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集团有治国才能为什么秦时只能在底层当些小官小吏？如果之前没有，短短几年战争又是如何完成快速学习的？
一、 秦时基层官吏的生活：并非全然的“底层”
首先，我们不能完全将刘邦在秦时期的身份理解为我们今天语境下的“底层”，更不能将其等同于完全没有社会经验的泥腿子。
亭长并非毫无价值的差事： “亭长”这个职位，虽然听起来不显赫，但在秦朝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亭是古代交通要道上供行旅住宿、传递文书的设施。亭长负责管理亭的事务，包括接待过往官员、处理往来公文、维护治安、征收赋税等。这无疑需要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沟通能力，以及对地方事务的熟悉。刘邦担任亭长，意味着他有机会接触到不同层次的人，了解地方的民情，学习基本的行政管理和协调技巧。他需要与地方豪强、普通百姓打交道，处理一些鸡毛蒜皮但又关系到地方安定的事务。
“无赖”表象下的生活智慧： 史书中常形容刘邦“无赖”，但这其中也包含了一种在特定社会环境下的生存智慧。他善于与人交往，甚至“不饮酒，数得人也”（《史记·高祖本纪》），说明他能够与各种人建立联系，笼络人心。这种“无赖”的背后，是一种不拘泥于条条框框、善于变通的性格，这种性格在乱世中往往比循规蹈矩更能生存和发展。
接触政治的间接渠道： 即使是基层官吏，也并非完全与政治绝缘。通过传递公文、接待上级官员，刘邦有机会听到一些来自朝廷和官场的消息，对当时的政治格局、社会矛盾有初步的感知。他可能因此对秦朝的统治方式、制度弊端产生一些自己的看法。
二、 战争是最好的“大学”：快速学习的养成之路
秦末农民战争的爆发，为刘邦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舞台，也成为他人生中最重要、最浓缩的“学习期”。
实践出真知： 战争本身就是一种极致的实践。刘邦在战争中，从一个跟随起义的小兵，逐渐成长为一支部队的领导者，再到一方诸侯。每一步的提升，都伴随着大量的实操。
军事指挥： 他需要学习如何组织军队、如何制定作战计划、如何应对不同的战场情况、如何鼓舞士气。每一次胜利或失败，都是宝贵的经验教训。他不像那些在书本上学习兵法的文人，他的学习是鲜活、直接、生死攸关的。
后勤保障： 军队的生存离不开后勤。刘邦在战争中，必然要考虑粮草、军饷、装备等问题。这涉及到物资的调配、征集、管理，是复杂的后勤工作，也是一种行政管理的实践。
政治与军事的结合： 战争并非纯粹的军事对抗，更涉及到政治。如何争取民心、如何安抚百姓、如何处理占领区的事务、如何与盟友协作、如何分化瓦解敌人，这些都是刘邦在战争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政治问题。
“能用人”才是关键： 刘邦最为人称道的治国才能之一，便是他“知人善任”。在战争的实践中，他能够辨识出人才，并将他们放在合适的位置上。
张良的辅佐： 张良无疑是刘邦最重要的政治谋士。在战争初期，刘邦就得到了张良的帮助。张良作为一位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为刘邦提供了重要的军事和政治建议。
萧何的后勤： 萧何在后勤保障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为刘邦的军队提供了坚实的后盾。
韩信的军事才能： 刘邦能够发掘并重用韩信，使韩信成为他无往不利的军事利器。
樊哙、周勃等勇将： 这些人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在战场上英勇善战，是刘邦军事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刘邦本人可能不是最懂军事理论的人，但他能听取并采纳张良、韩信等人的意见，并且善于将这些意见转化为实际行动，这本身就是一种卓越的领导和治国才能。他能够容纳不同意见，并且有能力将复杂的问题交给合适的人去解决。
在乱世中观察和学习： 秦末的乱世，是一个社会结构剧烈变动的时期。刘邦在这样的环境中，看到了秦朝统治的弊端，也看到了百姓的疾苦。他有机会观察到不同起义队伍的运作方式，学习别人的优点，规避别人的缺点。他经历了秦朝严苛的法律，也经历了农民起义初期的混乱，这些都让他对治理之道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能得天下”就是治国才能的体现： 最终，刘邦通过几年的战争，成功推翻了秦朝，并最终击败了项羽，建立了汉朝。能够做到这一点，本身就证明了他具备了非常强大的治国能力，至少是成就一项伟业所必需的综合素质。这包括了政治手腕、军事指挥、人才运用、战略眼光、以及最重要的——对人心的把握和对时势的判断。
三、 总结：积累与爆发
所以，刘邦并非在秦时一无是处，他在基层担任亭长，虽然职位不高，但也积累了一定的社会经验和基层管理能力。更重要的是，他具备了卓越的个人品质：坚韧不拔的毅力、善于笼络人心的能力、不拘泥于形式的变通思维，以及最关键的“大格局”和“大气魄”。
而秦末的大乱，则给了他一个绝佳的舞台。战争的实践，成为了他最快速、最有效的“学习过程”。他并非凭空学会治国，而是在与各路英雄豪杰的较量中，在处理无数复杂问题的过程中，将自己内在的潜能激发出来，并不断学习、调整、提升。他“用人”的能力，使得他能够集聚一群比他更专业、更有才华的人来辅佐他，共同完成一项项艰巨的任务。
简而言之，刘邦的治国才能并非在秦时“埋没”，而是在乱世的车轮滚滚向前时，与他自身的天赋、积累的经验，以及关键时刻抓住机遇的能力，共同作用下，完成了惊人的蜕变和爆发。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了，真正的治国之才，往往是在实践的熔炉中淬炼而成的，而历史的机遇，则为有准备的人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
网友意见
先回答题主第一个问题，刘邦集团为何在秦帝国时期混得很差。
东方朔当年对这类问题有个很经典的回答：“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
秦帝国的用人机制并不复杂，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集团：
其一、军功贵族集团。例如：王翦、王贲父子；蒙骜、蒙武、蒙恬祖孙三代；李瑶、李信父子；由此看得出，此时的秦帝国在军事上留给秦国普通人的位置已经不多了，更不要说那些被征服地区的人了。不难想象，如果此时毫无背景的韩信，去秦帝国中央谋求大将军职位，有谁会搭理他呢？好在韩信并不傻，他没去弄个“毛遂自荐”。
其二、王室外戚集团。例如：昌文君、昌平君。能成为外戚，靠的是裙带、血缘。这一点没什么好努力的，出生有就有，出生时没有也就没有了。刘邦集团的人应该不会往这方面想。
其三、外来人才集团。典型代表：吕不韦、李斯。表面上看外来士人进入这个集团的机会是均等的，但是你别忘记了时代背景。此时已经是秦帝国时代，“游士”已经在法律上被禁止了。任何人都不得擅自离开自己的户籍所在地，如果曹参私自去咸阳谋官，那一定会被当作逃犯关押起来。
由此可知，刘邦集团在秦帝国时代，作为被征服地区的一群人，他们没有什么机会去展示自己。
第二个问题，他们是如何完成自身的蜕变的。
每个时代都有人才，哪怕没有也是可以培养的。但是你有没有机会得到培养呢？这就要看老天爷的意思了。如果秦朝没有那么快灭亡，那毫无疑问项羽、刘邦、曹参、甚至是韩信等人必将默默无闻一辈子。但是秦末那一波乱世，恰恰给了这些时代的弄潮儿自由竞争，自由学习的机会。
军事与政治都是实践性非常强的科目，我从不相信单纯的理论学习就能成就政治家和军事家。在实践中学，在实践中成长，在实践中走向巅峰。君不见，当年毛委员一天军校没上过，但是照样能虐国民党众多职业军人。学习从来都不应该是静态的，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项羽在残酷的反秦斗争中失去了叔父，但是这惨痛的失败也让其在军事上得到了磨炼，于是他逐步成为了那个时代的战神。
刘邦在楚汉之争时屡遭失败，但是每一次失败都让刘邦更加成熟，对自己的认识也更加清晰。在最后的该下决战中，主动将前敌总指挥的职位让给了韩信。最终一统天下，开创大汉王朝。
哪怕被视为智慧之神的张良，也是在实践中逐步成熟的。我个人认为张良的转变十分具有代表性。
子房出自韩国贵族，其父亲、祖父五世为韩国丞相。但是到了子房这一代，他的运气太差了，还没等到他仕宦为官，秦国已经把韩国给灭了。这一下，子房失去了继承父业的机会，也失去了显赫荣耀的地位。血气方刚的子房立即将自己心中的仇恨指向了秦帝国，将自己心中之道定义为灭秦复韩，于是子房便策划了惊天动地的博浪沙刺秦事件。
现在我们就通过博浪沙刺秦事件来认识一下年轻时代的子房。首先交代一下整个事件的经过：
韩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韩故。
尝学礼淮阳。东见仓海君，得力士，为铁锥重百二十斤。秦皇帝东游，良与客狙击秦皇帝博浪沙中，误中副车。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 求贼甚急，为张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
《史记 留侯世家》
在笔者看来刺杀秦王的举动，实际上是一个风险极大，收益极小的非明智之举，这是年轻子房的一次非理性的泄愤之举。理由如下：
第一，刺杀计划十分粗糙，情报工作未做到位，对刺杀难度估计不足。此时的子房满脑子复仇怒火，连最重要的情报，秦始皇具体在哪辆车上都没摸清楚，贸然下手。最后刺杀失败，自己开始了逃亡生涯。
第二，即便刺杀秦王成功，秦朝不会灭亡，韩国也不会复国。刺秦王之举成功，秦朝完全可以另立一帝，秦帝国的统治依然可以继续。反而会加深秦朝中央对山东六国故地的监视和控制，这与张良灭秦复韩的目标背道而驰。
第三，对刺杀行动的负面后果估计不足。不论刺杀成败，张良很有可能被抓处死，用自己的生命去冒险，换来一个无益于灭秦复韩的结 果。更何况刺杀失败后，秦王大怒，大索天下，张良的刺杀行动，间接的给当时山东百姓增加了痛苦。
博浪沙事件清晰地向我们表明，即便是被后世称为谋圣的张良也有年轻冲动的时候。不过好在张良年轻，历史给了张良改正错误的机会。也许正是因为博浪沙刺秦失败，让张良开始认识到刺杀不符合“道”的要求，认识到敏捷的思维比铁锥更有杀伤力。也正是博浪沙事件之后张良便改变了自己勇过于谋的刺客形象，成为了一个奇谋迭出的谋圣。
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接杆而起，举兵反秦。张良也在流亡的地方，聚集一百多人，扯起了反秦的大旗。起兵不久张良便遇到了来此攻城略地的刘邦，同为起义军，两股队伍合二为一。这是两人的第一次见面，但是两人却一见如故，张良的智慧征服了刘邦。但是此时的张良，还不能算是刘邦的属下。因为张良正在积极策划复韩大业，他成功地游说项梁，策立韩国公子韩成为韩王，张良也被任命为韩国的申徒，于是他第一次离开了刘邦。张良与新立的韩王一起带着一千多人的队伍，去攻打韩国的故地，但是由于实力太过弱小，往往保不住已经打下的城池，不得已只好在颍川附近打打游击。
灭秦复韩是此时张良心中的大道，认真分析起来看，这个道有两层含义。其一，灭秦是第一步，必须要把万恶的秦帝国消灭掉，为韩国复仇。此时应该团结一切反秦力量来彻底摧毁秦王朝。其二，消灭秦帝国所建立的帝国制度，恢复韩国，恢复以天子为中心，以诸侯为藩屏的封建邦联制度。张良为了实现此道必须与各路反秦力量联合，也必须忠于韩王，为韩王效忠。此时的张良，是韩王的臣子。
张良得知刘邦将西入关中时，毫不犹豫地将队伍拉到刘邦账下。在两家的合作之下，攻下韩国十多座城池。这样一来，复韩大业也算了有了点成果，于是刘邦将城池让给韩王留守，但作为交换条件，要求张良跟随其左右，韩王爽快答应。在张良的辅佐下，刘邦也迎来了人生事业上的第一次高潮。刘邦的队伍一路高歌猛进，智取宛城，攻破峣关，大败秦军于蓝田，兵临咸阳城下。秦王子婴见此架势，只好以绳系颈，乘素车白马，捧着御玺符节，开城出降。刘邦也被眼前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一头扎进了秦帝国奢靡的宫殿中，无法自拔，樊哙等人的劝谏丝毫不起作用。此时的张良起到了关键作用，又一次站了出来用其高超的话术征服了刘邦，帮助刘邦度过了自己内心的危机。
良曰：“夫秦为无道，故沛公得至此。夫为天下除残贼，宜缟素为资。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且‘忠言逆耳利于行，良 药苦口利于病’，愿沛公听樊哙言。”沛公乃还军霸上。
刘邦的危机还没有结束，这一次是来的更为凶险。公元前206年，项羽摆下天下第一饭局——鸿门宴，邀请刘邦赴宴。刘邦面对此饭局连连说出“为将奈何？”。张良分析到，不去便只有死路一条，赴会也许能有生机，刘邦无奈只好应约前往。在这个极其凶险的饭局里，谋圣胆识过人、沉着应对、深谋远虑，成功的帮助刘邦化解危机。
也正是在这一年，张良又一次离家了刘邦。灭秦以后，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建都彭城，以霸主的身份将全国分成十八个王国，分封给诸侯、部将和降将为王。秦帝国与其帝国制度被一并摧毁，此时的中华大地又呈现出诸侯林立的局面。由于项羽的分封不公，诸侯们很快开始了混战，华夏大地短暂的安宁消失了。张良为了心中的复韩大业，又一次来到了韩王身边。
项羽并未让韩王回到韩国故地，而是将其留在身边软禁起来，没过多久韩王就被项羽杀害在彭城。这对张良而言是一次惊天巨变，张良也在开始思考他心中的复韩之道是否正确了。他在一个凄凉的深夜，深深地在思考心中之道：“暴秦已灭，项羽已分封天下，华夏诸国再现人间。可是这一切带来了什么？带来的是猜忌、战火、杀戮、国破家亡，复韩有价值吗？秦帝国真的是万恶之源吗？我心中之道是否已拘泥于古道了？帝国之郡县制，真是无道之制吗？天地之大德曰生，我张良复韩之道，难道不是在背大德而杀生吗？”最终，张良在一个凄冷而星光璀璨的夜晚，突破了自己内心旧道之障碍。他毅然与恢复韩国、恢复分封之道决裂，将建立帝国之制、为下苍生谋太平纳为内心之新道。
心中之道完成升华之后的张良，连夜逃亡重新回到汉王身边。他的这次归来，带着恢弘的气势果断为汉王制定了灭楚的战略计划——下邑之谋。此谋略为刘邦打开了新局面，从此楚汉战争的形势被扭转，汉军逐渐掌握战争主动权。
公元前204年冬、楚军兵围汉王于荥阳，双方久战不决。楚军竭力截断汉军的粮食补给和军援通道。汉军粮草匮乏，渐渐难撑危机。病急乱投医的刘邦，糊涂地接受了谋士郦食其分封天下之计。辛亏张良及时赶到，张良以“八不可”之谏，避免了一次重大的战略错误。此时的张良，已经坚决地反对任何分封行为，他已经完成了内心之道的飞跃，即便日后劝汉王分封韩信、彭越等人，那也只是一时权宜之计。
公元前202年，项羽兵败垓下，自刎于乌江边。二月，汉高祖正式即帝位。张良深感大道既存，已可隐也。他主动地逐渐退出了汉帝国的最高决策层，与皇帝保持着可有可无、时进时止地联系。他成功地避开了刘邦剪灭诸侯王的残酷斗争，也成功地避开了帝王对他的猜忌。
他年少时便存道于心。他因为心中有道所以无所畏惧，即便是剪灭六国的千古一帝，在他眼中不过是一个可杀的罪人耳。
他壮年时问道于心。他以实时发展的外部世界为思考对象，来检验他内心之道是否与时俱进，最终他把握到了道的变化，完成了人生的飞跃。
他暮年之时人道合一。他放弃一切功、名、利、禄，进入庄子所讲的“无所恃”境界，去体验生命最纯真的快乐。
铁汁们，写作不易，有需求还请支持一下哈：
秦国的时候，郡县制还是早期，秦国中央的官员依然是宗室、军功贵族和士人集团三者包办，地方官员不是这三者升不上去。而萧何、曹参等只是吏，连官都不是，更不会有上升渠道。
至于快速学习，更多是依托管理经验和权限，打破了秦国封闭的官员制度，能够任命实干能力更好的职业官吏，而非以师承人脉为主的士人担任主要职务。施政效率自然提高了。
随便上网找了个“秦始皇手下十大名将”，其中：
蒙武，蒙骜之子；
蒙恬，蒙武之子；
蒙毅，蒙武之子；
王贲，王翦之子；
王离，王贲之子；
李信，李瑶之子。
秦国实行军功爵不假，但这不意味着秦国或秦朝就“唯才是举”了，例如魏冉、吕不韦、嫪毐等靠权力就获得了顶级的爵位（侯）和庞大的封地（白起打赢鄢郢、华阳和长平之战都没有获得封地），军功爵更多的是给平民和士人一个上升的渠道，有爵位和封地的贵族直接出仕就行。
例如白起，虽然没有记载父祖官爵，但白起上来就是第十级左庶长，大概率是贵族出身。
更何况刘邦成为秦人的时候，秦已经统一了，没多少机会去挣军功了。
秦国也实行郡县制不假，但这不意味着秦国或秦朝就彻底“官僚化和平民化”了，“世卿世禄”和“公子王孙”仍普遍存在，例如秦国在商鞅变法后长期并行郡县制和封君制。
就像隋朝就开始搞科举了，但直到明朝，科举制才彻底压倒了荫举制（靠父祖出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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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自称读过《史记》，但我觉得您还是再多读几遍比较好。
首先，秦始皇坑杀的术士就是以儒生为主，起码您自称读过的《史记》是这么记载的。
《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是因为卢生等人诽谤自己、妄言惑众，所以才抓捕“诸生”，而不是因为方士骗了自己才抓捕，扶苏说诸生都是“诵法孔子”的：
始皇闻(侯生、卢生)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巿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
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訞言以乱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馀人，皆阬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後。益发谪徙边。始皇长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於上郡。
《史记·儒林列传》，跟在“坑术士”后面的是“六艺从此缺焉”，六艺是儒生的基本功，这事也记在了儒林列传。
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
还有《史记·淮南衡山列传》，正常人结合上下文阅读都能读出来是啥意思。
昔秦绝圣人之道，杀术士，燔《诗》《书》，弃礼义，尚诈力，任刑罚，转负海之粟致之西河。
其次，术士在当时泛指掌握知识的士人，不单指儒生，但也不特指搞神秘学的“方士”。
例如《韩非子·人主》里的“主有术士，则大臣不得制断，近习不敢卖重，大臣左右权势息，则人主之道明矣”，这里的术士指的是“法术之士”，是法家的。
但是儒一直是显学，因为它有组织、有师承，而且喜欢办学。而且儒生是一种职业或者说阶层，负责主持各种礼仪，上到朝堂大典、下到婚丧嫁娶。东汉的《说文解字》“儒，柔也，术士之称”，认为儒是术士的一种称呼。
与司马迁同时代的孔安国，是司马迁的历史老师之一，在给《尚书》作序时明确提出了“焚书坑儒”这个概念：
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
此外，西汉的刘向在给自己的《战国策》作序时也提到过焚书坑儒，坑儒是真是假且不论，但绝对不是“没人说过”：
任刑罚以为治，信小术以为道。遂燔烧诗书，坑杀儒士。
最后，不要张口就来，老人家应该讲武德。
还是劝您再读读《史记》，《史记·儒林列传》里写的很清楚：
安国为谏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滕》诸篇，多古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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