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秦汉时期的长城比明长城更靠北？
首先，我们要理解长城的核心功能。长城最根本的作用是军事防御，是为了阻挡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冲击，保护农耕文明的腹地。它的选址，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当时面临的主要威胁以及可利用的地理条件来决定的。
秦汉时期：以阻遏为主要目的，依山傍水构筑，对付的是以匈奴为主的北方游牧民族。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了巩固边疆，抵御北方的匈奴，开始大规模修筑长城。汉朝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继承和拓展。秦汉长城的走向，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它往往会选择利用天然的地理屏障，如山脉、河流，来构筑防御体系。
地理依托性强： 秦汉长城更多地是依山而建，或者沿着山脊线、河流走向来设置。这是因为当时的筑城技术和人力物力相对有限，利用天然屏障能够事半功倍，节省大量的工程量，同时也能增强防御的坚固性。比如，汉代长城在河套地区就沿着阴山山脉向西延伸，形成一道天然的屏障。
对付骑兵冲击： 匈奴等游牧民族以其强大的骑兵力量著称。秦汉长城的修建，正是为了分割其骑兵的冲锋路线，消耗其兵力，使其难以大规模深入汉地。通过在关键的山口、隘口设置防御工事，可以有效阻止其骑兵的快速推进。
对经济和政治中心的考量： 秦汉时期，中原地区的经济和政治中心主要集中在关中地区和中原腹地。长城的设置，是围绕着保护这些核心区域而展开的。它力求在一个相对收缩的范围内，建立起一道有效的防线。
边疆民族的构成和活动范围： 秦汉时期主要的边患是匈奴。匈奴的活动区域虽然广阔，但在汉朝对其实施强力打击，如汉武帝时期北击匈奴后，匈奴的整体压力相对有所减缓，并且其主力有时会被迫向更远的北方或西方迁移。因此，将长城设置在更靠北一些的地理位置，可以一定程度上收缩防御圈，利用天然地形，将防御前沿推到更外围。
例证： 很多研究表明，秦汉长城，尤其是汉代的长城，在很多区域都穿越了今天的内蒙古西部和北部，包括一些今天我们看来已经深入草原的地区。例如，汉代的玉门关、阳关，以及在河西走廊绵延的烽燧和墙体，就是为了保护丝绸之路的安全和控制西域的通道。而一些早期秦长城，更是直接利用了战国时期燕、赵、中山等国的旧长城，其走向也受到当时政治版图和防御需求的影响。
明朝时期：以坚固的墙体为主，对付的是蒙古各部和后来的女真等民族，防御体系更加完善和前置。
到了明朝，情况发生了变化。明朝的北方边疆面临的威胁更加严峻，特别是蒙古各部在元朝灭亡后，仍然保持着强大的军事实力，并屡屡侵扰明朝边境。明朝长城的修建，在思想和策略上都有了新的发展。
坚固的实体墙体： 明朝长城以其宏伟的石砌和砖砌墙体而闻名，这是秦汉时期难以比拟的。这种坚固的墙体，不仅能阻挡骑兵，还能承受攻城器械的攻击，并且便于驻军的长期防御。筑城的材料和工艺都更加先进，能够支撑更长久、更深入的防御。
前置和收缩的辩证统一： 虽然明朝长城整体上看起来比秦汉长城更“靠南”，因为它最终的走向是为了保护明朝的核心统治区域（中原和江南），但它的防御前沿，也就是它所要阻挡和牵制敌人的地方，却是在一个相对更靠北的区域。这是因为明朝采取了一种更积极的边疆防御策略。它并非仅仅是“守在原地”，而是要主动地将敌人的活动范围限制在长城之外。
地理环境的利用与改造： 明朝长城也利用了天然地形，但更注重人工墙体的连接和加固。在一些地形不利于筑墙的地区，也会选择更为灵活的策略，比如以险峻山势作为天然屏障，或者在关键隘口修筑更加坚固的堡垒。
对付不同民族的特点： 蒙古骑兵的机动性和攻击性依然是明朝长城防御的重点，但明朝也需要应对来自辽东的女真部落。这些民族的活动方式和对战术的需求，也影响了长城的修建和布局。
防御体系的完整性： 明朝长城不仅仅是一道墙，它是一个由墙体、敌楼、关隘、烽火台等组成的庞大军事防御体系。这个体系旨在形成一个层层递进的防御链，最大限度地消耗和迟滞敌人的进攻。
经济和政治中心的变迁： 明朝的政治中心依旧在中原，但它的边疆压力和对边疆控制的需求，促使其修建了更加坚固和外围的防御工事。
例证： 许多我们今天熟知的长城段落，如八达岭、慕田峪、山海关等，都属于明长城。它们横亘在北京北部、河北北部等地区，形成一道坚固的屏障。而一些研究则指出，明朝时期，为了更好地抵御蒙古骑兵，其长城的某些前沿区域的防御部署，例如一些前哨、军事据点等，实际上是向更北方延伸的，但整体上来说，那条“实体长城”的走向，是围绕着明朝统治范围的核心地带来构筑的。
总结来看，秦汉长城更靠北，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为：
1. 防御思想和策略的差异： 秦汉更侧重利用天然屏障和相对收缩的防御圈来阻遏，而明朝则发展出更完善、更具进攻性的防御体系，依靠坚固的实体墙体在前沿进行更长久的对抗。
2. 地理环境的利用方式： 秦汉更依赖自然山川的天然屏障，直接沿着这些线条构筑，因而其走向可能显得更“自然”且靠北。明朝则更多地是将这些自然屏障人工连接和强化，并且在平原地带也进行了大量的人工墙体修建。
3. 对敌人的认识和策略调整： 不同的敌人（匈奴、蒙古等）的活动范围、战术特点和政治影响力不同，导致了防御策略的调整。明朝需要应对的是一个更稳定、更集中的强大军事集团，因此需要修建更具压迫性和阻碍性的防御体系。
所以，与其说秦汉长城“更靠北”，不如说它是根据当时具体的地缘政治和军事需求，选择了一个最适合的地理位置和防御模式。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古代的边疆防御思想也在不断进步和演变，长城的形态和走向自然也随之发生变化。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而非简单的位置迁移。
网友意见
全球变冷的证明
看到高赞答案一上来又拿“400毫米降水气候分界线，400毫米降水线也成为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瞎扯淡，只好写个答案澄清一下了。
长度约一半的明代长城，不是遵循“400毫米降水气候分界线”来分布的，和这条降水线并不重叠。
我们不妨看看中国的“400毫米降水气候分界线”大致走势——
图中绿线就是400毫米降水气候分界线，是内蒙古东北部大兴安岭—河北张家口—晋北—河套内鄂尔多斯高原—宁夏—甘肃兰州—进入青藏高原这么一个走势。
估计有人会反问：你这图是现代的400毫米线，能证明明朝的400毫米线吗？明朝不是在小冰期，还有明末大干旱吗，应该降水少啊？
我可以负责的说：明朝的400毫米线，基本也是如此分布。
明朝不是只有一个明末小冰期，而是“两头凉、中间热”——
明初洪武到正德年间，中国处在一个短冷期，其中宪宗成化年间到武宗正德年间是极端冷期（公元1472～1520）；
明末天启到清初康熙年间，中国又处在一个短冷期，其中崇祯年间到康熙年间是极端冷期（公元1638～1700）。网上常被讲来讲去大加渲染的“明末小冰期、崇祯大旱”，就是处在这个短冷期；
而明朝中期的明世宗嘉靖到明神宗万历年间，中国气候是一个短暖期，其中嘉靖二十九年到万历三十八年是最温暖时期（公元1550～1610）。
下一个短暖期出现在清朝中叶——乾隆中期到道光初年的短暖期。
大气候的冷暖变化是起伏波动，所以请不要老是拿“明末小冰期”来说事。
接下来，我们看看明朝长城的分布走势——
两张地图一对比就会发现，河北张家口—晋北—河套内鄂尔多斯高原—宁夏—甘肃兰州这一段的明长城，是和400毫米降水线重叠的，对应明朝边镇长城要塞防御系统中的宣府、大同、延绥、宁夏、固原。
东边的辽东边墙和蓟镇长城（辽东、蓟州），都分布在400毫米降水线以南；最西边的甘肃河西走廊长城，在400毫米降水线以北（甘肃），都不和400毫米线发生重叠。
辽东边墙、蓟镇长城和甘肃镇长城的长度加在一起，约为明长城的一半。这就是我在答案一开头说的：总长度约半数的明长城，都不和400毫米降水线重叠。
辽东边墙、蓟镇长城和甘肃镇长城的走势，是受以下自然环境、政治、军事、边疆少数民族关系等原因造成的：
A、当地河湖自然水体的水文条件影响；
B、明朝初年、明军与蒙古的对峙状态，
C、明永乐时期的大规模弃土内缩，明朝迁都北京和皇陵（即北京昌平十三陵）后的顾虑。
辽东边墙，主要是受到A、B两方面的影响，尤其是A。
明朝长城不是同时开修，也不是只有单薄的城墙。明朝洪武年间，徐达等人镇守北平和宣化时，首先开始修建当地的要塞，重点是交通要道的关隘，比如北京西北方向的居庸关。然后依照“屏险据守”的原则，在燕山山脉、太行山脉等山脊上修边墙，把关隘连起来。
辽东边墙的修建时间比较晚
在洪武到宣德年间，明朝是在辽河东岸平原、辽东半岛和辽西走廊修建城堡，派兵驻守，在城堡周边安置军户人口为主的移民，并沿着辽西努鲁儿虎的东麓山脊和辽河岸修烽火台。烽火台不是敌楼，只有报警功能，防御力基本为0。派去守卫烽火台的都是明军中的罪卒和内地流放到辽东充军的犯人，一旦遭到蒙古入侵，生还概率基本为0。用自己这条命，为后方提供尽可能多的预警时间。
辽东边墙又细分为三部分：1、与蓟镇相接的辽西走廊边墙；2、辽河东岸的辽河边墙（也叫辽河套边墙）；3、辽东东部边墙。
从宣德年间开始，因为兀良哈（朵颜三卫)、鞑靼、瓦剌等蒙古势力对辽西的侵扰日益加剧，所以在明英宗正统年间，明朝先修建1和2。
《全辽志·边防志》和《全边略记·辽东略》，都讲述了辽东边墙的起源：
“践山因河，编木为垣，久之，乃易以版筑，而墩台城堡，稍稍添置。”“择燧斥堠，珠连壁贯。
——这就是说，明英宗正统年间，明朝是利用之前永乐、宣德时期，在辽西努鲁儿虎的东麓山脊和辽河河岸已经修成的一系列烽火台，选择其中一些位置比较险要、关键的烽火台，用木栅栏把他们串起来，建成最初的、非常简陋的辽东边墙。
“编木为垣”的长城，显然挡不住蒙古兵。明英宗正统十四年，发生了土木堡之变，鞑靼大汗脱脱率领一支偏师侵入辽东。
当时对辽东局势非常关注的朝鲜，利用他在辽东的使节和在辽阳东宁卫的高丽族明军中发展的间谍，收集到相关情报：
臣见东宁卫人朴镇，问生息。答云：“达达围广宁，三日不拔，解围退屯于十里之地。”又东宁卫指挥高洪，镇旅顺口子，闻达达生息，即率所领军驰入辽东（辽阳）。城守门者误以为达达兵来，颠倒闭门。
初达达来，毁广宁等处长墙四十余里，守埤者走报监军、总兵官等，皆曰妄也，杖其人而囚之。
达达果突入，掳人畜不可胜计。达达执高丽及女真人，则曰汝等本皆予种也，使辫发，令效其衣冠；若执汉人，皆割耳鼻。东宁卫人曰：“我辈本是高丽人，中国之乱如此，欲投义州，但不识，许入否？”
——《李朝实录》世宗三十一年八月十八
辽东在土木之变中的惨状，就不展开继续讲述了。咱们重点看《全辽志·边防志》中提到的这四个字——“践山因河”。
这是辽东边墙选址的基本原则。
把什么东西踩在脚下，叫践踏；践山，就是把山踩在脚下。让长城践山而立，就是沿着山脊线（山岭）修建，占领制高点，凭险防守。
这个不止是辽东边墙了，其他边镇的边墙也是强调这个原则。去黄崖关长城、慕田峪长城、八达岭长城等旅游去一看就明白了，这些长城都是修在山头上的。
因河，就是利用江河湖泊等等自然水体，让天然水体充当护城河，增强长城的防御能力。
辽河边墙，就是沿着辽河旧河道（烂蒲河）的东岸修建。
至于辽河的西岸，咱们在以前很多答案里已经反复提到了，那是位于辽河套的辽泽，是辽河西岸水系频繁决口泛滥形成的洪泛区。明朝修辽东边墙时，觉得辽泽的水患泛滥，夏季还滋生蚊虫，不适合移民和农耕开发。但是明朝初年，辽东地广人少，辽泽不容易治理，但是很容易避开，惹不起我躲得起，我不去那里不就行了吗。所以别看辽河套也在辽河平原上，降水还多，但因为是洪泛区，明朝不要了。
我们再看看《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中辽东都司这张图，重点是红圈中的位置——
辽河边墙和辽东东部边墙，是以开原为分界点的。位于辽北的开原，明显地形成一个伸向北方的突出部。
明武宗正德四年，辽东巡抚李贡上任，早辽东各地巡查之后，专门写了一首诗，描述了开原的险恶环境——
黑水城头二月初 寒气栗烈犹侵肤 百年踪迹难到此 凭高极目聊斯须
边垣相去四千里 近垣无复耕与刍 连年犬羊敢深入 赤子半为其所俘
…… …… …… …… …… …… …… …… …… …… …… …… …… …… ……
遂令见德不见威 烽火时警烦庙谟 他边受敌唯一面 此独三面俱敌隅
孤悬境外机上肉 谁能常磔鸢与乌 寒风萧萧日欲暮 战骨多少埋青芜
游魂旅魄久渐尽 戍更细问归来夫 九重天子念疆土 及时须为穷边图
在西有蒙古、东有海西与建州女真，西北东“三面俱敌”的险恶边情下，还坚持守卫开原，原因主要有二：
其一、辽河的水运系统，能以低廉的成本和快捷的途径，向开原输送粮食物资。明清两代的辽河可以开展内河漕运，开原附近是辽河上游支流大清河，是辽河漕运的北段终点。开原再往北是松辽分水岭，辽河流域在此终结，没有可供行船的支流河道了。所以在明宣宗在位时，位于松辽分水岭以北的努尔干都司，明朝主动不要了；位于分水岭以南、有辽河水运支持的开原，明朝有信心守住。
国初运粮，自登莱、旅顺、海、盖，三岔河入，循辽沈而北，直抵开原之老米湾——《皇明经世文编 答李孟白督饷》
其二，开原是辽东镇的重要路城，是明朝隔断蒙古语女真，实现“辽海藩篱”的关键点和贸易点。在开原段边墙内的诸多堡城，汝镇北堡、靖岸堡、庆云堡和永宁堡，明朝都开设马市，分别与蒙古兀良哈、鞑靼（包括晚明时的科尔沁）、海西女真叶赫、哈达进行边贸活动，对少数民族加以羁糜控制。明朝在开原设有三万、辽海两个卫所，平时也有镇守参将和游击将军，对周边少数民族形成军事震慑。
以上，就是明朝坚持开原，辽东边墙在辽北形成一个突出部的原因。
最后总结下来：辽东边墙的走势，和什么400毫米降水线没关系，而是考虑到辽西的山地地形、辽河的水文特征与水运能力，以及辽北处理少数民族关系的政治意义与经济价值。
辽东边墙以外，还有大片区域依然处在400毫米降水线以南，也可以进行农业生产，但是明朝考虑辽泽泛滥和处理与少数民族关系等等原因，主动放弃了。
当然，此举也给后世造成了一个重大的战略隐患，明朝中期和晚期，辽东镇面对蒙古入侵时，经常处于被动局面。
说完了辽东边墙，接下来蓟镇边墙。蓟镇边墙的走势，主要受B、C方面，即明军和蒙古对峙，明永乐时期的大规模弃土内缩，明朝迁都北京和皇陵（即北京昌平十三陵）的影响。
洪武年间，明朝曾大力经营河套地区和山后地区（燕山山脉以北，华北平原相蒙古高原过渡的山地地区），组织移民，在这些地区设立了很多卫所，设立北平行都司、山西行都司等，从山西和山东迁来很多军户人口。当时，明朝就在河套东胜等地修建过边墙，基本是和当地的400毫米降水线是重合的。
可惜好景不常，在朱棣靖难期间和永乐初年，明朝大规模缩边，又把这些塞外的卫所和军户人口撤回来了，内迁的人口分布在北平周边和华北平原，目的是补充人口（靖难之变中，燕军和建文南军在华北平原上反复拉锯，对这一地区造成惨重的人口损失）。
蓟镇的边墙，是在永乐和宣德时期修建，尤其是宣德初年的修建非常关键。蓟镇的边墙在北京以北的燕山山脉上，目的是保护首都和皇陵
《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十，讲述过永乐缩边和迁都后，北京的形势：
自辽沈，抵宣府，几三千里。大宁既弃，天寿山与异域为邻，而宣府、辽东断左右臂。诸部落已列我门庭矣。
永乐缩边，原本的战略缓冲区就没有了，首都不仅迁到北京，明成祖和明仁宗死后，选择的皇陵也在昌平天寿山。明宣宗还放弃了他爷爷主动北伐的政策，那只好加强防御，用边墙要塞保护首都和皇陵。
多说一句，真了解明带永乐迁都之后的北方国防形式，才能明白“天子守国门”并不是什么什么好事。这不是夸明朝，而是在讽刺明朝，是明朝战略房屋方面的一个重大缺陷。
以后再看网友有人渲染“天子守国门”，就别瞎起哄了。
至于在400毫米降水线以外的甘肃镇长城，是因为他位于河西走廊。
河西走廊的年自然降水明显小于400毫米，但至少从汉代开始就能成为传统的农耕区，依靠的是春夏季来自祁连山山脉的高山冰川融雪，为农业生产提供灌溉用水。
最后说一下，受疫情影响，新书的写作进度大大拖后了。不过今天终于可以说，我的新书总算是快写完了，计划年内出版，依然是老六张立宪的《读库》操作。
长城大致是400毫米降水气候分界线，这并不是偶然，400毫米降水以上适合农作物生长，400以下只能长草用来放牧。因此400毫米降水线也成为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
根据竺可桢的《中华五千年气候变迁初步研究》春秋至东汉(公园前7世纪～1世纪)是中国气候史上第二个温润时期。元末至清末(公元1350～1900)是第四个寒冷时期。
寒冷时期相对干旱，游牧与农耕分界线会向南迁移，温暖时期相对雨水丰沛，就会向北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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