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抗日时期汉奸不及元清时能打？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汉奸”的定义以及“能打”的含义。
汉奸的定义： 通常指在中国历史的关键时期，为了个人利益或政治目的，背叛民族、投靠外敌，并协助敌方侵略和统治自己国家的人。
“能打”的含义： 在这个问题语境下，“能打”并非指汉奸个人的武力值，而是指汉奸群体在“抗日时期”和“元清时期”对民族抵抗力量所造成的破坏力和阻碍能力，以及他们自身在敌方统治下的活跃程度和效能。
带着这两个理解，我们来分析为何在很多人看来，抗日时期的汉奸“不及”元清时期“能打”。
一、 历史背景和民族认同的差异
元清时期：
蒙古人和满族人的统治： 元朝和清朝都是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他们征服了汉族为主体的中原地区。虽然汉族在人口和文化上占有优势，但作为被征服者，国家机器和权力结构被少数民族掌握。
民族等级制度： 在元朝，存在明显的民族等级制度（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这使得汉族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上受到压制。即使是汉族内部，也有被视为“汉人”（北方汉族）和“南人”（南方汉族）的区别，后者在待遇上更为不利。
清朝的“满汉一家”政策与实际： 清朝在统治早期也推行了“满汉一家”的口号，但在实际统治中，满族仍享有特权，尤其是在军事和政治核心部门。然而，清朝的统治相对更具整合性，也吸引了部分汉族士绅阶层参与统治，形成了一种合作与被压制的混合状态。
民族认同的相对模糊性（早期）： 在元朝和清朝建立之初，随着长时间的征战和融合，一些汉族士人可能因为文化吸收、个人前途考量，或者对旧王朝失望等原因，选择在新政权下效力。对于一些汉族官员和士绅来说，他们可能更多地是从“王朝更替”的角度看待，而非纯粹的“民族生死存亡”。
抗日时期（近代）：
日本侵略的性质： 日本的侵略是赤裸裸的外部侵略，其目标是占领中国领土，掠夺资源，奴役中国人民，而非建立一个融合性的帝国。
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 20世纪的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已经深入人心。中国人民的民族认同感空前强烈，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成为核心诉求。抵抗侵略被视为全体中国人的神圣职责。
中国人民整体的抵抗意识： 在日本侵略面前，中国共产党、国民党以及其他爱国力量都积极组织抗日武装和民众抵抗。这种普遍的民族危机感，使得投靠日本的行为，在当时具有更明确的“卖国”性质，更容易被民众视为“汉奸”。
二、 汉奸的来源和动机差异
元清时期：
部分汉族士绅和官员的“依附性”： 元清时期的“汉奸”（或更准确地说，是投靠少数民族政权的汉族官员）很多是原有的官僚体系中的成员，或者追求仕途的读书人。在王朝更迭后，他们为了保住地位、实现个人抱负，或者在新的统治下寻求立足之地，选择与新政权合作。
被征服者的无奈与务实： 面对强大的少数民族武力征服，很多汉族士人可能认为抵抗无望，为了保存家族、地区稳定，或者在既定的事实下谋求与统治者沟通，选择接受新秩序。
“忠君”概念的局限： 传统的“忠君”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促使一些官员对新政权效忠，尤其是当新政权合法性得到一定的确立时。
抗日时期：
更复杂的动机： 抗日时期的汉奸动机更为复杂多样。
政治投机： 一部分人看到日本可能获胜，选择投靠以获取权力和利益。
军阀残余和投降派： 一些原有的军阀势力在国家力量衰弱时，为了保存实力或在日伪控制区建立新的地盘，选择投靠。
部分精英的“开明绅士”论调： 少部分人可能持有“以日制共”或“以日制国民党”的投机心理，甚至以“日伪政权能够带来‘秩序’和‘效率’”为借口，进行合作。
经济诱惑和生存压力： 日伪政权的控制区，确实为一些人提供了经济上的利益和“安全感”。
部分知识分子的悲观和幻想： 少数知识分子可能在国家的战败中产生虚无主义或对日本某些“现代化”方面的幻想，从而选择合作。
“卖国”性质更加明确： 由于民族主义的强烈，以及日本侵略的残酷性，投靠日本的行为被普遍认为是直接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其“汉奸”标签比前朝的“依附者”更加负面和严厉。
三、 汉奸的组织程度和效能差异
元清时期：
融入统治体系： 元清时期的汉族官员和士绅，很多是直接被纳入了原有的官僚体系或被授予官职。他们本身就是统治机器的一部分，利用国家机器来治理和管理广大汉族地区。
间接控制和管理： 少数民族统治者往往需要依靠汉族官员来管理庞大的人口和复杂的社会经济事务。因此，这些汉族官员在执行政策、征收赋税、维持治安等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是少数民族统治的“代理人”，其作用是“治国”，而不是单纯地“协助作战”。
对汉族社会的渗透和整合： 这些汉族官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和统治的稳定，但同时也因为其身份，可能在某些方面缓和了民族矛盾，或者说，他们的存在使得少数民族的统治“不那么直接”地体现在每个汉族民众身上。
抗日时期：
日伪政权的“代理人”性质： 抗日时期的汉奸，主要是被日本侵略者扶持起来的伪政权的官员、军队和特务。他们的主要职能是：
维持日伪统治的秩序： 协助日本控制沦陷区，维持表面上的“治安”，打压抗日力量。
经济掠夺： 配合日本搜刮中国人民的财富、资源，支持日本的战争机器。
情报搜集和镇压抗日活动： 充当日本的眼睛和爪牙，镇压抗日游击队、情报人员和爱国人士。
宣传和欺骗： 鼓吹“大东亚共荣圈”，麻痹中国人民。
军事力量的局限性： 伪军虽然数量庞大，但战斗力普遍低下，军纪涣散，士气低落，常常“一触即溃”。他们更多的是作为“炮灰”或“人墙”，或是用于搜捕抗日力量，而非与正面战场上的国军进行大规模、有效的作战。他们的“能打”更多体现在对平民的欺压和对零星抗日活动的破坏。
缺乏国家机器的整体性： 日伪政权是寄生性的政权，其统治基础薄弱， legitimacy 极低。他们没有建立起一个相对完整的、被人民接受的国家机器，其“效能”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日本军队的直接支持和威慑。
四、 评估“能打”的标准
如果“能打”指的是对民族抵抗的破坏力，那么从 “稳定统治”和“长期阻碍” 的角度来看，元清时期的汉奸（即依附于少数民族政权的汉族官员）在 维持统治的稳定性和执行统治政策的有效性 上，确实对中国社会结构和汉族社会产生了更深远和系统性的影响。他们通过掌握国家机器，在几百年内塑造了中国的部分政治、经济和社会形态。
然而，如果“能打”指的是 直接破坏中国人民的抵抗意志和武装力量的效能，那么抗日时期的汉奸虽然在某些方面（如情报、搜捕）对抵抗力量造成了很大伤害，但他们的 军事能力、组织协同以及对国家整体的控制力 普遍不如元清时期依附于强大王朝的汉族官员。
总结来说，抗日时期汉奸“不及”元清时期“能打”的说法，可能源于以下几点：
1. 历史阶段不同，民族认同的强度和对抗性质不同： 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使得抗日战争的性质被视为民族生死存亡之战，汉奸行为的“卖国”性质更鲜明，民众的抵抗意志更强烈，这反过来也使得汉奸的活动空间受到更多限制和更强烈的反弹。
2. 元清时期汉族官员的“依附性”更强，与统治体系结合更紧密： 他们是少数民族统治者管理中国的直接执行者，通过国家机器施加影响，其“效能”体现在维持长期统治和治理上，这种“治理”本身就是对社会的一种“塑造”和“控制”，其破坏力是长期的、结构性的。
3. 抗日时期汉奸的统治基础和军事效能相对薄弱： 日伪政权是寄生性的，其武装力量战斗力低下，缺乏真正的统治合法性，主要依靠日本军事支持，其“能打”更多体现在破坏抗日活动和经济掠夺，而非建立和巩固独立的统治秩序。
所以，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你如何定义“能打”。如果将“能打”理解为对中国社会结构和人民生活的长远塑造与控制能力，那么元清时期那些依附于少数民族政权的汉族官员，其作用更为显著。如果将“能打”理解为直接的军事对抗能力和组织抵抗的力量，那么两者又有不同的侧重点。
但总体而言，由于民族主义的崛起和抗日战争的残酷性，抗日时期的汉奸行为被认为是更彻底的卖国行为，也面临着更广泛和更激烈的抵抗。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或许“不如”元清时期那些在王朝更替中选择依附并成为统治工具的汉族官员那样，能够“稳定”地为外族“治理”和“统治”汉族社会数百年。
网友意见
严格意义上，元朝、清朝的所谓汉奸在元朝、清朝的角色和日本侵华时期的伪军不一样。
打比方说，元朝、清朝的汉人军队是大元、大清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尤其元朝的汉人军队领导者汉人世侯，倒反过来说元朝没有这帮汉人军阀的文臣武将支持，还不一定能顺利建立起来。
清朝的情况也是如此，吴三桂等藩王的势力与话语权可比满清多尔衮死后的满族宗室王爷厉害多了。即使是平定吴三桂三藩之乱的时候，清朝也更依仗汉人绿营军队，那些绿营军队的领导在康熙三藩之乱后多是很有实权的封疆大吏，这种汉人势力强大的情况直到能打的老一辈死光后，乾隆时期有意识选拔满洲亲贵的时候才有所一定程度的削弱（这也是乾隆的口碑在知乎上特别烂的主要原因）
而日本侵华时期的伪军汉奸说白了不过是大日本帝国手下的三心二意的打工人，日本政府阶层几乎压根就没有中国人的一席之地。
元朝、清朝可以任用汉人当宰相之类的高官，日本有中国人（不是移民后代）当过日本政府高层的官员吗？
且元朝、清朝的建立基本还是在古代中国政治格局的“天下观”框架里面，元朝、清朝的战争严格意义上属于“打天下”，是为了夺取成为中国古代世界观的“天下主人”而打仗。
日本侵华则不一样，日本侵华是当时近代主权国家意识已经成熟和国际组织法律等体系已经出现的情况下，还对国际法律熟视无睹，赤裸裸的对其他主权国家的严重侵犯。
这点，中国和日本就不是一个国家的观点，全世界都知道，连日本法西斯自己都知道，日本人说“东亚共荣圈”，就是说日本人假惺惺说东亚世界的国家都是共同繁荣，也没有说过中日是一体这种话。推想一下，日本即使侵华战争成功，日本也不会直接治理中国，是要把中国分裂成几个听命于它的小国家，伪满、汪伪、伪内蒙蒙古王公国等一堆小国家，人家就已经这样干了。
而元朝、清朝则就是要天下一统，元朝、清朝的皇帝则就是认为自己是继承了中华正统。
元清王朝与日本对比，太无耻。
元朝对面的金朝、南宋难道是“汉人的国家”？
清朝对面的明朝难道也仅仅是“汉人的国家”？？
教员于1935年12月27日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这样论述到：
如果现时还没有经过锻炼的共产党和红军，那就将发生极大的困难。为什么？因为中国的汉奸卖国贼是很多的，并且是有力量的，他们必然想出各种法子来破坏这个统一战线，用他们威迫利诱、纵横捭阖的手段来挑拨离间，用兵力来强压，来各个击破那些比较他们小的、愿意离开卖国贼而同我们联合起来打日本的力量。如果抗日政府抗日军队中缺乏共产党和红军这个要素，这种情形是难于避免的。
举个例子。按照现时某些“翻案”派的说法，1944年国军豫西惨败乃是当地民众无爱国之心，竟配合日军袭击国军之故。当时军统的报告也这样写到：
但此次战事开始，民众非特不能协助军队，更在少数乡镇保长及劣绅之操纵下（如卢氏县粮政科长张有莹、卢氏沙河街自卫队长王云亭、横涧镇长郭焕亭、杜关劣绅罗著斋等），武装勒缴后撤零星部队之枪械，抢劫并残害非战斗员及眷属。欧阳珍于陕灵道上亦几被缴械。且在我部队经过时，率领人民潜入深山，实习坚壁清野之手段。
此种情事，虽受部队军纪欠佳之反响，但大半因豫西民风强悍，截抢枪支以扩充武力，作升官发财之封建恶习尚未除去之故。
那么日军占领豫西后，又是怎么统治的呢？吸取了之前的教训，大搞怀柔。据1944年9月从日占区逃出至重庆参加参政会的郭仲隗在接受《大公报》采访时说：
敌人在侵占区对老百姓用尽了怀柔政策，豫境平汉铁路以西二十一县被划为“预备区”，直辖于敌华北驻屯军司令。汉奸宣扬：预备区不征粮、不征丁、不准“皇协军”驻扎，老百姓可以安心生活。六千敌人驻在所谓“警备区”，不入城也不住乡，每天到各处巡哨，入夜变躲回到坚固的堡垒里去了。敌人不是不骚扰，而是力量单薄不敢骚扰，据守交通据点，以控制住这一大片土地。
这一方针是否是一阵风，作作样子呢？还真不是。1944年12月10日，皮定均、徐子荣在给集总的报告中写到：
（伊川）县境敌军分布：岩子街驻敌一百余人，为讨伐部队；古城寨，驻三十人，设有特务机关——谍报班，专为捕杀抗日分子，实行怀柔政策，如派夫、发盐、发钱、不打骂、麻痹一部分群众；……
在同一份报告中，皮、徐谈到民众认识时，评价由于受日军、顽军打压，以及部队初来乍到、力量弱小，普遍有恐日情绪：
敌人积极出扰，打击群众情绪，曾向伊川、偃师作小规模的扫荡，国民党亦乘此造谣破坏，群众情绪有些动荡，看我军没有打硬仗感觉我力量太小，都有恐日情绪，见敌人烧杀，顾虑家庭受害，但一般表示依靠我们。
那么我党在当地的力量呢？一共就两百多人，还多有被捕、自首经历，尚未甄别。
(四)地方党：过去各县均有县委，三九年与前年，两次受破坏，一部分清出，或逃亡，留在地方的多数（知识分子几乎全部）都曾被捕，很多入过国民党劳动营受训，自首过，有些是叛变的，只伊川五区张思贤领导下的保存一部分。现找到党员有伊川六十多人，洛阳四十人，登封四十人，巩县八人，汜水十一人，荥阳二十七人，新郑三人，广武一人，另外，宜阳县委及三个区委，卢氏一个区委，共二百多人，但多数人弄不清。不少人声明自首过。现已编成临时组织，取信任态度，分配工作，以后，慢慢考查【察】整理，分配带来干部及面目清楚的地方干部担任领导，在农民、工人及知识分子中发展新的党员，新发展的党员及组织避免与旧组织及不清楚的党员混淆。
以此看来，豫西民众似乎缺乏爱国心，“封建恶习”难除，并且恐日情绪普遍，是故“汉奸”满地走；外加日军怀柔，地方党组织近乎全灭，由此观之，豫西得成为“模范”日占区了吧，皮、徐1944年9月带的1700人先遣支队估计要被轻易灭了吧？
然而十一个月后，画面变成这样：
在河南军区的领导下，豫西地区各基层抗日政权积极改善人民生活，减轻河南人民负担，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开展减租减息和“倒地”运动，使大批农民得到了自由，重新获得了土地，改善了生活，深得群众拥护，抗日根据地有了坚强的群众基础。
到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河南区党委和河南军区在黄河以南、京广线以西的广大地区建立了抗日根据地，面积达到2万多平方公里，拥有300多万人，建立了6个军分区、20多个县政权，豫西八路军主力由原来的五六千人发展到1.8万余人。豫西抗日根据地起到了与华东、华北、陕北三大抗日根据地的连接作用，登封也成了全国19个抗日根据地的中心之一，被群众称为豫西的“小延安”。
本来应该是模范占领区的结果变成了模范根据地。
那么究竟有什么神奇的办法，竟让日军怀柔也一点用没有？除了其他地区也有的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以外，即是很有豫西特色的“倒地运动”。
什么是“倒地运动”呢？《河南灾期卖地倒还条例》中定义如下：
凡民国三十一年五月到三十二年底，因灾荒所卖之地，一律准许倒回原卖主。
也就是将1942年5月到1943年年底河南大灾土豪劣绅趁机兼并的土地还给原主。
那么当时土豪劣绅是怎么玩的呢？《河南区党委关于群众工作四大问题向中央的请示》中这样记载：
债务关系，各县均初步调查过。民国三十一年灾期利一般为十月一期，利息三倍，灾期为月利，最低十分，最高三十分。灾期后利息无规定。有麦前借一斗，麦后本利还三斗，也有还四斗的。倒钱还粮，更还一年利，超过本钱八倍至十倍以上。有的行双利，上下不到二三日支利十分。各地农会与农会训练班，讨论减租是普遍要求，减息甚迫切。据调查，每村倒债之农民一般占全村户数百分之四十至五十，也有五十以上。佃户估计有百分之二十左右，多合利累加，由债务关系变为典当关系，或买卖关系，再变为租佃关系者很普遍。
那么河南区党委怎么办的呢？首先规定上限
一般借贷，农民在拖延不还债，等我减息。债主也多为此观望，不准放债。我们意见，决定减。去年十月以前即一支队到以前的均减。并规定利超过本一倍者停息，还本超过两倍者，本利停付。
然后就是“倒地”了。《河南灾期卖地倒还条例》规定：
(二)倒地户于倒地时，须将原卖价或复助之价，如数交与买主货币，并在市面上通用的货币，不得强索已不流通之货币。
(三)凡在灾期中，富户故意投机所卖之地，不准退回。如果买卖双方都是富户者，可酌情倒回一半。
(四)时间以草契年月日为准，倒地时必须另换契约。
(五)如有黑白地之事，可按实际情形及习惯解决，如酌退一部等，但买地户不能强求倒地户。
(六)倒地事情可由当地农民救国会处理，但无农会者，得在倒地过程中扶植组织之。
(七)凡参加伪军，伪组织者，取消其倒地权，退出伪军，伪组织者，再恢复其倒地权。
后两条一个扩大支持力量，一个打击汉奸势力，相当精准。
为啥汉奸不行了？因为有人告诉老百姓：有一种抗日，除了赶走侵略者以外，还能民族解放。而这些人有前所未有的组织和军队【也就是教员所谓“经过锻炼的共产党和红军”】，跟着他们的确能成事。汉奸对基层的控制力没了，还能蹦哒啥？
日本当时的心态与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不同。
我们现在是经过冷战时期美苏一边对打一边拆英法的殖民体系折腾以后的社会了。在我们这个时代稍早看到的事情，满眼都是什么苏联带着一帮人喊了一声民主，就把政府推翻了，什么美国喊了一声自由，就组织起军阀政府或者独裁政府把政府推翻了。总之就是一会民主来了，一会自由来了。来着来着英法的殖民地就没有了。然后现在这些年我们看到的事情又进了一步。苏联完蛋了，美国很得意，民主和自由他们都要了。于是各国出现的情况就是一会民主了，一会自由了。有人总结为第三世界国家“军人独裁”和“文官裙带”轮流执政现象。我们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和平与发展”的长大了。
日本侵华的时候，他们学到的历史是不同的。日本看到的历史是，满蒙联盟通过军事入侵的方式奴役了中国几百年；西班牙屠杀了广阔的美洲大陆，然后把那里变成了拉丁美洲。美国屠杀了北美印第安人，成了世界强国；英法搞奴隶贸易，把非洲当成殖民乐园，发了大财。
所以当时日本接受的教育是这样的：杀一是为罪，屠万即为雄；屠得九百万，即为雄中雄。这首歪诗是现在网友写的，带有浓烈的愚蠢味道。其实日本接受的教育比这还要狠一点。他们学的是：“杀一是为罪，屠亿即为雄；屠得百万亿，即为雄中雄。”
所以日本侵华的时候干的事情不是满清的“入主中原”，而是“殖民开拓”。殖民开拓的意思就是说，原住民、土著人不算人，只能算野生动物，殖民者是到“没有人的原始土地”上开荒的。这才是当时殖民时代的普遍观念。
所以在当时，印第安人战士要穿着民族服饰骑着战马在博览会上被人参观，少数民族酋长要装在笼子里像猴子一样被人看。
这样日本对外侵略的时候，压根没打算把被侵略者当成同盟军。
满清入关的时候，八旗里还有汉八旗。蒙古入主的时候，忽必烈还带着汉军去屠杀蒙古部落，以确保自己的大汗之位。那时候到底汉奸地位高还是满蒙族人地位高，还不一定呢。历史课本上就讲，很多蒙古贫民还要受江南大地主的盘剥。这事儿简直是一定真的。毕竟他们大汗还带着汉人去屠部落呢。
但是二战时期不一样了，日本开始搞民族国家了。很难指望这个时候像元清时代一样，日本天皇带着一帮汉奸伪军去屠杀反对他做天皇的其他日本贵族。你能想象一个信奉基督教的日本贵族带着日军反对天皇，结果被伪满和关东军一起给屠了吗？你能想象一个日本亲王带着华北驻屯军司令部和一帮曲线救国军反攻东京坐上天皇之位吗？这简直就不可能。
汉奸在元清时期还能混上同盟的地位。这就像英美捏着鼻子也要联合苏联。
但是汉奸到了抗战就只能混上“废物利用”的地位了。这就像731部队的活体试验品，压根不管你是地下党还是平民了，来了就只是个标本。既没有严刑拷打，又没有威逼利诱。
这就是当时的伪军地位。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国民党军太不能打了。对于日军来说，没有必要用伪军作战。
倘若国民党军打得像是李宗仁指挥的台儿庄大捷一样，动不动就是一场歼灭战，日军打着打着很快就发现自己损失了百万大军，那么伪军日军化一定会被提上议事日程。现实中日军的人力损失很轻微，也就是到了最后才有了百万级别的损失，自然也就提不起精神了。
这里面民族国家是个主要因素。国民党战斗力差是个次要因素。
因为收音机，哈哈，真的。
报纸可以扯谎，收音机是收得到敌台的，这样，伪军自己都知道，自己究竟在外人眼里是什么货色了，那真的就是不是东西。
元清不一样，连报纸都没有，留辫子的领导说你好，你就好，不好也好，叛变信心就坚定了嘛。
虽然题主将元清放在一起说了，但是实际上而言，元清“汉奸”能打的原因并不相同。
元朝的所谓汉奸，很多都是北方传统豪族，他们本身就具备极强的战斗力，不论他们听谁的，都能打，只是宋朝给不出或者不愿意给这些豪族足够的筹码让他们为南宋而战。
而清朝所谓的汉奸，很多都是掌握着私军的将领，这些将领无一例外的，都是常年作战的宿将，而他们的亲兵也是常年作战的，再加上清朝在兵饷方面比末明做的好多了，所以自然战斗力不弱。
至于抗日战争时期，汉奸战斗力不强，原因有三：
第一，工业化导致农业军队和封建军队无法对抗。
第二，日本并没有对伪军给予足够的信任。
第三，钱没给够。
这三点加在一起，伪军和汉奸们，自然不可能给日本帝国像是曾经的元清汉族军事集团那样服务，说句不好听的：就日本那个穷逼帝国主义，想要学元清用钱来缔造强大的汉族军事集团来为自己服务都做不到……
日本几千年只有1个大和族，是标准的民族国家，日本人其实不太会统治多民族国家，侵华以后是把中国人当殖民地和劣等民族看待的，不给国人待遇，还想要人家给你卖命，那是不可能的。
日本对汉地的政策是分而治之，养几个大汉奸做附庸国，比如满洲国、华北政务委员会和汪伪政权，然后从汉地抽取资源，以战养战，同时防止汉人政权做大，对扶持伪军始终不冷不热。这样做也导致日本没能充分整合占领区资源消灭国民政府，反而越深入内地自己力量投射越弱，实际上和国民政府形成了僵持状态，如果没有美国这个外力因素，大概最终会形成类似宋金对峙，晋室南渡的情况，这也很符合清亡之后大一统政权统治基础瓦解，中国重回大分裂时代的特征。由于国门大开之后面临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很多基本制度和观念还没建立起来，还在摸索中，是没有资格形成大一统时代的，出现现在这样的情况反而是一个小概率事件，这里就不举例了。
如果没有外力因素，在中国出现长期对峙，那么就考验日本对中国占领区的整合能力了，此时日本手下有满洲国，蒙疆，汉地三个不同民族不同社会形态的占领区，如果还按照殖民地方式统治，汉人不同于印度，高昂的统治成本要远远大于殖民地收益，最后破产了事。
所以日本必须给予汉人以国人待遇，放弃以民族国家立国，日本人远少于汉人，承认汉人为国人就意味着汉化，重走满清老路，可能日本人自己就开始造反了，重演六镇起义。北魏汉化之前在晋北生活百年，满清干脆就是投靠辽东李成梁起家，都是久居汉地，汉化起来没有障碍，以日本岛国缺乏统治经验来看，它大概率是没有办法汉化的。那么它又统治不下去，如果早点退出中原，会形成五代局面，日本人当了一回耶律德光，以后让日占区汉人政权和国民政府争霸，如果天皇都搬到中国来了，那大概率是没退路了，重演五胡十六国，最后被日占区汉人政权掀翻本土沦陷、冉闵二世登场都有可能。
隋唐第二帝国是经历400多年的大分裂之后，通过胡汉融合、人口灭减、府兵制解决了帝国内部一系列问题后，最终在超越秦汉第一帝国的版图上重新建立大一统政权。1840年以后，我们不但政治制度瓦解了，经济基础瓦解了，原有社会形态也随着现代化而支离破碎，上至庙堂制度，下至婚俗观念都在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东亚何尝不是放大版的五胡十六国呢？只不过我们没有形成南北朝而已，徒有大一统的外表，里子却是空的。
真实的历史是石原莞尔的本意是收取满蒙之后做一个放大版高句丽，在东北亚做老大，比搅进汉地这一趟浑水好得多，但是37年日本政局混乱导致侵华战争爆发，日本乱打一通以后后悔了，想体面退出一直找不到机会，后来稀里糊涂搅进世界大战，丢掉全部殖民地。我们借助苏式组织制度构建了一个强盛的军事帝国，即使和美国较量也不落下风，所以能全盘继承清朝故土，但是一个大一统帝国建立不止有武功，还有文治，否则大元就是中国最伟大王朝了。真实历史是大元统治烂到极点，连个公文都翻译不好，弄成元代硬译公文贻笑大方，国内混战不断，和乱世的区别就是元朝是统一在黄金家族的旗号下打内战，乱世各打各的。我们在统一之后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现代化，如果换了日占不存在这个问题，日本已经完成现代化，可以原封不动复制给日占区，日本要解决的问题是国体——如何构建多民族国家。真实历史上我们解决了现代化的任务，而日本永远没有证明自己构建多民族国家的机会。当然要构建大一统政权，我们还有很多很多其他问题需要解决，这里不详细说了。
总的来说，日本人是比较拉胯的，它和高句丽很像，一个小而美的民族国家，这样的国家想征服它很困难，但是它也不可能做出什么大的成绩——做事的方式根本不对，所以也谈不上什么大威胁。高句丽当年70万户人口，南北朝时期也没把中原怎么样，日本坐拥最早西化+朝鲜台湾，最后也没把中国怎么样。
塔吉克族同胞为国驻守边疆，他们不是塔奸，他们不是伪军。他们是我们的解放军战士！
因为为大清大元统治的人不是汉奸，他们是大元大清的百姓；给大元大清打仗的不是伪军，是大元大清的正规军。
他们给大明打仗，大明不把他们当人，不给他们发饷。他们战死之后，父母妻儿无依无靠。
他们给大清打仗，大清把他们当人，大清给他们发饷。他们为大清战死，大清会照顾好他们的父母妻儿。
关于伪军和战士的区别，我以金国为例。
以金国为例。
金国刚刚灭亡北宋，得到大片土地。由于当时金国不具备治理汉地的能力。金国国都又远在会宁府（今哈尔滨阿城）
于是金国扶植了伪齐这个傀儡政权！
伪齐存在了七年，对外打不过南宋，对内打不过起义军。伪齐不断打败仗，不断向金国求救。
最终金国决定废除伪齐，亲自统治汉地。到了金主海陵王完颜亮迁都北京，推行汉化。汉族士兵的战斗力越来越高。
之后随着内地金人不断汉化，他们开始放弃自己的文化。金国和东北的女真人关系越来越差，东北女真人不愿意再为金国作战。金国后期对抗蒙古已经完全依靠汉人和与蒙古有仇的回纥人。
相比于重文轻武，残害良将的宋明。元清给予汉族将士足够的尊重，更高的待遇。战斗力自然上升。
年羹尧和左宗棠在西北作战，汉人充当主力，而汉蒙军队在汉人主将的指挥下协助作战。
而日本，从来不拿伪军当人。伪军总司令的地位，不如日本一个下层军官。
因为元朝的汉军世侯和清朝的八旗汉军、绿营汉军都属于朝廷的正规军，有职位有俸禄，不是什么没有身份的伪军。新兴王朝别的不好说，至少赏罚分明这方面还是做得很到位的，打赢了仗是功臣，死了算英烈。要是能打下江山，有一个算一个，都是新朝勋贵。打江山的过程中，立下的功勋可以兑换成相应的权利地位。灭宋的张弘范四十出头就官至从二品的镇国上将军，还是元朝第一位可以同时统领蒙古军和汉军的汉人统帅；他儿子张珪官位更高，中书省平章政事，宰相，还是元朝一代有名的贤相；清朝，三藩直接封王裂土，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还娶了皇太极的女儿，康熙的姑姑为妻，当了驸马（由于父亲吴三桂起兵叛乱，吴应熊和儿子都被处死）。元清这些少数民族统治者真愿意和属下的汉臣汉将分享胜利果实。
抗战时期的伪军，主要的功能就是两个，一是给日本扶持的各个伪政权充门面；二是协助日军进行“治安肃正作战”，说白就是当炮灰。虽然这些伪军是替日本人办事，可是并不纳入日本的军事系统，不属于日本的正规军，日本国籍就更加没有。伪军立下再大的功劳，也不能到东京上班，享受高官厚禄；死了也进不了靖国神社。除此之外，还要明里暗里遭受同胞们的日夜唾骂。伪军拼命图个啥？
简单分析一下啊。
第一，日本人太抠了，啥都不肯给，那谁还肯背着骂名给你卖命。像那哪儿那种自己买狗粮的看门狗，这实属罕见的。连龚知都领稿费的好吧！
第二，钱不给也就算了。完后还没完没了的欺负他们，这搁谁受得了。像王猛，韩德让，由余等等。真的是既给钱又给名。日本人呢，把除了日本人以外的都当三孙子，那谁乐意卖力啊。
第三，无论是南北朝还是后来的五代十国元清，本质上来说那叫蛮族雇佣兵造反。所以但凡做到礼贤下士，读书人换个头儿混口饭吃也不算啥大事。所以不少正经人就投了那边。等到甲午以后这事性质就变了，日本好几千年不纳贡称臣了，要脸的读书人就算想给自己找台阶也找不到了。。。所以日本人只能吸纳一些手段和道德都不行的人帮他们。
第四，日本人的手段太蠢了，多尔衮好歹都知道让老百姓开荒啥的。日本人连这个都不明白，还玩竭泽而渔，那谁跟你们混啊。
第五，日本人自大的紧。历来蛮族逐鹿中原，哪个不是积极的融入其中。即便嘴上不承认，但生活上各方面都被潜移默化的影响了。日本人倒好，还真以为自己是优势文化了？
第六，由于现代国家观念的诞生，像日本这种不加丝毫掩饰的侵略，已经无非忽悠正经人加入自己的队伍了。那既然没有正经人加入，只能用不正经的。再加上日本人自己本身也不那么正经。自然招来的都是那些出工不出力的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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