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抗日的时候只有东北的民间义勇军比较广为人知？
以下将从几个主要方面详细阐述：
一、 东北的特殊历史背景和地理环境：
日本侵略的先锋与直接受害者： 东北是中国最早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地区。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就发生在东北，随后日本扶植伪满洲国，对东北人民实行了残酷的殖民统治。这种直接、彻底的占领和压迫，使得东北人民承受的苦难最为深重，也最先激起了强烈的反抗意志。
强大的民间基础和历史传统： 东北地区人口稠密，自古以来就有彪悍尚武的民风。清朝时期，大量汉族人口迁入东北垦殖，与当地的满族、蒙古族等民族融合，形成了独特的社会文化。这种基础使得在面对侵略时，民众自发组织抵抗的能力较强。
游击战争的天然优势： 东北地区山林密布（如长白山、小兴安岭等），地形复杂，为游击战争提供了天然的屏障和活动空间。这使得民间义勇军能够有效地开展“敌进我退，敌驻我扰”的游击战术，有效地消耗和牵制了日伪军。
与其他抗日力量的联系与区别： 早期东北的抗日力量，包括了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和国民党组织的抗日武装。然而，民间义勇军的出现，是广大普通民众在国共合作抗战前或在正规军难以顾及时，自发形成的武装抵抗力量，其成分更加广泛，包括了农民、工人、学生、土匪、甚至一些旧军队的散兵游勇。
二、 东北民间义勇军的广泛性和多样性：
数量庞大且分布广泛： 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各地涌现出成千上万支民间抗日武装，规模大小不一，但共同点是都出于保家卫国的目的。从辽宁到吉林再到黑龙江，几乎所有地区都有义勇军的身影。
组织形式多样： 义勇军的组织形式多种多样，有以村庄、乡镇为单位的自卫队，有以家族、宗族为单位的武装，也有一些由有威望的个人（如绿林好汉、退伍军人）领导的队伍。这种多样性也使得其在地方上能够获得更广泛的民众支持。
战绩显著且具有代表性： 尽管很多义勇军的装备简陋，但他们英勇作战，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战绩。例如，他们曾多次伏击日军运输队、袭击伪军据点、营救被捕同胞等。这些事迹虽然不如正规战那样大规模，但却极大地鼓舞了东北人民的抗日士气，并在局部战场上对日伪军造成了有效的打击。
三、 东北民间义勇军事迹的传播和“广为人知”的因素：
新闻报道和舆论宣传： 尽管在信息传播相对不发达的年代，东北义勇军的英勇事迹还是通过各种渠道得到了传播。
当时的媒体报道： 一些进步媒体和进步人士对东北义勇军进行了积极的报道和宣传，将其描绘成民族英雄的形象，唤起国人关注和支持。例如，宋庆龄等爱国人士就曾高度评价东北义勇军的抗日精神。
文学艺术作品的塑造： 一些文学作品、戏剧、歌曲等艺术形式，也以东北义勇军为原型进行创作，生动地展现了他们的英勇形象和感人事迹，进一步加深了其在民众心中的印象。
海外的关注和支持： 东北的沦陷和抗日斗争，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一些海外的记者和人士将东北义勇军的英勇事迹带到世界，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同情和支持。
历史记忆的传承和“拔高”： 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历史事件的记忆会发生选择性地保存和传播。东北义勇军的英勇事迹，因其悲壮的色彩、面对强敌时的顽强抵抗，更容易成为民族英雄主义的象征，并在后来的历史叙事中被重点强调和“拔高”。
“国家叙事”的构建： 在构建民族国家认同和宣传抗日精神的过程中，东北义勇军的形象非常适合作为基层民众自主抗争的代表，能够体现“全民抗战”的理念。
对比的效应： 相较于一些其他地区的民间抗日力量，东北义勇军的地理位置、侵略的残酷性以及其广泛的自发性，使得他们的故事更具戏剧性和感染力，更容易被塑造成具有代表性的“英雄群体”。
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在东北的抗日活动的影响： 虽然前面提到义勇军是民间力量，但他们的活动也与国民党和共产党在东北的抗日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国民党在早期对部分义勇军的招抚和整编： 一些义勇军在国民党政府的号召下，被纳入国民党军队序列，其事迹也间接被国民党宣传机器所利用。
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的崛起： 东北抗日联军的前身很多就是由民间义勇军发展而来，或者与义勇军相互配合。共产党在后来的历史叙事中，也会强调其领导的抗日斗争，其中也包含对早期义勇军的肯定和继承。
四、 相较于其他地区，东北义勇军为何更突出？
时间上的先行性： 东北是抗日战争的起点，其民间抗日力量的出现和活动也早于其他地区。
侵略的极端性： 日本对东北的殖民统治更加残酷和彻底，这种极端性更容易激发民众的极端抵抗。
地理上的相对孤立与独立： 东北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得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相对独立地进行抵抗，也更容易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武装力量。
其他地区民间力量的特点： 在其他地区，虽然也有大量的民间抗日武装，例如华北的八路军游击队、新四军、以及各种地方抗日武装等，但他们的活动往往与国共两党的主导力量结合更紧密，且在国家层面的抗战叙事中，正面战场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占据了更为核心的位置。而东北义勇军更像是“无政府状态下”的自发抵抗，其“民间”的属性更为突出，更容易被单独作为一个群体来突出宣传。
总结：
东北民间义勇军之所以在抗日战争中“广为人知”，并非是因为其他地区没有英勇的民间抗日力量，而是因为以下几个关键因素的综合作用：
1. 东北作为日本侵略最早、最残酷的受害者，激起了最强烈的民间反抗。
2. 东北特殊的地理环境为游击战提供了便利，使得民间武装能够长期坚持斗争。
3. 东北义勇军的广泛性、多样性和英勇事迹，为媒体和文学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4. 其“全民抗战”的自发性特点，使其成为民族英雄主义的有力象征，并在历史叙事中得到了突出的强调。
5. 相对其他地区，东北义勇军的“民间”属性和独立性更强，使其更容易被独立地作为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群体来宣传。
理解这一点，我们不能忽视其他地区同样付出了巨大牺牲的民间抗日力量，而是要认识到东北义勇军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其事迹的传播性和代表性得到了更多的关注，从而形成了“广为人知”的局面。
网友意见
有啊，只是可能你没听说过。
以山东为例，义勇军、救国军为名号的组织遍地都是。
1938年6月中旬以前，山东各地人民抗日武装起义部队的称谓极多，有的使用八路军番号，有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抗日义勇队、抗敌自卫团、山东人民抗日联军等等，还有使用国军番号的，各部队领导人的称呼也不一样，有团长、旅长、师长、军长、司令、指挥、队长、支队长、主席、元帅等等。
不过因为我党有先见之明，早早就开始往各处派遣党员干部，所以各地武装起义基本都有我党参与，并在不久八路军进入之后，纷纷改编为我党武装，所以对于这些义勇军、救国军往往都是列入我党的敌后抗战历史中，而忽略了他们一开始的义勇军性质。
1937年7月15日，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成立。该组织由中共津南工委领导，活动于盐山、乐陵、庆云、宁津、沧县、无棣一带，同年12月，接受国民政府委任，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敌后别动总队第三十一游击支队，其中副司令为国民党员王昭明。
8月，十字路抗日游击大队成立。活动于莒县，是我党接触的莒县当地豪强、农民、学生组建。
8月，兰陵国民抗敌义勇军成立。该组织150余人，活动于兰陵，是我党牵头当地乡绅、农民组建。
10月，沂水县抗日游击第一中队成立。该组织活动于沂水，是当地进步乡绅组建。
10月，山东人民抗敌自卫团成立。活动于泰安、宁阳，后来还一度组织破袭日军运输线以响应前线台儿庄会战。
11月22日，山东省第六区抗日游击第一大队成立。该组织由中共鲁西特委与国民党第六区司令范筑先联合筹建，番号直接采用国民政府番号，活动于聊城、堂邑、冠县一带。
12月24日，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成立。该组织由中共山东省委遣人组建，活动于胶东，一路扩编到九个大队。
12月，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成立。该组织为我党联络博山县黄沙会所组建，活动于长山、桓台、临淄。
12月，民众自卫团成立。活动于泰安。
12月29日，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八支队成立。活动于寿光。
1938年1月1日，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成立。活动于泰安。
1月，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六方面军成立。该组织为我党联络国民党爱国军人、国民党政府人员、东北抗日义勇军旧部军官联合组建，活动于博山县。
2月5日，汶上县人民抗日自卫队成立。活动于汶上地区，该组织为当地豪强组建。
3月，滕县农民抗日救国军成立。该组织40余人，我党牵头，农民为主，活动于滕县。后改为滕县人民抗日义勇队。
3月，四川旅沪同乡会战时服务团义勇队成立，活动于枣庄。该组织是我党与四川商旅、乡绅筹建。
4月30日，山东人民抗日联军独立第一师成立。活动于莒县、临沂。
5月19日，第五战区苏鲁人民抗日义勇军总队成立。
除此之外，还有诸如鲁南人民抗日游击队、郓城县抗日自卫团、山东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二总队等等。
不过，由于济南沦陷之后山东抗日局势非常复杂，国民党山东省政府行辕播迁不定，省主席沈鸿烈自认为正统所在，对各敌后抗战的国民党游击区有意控制、吞并，而国军游击区抵触性很强，再加上石友三等首鼠两端的旧式军阀出身的军队左右摇摆，最终山东人民的抗日力量在38年底39年初大部分失败，国军主导的游击力量或投降日本，或撤出山东，民众自发的大多落草为寇为害一方，或投降日本。这两部分不愿意走、不愿意投降的，基本上就被我党重新组织起来，成为了我党的重要力量了。
沦陷各省都有。不过在全面抗战时期，由于国府愿意出面领导抗战，各路义勇军要么纳入国军序列（如各路挺进军、游击军），要么纳入八路军-新四军系统。因此长期单独的【义勇军】就不存在了。其实军统的忠义救国军也可以认为是义勇军的一种，而且戴笠对各路忠义救国军的控制力未必就高过张学良。
举几个例子，比如1937年北平近郊的义勇军：
1938年广东的人民抗日义勇军：
比如1938年江苏的义勇军：
现在一般意义上的东北义勇军其实是1931-1933年东北抗日部队的通称，而实际上，其中的领袖，如马占山、丁超、李杜、唐聚五等皆为国府正式委任的地方大员，并非民间【义勇】，虽在敌后活动，仍受国府和北平节制。1932年，当“东北民众救国军”通电乞援时，马占山、李杜、丁超在关内代表即声明：
查马主席及李丁两总司令，皆国家正式任命之吉黑军政长官，统理吉黑军政，从未加入任何团体，更无列名通电宣言等事。
那么，为啥提起1932年抗日，印象中东北是义勇军而非国军呢？因为国府不愿顶在一线，也不愿意给因战斗需要而扩编的部队正式番号，马、唐、丁的省主席是国府的，但是打起仗来的部队却无法用原有番号容纳（丁抗日前为国防军旅长，马为省防军旅长，唐为省防军团长），不得不自行扩编（到32年夏，高峰时关外由九一八前十余万部队扩展到近五十万部队）。于是抗日政府是国府任命的，但抗日部队的番号却是各部自行发布的杂号，时人统称为【义勇军】。
从这个角度说，【义勇军】成为东北抗日的代名词，是东北抗日军民的荣耀，却是国府的耻辱。毕竟，需要隐蔽部队的国家属性，往往是越出国门的情况，比如志愿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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