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人为什么能接纳满清的统治？
一、 军事征服与镇压下的现实考量：
军事上的压倒性优势与残酷镇压： 清军入关之初，以其强大的八旗兵力，在军事上给予明朝军队和抵抗力量毁灭性的打击。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惨案，以血淋淋的事实向汉人展示了抵抗的代价，极大地挫伤了汉人的抵抗意志。在强大的军事武力面前，多数汉人只能选择屈服以求生存。
“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剃发令： 这是满清统治者推行民族同化政策的标志性措施之一。虽然引起了极大的反抗，但最终强大的武力镇压使得大多数汉人被迫接受。这在心理上是一种巨大的屈辱，但也迫使人们在现实层面适应新的统治。
二、 满清统治者采取的“怀柔”与“分化”策略：
“以汉治汉”的策略： 满清统治者深知汉族人口占绝大多数，要稳固统治，必须依靠汉族官僚和人才。因此，他们并没有实行全盘的民族压迫，而是积极吸纳汉人参与政权。
科举制度的延续与利用： 清朝继续沿用了明朝的科举制度，为汉人提供了进入仕途的途径。许多汉族士大夫通过科举考试，在清朝政府中担任要职，成为统治的骨干。这使得汉族士人阶层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政治参与感，削弱了他们联合反抗的可能性。
重用汉族官员： 许多满清皇帝如皇太极、顺治、康熙都表现出对汉族文化的尊重和对汉族人才的重用。例如，康熙帝更是积极学习汉文，阅读汉籍，并重用了如明史案中被平反的史官等。这种“用人唯贤”的姿态，在一定程度上拉拢了汉族士大夫。
区分满汉： 尽管重用汉人，清朝在很多政策上仍然区分满汉，例如八旗子弟的特权。这种“分而治之”的策略，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满汉联合起来反对清朝统治。
文化上的拉拢与融合：
尊崇儒家思想： 满清统治者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在于儒家思想，他们积极宣扬儒家伦理道德，提倡“仁、义、礼、智、信”，以此来构建统治的合法性。康熙帝的南巡，尊孔子为圣人，举行祭孔仪式，都极大地迎合了汉族士人的心理。
编纂文化典籍： 清朝编纂了《四库全书》等大型文化工程，这不仅展示了其对汉族文化的尊重，更通过对汉籍的收录、整理和评判，潜移默化地将自身的统治合法化，并试图塑造一种“承袭”中华文化的形象。
允许一定程度的文化保留： 虽然有剃发令等强制措施，但满清也允许汉人保留一些文化习俗，例如服饰、语言（在私下场合）、节日等。这种“非完全同化”的政策，减轻了汉族民众的抵触情绪。
三、 明朝灭亡后的政治真空与社会动荡：
明朝的腐败与衰败： 导致明朝灭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政治腐败、宦官专权、农民起义、经济凋敝等。明朝末年的统治已经失去了人心，社会动荡不安。
农民起义的冲击： 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推翻了明朝，但其建立的政权并不稳固，且在管理上存在诸多问题，无法有效安抚民众。
汉族内部的分裂： 当时汉族内部存在不同的政治派别和利益集团，例如南明政权之间缺乏有效的协调和统一的指挥。这种分裂状态使得汉族无法形成统一强大的力量来抵御满清的入侵。
对满清秩序的期待： 在经历了一系列社会动荡和战争之后，一些汉人，尤其是经历了战争破坏的普通民众，可能更倾向于一个能够带来秩序和稳定的政权。满清的入关，虽然是武力征服，但其建立的统治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社会秩序，重建了经济。
四、 历史的惯性与适应性：
“得国正”的叙事： 满清统治者非常注重塑造自己“得国正”的形象，强调自己是继承了“天命”，并且是替天行道，推翻了昏聩的明朝。通过官方宣传和文化建构，他们试图让汉人相信自己的统治是合法的。
长期的统治逐渐被接受： 随着时间的推移，满清统治逐渐深入人心，新的世代成长在满清的统治之下，对满清的统治也就逐渐习惯和接受。统治者及其政策的适应性，也使得汉人社会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新的政权。
民族认同的演变： 尽管存在民族矛盾，但中国历史上不同民族的融合与冲突一直伴随着中国文明的发展。满清的统治，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这种融合过程的一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满汉之间的界限在某些方面逐渐模糊，形成了一种新的混合文化和社会结构。
总结来说，汉人接纳满清统治是一个复杂的多层面的原因造成的：
首先，是强大的军事征服和残酷镇压下的现实无奈。
其次，是满清统治者高明的政治策略，包括“以汉治汉”、重用汉族人才、利用科举制度，以及在文化上拉拢和融合。
再者，明朝灭亡后的政治真空和汉族内部的分裂，使得满清的统治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空白，并被一些人视为恢复秩序的途径。
最后，历史的惯性、统治者的宣传以及时间的推移，使得新的世代逐渐适应并接受了满清的统治。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接纳”并非是所有汉人的心甘情愿，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其中既有主动的适应，也有被动的屈服。同时，在满清统治时期，汉族的反抗从未停止过，只是在强大的压制下，其规模和影响力有所不同。这种接纳是一个动态的、充满张力的历史过程。
网友意见
以现代人的想法来想古人，很多问题是想不通的。
就像武王伐纣时给纣王定了六大罪:
1.不用贵戚，重用奴隶。
2.不敬鬼神，不重祭祀。
3.登用小人(那时候“小人”意思是“小宗之人”，类似平民百姓)。
4.刚愎自用，穷兵黩武。
5.听信妇言。
6.酗酒。
今天再看看纣王这六条罪，这特么是罪吗？可能第四条是吧。第六条算生活作风问题。
剩下四条，按今天的话来说，纣王唯才是举、英雄不问出身低；相信科学，反对迷信；尊重女性意见，倡导男女平等。
后来的元朝，也是少数民族政权。元朝灭亡的原因，朱元璋的说法是
“元以宽仁失天下”
特喵的，宽厚仁慈反而成了元朝灭亡的原因了。是不是和我们印象中那个残暴的形象有很大的出入？
民族主义，是近代才兴起的主张。当然，清朝也有反清复明的，但并不是因为清朝统治者是外族，而是觉得满族不够文明。那么反过来说，只要满族统治者接受汉文化，学习四书五经，变得文明起来，也就不反对了。
古代老百姓只要有饭吃，是不管谁当皇帝的。谁当皇帝我都是交皇粮，有啥不一样？所以元朝“宽仁”，对老百姓好，百姓不会因此更加支持你。
危害统治的最重要的是社会上层。所以商纣王“不用贵戚，重用奴隶，登用小人”得罪了上层，就不行。
而清朝入关，明朝的功名全部承认。你在明朝考的秀才、举人、进士，我全都认。并且你们继续考科举，考上了照样当官。那还反对啥？
洪秀全反对，主要是因为他考不上秀才。他要考上了，肯定不反对。
2021.3.15更新
回复里面还是有几位大神的。更新两条史料
洪武二年正月庚子，太祖御奉天门，召元之旧臣问其政事得失。马翼对曰：“元有天下，以宽得之，亦以宽失之。”太祖曰：“以宽得之，则闻之矣。以宽失之，则未之闻也。夫步急则踬，弦急则绝，民急则乱。居上之道，正当用宽。但云宽则得众，不云宽之失也。元季君臣耽于逸乐，循至沦亡，其失在于纵，元实非宽也。大抵圣王之道，宽而有制，不以废弃为宽；简而有节，不以任易为简。施之适中，则无弊矣。”
这是对元以宽仁失天下的说明。
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
这是对商纣王罪行的说明。
至于古文如何翻译，怎么理解，见仁见智。尤其是牧誓年代久远，很多字意思已经和今天差太多了。
另，一些阴阳怪气或者故意抬杠的评论，我是会删除的。
“汉人接纳满清的统治”，这种表述方式，本身就是一种民科式的暴论。
清在关内征服的过程中，遇到的民众层面的抵抗，在中国古代是最强的。大金和蒙元所遇民间阻力都没有清这么大，其他汉人政权就更没有了。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剃发易服和与其直接相关的普遍屠杀。所以什么叫“接纳”？清已经是最不被接纳的一个政权了，你还要人民怎么样？
然而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是组织对组织，不是匹夫之勇，不是个人单挑。组织干不过，靠个体是没有用的。清能夺取全国政权，一方面是它自己强，另一方面是对手组织拉胯。
在清这方面，很多人对清的一个误解是，认为清军战力强悍，战无不胜，才能打下这么大疆土，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清军入关后的战斗力被很多人高估，除了在前两三年进展迅速以外，随后十几年，相对于农民军/南明军事力量从来就没有什么满万不可敌之类的神话，败仗多了去了。清的胜利源自高效的财政体系和军国动员体制，把对手逐渐熬死。——随后康雍乾三朝也差不多，清军战斗力并没有特别的优势，征服更多要归结于是国家动员能力的结果。清的军国体制的高效性往往被忽略，故有片面地以人口基本盘为由，低估其国家机器的力量，过度将其成功归结于运气的误解。
在对手这方面，南明/农民军的主要问题有两个。第一个是众所周知的无正统，不团结，内斗，被清各个击破。第二个则是常常被忽略的社会结构问题。
明朝在我国历史上的死法比较特殊，它直到政权崩溃死亡，都没有出现军阀化的现象，无论地方宗室和农民军政权都显得松散，根基不稳。这不是偶然的，是明朝社会原子化程度明显高于先前历史所造成的。
朱元璋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统治者，他以严刑峻法、鱼鳞册、里甲制度、实物税制、严限迁徙、革铜钱、抑商贾、进一步强化科举等政策，构建了高度小农化、碎片化的统治秩序，对地方豪强进行了有效的拆解，而有明一代的宗室废化又进一步削弱了地方力量。明朝是中央集权理念的集大成之作，就内部统治秩序的稳定性而言相比以往朝代有质的进步，哪怕到最后二十几年也没有迅速暴死之象，若非对清战争损失实在太大，能活多久犹未可知。
正由于明朝是在远未寿终正寝之时由于中枢力量耗竭而在松锦决战后的两三年内“猝死”，地方没有任何割据势力能够来得及形成相对稳固的秩序，人心、钱粮、吏治都显得松散，在和组织高度严密、内部根基稳固的清对抗时，就显得软弱和混乱，最后败下阵来。
在组织的对抗失败以后，再去谈“个人”接不接纳，已经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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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答一下题主关于日本人的问题：为什么对日本的抵抗比对清强得多？
因为抗战时的中国有了真正的民族主义。
很多人会把古典民族意识和近代民族主义混为一谈。但古代的“华夷之辨”和近代民族主义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古代当然有民族意识和民族划分，全世界都有，但并没有“近代民族主义”。
古典民族意识是组织相对松散、下沉程度不足的朴素族群思想，强调的是基于共同的历史传统、共同的信仰之上的文化主义，且往往建立在统治者合法性的基础上。譬如在我国古代，基层民族意识很弱，满清入关前期遭遇的抵抗并不强，是剃发令和大屠杀让人产生了文化信仰被摧毁的危机感和朝不保夕的死亡恐惧，才激起了普遍反抗。同时贯穿有清一代的反清活动往往打着复明的旗帜，也是因为古典民族意识有浓厚的忠君爱国思想。欧洲的古典民族意识则是与皇权、教权纠缠不清的大杂烩，也没有清晰明确的国家共同体概念。
近代民族主义则是生产力发展、教育水平进步后基层组织下沉、国家对基层的思想影响力和控制力显著加深，人民的群体身份认同和团结明显强化，在国家组织的基础上形成了以“一族一国”为指导思想的近代民族国家后构建完成的。国家对人民的教化和控制，催生了人民对国家的积极参与和拥护，产生了国家政权和单一民族认同两位一体，建立在国家主义基础上的近代民族信仰。
简而言之，古典民族意识是一种朴素的文化身份上的认同，而近代民族主义则是国家主义概念下的组织性拥护。前者的核心是文化，后者的核心是组织。打个比方，古典民族意识像传统医学，是文化为核心的朴素唯物论；近代民族主义像现代医学，是秩序共同体为核心的组织体系。两者区别大了去了。
抗战时的中国，经过晚清西学东渐的启蒙、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号召和初步国民教育、公众传媒的教化，人民开始从蒙昧中觉醒，认识到自己是“中国人”，形成了具有现代性的近代民族主义认知，国民共识和内生凝聚力相比古典时代有了质的飞跃，这才拥有了全民抗战的伦理基础，真正形成了人民战争的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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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说一句，作为明的接盘者，清是一个中央集权更极端、基层拆解更破碎的帝国，所谓“清承明制”，指的正是中央集权历经漫长历史阶段的发展，最终趋于极端化的社会形态。
秦汉第一帝国的军国/察举/贵族制的拼盘模式，到唐宋第二帝国的科举/寒门化/商业化，至明清第三帝国的高度集权/小农化/碎片化，古典中央集权模式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霸王龙形态，也走到了进化的dead end。
日占区的汉人为什么能接纳日本法西斯的统治？
你要问汉人为什么能接纳满清的统治，就要先问为什么汉人不大能接纳蒙元的统治。
“征服所遇到的抵抗”和“接纳统治”两个概念不能混为一谈。抵抗强也可以接纳程度高，抵抗相对不强也可以接纳程度低。说到底还是蒙元和满清统治理念的差异导致的。
蒙元建朝之后，只有在忽必烈时代才算是接纳汉人进入统治集团。后世的一系列皇帝实际上都排斥汉人进入政权核心。蒙元贵族排斥汉人，排斥汉族文化，排斥汉人农耕的生活方式。这导致两个结果：
蒙元政权对汉族只有收税压迫的关系；
蒙元政权对汉人相互隔离，缺乏沟通。
为什么说蒙元征服过程中遇到的阻力相对满清要小？首先是北方当时是金朝统治，金朝统治者就不是汉人，都是异族政权，对于汉人农民并没有很大不同。南方的阻力要大很多，但是南方实力有限，一旦关键地区被攻破（比如襄阳）整条战线就完全崩溃了。想要大阻力都很难。
但是汉人一直不怎么能接纳蒙元统治。因为蒙元本身也不想“统治”，至少忽必烈之后是这样。蒙元想的就是收税，放牧。于是忽必烈死后没有多少年，中原以南地区蒙元的“统治”就实质崩溃了。当地蒙元政权的力量仅限于征税，对于维护当地秩序等一系列政府应该做的时期不闻不问。汉人农民完全感受不到蒙元政府的存在。自然也谈不上接纳与否了。
从这个角度，都不能说汉人不能接纳蒙元的统治，而是说蒙元自己实质上放弃了对中原以南地区汉人的统治。
不仅是蒙元，金帐汗国也差不多。满足于征税，懒得参与当地治理，最后养出莫斯科公国这么一个自己的掘墓人。
满清相比于蒙元的进步，就是至少吸取了蒙元短命的教训。知道要参与当地的治理。而参与当地治理就需要汉人官员。所以汉族精英很快就进入满清的政权核心。对于一个普通的汉族农民，至少满清还能进行像模像样的“统治”，而不是和蒙元一样把粮食搬走就啥也不管了。
还有就是汉人官员进入满清政权核心，降低了满清对于满蒙贵族的依赖，减少了贵族乱政的可能性。蒙元后期皇帝换得如流水，就是因为贵族们擅权。满清引进汉人官员，利用儒学的意识形态塑造皇权的至高无上，很大程度上维持了稳定。
相比之下，汉人对满清统治的接纳程度自然更高，
美国现在搞的国家制度是联邦制。
联邦制的特点就是州政府高度自治，州议会负责本州事务，拥有财权、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州武装力量（国民警卫队）美国总统最后由州代表人团确定。联邦政府由州政府认定为共主。
美国总统麾下统治三军，但是不能干涉州政府的事务。
这些特点，其实和中国王朝体制下的政治制度非常相似。
王朝制度也是中央地方两条线。中央的权力下放到县，县以下实行地方自治。
地方由乡绅地主组建地方自治机构，负责人到县政府登记，县政府给予乡绅一个名誉头衔，相关事务对口联系。
县政府一般不干涉地方自治权，地方自治机构主要完成赋税、徭役、兵役等义务，重大刑事案件配合县政府侦破，其他就和县政府没有多少交涉了。
因此，王朝体制下的平民主要关注地方事务，实际上并不关心中央政府的权力归属。
除非中央政府因为战争、贪腐、政府机关强行干涉地方事务，加重了赋税、徭役、兵役等，平民生活困苦，遭遇灾荒，生活难以为继，地方自治机构管理混乱，地主豪强联合政府领导横征暴敛，压迫农民，造成大量农民失去土地，衣食无着，卖儿卖女求一餐饭，才会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
所谓天高皇帝远，就是皇帝的权力实际上是有限制的。
这就带来了平民对于朝廷和中央政权的认识，皇帝是谁到底重不重要？
实际上不重要，古代的交通困难，大多数人不识字，中国自古并没有民族概念，老百姓的意识形态大多停留在本乡本土，很多人连县长大人是谁，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
乡绅祠堂开大会，这才是老百姓正式接触政治问题，由于地方自治的惯性，加上知识和话语权被地方上有权势和声望的人掌握，在政治宣导上缺乏主张，只要没有危及到切身利益，往往会表现出一种驯服的态度。
清王朝曾经是明朝的属臣，对于明朝的政治格局十分熟悉，要收服民心的重点其实就是收买地主乡绅，其次是开科举士收买读书人。只要把他们搞定了，就可以掌握话语权，其余的明末抵抗组织全部屠杀干净，即可。
对于地主乡绅来说，朝廷是谁一点关系都没有，重要的是土地、地方自治权会不会发生大的变化。清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态度明确，一切不变，而且还免赋税，减徭役，由于担心兵变，甚至于连汉人兵役都大部分取消，这些对于平民来说，都是利好消息，同时有利于地方乡绅管理，能够让地方上的治理回归到常态。甚至于远远比明末时期更好。
明末的农民战争非常残酷，尸横遍野，人口锐减。哀鸿一片的同时，新时期的圈地运动开始，大量的土地荒芜，城市里面十舍九空，比如成都市区甚至出现了老虎。清初的人口大迁徙，往战争中受损最严重的地方去，抢占土地，能围多少是多少，这些土地只要报经官府，拿到地契，就是自己的合法土地。更多的人被土地吸引，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争夺土地上来。
而对于读书人来说，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举仕，新朝新政，百废待兴，参加科举，就可以当官，进入仕途，而清朝对于政府官员的需求量激增，正是大好机会。
我们今天看明末清初，最纠结的就是民族问题，这里面实际上没有文明兴替的问题，因为后金女真本身没有可以替代的文明，他们只能沿革中华文明。而民族问题要到了近代才开始出现，当时与其说民族问题严重，还不说是剃发易服问题，显得更加难以接受。
而清王朝搞定了曲阜孔家，这个万世师表开了头，后面的人就有了台阶，就坡下驴。
关键点就在于当时没有民族问题，有抵抗意愿的只不过是明朝的受益者，而这些人在尚有半壁江山的时候，依然内斗不止，一直树立不起领袖，没有清八旗凝聚意志的能力，打又打不过，而老百姓只想着平静的生活，读书人想的是入朝当官，各有各有的想法，没有同仇敌忾，一盘散沙，也就有了这个结局。
鉴于有人说道日本侵华战争，这就完全不同了。因为时间、空间已经发生了大变化。
当时的中国，已经树立起了国家概念，中华民国就是一个议会制国家，虽然名不符实，但是王朝政治已经彻底消亡，新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建立起来，五族共和深入人心，国家主体民族的概念有了，只有主体民族才有资格统治中国，其他种族不行。而日本人最蠢的事情就是搞南京大屠杀。虽然清政府也搞过屠城，但是那个时候没有20世纪初的宣传手段，明末时期的很多屠城事件当时的很多人根本不知道，甚至于很多老百姓还没有看见过清军，就稀里糊涂当了清朝的顺民，这是历史见识的局限性。南京大屠杀的宣传之猛烈，中外媒体大肆报道，日本人是敌人这件事情，就算是远在四川的农民都知道，愿意将自己的儿子送上抗日前线，一心一意要保卫中国。
同仇敌忾，将蒋介石树立成抗日领袖，同时还有国际上各种道义上和实际上的支援，已成骑虎之势，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故而日本难以成事。这就是历史的必然，时空的变化，导致了结局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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