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为何反对变法？

先引用一篇“小说”：

缺乏地方从政经验，这是司马光最大的弱点。在二十岁得中进士之后，直至五十三岁知长安京兆府这个大府资序的要郡之前，他没有任何亲民官的主官经验，知县、知州、一路监司主官他都没有担任过。

寻常的进士要就任兼领一路兵马的要郡，最快也要有两任知县资序、两任通判资序，两任知州资序，然后再看运气，至少要升到侍制以上，再有几任路中监司的主官。在这段一般长达二三十年的时间中，至少有一半时间得在地方任亲民官，剩下的则是在京城或是路中监司担任资序相当的职位。可司马光，则基本上都在朝中度过。

签苏州判官事，签武成军判官，并州通判，开封府推官，这是司马光在担任知京兆府兼永兴军路经略使之前的全部地方经验。

在苏州任上，因为其父母相继亡故而解职丁忧，司马光只做了一年多。

除服后，司马光出任武成军判官，也就是滑州，签判官事两年。

之后他就回到了朝堂，直至十年后，司马光因其连襟之父庞籍知并州兼河东经略，被荐为并州通判。司马光上任后，代庞籍巡视边地，主张在麟州筑堡失败，损兵折将，连累得庞籍被贬知青州。庞籍帮司马光担下了罪责，司马光此后便视之若父，事庞籍之妻如母。这一任，两年而已——在并州通判前，司马光其实还跟着庞籍去了郓州，主管州学半年多，不能算正式工作，也没有什么功绩可言。

并州事毕，司马光回到开封，任职开封府推官。两年后便改修起居注，判礼部。在这期间，司马光最有名的是论交趾麒麟祥瑞，还写了一篇赋文来讽谏。

从此他一直留于朝堂，任官知谏院、翰林学士等清要之职，直至王安石开始变法。

三十余年的时间，司马光在地方上只有佐贰官和幕职官的资历。除去滑州、开封这两个畿内差遣，司马光在外地的任职时间更是只有区区三数年。且不论是在并州通判任上，还是在开封推官任上，司马光都没有表现出足够的能力。

司马光比起其他从地方上一路稳稳爬上来的官僚，最为欠缺的地方就在这里。更是远远不能同在地方上施展才华而不愿入京的王安石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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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客气地说，司马光的执政能力是比较差的。

早年自己提议执行免役法以及向皇帝提议治水（关键词：非所以褒崇近职、待遇儒臣也。），基本停留在嘴上说说的阶段。军事上实际参与进筑浅攻……失败。

许多人看不起比司马光大一辈的韩琦、文彦博。但是讲道理，韩琦定州路上练过兵，号精兵冠河北。文彦博贝州城下平过叛，也算风光了一把。

甚至执政上比韩文再低一筹苏轼或者蔡京，起码地方上也有苏堤和木兰陂。

司马光和他们比起来，也就剩下“一身是嘴”了。

司马光应该庆幸他活在宋代，因为如果他活在西汉，画风搞不好是这样的：

匈奴来请和亲，群臣议上前。博士狄山曰：“和亲便。”上问其便，山曰：“兵者凶器，未易数动。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结和亲。孝惠、高后时，天下安乐。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边萧然苦兵矣。孝景时，吴楚七国反，景帝往来两宫间，寒心者数月。吴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实。今自陛下举兵击匈奴，中国以空虚，边民大困贫。由此观之，不如和亲。”上问汤，汤曰：“此愚儒，无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汤乃诈忠。若汤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诋诸侯，别疏骨肉，使蕃臣不自安。臣固知汤之为诈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无使虏入盗乎？”曰：“不能。”曰：“居一县？”对曰：“不能。”复曰：“居一障间？”山自度辩穷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鄣。至月馀，匈奴斩山头而去。自是以後，群臣震慴。——《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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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题主的问题，为什么司马光反对变法。

我的答案是：骂习惯了，不好意思改口了。

司马光为人纯孝，又有直名，想必自视甚高。多年来都靠着踩别人上位，早就已经本末倒置，习惯了只骂人不办事的官僚作风。

然后一脚踢在王安石这块钢板上。年年念叨大宋药丸，结果眼看着新党把北宋“西灭吐蕃，南平洞蛮，夺夏人五十二砦，高丽来朝，宋几振矣。”

内心恐怕和章家敦一个感受。但是骂也骂了，当年自己把王安石得罪狠了，再想跳花车，人新党下面一群人能力又比自己强，也看不上自己。只能继续当自己的公知去了。

司马光村夫子，无能为。吕公著素有家风，凡变改法度,皆公著教之也。

这话是历史上章子厚说的，我就调侃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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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正经的分割线。

据漆侠先生的意思，司马光为世家大族，代表大地主的利益反对变法，但是据王曾瑜先生的意思，论田产财富，司马光反不及王安石。按《司马温公行状》记载，司马光家世没落，自他的祖父才考中进士，终于县令，其父司马池官至吏部郎中，也是平平，说是地主阶级自然没错，说是世家大族有已过之。单论家世我认为看不出太多，私以为可以从其政见、环境和性格方面来看。

先说政见，司马光自始至终都反对用兵，反对增加兵员，年轻的时候就替其父写过《论两浙不宜添置弓手状》，在河东路任职的时候也建议修堡抵御西夏，甚至认为边疆招募义勇也是扰民，你想在这种状况下，他怎么可能接受保甲法这类的新法，接受神宗开疆拓土的主张。

此外，司马光同样是看重礼法纲纪的代表，这一点在王安石变法以前就显露出来了，连兖国公主跑回宫中、充媛董氏追赠淑妃这样乱七八糟的事情都要插一脚，可见一斑。

实际上，即使这样，司马光在王安石变法早期反对的并不激烈，他曾自陈：

先见不如吕晦，公直不如范纯仁、程颢，敢言不如苏轼、孔文仲，勇决不如范镇。

这并非自谦，他最初并未在公开场合表示对变法的不满，直到看到一帮与他“志同道合”的人纷纷被罢黜，所以我以为这个问题的根子在于司马光所代表的势力，也就是他所处的环境，章惇说司马光为吕公著所持，大约并非空穴来风。

关于司马光德有余而才不足的评价，同时代的旧党新党都说过，章惇评论见上，苏辙也曾说“君实为人，忠信有余而才智不足”，就连吕公著称赞他的话都很奇怪：“大抵虑事深远，则近于迂也。”至少说明他迂阔，反正在我看到的评价里，一般都是赞赏他的德行清名，少有关于其政绩才能（史学才能除外）的称道。

而且看司马光元丰八年上的几封奏疏，大体上都是非常空泛的论述，后面韩维跟着在差不多的时间也上了一封，两相对比，高下立见（奏疏内容见后）

这么样一个司马光，当然是旧党最好的旗帜了——德高望重，循循守礼，而且司马光别的不行，政治斗争经验还是有的，这不就更好了吗？

尤其是，他退居的十几年，还住在洛阳，洛阳是个啥地方？元老旧臣和理学名士的聚居地啊，文彦博、富弼、范镇、邵雍、程颐可都在这里，司马光数十年来周游于这些人之间，只会加深他与这群势力的纠葛，加深他反对变法的信念，直到最后他成为了这么一群人的代表。所以即使他原本的出身也许并不属于这些势力，最后也注定会成为反对新法的极端分子。

总而言之吧，党争这种事，只有越陷越深的份，一开始可能也就是小打小闹，但最后一定会变成你死我活。

以上纯属个人想法，大概可能也许会被认为胡说八道……

顺便吐个槽，元祐最坑爹的地方在于每次事件不是没有人反对，但每次都莫名其妙地做出了最错误的选择，比如弃地，比如回河，弃地听了范纯仁苏辙，没听吕公著吕大防，回河听了吕公著吕大防，没听范纯仁苏辙……你宋真是药丸，这锅也不是司马光一个人背得起的

附：

司马光的奏疏：

臣闻诗云：“毋念尔祖，聿修厥德。”故夏遵禹训，商奉汤典，周守文、武之法，汉循高祖之律，唐行太宗之制，子孙享有天禄，咸数百年。国家受天明命，太祖、太宗拨乱返正，混一区夏，规模宏远，子孙承之，百有余年，四海治安，风尘无警，自生民以来，罕有其比，其法可谓善矣。先帝以睿智之性，切于求治，而王安石不达政体，专用私见，变乱旧章，误先帝任使，遂致民多失业，闾里怨嗟。陛下深知其弊，即政之初，变其一二，欢呼之声，已洋溢于四表，则人情所苦所愿，灼然可知，陛下何惮而不并其余悉更张哉？譬如有人误饮毒药，致成大病，苟知其毒，斯勿饮而已矣，岂可云姑少减之，俟积以岁月，然后尽舍之哉？

臣向曾上言，教阅保甲，公私劳费而无所用之。敛免役钱，宽富而困贫，以养浮浪之人，使农民失业，穷愁无告。将官专制军政，州县无权，无以备仓猝，万一饥馑，盗贼羣起，国家可忧。此皆所害者大，所及者众，先宜变更。借令皇帝陛下独览权纲，犹当早发号令，以解生民之急，救国家之祸，收万国之欢心，复祖宗之令典，况太皇太后陛下同断国事，舍非而取是，去害而就利，于体甚顺，何为而不可？

韩维的奏疏：

臣窃闻陛下浚发德音，斥宋用臣等出就外省，罢其所领职事；黜吴居厚使离本道，责以掊克扰民。中外喧传，晓然知陛下忧国爱民之深意，莫不欣悦相贺。臣虽在哀戚之中，不觉失声欢呼。然臣尚有愚恳，不敢不尽以上闻。臣窃恐议者以嗣君新即位，且当循守父道，三年无改，此大不然。伏惟太皇太后，于大行皇帝为母仪，于今上皇帝有祖母之尊，此时称制临政，盖为社稷大计，事有不便，弛以利民，考古相时，理无不可。臣以为万一有敢为此论上惑天听者，若非奸人沮害圣政，即是俗儒不识时变，愿陛下切勿听之。

臣近去都下日，尝具奏陈陛下，探盗贼所起之原，罢非业之令，宽训练之程，盖为保甲、保马发也。何则？农民以稼穑为生，使之出钱市马，已非其愿，又守护灌饲，素昧其方，万一死损，复更偿买，昔时一马直钱三二十千者，今贵至百千矣，农民如此，未有已时，愁叹之声，闻于道路。近岁保甲以筑垣为场，号为团教，一丁在官训练，更须一丁供馈饮食，家阙耕作，身受劳苦，不无怨怼。夫使失业怨怼之人，操兵器习为击刺之事，岂非可虑？近者又闻京西保马，颇为羣盗掠取，换易乘骑，如其外厩。河北保甲，渐亦作过，凌暴良民，州县几不能禁。此患在耳目之前，臣恐更易措置，不可缓也。且臣非谓国马遂不可养，但官置监牧可矣；非谓民兵遂可不教，但于农隙一时训练可矣。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可胜天时，可不务乎？臣伏望太皇太后陛下，更留圣虑，详酌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