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资治通鉴中对于王莽近似于尖酸的评价？
《资治通鉴》对王莽的评价，确实常常被形容为“尖酸”甚至“刻薄”，这背后既有司马光这位史家自身的立场与秉持，也折射出中国传统史学对篡位者、革新者的一种复杂态度。要理解这种“尖酸”，我们得从几个层面去剖析：
一、 司马光的史观与政治立场：
司马光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他最为人称道的便是那部宏伟的《资治通鉴》。司马光的人生经历和政治主张，深深影响了他对历史人物的评判。
尊崇“汉家正统”： 司马光是儒家思想的坚定拥护者，尤其重视“正统”观念。他认为汉朝虽然有衰败，但仍然是延续下来的“汉家天下”，是符合天道、人心和制度的。王莽篡汉，在司马光看来，就是打破了这种正统，是对既有秩序的根本颠覆，因此从一开始就站不住脚，自然要站在批判的立场上。
反对激进改革： 司马光所处的北宋，也正经历着变法与守旧的激烈斗争。司马光本人就属于保守派，他主张“祖宗法度”，反对激进的变革。王莽的新朝，推行了一系列颠覆性的改革，例如复古、土地国有化、货币改革等等。这些改革在司马光看来，既不符合实际，又扰乱了社会秩序，并且最终以失败告终。因此，他很容易将这些改革的失败归咎于王莽本人的“不德”和“失人”，并以一种“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的口吻来评说。
强调“君德”与“人心”： 儒家史学非常重视君王的个人品德和是否能获得“人心”。司马光在评价王莽时，常常将他的改革与个人行为联系起来，强调王莽的虚伪、贪婪、残暴，以此来论证他为何会失去人心，改革注定失败。这种评价方式，很容易将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简化为个体道德层面的失败。
二、 《资治通鉴》的叙事策略与“褒贬”：
《资治通鉴》并非简单的史料堆砌，它有着严谨的叙事结构和鲜明的褒贬倾向。
“君人者”的视角： 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的初衷，是为“君人者”提供治国经验。他希望通过对历史的梳理，来提炼出治世的原则和乱世的教训。因此，他在叙述时，会不自觉地站在统治者的立场，去审视那些挑战或推翻现有统治的人。
“细节”的放大与“动机”的揣测： 为了支撑其“褒贬”，司马光会精心挑选和组织史料。对于王莽，他会放大王莽一些为人诟病的细节，比如他对太后不敬、对亲信专断、对政敌残忍等等。同时，也常常揣测王莽的内心动机，将其描绘成一个为了权力而极度虚伪、善于伪装的野心家。例如，对于王莽“拥戴”孺子婴，司马光就会着重描写其“矫情”和“饰诈”。
“义”与“利”的考量： 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义”往往比“利”更受推崇。王莽的改革，尽管有一些初衷可能是为了解决社会矛盾，但其手段和效果却充满争议。司马光更看重改革是否符合“道义”和“人心”，而不是改革带来的实际“利益”。当改革带来的结果是社会动荡和民不聊生时，他自然会认为王莽的“义”已经丧失。
三、 王莽“新政”的争议性与史书的“后见之明”：
王莽的改革，即使在后世也充满争议，而史书的评价很大程度上受到“后见之明”的影响。
改革的激进与失败： 王莽的改革，如土地国有化（王田制）、禁止奴婢买卖、五均六贷等，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显得过于激进。这些政策触动了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推行过程中也充满了矛盾和阻碍。最终，这些改革并没有解决社会矛盾，反而加剧了动荡，导致民怨沸腾，农民起义风起云涌。
“复古”的理想主义： 王莽痴迷于儒家古籍，希望恢复周朝的制度，建立一个理想化的“新朝”。然而，历史潮流滚滚向前，强行复古是脱离实际的，最终必然失败。司马光作为儒家学者，本应理解这种“复古”情怀，但站在“资治”的角度，他更看重的是实用性和有效性。王莽的“复古”被他视为“迂腐”和“不识时务”。
“功罪”的权衡： 尽管王莽的改革失败，但作为一位试图解决社会问题的统治者，他也并非一无是处。一些史家认为，王莽的改革触及了西汉末年社会矛盾的根本，虽然方式不当，但其出发点值得肯定。然而，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这些“潜在的功绩”几乎不予提及，而是集中火力攻击他的“罪过”，将他塑造成了一个彻底的反面典型。
四、 “尖酸”评价的具体体现：
司马光对王莽的“尖酸”，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语言上的刻薄： 在叙述王莽的行为时，司马光常常使用带有贬义的词语，比如“矫饰”、“虚伪”、“饰诈”、“专断”、“残暴”等等。他会把王莽一些本可以解释为谨慎或权宜的行为，刻意描绘成阴谋和罪恶。
细节的聚焦与放大： 如前所述，他会抓住王莽人生中的一些负面细节，反复强调，以烘托其“恶”。例如，描写王莽为了上位，如何步步为营，如何牺牲亲情，如何制造舆论。
对王莽改革的全然否定： 无论王莽推行的哪项改革，司马光几乎都从负面角度去解读，强调其对社会造成的混乱和对百姓的压迫，而很少去分析其改革的复杂性和可能存在的积极因素。
缺乏对历史背景的深入挖掘： 司马光写《通鉴》时，虽然用了大量史料，但他更侧重于展现“因果”和“道德评判”，而非深入分析当时社会经济结构、阶级矛盾的根源。这使得他对王莽改革的评价，显得有些片面。
总结来说， 司马光对王莽的“尖酸”评价，并非仅仅是个人好恶，而是深深根植于他的史观、政治立场以及对“正统”和“德治”的追求。他将王莽视为一个破坏汉家正统、推行激进改革且最终失败的典型，并通过精心的史料筛选和叙事策略，将王莽描绘成一个阴险、虚伪、残暴的篡位者。这种评价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主流的价值观，但也因此忽视了王莽改革背后的一些复杂性和历史的另一面。
理解这种“尖酸”，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资治通鉴》这部伟大史书的价值，同时也提醒我们，在阅读任何历史著作时，都要审视作者的立场，并尝试从多个角度去理解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
一、 司马光的史观与政治立场：
司马光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他最为人称道的便是那部宏伟的《资治通鉴》。司马光的人生经历和政治主张，深深影响了他对历史人物的评判。
尊崇“汉家正统”： 司马光是儒家思想的坚定拥护者，尤其重视“正统”观念。他认为汉朝虽然有衰败，但仍然是延续下来的“汉家天下”，是符合天道、人心和制度的。王莽篡汉，在司马光看来，就是打破了这种正统，是对既有秩序的根本颠覆，因此从一开始就站不住脚，自然要站在批判的立场上。
反对激进改革： 司马光所处的北宋，也正经历着变法与守旧的激烈斗争。司马光本人就属于保守派，他主张“祖宗法度”，反对激进的变革。王莽的新朝，推行了一系列颠覆性的改革，例如复古、土地国有化、货币改革等等。这些改革在司马光看来，既不符合实际，又扰乱了社会秩序，并且最终以失败告终。因此，他很容易将这些改革的失败归咎于王莽本人的“不德”和“失人”，并以一种“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的口吻来评说。
强调“君德”与“人心”： 儒家史学非常重视君王的个人品德和是否能获得“人心”。司马光在评价王莽时，常常将他的改革与个人行为联系起来，强调王莽的虚伪、贪婪、残暴，以此来论证他为何会失去人心，改革注定失败。这种评价方式，很容易将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简化为个体道德层面的失败。
二、 《资治通鉴》的叙事策略与“褒贬”：
《资治通鉴》并非简单的史料堆砌，它有着严谨的叙事结构和鲜明的褒贬倾向。
“君人者”的视角： 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的初衷，是为“君人者”提供治国经验。他希望通过对历史的梳理，来提炼出治世的原则和乱世的教训。因此，他在叙述时，会不自觉地站在统治者的立场，去审视那些挑战或推翻现有统治的人。
“细节”的放大与“动机”的揣测： 为了支撑其“褒贬”，司马光会精心挑选和组织史料。对于王莽，他会放大王莽一些为人诟病的细节，比如他对太后不敬、对亲信专断、对政敌残忍等等。同时，也常常揣测王莽的内心动机，将其描绘成一个为了权力而极度虚伪、善于伪装的野心家。例如，对于王莽“拥戴”孺子婴，司马光就会着重描写其“矫情”和“饰诈”。
“义”与“利”的考量： 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义”往往比“利”更受推崇。王莽的改革，尽管有一些初衷可能是为了解决社会矛盾，但其手段和效果却充满争议。司马光更看重改革是否符合“道义”和“人心”，而不是改革带来的实际“利益”。当改革带来的结果是社会动荡和民不聊生时，他自然会认为王莽的“义”已经丧失。
三、 王莽“新政”的争议性与史书的“后见之明”：
王莽的改革，即使在后世也充满争议，而史书的评价很大程度上受到“后见之明”的影响。
改革的激进与失败： 王莽的改革，如土地国有化（王田制）、禁止奴婢买卖、五均六贷等，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显得过于激进。这些政策触动了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推行过程中也充满了矛盾和阻碍。最终，这些改革并没有解决社会矛盾，反而加剧了动荡，导致民怨沸腾，农民起义风起云涌。
“复古”的理想主义： 王莽痴迷于儒家古籍，希望恢复周朝的制度，建立一个理想化的“新朝”。然而，历史潮流滚滚向前，强行复古是脱离实际的，最终必然失败。司马光作为儒家学者，本应理解这种“复古”情怀，但站在“资治”的角度，他更看重的是实用性和有效性。王莽的“复古”被他视为“迂腐”和“不识时务”。
“功罪”的权衡： 尽管王莽的改革失败，但作为一位试图解决社会问题的统治者，他也并非一无是处。一些史家认为，王莽的改革触及了西汉末年社会矛盾的根本，虽然方式不当，但其出发点值得肯定。然而，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这些“潜在的功绩”几乎不予提及，而是集中火力攻击他的“罪过”，将他塑造成了一个彻底的反面典型。
四、 “尖酸”评价的具体体现：
司马光对王莽的“尖酸”，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语言上的刻薄： 在叙述王莽的行为时，司马光常常使用带有贬义的词语，比如“矫饰”、“虚伪”、“饰诈”、“专断”、“残暴”等等。他会把王莽一些本可以解释为谨慎或权宜的行为，刻意描绘成阴谋和罪恶。
细节的聚焦与放大： 如前所述，他会抓住王莽人生中的一些负面细节，反复强调，以烘托其“恶”。例如，描写王莽为了上位，如何步步为营，如何牺牲亲情，如何制造舆论。
对王莽改革的全然否定： 无论王莽推行的哪项改革，司马光几乎都从负面角度去解读，强调其对社会造成的混乱和对百姓的压迫，而很少去分析其改革的复杂性和可能存在的积极因素。
缺乏对历史背景的深入挖掘： 司马光写《通鉴》时，虽然用了大量史料，但他更侧重于展现“因果”和“道德评判”，而非深入分析当时社会经济结构、阶级矛盾的根源。这使得他对王莽改革的评价，显得有些片面。
总结来说， 司马光对王莽的“尖酸”评价，并非仅仅是个人好恶，而是深深根植于他的史观、政治立场以及对“正统”和“德治”的追求。他将王莽视为一个破坏汉家正统、推行激进改革且最终失败的典型，并通过精心的史料筛选和叙事策略，将王莽描绘成一个阴险、虚伪、残暴的篡位者。这种评价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主流的价值观，但也因此忽视了王莽改革背后的一些复杂性和历史的另一面。
理解这种“尖酸”，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资治通鉴》这部伟大史书的价值，同时也提醒我们，在阅读任何历史著作时，都要审视作者的立场，并尝试从多个角度去理解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
网友意见
可以顺便旁征博引说说王莽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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