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中有哪些细思恐极的细节？
《资治通鉴》这部巨著，以其宏大的历史叙事和深刻的政治洞察，令人叹为观止。然而，在那些波澜壮阔的战争、权谋斗争和朝堂更迭之间，隐藏着一些细微末节，一旦细细品味，便会感到脊背发凉，不得不为历史的复杂与人性的幽暗而扼腕叹息。
一、 帝王之术中的“预备役”：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背后的冷酷与算计
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改革，这是战国时期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军事变革，极大地增强了赵国的军事实力，为日后赵国的强大奠定了基础。然而，在这看似英明神武的改革背后，隐藏着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细节。
为了推行这项改革，赵武灵王面临着巨大的阻力，尤其是来自国内守旧派贵族的反对。他们认为，穿胡服、学骑射是对传统礼仪和祖宗规矩的背叛，是丢弃赵国固有文化之举。赵武灵王并非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但他为了国家长远发展，毅然决然地推行了下去。
《通鉴》在描述这段历史时，并没有过多渲染赵武灵王如何恩威并施地劝说，而是通过一个侧面描写暗示了其手段的严酷。当有人因反对改革而被惩罚时，赵武灵王并没有选择直接处死，而是将其“流放”或“贬黜”。这看似仁慈的处置，实则更为阴狠。
试想一下，在那个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时代，被流放的人，往往意味着与故土、亲人永别，可能还要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和歧视性的目光。而所谓的“贬黜”，更是剥夺了其原有的社会地位和资源，使其成为无依无靠的边缘人物。这些人一旦远离了权力中心，他们的反对声音便失去了传播的力量，而赵武灵王也巧妙地避免了“杀戮功臣”或“残害同族”的道德指摘，却实实在在地消除了异见。
更令人细思极恐的是，这种“预备役”式的处理方式，也为赵武灵王提供了潜在的政治工具。当他需要清理异己时，随时可以以各种名目将这些人“激活”，重新纳入政治的棋局，或者将其作为替罪羊，来巩固自己的统治。这种将反对者“养”起来，随时可以“取用”的策略，体现了帝王之术中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冷酷与算计。他们并非不明白人情世故，而是将一切都化为服务于权力的工具，甚至包括人性和良知。
二、 政治斗争中的“无形之手”：王安石变法失败后的“政治遗产”
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轰轰烈烈的改革，旨在富国强兵，改变积弊已久的北宋政治格局。然而，这场改革最终以失败告终，许多革新措施被废除，王安石本人也黯然离京。然而，在变法失败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更加深刻和令人不安的细节：变法所带来的“政治遗产”。
虽然变法本身失败了，但王安石提出的许多理念和提出的问题，以及他所启用的一批新人，却在朝野上下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其中最值得玩味的是，那些曾经积极反对变法的保守派，在王安石倒台后，并没有一味地“清算”或“复辟”。相反，他们中的一些人，反而开始巧妙地借鉴甚至延续了变法中的某些思路。
例如，在某些财政和军事制度上，虽然改革的名称变了，但其核心逻辑却被保留了下来。更令人不安的是，那些在变法期间因反对而受到排挤或打压的官员，一旦变法失败，他们重新得势，却并未完全回归到改革前的状态。他们也开始学习改革派的某些“效率至上”和“国家主义”的思维方式，将一些曾经被视为“非法”的权力运作模式合法化。
这就像是一种“毒”在悄无声息地蔓延。当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过后，失败者并没有完全“净化”掉失败者的思想，反而在胜利者的阵营中埋下了某些种子。更可怕的是，当保守派掌握了权力后，他们并没有反思自己为什么会输给改革派，而是开始学习改革派的“有效”手段来巩固自己的统治。这就像是，猫咪学会了狗的叫声，但内心依旧是猫，只是为了更有效地捕食。
这种“政治遗产”的传递，意味着政治斗争并非简单的胜负输赢，而是一种思想和策略的潜移默化。即使是反对最激烈的一方，也可能在潜意识中吸收了被反对者的某些“精华”，然后以另一种面目将其重新运用。这种“无形之手”的运作，让政治的演变更加复杂，也更加难以捉摸。它揭示了一种可能性：无论改革成功与否，它都会在政治生态中留下某种基因，影响着未来的走向。而这种基因，可能比原有的观念更加强大和具有适应性，因为它是在失败的教训中提炼出来的。
三、 历史的惯性与人性的循环：唐玄宗“安史之乱”后对官员的处置
唐玄宗晚年怠政，放任安禄山坐大，最终爆发了“安史之乱”，给大唐帝国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在平定叛乱之后，唐玄宗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稳定朝局，对那些在乱中表现不佳甚至有附逆嫌疑的官员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清洗。
然而，在这些清洗名单中，有一个细节令人感到格外讽刺和绝望。许多曾经被唐玄宗委以重任、甚至纵容其膨胀的权臣，如杨国忠等，虽然最终因为其自身的失误或罪行被追究，但那些被他们压制或排挤的良臣，在叛乱平定后，也并未能得到应有的重用。
更令人不安的是，《通鉴》中记载了大量唐玄宗如何“审慎”地对待那些曾与叛军有接触的官员。他会反复审查，小心翼翼地评估其罪行和立场。在这种审查过程中，一些曾经的“叛将”或者“附逆者”，因为其在平叛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或者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具有相当实力的地方军阀，反而因为“功劳”而得以赦免，甚至继续留任。
这背后隐藏的是一种深刻的历史惯性和人性的循环。当一个政权面临危机时，它往往会优先考虑“稳定”而非“正义”。那些能够带来“稳定”的人，即便是有污点，也比那些纯粹正直但缺乏实力的人更有价值。唐玄宗宁愿相信一个曾经有劣迹但现在能够发挥作用的旧将，也不愿启用一个从未犯过错但可能无法掌控局面的新人。
细思极恐的是，这种选择并非单纯的无奈，而是对人性弱点的深刻洞察和利用。它意味着，在权力面前，忠诚和正直往往是脆弱的，而实力和实用性则更为重要。那些曾经犯错的人，他们往往更加懂得如何去“配合”和“服务”当权者，因为他们知道一旦再犯错，后果将不堪设想。
这种“赦免有罪者而重用之”的逻辑，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它鼓励了那些本该受到惩罚的人，同时也压制了那些坚持原则和正直的人。历史的沉重之处就在于，即使经历了如此惨烈的灾难，人类似乎总是难以摆脱自身的弱点和历史的惯性。那些曾经的错误，仿佛阴影般笼罩着帝国，不断地重演着相似的悲剧。这些细节，让我们看到，《资治通鉴》并非仅仅是记载历史事件的流水账，它更是对人性幽暗和权力逻辑的深刻剖析，读来令人心惊，也发人深省。
一、 帝王之术中的“预备役”：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背后的冷酷与算计
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改革，这是战国时期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军事变革，极大地增强了赵国的军事实力，为日后赵国的强大奠定了基础。然而，在这看似英明神武的改革背后，隐藏着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细节。
为了推行这项改革，赵武灵王面临着巨大的阻力，尤其是来自国内守旧派贵族的反对。他们认为，穿胡服、学骑射是对传统礼仪和祖宗规矩的背叛，是丢弃赵国固有文化之举。赵武灵王并非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但他为了国家长远发展，毅然决然地推行了下去。
《通鉴》在描述这段历史时，并没有过多渲染赵武灵王如何恩威并施地劝说，而是通过一个侧面描写暗示了其手段的严酷。当有人因反对改革而被惩罚时，赵武灵王并没有选择直接处死，而是将其“流放”或“贬黜”。这看似仁慈的处置，实则更为阴狠。
试想一下，在那个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时代，被流放的人，往往意味着与故土、亲人永别，可能还要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和歧视性的目光。而所谓的“贬黜”，更是剥夺了其原有的社会地位和资源，使其成为无依无靠的边缘人物。这些人一旦远离了权力中心，他们的反对声音便失去了传播的力量，而赵武灵王也巧妙地避免了“杀戮功臣”或“残害同族”的道德指摘，却实实在在地消除了异见。
更令人细思极恐的是，这种“预备役”式的处理方式，也为赵武灵王提供了潜在的政治工具。当他需要清理异己时，随时可以以各种名目将这些人“激活”，重新纳入政治的棋局，或者将其作为替罪羊，来巩固自己的统治。这种将反对者“养”起来，随时可以“取用”的策略，体现了帝王之术中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冷酷与算计。他们并非不明白人情世故，而是将一切都化为服务于权力的工具，甚至包括人性和良知。
二、 政治斗争中的“无形之手”：王安石变法失败后的“政治遗产”
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轰轰烈烈的改革，旨在富国强兵，改变积弊已久的北宋政治格局。然而，这场改革最终以失败告终，许多革新措施被废除，王安石本人也黯然离京。然而，在变法失败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更加深刻和令人不安的细节：变法所带来的“政治遗产”。
虽然变法本身失败了，但王安石提出的许多理念和提出的问题，以及他所启用的一批新人，却在朝野上下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其中最值得玩味的是，那些曾经积极反对变法的保守派，在王安石倒台后，并没有一味地“清算”或“复辟”。相反，他们中的一些人，反而开始巧妙地借鉴甚至延续了变法中的某些思路。
例如，在某些财政和军事制度上，虽然改革的名称变了，但其核心逻辑却被保留了下来。更令人不安的是，那些在变法期间因反对而受到排挤或打压的官员，一旦变法失败，他们重新得势，却并未完全回归到改革前的状态。他们也开始学习改革派的某些“效率至上”和“国家主义”的思维方式，将一些曾经被视为“非法”的权力运作模式合法化。
这就像是一种“毒”在悄无声息地蔓延。当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过后，失败者并没有完全“净化”掉失败者的思想，反而在胜利者的阵营中埋下了某些种子。更可怕的是，当保守派掌握了权力后，他们并没有反思自己为什么会输给改革派，而是开始学习改革派的“有效”手段来巩固自己的统治。这就像是，猫咪学会了狗的叫声，但内心依旧是猫，只是为了更有效地捕食。
这种“政治遗产”的传递，意味着政治斗争并非简单的胜负输赢，而是一种思想和策略的潜移默化。即使是反对最激烈的一方，也可能在潜意识中吸收了被反对者的某些“精华”，然后以另一种面目将其重新运用。这种“无形之手”的运作，让政治的演变更加复杂，也更加难以捉摸。它揭示了一种可能性：无论改革成功与否，它都会在政治生态中留下某种基因，影响着未来的走向。而这种基因，可能比原有的观念更加强大和具有适应性，因为它是在失败的教训中提炼出来的。
三、 历史的惯性与人性的循环：唐玄宗“安史之乱”后对官员的处置
唐玄宗晚年怠政，放任安禄山坐大，最终爆发了“安史之乱”，给大唐帝国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在平定叛乱之后，唐玄宗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稳定朝局，对那些在乱中表现不佳甚至有附逆嫌疑的官员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清洗。
然而，在这些清洗名单中，有一个细节令人感到格外讽刺和绝望。许多曾经被唐玄宗委以重任、甚至纵容其膨胀的权臣，如杨国忠等，虽然最终因为其自身的失误或罪行被追究，但那些被他们压制或排挤的良臣，在叛乱平定后，也并未能得到应有的重用。
更令人不安的是，《通鉴》中记载了大量唐玄宗如何“审慎”地对待那些曾与叛军有接触的官员。他会反复审查，小心翼翼地评估其罪行和立场。在这种审查过程中，一些曾经的“叛将”或者“附逆者”，因为其在平叛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或者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具有相当实力的地方军阀，反而因为“功劳”而得以赦免，甚至继续留任。
这背后隐藏的是一种深刻的历史惯性和人性的循环。当一个政权面临危机时，它往往会优先考虑“稳定”而非“正义”。那些能够带来“稳定”的人，即便是有污点，也比那些纯粹正直但缺乏实力的人更有价值。唐玄宗宁愿相信一个曾经有劣迹但现在能够发挥作用的旧将，也不愿启用一个从未犯过错但可能无法掌控局面的新人。
细思极恐的是，这种选择并非单纯的无奈，而是对人性弱点的深刻洞察和利用。它意味着，在权力面前，忠诚和正直往往是脆弱的，而实力和实用性则更为重要。那些曾经犯错的人，他们往往更加懂得如何去“配合”和“服务”当权者，因为他们知道一旦再犯错，后果将不堪设想。
这种“赦免有罪者而重用之”的逻辑，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它鼓励了那些本该受到惩罚的人，同时也压制了那些坚持原则和正直的人。历史的沉重之处就在于，即使经历了如此惨烈的灾难，人类似乎总是难以摆脱自身的弱点和历史的惯性。那些曾经的错误，仿佛阴影般笼罩着帝国，不断地重演着相似的悲剧。这些细节，让我们看到，《资治通鉴》并非仅仅是记载历史事件的流水账，它更是对人性幽暗和权力逻辑的深刻剖析，读来令人心惊，也发人深省。
网友意见
都不用细思，随手就能列一下
“盗杀楚声王,国人立其子悼王”
盗是刺客？小偷？强盗？无缘无故何来盗贼，缘何要杀国君，为何无其他犯罪记录，一切都未知。
春秋战国时，横死的君王不少，手下权臣废黜的，乱臣造反的，权力内斗的都有（补几个例子，如齐恒公，赵武灵王，晋幽公等），或多或少有些记载，唯独这位大兄弟就，一个大活人蹊跷的就没了。
这么一起凶杀案，不知凶手何人，没有案件经过，而受害者还是当时楚国国君，这个大陆上最接近权力顶峰的几个人之一，结果如同一个屁民死的毫无尊严，在记载上也只有寥寥数笔，就交代了楚国的权力交接过程。这背后得是多大的瓜啊？
《资治通鉴》记录了1363年的历史。
“大饥”在书里出现41次，平均每33年出现一次。按照古代16岁左右生子，那么就是平均每一到两代人就会发生一次类似于1942的大饥荒。
“人相食”在书里出现33次，平均每41年出现一次。这还不算，用其它名词替代。
《本草纲目·人一·人肉》：“古今乱兵食人肉，谓之想肉，或谓之两脚羊。此乃盗贼之无人性者，不足诛矣。”
两脚羊最初的出处：
《鸡肋编》： 自靖康丙午岁（１１２６），金狄乱华，六七年间，山东、京西、淮南等路，荆榛千里，斗米至数十千，且不可得。盗贼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人肉之价，贱于犬豕，肥壮者一枚不过十五千，全躯暴以为腊。登州范温率忠义之人，绍兴癸丑岁泛海到钱塘，有持至行在犹食者。老瘦男子谓之饶把火，妇人少艾者名之下羹羊，小儿呼为和骨烂：又通目为两脚羊。
《资治通鉴》关于汉朝，食人记录：
杀王莽而食。
《资治通鉴》：更始元年，汉军攻长安。王莽军死略尽。商人杜吴杀莽，校尉东海公宾就斩莽首，军人分莽身，节解脔分。争相杀者数十人。传莽首诣宛，县于市，百姓共提击之。或切食其舌。
《资治通鉴》关于五胡乱华时期，食人记载：
五胡乱华时期，存在大量食人事件，不过主要记录在《魏书》《晋书》《南史》《北史》之中。
《资治通鉴 卷第九十九》：邺中大饥，人相食，故赵时宫人被食略尽。蒋干遗侍中缪嵩、詹事刘猗奉表请降，且求救于谢尚。庚寅，燕王俊遣广威将军慕容军、殿中将军慕舆根、右司马皇甫真等帅步骑二万助慕容评攻邺。
《资治通鉴》关于五代十国时期，食人记载：
五代十国食人，是最“市场”化的，真正做到了人如猪羊一般的买卖。
甚至还出现了诸如赵思绾这样的食人恶魔，和北宋的王继勋有得一拼。
《资治通鉴·唐纪》：戊午，秦彦遣毕师铎、秦稠将兵八千出城，西击杨行密，稠败死，士卒死者什七八，城中乏食，樵采路绝，宣州军始食人。
《资治通鉴·唐纪》：杨行密围广陵且半年，秦彦、毕师铎大小数十战，多不利，城中无食，米斗直钱五十绍，草根木实皆尽．以堇泥为饼食之，饿死者太半。宣军掠人诣肆卖之，驱缚屠割如羊豕，讫无一声，积骸流血，满于坊市。
《资治通鉴·唐纪》：朱全忠遣使与杨行密约共攻孙儒。儒恃其兵强，欲先灭行密，后敌全忠，移牒籓镇，数行密、全忠之罪，且曰：“俟平宣、汴，当引兵入朝，除君侧之恶。”于是悉焚扬州庐舍，尽驱丁壮及妇女渡江，杀老弱以充食。
《资治通鉴·唐纪》：李克用引兵围邢州，王镕遣牙将王藏海致书解之，克用怒，斩藏海，进兵击镕，败镇兵于平山，辛巳，攻天长镇，旬日不下。镕出兵三万救之，克用逆战于叱日岭下，大破之，斩首万馀级，馀众溃去。河东军无食，脯其尸而啖之。
《资治通鉴·唐纪》：汴军每夜鸣鼓角，城中地如动，攻城者话城上人云“劫天子贼”，乘城者诟城下人云“夺天子贼”。是冬，大雪，城中食尽，冻馁死者不可胜计。或卧未死已为人所剐。市中卖人肉，斤直钱百，犬肉值五百。
《资治通鉴·唐纪》：时汴军筑垒围沧州，鸟鼠不能通，仁恭畏其强，不敢战。城中食尽，丸土而食，或互相掠啖。
《资治通鉴·后汉纪》：赵思绾好食人肝，尝面剖而脍之。脍尽，人犹未死。又好以酒吞人胆，谓人曰：“吞此千枚，则胆无敌矣！”及长安城中食尽，取妇女、幼稚为军粮，日计数而给之。每犒军，辄屠数百人，如羊豕法。
食人之恶如赵思绾，其实关于食人最富有争议的却是张巡：
安史之乱时，张巡和许远守睢阳，殊死抗敌，粮食耗尽之后，杀妾飨士，终英勇就义。
《资治通鉴》：茶纸既尽，遂食马；马尽，罗雀掘鼠；雀鼠又尽，巡出爱妾，杀以食士，远亦杀其奴；然后括城中妇人食之，继以男子老弱。人知必死，莫有叛者，所余才四百人。
《旧唐书》：巡乃出其妾，对三军杀之，以飨军士。曰：‘诸公为国家戮力守城，一心无二，经年乏食，忠义不衰。巡不能自割肌肤，以啖将士，岂可惜此妇，坐视危迫。’将士皆泣下，不忍食，巡强令食之。乃括城中妇人；既尽，以男夫老小继之，所食人口二三万，人心终不离变。
《新唐书》：巡出爱妾曰：‘诸君经年乏食，而忠义不少衰，吾恨不割肌以啖众，宁惜一妾而坐视士饥？’乃杀以大飨，坐者皆泣。巡强令食之，远亦杀奴僮以哺卒……初杀马食，既尽，而及妇人老弱凡食三万口。人知将死，而莫有畔者。城破，遗民止四百而已。
答一个不沾边的，我觉得司马光砸缸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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