者的生疏感。读者习惯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汉字译名，毕沅的改译往往采用了不同的汉字组合或发音方式，这会让读者在初读时感到陌生，需要花费额外的精力去适应和记忆。例如，一些读者可能对《元史》等史书中常见的译名更为熟悉，突然看到毕沅的书中使用另一套译名，就会产生一种“隔阂感”。这种生疏感会打断阅读的流畅性，需要读者在脑海中进行“翻译”或“对应”，增加了阅读的认知负担。
校勘与比对的困难： 对于研究者而言，毕沅的改译给校勘和比对文献带来了不便。当读者需要将《续资治通鉴》中的人名与《辽史》、《金史》、《元史》或其他史料中的人名进行比对时，就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查找对应的关系。如果毕沅的改译并非完全遵循某种系统性的原则，那么这种困难会更加凸显。这无疑增加了学术研究的难度和工作量。
理解历史的连贯性： 历史的叙述需要一定程度的连贯性，尤其是在人物的称谓和指代上。当同一历史人物在不同的史书中出现不同的译名时，读者可能会对其身份产生短暂的困惑，影响对事件和人物关系的理解。虽然毕沅的目的是为了更“准确”或“音近”，但如果这种改译没有被广泛接受或成为通行的规范，就容易造成历史叙事在人名层面的割裂感。
语言风格的差异： 毕沅所处的时代，对音韵学和文字学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他的改译可能受到了当时学术思潮的影响。这种改译本身也构成了他个人史学风格的一部分。然而，与更早或更晚的史著相比，这种风格上的差异也可能让习惯了其他译名的读者感到些许不适，认为其译名“不地道”或“别扭”。
二、 为什么毕沅要进行改译？（背景与动机）
要理解这些影响，就必须回到毕沅改译的时代背景和他的动机。
纠正前代译名的“失误”： 毕沅生活的清代，对前朝史书，尤其是汉译外族语的史书，有进行重新审视和考订的风气。他认为前代史官在翻译辽、金、元等朝代的人名时，可能存在音译不准确、用字不当、甚至带有主观好恶的情况。毕沅作为一位严谨的史学家，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将这些外族人名按照更符合当时音韵学研究成果的方式进行“正音”和“正字”。
追求“音近”与“义近”： 毕沅改译的目标之一是追求人名的“音近”和“义近”。他试图通过更贴近原语言的发音来翻译人名，并可能在选择汉字时，兼顾字义与人物的身份或事迹有所关联。这是一种对“还原历史真相”的努力，认为准确的人名译法是理解历史人物及其活动的关键。
“正统”思想的体现： 在清代，“正统”观念依然是史学研究的重要指导原则之一。虽然辽、金、元在中国历史上都有重要的地位，但作为被汉族王朝更替的朝代，其史书的翻译和整理也可能带有一定的“规范化”和“汉化”倾向。毕沅的改译，或许也包含了在一定程度上使其译名更符合汉文化习惯的考虑，尽管他的主要出发点是音韵准确性。
三、 具体的影响举例（设想）：
虽然我们很难具体列举毕沅改译人名后，对某个特定读者阅读体验的“百分比”影响，但我们可以设想一些情况：
读者A（普通历史爱好者）： 拿起毕沅的《续资治通鉴》阅读元朝部分，看到诸如“速不台”（一个可能的虚构的“毕沅式”译名）而不是我们熟悉的“速不台”时，可能会停顿一下，皱眉思索这是谁，或者干脆跳过人名，只关注事件。久而久之，对书中人物的印象可能就不如阅读其他史书时那么清晰。
读者B（明清史研究者）： 在研究元代制度时，偶然看到毕沅《续资治通鉴》中对某个重要人物（如忽必烈）的译名与《元史》不同，他需要立即翻出《元史》或其他相关资料进行核对。如果毕沅改译的原则不明确，这可能会浪费他宝贵的学术时间。
读者C（汉译外语专家）： 可能对毕沅的改译持更分析的态度。他会尝试理解毕沅的音韵学依据，评价其改译的得失。但即使是专家，面对一套非通行的译名系统，也需要付出额外的努力去理解和适应。
四、 如何看待这种影响？
毕沅的改译是一种学术行为，其目的是为了更精确地还原历史。这种影响，既是学术进步的伴随产物，也反映了史学研究的复杂性。
瑕不掩瑜： 尽管毕沅的改译可能给普通读者带来不便，但《续资治通鉴》作为一部规模宏大的史书，其在史料的搜集、考订以及叙述上的价值是不可否认的。毕沅的改译，从学术严谨性的角度看，是值得肯定的。
时代局限性： 任何学问和方法的推行都有一个过程。毕沅的改译并未能成为后续史学界对辽金元人名翻译的“标准”，这本身也说明了其接受度和普及度存在局限。后世的史学研究者，在参考《续资治通鉴》时，通常会结合其他史料进行理解。
重要的学术遗产： 尽管如此，毕沅的改译仍然是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版本”，为后世研究者提供了另一种解读和理解的角度。它本身也构成了一段学术史。
总而言之，毕沅《续资治通鉴》中对辽、金、元三朝人名的改译，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阅读的流畅度和便捷性，尤其对于非专业读者而言，会增加生疏感和记忆负担。但这种影响是其作为一位严谨学者力求学术准确性的体现，也是特定时代学术思潮下的产物。我们评价其影响时，需要看到其学术价值与由此带来的阅读“不便”之间的权衡与取舍。
网友意见
哎呀，现在的小年轻啊。。。
归纳以上，可以得出结论：丫就没读过《元史》。
干龙大帝改书，把元武宗海山改成哈尚，合不合适？然而海山本身就是汉语名字，还改个球的劲。。。
成吉思汗铁木真，这七个字蒙古人自己写的都是这七个字，干龙大帝强行改成青吉斯汗特穆津。。。你谁啊？青吉斯汗特穆津又谁啊？我在微博叫宁南左猴，我知道是错的，那又怎样？你在微博里非要@宁南左侯，那是我吗？找得着我吗？
再者说了，《钦定三国史语解》是拿着清代时期索伦语改辽史契丹名，拿满语改金史女真名，拿蒙古语改元史蒙古名。可索伦≠契丹，女真≠满族，就蒙古来说，人蒙元的名字掺杂了唐兀、女真、契丹、阿拉伯、吐蕃、汉族各个文化的，改之前是不是应该先查查这名到底是哪个语的？汉语的海山，梵文的爱育黎拔力八达，敢不敢先考证一下再改？
哈尚，咋不叫哈桑呢？
还有一个就是，他这么一改，很多专属名词就没了，比如元代的左右阿速卫亲军都指挥使司，也就是那个“阿卜、阿卜”的出处，被改成了阿克苏，如果是新疆的朋友，可能会感觉很熟悉——没错，察合台汗国有个城池就叫阿速，于是对应被改成阿克苏，也就是今天新疆自治区的阿克苏市。然而，北京市的朋友可能也会觉得熟悉——没错，昌平区有个阿苏卫村，六百年前是阿速卫的驻屯地。阿速亲军、阿苏卫村、阿克苏市这三者本来是同一个名字，干龙那么一改，成了三个。。。怪谁呢？
《宋太祖“不诛大臣、言官”誓约考论》 张希清
《元代史》 周良宵 顾菊英
这本书应该没什么辽金元史研究者拿来作为史料依据的，毕竟是二手史料了。对普通读者而言，统一人名的确稍微方便了点，当然如果是想要深入了解这段历史的普通读者，一旦受这种人名的影响太大的话，看《元史》的时候会崩溃吧。
对于研究者而言，最受影响的应该是仅存于《四库全书》的辽金元一手史料，比如各种金元时期的文集。里面的女真，蒙古人名都给改了，看的时候绝对懵圈，还不得不用，然后还要苦逼地想方设法复原这些人名，才能跟其他史料联系起来。
但这真心累啊～毕竟17世纪的蒙语和13-14世纪的蒙语有些发音已经变了，且词汇也有改变。同时汉语发音也改变得厉害，所以无论当时四库馆臣和乾隆是不是满蒙汉精通，他们的改动都不可能符合元代的音韵，复原起来很麻烦。
而且四库馆臣的改译有很多臆测成分，特别是元代很多蒙古人的人名不是蒙语词汇啊！波斯语，叙利亚语，阿拉伯语，各种语言都有啊，很多蒙古人打到哪里就拿哪里的地名，人名给自己儿子起名，斡罗思，南家思还算比较常见，西边的那些，17世纪中国人大部分真心不了解啊。还有更多的是突厥语啊，各种“迷失”什么的还好，稍微偏僻的词，17世纪的蒙古人也不知道啊，于是根据“经验”改成了各种无法复原的词。比如，徂葛尼=亚历山大的阿拉伯语名，现在也没几个人知道，乾隆大约更不知道了吧。
我就是看着四库本《青崖集》的奏议的人名，完全不知如何下手，气得想砸电脑，来知乎散散心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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