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中国古代王朝而言,帝都内外的宫、苑、庙、陵等帝制建筑往往具有与皇帝及皇室成员相当的“神圣”地位:在中国古代律法体系中的“十恶不赦”的大罪之中,就有“谋反”、“谋大逆”、“大不敬”三项“不可饶恕”的罪名,专门用来保护皇帝、皇室成员与帝制建筑。易言之,皇帝及其家人(血亲、姻亲)与皇帝的家宅(阴宅、阳宅),就是“家天下”时代一个王朝的具象化。
东汉、季汉、东晋、南宋虽然名义上分别都是在继承西汉、东汉、西晋、北宋的“统序”。但,东汉之洛阳、季汉之成都[1]、东晋之建康、南宋之临安,都是前朝皇室成员跑到西汉之长安、东汉之洛阳、西晋之洛阳、北宋之汴梁之东、之西、之南,重新建立了一套帝制建筑,且该王朝始终未能迁回故都或完成恢复。而且,东汉、季汉、东晋、南宋也因帝制中枢建筑的迁移再建,而在事实上形成了与西汉、东汉、西晋、北宋全然不同的统治集团[2]、地缘格局、典章制度。
帝制建筑的迁徙、统治集团的换血、地缘格局的骤变、典章制度的更新,共同决定了史家必须将之与前朝区别对待,方能更加准确地把握这一“新王朝”的脉搏,即便这个“新王朝”看上去与“旧王朝”存在种种藕断丝连的联系。
另外,东汉皇室、季汉皇室、东晋皇室本质上分别与西汉皇室、东汉皇室、西晋皇室存在的血缘关系,比较疏远,而且均为前朝帝系的旁支疏属,甚至季汉帝系、东晋帝系都完全不是东汉皇帝、西晋皇帝的后裔,这就使得,东汉、季汉、东晋三朝,在皇帝及其皇室成员方面,也分别与西汉、东汉、西晋三朝存在一定“亲等”距离,如果按照“五世而斩”的小宗算法,它们与各自的前朝帝系可都是出了五服的远亲。
南宋方面,虽然赵构与北宋徽钦二宗存在父子兄弟的“亲密关系”,但赵构自从在金军大营被吓破了胆就“不育”了,宋孝宗以后的南宋帝系其实是北宋太祖赵匡胤的后代,那么除赵构以外的南宋帝系在本质上,其实也与除赵匡胤以外的北宋帝系,私以为也是相对疏远的。因此,南宋相对于北宋,其实也具备了帝系及皇室成员、帝制中枢建筑、统治集团构成、地缘格局、典章制度等维度的全面不同,甚至迥异。
至于,武周前后的李唐,区别不过是唐高宗李治的祖、父、身三辈与唐高宗李治的子、孙、曾孙....,在皇帝、帝系及皇室成员方面,不过就是从没有武则天的血脉变成了全都有武则天的血脉,但依然全都是李渊-李世民-李治一系的直系子孙,并没有被李建成、李元吉(李世民兄弟)之后裔,李湛、李洪(李渊兄弟)之后裔,甚至李亮、李蔚(李昺兄弟)之后裔(李神通)等旁支疏属截了胡。
另外,李唐不论是在武则天以前还是武则天以后,始终都是奉行长安、洛阳双都制度,并且以长安为主,安置李唐帝系“阴阳宅”的,太极宫、大明宫、兴庆宫在长安城内“前仆后继”,大唐十八陵在渭北大地上如山耸立,这样的帝制中枢建筑基本格局并未受到武周影响而发生改变。而东汉之于西汉、季汉之于东汉、东晋之于西晋、南宋之于北宋,宫城、禁苑、帝陵、坛庙,一整套帝陵建筑全数迁入新都,便是它们被分为两朝,而李唐并未被二分的核心原因。
至于李唐的统治集团、地缘格局与典章制度,并未因武周的兴衰而发生重大改变,反而是在武德、贞观、永徽、武周、景云、开元、天宝等时期渐次演变,直到安史之乱方才对李唐前后的地缘格局、典章制度产生重大扰动。但中唐各朝的统治集团变迁、典章制度变迁,也明显与唐前期有紧密关联,更是开元天宝之政利弊两面的直接发展,在这一方面,尤以藩镇制度为典型[3]。
总而言之,李唐的帝系传承与皇室成员是一以贯之的,直到朱温代唐方才终结;李唐的帝制中枢格局也一度坚挺过了武周革命、安史之乱、泾原兵变等乱局,直到黄巢之乱与朱温代唐之间的二三十年方才被彻底破坏。李唐的统治集团始终围绕着李武韦杨[4]及各大迁居两京的中古望族[5]展开,李唐的典章制度历经初、盛、中、晚渐次演进,武周革命对其典章制度的冲击,甚至远不如安史之乱的影响,而安史之乱前后的唐代政治也不宜过于武断地切为两半;唐代的军政地缘格局,始终以两京为核心,前期与后期的差别仅仅在于两京控制西北、东北力度的不同,前后差别远无两汉、两晋、两宋那么巨大。
因此,无论是武周革命,还是安史之乱,私以为都无法构成像王莽乱汉、汉末大乱、永嘉之乱、靖康之耻那般的“中断属性”,大唐也完全没有因武周、安史而被中分为两朝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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