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汉唐能把强大的国力转化成强大的武力，而北宋空有远超汉唐的国力经济却不能转化强大的武力？
下面我将详细阐述其中的原因：
一、 汉唐时期的武力优势与国力转化机制
汉唐时期之所以能将强大的国力转化为强大的武力，主要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
1. 土地制度与兵役制度的高度结合：
汉朝：均田制（早期）与募兵制并存。 汉初的土地分配相对公平，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均田”，但国家鼓励垦荒，为兵役提供了人口基础。更重要的是，汉朝长期实行兵农合一的制度。士兵来源于社会各阶层，服役期间由国家供给，退役后回归田间。这种制度下，士兵与国家利益紧密相连，且军费开支相对较低，因为很大一部分劳动力成本被社会分摊。
唐朝：府兵制与募兵制并存，并最终转向募兵制。 府兵制的核心是“兵农合一”，士兵在家种田，有事则为国家作战，国家提供武器装备和部分军粮。这种制度下，士兵的后勤保障压力较小，国家只需承担装备和部分补给。随着均田制的破坏和土地兼并加剧，府兵制逐渐瓦解，唐朝转向了大规模的募兵制。虽然募兵制需要更多的军费，但唐朝的疆域辽阔，对外战争频繁，募兵制提供了更专业、更精锐的部队，且可以集中管理，形成强大的战斗力。
2. 对外扩张与民族融合的战略需求：
汉朝：匈奴威胁与“冠军侯”精神。 汉朝建立之初，北方匈奴的威胁是实实在在的。为了生存和发展，汉朝必须建立强大的军事力量来对抗和压制匈奴。卫青、霍去病等名将的出现，以及对西域的开发，都体现了汉朝将国力集中在军事上的战略选择。军事上的胜利不仅巩固了边疆，也带来了资源（如牲畜、奴隶）和政治声望。
唐朝：帝国荣耀与开放心态。 唐朝以其恢弘的气度和自信，将对外扩张视为国家荣耀和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唐太宗、唐高宗时期的对外征伐，如征服突厥、高丽等，极大地扩展了唐朝的疆域，吸引了周边民族的朝贡和归附，形成了“万国来朝”的盛况。军事上的成功也促进了民族融合，增强了国家的凝聚力。
3. 相对集中的权力与强有力的中央调动能力：
汉唐时期，虽然存在藩镇割据的隐患（尤其在唐朝后期），但在国家强盛时期，中央集权程度相对较高。 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有效地调动全国的资源来支持军事行动。例如，征发徭役、征收赋税、组织军粮运输等，都能得到较好的执行。
军事技术和战术的领先： 汉朝的骑兵战术，特别是对匈奴的野战能力，以及唐朝的步骑协同作战、攻城器械等，都体现了其在军事技术上的先进性。
4. 社会结构与文化心态：
尚武精神的传承： 在汉唐时期，军功往往是贵族和士人阶层上升的重要途径。这种尚武的社会风气鼓励了男子投身军旅，追求军功。
对“王道”与“霸道”的辩证认知： 汉唐统治者在追求仁政的同时，也深知武力是维护国家统一和尊严的必要手段。他们能够平衡文治与武功，将军事力量视为国家的重要支柱。
二、 北宋的经济繁荣与武力衰弱的深层原因
北宋拥有远超汉唐的经济实力，这主要体现在其高度发达的商业、农业、手工业以及庞大的财政收入。然而，这种经济实力却未能有效地转化为强大的武力，原因错综复杂，主要包括：
1. 兵役制度的根本性变化：
募兵制（“募士”）成为主流： 北宋为了避免唐朝后期藩镇割据的混乱，以及出于对军事人才和专业化的追求，彻底废弃了兵农合一的兵役制度，转而实行全面的募兵制。士兵不再是来自各地的自由民，而是由国家招募的职业军人。
军费的巨大增长与效率低下： 募兵制虽然带来了专业化，但也带来了巨大的军费开支。国家需要为士兵提供全额的粮饷、装备、训练和安置费用。然而，北宋的募兵制存在严重的效率低下问题：
“兵不知将，将不知兵”： 士兵来自全国各地，流动性大，缺乏长期的军旅生涯和与特定将领的磨合，导致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不高。
低劣的士兵素质与训练： 为了降低成本和满足兵员需求，募兵标准相对较低，训练也往往流于形式。许多士兵是贫苦农民或城市无业游民，缺乏战斗意志和专业技能。
冗兵问题： 为了安置退役士兵或维持地方稳定，国家常常设置大量冗余的军职，导致军队规模庞大，但实际战斗力却不高，军费负担沉重。
将领的低能与政治化： 将领的选拔往往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而非纯粹的军事才能。将领们缺乏对军队的绝对权威和长期控制，难以形成有效的指挥体系。甚至出现了“将不知兵”的情况。
2. 战略重心的转移与对武力的政策性限制：
“重文抑武”的国策： 北宋建立伊始，就深刻吸取了五代十国武将跋扈、朝代更迭频繁的教训。为了防止武将专权，宋太祖赵匡胤采取了“杯酒释兵权”等措施，确立了“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这种政策的核心是文官统军，文官负责军事管理和指挥，但他们本身缺乏军事素养。
削弱武将权力： 将领的权力被严格限制，不得擅自调动军队，甚至军令状的颁布也需要经过层层审批。这极大地削弱了军队的指挥效率和灵活性。
对军事技术的漠视与创新不足： 尽管北宋的科技水平很高，但在军事技术上却相对保守。相对于汉唐时期对骑兵、战术的积极探索，北宋更偏重于防御和城池作战。虽然发明了火药武器（如火炮、火箭），但未能将其有效整合到大规模野战体系中，且在与辽、金等游牧民族的骑兵作战中，其步兵战术和装备始终处于劣势。
3. “内重外轻”的国防战略：
以守为主的国防战略： 北宋的国防战略更侧重于内部的稳定和防御，而非对外扩张。其主要对手是北方的辽、西夏、金等游牧民族政权，他们以强大的骑兵为主要优势。北宋由于地形和兵种的限制，难以在野战中与这些政权抗衡。
对边境民族的“怀柔政策”： 为了避免战争，北宋常常采取“岁币”等方式来安抚边境民族，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边境冲突，但也使得北宋养成了“以金钱换和平”的习惯，降低了其主动出击的意愿和能力。
缺乏远征能力： 由于长期的战略重心在于内部，北宋缺乏远征作战的经验和能力，军队的后勤保障体系也未能适应大规模的跨区域作战。
4. 社会结构与文化心态的变化：
文人政治的盛行： 北宋成为一个典型的文人政治社会。文人阶层占据主导地位，他们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深刻影响了国家政策。士大夫们普遍认为军事征伐是粗鄙的，而文治才是高尚的。
对“劳师动众”的恐惧： 五代十国的乱象让人们对大规模军事行动产生了心理阴影，认为“劳师动众”会带来巨大的社会动荡和经济负担。
对经济繁荣的过度迷恋： 北宋的经济成就确实令人瞩目，但这使得统治者和部分士大夫过度自信于经济实力，认为只要有钱，就能雇佣到强大的军队，却忽视了军队的内在素质、指挥体系和士气的重要性。
5. 外部环境的变化：
北方游牧民族的强大： 北宋所处的时代，北方涌现出了辽、西夏、金等一系列强大的游牧民族政权。他们拥有精锐的骑兵部队，且军事体制和作战方式都非常适合在广阔的草原上作战，这对于以步兵为主的宋朝军队构成了巨大的挑战。与汉唐时期虽然也有匈奴、突厥等，但北宋面对的北方政权在军事组织和战术上可能更具优势。
总结：
汉唐之所以能将强大的国力转化为强大的武力，是因为其兵役制度与社会经济的紧密结合、对外扩张的战略需求、相对集中的权力以及尚武的社会文化。
而北宋虽然经济实力空前，却未能转化成强大的武力，关键在于：
兵役制度的根本性缺陷： 全面募兵制导致军费巨大且效率低下，士兵素质和指挥体系皆有问题。
“重文抑武”的国策： 限制了武将权力，文官统军难以形成高效的军事指挥，对军事技术创新也造成了阻碍。
“内重外轻”的战略： 以守为主，缺乏应对北方强大骑兵的有效战术和战略，对边境民族采取怀柔政策导致军事自主性下降。
社会文化心态的变化： 文人政治主导，对军事征伐存在抵触，对经济繁荣产生过度自信。
外部环境的严峻挑战： 北方强大游牧民族的军事优势。
简单来说，汉唐是将国家资源（包括人力和物力）最直接有效地投向了军事体系的建设和运作；而北宋的国力更多地被用于内部的经济发展、财政管理和文官体系的维系，军事力量虽然也得到了发展，但其转化机制和战略导向都存在根本性问题，未能形成与其经济实力相匹配的强大武力。
网友意见
某些宋粉的逻辑和国足失败找借口逻辑一样也就罢了。
现在和印度网民的逻辑也差不多了。
总之怨天怨地怨空气，就不怨自己。
汉朝唐时候游牧民族在哪？汉唐没有幽州，那块地方是少数民族的地方？不管是匈奴还是突厥都是掳掠而不是定居汉地，他们只对汉人的财富和人口有兴趣，抢购了就回草原。汉唐时候游牧民族也没有高大的城市让汉军去攻打，也没有稳定的食物来源让少数民族避免受灾，更没有稳定的政治制度让少数民族避免内耗，为啥到了北宋建立前，契丹人怎么就突然都具备了？
汉唐大一统，没有真正的对手，所以鼎盛时显着武力强大，宋朝所谓远超汉唐的国力经济也就那么回事吧，仁宗在位二十二年，只有最后几年被称为嘉祐之治，算得上治世，可同时代的辽朝，景宗，萧太后，圣宗，都是治国的君主，辽国发展了七十多年，经济、人口全压着北宋，辽圣宗的太平之治也是治世啊，可惜宋辽真的是半斤八两，基本同时被金灭了国，宋有徽、钦二帝，北宋灭亡，建了南宋，同时代的辽有道宗、恭宗，辽灭了国，之后更精彩，北辽，东辽，西辽，后辽，最后有苟延残喘的宋辽都被元灭了国。
确实，中原王朝中宋朝国力很强，但是制度落后。
军功武将被压制，甚至儒生都被压制。只提拔把儒家宗教化的人，鼓励文化产业，伪齐的出现就说明清朝并没有抓住华北人民的心。宋朝军队重视个人武勇，不注意集体主义和思想建设（好男不当兵）
笑到最后的元朝资源可是向有军功的人倾斜，并且鼓励军工发明。元朝军队可是做到了集体主义（毕竟打赢了一起屠城）和思想整顿（元朝法律对军人是有特殊保护的，后来被别有用心的人解读成民族歧视）
当然也不要小看现代，不当兵后悔一辈子和那种买房子还贷款的美国梦相比，明显制度更优越。
汉唐开国的时没有燕云，但人家最终占据燕云十六州了。
汉唐开国时没有马场，但人家稳扎稳打，啥都有了。
汉高祖遭遇白登之围的时候，匈奴人四面清一色的马匹让刘邦羡慕不已。
李渊还向突厥人买过马，李世民为了买 还得跟突厥人和亲，但最终人家有了很多 ，还相继灭掉了突厥诸汗国（东突厥、西突厥和后突厥）
宋朝开国缺什么，汉唐当然也缺。汉唐缺的，宋朝反而有，
拿着好牌打得稀烂。能说明什么？说明你沸雾啊。
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不要张口闭口就说游牧民太强。
游牧民太强？卫青霍去病李靖笑而不语。
河套地区也离长安不远，从来没人问如果没有河套地区，汉唐怎么样。游牧民威胁解决了，就不存在问题，不解决，永远是问题。
有人说唐朝胜率低，送朝胜率高。
呵呵。
唐朝胜率低，却能够不断开疆拓土，苏定方一万骑胜十万西突厥军，1000人破吐蕃八万。李靖啊苏定方啊高仙芝啊封常清啊哥舒翰啊契苾何力啊 这里面任何一个人的事迹拿出来都能说上几天几夜。
大送胜率高，宋神宗时攻越南，反被对面击退，越南还攻进广西屠城。
大送没男人了？靠女人征战四方？真可悲啊。
就这臭水平，装什么装啊，你很low。
很多人讲得国不正这个事。并且在土地兼并和压制军方两方面展开。
只不过很多展开都跑到了权术方面。
权术只是技术问题。
方向才是路线问题。
路线决定了技术选择。
宋朝的根本问题，是土地兼并，其依托大地主大有产阶级进行统治，并主动让渡国家集体利益换取支持。这种组织方式天然就与聚集了大量底层民众、强调让渡个人利益换取集体利益的军队相矛盾。
比如说宋军的一个坏习气和一个好案例，都体现了这种集体主义。宋军解围太原失败，原因之一是前线军队没有赏钱，神臂弓队射完了一轮以后，拿不到赏钱，集体拒绝作战。这是一个坏风气。岳飞擅自出战上级被迫跟进支援，导致全军大败，诸将要求依法处决，统帅王彦表示国难当头，大敌当前，用人之际，放了他，撵他走了。这是一个好案例。
这了两种案例都显示出了军队本身的特点。而且还展示出了军队这个特点的局限性。比如说前一个例子，宋军基层士兵团结起来拒绝执行命令。这既展示了宋军的团结有展示了宋军的局限。他们为了小集体的小算盘团结了起来，拒绝让渡更多的利益。这个局限还比较大。后者也展示出宋军还能够为了公义承受较大的损失。这个局限倒是比较小。二者表现出来的局限程度，可以说分别代表了宋军的下限和上限。我们看冷战以来的历史，第三世界国家往往通过军政府来解决文官政府的腐败问题，这就集中体现了军队的上、下限：他们为了公义而发动政变，随后就在兼顾公义的情况下陷入到了小集团的斗争中去（考虑到很多人老是挑刺儿，我这里要补充一下，军政府并不总是为了公义而发动政变的。我并不经常进行补充，所以挑刺的空间是很大的。虽然有一说一的人我不讨厌，但是没事找事的人我一般都不理会，因为太耽误事儿）。就上限来说，宋军的公共性质还是很强烈的。
宋朝建立在妥协的基础上。这一点往往被人轻视。以前拍过一些描写宋朝建立的电视剧，赵匡胤和战友们谋划很久，在政治斗争中击败了愚蠢的对手，赢得了皇位。这只是文人的空想。戏剧人作为一种着重在演示方面强化特长的特殊文人，往往容易产生这种“过度追溯”的误解。再加上现实中一些政治家确实干了不少谋划深远的事情，也由不得他们不往阴谋论上瞎猜。
但是现实中未必如此。五代军人哗变，拥立将主，这是常态。有的哗变仅仅是野心家发动。有的则涉及到复杂的政治形势。就赵匡胤兵变来说，直接动员士兵的理由，和造成统治集团分裂的原因，很可能并不相同。
比如说有的人着重指出，唐五代藩镇经常发生“一夫夜呼而宗庙隳”的事情，军心易变是当时的社会常态。这个解释应该是有一定道理的，很可能就是野心家赖以动员士兵造反的基础条件。但是，这未必是当时统治集团分裂的理由。
比如说有的人就指出，当时柴荣正在推行改革，重建国家权力。在军事上，柴荣——严格来说应该叫郭荣。宋朝可能是为了否定他的合法性，无视他最终是以郭威养子身份继承皇位的历史，不称他为郭荣而称为柴荣。但是我们现在看来，他的作为当之无愧是一个优秀的古代君主，所以以他的本姓称呼他，这反而是对他的尊重。所以对于我们来说，称呼他为柴荣和郭荣，都可以是对他的尊重。至于宋朝就惨多了。我们说“大宋”，很有可能是讽刺他们是“大送”，因为宋朝和汉唐明闭起来都谈不上“大”——柴荣进行了收拢军权的改革。后周整理各藩镇军队，挑选精锐加入中央。这就形成了类似于当代公知所说的“国家军队”。此举保证了中央对地方的了解，特别是军事上的了解，对于建立合理的央地关系是极其必要的。有人讲要用募兵制替代征兵制，这个思路一看就是做生意把脑子做傻了。很多做生意的人长期托庇于国家暴力机关的庇护之下，完全不知道雷峰塔的砖不能一直挖。在经济上，后周开始对土地进行清查。周世宗柴荣在公元954年即位，到公元958年就开始依据唐代均田制的资料，颁布“均田图”，开始清查土地情况（次年，公元959年7月去世）。
经过柴荣的努力，后周建立起了相对“十国”来说更加强大的军事系统，更加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
但是与此同时，就柴荣去世时的情况来说，又存在两个问题。第一，军事改革尚未形成规范制度。抽调四方藩镇精锐补入禁军，这个措施停留在临时办理的阶段，尚未制度化和规范化。后来宋代对这一制度就很忌惮。毕竟，他们当初就是通过掌握拣选禁军的机会获得军队支持的。第二，经济改革刚刚开始推行，尚未解决各类问题，正是遭遇反扑、路线动摇的关键时刻。
这是过程中的薄弱环节。
然后柴荣去世，赵匡胤叛乱，这些改革都受到了影响。军事上的事很多人都说，不多说。经济上说得少，稍微说一点。我看有资料是这样说的：
一条说：“农田之制自五代以兵战为务，条章多阙，周世宗始遣使均括诸州民田。太祖即位，循用其法，建隆以来，命官分诣诸道均田，苛暴失实者辄谴黜。申明周显德三年之令，课民种树，定民籍为五等，第一等种杂树百，每等减二十为差，桑枣半之；男女十岁以上种韭一畦，阔一步，长十步；乏井者，邻伍为凿之；令、佐春秋巡视，书其数，秩满，第其课为殿最。又诏所在长吏谕民，有能广植桑枣、垦辟荒田者，止输旧租；县令、佐能招徕劝课，致户口增羡、野无旷土者，议赏。诸州各随风土所宜，量地广狭，土壤瘠埆不宜种艺者，不须责课。遇丰岁，则谕民谨盖岁，节费用，以备不虞。民伐桑枣为薪者罪之：剥桑三工以上，为首者死，从者流三千里；不满三工者减死配役，从者徒三年。”
另一条说：“五代以来，常检视见垦田以定岁租。吏缘为奸，税不均适，繇是百姓失业，田多荒芜。太祖即位，诏许民辟土，州县毋得检括，止以见佃为额。”
就第一条说，似乎还是坚持了周世宗均田法的。但是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出，首先，仅仅是停留在均田法的第一步：派出官员均田。而并没有真的均田。因为接着就说“苛暴失实者辄谴黜”。这句话怎么解呢？我们还记得东汉的历史，当时有这样一句话：“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汉光武帝当时也在搞这种派人出去均田的事，当然他那个时候叫“度田”。然后发现公文后面夹带了这样一封信。汉光武帝到底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还是真的不会办事，总之一直在追问官吏这是怎么回事。最后还是年幼的汉明帝解释说：“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最后汉光武帝将这些官员下狱彻查，果然如此。这种应该就属于将“苛暴失实者辄谴黜”。然后汉光武帝的度田效果很差，地方上的大姓兵长一直在造反，汉光武帝疲于奔命。最后还是汉明帝执政时期，法令严明，实现了治理黄河几百年没有大的泛滥的功劳，被儒家士人编段子咒骂。一般说法都是，宋朝是不搞均田的王朝。而且也没有什么人因为清查土地闻名，那么在这里说一句“苛暴失实者辄谴黜”，又不讲细节，就很值得讨论了。
至于第二条资料则说：“五代以来，常检视见垦田以定岁租。吏缘为奸，税不均适，繇是百姓失业，田多荒芜。太祖即位，诏许民辟土，州县毋得检括，止以见佃为额。”说明五代时期这些被我们说是军阀习气的朝代，还是能够注意到开展基本的土地管理的。到了宋太祖，就不许管了。这条说的是垦田，实际落下来，恐怕就不只是垦田了。当然，这个优惠政策很多时代都有。但是一般都搭配着均田制。在充分清查的情况下，垦田做手脚的要少一些，在没有充分清查的情况下，垦田这个事儿就不好说了。宋代没有搞均田制，这个优惠就很容易出问题。
我看前几天有人说，收复台湾以后，台湾当地的财政都用来改善台湾的民生。这个建议可能是出于公心，但是未必就真的把握住了问题。因为建立治理体系时的一个关键，就是哪怕这个钱你不用，最后还是要退回去，你也得先收上来。社会上有句话，叫“跑部钱进”，说的是地方政府跑到中央部委讨要资金支持。这个钱最终都是要发下去的，但是发给谁，就要看地方政府各显神通了。而这个过程就强化了双方的管理关系。
先秦时代起，我国就建立起来了各类上计制度，要求地方政府定期向上级报告工作情况，特别是审计财务情况。这个制度其实非常关键。一般人了解的情况都是同级人大处理预决算问题。这个情况不能说不对，但是不全。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财务情况的年度审计也是非常必要的。目前常见的情况是对官员进行离任审计，对于遏制腐败起到了非常巨大的效果。应当说先秦时代的一些政策就是非常有效的。
宋代是一个非常奇葩的朝代。他们做了很多改革，这些改革并不是优化了几千年来的管理制度，而是劣化了制度。比如说养马制度。秦代战马的高度就碾压欧洲骑士了。汉代更是为了改良马种能够发动数千里的远征。唐代养马是如此重要，唐玄宗的心腹亲信王毛仲长期以来的主要职责就是养马。可以说，弼马温在明代小说里是个不入流的小官，群牧使在唐代却是皇帝心腹重将才有的重要兼职。而宋代却对马政进行了“改革”。经过宋真宗时代的努力改革，宋仁宗时代就把对辽的岁币增加了一倍，成功建立了西夏王朝，并取得了派遣名将击败南方边境上因为被前晚唐静海军逼迫得走投无路出兵屠杀南宁的侬智高的大捷。此后我们就看到了“宋朝无马”的历史。中原王朝骑兵不行的历史就从这个时期开始了。
有意思的是后来这个宋代开始的马政传统被中断以后，清末捻军起义的时候，满蒙骑兵被中原农民骑兵打得溃不成军，最后不得不在遍及山西山东河南河北的广阔地带建立了清长城。有人曾经问，为什么清朝不修明长城。这个问题非常滑稽可笑。因为从草原和边疆打进来的清朝不能帮助内地建立对草原和边疆的防御啊！清朝的长城是修筑在内地的！所以其实不是内地农民不擅长骑兵，而是宋朝搞下来的传统导致内地没有办法建立骑兵。
宋朝这种政权，其实不能说是严格意义上的中原王朝，而是徒具其形的维持会。作为合格的王朝，他应该整合内部资源，清理内部的寄生阶级。但是宋朝没有做。后来贾似道迫于形势搞了一点“公田法”，马上宋朝就灭亡了。元朝也没有对这些差不多延续了上千年的“六朝”豪强进行整治。历史书上明确说，江南大地主甚至可以奴役蒙古族仆役。这种情况在明初有所改变，明成祖对江南地区进行了一定整治，但是效果也不大。甚至后来还被反噬了。比如说我们现代经常关注的南海问题。其实这个本来不应该成为问题。
历史上，明朝对整个南洋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攻略。明成祖时代，既在马六甲海峡设立了官署，又对北越地区进行了收复，甚至在印度东海岸任命了王公。这样说吧，在这样的情况下，什么南海问题，存在吗？明成祖已经对南洋锁钥进行了控制，对陆地推进进行了尝试，对外部环境进行了准备，可以说做好了控制整个南洋的准备。然而在这样的情况下，明朝对南洋的攻略行动居然因为明成祖去世而被全盘否定，直接倒退到了以“三杨”为核心的反动时代。抛弃了这么巨大的努力，这就相当于汉武帝死后，汉光武帝即位，宣布抛弃汉武帝的一切政策，废除凉州，将边疆后退到甘泉宫；废除汉四郡，将边疆后退到右北平。你直接说他们是叛国就可以了。
从历史来看，如果我们不能建立对从隋唐两宋元明以来都长期盘踞在东南的各类世家大族的清理整顿，我们就很难真正整合江南地区，遑论进一步整理华南地区。而如果这些都做不到，那么接下来开拓南洋就更加困难。
我曾经想过很多次，如果像很多人说的一样要对外开拓移民，我们缺什么。最后我发现最缺的居然是民众。不是因为我们人口不多，而是我们缺乏打破宗族界限能够快速推进的民众群体。对南洋移民的话，最近便的区域就是华南江南。这是个历史机遇。要把握住这个机会。
宋朝给我们的，好像很多都是历史教训啊。
因为从根本上说，经济力量这个东西就是个伪概念。
我不是说发展经济没意义，而是构成经济的因素太多。现在一说宋代的经济有多发达，就是宋代的贸易如何繁荣、夜生活如何丰富、文化如何多元等等。这固然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方面，但是这种经济与战争之间不存在必然相关性。
在战争面前，一切不能服务于战争的资源，都可以被视为无意义的资源。一个兵工厂造了1把枪，价值1000元，一个瓷器工厂烧制了一个工艺品，价值50万元。看起来，这个工艺品的价值是这把枪的500多倍，但是在真正的战争面前，这种靠工艺品和手工匠人堆起来的所谓“经济实力”，有那一把枪来的实用吗？
在现实中，这样的例子就更多了。沙特的GDP是俄罗斯的一半多，但连拖鞋军都打不过的沙特，哪怕俄罗斯出动1/10的军队，沙特也是扛不住的。1962年中国的GDP无论是总额还是人均都不敌印度，但战争的结果如何，恐怕没人不知道。
说到底，GDP只是衡量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指标之一。GDP、人均GDP这些指标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国家的富裕程度以及人民的生活水平，但唯独没办法直接反映到军事上——因为比单纯的GDP数字更重要的是GDP的构成结构。好比现在就有很多人吹宋朝富裕的一个证据，就是宋朝的海外贸易多么多么发达，海外贸易占GDP的比例有多少等等。可反过来说，一个靠娱乐业、文化产业、贸易产业撑起GDP的国家，跟那种偏重工业且军工体系完整的国家，即便双方GDP相等，但双方战斗力真的在同一个层次上？
在这个方面讲，为什么战国时期，秦国能统一六国，而不是齐国、赵国这些国家统一六国？除了商鞅变法的因素外，更关键的是在商鞅变法后，秦国严格执行了耕战立国的政策，将绝大多数的资源都投入到了战争中，奢侈品、工艺品这些东西的需求并不高。反之，齐国固然有“鱼盐之利”，并且靠着鱼盐贸易小日子过得还不错，可这些东西到了战场上并没有什么用。
更不用说，所谓的“经济实力”还跟社会结构、组织方式等有很大的关系。战国时代，秦国虽然不如齐国、赵国富裕，但秦国最早完成了全国性的行政体制改革，中央可以调用全国的资源来发动战争。而齐国虽富，可土地、财富却大量集中于国家的贵族手里，君主并不见得就一定能动用这些资源。
说这么多当然不是说经济实力或者GDP没用，而是说不能简单地把经济实力当做战斗力的来源。欧洲比俄罗斯富裕的国家两只手都数不过来，但在国际政治中，俄罗斯的话语权跟法国、德国显然是不一样的。说到底，战争是资源的比拼，财主就算有连阡陌之地，但只要人手不够，过来一群土匪也能把你抢了。这时候，这个财主如果说“我挣的钱比你们多多了”那就很搞笑了——对于土匪来说，你要是挣得不多，人家还不过来呢。
因为你说反了，是汉唐国力能把两宋吊锤。
宋“国力雄厚”就是一个伪命题，因为赵宋是唐朝国有土地解体后大土地所有制极速发展期，土地兼并空前严重，汉朝前期国有土地比例是百分之94 ，唐朝大约是八成，而两宋国有土地比例只有百分之几左右，为有史以来主要中原王朝的最低谷，而明清时期则回升到百分之30左右。
宋朝的土地产出的分配，是怂恿赵家黄袍加身的各路官僚大地主豪强富商分去绝大部分，再由国家和自耕农分配剩下的一小半。西晋明末晚清民国也是这种分配结构。
宋朝“仁宗盛世”时期的官员奏报:唐开元户八百九十余万，而垦田一千四百三十余万顷。今国家户七百三十余万，而垦田二百一十五万余顷，其间逃废之田，不下三十余万，是田畴不辟，而游手者多也。
宋朝基层管理有多渣呢?宋仁宗朝在实际人口接近唐朝天宝年间的情况下，国家账目上的土地只有几百年前唐朝天宝年间的六分之一，更不用说因为国有土地制瓦解这些宋朝连账目上的相当部分田地都不一定能实际掌握了。
这个问题有点意思~而且话题其实有点大~
不过我想多问一句~
汉是哪个汉？
唐是哪个唐？
宋是哪个宋？
西汉和东汉是两回事，初唐和盛唐是两回事，盛唐和中晚唐又是两回事，北宋和南宋又是两回事~
谁告诉过你，汉唐（在任何时期）都能把强大的国力（任何时期？）转化成（任何时期？）强大的武力（任何时期？）？
谁有告诉过你，北宋（什么时候都？）空有远超汉唐的国力经济却（一直？）不能转化强大的武力？
我一再想重复一个很简单的道理，赵宋的问题没那么复杂，并不是它没有足够的武力或者国力，而是单纯在王朝上升期因为随机性大于必然性的因素没有打开应该打开的局面。
西汉大败了匈奴，但是并没有打垮它，匈奴与汉的纠缠一直持续到了汉末~
李唐击败了两突厥，平灭了高句丽，暂时迫降过吐蕃，但突厥一直和唐纠缠到玄宗朝，辽地则被趁虚而入，至于吐蕃则是一生之敌，而且是堪称后来宋辽相争的预演~
严格来说，宋辽战争中其实赵宋一直都有机会，无论是高粱河还是雍熙北伐，甚至澶渊之盟时期，而这些机会的失去并不完全是军事因素或者单纯的统治阶级失策...而是充斥着黑天鹅事件...但只要赵宋能够平复幽云十六州，往小了说给自己打开局面不是难事，往大了说也能成为汉唐的合格后继者，可然后呢？
赵大曾经和赵普商议过收复幽云之策，信息量很大。
太祖一日召赵韩王（赵普）于别殿，左右无一人, 出《取幽燕图》示之。赵熟视久之,曰:“此必曹翰所为。”帝曰：“何以知之? ”曰：“非翰莫能为也。”帝曰 ：“何如? ”赵曰：“举必克之, 须世世得曹翰守之乃可。”帝不语，携图而入, 遂不复言幽燕之计。
这段记载有很多版本，但意思基本都差不多，赵普的说辞基本也都一个意思~你打下来可以，然后你准备让谁守呢？曹翰？曹翰可以，那曹翰之后呢？这里不讨论什么防范武将之类的老黄历片汤话~赵普的意思是~
收复幽云的战争可以随时启动，但战争不会以幽云的收复而终结~
即便赵宋收复幽云，战争可能也依然会继续进行下去，继续笼罩整个赵宋的历史，当然，人们大概会像习惯性忘记汉武帝和唐高宗之后的历史一样，忘记收复幽云后的历史吧~
我看到很多答主都在侃侃而谈什么“土地兼并”，然后以赵宋“不抑兼并”为题，开放思维大量脑补了什么“让利于士大夫阶层赎买合法性”的白日梦呓，亦或是类似@大 可稍息否这种脑补之余连古文都看不明白的造谣大V~说真的，我想笑~
首先，虽然现在总是均田制均田制的叫，但唐代很少有均田这个说法，五代到宋才广泛出现这个说法，后来宋人将周代井田和北魏到唐的均田总结为“田制”，也就是“莫非王土”的国有土地制度，这才是宋人对均田制的叫法，宋史里对赵宋有“田制不立”的说法，指的就是宋代土地私有而非国有，这个演变路线后面再提~
宋代“均田”一词，有两种意思，一种是字面意思的均田地，第二种是更加官方的称呼——均田赋，像他提到的“周世宗均田”其实单纯就是均田赋，也就是均括诸州民田，提炼出来就是均括民田，括田 的意思是丈量土地检定税额，那么均括田地 的意思其实是“公平丈量土地，合理摊牌赋税”，同样，度田也不是均田，其实也是丈量土地均赋税的意思，只不过度田这个叫法早，括田这个叫法晚，都是一个意思。莫说后周和赵宋，就连元稹这个所谓均田，其实也是均田赋。
丁亥，赐诸道节度使、刺史《均田图》各一面。 唐同州刺史元稹，在郡日奏均户民租赋 ，帝因览其文集而善之，乃写其辞为图，以赐藩郡。 时帝将均定天下赋税 ，故先以此图遍赐之。
两税法以资产为宗按比例纳税，和汉唐人头税定额税的机制有所不同，丈量土地调控政策的意义比前朝影响更大。
农田之制自五代以兵战为务，条章多阙，周世宗始遣使均括诸州民田。太祖即位，循用其法，建隆以来，命官分诣诸道均田，苛暴失实者辄谴黜。
为什么叫苛暴失实者辄谴黜？你土地丈量失实，你税额算的不公平，人家告你的状你把人家打了一顿~这是不是才能理解啥叫苛暴失实 了？
一词之差，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其次，为什么有人会认为“五代以来，常检视见垦田以定岁租。吏缘为奸，税不均适，繇是百姓失业，田多荒芜。太祖即位，诏许民辟土，州县毋得检括，止以见佃为额。”代表五代政权实施了土地管理而宋政权将其荒废了呢？这又是一个基础知识不牢固的乌龙~
正常的农业社会农民普遍会主动向四周开垦荒地，而朝廷如何安排正常的括田频率，把握将这些土地纳入赋税系统的时机就很重要，如果太早容易出现土地尚未开发完全而先定岁租的情况，轻者会加重开垦者的负担导致农民开垦意愿下降，重则致使民户逃亡导致田地抛荒丧失赋税，五代政权的括检方式“常检视见垦田”就是典型的“追着垦荒农民屁股跑”，这里还没算官吏的骚扰和刮地皮的情况，实际上，一直到太宗朝，哪怕朝廷制定了“许民复业，蠲其租调，宽以岁时”的优惠政策，也依然存在“乡县扰之，每一户归业，则刺报所由。朝耕尺寸之田，暮入差徭之籍”的情况，可见五代式所谓的“土地管理”对农业秩序的影响有多大。
再说不抑兼并，不抑兼并的说法，同样是后世宋史研究出现的伪概念，而宋人自己的文献并没有多少不抑兼并的确凿证据，当代对宋史的研究讨论基本也推翻了“不抑兼并”的观点。
宋代文献里唯一的“不抑兼并”，出自南宋王明清《挥尘录》中引援其祖撰写的《枢廷备检-引》~
“置转运使于逐路,专一飞挽刍粮,饷军为职,不务科敛,不抑兼并”以及文中宋太祖口述
“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耳。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
第一句似乎点名赵宋不抑兼并的国策，第二句更是对不抑兼并的最权威解释~
然而，第一句只是在解释转运使的职责中不包括“抑兼并”，而从来不代表宋庭官方“不抑兼并”，至于后者，除此书外从无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赵大曾经真说过这么句话~当然，按照王明清的说法，他祖宗写的这是宫廷档案，所以信不信仁者见仁，其实即便他说过这话，他身死之后太宗一脉的思想和他也并不一致。
更关键的问题在于，请各位抖抖百度，哪个张口闭口抑兼并的王朝真正有效遏制过土地兼并？甚至进一步时髦一点，哪个现代国家能够相对稳定的实现财富再分配？抑兼并？怎么抑？
我前面说，宋人口中“田制”，实际上就是对从古代井田制到唐代均田制的一种笼统提法，简单来说，国有土地制度才叫“田制”，自商鞅起秦汉改井田为授田制开始，就算“田制败坏”，换句话说，至少宋人看来，恢复“田制”才是抑兼并的唯一有效措施，否则都不过是隔靴搔痒。
当然按照授田制的观点，中原大地所有土地的产权都是皇帝的，但秦汉以来的政府无法全面管理土地的流转，所以土地实质成了贵族官绅小农的财产，成了自由经济，皇家产权成了名义，国家原则上不承认土地产权在民，那自然也不能立法规定如何买卖，甚至皇帝自己也会偷偷在民间购买田宅庄园，可以说终两汉之世，除了一些不成功的尝试，朝廷始终没有能力去抑兼并。
五胡乱华后，少数民族入主中原，重新引入了部落式分封思维，重新强化了产权来源，重新演变为事实性的国有土地制度，结果歪打正着的恢复了“田制”
均田制下，无论是北魏的全授全收，还是唐代二分永业八分口田，除非常情况外均不得买卖，这就锁死了土地的流转，给官府的直接管理提供了可能，所有土地由官府直接分配死后大部分回收，这就明确了土地产权为国有，官民只有使用权，通过对资产的绝对掌控，实现了对民户的绝对掌控，这样附着在民户基础上的兵役和力役都可以实现。
这是古代封建王朝唯一能够用于抑制兼并的政策工具，对土地，要么抓死，要么放乱，只有完全封死土地的流转，由国家实施分配，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抑兼并。
问题是，国有土地制度是李唐达到高峰，也是李唐自己玩崩的，王朝的行政效率是有限的，很难保证土地长时间有效的分配，这点不说。李唐自己就在均田制下留了口子，历代均田制土地产权和买卖都规定的很死——国家的，不行~而唐代永田的存在变相承认了土地产权私有，而且永田和口田均可有前提的买卖，这就在法律层面上承认了买卖的合理性并初步确立了规矩，合法地契因此诞生。这里面可操作性可就太大了，尤其是永业田的存在必然导致向前循迹的难度越来越大，可供分配的口分田越来越少，由于产权固定，人口流动和垦田也受影响。
杨炎改革两税法成了一个类似商鞅变法的标志性事件，就像商鞅彻底废除井田一样，两税法将均田制及租庸调制全部铲除，在后人特别是儒生眼里，这就是“田制”的再一次败坏，王朝的土地制度再次回到了秦汉的状态，而且更彻底，井田改授田，头上还有个皇家产权，朝廷不承认私人土地产权但也不干涉买卖，事情没上秤。
两税法后，因为已经有了均田制的部分承认，产权私有和土地买卖均得以完全实现，正规的土地市场开始出现，自北魏以来的国有土地制度也跟着彻底瓦解，而朝廷也失去了抑制兼并的根本依据，没有土地国有的制度保障，强行收回田产无论能否做到都是彻底的暴政，而在市场框架内处理兼并的努力，以及对限制进一步兼并尝试的努力，成果都非常有限。
而赵宋立国后，严格来说就是这么一个“后李唐时代”的经济现状，五代政权虽然辣鸡却也没导致类似秦末汉末隋末那样严重的人口流失，生产和市场秩序还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维持，这种条件下，试图恢复古代的国田制度本身就是对秩序的扰乱，别说士大夫地主，尚有产业小农也会起身反抗，王莽就是这样一个大大的前车之鉴，这一点，赵宋皇帝，例如宋太宗就清楚得很，他们即认为有田制是一件好事，但也承认田制不可能再恢复了。
太宗尝谓宰相曰：井田之制实经国之要道，后世为天下者，不为井田则贫富不均，王化何由而行？自秦灭庐井置阡陌经界废而兼并作，汉魏以降，民受其弊久矣，朕君临大宝，轸念黎庶，虽井田之制不可卒复，因时创法，渐均贫富，则朕别有规制，终当行之以安四海。
但即便如此，赵宋在统治层面上，对于土地问题依然可以说是尽力的，一方面，前面讲的“均田”虽然做不到均分田地，但是其理念依然是均派赋税来达到均贫富的愿望，委派均田的官员也需要受理一些霸占田地的诉状，这项工作并不止太祖朝在做，太宗朝，真宗朝都在做，而仁宗朝甚至像汉哀帝时代一样颁布过限田令。
自景德以来，四方无事，百姓康乐，户口蕃庶，田野日辟。仁宗继之，益务约己爱人。即位之初，下诏曰：「今宿麦既登，秋种向茂，其令州县谕民，务谨盖藏，无或妄费。」上书者言赋役未均，田制不立， 因诏限田：公卿以下毋过三十顷，牙前将吏应复役者毋过十五顷，止一州之内，过是者论如违制律 ，以田赏告者。既而三司言：限田一州，而卜葬者牵于阴阳之说，至不敢举事。又听数外置墓田五顷。而任事者终以限田不便，未几即废。
而神宗朝的变法更是以“方田均税”作为变法重点来实施。
比较可笑的是“让利于士大夫赎买政权合法性”这个说法，如果说赵宋仅靠一个“不抑兼并”就算是对士大夫阶层的赎买，那李唐均田制下对贵族和官僚明目张胆的授田优待算什么？难道是因为他们是贵族这么干理所当然？
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根本是土地农业，而官僚治理必然依靠有产且垄断知识的士大夫，士大夫会倾向于拓展基本产业，那么资源倾斜就是一种必然，两税法改革之后，土地资产可供买卖，士大夫阶层自然有资源和权利去兼并土地，你该问的不是“我的合法性你卖不卖~”，而是你有什么能力去阻止~
用千年后土地革命战争后的思维，去以今度古，想当然耳~
此外，我更建议人们思考一个问题，在生产力没有工业时代本质性增长的封建社会，资产要么在官要么在民，一个封建王朝究竟要如何发挥出“国力”？~
答案是敲骨吸髓~
举一个很简单但是大部分人不知道的例子，为什么李唐马政搞得就是比北宋好？除了传统牧区广阔，还有一个有趣的原因。
天下之有马者，州县皆先以邮递军旅之役，定户复缘以升之。百姓畏苦，乃多不畜马，故骑射之士减曩时。
简单地说，大唐铁骑军士们直到玄宗朝，他们的战马依然有可能是自掏腰包来的，那么大唐牧监养出来的马无论70万匹还是700万匹，它都不是固定供应给军队的，李唐军士不光要肉身当义务兵，理所当然的军需物资也要承担一部分~
而玄宗朝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在建立募兵军团“彍骑”的时候特别下诏：诸州府马阙，官私共补之。今兵贫难致，乃给以监牧马。
.........朝廷自己建的军团，直到发现士兵无力承担马匹费用，才老大不情愿的拿出牧监马来用，也不知都在算计些啥...
巧合的是，后来的大辽也贯彻了李唐的军事调度作风，驮马和战马的成本很大程度上由军民承担，而总规模上百万的皇家牧群只是偶尔供应给军队应急，以至于辽国末期出现了受召兵丁无马应征，于是要偷偷找官牧买马，再骑着自己花钱买来的“官马”应征作战的魔幻故事~
至末年，累与金战，番汉战马损十六七，虽增价数倍，竟无所买，乃冒法卖官马从军。诸君牧私卖日多，畋猎亦不足用，遂为金所败。
很多人都经过网文和各种“巨唐”粉的诱导，认为李唐府兵是一种非常人性可行的兵役制度，优中选优，富中选富，保证参军者的身份“在起点爽文里都能当男主角（某著名伪科普邪教头目语）”，似乎非常美好~问题是，且不说府兵年年都必须受（一般唐粉从不屑于知道的常识）上番下番折腾之苦（赵宋的更戍制度可以看做是该制度的拙劣模仿），关键在于，李唐的府兵资源其实非常紧稍，根本无法满足大规模的武装作战，大多数征伐靠的是海量的兵募，这一点可以说袭承自隋。
李唐兵募也有个让人哭笑不得的错误印象，很多人靠着李二征高句丽的口嗨“朕今征高丽，皆取愿行者，募十得百，募百得千，其不得从军者，皆愤叹郁邑”就自然的认为，我大唐的兵募都是自带干粮的义勇军，想上阵那都是托关系找熟人费了八辈子福分才得到这么个为国效力的机会...可实际是啥样？不妨看看刘仁轨（白江海战那位）是怎么说的~
臣看见在兵募，手脚沉重者多，勇健奋发者少，兼有老弱，衣服单寒，唯望西归，无心展效 ……贞观、永徽年中，东西征役，身死王事者，并蒙敕使吊祭，追赠官职，亦有回亡者官爵与其子弟。从显庆五年以后，征役身死，更不借问。往前渡辽海者，即得一转勋官；从显庆五年以后，频经渡海，不被记录。 州县发遣兵募，人身少壮、家有钱财、参逐官府者，东西藏避，并即得脱；无钱参逐者，虽是老弱，推背即来。
刘仁轨这番话其实算是相当留面子了，李唐的兵募制度并不比李二diss的隋朝人性化多少，李唐府兵之外的“征人”拣选制度与府兵并无区别，好听点自愿的叫兵募，需要人的时候不管你自愿不自愿，统统是“被自愿”，李二时期对外征伐不多，难得碰上征高句丽这种大阵仗可供升官发财，但是到高宗朝大征服结束的时候，又哪里还有什么“自愿”的兵募？西至葱岭，东至高句丽，全是靠着这些自带干粮“推背即来”的穷苦老百姓近乎无偿的给老李家打下来的，总有人说武周败光了高宗的老本，我说高宗哪来的什么老本？他自己吃的何尝不是太宗的老本？何尝不是李唐对军事成本无条件向下层转嫁的红利？
这无疑成了一个巨大的制度优势，和赵宋无论征敛多少钱财都填不满的募兵养兵养马开支相比，李唐前期的军事开支恐怕相当之低，李唐无需支付军事人员和杂项用品以及部分武器装备的开支，一般也无需向部队供应官牧马匹，甚至根据现有材料，中晚唐供养募兵的成本较宋代也低一些。
同时也能清晰的发现，初唐军队本质上是少量不脱产府兵+海量临时征召兵，其战术能力和训练水平都值得怀疑，这种明显不健康而且近似部落水平的军事体系硬是支撑着打出一片河山，只能感叹初唐全明星团队的强大和中原文明技术底蕴与边疆文明的重大技术差距，但同时，它也是李唐均田制迅速瓦解，唐军在外要么胜的极壮观要么败的超惨烈的罪魁祸首，无论是西汉两年卒还是李唐府兵和兵募，实际在战争中消耗生命和资源的都是中小农，即使李唐的尽可能采用择优机制也无济于事，传统征兵制在高强度战争下会导致应征农民破产直接损害国家基础，农业社会的无解难题。
而到了中晚唐，情况是进一步恶化的，玄宗朝随着募兵制的确立，原本由士兵自身承担的物资（如驮马和生活用品）都不得不由官府出资供给，伴随藩镇林立李唐的军费开支进一步扩大，而“强大的国力”是否转化为“强大的武力”了呢？，至少转化为了“庞大的军队数量”~玄宗朝的军队数量已经达到了60万，中宗朝则达到了83万，穆宗朝更吓人，账上的兵额高达99万...我说冗兵二字，独独安给赵宋怕是一点都不合适...那么战绩呢？
似乎也就那样？
因为秦制费拉没有敢战效死之心，一个年年濒临饿死的农奴也没必要为奴隶主拼命。
百姓有“七亡七死”。七亡是：阴阳不和，水旱为灾；县官重责，更赋租税；贪吏并公，受取不已；豪强大姓，蚕食亡厌；苛吏繇役，失农桑时；部落鼓鸣，男女遮列；盗贼劫略，取民财物。七死则是：酷吏殴杀，治狱深刻，冤陷亡辜，盗贼横发，怨雠相残，岁恶饥饿，时气疾疫。
汉朝的主力军是五陵恶少年和汉羌属国，实际上就是战国余气的游侠敢战之士和匈奴俘虏为刀锋，以秦制总体战模式疯狂抽取资源来炮灰，才和蛮族五五开。
唐朝一边依靠拓跋氏余晖的府兵，一边疯狂搜集蛮族降兵，先是栗特人，后是沙陀人。
赵家虽然是沙陀军阀的后代（分子人类学为证），但是失我燕云，没有武德充沛的边军和最重要的蛮族降虏补充。怎么打？
后世的大明也爱用蒙古降虏和各种土司兵。
连满清这种正经东胡，一入关都是武德触底。天下无敌之师全靠从关外抓来的索伦族真正野人女真。
号称索伦天下第一兵。
你要靠我不举子，天天被苛捐杂税玩的欲仙欲死饿死边缘的大宋老农民打契丹，女真，是不是太过分了？
经济学有很多结论都是“反直觉”的。
比如一块钱和十块钱哪个更多呢？这个问题一点都不侮辱智商，答案是“看谁流转的更快”。大家都不流转停在账本上，一块当然不如十块。但是如果十块锁在保险柜里面不动，而一块一天流转了十次呢？流转一次，指的是一块钱花出去了，过了一段时间又挣回来。如果能流转十次，一块钱的效力，就等于十块。而十块如果入库不流通，效力实际上就是零。
所以，财富根本不是“存量”概念，而是一个“流量”概念————农耕传统过于强大的文化里面，要理解这个概念，相当有难度。所以粮食烂在地窖里面，古董在库房里面积灰，并不等于“富裕”，单纯只是浪费而已。
理解了这一点才能明白，汉唐和宋明的本质区别在哪里。前者具备“动员能力”，而后者不具备。前者可以让财富，按照国家政策或者劣化版本的豪强意志，而流动起来，从而产生效果。后者完全不具备这个能力，说的好听一点叫做无为而治自由市场，难听点就是积重难返依靠惯性运行。
汉武唐宗这种，不是能变出钱来，而是可以想方设法（哪怕是损招），可以把民间财富转化为财政支出，然后才有能力去折腾。武勋或者权术只是表象，背后都是钱堆出来的。一汉当五胡，依靠的是装备吊打和后勤回血。汉初连几匹同色的马都找不出来，后来则可以依靠骑兵怼死匈奴，没开金手指，纯粹就是花钱到位了。
而大宋基本没办法搞这种事情。因为立国就是“放弃动员能力和地主媾和”为根基的。所谓得国不正，不过是一种“委婉的曲笔”。赵宋皇室，依靠的是“让利于士大夫阶层”，来赎买合法性。于是导致任何要钱的议案都千难万难。百万漕工的梗其实在宋代就已经存在了。比如冗兵，必须冗不冗不行，因为一群勋贵和中层军头，还指望上吃空饷下役士卒，来发家致富呢。官军走私啦，代人兵役啦，出卖名额啦，种种“市场经济”行为层出不穷————大宋经济这么活跃了，能不富裕嘛。可是代价是啥？军队不是军队，而是商贸公司，能指望他执行政策吗？开什么玩笑，好好的钱不赚去卖命？每个领域都有利益集团，每个利益集团的倾向都和国家利益相左，什么政策能被好好执行？大宋养马部门的创收方法就是私卖，于是越养马越少————这个政权就是建立在，大家一起来瓜分国有资产的基础上的，能有什么“动员能力”？财富根本没有办法被导入到国家政策方向，反而不断向豪门富户权贵等阶层流失。这其实就是个大号民国，不管外部援助的水流多大，被不断截留之后，到了职能部门的时候，基本涓滴不剩了。
简单总结，藏在富户地窖里面的，不算财富。只有主动被动流转起来的才算财富。账本上的数字，也不算国力，只要能行动起来的人力物力，才算国力。大宋的国力，实际上非常差劲，和穷的叮当响的西夏争执不下，就是他真实国力。大宋的财富都在士大夫家的地窖里面，根本不能变成国力。这戏码明末又重演了一次，福王的财富扔到汉唐就是一方诸侯，在明末就是待宰的肥猪。钱要拿来用的，不用的钱等于没有。
回到开头，那么十块怎么才能物尽其用呢？当然是拿来做担保，向别人再借十块，只花借来的十块。向不同的人，多借几次，你就是成功的商人了，而且即使赔光了也不会倒闭————债主害怕不还钱反而会继续支持你————变成“大而不能倒”，就彻底赢了。
宋的对人口物资的掌握能力，动员能力，都不如汉唐明，这是确定的。
但这也不代表宋的动员能力低到离谱。黑宋归黑宋，切勿被过度带节奏。
田制是对动员力的重要评判标准但不是唯一标准。像奥斯曼帝国境内几乎没有自耕农，收税靠包税制，动员力还是高到不行。
诚然，宋朝缺乏自耕农，国有土地比例低。但宋朝拥有非常精细的专卖体系，其官办经济十分发达，可以通过贸易循环渠道，抬高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仍然从全国人民手里获得可观的财政收入。就货币收入和实物收入而言，宋朝收入都不低。
过度强调宋朝动员能力低下，把宋朝对于人口物资的掌握能力贬低得好像不如打个仗要事先征兵召集三年的晚期喀喇汗王朝的水平，这种人，常见于司马光粉丝和秦桧粉丝。
这群人的说辞是，我们弱敌人强，怎么努力都没用，打也打不过，任何试图振兴军事的努力都是暴虎冯河，求和是最好的。因此，司马光粉丝和秦桧粉丝可谓高度重合。
我们来算一笔账，宋朝相比五代的后唐、后晋，体量大了太多，人口是辽国9倍。就算宋朝田制不立，优势减半。辽国有半游牧帝国的动员补给优势，宋优势再减半，但是国力仍然有辽国两倍，这仗怎么就不能打了？怎么就一定辽强宋弱了？（拿辽国这种定居蛮族强行与匈奴、突厥这种游牧蛮族帝国对比的，可以看我投稿到冷兵器研究所的这篇文章：冷兵器研究所：宋朝对外战绩含金量如何？对于中原王朝，什么样的游牧帝国更难打）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只能控制几个市，诸侯听调不听宣，打个仗来回扯皮，照样与奥斯曼血战多年。宋朝动员能力再差，能差到神罗这个程度？
实际上，新法改革之后，宋朝能够有效吞并人口多达百余万的河湟青唐王朝，证明宋的国力使用效率并没有司马光粉丝秦桧粉丝说得那么低。如果不是几次致命的军事失误，彻底消灭西夏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宋之弱，更多还是在于中枢懦弱、愚蠢、指挥混乱。既在赵家天子，也在朝堂衮衮诸公。旧党粉丝不要把什么都推给设定制度的赵匡胤赵光义兄弟，而忽略了旧党盈朝众正的责任。好水川的白骨冤魂，还夜夜喊着韩魏公的名字呢。
让数据来说话，本回答引自马玉臣的论文《从县的密度与官民对比看宋代冗官》
西汉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
官员数约6000
户数12356470(元始二年，公元2年)
户、官比2509
班固《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第七上》（中华书局 1962 年版，页 743），记吏员自佐史至丞相为 120285 人。《文献通考》卷四七《职官一·官数》（页 441）、章如愚《山堂考索》后集卷一五《官制门·官数类》（中华书局 1992 年影印本，以下略，页 457），均记为 130285。以东汉官员数占官吏数二十分之一比率，而得西汉官员数。
东汉永和五年(公元140年)
官员数7567
户数9698630
户、官比1282
《文献通考》卷四七《职官一·官数》（页441），《山堂考索后集》卷 一《官制门·官数类》（页 457）。其官吏总计152986，官员数占二十分之一。
唐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
官员数18805
户数8973634(天宝元年公元742年)
户、官比477
同上出处。总官吏数 368 668。汉至唐各时期户数，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 1、89，页 4、280，二处所载数据不统一者，取其多。
宋徽宗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
官员数48377
户数20882258(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
户、官比432
宋宁宗庆元二年(公元1196年)
官员数42000
户数12355800（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
户、官比294
宋代所有官员数，引自汪圣铎《两宋财政史》
（中华书局 1995 年版，页 778 至 779）后
附表 28、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河北教
育出版社 1996 年版，页 254）。个别数字有
误，已核订之。户数，据吴松弟：《中国人
口史·辽宋金元时期》表 8-1、8-2，复旦大
学出版社 2000 年版，页 346、353。
宋朝的经济实力就是个笑话；
观察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观察贸易流向；在农业社会，大量出口普通货物，流入金银铜等铸币金属的就是经济强国。
而我大宋的贸易呢？
逆差非常严重，按当时人的话说就是“两蕃南海岁来贸易，有去无还”，宋钱滚滚北流，把辽国的铸币厂都给挤兑没了：
北界别无钱币，公使交易并使本朝铜钱，沿边禁钱条法虽极重，而利之所在，势无由止。本朝每岁铸钱以百万计，而所在常患钱少，盖散入四夷，势当尔也。——苏辙
这还是宋人严禁铜钱北流的前提下，这是宋仁宗年间下的诏书，走私铜钱出境，比贩毒罪过都大：
以铜钱出外界一贯以上，为首者处死；其为从，若不及一贯，决配远恶州军本城。
神宗初年，朝廷为了增加收入，决定取消钱禁，允许铜钱在缴纳关税的前提下出境，结果每年从边境榷场流出的铜都超过百万斤，没过几年朝廷的叫停了这项活动：
河北路有铜五十七万九千九百余斤，锡九千八百九十余斤，及市易务于榷场卖铜皆百万斤。
为什么宋朝钱币外流的这么厉害呢?
因为传统贸易中的优势点，宋朝基本上都没，而劣势点宋朝全占，我们先来分析优势点：
谷物，辽国在辽东经营多年，农业颇为发达，不缺这玩意；
布匹，辽国纺织业不弱，布匹产量不低，能自制丝绸，更关键的是，这玩意宋朝还白送，三十万匹布都够上百万人用的了；
食盐，辽国改进了制盐技术，走私到宋朝的私盐价格，不及官盐的三分之一，这不但导致铜钱大量外流，而且摧毁了河北山东诸路的盐课收入，这是宋辽贸易中宋朝最大的失血项之一（另一个是牛羊贸易）；
未榷而契丹盐常盗贩不已；若榷也，则盐贵，敌盐益售，非用兵不能禁也
岁阑出塞外者不赀。议者欲榷河北之盐。盐重则外盐日至，而中国之钱日北。
铁器，宋代北方生态破坏严重，常用煤炭冶金，铁产量极高但质量极差，优质铁器需要从辽夏进口；同时，辽国冶金业非常发达，产量同样不低，神宗年间流入辽国的铜钱，就是辽人拿自制的铁钱换的。
瓷器，辽国也会制作，水平不低，因为抢了不少宋朝工匠；
茶叶，这个辽国确实不产，是宋朝残存不多的回血手段；
至于传统的劣势项目，比如马匹、牛羊、皮毛、人参等北方特产，宋朝仍需进口；宋朝中期开始，社会日益奢靡，食牛羊肉之风日盛，导致大量钱币北流：
牛羊之来，于外国贸易皆易以中国之实钱，如此之比，泄中国之钱于北者岁不知其几何。
当然，宋朝还能从海外贸易上回血，但是辽国也能啊！海上贸易爆发式增长是在南宋年间，当时陆上丝绸之路还是主导，这条路可被辽夏两国完全把持了。
外贸失血成这样，你还敢说自己是经济强国？
在宋徽宗年间，宋朝就不得不以大规模贬值货币来增加收入了，先说铜铁钱：
1102年铸"圣宋通宝"，以一折五，即折五钱；
1103年，停铸"圣宋通宝"，铸“崇宁通宝”，以一折十，总计约20亿枚；
1107年，再铸折十钱，并以三折回收之前铸的“崇宁通宝”；
与此同时，宋朝还大量发行纸币，五年间仅交子就发行了2400万贯，其他各种命目的纸币更是不计其数。这些新发行的纸币不设钞本，不予兑换，随意增发。宋朝这一系列操作的结果就是，纸币成了废纸，物价上涨了近十倍，百姓生活日益艰难，国家也到了灭亡的边缘。
因为北宋经济远超汉唐这就是个屁话。你以为冗官冗兵是什么意思？曾经某袁腾飞说什么北宋藏富于民，藏的老百姓直接把新生儿淹死？？？北宋就是一宣武节度使，管的就一个河南加山东西部加河北南部大名府，其他地方中央政令很难有效号令，南宋更明显，川陕宋军直接成割据势力了，多次私通西夏，这战斗力强才有鬼了
我感觉宋就不应该跟汉唐比，他就应该跟北边的辽国比。
辽国灭亡之际，残兵两次在白沟河燕山击败20万余宋军，难道将要灭国的辽比完整北宋的国力还强吗？
北宋有二十四路14府等240个州，辽人五京六府有156个州，户口土地前者更多，却向后者交岁币，而且还向西夏交岁币，难道大宋热爱和平吗？
同样是面对金人，耶律大石披荆斩棘，只有2万可敦城的驻军，能够利用西域国家的矛盾，纵横捭阖，从无到有，击败中亚强权塞尔柱帝国。
赵构稳定下来，立马追认秦桧杀岳飞。
怎么好意思跟汉唐对比的啊？
类似的话题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百科问答小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