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为何司马迁和韩非对于“游侠”这一群体会有不同的评价?

回答
要理解司马迁和韩非对“游侠”评价的差异,我们需要先分别审视他们的时代背景、思想主张以及他们各自所处的历史语境。

韩非生活在战国末期,当时各国征战不休,社会动荡,法家思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韩非是法家集大成者,他强调君主集权、严刑峻法,认为国家稳定与强盛的关键在于制度的完善和法律的约束。在他眼中,一个理想的法治国家,所有行为都应该受到明确的法律规范,个人的行为自由必须服从于国家的整体利益和君主的意志。

在这种思想框架下,韩非看待“游侠”的视角就显得非常明确。游侠,顾名思义,是那些不依附于任何国家、君主或官职,而是凭借个人武力、信义和江湖名望,在民间自由活动、行侠仗义的群体。他们往往有自己的道德准则,有自己的行为方式,甚至能自行裁决和执行“正义”。韩非认为,这种行为模式是对君主权威的直接挑战,是对国家法律的漠视,甚至是破坏。游侠的行为,无论其初衷多么“侠义”,在法家的眼里都属于“乱”。因为他们的行为不受国家的管制,他们的“义”凌驾于“法”之上,这必然会削弱国家的控制力,滋生不确定性和潜在的威胁。韩非担心,如果允许游侠的存在和发展,那么普通民众可能会效仿他们,不再畏惧官府,国家赖以维持秩序的法律就会形同虚设,最终导致国家走向衰亡。因此,韩非对游侠的态度是极力反对和批判的,认为他们是法治社会的毒瘤,必须被彻底清除。

而司马迁生活的时代,已经是汉初,社会经历了大一统,但百废待兴。汉初统治者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对民间文化和思想也相对宽容,与战国时期严酷的法家环境截然不同。司马迁作为一位伟大的史学家,他的视角更加宏阔,也更加注重人性的复杂和历史的多元。他写《史记》,不仅仅是为了记录历史事实,更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在《游侠列传》中,对游侠这一群体进行了深入的描绘和评价。

司马迁承认游侠的行为有时确实“不轨”,甚至“违禁”,但他也看到了游侠身上所体现出的某些可贵品质。首先,他看到了游侠身上的“信”。在那个讲求君臣父子、礼法森严的社会里,游侠们往往以“信”为本,一旦许诺,必定做到,即便冒着生命危险。这种“信”,在司马迁看来,是超越法律和官方道德的一种个人化的、朴素的道义。其次,司马迁看到了游侠身上“侠”的精神。他们“扶危济困,仗义疏财”,为那些在社会不公中受苦受难的人提供帮助,维护弱者,这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国家法律和官方救济的不足。司马迁认为,游侠的这些行为,虽然不符合统治者的利益,却能引起民间百姓的共鸣和感激,甚至在某些方面,比官方的正义更得人心。

司马迁的评价,更多的是一种理解和同情,他看到了游侠的“侠”在民间形成的某种社会功能和道德影响。他虽然也指出游侠的“徒起而争,无所归忌”,是一种“以乱易乱”的行为,但他并没有完全否定他们的价值。他将游侠与那些“扶危,比于义”,那些“忧人患,乐人喜”的人并列,承认他们是“士”的一种特质。他用“岂能尽如语,亦有信而行者”这样的句子,表达了他对游侠群体的复杂情感:既看到了他们的局限和危险,也看到了他们身上闪耀的人性光辉。

所以,两人评价的根本区别在于他们所处的时代、他们所倡导的治国理念以及他们对社会秩序的认知。韩非是“法治”的坚定维护者,任何挑战法律和国家权威的行为,在他看来都是绝对的“乱”。而司马迁,虽然也认识到秩序的重要性,但他更看到了民间生活的多样性,以及个人品德和江湖道义在特定社会情境下的生命力。他更多的是从人性、道义和社会互助的角度来审视游侠,认为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失衡状态下的一种“民间疗法”,尽管这种疗法本身也可能带来新的问题。正是这种时代背景和思想主张的不同,导致了他们对“游侠”这一群体截然不同的评判。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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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问题,这个问题要深究起来,没有几十万字是拿不下来的。因为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看法,其实是两种思想流派的价值取向不同。韩非子是法家的集大成者,太史公是儒化的史学家。

法家的核心思想:缘法而治”、“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总而言之不论出于什么目的都不允许违反法律,即便游侠有时候出于正义的目的而做出违法的事情,那也是绝对不允许的。除了官府根据法律来处理外,不允许其他任何形式裁决的存在。这种思想的背后代表着高度的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被削弱。

儒家基本思想:“仁、义、礼、智、信”,游侠在某些情况下完全符合这五条基本价值取向,仁、义二字更是行侠仗义原动力。儒家更强调劝化治理、道德感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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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侠以武犯禁。

韩非子方面其实没有什么好说的,法家对于无视法律的私刑采取敌视态度,这实在是太正常不过的一件事了。

甚至不仅系是法家,任何一个渴望秩序的人,都会敌视这种行为。

这其中也包括跟司马迁其名的另一位史学大师班固,其认为游侠这种人便是‘罪已不容于诛’。

简单的理解就是,游侠之人罪大恶极,杀了都不足以赎其罪,死不足惜。

包括我们现代生活在法治社会下的正常人也会这么想,所谓有仇报仇,有怨报怨,也必须是法律范畴之内,私自进行报复,甚至一怒而杀人,本身就是对法治的巨大破坏和践踏。

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

我们试想一下如果是现代社会,有这么一群人,每天兜里揣着枪,号称要为弱者伸张正义,聚拢众多游手好闲之人招摇过市,在底层社会拥有巨大的名望。

你能从中联想到什么?

答案是‘意大利黑手党’,‘教父’,‘马龙·白兰度’。

那么作为一个正常人,你是愿意生活在有教父的世界里,还是愿意生活在没教父的世界里呢?

你要知道,遇到困难请求教父伸张正义看上去是一件很侠义的事。

但如果你不小心招惹了黑手党,相信对方也不介意半夜把你家宠物的头给割下来塞你被窝里。


二、何为侠?

这个问题的重点是司马迁,但想要理解司马迁的观点就得先弄清楚,到底什么是侠。

史记之中的七十列传,这里面有很多人都熟悉的‘刺客列传’‘商君列传’‘苏秦列传’等篇章。

但在比较偏门的几篇之中,其实有一篇,名字就叫‘游侠列传’。

你所摘抄的‘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本身就是‘游侠列传’开篇中对韩非子话的引用。

游侠列传之中其实将‘侠’详细的划分成了两种。

一种任就称之为‘游侠’,而另一种则被称之为‘豪侠’,虽然后者也同样以游侠自居。

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这里司马迁在开篇之中所赞扬的其实只是其中的‘游侠’,而非‘豪侠’。

简单的翻译一下,意思大致便是,今天的游侠虽然有很多触犯法律,行为不轨的地方,但是他们信守诺言,重义轻生,救人于厄难之际,经常冒着生命,却不夸耀自己的本领和功绩。

实际上对于这种‘游侠’精神的肯定也并非司马迁一人。

想来大家都应该听过一句很有名的诗句‘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

这是游侠,司马迁所赞扬的其实是这种‘乐于助人,敢于牺牲,不夸耀,不炫耀’的美德。

实际上这在任何时代都可以称之为一种美德,只不过他们那个年代‘乐于助人’中包括‘杀人’。


但紧接着,游侠列传之中又列举了另一种‘侠’,我们这里姑且称之为‘豪侠’。

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矣。比如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势激也。
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不载。
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以余所闻,汉兴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虽时扞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至如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与暴豪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

我们先简单的翻译一下,古时的布衣之侠,都没有听说过名字的,因为他们往往都是‘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

但近代以来却有‘延陵季子、孟尝君、春申君、平原君、信陵君’这些人,本身因为是君王的亲属,依仗封国及卿相的雄厚财富,招揽天下的贤才,在各诸侯国中名声显赫。

不能说这些人就不是贤才,但这些人基本都是‘公卿之家,钟鸣鼎食’,之所以声名远播,更直接的原因是因为其‘身份’加成作用。

反过来说,真正那些喜欢深藏功与名的布衣之侠,实际上是很难声名传播天下被人所熟知的。

儒家和墨家都排斥这些默默无闻的布衣之侠,不愿意记载他们的事迹,秦朝以前的许多侠客事迹都已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我没有办法知道,很伤心。

据我听到的一些情况来看,汉朝建国以来,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这些人,他们虽然有违犯法律禁令,但是他们个人的行为符合道义,廉洁而有退让的精神,有值得称赞的地方。

他们的名声并非虚假的,读书人也不是没有根据地附和他们的。

至于那些结成帮派的豪强,互相勾结,依仗财势奴役穷人,凭借豪强暴力欺凌孤独势弱的人,放纵欲望,自己满足取乐,这也是游侠之士认为可耻的。

但世俗之人不能明察这其中的真意,却错误地把朱家和郭解等人与暴虐豪强之流的人视为同类,一样地加以嘲笑。

这一段实际上已经很明确的点出了太史公的观点,通俗一点来说,古时候的‘侠’都是抚慰救难,深藏功名的人,人家帮助弱小是不求回报的。

但如今有一些人,在当地勾结豪族,组建帮派,互相勾结,仗势欺人,放纵欲望,邀名买功,这种败类虽然嘴上都说自己是任侠,但其实与匪盗无异,根本不配称之为侠。

如果按照今天的话来说,可以简单将‘游侠’区分为‘好人之侠’与‘流量之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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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用大家所熟知的人物来做比喻,方便区分:

【布衣之侠】,同时也是司马迁所赞扬的这部分游侠,大体是类似‘鲁智深’‘武松’这样的人。

眼睛里容不得沙子,看见不平事就要上去给他铲了,暴怒之下,抡拳头,拔刀子就能要人命。

做完好事之后,不管是被通缉,被追杀,那都是自己的事,不求你有什么回报。

【公卿之侠】,这是司马迁眼中一种模棱两可的侠,代表人物就是‘小旋风,柴大官人,柴进’。

你不能说这种人就不是好人,但他扶危济贫,就是一种投资,亦或者兴趣爱好,并且间接促成了第三种侠的诞生。

【豪暴之侠】,这是司马迁眼中最应该被批判的人,类似于‘祝家庄’‘蒋门神’‘曾头市’。

这些人在地方上名声很大,但实际上聚集一帮手下互相勾结,肆意为非作歹,全凭一己私欲,所求的也无非就是名声和财富,基本属于地方一霸,谁敢惹他就弄死谁。

【盗跖之贼】,这种人已经不能称之为侠了,基本就是打着‘游侠’的名在干无本的买卖,这种人水浒里面其实也挺多的。比如母夜叉孙二娘,矮脚虎王英,小霸王周通之流。

虽然从现在的眼光来看,这帮人都是妥妥的混账玩意,但江湖人士见了,还要喊上一声‘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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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游侠’的争议

现在了解了司马迁眼中两种‘侠’的区别,我们再来回看他与韩非子,班固之间的争议。

首先,最大的分歧点在于‘杀人’。

太史公不觉得‘为救人而杀人’有什么问题,但韩非子觉得‘你没法律的允许怎么能随便杀人’。

不管从何种动机出发,杀人终究是违禁,是动摇社会稳定根基的事。

这是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法家会觉得‘侠’是‘以武犯禁’,是大贼。

如果每个人都去动用私刑,出了问题不去找官府,而起去求黑帮报仇,这世界得成什么样子。

还有王法么,还有法律么?

司马迁也承认这一点,包括他在游侠列传中便说了很多次‘虽不轨于正义’,‘虽时扞当世之文罔’,都可以看出,他本身也不是很赞成这种‘违反法律’的私刑,只不过‘游侠’精神太香了。

于是二者之间便存在了一个‘游侠对违反法律的重视程度’不同的分歧。


通过上文的描述,实际上已经可以很清晰的判断出,司马迁所推崇的是‘游侠’,但却对‘豪侠’采取了跟韩非子等人完全相同的态度,认为这些人就是‘贼’。

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司马迁的态度是‘豪侠以武犯禁,罪已不容于诛’。

但‘游侠’‘重信义,轻生死,扶危难,藏功名’这是一种非常优秀的美德,应该予以赞扬。

游侠列传中有一段很关键的话:“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与暴豪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

司马迁所反对的是将‘游侠’与‘豪侠’两者混为一谈,全都打上‘恶’的标签。

韩非子:“凡是‘侠’就没有一个好东西。”

司马迁:“你这说的不对,应该是‘豪侠以武犯禁’,游侠的精神是值得提倡的!”。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韩非子所反对的是‘乱禁’‘违反法律’,而不是‘侠’这种精神的本身的所在。

实际上法家也是提倡助人为乐的,只是你的助人为乐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

向来以严苛著称的‘秦律’之中便有这样一条:当有贼人伤人或者是杀人,不论是什么人,百步以内的人如果不帮助袖手旁观的话,就要受到刑罚。

虽然这种‘强行’的要求人去‘行侠’在如今看来有些矫枉过正,但其法家的精神却体现在其中。

所以,韩非子和司马迁之间的观点真的有很大的分歧么?其实没有。

自古以来,‘游侠’的精神都是一种值得被推崇的精神,而那些借着‘游侠’之名,却以此行‘暴’的豪侠,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罪己不容于诛’!

这是两个人共同持有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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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希望能够有所帮助。

补充:游侠列传里面还详细记载了文中提到过的‘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这些人的事迹,其实都非常有意思,不输于刺客列传。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瞅一瞅,相信看完之后,你对‘游侠’这个词,会有不同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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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立场不同

司马迁是贵族立场,韩非是国家立场

千万别把两汉时期的游侠和后世小说里的大侠联系起来,古代有穷文富武的说法,习武本身就是贵族的专利,蓄养门客更是只有跨州连郡的大贵族才能负担的起的;就连司马迁也知道,游侠的行径绝非正义,其行事方式,完全是私相授受,根本与所谓的“仁义礼智信”无关。

比如汉朝著名的游侠郭解,此人是鸣雌亭侯许负和商洛候裴钺的外孙,这两个人在汉朝初期都是大大有名的。许负,秦末有从龙之功,是汉高祖亲封的鸣雌亭侯。许负的父亲名望,秦末为温城令,为政清廉,声明显赫,陈胜吴广起义后募兵数千人以自守。后高祖过温城,亲自拜访许望,许望遂率兵归降得以富贵。

郭解的外祖父名叫裴钺,高祖及惠帝时,曾为文帝出过大力;文帝继位后,封洛商候,官秩两千石。文帝为了感念当年救己之恩,认裴钺为义父,认许负为义母。许负和裴钺之子,声名显赫者为裴洛,文帝时为郎中令,掌京城宿卫,地位仅次于三公及太常。

郭解的父族,历史上并无明确的记载,但能和这样富贵已极人家联姻,想来也是非富既贵。汉朝有很多母系氏族的遗风,讲究母舅一体,郭解有着位列九卿的舅舅,官秩两千石的,获封列候的外祖。按理说就算不能报效国家,也应该安分守法,不给国家添麻烦。而郭解是怎么做的呢?

聚集亡命,滥杀无辜,按《史记》里的说法是“身所杀甚众”。组织不法之徒铸造假币,盗掘坟墓,劫掠乡民。后来武帝继位,令郭解等人迁居茂陵,他的侄子杀了主管此事的县掾;迁居关中后,又派人杀死了县掾的父亲杨季主,杨家不服,派人进京告状,在宫门前又被人击杀。皇帝派人追查此事,郭解的门客又当着使者的面,杀死的使者同行的儒生,割下了儒生的舌头,皇帝由此大怒,将郭解灭族。

我们可以看的出,郭解的一生,可谓作恶多端,能活到的武帝年间,就已经被称为“天幸”了。可郭解的“天幸”真的上天所赐,还是他位列九卿的舅舅所赐,就大有研究了。

我们再来看看司马的出身,就不难发现他为什么推崇游侠了,《汉书·司马迁传》记载,其家族从三代开始,就是大官显贵;周朝时犯了错误,开始当世袭的史官。司马迁的近祖,都是秦国的太守将军一类的高级官员,进入汉朝后,司马迁家虽然不如从前,但依然是代代为官:

昔在颛顼,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林甫其后也。当宣王时,官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在秦者错,与张仪争论,于是惠王使错将兵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错孙蕲,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夏阳。蕲与武安君坑赵长平军,还而与之俱赐死杜邮,葬于华池。蕲孙昌,为秦王铁官·······诸侯之相王,王卬于殷。汉之伐楚,卬归汉,以其地为河内郡。昌生毋怿,毋怿为汉市长。毋怿生喜,喜为五大夫,卒,皆葬高门。喜生谈,谈为太史公。——《汉书·司马迁传》

司马迁推崇游侠,无非就是因为他的阶级立场。游侠维护大地主,大贵族的利益,损害国家和百姓的利益。司马迁世代为官,家世显赫,自然不会受到游侠的侵害,而那些被游侠害死的普通百姓,对不起,司马迁不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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