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秦国一开始势力不强最后却统一六国了？一开始排名在前面的国家却没了？除了秦国的地理位置优越还有吗？
秦国，这个在周朝初年不过是西部边陲一个小国，甚至一度被视为蛮夷之地。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不起眼的诸侯，最终却打破了春秋战国的格局，横扫六合，统一了天下。它的崛起之路，充满了艰辛与蜕变，而那些曾经名噪一时的强国，却在历史的长河中湮灭。
一、 并非“一开始势力不强”，而是“从小做大，步步为营”
首先，要纠正一个误解：“秦国一开始势力不强”的说法并不完全准确。虽然与中原诸侯相比，秦国的起步确实晚，基础也薄弱，但它从一开始就具备了成为强国的基因，并制定了长远的战略。
“老秦人”的倔强与韧性： 秦人的祖先是帮助周灭商有功的嬴姓部落，被封于秦地。这片土地虽然偏僻，却也为他们提供了相对独立的发展空间。秦人素以勇猛、朴实、忠诚著称，这种民族性格是他们能够克服困难、屡败屡战的重要基石。他们不像一些中原国家那样，因为受到太多礼乐文化的熏陶，反而显得有些“文弱”，秦人更注重实际的军事和农业发展。
“避祸”与“变法”的起点： 在周平王东迁之后，秦国得到了“西陲大夫”的职位，负责镇守边疆。这个地理位置虽然带来了与少数民族交往的挑战，但也让他们能够避免中原诸侯频繁的政治斗争和战争的直接冲击。更重要的是，秦国在发展过程中，很早就开始了适应性改革。例如，秦仲、秦庄公时期，就已经开始对外扩张，与西戎作战，逐步巩固了在关中的地位。
二、 统一六国的关键因素，绝不止地理位置优越
秦国之所以能从一个西部边陲小国崛起，最终统一六国，其成功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地理位置固然重要，但绝非全部。
1. 地理位置的“优越”与“挑战”的辩证统一：
“天府之国”的基础： 秦地，特别是关中地区，确实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它被巍峨的秦岭、陇山、函谷关等山脉环绕，易守难攻，形成了一个天然的防御屏障。这使得秦国能够相对安稳地发展生产，避免了来自东部强国的直接威胁，为国内的改革和建设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边缘”的动力： 然而，地理位置的“边缘”也意味着秦国初期在中原诸侯眼中是“非主流”，在政治和文化上处于相对孤立的状态。但这种边缘化反而成为了秦国变革的动力。他们不像中原国家那样受到周礼的束缚，可以更自由地吸取和创新。他们需要依靠自身的力量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这种生存压力促使他们更加务实和进取。
2. 变法的深远影响——法家治国的“硬核实力”：
商鞅变法的划时代意义： 如果说地理位置为秦国提供了发展的“温床”，那么商鞅变法则彻底激活了秦国的潜能，为其统一六国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商鞅变法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划时代的政治变革，其核心在于“依法治国”，将法家思想贯彻到底。
“耕战”国策的铸就：
奖励耕织： 变法废除了旧的世卿世禄制，实行土地私有制，鼓励农民开垦荒地。对耕种和纺织有功者，给予爵位和奖励，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为国家提供了充足的粮食和兵源。
奖励军功： 变法明确规定了军功爵制，无论出身贵贱，只要在战场上立下功劳，就能获得相应的爵位、土地和财富。这极大地激发了士兵的战斗积极性，秦军的战斗力因此得到了飞跃性的提升。
严刑峻法： 商鞅变法实行了严酷的法律，强调“轻罪重罚”，使得社会秩序得以高度统一，民众不敢触犯法律，也为国家的各项政策能够顺利推行提供了保障。
废除分封，建立郡县制： 变法废除了分封制，建立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将权力牢牢掌握在君主手中，避免了地方势力坐大，保证了国家政令的畅通。
“富国强兵”的内在逻辑： 商鞅变法从根本上改变了秦国的国家治理模式，将一个落后的半游牧部落国家，改造成为一个高效、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它建立了一套能够持续产生“富国强兵”效果的制度，这才是秦国能够傲视群雄、最终统一天下的核心驱动力。
3. 政治的稳定与人才的吸纳：
君主集权的稳定： 尽管秦国经历了多次君主更迭，但商鞅变法奠定的强大中央集权体系，使得国家政策能够保持相对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即使遇到有能力的君主，也能迅速推行自己的施政方略，而不会受到强大的贵族势力的掣肘。
海纳百川的人才观： 秦国能够吸引和留住人才，是其成功的另一重要因素。从商鞅、张仪，到后来的范雎、李斯，以及最终统一六国的白起、王翦、蒙恬等军事将领，这些人才来自五湖四海。秦国不拘一格降人才，只要有能力，就能获得重用。这种开放包容的人才政策，使得秦国能够不断地更新和优化自己的统治团队，确保了国家在各个层面的竞争力。
4. 军事上的优势与战略的精明：
高度军事化的社会： 秦国的社会高度军事化，从军队的组织、训练，到士兵的作战方式，都充满了秦人的勇猛和严酷。商鞅变法确立的军功爵制，更是将军事荣誉与个人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强大的军事机器： 秦国拥有一支令人生畏的军队。他们在战场上如同猛虎下山，士气高昂，战术灵活。例如，在长平之战中，白起坑杀赵军四十万，一战奠定了秦国在战场上的绝对优势。
战略上的远见： 秦国在战略上也表现出了非凡的远见。他们深知“天下未乱，不可变”，因此在早期蓄势待发，待实力足够强大时，才开始了大规模的统一战争。他们采取了“远交近攻”的策略，离间六国，各个击破。例如，与魏国争夺河西地区，逐步压缩了其他国家的生存空间。
三、 曾经的强国为何消失？
与秦国的步步为营、不断革新不同，曾经一度强大的国家，其衰落和消失有着各自的原因：
晋国的“三家分晋”： 曾经强大的晋国，因为内部卿大夫势力过于强大，导致了“三家分晋”的局面，分裂为魏、赵、韩三国。这种内部的权力分散，极大地削弱了其整体实力，也使其失去了作为统一力量的潜力。
齐国的“政变”与“内乱”： 齐国在春秋时期一度是霸主，但后期也经历了严重的内部政治动荡，例如田氏代齐，以及君主昏聩，导致国家实力受到侵蚀。
楚国的“守成”与“傲慢”： 楚国疆域辽阔，物产丰富，在春秋时期也曾称霸。然而，楚国后期显得有些“守成”的意味，且在与秦国的较量中，有时表现出傲慢和低估对手的倾向。他们的政治体制也存在一些弊端，未能像秦国那样形成高效的统治机器。
赵国的“改革”与“失误”： 赵国在战国中期有过改革，例如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大大增强了其军事实力。然而，在长平之战中，赵国中了秦国的反间计，起用了纸上谈兵的赵括，导致四十万大军被坑杀，国力遭受重创，从此一蹶不振。
燕国与韩、魏： 燕国地处北方，相对孤立，且政治斗争复杂。韩、魏虽然是三家分晋后的强国，但长期以来深受秦国制约，且在改革创新方面未能与秦国相比，最终也难以抵挡秦国的进攻。
总结：
秦国之所以能从一个不起眼的诸侯，最终统一六国，其成功绝非偶然，也不是仅仅依靠地理位置的优越。更重要的是，它拥有一套高效、务实的国家治理体系，并通过商鞅变法，锻造了强大的“耕战”国策，建立了高度军事化的社会。同时，它能够吸纳人才，保持政治稳定，并在军事和战略上展现出超凡的远见和魄力。
那些曾经名噪一时的强国，在历史的洪流中消失，或是因为内部的权力斗争，或是因为改革的滞后，抑或是因为战略的失误。它们未能像秦国那样，在变局中抓住机遇，实现自我革新，最终只能被历史的车轮无情地碾压。秦国的崛起，是那个时代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它以一种近乎残酷的方式，为后世留下了中央集权国家形成的宝贵经验。
一、 并非“一开始势力不强”，而是“从小做大，步步为营”
首先，要纠正一个误解：“秦国一开始势力不强”的说法并不完全准确。虽然与中原诸侯相比，秦国的起步确实晚，基础也薄弱，但它从一开始就具备了成为强国的基因，并制定了长远的战略。
“老秦人”的倔强与韧性： 秦人的祖先是帮助周灭商有功的嬴姓部落，被封于秦地。这片土地虽然偏僻，却也为他们提供了相对独立的发展空间。秦人素以勇猛、朴实、忠诚著称，这种民族性格是他们能够克服困难、屡败屡战的重要基石。他们不像一些中原国家那样，因为受到太多礼乐文化的熏陶，反而显得有些“文弱”，秦人更注重实际的军事和农业发展。
“避祸”与“变法”的起点： 在周平王东迁之后，秦国得到了“西陲大夫”的职位，负责镇守边疆。这个地理位置虽然带来了与少数民族交往的挑战，但也让他们能够避免中原诸侯频繁的政治斗争和战争的直接冲击。更重要的是，秦国在发展过程中，很早就开始了适应性改革。例如，秦仲、秦庄公时期，就已经开始对外扩张，与西戎作战，逐步巩固了在关中的地位。
二、 统一六国的关键因素，绝不止地理位置优越
秦国之所以能从一个西部边陲小国崛起，最终统一六国，其成功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地理位置固然重要，但绝非全部。
1. 地理位置的“优越”与“挑战”的辩证统一：
“天府之国”的基础： 秦地，特别是关中地区，确实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它被巍峨的秦岭、陇山、函谷关等山脉环绕，易守难攻，形成了一个天然的防御屏障。这使得秦国能够相对安稳地发展生产，避免了来自东部强国的直接威胁，为国内的改革和建设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边缘”的动力： 然而，地理位置的“边缘”也意味着秦国初期在中原诸侯眼中是“非主流”，在政治和文化上处于相对孤立的状态。但这种边缘化反而成为了秦国变革的动力。他们不像中原国家那样受到周礼的束缚，可以更自由地吸取和创新。他们需要依靠自身的力量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这种生存压力促使他们更加务实和进取。
2. 变法的深远影响——法家治国的“硬核实力”：
商鞅变法的划时代意义： 如果说地理位置为秦国提供了发展的“温床”，那么商鞅变法则彻底激活了秦国的潜能，为其统一六国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商鞅变法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划时代的政治变革，其核心在于“依法治国”，将法家思想贯彻到底。
“耕战”国策的铸就：
奖励耕织： 变法废除了旧的世卿世禄制，实行土地私有制，鼓励农民开垦荒地。对耕种和纺织有功者，给予爵位和奖励，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为国家提供了充足的粮食和兵源。
奖励军功： 变法明确规定了军功爵制，无论出身贵贱，只要在战场上立下功劳，就能获得相应的爵位、土地和财富。这极大地激发了士兵的战斗积极性，秦军的战斗力因此得到了飞跃性的提升。
严刑峻法： 商鞅变法实行了严酷的法律，强调“轻罪重罚”，使得社会秩序得以高度统一，民众不敢触犯法律，也为国家的各项政策能够顺利推行提供了保障。
废除分封，建立郡县制： 变法废除了分封制，建立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将权力牢牢掌握在君主手中，避免了地方势力坐大，保证了国家政令的畅通。
“富国强兵”的内在逻辑： 商鞅变法从根本上改变了秦国的国家治理模式，将一个落后的半游牧部落国家，改造成为一个高效、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它建立了一套能够持续产生“富国强兵”效果的制度，这才是秦国能够傲视群雄、最终统一天下的核心驱动力。
3. 政治的稳定与人才的吸纳：
君主集权的稳定： 尽管秦国经历了多次君主更迭，但商鞅变法奠定的强大中央集权体系，使得国家政策能够保持相对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即使遇到有能力的君主，也能迅速推行自己的施政方略，而不会受到强大的贵族势力的掣肘。
海纳百川的人才观： 秦国能够吸引和留住人才，是其成功的另一重要因素。从商鞅、张仪，到后来的范雎、李斯，以及最终统一六国的白起、王翦、蒙恬等军事将领，这些人才来自五湖四海。秦国不拘一格降人才，只要有能力，就能获得重用。这种开放包容的人才政策，使得秦国能够不断地更新和优化自己的统治团队，确保了国家在各个层面的竞争力。
4. 军事上的优势与战略的精明：
高度军事化的社会： 秦国的社会高度军事化，从军队的组织、训练，到士兵的作战方式，都充满了秦人的勇猛和严酷。商鞅变法确立的军功爵制，更是将军事荣誉与个人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强大的军事机器： 秦国拥有一支令人生畏的军队。他们在战场上如同猛虎下山，士气高昂，战术灵活。例如，在长平之战中，白起坑杀赵军四十万，一战奠定了秦国在战场上的绝对优势。
战略上的远见： 秦国在战略上也表现出了非凡的远见。他们深知“天下未乱，不可变”，因此在早期蓄势待发，待实力足够强大时，才开始了大规模的统一战争。他们采取了“远交近攻”的策略，离间六国，各个击破。例如，与魏国争夺河西地区，逐步压缩了其他国家的生存空间。
三、 曾经的强国为何消失？
与秦国的步步为营、不断革新不同，曾经一度强大的国家，其衰落和消失有着各自的原因：
晋国的“三家分晋”： 曾经强大的晋国，因为内部卿大夫势力过于强大，导致了“三家分晋”的局面，分裂为魏、赵、韩三国。这种内部的权力分散，极大地削弱了其整体实力，也使其失去了作为统一力量的潜力。
齐国的“政变”与“内乱”： 齐国在春秋时期一度是霸主，但后期也经历了严重的内部政治动荡，例如田氏代齐，以及君主昏聩，导致国家实力受到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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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国的“改革”与“失误”： 赵国在战国中期有过改革，例如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大大增强了其军事实力。然而，在长平之战中，赵国中了秦国的反间计，起用了纸上谈兵的赵括，导致四十万大军被坑杀，国力遭受重创，从此一蹶不振。
燕国与韩、魏： 燕国地处北方，相对孤立，且政治斗争复杂。韩、魏虽然是三家分晋后的强国，但长期以来深受秦国制约，且在改革创新方面未能与秦国相比，最终也难以抵挡秦国的进攻。
总结：
秦国之所以能从一个不起眼的诸侯，最终统一六国，其成功绝非偶然，也不是仅仅依靠地理位置的优越。更重要的是，它拥有一套高效、务实的国家治理体系，并通过商鞅变法，锻造了强大的“耕战”国策，建立了高度军事化的社会。同时，它能够吸纳人才，保持政治稳定，并在军事和战略上展现出超凡的远见和魄力。
那些曾经名噪一时的强国，在历史的洪流中消失，或是因为内部的权力斗争，或是因为改革的滞后，抑或是因为战略的失误。它们未能像秦国那样，在变局中抓住机遇，实现自我革新，最终只能被历史的车轮无情地碾压。秦国的崛起，是那个时代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它以一种近乎残酷的方式，为后世留下了中央集权国家形成的宝贵经验。
网友意见
不太清楚题主说的“一开始”是指哪个历史时期。
1，
如果是指西周前期。
那么秦国不涉及强不强的问题，而是存不存在的问题。
在当时，诸侯国里偏强的有齐和楚。
齐国后来没了是因为外姓卿族篡位。
楚国一直延续到了战国末期，12年以后还诈尸了。
所以问题不成立。
至于西周前期楚国的实力，看一下丹阳到荆山的距离就行了。非说“楚人偷牛”事件等于楚国弱爆了，那当我没说。
2，
如果说的是春秋初期。
这个时间秦国的势力确实不强，但一直在持续扩张，到春秋后期已经是仅次于晋、楚，与齐国并列的强国。
齐、晋后来没了，都是因为外姓卿族篡位。
楚国到战国末期一直存在。
所以也不成立。
3，
如果是指战国初期。
秦厉共公到秦献公时期的秦国一直都是强国。
问题还是不成立。
你非聊小说剧情说这段时间秦国快要亡国了，那也当我没说。
4，
如果是指商鞅变法时期。
当时秦国还是强国。
至于当时存在的大型诸侯国都坚持到了公元前230年。
所以问题仍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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