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秦末抗秦义军能在各地迅速组织起大股军队，而晋末胡兵遍地走的时候，中原没有形成大批本土军队抵抗？
秦末的土壤：为反抗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首先，我们得看看秦末的社会环境，它非常适合孕育大规模的武装起义。
严苛的秦法与压迫： 秦朝以其严酷的法律和沉重的徭役、赋税著称。焚书坑儒、连坐制度、残酷的刑罚，这些政策把全国上下都压得喘不过气来。尤其是修建长城、阿房宫、骊山陵等浩大工程，征发了无数民力，导致民不聊生，怨声载道。这种普遍的生存危机和被压迫感，如同被烈日炙烤的干草，一点火星就能燃起熊熊大火。一旦有起义的信号出现，民众更容易被号召起来，因为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
强大的民间组织基础（虽然是被压制）： 秦朝虽然统一了中国，但也消灭了六国旧有的政治实体和贵族阶层。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民间失去了组织能力。在“郡县制”下，原本分散于各地的氏族、乡里组织、豪强势力，虽然被秦朝压制，但其根基并未完全拔除。在秦末的混乱时期，这些原本就有的社会联系和基层权威，能够迅速地重新激活，成为招募和组织军队的天然网络。比如陈胜、吴广起事，他们就是利用了当时秦朝严苛的兵役制度，将同样被征发的普通戍卒聚集起来，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迅速凝聚人心，并在当地基层社会找到了支持。
六国遗民的政治情感： 秦朝虽然统一了天下，但六国故土的民众对秦朝的统治并非完全认同。尤其是那些曾经拥有独立自主历史的地区，虽然秦朝的铁腕统一带来了秩序，但也抹去了他们过去的身份认同和荣耀。当秦朝统治摇摇欲坠时，复兴六国、推翻秦朝的号召，很容易在这些地区找到共鸣，唤醒沉睡已久的民族或地域情感。项梁在吴中起兵，就很容易得到当地士绅和民众的支持，他们将项梁视为复兴楚国的希望。
信息传播与动员机制： 秦末的“陈胜吴广起事”本身就创造了一种动员模式。陈胜利用“鱼腹藏书”和“篝火狐鸣”等方式进行心理战，制造神秘感和“天命所归”的氛围，这在当时信息相对闭塞的环境下非常有效。而且，起义的火种一旦点燃，很快就会通过口耳相传、信件传递等方式扩散到各地。秦朝的驿传系统，本来是为了服务统治而建立的，现在却成了反抗信息传播的渠道。
地方豪强的参与： 秦末虽然打击了六国贵族，但地方上仍然存在着一些拥有实力和号召力的豪强地主。当秦朝的统治动摇，且起义军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时，这些豪强为了自保或者趁乱发财，就可能选择加入起义军，提供人马、钱粮甚至亲自领兵。这使得反秦义军能够迅速壮大，形成一股股地方武装力量。
晋末的困境：缺乏动员的土壤
相比之下，晋末的情况则要复杂得多，中原本土力量难以有效组织，原因也更加多面。
士族门阀制度的腐蚀： 晋朝是典型的士族门阀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在少数几个大家族手中，他们通过联姻、互相推举等方式垄断了官职和资源。在这种制度下，皇帝的权力受到极大限制，中央政府的号召力很弱。当胡兵入侵，国家处于危难之时，皇帝往往难以调动全国的力量，因为军队的指挥权和人事任命往往掌握在各大家族手中，甚至这些大家族本身就拥兵自重。
“八王之乱”的后遗症： 晋朝前期，发生了旷日持久的“八王之乱”，这使得中央权威扫地，地方藩镇割据，国家元气大伤。军队的指挥系统被严重破坏，中央军的战斗力直线下降。当胡兵南下时，晋朝的军队已经无法形成有效的抵抗，很多军队本身就处于混乱和分裂之中。
胡汉隔阂与不信任： 晋朝时期，北方的大量胡族（匈奴、羯、鲜卑、氐、羌等）已经进入中原，并在晋朝内部担任官职、统领军队。然而，胡汉之间的隔阂和矛盾依然存在。晋朝的汉族士族普遍对胡人抱有歧视和不信任感。当胡兵大举入侵时，很多汉族民众和地方势力，一方面因为害怕胡人的残暴统治，另一方面也因为对晋朝统治的绝望，或者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反而可能选择依附于某个胡族首领，而不是组织起汉族军队进行抵抗。
人口南迁与中原的虚弱： 为了躲避战乱和胡人的压迫，大量的汉族人口从北方向南方迁徙，史称“衣冠南渡”。这导致中原地区的人口锐减，劳动力和兵源大量流失。当胡兵肆虐时，虽然有抵抗，但能够组织起的大规模军队在人口稀少的北方地区是难以形成的。而且，很多北方豪强也随同士族门阀南渡，带走了他们的人马和资源，进一步削弱了留守地区的抵抗能力。
士族集团的利益考量： 对于晋朝的士族门阀来说，他们首先考虑的是家族的生存和利益。在胡兵入侵的情况下，他们可能选择与胡人合作，或者退守南方，而不是冒着巨大的风险去组织一场可能失败的抵抗。而且，士族本身对普通民众的号召力也大不如秦末的民间组织。他们更习惯于通过政治联姻、利益交换来巩固地位，而不是像陈胜那样以朴素的革命口号来动员底层民众。
缺乏统一的领导和明确的目标： 秦末的抗秦义军，虽然有多个派别，但其共同目标是推翻秦朝统治。而在晋末，胡兵入侵后，中原的汉族力量呈现出分散和碎片化的状态。各个地方势力有各自的盘算，缺乏一个能整合一切、统一指挥的强有力领导者。即使有抵抗，也往往是局部的、零散的，难以形成席卷全国的大规模抵抗力量。
总结一下，秦末之所以能迅速组织起大股军队，是因为：
秦朝极度的压迫激起了普遍的民怨和反抗意愿。
原有的基层社会结构（氏族、乡里）在混乱中能够被迅速激活。
六国遗民的政治情感提供了思想基础。
起义的早期成功和传播方式动员了大量底层民众。
地方豪强看到了机会，愿意加入。
而晋末中原本土力量难以形成大批抵抗军队，则是因为：
士族门阀制度削弱了中央和地方的组织能力。
“八王之乱”破坏了军队的建制和指挥系统。
胡汉隔阂导致信任缺失，甚至出现合作现象。
人口南迁使北方兵源和劳动力枯竭。
士族集团更多考虑自身利益，而非全民抵抗。
缺乏统一的领导和明确的抵抗目标。
可以说，秦末的社会是一锅即将沸腾的粥，只需一把火就能炸开；而晋末的社会则因为各种原因，即使面临外敌，这锅粥也难以形成一股强大的沸腾力量。
网友意见
五胡次序，无汝羌名。九品之中，亦无汝汉名。
九品中正之中，没有一个叫汉人的品级。
晋末是阶级问题，穷苦人何苦为难穷苦人啊。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本老狐狸太师来和大家好好讲讲~
一个地方要能够短时期内组建起一支队伍，推翻统治者委派的官僚和驻军，当地必须要有一个足够强大的组织或者说地方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能够动员起足够的壮丁和粮食，当地的人民对于这个利益集团足够服从或者害怕，一旦利益集团的代表人物发话，那么当地人民宁可不过安稳日子，也要跟着利益集团造反。
秦末统一战争：灭韩灭魏，攻陷郑和大梁即告成功；灭赵灭楚，废了一些力，打得有来有往，但是李牧、项燕所率的主力被歼灭以后，邯郸和寿春没有多少抵抗也投降了；灭燕，秦军深入辽东，可能由于燕太子丹派遣刺客的缘故，燕国宗室估计被屠杀殆尽，以至于后来燕国复国都没有旧王室掺和；灭齐，闪电战一般，齐国还没反应过来就完蛋。
秦始皇轻易灭六国，其实《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尉缭的计划“原大王毋爱财物，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起了很大作用，就是收买、离间六国内部。虽然秦很快就灭了六国，但是除了燕国，其实旧王室旧贵族的势力并没有遭到太多的打击。
秦始皇在位期间，屡次巡视地方，就是为了震慑六国的旧贵族；建驰道、疏通运河、平毁城垣，就是为了一旦有事方便镇压。
可是秦始皇死后不久，秦朝统治集团内部，赵高、李斯就搞起了阴谋，把秦宗室杀了大半，还杀害良将。
而与此同时，在六国故地，六国旧王室贵族的实力（田产、农奴、钱粮）远远超过秦朝委派的郡县官员，而当地普通平民也更害怕六国旧王室贵族而不是秦朝廷委派的官员。这些旧王室贵族和地方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秦朝廷委派的官员和驻军在他们面前根本不值一提。
大家都在等一个大秦药丸的信号。
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不到一个月，就攻陷了附近的几个县城，然后又攻陷了楚国曾经的都城，重镇陈县，建号张楚，然后居然还能够派兵攻破函谷关天险！六国旧势力都知道了，秦国原来不是不可战胜的，现在是个好机会，于是各地纷纷起兵响应，几个月工夫，赵魏齐燕全部复国，只有韩国只能打打酱油。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曾经大国的齐国灭亡极快，根本没有什么像样的战斗，旧势力受到的打击最小，因此不像赵魏燕还一度挂靠陈胜旗下，直接独力复国。《史记·田儋列传》：田儋详为缚其奴，从少年之廷，欲谒杀奴。见狄令，因击杀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诸侯皆反秦自立，齐，古之建国，儋，田氏，当王。”遂自立为齐王，发兵以击周市。周市军还去，田儋因率兵东略定齐地。
而秦眼皮底下的韩国，始终只有张良和韩王成、信等人在打游击。魏、赵、齐、楚、韩的旧王室都登上了这个历史舞台，唯独燕旧王室缺席，而齐旧王室的势力最为强大。而楚国旧贵族由于根深叶茂，本身楚国又势力强大、反秦坚决，所以楚国旧贵族以项氏为代表事实上充当了六国反秦的盟主。
所以，汉朝建立以后，把六国的旧王室，尤其是齐国田氏、楚国昭、屈、景、怀，统统迁入关中，以便就近看管，直到汉宣帝年间，还在徙关东豪强充实关中。
晋末，情况就不一样了。
“吴平之后，帝诏天下罢军役，示海内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晋书·山涛传》。地方上事实上去武装化，西晋朝廷的组织力动员力大大削弱。
由于西汉的低田赋政策鼓励土地兼并，从西汉末年以来，汉地豪强士族势力开始崛起。这些豪强士族和战国时期不同，一般都是由于祖上在汉朝廷做过大官，附近的大小地主都把自己田产挂靠其名下，还有不少官员受其举荐成为孝廉，势力远远不及战国时代的六国王室，充其量只能称霸一个或几个郡。由于士庶天隔，彼此互相联姻，因此谁也对谁下不了狠手。所以，以今天开上帝视角来看，都是些只满足于老家一亩三分地的井底之蛙，以能够侍奉君主出任高官为荣，除了自己的族人以外，更多的外姓挂靠势力其实并不可靠。说穿了，都是宗族性质的地头蛇而已。
而从汉朝开始，各路内迁内附的胡人部落，事实上都保持着自己的部落组织，原来的酋长对部落民始终保持有足够的控制力，汉魏晋朝廷很少试图打乱他们的部落组织。匈奴、鲜卑、氐、羌的部落民众更服从于刘氏、慕容氏、段氏、苻氏、姚氏等部落酋长家族，而不是西晋的地方军政长官。而这种世代相传的权力依附性远远超过汉人士族豪强那种出于逃税而挂靠的忠诚。
明白这个基本事实，我们就可以知道，汉地的各地士族豪强，其实只满足于本地的权威。而胡人部落由于更加抱团，所以只要胡人部落首领能打，并且表现出愿意保护汉人士族豪强家产、尊重其崇高地位，那么那些汉士族豪强其实很乐意挂靠其政权旗下。毕竟东晋和南朝政权完全是王谢掌权，江东吴姓士族做点缀的，北方汉士族在那个政权是没有前途的，跟着胡人部落混，少不了高官厚禄，哪怕原先挂靠的胡人部落战败，换一个挂靠就是了。
而那些胡人部落本身就定居汉地已久，高度汉化，刘渊以皇汉为旗帜，慕容氏、苻氏、姚氏也都和汉人士族豪强合作愉快。而这些胡人部落都已经自认炎黄后裔，上层和汉人其实无异，只是还保留了部落组织而已，和这些胡人部落合作，其实不论在意识形态还是在利益分配上都不存在太多的矛盾，彼此合作，使地方秩序安稳，是一件双赢的事。
但是，如果胡人部落武装一旦嫡系主力战败，那么汉人士族豪强也会立刻见风使舵，改投门户。这就是为何潞川一战，前燕立刻灭亡，淝水战败，前秦立刻瓦解，晋阳失守，北齐立刻药丸的根本原因所在。
秦末抗秦义军的本质是 六国的士人和新兴地主阶级 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
过去六国的士人和新兴地主阶级是被六国的旧的王族贵族压制的，然后王族贵族被灭了，被秦始皇拉去咸阳了。但是秦国的耕战体制又根本没考虑过怎么给这种新兴地主阶级出路。
秦末起义，整个郡县的政府成建制的倒戈（杀死几个关中来的空降官员，然后全员造反），是堂而皇之的 用秦的国家动员架构，来组建造反军。造反军本身就是六国的士人和新兴地主阶级自身全体。
过去拖后腿的六国的旧的王族贵族没了，过去拖后腿的六国的贵族军队架构没了。换上了先进的秦制国家动员架构。动员潜力，都爆发出来，当然马上爆兵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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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末呢？晋末完全相反，是刚刚得势的政治上完全幼稚的，但本质是继承两汉积弊的王族士族高门，以为自己牛逼，实际上更类似战国时候拖后腿的六国的旧王族贵族。
这些以为自己牛逼的士族王族士族高门，第一波八王之乱，已经竭尽了魏晋的国家动员架构，实际上已经把州郡的系统内的动员潜力打光了。然后把胡人是作为雇佣兵被国家动员架构召集起来，继续打内战。
胡人把部落的动员潜力和先进的国家动员架构结合，很快就反客为主了。因为原来的州郡的系统内的动员潜力已经被八王之乱打光了，不可能那么快凭空变出第二波。胡人发现全天下 剩下 能打的都是胡人了，当然要反客为主。
所以结果是胡军有架构，这些有架构的胡军甚至能够成体系的吸纳汉族知识分子和汉族流民，纳入自己的架构里去。 而自发抵抗的义军没有架构，从头摸索哪来得及。结果就是胡人碾压了。
可惜这些以为自己牛逼的士族王族士族高门，被杀的还不够惨，吸取的教训不够深刻。南逃以后，故弄玄虚还能再折腾二百年，终于把南朝折腾到没机会翻盘了。
两回事。
秦末是经历了战国的洗礼后，完全成熟起来的军功地主算准了不会在搞垮秦朝中付出任何代价，而且搞垮秦朝对他们极其有利。
秦朝四十六个郡，唯一在奋勇抵抗的是李斯儿子李由的三川郡，其他地方就等着始皇帝死然后造反。
项梁的故事我讲过了，这哥们身为项燕的儿子，在中央有整个司法系统包庇，在地方有地方官包庇，在江湖有游侠保护。一边当江湖大佬，一边美滋滋地反秦，爽的不要不要的。
晋末呢？晋末完全相反，是新兴的，政治上完全幼稚的士族以为自己在搞垮我晋中不会付出任何代价，实际上，他们自己就是代价。
江统在《徙戎论》中说“今五部之众，户至数万，人口之盛，过于西戎。”
“魏末，复改帅为都尉。其左部都尉所统可万余落，居于太原故兹氏县；右部都尉可六千余落，居祁县；南部都尉可三千余落，居蒲子县；北部都尉可四千余落，居新兴县；中部都尉可六千余落，居大陵县。”——《晋书·列传第六十七》
也就是说五部匈奴大约有三万余落。
“武帝践阼后，塞外匈奴大水，塞泥、黑难等二万余落归化，帝复纳之，使居河西故宜阳城下。”——《晋书·列传第六十七》
太康五年“塞外匈奴胡太阿厚帅部落二万九千三百人来降;帝处之塞内西河”
太康七年“秋,匈奴胡都大博及萎莎胡各帅种落十万馀口诣雍州降。”
太康八年“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帅种落万一千口来降”
——《资治通鉴·晋纪第三》
到刘渊起兵时，内附的匈奴人大约有三十到三十五万人。
这些人的成分非常复杂，有屠各、羌渠、萎莎、鲜支凡十九种“皆有部落、不相杂错”，而太康年间内迁的匈奴人大部分属于北匈奴，虽然刘渊起兵前宜阳地区的北匈奴部同意响应他，但是南北匈奴长年为世仇，不可能成为刘渊的核心力量。而南匈奴五部中由右贤王刘猛统辖的北部都尉四千余落由于刘猛叛乱的原因被晋廷严密控制，直到永嘉三年才归附刘渊。刘渊起兵时真正掌控的匈奴人不过两万余落，十万人左右。
再说说鲜卑人，东北地区的鲜卑人分为三部，段部、慕容部、宇文部，其中段部实力最强，鼎盛时“所统胡晋三万余家，控弦可四五万骑”““乡里在南，奈何北行，且等为流寓。段氏强，慕容氏弱，何必去此而就彼也。”——《资治通鉴·晋纪第十》
此时慕容部的情况是“连岁寇掠,百姓失业,流亡归附者日月相继”、“又率众东伐扶余,扶余王依虑自杀,廆夷其国城,驱万余人而归”——《晋书·载记第八》
也就是说，在辽东汉人纷纷归附，并且从扶余掳掠了万余人的情况下，慕容部仍然达不到三万余家，控弦四五万骑的规模，慕容鲜卑本部人口可想而知。
那么他们是靠什么建立自己的政权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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