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原始汉藏语一直没能构拟出来？

关于原始汉藏语（ProtoSinoTibetan，PST）的构拟，学术界确实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但至今未能形成一个被广泛接受、毫无争议的完整体系。这背后有着多重复杂的原因，使得这一语言分支的远古形态比许多其他语系的祖语，如原始印欧语，更难以捉摸。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汉藏语系成员之间的巨大差异。这个语系包含了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汉语（及其众多方言）和同样庞大的藏缅语族（包括藏语、缅语、纳西语、彝语等）。这些分支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各自经历了漫长而独立的演变，其语音、词汇和语法结构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想象一下，我们现在去比较汉语的官话和缅语，它们的相似之处可能更多地体现在一些核心的、抽象的语法标记或少数基本词汇上，而非表面易于辨认的语音形态。这种深刻的分歧，即使在同一语系内，也比印欧语系内部成员（例如，即使是现代希腊语和英语，其核心词汇和语法结构仍能找到更清晰的同源痕迹）要大得多。

其次，缺乏足够古老、数量庞大且类型多样的文献证据是另一个关键障碍。对于原始印欧语的构拟，研究者们可以依赖古希腊语、古拉丁语、梵语、哥特语、古教会斯拉夫语等一系列有文字记载且年代相对较早的语言。这些语言本身又各有清晰的谱系关系，为回溯祖语提供了丰富的“化石”。相比之下，汉藏语系的情况则不尽如人意。汉藏语系最古老的文字材料是甲骨文和金文，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约公元前13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这虽然为早期汉语的构拟提供了宝贵线索，但其时间跨度与原始印欧语的证据来源相比，依然显得较为有限。而藏缅语族的大部分语言，其文字记载更是要晚很多，有些甚至是在近代才出现。这就像是我们在尝试拼凑一个古代世界的拼图，但很多重要的碎片却丢失了，或者只有非常晚近的复制品。

更棘手的是，早期汉语的证据本身也存在复杂性。虽然我们有甲骨文和金文，但它们记录的是一个已经发展了相当长时间的早期汉语，而非真正的原始汉语。关于早期汉语的音系，学界存在多种不同的构拟体系，例如王力先生的中古汉语音系、李方桂先生的早期汉语音系，以及后来的林语堂、郝鸣镝、 BaxterSagart 等一系列构拟。这些不同的构拟体系在语音细节上可能存在差异，这也会直接影响到它们与藏缅语族语言进行比较的可靠性。如果对下游语言的基线认识本身就不够统一，那么回溯到更古老的共同祖语就更加困难。

藏缅语族的内部研究也非一帆风顺。尽管有大量的藏缅语族语言被记录和研究，但它们的系统性比较和内部谱系划分仍然是一个持续进行的复杂过程。例如，藏缅语族是否是一个单一起源的同源分支，还是可能包含了多个独立的分支，这本身也曾是学术界讨论的焦点。一旦语族的内部结构不清晰，就很难精确地找出各个分支与汉语之间发生分化的节点和方式。

此外，语音演变的“噪音”也是构拟中的一个巨大挑战。语言在漫长的演变过程中，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如语言接触、内部创新、语音习得的模糊性等，导致语音发生系统性的或随机性的变化。这些变化可能导致同源词在语音上变得面目全非，难以直接辨认。例如，原始汉语和原始藏缅语中的某个词，经过几千年的独立演变，其声母、韵母、声调都可能发生颠覆性的改变。要克服这种“语音漂移”，就需要大量可靠的词汇对照和严谨的语音对应规律的建立，而这恰恰是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极其困难的。

理论层面的方法论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原始汉藏语的构拟，借鉴了原始印欧语的比较语言学方法，但这种方法在应用于汉藏语系时，需要更加精细和审慎。早期一些构拟尝试，可能过于依赖表面上的相似性，或者没有充分考虑到各种可能的语音演变模式。近年来，随着计算语言学、句法学、形态学等领域的深入发展，新的构拟方法和理论不断涌现，它们试图从更深层次的语法结构、核心词汇的语义演变等角度来寻找证据，但这些新的理论和方法本身也需要时间来检验和完善。

总而言之，原始汉藏语之所以至今未能构拟出来，是由于以下几个核心因素的叠加作用：汉藏语系内部语言的高度分化，有限且分散的古老文献证据，早期汉语构拟的复杂性，藏缅语族内部研究的挑战，以及语言演变带来的显著“噪音”。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巨大的研究难题，使得汉藏语系祖语的复原，成为语言学界一项艰巨而持续的挑战，也正因为如此，它才显得尤为引人入胜，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前赴后继。

网友意见

简洁的回答就是：原始汉藏语的构拟很难，所以大家不要奢望它在近期内能被构拟出来，我们对汉藏语系的了解远远不如印欧语系。

实际上，在我之前的回答中，我也经常提到汉藏语系历史语言学研究中的困难，可以不厌其烦地回顾一下：

不过这篇回答就不重复那些老掉牙的东西了。想谈一谈汉藏语研究者本身的问题（其实以前也提到过）。

我最近因为某些原因，跟内藤丘（Nathan Hill）的交流比较频繁，他跟我输入了一些他对汉藏语系研究的看法。内藤丘的关注点跟我有一部分不一样，因为他是学习藏语出身的，对藏语文献了如指掌。他对汉藏语系的历史语言学研究的一大不满之处，就是这个圈子内普遍存在对文献的忽视以及错误的文献学研究。比如说，马提索夫仅仅凭借藏语的bris '写'就为“原始藏缅语”构拟了*brəy^[1]，但这个b-在藏语中出现的真实原因仅仅是类推的结果，属于藏语自身的后期发展，而不能构拟到更古老的原始语中^[2]。

这是因为大部分的汉藏语系专家在做语言比较的时候，仅仅比较词汇，而非比较语言本身。在毫不熟悉文献、甚至连语言都不懂的情况下，他们就拿着古代的字典去找他们认为可以比较的词汇，却很少真正去读文献。这就会造成对语料理解的严重偏差。

一个志愿研究印欧语的人会接受非常深入的古希腊语、梵语和拉丁语的训练。但是大部分的汉藏语专家只熟悉一种语言，而这种语言对原始汉藏语的贡献可能并不大。更让内藤丘觉得奇怪的是，很多汉藏语专家居然不能阅读汉语或者英语以外的学术成果，而汉藏研究很需要阅读法语、德语、日语、俄语等语言的能力。有的汉藏语学家觉得这种现状是理所当然的。比如Bettina Zeisler曾经写过^[3]：

There is nothing comparable in the Tibeto-Burman family [...] I myself have [...] a fairly good knowledge of [...] the Tibetic language family, without having a working knowledge of Chinese, Tangut, or Burmese.
在藏缅语中没有什么可比较的。我自己拥有比较好的藏语支的知识，但并没有用于研究的汉语、西夏语或者缅甸语知识。

作为藏语界最优秀的学者之一，Zeisler拥有非常好的藏语功底，但这句话显示出她无意去做藏语以外的事情，当然也包括汉藏语的历史语言学。

内藤丘跟Zeisler不一样，在精通了藏语以后，他在SOAS还仔细学习了古缅语和缅语支的语言以及上古汉语的构拟。因此他对汉藏语系文献的掌握无比扎实。

有人在问为什么中国有十多亿人口，就是找不出十一个世界级的足球运动员，一个比较经典的回答是虽然中国有十多亿人口，但是足球人口并不比其它国家多，还有可能比某些小国要小。虽然现在不知道怎么样（现在踢球的孩子好像还是挺多的）。类似的道理，做汉藏语系的学者很多，但是愿意研究汉藏语系历史语言学、而同时具备这样的能力的人只占其中的一小部分。

今后我们还是要朝这个方向努力。如果我们希望开始原始汉藏语的构拟，需要更多的语言学学生。而这些学生应该开始受系统性的训练，不仅仅要训练研究新发现的或者濒危的汉藏语言的能力（印欧语的研究其实基本上省了这一步），还需要一部分能钻进不同语言文献中的学生（印欧语的研究中，这一部分是必不可少的）。

参考

1. ^ Matisoff, J. A. (2003). Handbook of Proto-Tibeto-Burman: system and philosophy of Sino-Tibetan reconstruction.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2. ^ Hill, N. W. (2005). The verb ‘bri ‘to write’in Old Tibetan.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68, 177-182.
3. ^ Zeisler, Bettina. 2017. Hypothetical sound laws and sound potential meaning. Once again on the uncommon Tibetan verb paradigm za, zos, zo ‘ea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achronic Linguistics and Linguistic Reconstruction 14: 77–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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