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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宋明帝刘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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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帝刘彧:一位颇具争议的皇帝

宋明帝刘彧(439年-472年),南朝宋的第三位皇帝,在位时间为464年至472年。他的评价历来颇具争议,在历史的长河中,他常常被描绘成一个荒淫残暴、缺乏才能的皇帝。然而,深入剖析他的统治,我们也能看到一些积极的方面,以及导致他负面评价的历史背景。

要全面评价刘彧,需要从以下几个维度进行考察:

一、 登基的复杂背景与早期经历

刘彧的登基之路充满坎坷。他并非嫡长子,且早年因体型微胖而被称为“猪王”,在兄弟中并不受重视。他能够登上皇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兄长宋孝武帝刘骏子嗣凋零,且其皇太子刘子业(宋前废帝)荒淫残暴,引发了朝野的普遍不满。

宫廷斗争与权臣操控: 刘彧的兄长宋孝武帝晚年沉迷酒色,导致政局不稳。孝武帝去世后,前废帝刘子业即位,其残暴统治迅速暴露,杀戮宗室大臣,震动朝野。在这种混乱局面下,以玄武门之变闻名的禁军首领柳元景、柳敷之父子,联合权臣戴法兴等人,策划废黜刘子业,拥立了刘彧。
“猪王”的屈辱: 在成为皇位继承人之前,刘彧备受兄长刘骏的冷遇和嘲笑,甚至被赐予“猪王”的称号。这种经历无疑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的阴影,也可能影响了他登基后的某些行为。
权臣的扶持: 刘彧并非凭借自身能力登上皇位,而是被戴法兴等权臣推上台的。这导致他在即位初期,权力并不稳固,很大程度上受到这些权臣的掣肘和影响。

二、 统治时期的主要政策与表现

刘彧的统治可以分为几个主要方面:

1. 对宗室的残杀(负面评价的重要来源)

这是刘彧最为人诟病的一点。为了巩固皇权,他对猜忌心极重的兄长宋孝武帝留下的众多宗室子弟进行了残酷的屠杀。

“手刃”叔伯: 据史书记载,刘彧在登基后,为了防止被报复或威胁,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叔父临海王刘子顼、晋安王刘子勋等人。这种行为极大地败坏了他的名声,显示出其残忍和缺乏仁慈的一面。
“剪草除根”式清洗: 除了直接杀戮,他还通过各种方式流放、逼死其他宗室成员,以绝后患。这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消除了潜在的反对势力,但也造成了严重的骨肉相残,与儒家提倡的孝悌之道背道而驰。
对政敌的忌惮: 他的残暴并非完全出于个人喜好,也与他身处的宫廷政治环境有关。兄长刘骏的残暴统治和刘子业的胡作非为,让他对皇位的稳固和自身的安全有着极度的担忧。

2. 经济与民生政策

刘彧在位期间,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来稳定社会和发展经济,但效果褒贬不一。

“劝课农桑”: 他也曾强调“劝课农桑”,试图恢复生产,缓解因战乱和前朝统治造成的经济凋敝。
改革币制(增加赋税): 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刘彧曾改革币制,发行新的铜钱,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赋税。这种做法虽然在短期内增加了国库收入,但对底层民众造成了额外的负担。
提拔寒门士族(一定程度上打破门阀限制): 相较于前朝,刘彧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门阀士族的垄断,开始提拔一些出身寒门但有才能的人士进入官场。这为一些新的力量提供了上升通道,对当时的政治格局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例如,他任用了沈怀远、殷孝源等。

3. 对外关系与军事

刘彧在位期间,南朝宋面临着北朝的持续威胁。

北魏的威胁: 北魏在此时期逐渐强大,对南朝宋构成严重威胁。刘彧的统治期间,宋与北魏之间发生了一些冲突,但规模和影响力相对有限。
边境防守: 他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加强边境的防御,但宋朝此时国力相对衰弱,难以扭转被动的局面。
缺乏军事才能的质疑: 刘彧本人并没有显赫的军事功绩,其在军事上的表现也未见突出,因此他在军事上的能力常常受到质疑。

4. 文化与学术

文风的承续: 刘彧在位时期,南朝的文学艺术仍在发展,但并未出现特别杰出的代表人物或标志性事件。他对文化艺术的关注度不高,更多地关注于政治统治的巩固。

三、 刘彧负面评价的深层原因

刘彧之所以获得如此负面的评价,除了他本人的行为,更与历史记录者的立场和当时的社会价值观有关。

儒家价值观的影响: 史书的编写往往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仁政”、“德治”是评价君主的重要标准。刘彧大肆残杀宗室的行为,严重违背了儒家的道德伦理,因此受到了严厉的批判。
“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史观: 在中国古代史学中,对统治者的评价往往与王朝的兴衰紧密相连。宋明帝统治时期,刘宋王朝的国力已经开始衰落,为后来的南朝灭亡埋下了伏笔。因此,对刘彧的评价也可能包含了对其作为亡国之君的苛责。
权臣的操纵与信息传递的偏差: 正如前文所述,刘彧的皇位并非完全依靠自身力量获得,权臣的干政对他的统治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些史料可能经过了这些权臣的过滤或带有其立场,从而影响了对刘彧的客观评价。例如,对宗室的残杀,虽然部分是刘彧的个人行为,但也有其政治考量和权臣的煽动。
与前任的对比: 宋孝武帝刘骏晚年荒淫,刘子业更是残暴不仁,刘彧的统治相对来说更加“温和”一些,但他的残杀宗室行为,使得他在声誉上反而不如某些前任。

四、 总结评价

综合以上分析,对宋明帝刘彧的评价可以总结如下:

负面方面:

残暴无道,屠杀宗室: 这是他最显著的污点,其冷酷无情和政治上的权谋手段,严重违背了人伦道德,给后世留下了极差的印象。
缺乏远见与治国才能的局限: 虽然他也做了一些积极的措施,但在巩固国家实力、应对外部威胁方面,并未展现出高超的政治和军事才能。他的统治并没有扭转南朝宋国力衰退的趋势。
沉迷享乐,导致国力进一步消耗: 尽管史书中对其个人享乐的描写可能有所夸大,但不可否认,他的一些生活方式和赏赐对国库造成了一定的负担。

积极方面(相对而言):

一定程度上稳定了政局: 在兄长刘子业暴政之后,刘彧的登基虽然伴随着血腥,但也终结了前废帝的混乱统治,使得朝廷得以恢复一定的秩序。
对寒门士族的提拔: 这为当时的政治注入了一定的活力,打破了部分士族对权力的垄断。
并非全然昏聩的君主: 与刘子业这种纯粹的暴君相比,刘彧在某些方面的政策考虑,例如对经济的关注,虽然效果有限,但体现了他并非完全不理朝政。

总体而言,宋明帝刘彧是一位复杂且充满争议的皇帝。 他的残暴行为是他评价中无法回避的硬伤,使得他被历史定性为一位负面帝王。然而,我们也应看到他所处的历史环境,以及他在特定政策上的一些尝试。与其说他是一位“昏君”,不如说他是一位在复杂政治斗争中挣扎求生,并最终用残酷手段巩固皇权的统治者,其统治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对宗室的残杀,使得他长期背负骂名。

评价刘彧,需要跳出简单的善恶二元论,认识到历史人物行为的复杂性,以及史书记录的局限性。尽管如此,他所展现出的残忍和缺乏仁慈,仍然是他个人身上最难以磨灭的标签。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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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反对一下 @戴万琦 答案中最后一点对庙谥含有“帝系转移”的解读,理由如下:

首先第一点是谥号“宣”的含有帝系转移的意思,得出这个结论让我不是很明白,因为如果你说世宗世系转移还可以揪住一个世字来望文生义,但是宣怎么解出来?只通过汉孝宣、晋宣、陈宣、西梁宣的例子来看规律吗?然而同类型的北周宣帝却是嫡长子兼皇太子啊。

《周书·帝纪第七》:宣皇帝讳赟,字乾伯,高祖长子也。
建德元年四月癸巳,高祖亲告庙,冠于阼阶,立为皇太子。
宣政元年六月丁酉,高祖崩。戊戌,皇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为皇太后。

再者第二点就是以讹传讹的世祖世宗世系转移的理论:

先说世宗;西汉、西晋、南齐、北齐、隋、唐的世宗都没有发生世系转移。

其中有两位实际做过皇帝的,西汉世宗在废太子刘荣之后成为嫡长皇太子继位,而唐世宗则是庶长皇太子继位,如果说认为庶长子太子刘荣被废、刘彻继立能视为转移的话,那么同样为庶长子太子的唐世宗就不能是转移了,这是两个做过皇帝、能够互补互证世宗没有暗示转移说法的两条例子。

剩下四位都属于家族事业开启后做过掌门人或预备掌门人的追尊君主,此类追尊并不同于先祖追封。西晋世宗权力继承自晋高祖司马懿,且本身为嫡长子,他的帝系应继承自高祖,要转移也是晋太祖从晋世宗手里转,所以司马师此处是没有转移的。

高欢嫡长子北齐世宗文襄帝高澄的例子类同西晋世宗,权力承接依然是从父到嫡,没有转移,不去多聊。

《南齐书·本纪第四》:辛酉,追尊文惠皇太子为世宗文皇帝。

萧赜嫡长子萧长懋早死,萧赜死后由萧长懋嫡长子萧昭业继位,之后萧昭业追封其父世宗,那么这一代的传承始终发生在嫡系之间,也没有所谓转移。

《隋书·列传第二十四》:谥帝曰明,庙号世祖。追尊元德太子为孝成皇帝,庙号世宗。

隋元德太子杨昭的例子类同南齐世宗,也是其子登基后追封,杨昭为杨广嫡长子,所以转移的应是从杨广到庶孙杨侑这一系,那么杨广到杨昭没有转移,有转移的是杨侑,按转移理论,该拿世宗的得是隋恭帝。

宋孝武帝刘骏的庙号正是世祖,但是明帝刘彧并非孝武帝的子孙,那世宗没法用,只能用太宗或高宗了。同理齐武帝用了世祖做庙号,那篡位的齐明帝就只能用高宗;陈文帝用了世祖,陈宣帝就只能用高宗。

这一段的逻辑我也没捋清楚在哪里,为什么明帝不是孝武子孙就不能用世宗了?汉武不是光武子孙、晋景不是晋武子孙、前秦景明不是前秦宣昭子孙、齐文襄不是齐武成子孙,这些都是先世宗后世祖、庙字并用的例子。且为什么称祖称宗不看功绩看起辈分来了?如果你意思是祖在前、那么后继者非子孙就不能用同庙字的宗的话,那么北魏高宗在先后赵太宗都在先,但他们的子孙都用上了高祖太祖。且晋太宗并非晋太祖子孙、汉赵烈宗并非蜀汉烈祖子孙、前秦太宗并非前秦太祖子孙、宋太宗并非宋太祖子孙、金太宗并非金太祖子孙,然而他们都用了,而且更重要的是,梁世祖在前、梁世宗在后,而世宗却是世祖的侄孙。

《梁书·本纪第五》:世祖孝元皇帝,讳绎,字世诚,小字七符,高祖第七子也。
《北史·列传第八十一》:梁帝萧詧,字理孙,兰陵人,武帝之孙,昭明太子统之第三子也。
岿字仁远,詧之第三子也。
岿在位二十三年。梁之臣子,葬之显陵,谥曰孝明皇帝,庙号世宗。

并且还有一点就是,“那么世宗不能用”、为何就“只能是太宗或高宗”呢,为什么不可以是中宗显宗肃宗烈宗呢?所以这点也依然没有解释清楚为什么宋明帝可以得到高规格的庙号。并且按齐陈二朝“世宗用不了”只能用“高宗”的解释,是不是高宗也成了有“帝系转移”内涵的庙号了?

但是王朝发生世系转移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必须要体现出来

这个我就更看不懂了,王朝发生世系转移怎么就必须体现出来了?让刘昱普天下而告之“我爹是篡位上来的,我们帝系转移非正统”吗……?

最后在这点问题上,我认为皇家内部子嗣众多,每朝的皇储变更本就频繁,历史上以皇嫡太子身份继位的少之又少,我去百科上粗略数了一下,符合世系转移特征的君主,汉朝16/26 晋朝9/15 唐朝11/20 宋朝8/18 元朝8/15 明朝5/16 清朝6/12,前是符合条件的皇帝数目,后是百科展示的朝代皇帝总数,你可以看到,世系转移的君主数量占了总数的一半以上,所以说根本不存在什么“得用某庙号来暗示世系转移”的说法,因为王朝血系变动本身就非常高频,在其它论坛上看见的这种庙号暗示世系转移的说法纯粹是谬误,完全是一种可以解释的偶然,是历史发明家们强行捏造、强行概括的巧合。

毕竟庙号是什么?是要放在太庙神主中被历代子孙帝王祭祀供奉的专有称呼,要让子孙后代诚心诚意拜祭你的世室,那么你名义上肯定得足够优秀伟大呀,所谓庙号,就是这个名义,所以往名义上讲肯定是要又好又妙,那么在这种要求面前,像“世系转移”这种跟宗庙礼法半天干不上关系的“小事”自然就不会被高贵的庙号所留意了,因为这根本是两件毫不关系的事,没有必要去根据偶合来强行联系。

按《元史·志第二十五》:

至元元年冬十月,奉安神主于太庙,初定太庙七室之制。皇祖、皇祖妣第一室,皇伯考、伯妣第二室,皇考、皇妣第三室,皇伯考、伯妣第四室,皇伯考、伯妣第五室,皇兄、皇后第六室,皇兄、皇后第七室。凡室以西为上,以次而东。二年九月,初命涤养牺牲,取大乐工于东平,习礼仪。冬十月己卯,享于太庙,尊皇祖为太祖。三年秋九月,始作八室神主,设祏室。冬十月,太庙成。丞相安童、伯颜言:“祖宗世数、尊谥庙号、配享功臣、增祀四世、各庙神主、七祀神位、法服祭器等事,皆宜以时定”。乃命平章政事赵璧等集议,制尊谥庙号,定为八室。烈祖神元皇帝、皇曾祖妣宣懿皇后第一室,太祖圣武皇帝、皇祖妣光献皇后第二室,太宗英文皇帝、皇伯妣昭慈皇后第三室,皇伯考术赤、皇伯妣别土出迷失第四室,皇伯考察合带、皇伯妣也速伦第五室,皇考睿宗景襄皇帝、皇妣庄圣皇后第六室,定宗简平皇帝、钦淑皇后第七室,宪宗桓肃皇帝、贞节皇后第八室。十一月戊申,奉安神主于祏室,岁用冬祀,如初礼。

元世祖建太庙,除了烈、太二祖,太睿定宪四宗以外,术赤、察合台也进了太庙享受供奉但是却没有得到类同他人的庙谥,按理太庙这种地方神主只有皇帝才能立位,而元世祖肯抬他们进来已是在尊奉他们的身份了,倘若这二者后人以后来求继承元室法统的话,完全就可以说我家祖上做过太庙神主享用过天子神器有资格继承大统。但就可能出现这种事件的情况下忽必烈还是没有给他们个庙号谥号,倘若庙号真有能暗示世系转移的作用的话,忽必烈肯定就给个什么“世宗”、“代宗”来暗示他们虽贵入太庙但是帝系非嫡非正统而不能排在继承者顺位中了。所以拿尊贵的庙号来做暗示转移这种边边角角的小事,是完全失真无逻辑亦无意义的。

然后再提一个有趣的规律,就是太宗系的皇帝除了北魏、西夏以外,全部都有涉及世系转移…比世祖世宗阐述得淋漓尽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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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想强答一波题主的问题,关于第四点庙号太宗的。

首先要说的是庙号泛滥就是自“曹魏三祖”开始,公正度从这时开始就已经下降了,按“太祖始受封”、“高祖始受命”理论,刘义隆和石虎压根不应该得到象征开国的太祖庙号,所以整个魏晋南北朝的庙号系统其实是比较杂乱、无规律的。

其次回到问题本身,我们要确定一点,就是有庙号的谥号一定不会差(包括恭宗、哀宗、怀宗、思宗),但谥号好的不一定能拿到庙号,一旦有,其规格一定不会低。

所以再看刘彧以前与其同谥号明的君主:

汉显宗孝明帝刘庄、魏烈祖明皇帝曹叡、晋肃祖明皇帝司马绍、后赵高祖明皇帝石勒、燕太祖文明帝慕容皝、前秦高祖景明帝苻健(原为世宗明皇帝)、北魏太宗明元帝拓跋嗣。唯一没有庙号的是北魏明皇帝拓跋楼,不过他这属于是上古追封本身也没有做过与北魏政权相关的领头人,所以就不去讲他了。

由上可见,那几个直接称祖的和太宗就不多聊了,唯一例外的显宗还是经历了董卓、刘渊二人两轮庙号废除以后仍然能留下还未被更改过的庙号,也就是赞誉极高的庙号了。所以在刘彧的时代以前,有了谥号明以后再配上的庙号各个都是毫无疑问的上等。所以我认为他能够拿到太宗是得益于谥号的,至于谥号为何是明,看他之前三个有庙号的人,高祖武皇帝、太祖文皇帝(先是中宗景皇帝,后改谥)、世祖孝武帝,个个称祖且配套的谥号都是些什么武啊文啊的,题主认为谥号明的逼格能与文武相比吗?作为一个最后顺利传位其子的继业君主,刘彧本身的最后的定论是不是肯定要比连谥号都混不到的刘义符、刘劭、刘子业要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将刘宋七位君主相互比较一下,作谥用明低文武一些、称宗比祖再低一些在刘宋朝就显得非常的合情合理了。毕竟继位的是他亲儿子刘昱,且刘彧本身功绩确实差三祖一些,所以上庙谥时低他们一点在这基础上再选用个褒美一些的是完全没有什么问题的。所以究其根本我认为是之前的皇帝庙谥都选得太高了,他只能在此基础上弱一些、再退一步,于是乎,他就成了刘宋朝的太宗明皇帝。就像北魏朝单字都被拿去给祖先作谥了,道武帝以后的大家就都不约而同地用起了极美的双谥并且也再不会出现如春秋战国时期“燕前桓公”、“燕后桓公”这种特殊的例子了。当然,这也是有些人认为徽宗、钦宗并不是两个好庙号的原因。因为徽、钦二字无论是从其字本义释义上、抑或是其谥意上,都差之前的真仁英神哲太多了,这就是在同朝代下相互对比之后得出的一种推测。

当然,《宋书·礼志》里可能有别的制谥解读或其它地方有相关的庙谥议,但是我懒得翻了…就简单表达一下想法题主看能不能做个参考吧。

答案末尾分享几条聊庙号的文章;

始受封、始受命论:

zhihu.com/question/6230

zhihu.com/question/2937

世系转移论:

zhuanlan.zhihu.com/p/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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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彧这个“刘宋太宗明皇帝”,艰难夺位、大肆杀戮的传奇一生,足够写半部《冰与火之歌》了。

刘彧的祖父刘裕开国后,刘宋王朝为争皇位而爆发的皇族宗室内战,就成了司空见惯,颇有后世中东“奥斯曼继承法”的风范,激烈程度远非明朝的“争国本”,清朝的“九子夺嫡”可比。

宋武帝刘裕去世,顾命大臣谢晖,徐羡之等,废杀少帝刘义符,改立刘彧的父亲,宋文帝刘义隆。刘义隆年少即位,反杀顾命大臣,三十年元嘉之治,堪称南北朝文治第一等的明君。

刘彧十四岁的时候,刘义隆要废掉太子刘劭 ,犹豫来去结果反被弑杀。他的三哥刘骏在江州举兵,杀死弑父的刘劭及刘浚兄弟,登基为宋孝武帝。

刘彧因为年纪小,又是孝武帝之母路太后抚养长大的,所以宋孝武帝虽然猜忌宗室,屠戮大臣,对他却不错,让他历任秘书监、中护军、侍中兼卫尉、使持节都督徐兗二州豫州梁郡诸军事,徐州刺史、领军将军等要职,而且对京师禁军有了一定的影响力和人脉。

孝武帝刘骏去世,其子刘子业即位,大规模清洗宗室。他自率羽林兵,杀江夏王刘义恭,新安王刘子鸾,南海王刘子师等。义阳王刘昶被迫逃奔北魏。

皇叔、湘东王刘彧也被刘子业囚禁羞辱,取名“猪王”。然而,偏偏就是这个扮猪吃老虎的囚犯亲王,绝地反杀,笑到最后。

当刘子业打算西征荆、湘二州,讨伐其弟晋安王刘子勋,出征前打算把被囚禁的各位皇叔都杀掉时。就在千钧一发的当晚,刘彧收买侍卫寿寂之等人,发动政变,杀刘子业于华林园。

然后, 刘彧下令杀了刘子业的弟弟,司徒、扬州刺史、豫章王刘子尚,姐姐山阴公主,亲信宗越、谭金、童太一等人。

以自己的兄弟分掌要职:司空、东海王刘祎为中书监、太尉。骠骑大将军、建安王刘休仁为司徒、尚书令、扬州刺史。 镇军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山阳王刘休祐为骠骑大将军、荆州刺史。 卫尉、桂阳王刘休范为镇北将军、南徐州刺史。

随后,刘彧自立为帝。此刻,刘子业的弟弟、 镇军将军、江州刺史晋安王刘子勋,已经在江州长史邓琬和雍州刺史袁顗的拥戴下,以废昏立明的名义起兵,号召四方讨伐建康。

刘彧给刘子勋送去一个“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的空头衔,要他承认自己帝位,刘子勋当然完全不予理会,传檄京邑,痛骂他:

【岂图宋未悔祸,弑乱奄臻,遂矫害明茂,篡窃天宝,反道效尤,蔑我皇德,干我昭穆,寡我兄弟,恣鸱鸮之心,蹈伦、颖之志,覆移鼎祚,诬罔天人。藐孤同气,犹有十三,圣灵何辜,而当乏飨。】

对刘彧来说,发动政变控制京城容易,要稳定局面、坐稳皇位就是地狱难度了。因为他兄长孝武帝刘骏在位时,一方面加强中央集权,集中兵权,分割各州,一方面让自己诸皇子分都督各州军事,配以僚佐。

刘彧作为旁支皇叔,想要取代宋孝武帝的帝系,当然遭到他们的激烈反噬。刘子勋在寻阳称帝,年号义嘉元年,备置百官,举国响应,四方进贡,齐至寻阳。

而在刘彧看来,就是天下皆反的恶劣局面:

郢州刺史安陆王刘子绥,会稽太守寻阳王刘子房,荆州刺史临海王刘子顼这三个孝武帝之子,全都拥戴刘子勋。

徐州刺史薛安都,征虏司马申令孙, 司州刺史庞孟虬、豫州刺史殷琰、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湘州行事何慧文、广州刺史袁昙远、益州刺史萧惠开、梁州刺史柳元怙……这些地方大员,清一色地以刘子勋的寻阳政权为合法政府。

除了一个兗州刺史殷孝祖入卫京都,投奔刘彧, 其余长江上游的荆州、江州、郢州、雍州、益州、梁州、湘州都反了, 江北的豫州、徐州、青州、冀州,岭南广州都反了,下游的会稽五郡也反了,

更雪上加霜的是:

吴郡太守顾琛、吴兴太守王昙生、义兴太守刘延熙、晋陵太守袁摽、山阳太守程天祚也纷纷起兵支持刘子勋。

这时对刘彧来说,是以京畿一隅之地而对大半个南朝天下,放眼整个魏晋南北朝几百年历史,此前此后都没有能赢的例子。

然而,刘彧以伐乱为名,凭借量少质精的中央禁军,能攻善守的禁军宿将,派遣几个弟弟出动出击,各个击破,先轻易平定后方下游的吴、会之地,

然后由其弟刘休仁领军,名将沈攸之为辅,在长江中游的淮南决战中,面对刘子勋在长江上游集结起来十几万大军,靠 孤注一掷的冒险与将士用命, 出奇制胜断绝了上游联军粮道,连战连捷,

最后收纳降兵十万,进占寻阳,擒杀11岁的刘子勋,历时共八个多月,平定江南与淮南各地, 镇压了这场“义嘉之乱”。

坐稳皇位后,刘彧一方面对降顺的文武官员大加赦免: 其有才能者,并见授用,有如旧臣。才学之士,多蒙引进,参侍文籍,应对左右;

另一方面,对宋孝武帝的子孙,斩草除根,格杀勿论:

不止是起兵响应刘子勋的江夏王刘子绥、临海王刘子顼、邵陵王刘子元、寻阳王刘子房,尽数被杀,而且,年幼的永嘉王刘子仁、始安王刘子真、淮南王刘子孟、南平王刘子产、庐陵王刘子舆,甚至因为年幼还没封爵的孝武帝皇子,刘子凤、刘子趋、刘子期、刘子悦等人,也同样被处死。

最最可笑的,是孝武帝第二十七子刘子嗣,时年四岁,已经出继给了皇室旁支,前任东平王刘休倩。然而,刘彧依旧不肯放过,逼他的生母谢昭容 ,随便找了个「刘休倩的生母,刘子嗣的嗣祖母颜氏,性格严酷、虐待孩童」的所谓“理由”,上书给自己,请求让刘子嗣归宗。

谢昭容悲愤地在此"上书"最后写道:「 伏愿(刘彧)乾渥广临,曲垂照赐,复改命还依本属,则妾母子虽陨之辰,犹生之年!

然后刘彧批准,没过多久,便将刘子嗣与其他九个兄弟一并赐死,其自欺欺人的阴狠毒辣,可见一斑。

这也是刘宋皇室的第四次皇族内争,血腥程度空前,刘彧先后杀死了孝武帝刘骏包括刘子业、刘子勋在内的十七个儿子,彻底灭绝了子嗣众多的孝武帝一脉。然而,事情居然还没完!

刘彧在位六年后,身体每况愈下,身患重病,他担心在镇压刘子勋之变立下大功,成为重臣的亲弟弟们,也会有样学样,篡夺自己儿子的皇位,于是, 一不做二不休, 先杀晋平王刘休祐,巴陵王刘休若,一年后终于杀了头号重臣、执掌朝政多年,功勋盖世的建安王刘休仁。

皇弟中,只有桂阳王刘休范因无才能而免于一死。

刘休仁此前曾劝说刘彧,将刘骏剩下的10个幼子一并杀死,此刻也算是咎由自取。他在囚室破口大骂: 「上( 刘彧 )有天下,谁之功也?孝武以诛子孙而至于灭,今复遵覆车,枉杀兄弟,奈何忠臣抱此冤滥!我大宋之业,其能久乎?

而刘彧不久后病重,神志恍惚间认为是刘休仁的鬼魂作祟,连呼 「司徒小宽我」( 刘休仁,饶了我! )而死。

这也是刘宋皇族的第五次皇族内争,为了巩固自己子孙的帝位,杜绝将来的隐患,刘彧不惜将此前在与刘子勋争皇位,举国反对,命悬一线时,一同经历患难的亲弟弟也杀害了,在临死前变成彻底的孤家寡人。

对刘宋王朝而言,真正糟糕的后果是,皇族内战,父子兄弟叔侄相残,牵连多少文武重臣或死于非命,或叛逃敌国,国家政权元气大伤。

在刘彧夺位前,虽然经历了宋文帝时,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南侵至长江岸边,孝武帝刘骏起兵夺位的内战,但仍能很快恢复国力,保持刘裕建国时的疆土,领有河南山东之地。

而刘彧与刘子勋的内战中,北魏趁机大军南下,将河南、山东、淮北之地尽数侵吞,南北朝国境线从黄河推进到了淮河。而一心翦除宗室、巩固帝位的刘彧,根本无力恢复失土。

然而,就因为传位于儿子,善终,他竟然混了个“太宗明皇帝”的谥号,可不可笑?

更糟糕的是,刘宋王朝的宗室出镇制度,被完全破坏了。内部宗室凋零,无力再制约掌握武力的地方豪族,也包括掌握中枢禁卫军的将领。

刘彧死后,其子刘昱即位,是为后废帝,时年九岁。 面对又一次幼主在位,此前因为才具庸碌而逃得一命的皇叔刘休范,竟也萌生野心,起兵反叛,一直打到皇宫城门外,才被禁军统领萧道成平定。

接着,萧道成又击杀宗室领袖,宋文帝刘义隆之孙、建宁王刘景素,彻底清除了刘宋皇族的军政势力,弑帝篡权,改朝换代就成为必然了。

至于后废帝刘昱被萧道成加上的种种罪名,记录在后世史书上,其实就和他堂兄前废帝刘子业,被他亲爹刘彧加上的种种荒诞不经、匪夷所思罪名一样,爱信不信吧。

另有极具讽刺意味的一件事,刘彧灭了兄长孝武帝刘骏满门,又把自己第九个儿子刘赞,过继给刘骏当嗣子,封为武陵王,也是刘骏登基前的爵位,

其诏书云:「世祖孝武皇帝虽恃尊堕惠,勋狭政弛,乐饮无餍,事因於宁泰,任威纵费,义缘於务寡。故以积怨动天,流殃胤嗣」,把论才略武功堪称一代明君雄主的兄长,骂得狗血淋头。

然后自吹自擂:「继绝追远,礼训攸尚,况既帝且兄,而缺斯典。 朕应天在位,恩深九族,庶此足申追睦之怀,敷爱之旨

简直就是:从未见厚颜无耻若此的皇帝!

而当齐高帝萧道成篡夺刘宋后,也依样画葫芦,毫不客气地将刘彧还在世的所有儿子,尽数斩尽杀绝了。而年仅九岁的刘赞,此前就已经死在兵荒马乱、颠沛流离之中,疑似被萧道成顺手杀害。

这亦是无可争议的:天理循环,报应不爽了!

最后:刘彧这样的丢弃河南、山东、淮北大片国土,大肆杀戮亲族的昏暴之君,凭什么能得到“太宗”这种庙号?

很简单:南北朝时期的“太宗”庙号还不算特别隆高,肯定不如“太祖”“高祖”“世祖”,也不如“烈祖”“肃祖”这种魏晋后的新制庙号。

魏明帝曹睿,在“太祖”曹操,“高祖”曹丕后,论其功业,称个“大魏太宗皇帝”,还是够格的,然而曹睿非要在生前就给自己发明一个“烈祖”庙号,成为曹魏之“三祖”。

晋明帝司马绍,在晋朝已经有了“高祖”司马懿,“太祖”司马昭,“世祖”司马炎,“世宗”司马师,“中宗”司马睿,好的庙号只剩“太宗”“高宗”可选时,

按其生平功业,称个“大晋太宗皇帝”,也是肯定够格的,然而朝臣们大概认为他功业太高,所以,直接给他发明了一个新庙号“肃祖”,于是大晋皇朝不到一百年,就已经有“四祖”了,差不多空前绝后。

最后,“晋太宗”轮到谁了呢?那个给桓温当了一年傀儡,忧惧而死的简文帝司马昱。

同理,刘宋开国以来,除掉2个废帝,“高祖”刘裕,“太祖”刘义隆,“世祖”刘骏,已经占了三祖之位,如刘彧这样因为打内战,丢掉河南、山东、淮北疆土的皇帝,

朝臣实在不好意思给他个“烈祖”“肃祖”,或者新发明个“某祖”,那么就称个“太宗”勉勉强强吧。

“太宗”这个庙号,从什么时候起,才愈发光彩、超过各种“某祖”的?当然是唐太宗李世民。因为以李世民的旷代功业,都才用了“太宗”,他儿子李治只好称“高宗”,复国成功的李显用了“中宗”,李唐后世子孙等而下之,没一个敢妄称“某祖”。

到了五代后,“高祖”和“太祖”不再同时使用,已经成为定律;大概是石敬瑭这个“后晋高祖皇帝”当了儿皇帝,名声太坏,宋朝之后,“高祖”实际上被弃用,太祖成为开国皇帝的标配,

“太宗”也就成为仅次于开国皇帝“太祖”的第二隆高的庙号了,包括元、明、清各朝,皆是如此。“太祖太宗”直接联称,每个朝代成为“祖宗”之法的依据。

因此,刘彧这个“太宗”庙号,也就越发碍眼了,可以和晋太宗司马昱并为“太宗之耻”。

(本文部分内容,引述自笔者好友【元年春王正月】,此致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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