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应不应该诛杀降将李陵全家？

李凌的文学和史学形象，受到过两次比较大的人为修改。

一个，是司马迁，司马/杨氏（弘农杨氏）/李氏是一个小团体，

（弘农杨氏的杨敞娶了司马迁的女儿，

司马迁出于各种原因角度考虑，李氏家族的人的形象在史记中有了人为的粉饰的作用

二 唐代，李唐家族自认自己是李广之后。

另外五胡乱华等各种时期，

有些胡人要么自称自己是汉代之后，要么李凌之后。

胡人改汉姓，多刘 李两姓。

李凌的形象好多源于这两件事。

李凌的事情参考古代军令

只能说，李凌不应该投敌。

十七禁令五十四斩是古代军法。

十七禁令：

悖军、慢军、懈军、构军、轻军、欺军、淫军、谤军、奸军、盗军、探军、背军、狠军、乱军、诈军、弊军、误军；

五十四斩首：

一：闻鼓不进，闻金不止，旗举不起，旗按不伏，此谓悖军，犯者斩之。

二：呼名不应，点时不到，违期不至，动改师律，此谓慢军，犯者斩之。

三：夜传刁斗，怠而不报，更筹违慢，声号不明，此谓懈军，犯者斩之。

四：多出怨言，怒其主将，不听约束，更教难制，此谓构军，犯者斩之。

五：扬声笑语，蔑视禁约，驰突军门，此谓轻军，犯者斩之。

六：所用兵器，弓弩绝弦，箭无羽镞，剑戟不利，旗帜凋弊，此谓欺军，犯者斩之。

七：谣言诡语，捏造鬼神，假托梦寐，大肆邪说，蛊惑军士，此谓淫军，犯者斩之。

八：好舌利齿，妄为是非，调拨军士，令其不和，此谓谤军，犯者斩之。

九：所到之地，凌虐其民，如有逼淫妇女，此谓奸军，犯者斩之。

十：窃人财物，以为己利，夺人首级，以为己功，此谓盗军，犯者斩之。

十一：军民聚众议事，私进帐下，探听军机，此谓探军，犯者斩之。

十二：或闻所谋，及闻号令，漏泄于外，使敌人知之，此谓背军，犯者斩之。

十三：调用之际，结舌不应，低眉俯首，面有难色，此谓狠军，犯者斩之。

十四：出越行伍，搀前越后，言语喧哗，不遵禁训，此谓乱军，犯者斩之。

十五：托伤作病，以避征伐，捏伤假死，因而逃避，此谓诈军，犯者斩之。

十六：主掌钱粮，给赏之时阿私所亲，使士卒结怨，此谓弊军，犯者斩之。

十七：观寇不审，探贼不详，到不言到，多则言少，少则言多，此谓误军，犯者斩之。

这个事情可以对比几个历史资料来看一看。

史记对李陵失败的记载：

数岁，天汉二年秋，贰师将军李广利将三万骑击匈奴右贤王於祁连天山，而使陵将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馀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专走贰师也。陵既至期还，而单于以兵八万围击陵军。陵军五千人，兵矢既尽，士死者过半，而所杀伤匈奴亦万馀人。且引且战，连斗八日，还未到居延百馀里，匈奴遮狭绝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虏急击招降陵。陵曰：“无面目报陛下。”遂降匈奴。其兵尽没，馀亡散得归汉者四百馀人。——《史记 卷一百九　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

205字，总共就这么多。优秀的作者总能做到详略得当。这短短205字写得十分精巧，文学水平非常高。我们可以简单分析一下：

在司马迁的记载中，李陵失败的过程看上去是这样的：

豪迈远征，深入敌境，李陵无罪：

陵将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馀里。

相忍为国，被人出卖，李陵无罪：

欲以分匈奴兵，毋令专走贰师也。

这句话的意思是李陵接到的任务就是吸引敌军主力送死，给皇帝的宠臣分担压力、让别人立功。

配置不公，出卖有据，李陵无罪：

贰师将军李广利将三万骑击匈奴右贤王於祁连天山，而使陵将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馀里。

别人带了更加适合草原作战的骑兵三万，李陵只有步兵（含弓箭手）五千。而且这一段是放在被人出卖前面一段说的，从而让被人出卖这个观点像是读者自己想出来的，不是作者灌输的。

救兵不到，惨遭出卖，李陵无罪：

陵既至期还，……还未到居延百馀里，……陵食乏而救兵不到。

看上去，李陵圆满完成了牵制敌军的任务，并且尽可能的打了回来，但是汉朝却没有安排救援。

众寡悬殊，非战之罪，李陵无罪：

单于以兵八万围击陵军。陵军五千人。

兵矢既尽，士死者过半，而所杀伤匈奴亦万馀人。

且引且战，连斗八日。

这些都是在描写李陵的困难和努力。

身陷绝境，别无选择，李陵无罪：

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虏急击招降陵。

被迫投降，犹怀忠义，李陵无罪：

陵曰：“无面目报陛下。”遂降匈奴。

遭人出卖，非战之罪，李陵无罪：

其兵尽没，馀亡散得归汉者四百馀人。

整个套路下来，每一个要点都在说一句话：

李陵无罪。

司马迁在史记里面基本上都是这样“详略得当”的。

司马迁这段记载是有非常大的问题的。这一问题通过对比《汉书》的记载是可以发现的。

《汉书》关于李陵一战的记载就长多了。《汉书》关于李陵一战的记载是这样的：

天汉二年，贰师将三万骑出酒泉，击右贤王于天山。召陵，欲使为贰师将辎重。陵召见武台，叩头自请曰：“臣所将屯边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剑客也，力扼虎，射命中，愿得自当一队，到兰干山南以分单于兵，毋令专乡贰师军。”上曰：“将恶相属邪！吾发军多，毋骑予女。”陵对：“无所事骑，臣愿以少击众，步兵五千人涉单于庭。”上壮而许之，因诏强弩都尉路博德将兵半道迎陵军。博德故伏波将军，亦羞为陵后距，奏言：“方秋匈奴马肥，未可与战，臣愿留陵至春，俱将酒泉、张掖骑各五千人并击东西浚稽，可必禽也。”书奏，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书，乃诏博德：“吾欲予李陵骑，云‘欲以少击众’。今虏入西河，其引兵走西河，遮钩营之道。”诏陵：“以九月发，出庶虏鄣，至东浚稽山南龙勒水上，徘徊观虏，即亡所见，从浞野侯赵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因骑置以闻。所与博德言者云何？具以书对。”陵于是将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营，举图所过山川地形，使麾下骑陈步乐还以闻。步乐召见，道陵将率得士死力，上甚说，拜步乐为郎。
陵至浚稽山，与单于相直，骑可三万围陵军。军居两山间，以大车为营。陵引士出营外为陈，前行持戟盾，后行持弓弩，令曰：“闻鼓声而纵，闻金声而止。”虏见汉军少，直前就营。陵搏战攻之，千弩俱发，应弦而倒。虏还走上山，汉军追击，杀数千人。单于大惊，召左右地兵八万余骑攻陵。陵且战且引，南行数日，抵山谷中。连战，士卒中矢伤，三创者载辇，两创者将车，一创者持兵战。陵曰：“吾士气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军中岂有女子乎？”始军出时，关东群盗妻子徙边者随军为卒妻妇，大匿车中。陵搜得，皆剑斩之。明日复战，斩首三千余级。引兵东南，循故龙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泽葭苇中，虏从上风纵火，陵亦令军中纵火以自救。南行至山下，单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将骑击陵。陵军步斗树木间，复杀数千人，因发连弩射单于，单于下走。是日捕得虏，言：“单于曰：‘此汉精兵，击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兵乎？’诸当户君长皆言：‘单于自将数万骑击汉数千人不能灭，后无以复使边臣，令汉益轻匈奴。复力战山谷间，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乃还。’”
是时，陵军益急，匈奴骑多，战一日数十合，复伤杀虏二千余人。虏不利，欲去，会陵军候管敢为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军无后救，射矢且尽，独将军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为前行，以黄与白为帜，当使精骑射之即破矣。”成安侯者，颍川人，父韩千秋，故济南相，奋击南越战死，武帝封子延年为侯，以校尉随陵。单于得敢大喜，使骑并攻汉军，疾呼曰：“李陵、韩延年趣降！”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虏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汉军南行，未至鞮汗山，一日五十万矢皆尽，即弃车去。士尚三千余人，徒斩车辐而持之，军吏持尺刀，抵山入峡谷。单于遮其后，乘隅下垒石，士卒多死，不得行。昏后，陵便衣独步出营，止左右：“毋随我，丈夫一取单于耳！”良久，陵还，大息曰：“兵败，死矣！”军吏或曰：“将军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后求道径还归，如浞野侯为虏所得，后亡还，天子客遇之，况于将军乎！”陵曰：“公止！吾不死，非壮士也。”于是尽斩旌旗，及珍宝埋地中，陵叹曰：“复得数十矢，足以脱矣。今无兵复战，天明坐受缚矣！各鸟兽散，犹有得脱归报天子者。”令军士人持二升糒，一半冰，期至遮虏鄣者相待。夜半时，击鼓起士，鼓不鸣。陵与韩延年俱上马，壮士从者十余人。虏骑数千追之，韩延年战死。陵曰：“无面目报陛下！”遂降。军人分散，脱至塞者四百余人。

《汉书》基本继承了史记的格局，但是多出来了很多细节，这些细节全盘否定了史记的观点：

争功乱政，改变战略，自取灭亡：

史记“相忍为国，被人出卖”部分写的是“欲以分匈奴兵，毋令专走贰师也。”意思是李陵接到的任务就是吸引敌军主力送死，给皇帝的宠臣分担压力、让别人立功。

然而汉书的记载是：陵召见武台，叩头自请曰：“……愿得自当一队，……毋令专乡贰师军。”也就是说，被司马迁说的好像是被人坑了的“毋令专走贰师”的战略设计，是李陵自己要求的，是他自己找的。

争功乱政，拒绝意见，咎由自取：

史记“配置不公，出卖有据”部分写的是李广利带着骑兵出塞而李陵只有步兵。

对此，《汉书》指出：上曰：“将恶相属邪！吾发军多，毋骑予女。”陵对：“无所事骑，臣愿以少击众，步兵五千人涉单于庭。”汉武帝原定战略需要大量的兵力，已经没有适当的军兵种去执行李陵的战略。对此，李陵拒绝了汉武帝的意见，一定要自己独立带兵，不给别人当绿叶。其实这个不配合整体战略的毛病李广就有。李广弃守上谷就是一个缺乏大局观和责任心的表现，漠北之战在军前拒绝服从指挥更加是典型中的典型。

争功乱政，引发异议，决策混乱：

上壮而许之，因诏强弩都尉路博德将兵半道迎陵军。

博德……奏言：“方秋匈奴马肥，未可与战，臣愿留陵至春，俱将酒泉、张掖骑各五千人并击东西浚稽，可必禽也。”

书奏，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书，乃诏博德：“吾欲予李陵骑，云‘欲以少击众’。今虏入西河，其引兵走西河，遮钩营之道。”诏陵：“以九月发，出庶虏鄣，至东浚稽山南龙勒水上，徘徊观虏，即亡所见，从浞野侯赵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因骑置以闻。”

由于李陵的积极争取，汉武帝改变了原有计划。但是，路博德认为李陵计划不当，“方秋匈奴马肥，未可与战”，指出当时正是匈奴骑兵战斗力最强、机动力最强的季节，建议采取新的战略。

路博德的这一建议揭示了李陵战略建议的一大问题：步兵机动性本来就弱于骑兵，又要深入敌境，风险极大，却要在敌人战马体力最好的时候进攻，很容易失去控制。

汉武帝派路博德去河西，将原定支援李陵的救兵安排了新的军事任务。这样，整个作战部署都变得非常混乱。

李陵发挥了他这个层级本来不应该具有的顶层决策影响力，结果汉朝在这次战役决策中表现得十分混乱。

争功乱政，战略混乱，救兵被撤：

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书，乃诏博德：“吾欲予李陵骑，云‘欲以少击众’。今虏入西河，其引兵走西河，遮钩营之道。”诏陵：“以九月发，出庶虏鄣，至东浚稽山南龙勒水上，徘徊观虏，即亡所见，从浞野侯赵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因骑置以闻。”

由于军情等因素，汉武帝实际上放弃了安排路博德半路接应李陵的计划，而是安排路博德率兵先去了西河和匈奴作战、保卫军事路线，安排李陵走山地，利用山地去削弱匈奴骑兵的优势。这样，最终彻底执行了李陵“无所事骑，臣愿以少击众，步兵五千人涉单于庭”的计划，你自己玩去吧。

表现诡异，势穷投降，功罪难明：

虏不利，欲去，……单于得敢大喜，使骑并攻汉军，疾呼曰：“李陵、韩延年趣降！”……昏后，陵便衣独步出营，止左右：“毋随我，丈夫一取单于耳！”良久，陵还，大息曰：“兵败，死矣！”军吏或曰：“将军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后求道径还归，如浞野侯为虏所得，后亡还，天子客遇之，况于将军乎！”陵曰：“公止！吾不死，非壮士也。”……令军士人持二升糒，一半冰，期至遮虏鄣者。相待夜半时击鼓起士。鼓不鸣。陵与韩延年俱上马，壮士从者十余人。虏骑数千追之，韩延年战死。陵曰：“无面目报陛下！”遂降。军人分散，脱至塞者四百余人。

李陵投降这个过程与史记记载明显不同。

史记说的是“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虏急击招降陵。陵曰：‘无面目报陛下。’遂降匈奴。”但是《汉书》说的是，先是匈奴招降李陵，然后李陵乘黄昏时分，换掉标志身份的官服，改穿便衣，独自消失了很久。对此，李陵的解释是要去刺杀匈奴单于。这个解释很奇异。因为刺杀单于的前提是见到单于。那么，李陵凭什么见单于呢？

接着，在李陵回来以后，《汉书》记载了一段很奇怪的话：

“将军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后求道径还归，如浞野侯为虏所得，后亡还，天子客遇之，况于将军乎！”

这段话表面上是说李陵可以假投降然后逃回来，一直以来也都这样解读的。可是这样就和李陵“吾不死，非壮士也”的回答以及随后投降的表现矛盾了。其实，仔细品一下就会发现，这段话的实际意思是说：

不要怕。

这样想就有点儿意思了。因为李陵的回应实际上就是“我不怕”。

在“我不怕”之后，李陵的表现是非常有趣的，他表演了一场汉朝版的“集结号”：

令军士人持二升糒，一半冰，期至遮虏鄣者。相待夜半时击鼓起士。鼓不鸣。陵与韩延年俱上马，壮士从者十余人。

他在说过不怕之后，下令部队轻装，准备突围到亭障会合，信号是半夜击鼓。但是实际上发生的事情是，鼓没响，李陵就和韩延年带着十几个人跑了。

这就更有意思了。

《集结号》是一个摆明了黑解放军的片子，网友批评说“除了演员和资金是中国的，其他都是韩国的”。有意思的是，这样一部片子，一再被一些人拿出来作为政治教材让社会学习。这个电影的关键情节就是约好了吹集结号让断后的部队撤兵但却没吹导致断后部队全军覆没。值得一提的是，解放军的号令里面没有集结号。不但如此，集结号这个情节想一想就知道是不存在的。因为如果主力部队已经脱险了，那么他们和断后部队的距离就会很远，不太可能再通过号声传达命令。合理的安排应该是安排几个通讯员传达命令，然后通讯员再跟着断后部队一起撤，或者通讯员传达完命令以后再先行撤回。基本上近几年所有涉及到解放军正面历史的电影都会遭遇到大面积抨击，有个歌手仅仅是根据节目安排唱了一次抗美援朝的歌曲都遭到了“网络暴力”，但是《集结号》不但没有遭到网络围攻，还经常出现在官方的教学内容当中，这里面要是没有鬼，地狱早就空了。

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虽然解放军没有集结号，但是封建时代被司马迁竭力鼓吹的李陵，却做了“鼓不鸣”的事情，只带着十几人跑了。

事有反常必为妖，李陵这事儿很有意思。

然而就是这样诡异的事情，史记提都没有提。

看别人想说什么，不但要看他说了什么，还要看他没说什么。

司马迁说了李陵的无数不得已，但却偏偏没有说李陵在这些事情当中做的妖。这是一种有严重剪裁、以至于破坏了历史真实的记载方式。片面的真相就是谎言，司马迁在撒谎。因此，对于司马迁在史记当中散布的观点，我们是不可以不加分析地直接采信的。

兼听则明。对比史记和《汉书》的记载之后，我们再看汉武帝的决策，就会更加理智。

比如说，同样是被敌人抓去，“如浞野侯为虏所得，后亡还，天子客遇之”，汉武帝并不是随意诛杀败将的人。

就连史记也说：

单于既得陵，素闻其家声，及战又壮，乃以其女妻陵而贵之。汉闻，族陵母妻子。

换言之，司马迁认为李陵被灭族是因为李陵娶了单于的“公主”、做了匈奴的权贵。相比之下还是《汉书》为李陵做了开脱，说李陵被灭族是因为有将领李绪为匈奴练兵，被误传为李陵。很多为李陵开脱的是，都是以史记之前为李陵开脱的观点，加上《汉书》最后为李陵开脱的观点，只采纳对李陵有益的部分杂糅而成的。兼采观点是允许的，但是兼采观点的前提是对两个观点进行了辨析，消除了二者的矛盾，不能硬接。柳树枝嫁接到杨树上，活不活的可以看一看，但是柳树枝嫁接到排气管子上，找抽呢？

前面经过辨析，可以看出，史记在李陵事件的记载上引导了错误的观念。其实《汉书》也是秉持了史记的观点。虽然《汉书》里的细节都反对了史记，但是《汉书》依旧是站在史记的观点上进行的论述，并没有认识到二者的矛盾。比如说《汉书》就始终发表观点说，路博德在李陵事件中故意陷害李陵，明确说：

博德故伏波将军，亦羞为陵后距。

久之，上悔陵无救，曰：“陵当发出塞，乃诏强弩都尉令迎军。坐预诏之，得令老将生奸诈。”

但是这一记载本身也是不公允的。像路博德羞为陵后距的事情，之前李陵羞为李广利后距的时候，汉武帝说的是什么呢？“将恶相属邪！”路博德曾经是威震一方的大军统帅，李陵不过是一个骑都尉，路博德羞为陵后距简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反而是李陵羞为李广利后距的事是不太合理的，因为李广利是大军统帅。这个事上，汉武帝宠着李陵呢。而且《汉书》这么繁琐的记载仍然遗漏了李陵对路博德建议的回书。汉武帝明确下诏要求李陵“所与博德言者云何，具以书对”。汉武帝后来对路博德的评价也是不当的。路博德明确指出了当时秋高马肥利于匈奴作战，路博德明确提出要让李陵留到开春再进攻，既有客观分析又有合理建议，怎么就“奸诈”了？说到底，还是路博德朝中无人，李陵有人说话。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汉武帝身边的司马迁，他始终在为李广家族说话。

我特意查了一下重要人物的卒年。霍去病于公元前117年去世，卫青于公元前106年去世，李陵投降是公元前99年，那么，从霍去病去世到李陵投敌这十几年间，汉朝发生了什么变化呢？汉武帝指挥下的汉朝从大破匈奴变成了浪战无法。这期间司马迁是什么样的呢？这一期间，司马迁逐渐得到重用。霍去病去世后6年，卫青去世前5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元鼎六年，司马迁得到了出使西南夷的任务，并于次年复命。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元封元年，汉武帝封禅泰山，司马迁参与封禅。但是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因为患病没有参加，愤懑去世。随后，司马迁与各路人马广泛交际，特别是与劝说汉武帝将察举制考试内容更改为儒家学说、进而为儒家学说通过这种寄生的方式霸占汉朝官方学说地位的董仲舒等人交好。公元前108年，司马迁出任太史令。公元前104年，司马迁作为太史令参与编制了新历法。到了公元前99年，李陵事败。年余，李陵被灭族。大约是在这个时候，司马迁被处以腐刑，随后做了中书令。不过这里有一点疑问。东汉以后，普遍认为“中”字开头的很多官职都是太监做的。但是学者研究和考古发现认为，在东汉确立这个观念以前，“中”字开头的官职只不过是直接服务于皇帝的内朝官而已，而内朝官很长一段时期都是正常的士人在做。这样弄到最后连司马迁到底是不是被处以腐刑也产生了疑问。不管怎么说，司马迁在汉武帝朝廷中地位上升的过程，基本上，怎么说呢，也是汉武帝日益昏聩的过程。这种关联关系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考虑到卫青不养门人的做法，当时的司马迁还是一个郎中，很需要人推荐，以司马谈司马迁的文人身份，和卫青霍去病骤登富贵却又与老权贵保持距离的做法，他们之间是不是有着什么羡慕嫉妒恨的矛盾，这就很值得怀疑了。毕竟，司马迁捧李广黑卫霍黑得有点太狠了。而这种做法与历史上给司马迁设定的人设也有点矛盾。要知道，卫霍和司马迁并没有实质上的仇怨。司马迁一再黑他们是很过分的。古人说，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卫霍很明显是君子。那么司马迁呢？司马迁的做法是很典型的小人表现。这样一来，史记里的很多东西就需要重新剖析了。

如果司马迁的观点是有问题的，那么依据他的观点来讨论汉武帝对待李陵是否有问题就也是有问题的。

要讨论李陵的问题，就要回避司马迁的观点。

注意，是观点。他的记载我们还是要参考的。