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资治通鉴》里记载的事情，是否算可以相信的历史？
《资治通鉴》为何值得相信？
首先，我们要认识到《资治通鉴》的史学价值和严谨性是毋庸置疑的。
史料的浩瀚与权威性： 司马光参考了当时能够找到的几乎所有重要的史料，包括官方史书、野史、文集、碑刻、诏令等等。他本人也曾任职于朝廷，能够接触到大量的皇家档案和内部记录。他对于史料的搜集可谓是竭尽全力，其所引用的史料，许多都是我们今天已难得一见的珍贵文献。
编年体的体例： 编年体这种形式要求将历史事件按时间顺序排列，这有助于梳理历史脉络，理解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也便于读者按时间线索来把握历史的进程。司马光在编年体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论曰”部分，即他在关键事件或人物评价上的独到见解和判断，这使得《资治通鉴》不仅仅是一部史料汇编，更是一部具有深刻思想性的史学著作。
“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政治目的： 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的初衷，是为了给当时的统治者提供治国理政的借鉴。他力求写出一本能够指导政治实践的史书，因此他对史料的选择和叙述，必然会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和筛选，以突出那些能够体现治乱兴衰规律的史实。这种明确的政治关怀，反而促使他对史料的真实性更加重视。
司马光的个人品格： 司马光为人正直，学识渊博，治学严谨。他对史学的态度是极其认真的，反对虚妄和穿凿附会。在那个时代，能够做到如此客观公正地叙述历史，实属不易。
那么，《资治通鉴》的记载是否存在局限性或需要注意的地方？
当然，任何历史著作，尤其是在当时技术和信息条件限制下写就的著作，都不能说是绝对完美的、没有任何瑕疵的。
史料的局限性： 尽管司马光搜集了大量史料，但他所处的时代和他能接触到的史料范围终究是有限的。有些重要史料可能在他编纂之前已经散佚，或者他未能发掘到。同时，他引用的许多史料，其本身的客观性和可靠性也需要我们进一步考量。例如，野史、文集中的记载，往往带有作者的主观色彩、个人恩怨或传闻的成分。
“鉴于往事”的政治倾向： 虽然司马光力求客观，但他的政治立场和时代背景，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他对史料的选择和解读。他本人是宋朝改革派的反对者，推崇“祖宗法度”，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他对某些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例如，他对王安石变法的批判，在《资治通鉴》中就有体现。因此，我们在阅读时，也需要注意到这种潜在的立场。
史料的真伪辨别： 史书的编纂者并非万能，即使司马光这样的大家，也可能因为当时条件的限制，无法完全辨别所有史料的真伪。有时候，为了叙述的完整性，或者受制于当时人们的认知水平，一些并非百分之百可靠的记载也可能被采纳。历史学界对《资治通鉴》中的一些具体记载，至今仍在进行细致的考证和辨析。
叙述的侧重与遗漏： 即使是浩瀚如《资治通鉴》的巨著，也必然有其叙述的侧重点和可能存在的遗漏。某些领域或细节，可能因为不符合司马光“资于治道”的主旨而被淡化或省略。
如何看待《资治通鉴》的可靠性？
总的来说，《资治通鉴》的记载，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可以相信的历史，并且是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献。我们应该以一种审慎和辩证的态度来阅读它：
1. 将其视为基础性的史料： 《资治通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中国古代历史的宏大框架和丰富的细节。在没有其他更直接可靠证据的情况下，它的记载应该被高度重视和采信。
2. 与其他史料进行印证和比对： 在学术研究中，历史学家会利用各种可靠的文献、考古发现等来印证或补充《资治通鉴》的记载。这种交叉验证是确保历史真实性的重要方法。
3. 理解其时代背景和作者意图： 在阅读时，了解司马光所处的时代、他的个人经历以及他编纂此书的初衷，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理解书中的内容及其可能的局限性。
4. 区分“论曰”与史实叙述： 司马光的“论曰”是他个人的分析和评价，虽然极具启发性，但作为个人观点，也可能受到其时代和思想的局限。而他基于史料的史实叙述，则更为客观。
举个例子来说明：
例如，《资治通鉴》中记载了许多政治事件、战争过程、人物对话等。对于这些记载，如果我们能找到同时代或更早的官方史料（如《史记》、《汉书》等），或者出土的文物（如竹简、碑铭）来相互印证，那么其可信度自然会大大增强。反之，如果某个记载仅见于《资治通鉴》的“杂记”或者引用的“野史”，那么在做研究时，就会更加谨慎，需要进一步的考证。
总而言之，《资治通鉴》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它在史学界享有崇高的地位，其记载的绝大部分内容是可靠的，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料。但同时，我们也需要认识到任何历史著作都无法完全脱离时代和作者的主观性，因此，以批判性的眼光去阅读，结合其他史料进行印证和分析，是获得更全面、更准确历史认识的关键。可以说，《资治通鉴》是理解中国古代历史的基石，但并非所有砖块都必须原封不动地搬用，有些地方需要我们进行细致的打磨和修补。
网友意见
看到你们都在踩泪洪志大师，咱家就不亲自下场了，这里拉回正题，谈谈资治通鉴的史料学价值。
首先，《资治通鉴》虽然名为编年体通史，但其史料价值较大的仍是最后的隋唐五代部分。盖因司马光参考了唐代以降的实录、杂史、碑铭、笔记等300多种史料。这些原始史料现在很多都散佚不存了，所以《通鉴》中唐代以前的部分主要是整理已存史料，而唐代以后部分才是司马光（及其编纂组）治史能力的表现。
有人要问了，啥300多种史料，我也没见到哇。这是因为司马光编书的初衷就是因为痛感“春秋之后，迄今千余年，《史记》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诸生历年不能竟其篇第，毕世不能举其大略，厌烦趋易，行将泯绝”，因此要“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网罗众说，成一家书”——编年、简要，这是他定下的两个主要目标。
所以要了解《通鉴》究竟用了多少史料，又是如何取舍的，不能看其简要的本编。《通鉴》有两个个衍生产物，一是《长编》，二是《考异》。
司马光在编纂伊始，定下了（一）丛目、（二）长编、（三）定稿的整体计划。编纂长编，要按照丛目所列举的所有史料文献一一鉴别、考证，然后将其编年记录成书，不但要记录表述最终入选的史料，还要附上未入选的史料，并且说明取舍原因。众所周知，《资治通鉴》1362年历史共编成294卷，而南宋李焘仿通鉴体例写北宋168年历史，就编成了980卷长编体，最终定名《续资治通鉴长编》。《通鉴》在编纂过程中也是先以长编体形式编纂，再逐步精简到现在的294卷定稿（李焘因为谦虚不敢说“续资治通鉴”，只敢说“续资治通鉴长编”，由此可见从长编精简到通鉴的难度之高）。如通鉴《唐纪》部分71卷，其长编则有六七百卷——最后定稿只保留了十分之一。因此我们可以推断，通鉴长编部分的总卷数至少在2000卷以上。
——你以为这294卷是绝世武功了？其实这才是绝世武功的目录。
资治通鉴的长编部分现在已经看不到了，然而司马光最后上书的时候，附录了30卷的《通鉴考异》，摘录了若干本编中摒弃的史料和其考异过程——其实就是我们已经看不到的长编考证部分的摘录。而司马光开创的这一方式，也被宋代后来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史学名著所效仿。对于有志于历史学的朋友，《考异》其实才是学习《资治通鉴》治史之道的最佳途径。
举个栗子——
《资治通鉴》中对于怛逻斯之战唐军的数量是这样记载的
将蕃汉三万众击大食
然而在《考异》中司马光不但标注了这个数字的出处，也记载了他未采纳的其他史料的异说
马宇《段秀实别传》云：蕃、汉六万众，今从《唐历》。
唐代的《段秀实别传》和《唐历》这两种史料，我们今天都已经见不到其全貌了，只能从司马光的记载中管窥其部分内容。虽然现代学者比较了出土文献和阿拉伯史料后发现，司马光放弃的异说其实更有可能接近历史真实情况。但是，这些都是司马光当年不可能接触到的材料，他所做出的结论是基于他所能接触到的部分事实基础上的合理推断——历史研究的意义也正在于此。
回到题主的问题本身，问题不在于《资治通鉴》中的记载是否百分之百正确，而在于其代表了公元十一世纪人类对此前1362年中国历史的理解程度的最高成就。而对于一般的历史爱好者来说，《资治通鉴》已经是了解宋代以前历史的相对捷径——正如在量子力学体系已经建立的今天，牛顿经典力学仍然是我们认识宏观、低速运动的近似方式一样，《资治通鉴》当然有相当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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