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印欧语系、亚非语系、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乌拉尔语系在古代快速传播并挤压掉广大区域内其它原始语？
要深入探讨印欧语系、亚非语系、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乌拉尔语系这些语系在古代之所以能快速传播并挤压其他原始语的现象，我们不能仅仅从语言本身去分析，更需要将其置于宏大的历史、社会、文化、技术乃至地理背景下进行审视。这是一个复杂的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绝非单一原因可以解释。
核心驱动力：文明的扩散与扩张
归根结底，这些语言的传播和“挤压”并非语言本身具有某种内在的“优越性”，而是它们与强大的、具有扩张性的早期文明和人群的迁徙、融合、征服行为紧密相连。当一个族群掌握了更先进的技术、组织形式、军事力量，或者拥有更具吸引力的文化模式，他们的语言就更容易随之扩散，并成为新的社会标准。
细说各语系的传播逻辑：
1. 印欧语系：草原的马蹄声与犁铧的耕耘
印欧语系的传播无疑是古代世界最令人瞩目的语言扩张事件之一。其主要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理解：
农业革命的先驱与牛羊牧业的革命： 大多数学者认为，印欧语系最初可能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大约公元前40003000年左右，分布在今天东欧的某个区域（如库尔干假说或马里亚假说）。这个时期，农业和畜牧业正经历重要的发展。早期的印欧人可能掌握了更高效的耕作技术（如犁的推广），更重要的是，他们是早期驯化和有效利用马匹的民族。马匹的出现，不仅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更重要的是，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动性。
青铜时代的技术优势与军事扩张： 随着印欧语系人群向外迁徙，他们很可能掌握了早期的青铜冶炼技术。青铜武器和工具比石器更锋利、更耐用，这在战争和开拓新土地时给予了他们显著的优势。他们可能通过军事征服、部落联盟或经济压力，将自己的语言强加或引入到被征服的地区。
适应性与融合能力： 印欧语系内部存在着广泛的方言和后来的分支（如希腊语、意大利语、凯尔特语、日耳曼语、斯拉夫语、伊朗语、印度语等），这表明它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和融合能力。当印欧语系人群进入新的地域，他们并没有完全排斥当地的语言，而是在交流中逐步将自己的语言渗透、融合、取代了原有的语言。他们的语言可能在词汇、语法结构上吸收了当地的元素，但其核心骨架得以保留和发展。
迁徙模式的多样性： 印欧语系的分支非常广泛，分布在从欧洲西部到南亚的广大区域。这反映了他们多样的迁徙模式，包括向西进入欧洲、向南进入希腊、意大利、安纳托利亚、伊朗高原和印度次大陆。这种大规模、多方向的迁徙，将他们的语言带到了世界的许多角落。
2. 亚非语系：文明的摇篮与贸易的桥梁
亚非语系，又称闪含语系，其核心区域位于北非和中东。它的传播与以下因素紧密相关：
最早的文明中心： 亚非语系（特别是其闪米特分支）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等人类最早的文明发源地有着深刻的联系。这些地区的农业、城市化、文字、法律、宗教等发展，构成了强大的文化吸引力。
书写系统的发明与传播： 亚非语系催生了最早的书写系统之一——楔形文字（后被阿卡德语等闪米特语使用）和象形文字（埃及语）。文字的发明是知识、文化和统治权力得以有效记录和传播的基石。这些文字系统随贸易、宗教和政治影响力的扩张而传播，也促进了亚非语系的流行。
贸易网络的建立： 古代中东和北非是东西方贸易的重要枢纽。亚非语系（尤其是闪米特语如迦南语、阿拉米语、希伯来语）在这些贸易路线中扮演了通用语的角色。商人们使用这些语言进行交流，使得其影响力超越了其初始的地理范围。
宗教和帝国的影响： 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重要宗教都起源于亚非语系群体，并以此为载体传播。随着这些宗教的信徒和追随者在各地扩散，他们的语言也随之传播。例如，阿拉米语曾是中东地区广泛的通用语，而阿拉伯语则随着伊斯兰教的扩张而传播到北非、伊比利亚半岛乃至中亚。
3. 汉藏语系：中原的农耕文明与政治统一
汉藏语系，以汉语为代表，其传播主要集中在东亚。
高度发达的农耕文明： 汉藏语系起源于东亚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这两个地区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核心。这里发展出了高度集约的农业，支撑了庞大的人口和强大的国家机器。
政治统一与文化同化： 汉族的形成和国家的统一是汉藏语系（特别是汉语）扩张的关键。历代中央王朝通过征服、移民、行政管理和文化宣传，将汉语及其书写系统强力推行到边疆地区。官方语言的地位、科举制度（以汉语为基础）以及汉族移民的迁入，都有效地挤压了当地的少数民族语言。
文字系统的标准化与推广： 汉字作为一种表意文字，其结构相对稳定，并且能够跨越不同的方言区，为汉语的统一传播提供了重要支撑。随着印刷术的发展，汉字和以汉语为基础的文学、学术著作得以更广泛地传播。
强大的文化吸引力： 汉文化在东亚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古代东亚各国（如朝鲜、日本、越南）都曾长期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并学习汉语和汉字，尽管它们后来发展出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字，但早期汉语的渗透是不可忽视的。
4. 阿尔泰语系：草原帝国与游牧文化的扩张
阿尔泰语系是一个争议较大的语系，但如果将其视为一个在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语言群，其传播可以归因于：
游牧文化的机动性与军事能力： 阿尔泰语系的早期代表（如突厥、蒙古、满通古斯）都与草原游牧文化紧密相关。草原游牧民族以其精湛的骑术和强大的军事力量，能够快速而大规模地征服广阔的土地。
建立大型帝国： 历史上有多个由操阿尔泰语系语言的民族建立的强大帝国，如突厥汗国、蒙古帝国、后金/清朝。这些帝国在统治期间，将其语言作为官方语言和军队用语，并鼓励或强制其臣民使用。例如，蒙古帝国的扩张将蒙古语带到了中亚、西亚和东欧的部分地区。
民族迁徙与融合： 突厥民族的大规模迁徙，将突厥语传播到中亚、小亚细亚（土耳其语）、伊朗等地。满族入主中原，虽然最终被汉文化同化，但其语言在一定程度上也对中国北方方言产生了影响。
共同的文化和技术： 游牧民族之间可能存在一些共同的文化元素、技术（如马具、弓箭、皮毛加工）和宗教信仰，这些也可能促进了语言的相互影响和扩散。
5. 乌拉尔语系：北欧与西伯利亚的地理隔绝与区域性扩张
乌拉尔语系主要分布在北欧、西伯利亚和伏尔加河流域。其传播模式与前几个语系有所不同，更多是由于地理因素和有限的但持续的族群互动：
地理隔绝与区域优势： 乌拉尔语系分布区域的地理环境（如森林、苔原、沼泽）在古代可能对大规模的外部人口迁徙构成一定障碍，这使得乌拉尔语系群体得以在相对独立的环境中发展和传播。
适应性扩张： 乌拉尔语系民族（如芬兰人、爱沙尼亚人、匈牙利人、萨米人、萨莫耶德人等）非常善于适应各种严酷的自然环境，并在其特定的生态位上发展出独特的生存技能和文化。
局部征服与迁徙： 例如，匈牙利人的迁徙（约在公元9世纪）是将乌拉尔语系带入潘诺尼亚盆地的关键事件，他们在那里与斯拉夫、日耳曼等民族接触，并最终建立了匈牙利王国。其他乌拉尔语系民族的传播，更多是通过部落间的迁徙、融合，以及在与周边斯拉夫、日耳曼、突厥等语系人群的互动中，逐渐扩大其使用范围。
相对较弱的外部扩张动力： 相较于印欧语系、亚非语系、汉藏语系群体所建立的强大农业文明和帝国，乌拉尔语系早期群体在军事和组织上的扩张能力相对较弱，因此其传播更多是一种在特定地理区域内的“蚕食”或“填补”式的扩张。
为什么“挤压”其他原始语？
这里的“挤压”并非总是暴力或强制的，更多是一种社会和经济力量作用下的自然演替：
通用语的优势： 当一个语系能够提供更广泛的沟通媒介，尤其是在贸易、行政和知识传播方面，其语言就容易成为地区性的通用语。其他语言的使用者为了融入社会、获得更好的经济机会和政治地位，会倾向于学习和使用这种通用语。
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影响： 强大的政治中心和发达的文化中心，通常以其主导语言作为官方语言和精英语言。这使得该语言在教育、法律、宗教和文学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并随之影响到周边地区。
人口迁移与置换： 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尤其是由军事征服或经济机会驱动的迁徙，会将新的语言带入一个地区，并可能取代原有语言。
语言之间的“自然”竞争： 即使没有强制，当一种语言的学习成本更低（例如，有成熟的书写系统、丰富的教育资源），或者使用该语言能带来更高的社会回报时，它就可能在语言竞争中胜出。
总结：
印欧语系、亚非语系、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乌拉尔语系在古代之所以能快速传播并挤压其他原始语，是文明发展、技术进步、人口迁移、军事扩张、政治统一、经济贸易以及文化吸引力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语系的传播者往往是当时社会中最具活力、最能适应环境变化、并掌握了更先进生产和组织方式的群体。他们的语言，作为这些强大社会文化的载体，自然而然地获得了更广阔的传播空间，并成为新的区域或跨区域的交流工具。这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其中语言的演变与人类社会历史的演进是密不可分的。
核心驱动力：文明的扩散与扩张
归根结底，这些语言的传播和“挤压”并非语言本身具有某种内在的“优越性”，而是它们与强大的、具有扩张性的早期文明和人群的迁徙、融合、征服行为紧密相连。当一个族群掌握了更先进的技术、组织形式、军事力量，或者拥有更具吸引力的文化模式，他们的语言就更容易随之扩散，并成为新的社会标准。
细说各语系的传播逻辑：
1. 印欧语系：草原的马蹄声与犁铧的耕耘
印欧语系的传播无疑是古代世界最令人瞩目的语言扩张事件之一。其主要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理解：
农业革命的先驱与牛羊牧业的革命： 大多数学者认为，印欧语系最初可能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大约公元前40003000年左右，分布在今天东欧的某个区域（如库尔干假说或马里亚假说）。这个时期，农业和畜牧业正经历重要的发展。早期的印欧人可能掌握了更高效的耕作技术（如犁的推广），更重要的是，他们是早期驯化和有效利用马匹的民族。马匹的出现，不仅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更重要的是，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动性。
青铜时代的技术优势与军事扩张： 随着印欧语系人群向外迁徙，他们很可能掌握了早期的青铜冶炼技术。青铜武器和工具比石器更锋利、更耐用，这在战争和开拓新土地时给予了他们显著的优势。他们可能通过军事征服、部落联盟或经济压力，将自己的语言强加或引入到被征服的地区。
适应性与融合能力： 印欧语系内部存在着广泛的方言和后来的分支（如希腊语、意大利语、凯尔特语、日耳曼语、斯拉夫语、伊朗语、印度语等），这表明它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和融合能力。当印欧语系人群进入新的地域，他们并没有完全排斥当地的语言，而是在交流中逐步将自己的语言渗透、融合、取代了原有的语言。他们的语言可能在词汇、语法结构上吸收了当地的元素，但其核心骨架得以保留和发展。
迁徙模式的多样性： 印欧语系的分支非常广泛，分布在从欧洲西部到南亚的广大区域。这反映了他们多样的迁徙模式，包括向西进入欧洲、向南进入希腊、意大利、安纳托利亚、伊朗高原和印度次大陆。这种大规模、多方向的迁徙，将他们的语言带到了世界的许多角落。
2. 亚非语系：文明的摇篮与贸易的桥梁
亚非语系，又称闪含语系，其核心区域位于北非和中东。它的传播与以下因素紧密相关：
最早的文明中心： 亚非语系（特别是其闪米特分支）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等人类最早的文明发源地有着深刻的联系。这些地区的农业、城市化、文字、法律、宗教等发展，构成了强大的文化吸引力。
书写系统的发明与传播： 亚非语系催生了最早的书写系统之一——楔形文字（后被阿卡德语等闪米特语使用）和象形文字（埃及语）。文字的发明是知识、文化和统治权力得以有效记录和传播的基石。这些文字系统随贸易、宗教和政治影响力的扩张而传播，也促进了亚非语系的流行。
贸易网络的建立： 古代中东和北非是东西方贸易的重要枢纽。亚非语系（尤其是闪米特语如迦南语、阿拉米语、希伯来语）在这些贸易路线中扮演了通用语的角色。商人们使用这些语言进行交流，使得其影响力超越了其初始的地理范围。
宗教和帝国的影响： 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重要宗教都起源于亚非语系群体，并以此为载体传播。随着这些宗教的信徒和追随者在各地扩散，他们的语言也随之传播。例如，阿拉米语曾是中东地区广泛的通用语，而阿拉伯语则随着伊斯兰教的扩张而传播到北非、伊比利亚半岛乃至中亚。
3. 汉藏语系：中原的农耕文明与政治统一
汉藏语系，以汉语为代表，其传播主要集中在东亚。
高度发达的农耕文明： 汉藏语系起源于东亚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这两个地区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核心。这里发展出了高度集约的农业，支撑了庞大的人口和强大的国家机器。
政治统一与文化同化： 汉族的形成和国家的统一是汉藏语系（特别是汉语）扩张的关键。历代中央王朝通过征服、移民、行政管理和文化宣传，将汉语及其书写系统强力推行到边疆地区。官方语言的地位、科举制度（以汉语为基础）以及汉族移民的迁入，都有效地挤压了当地的少数民族语言。
文字系统的标准化与推广： 汉字作为一种表意文字，其结构相对稳定，并且能够跨越不同的方言区，为汉语的统一传播提供了重要支撑。随着印刷术的发展，汉字和以汉语为基础的文学、学术著作得以更广泛地传播。
强大的文化吸引力： 汉文化在东亚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古代东亚各国（如朝鲜、日本、越南）都曾长期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并学习汉语和汉字，尽管它们后来发展出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字，但早期汉语的渗透是不可忽视的。
4. 阿尔泰语系：草原帝国与游牧文化的扩张
阿尔泰语系是一个争议较大的语系，但如果将其视为一个在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语言群，其传播可以归因于：
游牧文化的机动性与军事能力： 阿尔泰语系的早期代表（如突厥、蒙古、满通古斯）都与草原游牧文化紧密相关。草原游牧民族以其精湛的骑术和强大的军事力量，能够快速而大规模地征服广阔的土地。
建立大型帝国： 历史上有多个由操阿尔泰语系语言的民族建立的强大帝国，如突厥汗国、蒙古帝国、后金/清朝。这些帝国在统治期间，将其语言作为官方语言和军队用语，并鼓励或强制其臣民使用。例如，蒙古帝国的扩张将蒙古语带到了中亚、西亚和东欧的部分地区。
民族迁徙与融合： 突厥民族的大规模迁徙，将突厥语传播到中亚、小亚细亚（土耳其语）、伊朗等地。满族入主中原，虽然最终被汉文化同化，但其语言在一定程度上也对中国北方方言产生了影响。
共同的文化和技术： 游牧民族之间可能存在一些共同的文化元素、技术（如马具、弓箭、皮毛加工）和宗教信仰，这些也可能促进了语言的相互影响和扩散。
5. 乌拉尔语系：北欧与西伯利亚的地理隔绝与区域性扩张
乌拉尔语系主要分布在北欧、西伯利亚和伏尔加河流域。其传播模式与前几个语系有所不同，更多是由于地理因素和有限的但持续的族群互动：
地理隔绝与区域优势： 乌拉尔语系分布区域的地理环境（如森林、苔原、沼泽）在古代可能对大规模的外部人口迁徙构成一定障碍，这使得乌拉尔语系群体得以在相对独立的环境中发展和传播。
适应性扩张： 乌拉尔语系民族（如芬兰人、爱沙尼亚人、匈牙利人、萨米人、萨莫耶德人等）非常善于适应各种严酷的自然环境，并在其特定的生态位上发展出独特的生存技能和文化。
局部征服与迁徙： 例如，匈牙利人的迁徙（约在公元9世纪）是将乌拉尔语系带入潘诺尼亚盆地的关键事件，他们在那里与斯拉夫、日耳曼等民族接触，并最终建立了匈牙利王国。其他乌拉尔语系民族的传播，更多是通过部落间的迁徙、融合，以及在与周边斯拉夫、日耳曼、突厥等语系人群的互动中，逐渐扩大其使用范围。
相对较弱的外部扩张动力： 相较于印欧语系、亚非语系、汉藏语系群体所建立的强大农业文明和帝国，乌拉尔语系早期群体在军事和组织上的扩张能力相对较弱，因此其传播更多是一种在特定地理区域内的“蚕食”或“填补”式的扩张。
为什么“挤压”其他原始语？
这里的“挤压”并非总是暴力或强制的，更多是一种社会和经济力量作用下的自然演替：
通用语的优势： 当一个语系能够提供更广泛的沟通媒介，尤其是在贸易、行政和知识传播方面，其语言就容易成为地区性的通用语。其他语言的使用者为了融入社会、获得更好的经济机会和政治地位，会倾向于学习和使用这种通用语。
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影响： 强大的政治中心和发达的文化中心，通常以其主导语言作为官方语言和精英语言。这使得该语言在教育、法律、宗教和文学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并随之影响到周边地区。
人口迁移与置换： 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尤其是由军事征服或经济机会驱动的迁徙，会将新的语言带入一个地区，并可能取代原有语言。
语言之间的“自然”竞争： 即使没有强制，当一种语言的学习成本更低（例如，有成熟的书写系统、丰富的教育资源），或者使用该语言能带来更高的社会回报时，它就可能在语言竞争中胜出。
总结：
印欧语系、亚非语系、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乌拉尔语系在古代之所以能快速传播并挤压其他原始语，是文明发展、技术进步、人口迁移、军事扩张、政治统一、经济贸易以及文化吸引力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语系的传播者往往是当时社会中最具活力、最能适应环境变化、并掌握了更先进生产和组织方式的群体。他们的语言，作为这些强大社会文化的载体，自然而然地获得了更广阔的传播空间，并成为新的区域或跨区域的交流工具。这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其中语言的演变与人类社会历史的演进是密不可分的。
网友意见
一个语言能否被广泛传播与否，和语言本身的特点基本没什么关系，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取决于语言使用者的物质文化。
对于国家形成前的语言传播，农业[1]/语言传播假说(Farming/language dispersal hypothesis)是一个被普遍得到验证并广泛接受的理论。这个理论简单概括起来有以下几步：
- 一个群体自发或习得农业/畜牧技术后，由于有了稳定的生存资料来源，因此人口增长得更快，相对狩猎-采集者而言具有明显的人口优势。
- 人口增长到一定程度后，或者自然环境的变迁导致该群体生存环境的人口容纳量减小后，该群体的至少一部分人口被迫向外迁徙，寻找新的生存环境。
- 迁徙到原来无人居住，或仅有狩猎采集者居住，或有农/牧民但生产力明显比新移民低的情况下，新移民群体具有明显的物质文化与人口优势，他们的语言与其他文化也随之传播开。这一过程也可能伴随着部分原居住者同化入新移民的过程。
常见的大语系，如汉藏语（粟）、亚非语（小麦）、印欧语（马，但可能从Botai人习得）的大规模扩张，基本上都可以采用以上模型，亦即语言的传播并非自身的功劳，而是搭了使用者物质文化与生产力优势的便车。而其中不少的实例，已经在考古学、历史语言学、古遗传学等多个角度获得了验证。
至于历史时期的语言传播，如汉语的传播、俗拉丁语的传播、突厥化等等，则需要在相应的历史学情境下考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宜强行用一个普遍的模型进行概括。
参考
- ^ 这里的农业（farming）是考古学上相对于狩猎-采集者(hunter-gatherer)而言的概念，包括所有以被驯化植物与动物为生存资料的人，即通常意义下的农民与牧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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